按照中国传统，每个人有名、字、号，个中讲究，十分复杂。稍有不慎，便会使用不当，造成大错。

一、古人如何取名？

名跟随人的一生，所以取名是一件值得重视的事情。关于古人取名的原则，《左传·桓公六年》写道：“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

所谓信，即以出生时与生俱来的特殊标记为名；

所谓义，是根据出生时的祥瑞现象来命名；

所谓象，是以相似之物来命名；

所谓假，是指假托万物之名；

所谓类，是可以取与其父相类似的名字。

此外，古人还提出了取名的六条禁忌，分别是：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

二、名、字关联讲究多

古人有一种“名外之外”，也就是字。俗话说：“名以正体，字以表德”。起名以分彼此，取字可明尊卑。在许多情况下，“名”和“字”存在着一定的关联。

并列式：字和名意义相同或相通，是并列关系。屈平，字原。广平曰原，意思相同。孟轲，字子舆。轲、舆都是车的意思。

辅助式：字和名意思相近，但不完全相同，可以互为辅助。陆机，字士衡。机、衡皆为北斗中的星名，互为辅助。李渔，字笠翁。蓑笠是渔翁的象征。

矛盾式：字和名以相反的意思进行关联。朱熹，宇元晦。熹是天亮，晦是黑夜。王绩，字无功。成绩和无功正好相反。

扩充式：字与名往往出自同一句话中，意思相顺，字为名的意思作补充解释或修饰。赵云，字子龙。《周易》说：“云从龙，风从虎。”名和字在一句话中，意思相顺。于谦，字廷益。《尚书》说：“谦受益。”名和字在一句话中，谦是前提条件，益是谦的后果。

延伸式：字的意思为名字的意思的延伸。李白，字太白。太白指太白金星，这是对太意的延伸。杜牧，字牧之。牧之即放牧，延伸解释了牧的含义。

三、名、字怎么用？

由于古人特别重视礼仪，所以名、字的称呼上是十分讲究的。一般来讲，有以下几条原则。

名一般用作谦卑的称呼，或是上对下、长对少的称呼。不过，上对下、长对少也存在以“字”来称呼的情况，以示尊重。

平辈之间，相互称字，这是有礼貌的表现；只有十分熟悉的平辈之间才会相互称名。

下对上，卑对尊写信或呼唤时，可以称字，但万万不能称名。特别是君主或自己父母长辈的名，更是完全不能提，否则就是“大不敬”或叫“大逆不道”

取个什么号，全凭你爱好

古代帝王的号，有尊号、庙号、谥号、年号之分，一般都有特定的意思，其中如谥号具有对其一生功过是非进行盖棺定论的意义，是不能随便取的。但是，民间之人取号，则是随意得多。除了封号、谥号之外，号的产生全是凭爱好。

古代的中上层人物，尤其是文人雅士，总喜欢给自己起个号，以自由地抒发和标榜其志向和情怀。比较有名的例子有：

忧世愤俗的爱国诗人陆游，被权贵讥为不守礼法，他索性自号“放翁”，以抒发对他们的蔑视；

宋人郑思肖，在宋亡后隐居苏州，自号“所南”，以示对宋室的铭记；

明朝末年画家朱耷，在明亡时取号“八大山人”。“八大”二字连写，似哭非哭，似笑非笑，寓哭笑不得意，寄托着自己怀念故国的悲愤之情。

有些号是他人所起并得到公认的，如“绰号”、“浑号”等。它有极强的表义性，往往是人物面貌性格特征的一种折光或写照。

春秋时的百里奚为“五羖大夫”，这是因为他沦落楚国后，被秦国国君用了五张羖（黑公羊）皮赎回了秦国。

宋代有一位“三旨宰相”，是因为他在十多年的宰相任中只做三件事：取旨、领旨、传旨。

黑旋风李逢、豹子头林冲、青面兽杨志、花和尚鲁智深……《水浒传》一百单八将惟妙惟肖的绰号给读者留下了极为深刻难忘的印象。

四、其它的称呼方式

除了上述的字、号之外，历史上称呼的方式还有多种。

李鸿藻跟李鸿章没有关系，只是名字相似而已。李鸿章本名章铜，字渐甫、子黻，号少荃（一作少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安徽合肥人，晚清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之一。世人多称“李中堂”，因行二，故民间又称“李二先生”。

李鸿藻字兰荪，号石孙、砚斋，河北保定人。同光年间的清流领袖，晚清主战派重臣之一。咸丰二年（1852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督河南学政。同治元年（1862年），被提拔为侍讲，深受西太后慈禧的信任，累迁内阁学士，署户部左侍郎。同治四年（1865年），再升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

参考：

http://wwwunitedcncom/03zhmj/24qing/new_page_2845htm

另附：

李鸿章（1823215-1901117），本名铜章，字渐甫（一字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安徽合肥东乡（今肥东县）磨店人。因行二，故民间又称“李二先生”。

李氏先世本姓许，明季避乱由江西湖口迁至合肥。九世祖李心庄无子，同庄姻戚许迎溪将次子子慎所给其为嗣，改姓李。李家世代耕读为生，至李鸿章高祖时才“勤俭成家，有田二顷”，一直与科举功名无缘，直到李鸿章父亲李文安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考中进士，李氏一族才“始从科甲奋起，遂为庐郡望族”。

李文安在科举入仕前，长期在家乡以课馆为业。李鸿章六岁就进入家馆棣华书屋学习。他少年聪慧，先后拜堂伯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为师，攻读经史，打下扎实的学问功底。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他入选优贡并奉父命入京应翌年（甲辰）顺天乡试，一举中式；二十七年（1847年）考中丁未科二甲第十三名进士，朝考改翰林院庶吉士。是科主考官潘世恩，副主考杜受田、朱凤标、福济，其房师则为孙锵鸣。

李鸿章在赴京途中，曾写下脍炙人口的《入都》诗十首，为世所传诵。他以诗言志，有“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之宏愿。入京后，他在时任刑部郎中的父亲引领下，遍访了吕贤基、王茂荫、赵畇等安徽籍京官，得到他们的器重和赏识；同时，由于科场顺利，使他得以有广泛的交游和开阔的眼界，当时与他同榜的甲辰（举人）、丁未（进士）两科中，人才济济，不少人日后膺任枢臣疆寄，李鸿章与这些同年一直保持着密切而特殊的关系。就科举正途而言，出身徽商又为苏州世家的主考官潘世恩，以及作为李鸿章太老师的翁心存（孙锵鸣之师），在青年李鸿章任翰林院编修时，对其经世致用世界观的形成，均有一定的启迪；而以潘、翁为领袖的苏南豪绅，对李鸿章后来组建淮军迅速崛起于江苏，也予以极大的支持。然而，最令李鸿章庆幸的是，他在初次会试落榜后的“乙丙之际”（即1845－1846年），即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

当时，曾国藩患肺病，僦居城南报国寺，与经学家刘传莹等谈经论道。报国寺又名慈仁寺，曾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栖居所。面对内忧外患，强烈的参与意识使曾国藩步亭林以自喻。他在桐城派姚鼐所提义理、辞章、考据三条传统的治学标准外，旗帜鲜明地增加了“经济”，亦即经世致用之学一条。李鸿章不仅与曾国藩“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还受命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经史百家杂钞》，所以曾国藩一再称其“才可大用”，并把他和门下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陈鼐、帅远铎等一起，称为“丁未四君子”。太平军起，曾、李各自回乡办理团练，曾氏又将自己编练湘军的心得谆谆信告李鸿章，足见期望之殷。

咸丰三年（1853年）初，李鸿章得知太平军大举入皖的消息后，怂恿工部左侍郎吕贤基上奏，并代为捉刀连夜赶写奏章。奏上，咸丰帝命吕担任安徽团练大臣，吕对李说：“君祸我，上命我往；我亦祸君，奏调偕行”。于是李鸿章与吕贤基一同回到安徽。翌年，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也由王茂荫举荐回乡办团练。李家父子的团练“整齐皆可用”。李鸿章先后随周天爵、李嘉端、吕贤基、福济等清廷大员在皖中与太平军、捻军作战。

李鸿章以书生带兵，既有“专以浪战为能”的记录，也有“翰林变作绿林”的恶名。数年的团练生涯，使他逐步懂得了为将之道，不在一时胜败，不逞匹夫之勇。他曾因咸丰五年（1855年）十月率团练收复庐州之功，“奉旨交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次年又以克复无为、巢县、含山的战功，赏加按察使衔。然而，功高易遭妒，一时之间，谤言四起，李鸿章几不能自立于乡里。七年（1857年），皖抚福济奏报李鸿章丁忧，为父亲守制，从而结束了他为时五年的团练活动。翌年，太平军再陷庐州，李鸿章携带家眷出逃，辗转至南昌，寓居其兄李翰章处。他本人遂于九年（1859年）末投奔建昌曾国藩湘军大营，充当幕僚。

其实，适湘军三河新败，需人孔急。因此，曾国藩对于招李鸿章入营襄助，甚为积极主动。但曾也深知，李自恃才高气盛，锋芒毕露，真要独当一面，还需再经一番磨砺。于是，他平时尽量让李鸿章参与核心机密的讨论，将其与胡林翼、李续宜等方面大员同等看待；当时，湘军幕府中有不少能言善辩之士，如李元度、左宗棠等，曾国藩经常有意无意让他们与李鸿章争口舌之长，以挫其锐气。至于曾氏本人，更是身体力行，以自己的表率来影响李鸿章。如李爱睡懒觉，曾则每日清晨必等幕僚到齐后方肯用餐，逼李每日早起；又李好讲虚夸大言以哗众取宠，曾多次正言相诫：待人惟一个“诚”字。每当遇到困难河挫折，曾则大谈“挺”经。如此苦心孤诣，使李鸿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习惯都深受曾国藩的潜移默化。李鸿章自称：“我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又说“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指南针，获益匪浅。”而曾国藩的评价则是：“少荃天资与公牍最相近，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也未可知。”

事实的发展正是如此，曾氏生性“懦缓”，而李的作风则明快果断；曾国藩每有大计常犹豫再三，往往得李在旁数言而决。咸丰十年（1860年）秋，师生之间因曾国藩决定移军祁门和弹劾李元度二事发生严重分歧。李鸿章认为祁门地处万山丛中，是兵家所忌的“绝地”，移驻不妥；而李元度追随曾氏，好为“文人大言”，而非将才，曾深知其短却使他领军防守徽州，甫一兵败又严词纠参，李鸿章不愿拟稿并“率一幕人往争”，终至愤而离营。这表明，李此时的战略和用人眼光已在曾之上。后来，经过胡林翼、陈鼐和郭嵩焘等友朋的劝说和曾国藩的再三招请，李鸿章乃于次年六月七日重回湘军大营。

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清政府在整个长江下游地区已失去最后一支经制军主力。在太平军猛烈攻势下，江南豪绅地主，纷纷逃避到已经形同孤岛的上海。为了免遭灭顶之灾，在沪士绅买办一面筹备“中外会防局”，依赖西方雇佣军保护上海；另一方面又派出钱鼎铭等为代表，前往安庆请曾国藩派援兵。钱鼎铭先动之以情，每日泣涕哀求，言江南士绅盼曾国藩如久旱之望云霓；继而晓之以利，说上海每月可筹饷六十万两，这对时感缺饷的湘军，不啻是一大诱惑；同时，钱鼎铭还利用其父亲钱宝琛是曾国藩和李文安同年的关系，走李鸿章的门路要说动曾国藩。曾国藩最初属意派曾国荃领兵东援，但曾国荃一心要攻下天京，建立首功，而不愿往。随后，曾国藩又函请湘军宿将陈士杰出山，但陈亦以“母老”力辞，曾国藩最后转商于李鸿章，李欣然应命，于是开始了淮军的招募与组建。

汉族人

李鸿章（1823年－1901年）本名章桐，字渐甫或子黻，名字出自《周易·渐卦》“鸿渐于陆”，号少荃（泉），汉族人，世人多尊称李中堂，李傅相，亦称李合肥，被西方人称呼为“东方的俾斯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