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炯（公元650年－692年），华阴县人，排行第七，唐朝诗人。初唐四杰之一。 唐高宗显庆六年（公元661年），年仅11岁的杨炯被举为神童，上元三年（676年）应制举及第，授校书郎。后又任崇文馆学士，迁詹事、司直。武后垂拱元年（685年），降官为梓州司法参军。天授元年（690年），任教于洛阳宫中习艺馆。如意元年（692年）秋后改任盈川县令，吏治以严酷著称，死于任所。因此后人称他为“杨盈川”。 杨炯恃才傲物，他听说自己为四杰之一后说：“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杨炯擅长写边塞诗，气势轩昂，风格豪放。明胡应麟《诗薮·内编》谓“盈川近体，虽神俊输王，而整肃浑雄。究其体裁，实为正始。”张说曰：“杨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也。”

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标明原作者为施耐庵、罗贯中 人，引起许多观众的疑惑：《水浒传》的作者不明明是施耐庵一个人吗，怎么变成了施耐庵、罗贯中两个人？

说来话长。

在清代和在民国年间，《水浒传》最流行的版本是贯华堂刊本，即金圣叹评本（七十回本），它所题署的作者为施耐庵。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文化大革命”之前，《水浒传》最流行的版本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整理本，它所题署的作者仍然是施耐庵。同时，在许多文学史著作的论述中，也把《水浒传》的著作权归之于施耐庵一人。因此，长期以来，“《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 这个看法已经给人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其实，关于《水浒传》的作者，历来存在着多种说法，“施耐庵撰”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而已。撇开那些荒诞不经的说法（例如，《水浒传》藜光堂刊本题“姚宗镇国藩父编”）不算，明、清两代，在《水浒传》版本上，在文人们的笔记和书目的记载中，主要的说法有如下三种：（一）罗贯中撰 见于郎瑛《七修类稿》、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王圻《续文献通考》、《稗史汇编》、许自昌《樗斋漫录》、阮葵生《茶余客话》等书的记载，以及钱曾《也是国书目》的著录。

（二）施耐庵、罗贯中合撰 见于高儒《百川书志》的著录，《水浒传》“嘉靖本”（北京图书馆藏八回残本）、天都外臣序本、袁无涯刊本的题署，以及容与堂刊本的李卓吾序、映雪草堂刊本的五湖老人序、芥子园刊本大涤余人序的叙述。

（三）施耐庵撰 见于《水浒传》雄飞馆刊本、贯华堂刊本为题号，以及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徐树丕《识小录》、周晖《金陵琐事》、钱希言《戏瑕》、刘仕义《玩易轩新知录》、曹玉珂《过梁山记》、王士祯《居易录》、金埴《巾箱说》、梁玉绳《瞥记》、焦循《剧说》、李超琼《柜轩笔记》等书的记载。

哪一种说法最可靠或比较可靠呢？

先从文人的记载看。

第一种说法，首见于郎瑛（1487-1566）的《七修类稿》。而郎瑛乃明代嘉靖时人。第二种说法，首见于高儒的《百川书志》。高儒的生卒年不详，但《百川书志》卷首有高儒嘉靖十九年（1540）自序，可知他的和郎瑛同时，也是嘉靖时人。第三种说法，首见于胡应麟（1551－1602）的《少室山房笔丛》。而胡应麟乃万历时人。因此，从它们分别出现的时间上比较而言，第一种说法和第二种说法无疑要早于第三种说法。

再从《水浒传》版本的题署看。

第一种说法不见于现存的任何版本的题署，以第二种说法为题署的版本大多出现于明代的嘉靖、万历年间，第三种说法的两种版本则出现于明末的崇祯年间；因此，从时间上说，也同样是第三种说法要晚于第一种说法和第二种说法。

这样说，是不是意味着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比较可靠，第三种说法最不可靠呢？ 这倒不一定。

以第一种说法而论，它恐怕是最不可靠的。我们知道，罗贯中是《三国志演义》的作者。在这一点上，并不存在争议。而《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两部小说，在语言形式上完全不用。前者用的是浅近的文言。后者却出之以通俗的白话。说它们出于同一作者的笔下，实在很难获得人们的首肯。

第二种说法和第三种说法虽然有出现早和出现晚的差别，但它们却有着共同点：以施耐庵为作者或作者之一，它们实际上是相互支持的。因此，从这个角度说，它们都是比较可靠的。

第二种说法，以施耐庵、罗贯中为共同的作者，有一定的道理。但缺憾在于，它没有交代清楚他们是什么样的合作关系：二人之中，谁为主，谁为次？依照常理来判断，不可能恰好是50%对50%，没有那么的凑巧。

在清代，也有人（例如，《水浒一百单八将图》题跋的作者徐渭仁）坐实了施、罗二人的分工，把前七十回给予施耐庵，把后五十回给予罗贯中。这仅仅是一种凭空的猜测，而且出现的时间太晚：只有在《水浒传》一百二十回本、七十回本流行之后，它才可能在人们的头脑中萌生。

要比较准确地理解他们的合作关系，目前唯一的途径便是考察明代有关《水浒传》作者的题署 高儒《百川书志》：“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嘉靖本”、天都外臣序本、袁无涯刊本：“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

所谓“的本”，是宋、元、明时代的常用语。即“真本”。“集撰”含有“撰写”之意。这表明，施耐庵是作者，是执笔人。所谓“纂修”，可解释为“‘编辑”，和“编次”是同样的意思。这等于说，罗贯中是编者，或整理者、加工者。

因此，第一，施耐庵的著作权应该得到毫不含糊的确认；第二，罗贯中参预了创作的过程，他是施耐庵的合作者，应该得到公正的对待。

基于上述认识，我认为，从狭义上说，施耐庵是《水浒传》的作者；从广义上说，《水浒传》是施耐庵、罗贯中二人合作的产品。

总之，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标明原作者为施、罗二人，是有根据的，并没有什么错处可以指摘。

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标明原作者为施耐庵、罗贯中 人，引起许多观众的疑惑：《水浒传》的作者不明明是施耐庵一个人吗，怎么变成了施耐庵、罗贯中两个人？

说来话长。

在清代和在民国年间，《水浒传》最流行的版本是贯华堂刊本，即金圣叹评本（七十回本），它所题署的作者为施耐庵。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文化大革命”之前，《水浒传》最流行的版本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整理本，它所题署的作者仍然是施耐庵。同时，在许多文学史著作的论述中，也把《水浒传》的著作权归之于施耐庵一人。因此，长期以来，“《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 这个看法已经给人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其实，关于《水浒传》的作者，历来存在着多种说法，“施耐庵撰”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而已。撇开那些荒诞不经的说法（例如，《水浒传》藜光堂刊本题“姚宗镇国藩父编”）不算，明、清两代，在《水浒传》版本上，在文人们的笔记和书目的记载中，主要的说法有如下三种：（一）罗贯中撰 见于郎瑛《七修类稿》、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王圻《续文献通考》、《稗史汇编》、许自昌《樗斋漫录》、阮葵生《茶余客话》等书的记载，以及钱曾《也是国书目》的著录。

（二）施耐庵、罗贯中合撰 见于高儒《百川书志》的著录，《水浒传》“嘉靖本”（北京图书馆藏八回残本）、天都外臣序本、袁无涯刊本的题署，以及容与堂刊本的李卓吾序、映雪草堂刊本的五湖老人序、芥子园刊本大涤余人序的叙述。

（三）施耐庵撰 见于《水浒传》雄飞馆刊本、贯华堂刊本为题号，以及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徐树丕《识小录》、周晖《金陵琐事》、钱希言《戏瑕》、刘仕义《玩易轩新知录》、曹玉珂《过梁山记》、王士祯《居易录》、金埴《巾箱说》、梁玉绳《瞥记》、焦循《剧说》、李超琼《柜轩笔记》等书的记载。

哪一种说法最可靠或比较可靠呢？

先从文人的记载看。

第一种说法，首见于郎瑛（1487-1566）的《七修类稿》。而郎瑛乃明代嘉靖时人。第二种说法，首见于高儒的《百川书志》。高儒的生卒年不详，但《百川书志》卷首有高儒嘉靖十九年（1540）自序，可知他的和郎瑛同时，也是嘉靖时人。第三种说法，首见于胡应麟（1551－1602）的《少室山房笔丛》。而胡应麟乃万历时人。因此，从它们分别出现的时间上比较而言，第一种说法和第二种说法无疑要早于第三种说法。

再从《水浒传》版本的题署看。

第一种说法不见于现存的任何版本的题署，以第二种说法为题署的版本大多出现于明代的嘉靖、万历年间，第三种说法的两种版本则出现于明末的崇祯年间；因此，从时间上说，也同样是第三种说法要晚于第一种说法和第二种说法。

这样说，是不是意味着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比较可靠，第三种说法最不可靠呢？ 这倒不一定。

以第一种说法而论，它恐怕是最不可靠的。我们知道，罗贯中是《三国志演义》的作者。在这一点上，并不存在争议。而《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两部小说，在语言形式上完全不用。前者用的是浅近的文言。后者却出之以通俗的白话。说它们出于同一作者的笔下，实在很难获得人们的首肯。

第二种说法和第三种说法虽然有出现早和出现晚的差别，但它们却有着共同点：以施耐庵为作者或作者之一，它们实际上是相互支持的。因此，从这个角度说，它们都是比较可靠的。

第二种说法，以施耐庵、罗贯中为共同的作者，有一定的道理。但缺憾在于，它没有交代清楚他们是什么样的合作关系：二人之中，谁为主，谁为次？依照常理来判断，不可能恰好是50%对50%，没有那么的凑巧。

在清代，也有人（例如，《水浒一百单八将图》题跋的作者徐渭仁）坐实了施、罗二人的分工，把前七十回给予施耐庵，把后五十回给予罗贯中。这仅仅是一种凭空的猜测，而且出现的时间太晚：只有在《水浒传》一百二十回本、七十回本流行之后，它才可能在人们的头脑中萌生。

要比较准确地理解他们的合作关系，目前唯一的途径便是考察明代有关《水浒传》作者的题署 高儒《百川书志》：“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嘉靖本”、天都外臣序本、袁无涯刊本：“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

所谓“的本”，是宋、元、明时代的常用语。即“真本”。“集撰”含有“撰写”之意。这表明，施耐庵是作者，是执笔人。所谓“纂修”，可解释为“‘编辑”，和“编次”是同样的意思。这等于说，罗贯中是编者，或整理者、加工者。

因此，第一，施耐庵的著作权应该得到毫不含糊的确认；第二，罗贯中参预了创作的过程，他是施耐庵的合作者，应该得到公正的对待。

基于上述认识，我认为，从狭义上说，施耐庵是《水浒传》的作者；从广义上说，《水浒传》是施耐庵、罗贯中二人合作的产品。

总之，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标明原作者为施、罗二人，是有根据的，并没有什么错处可以指摘。

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标明原作者为施耐庵、罗贯中 人，引起许多观众的疑惑：《水浒传》的作者不明明是施耐庵一个人吗，怎么变成了施耐庵、罗贯中两个人？

说来话长。

在清代和在民国年间，《水浒传》最流行的版本是贯华堂刊本，即金圣叹评本（七十回本），它所题署的作者为施耐庵。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文化大革命”之前，《水浒传》最流行的版本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整理本，它所题署的作者仍然是施耐庵。同时，在许多文学史著作的论述中，也把《水浒传》的著作权归之于施耐庵一人。因此，长期以来，“《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 这个看法已经给人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其实，关于《水浒传》的作者，历来存在着多种说法，“施耐庵撰”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而已。撇开那些荒诞不经的说法（例如，《水浒传》藜光堂刊本题“姚宗镇国藩父编”）不算，明、清两代，在《水浒传》版本上，在文人们的笔记和书目的记载中，主要的说法有如下三种：（一）罗贯中撰 见于郎瑛《七修类稿》、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王圻《续文献通考》、《稗史汇编》、许自昌《樗斋漫录》、阮葵生《茶余客话》等书的记载，以及钱曾《也是国书目》的著录。

（二）施耐庵、罗贯中合撰 见于高儒《百川书志》的著录，《水浒传》“嘉靖本”（北京图书馆藏八回残本）、天都外臣序本、袁无涯刊本的题署，以及容与堂刊本的李卓吾序、映雪草堂刊本的五湖老人序、芥子园刊本大涤余人序的叙述。

（三）施耐庵撰 见于《水浒传》雄飞馆刊本、贯华堂刊本为题号，以及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徐树丕《识小录》、周晖《金陵琐事》、钱希言《戏瑕》、刘仕义《玩易轩新知录》、曹玉珂《过梁山记》、王士祯《居易录》、金埴《巾箱说》、梁玉绳《瞥记》、焦循《剧说》、李超琼《柜轩笔记》等书的记载。

哪一种说法最可靠或比较可靠呢？

先从文人的记载看。

第一种说法，首见于郎瑛（1487-1566）的《七修类稿》。而郎瑛乃明代嘉靖时人。第二种说法，首见于高儒的《百川书志》。高儒的生卒年不详，但《百川书志》卷首有高儒嘉靖十九年（1540）自序，可知他的和郎瑛同时，也是嘉靖时人。第三种说法，首见于胡应麟（1551－1602）的《少室山房笔丛》。而胡应麟乃万历时人。因此，从它们分别出现的时间上比较而言，第一种说法和第二种说法无疑要早于第三种说法。

再从《水浒传》版本的题署看。

第一种说法不见于现存的任何版本的题署，以第二种说法为题署的版本大多出现于明代的嘉靖、万历年间，第三种说法的两种版本则出现于明末的崇祯年间；因此，从时间上说，也同样是第三种说法要晚于第一种说法和第二种说法。

这样说，是不是意味着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比较可靠，第三种说法最不可靠呢？ 这倒不一定。

以第一种说法而论，它恐怕是最不可靠的。我们知道，罗贯中是《三国志演义》的作者。在这一点上，并不存在争议。而《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两部小说，在语言形式上完全不用。前者用的是浅近的文言。后者却出之以通俗的白话。说它们出于同一作者的笔下，实在很难获得人们的首肯。

第二种说法和第三种说法虽然有出现早和出现晚的差别，但它们却有着共同点：以施耐庵为作者或作者之一，它们实际上是相互支持的。因此，从这个角度说，它们都是比较可靠的。

第二种说法，以施耐庵、罗贯中为共同的作者，有一定的道理。但缺憾在于，它没有交代清楚他们是什么样的合作关系：二人之中，谁为主，谁为次？依照常理来判断，不可能恰好是50%对50%，没有那么的凑巧。

在清代，也有人（例如，《水浒一百单八将图》题跋的作者徐渭仁）坐实了施、罗二人的分工，把前七十回给予施耐庵，把后五十回给予罗贯中。这仅仅是一种凭空的猜测，而且出现的时间太晚：只有在《水浒传》一百二十回本、七十回本流行之后，它才可能在人们的头脑中萌生。

要比较准确地理解他们的合作关系，目前唯一的途径便是考察明代有关《水浒传》作者的题署 高儒《百川书志》：“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嘉靖本”、天都外臣序本、袁无涯刊本：“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

所谓“的本”，是宋、元、明时代的常用语。即“真本”。“集撰”含有“撰写”之意。这表明，施耐庵是作者，是执笔人。所谓“纂修”，可解释为“‘编辑”，和“编次”是同样的意思。这等于说，罗贯中是编者，或整理者、加工者。

因此，第一，施耐庵的著作权应该得到毫不含糊的确认；第二，罗贯中参预了创作的过程，他是施耐庵的合作者，应该得到公正的对待。

基于上述认识，我认为，从狭义上说，施耐庵是《水浒传》的作者；从广义上说，《水浒传》是施耐庵、罗贯中二人合作的产品。

总之，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标明原作者为施、罗二人，是有根据的，并没有什么错处可以指摘。

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标明原作者为施耐庵、罗贯中 人，引起许多观众的疑惑：《水浒传》的作者不明明是施耐庵一个人吗，怎么变成了施耐庵、罗贯中两个人？

说来话长。

在清代和在民国年间，《水浒传》最流行的版本是贯华堂刊本，即金圣叹评本（七十回本），它所题署的作者为施耐庵。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文化大革命”之前，《水浒传》最流行的版本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整理本，它所题署的作者仍然是施耐庵。同时，在许多文学史著作的论述中，也把《水浒传》的著作权归之于施耐庵一人。因此，长期以来，“《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 这个看法已经给人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其实，关于《水浒传》的作者，历来存在着多种说法，“施耐庵撰”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而已。撇开那些荒诞不经的说法（例如，《水浒传》藜光堂刊本题“姚宗镇国藩父编”）不算，明、清两代，在《水浒传》版本上，在文人们的笔记和书目的记载中，主要的说法有如下三种：（一）罗贯中撰 见于郎瑛《七修类稿》、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王圻《续文献通考》、《稗史汇编》、许自昌《樗斋漫录》、阮葵生《茶余客话》等书的记载，以及钱曾《也是国书目》的著录。

（二）施耐庵、罗贯中合撰 见于高儒《百川书志》的著录，《水浒传》“嘉靖本”（北京图书馆藏八回残本）、天都外臣序本、袁无涯刊本的题署，以及容与堂刊本的李卓吾序、映雪草堂刊本的五湖老人序、芥子园刊本大涤余人序的叙述。

（三）施耐庵撰 见于《水浒传》雄飞馆刊本、贯华堂刊本为题号，以及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徐树丕《识小录》、周晖《金陵琐事》、钱希言《戏瑕》、刘仕义《玩易轩新知录》、曹玉珂《过梁山记》、王士祯《居易录》、金埴《巾箱说》、梁玉绳《瞥记》、焦循《剧说》、李超琼《柜轩笔记》等书的记载。

哪一种说法最可靠或比较可靠呢？

先从文人的记载看。

第一种说法，首见于郎瑛（1487-1566）的《七修类稿》。而郎瑛乃明代嘉靖时人。第二种说法，首见于高儒的《百川书志》。高儒的生卒年不详，但《百川书志》卷首有高儒嘉靖十九年（1540）自序，可知他的和郎瑛同时，也是嘉靖时人。第三种说法，首见于胡应麟（1551－1602）的《少室山房笔丛》。而胡应麟乃万历时人。因此，从它们分别出现的时间上比较而言，第一种说法和第二种说法无疑要早于第三种说法。

再从《水浒传》版本的题署看。

第一种说法不见于现存的任何版本的题署，以第二种说法为题署的版本大多出现于明代的嘉靖、万历年间，第三种说法的两种版本则出现于明末的崇祯年间；因此，从时间上说，也同样是第三种说法要晚于第一种说法和第二种说法。

这样说，是不是意味着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比较可靠，第三种说法最不可靠呢？ 这倒不一定。

以第一种说法而论，它恐怕是最不可靠的。我们知道，罗贯中是《三国志演义》的作者。在这一点上，并不存在争议。而《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两部小说，在语言形式上完全不用。前者用的是浅近的文言。后者却出之以通俗的白话。说它们出于同一作者的笔下，实在很难获得人们的首肯。

第二种说法和第三种说法虽然有出现早和出现晚的差别，但它们却有着共同点：以施耐庵为作者或作者之一，它们实际上是相互支持的。因此，从这个角度说，它们都是比较可靠的。

第二种说法，以施耐庵、罗贯中为共同的作者，有一定的道理。但缺憾在于，它没有交代清楚他们是什么样的合作关系：二人之中，谁为主，谁为次？依照常理来判断，不可能恰好是50%对50%，没有那么的凑巧。

在清代，也有人（例如，《水浒一百单八将图》题跋的作者徐渭仁）坐实了施、罗二人的分工，把前七十回给予施耐庵，把后五十回给予罗贯中。这仅仅是一种凭空的猜测，而且出现的时间太晚：只有在《水浒传》一百二十回本、七十回本流行之后，它才可能在人们的头脑中萌生。

要比较准确地理解他们的合作关系，目前唯一的途径便是考察明代有关《水浒传》作者的题署 高儒《百川书志》：“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嘉靖本”、天都外臣序本、袁无涯刊本：“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

所谓“的本”，是宋、元、明时代的常用语。即“真本”。“集撰”含有“撰写”之意。这表明，施耐庵是作者，是执笔人。所谓“纂修”，可解释为“‘编辑”，和“编次”是同样的意思。这等于说，罗贯中是编者，或整理者、加工者。

因此，第一，施耐庵的著作权应该得到毫不含糊的确认；第二，罗贯中参预了创作的过程，他是施耐庵的合作者，应该得到公正的对待。

基于上述认识，我认为，从狭义上说，施耐庵是《水浒传》的作者；从广义上说，《水浒传》是施耐庵、罗贯中二人合作的产品。

总之，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标明原作者为施、罗二人，是有根据的，并没有什么错处可以指摘。

起源主要有三：①出自妫姓，以谥号为氏，为舜帝之后裔。《元和姓纂》等有关资料所载，西周初年，帝舜的后人胡公满受封于陈国，春秋末被楚国所灭，其后人有的以胡为氏。②以国名为氏。一个是姬姓胡国，在河南漯河东，是西周初分封的周朝同姓诸侯国；一个是归姓胡国，在安徽阜阳。春秋末期，这两个胡国先后被楚国所灭，国人都以胡为氏，世代相沿。③出自他姓或他族。据《楚国先贤传》、《魏书·官氏志》、《周书·李远志》等有关资料所载，楚时胡广本姓黄，后改姓胡；南北朝时纥骨氏等入中原后均改为胡姓；后周胡琮本为敕勒族等。　　始祖：胡公满。迁徙：　　胡姓最初发源地主要有两个：一是今河南淮阳，一是今安徽阜阳。从先秦至两汉时期，胡姓族人历经迁移，向西进入陕西、甘肃两省，向北进入山西，向东进入山东，向南迁入湖北、江西，使胡姓得以发展繁衍。其中，迁入甘肃境内的胡姓一族，在后汉时期已成为望族。三国时期，胡姓族人高官不断，家族逐渐兴旺。其后裔胡奋由曹魏入晋，使胡姓由功勋之家演变为外戚之家，并有其分支相继在今河南新蔡繁衍，亦成为当地望族。两晋南北朝时期，胡姓原居于陈(今河南淮阳)，后因“永嘉之乱”，中原士族大举南迁，与其余七姓族人共同入闽，成为“入闽八姓”之一。唐宋年间，胡姓族人胡竦迁入晋安郡(包括今福建漳、泉二州)，被奉为闽中胡姓的始祖。其五子分迁于安徽、福建、江西等省境内，使胡姓族人再一次远播分散于各地，并得到巨大发展。而另一支在五代南唐时，则由醴陵德善乡迁入吉州(江西吉安)、金陵(今江苏南京)，也使江西逐渐成为胡姓繁衍中心。至元明清时期，居于今河南淮阳一带的部分胡姓因避战乱入迁福建、广东等地，再次远播其它各省，从而使胡姓成为一个遍布全国且远播海外的大姓。胡姓在我国分布很广，尤以四川居多，湖北、江西、安徽、浙江、山东、湖南等省亦多胡姓。目前胡姓人口列全国第十三位。郡望：　　安定郡　西汉置，治所在高平(今宁夏固原)，东汉移治临泾(今甘肃镇原东南)，西晋时移治安定(今甘肃泾川北)。　　新蔡郡　治所在新蔡(今河南新蔡)。　　淮阳郡　治所在陈(今河南淮阳)。　　吉州郡　治所在庐陵(今江西吉安)。堂号：　　澹安堂、庐陵堂　南宋政治家、文学家胡铨，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号邦衡，字澹庵，著有《澹庵集》。　　安定堂　安定郡始建于西汉，郡治先在高平(宁夏固原)，后徙临泾(今甘肃镇原)，再徙安定(今甘肃泾川)，历来为胡姓望族聚居地。　　其它堂号：①郡望堂号：新蔡、淮阳、吉州。②自立堂号：乐善、思贻、敦本、敦睦、清润、春秋、念祖、继序、思诚、联桂、寿安、惊庸、崇德、勋贤、仁德、惇叙、华桂、崇阳、华林、启俊、亲睦、世德、敬享、怡爱、大雅、庆宜、永言、立爱等。字辈：　　江西泰和胡氏字辈：德泽敷南国，鸿章锡远方，谦恭崇厚道，仁孝振纲常，治谋原笃□，缵绪克隆昌，勋业怀先代，钟祥保祚长。　　江西婺源胡氏字辈：崇嗣起昭光，昕晖培钜泽，本炽□钟湥，枝燔基镒湜，秀炜班银汉，材勋□锦漪，历秋等镐洛，述烮在铭沩。续字辈：桂荣封锡永，杏苏玉銮游，彩焕垂金钓藻，来熏□镇流。　　桂竹胡氏字辈：为秀起贤良，家传定福祥，光宗能孝友，祖德庆绵长。　　湖南宁乡胡氏字辈：克仕旭□秉，九宗懋衷孝。锡泽本光培，镇湘麓荣增，锦清集耀在，鉴治业炳均。　　湖南湘阴胡氏字辈：宗从巍世琦，显子延火同，正天申硕范，扬志裕元功，克家敦礼让，辅国尚贤忠，应兆嘉祥远，咸承惠泽隆。　　湖北十堰市胡氏字辈：敬天洪道，泽承先世，其祚延长，敦仁尚义，观国之光。　　湖北黄陂胡氏字辈：永敦高昌，家维和顺，朝庆贤良。　　重庆合川胡氏字辈：派传安定，炼登文王，国仕世尚，正大谦光，崇德宝善，万代荣昌，宗支有序，祖泽孔长。　　广东信宜胡氏字辈：清时玉金廷，文大志成立，其永儒曰昌，必克斯可言，列宗为善久。　　广东清远胡氏字辈：清时玉金廷，文大志成立。其永而曰昌，必克斯可言。　　云南某支胡氏字辈：寿义德绍，升仕廷光，青龙正显，世运中阳，兴国定泰，洪发绪昌。　　辽宁沈阳胡氏字辈为：万亮明。成仁芳显世，立德可光宗，礼义常言孝，善良久安荣，宏鹏高锦志，路桥亦青松，勤俭创伟业，谋勇建奇功。　　云南思南胡氏字辈：祖文天在，世大正月，腾凤仕新。　　陕西商南胡氏字辈：金海德先启，洪文显大家。　　浙江镇海胡氏字辈：仁义礼智信肇基。顺应启运，亨通福浩，粤稽我祖，来自青州，官于有宋，聿振嘉修，曰思其时，咸景元佑，继仕庐祥，卜居斯就，以燕翼子，冀望恒周，恢宏芳绪，光耀贻谋，雍容谦逊，衍祚长休，远教奕世，敬服先猷。　　安徽绩溪胡氏字辈：正名定位、裕嗣荣昌、显祖锡祚、继续永康。　　安徽舒城胡氏字辈：辞武国志士，元美家青太，梦自朝有良，光荣继泽昌。　　湖北赤壁胡氏字辈：雨水调阳起，文虞大成治，容法安定国。　　湖北汉川胡氏字辈：敬祖宏献，家学继修，承先体志，建业贻谋，人文蔚起，世德作求，安邦定国，永达名留。　　安徽太湖胡氏原字辈：宗兆大万家，高登庆衍遐，邦国尤昌太，富贵永荣华。新字辈：富贵传科第，立德承宏声，克知勤继本，文秀存敦伦，良善荣为瑞，美贤裕宽仁，廉义长远久，奕叶著芳名。名人：　　胡琛(-526)，北魏末高平镇起义领袖。敕勒(高车)族。本为敕勒族酋长。正光五年(524)高平镇(今宁夏固原)人赫连恩(匈奴族)等响应破六韩拔陵起义，围攻高平镇，推他为首领，称高平王，为魏将击破北走。后高平镇为莫折大提将卜朝(一作卜胡)所袭破，镇兵杀卜朝迎他为主。孝昌元年(525)，他派万俟丑奴和宿勤明达南攻泾州，大败魏军。次年，为费律诱杀，万俟丑奴继领其众。　　胡太后(-528)，北朝魏宣武帝妃。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人)。宣武帝卒，孝明帝立，尊为皇太妃，寻改皇太后，临朝称制。性聪悟，多才艺。为太后后，逼幸清河王元怿，为天下所恶。领军将军元叉幽之于北宫。后太后与孝明帝及高阳王雍计，解元叉官，复临朝。孝明之死，或谓太后及幸臣郑俨、徐纥之计。尔朱荣称兵入洛，沉太后于河。谥灵太后。　　胡曾，唐诗人。邵阳(今属湖南)人，一说长沙(今属湖南)人。初屡试不第。咸通中登进士第。后为路岩、高骈诸人幕僚。其诗通俗明快。有《安定集》十卷，今佚。今存《咏史诗》三卷，收一百五十首，皆七绝，依据儒家传统思想评叙历史人物及历史事实，每为后来讲史小说所引用。有影印宋钞本，陈盖、米崇吉注。　　胡瓌，五代后唐画家。契丹人，一说范阳(今河北涿州)人。擅人物、鞍马、骆驼，作品表现北方少数民族人物及其骑猎、游牧生活，手法细致，形象逼真，富有生意。有《卓歇图》、《出猎图》、《回猎图》等传世。　　胡瑗(993-1059)，北宋学者。字翼之。泰州海陵(今江苏泰州)人。因居安定，世称安定先生。庆历二年至嘉祐元年(1042-1056)历任太子中舍、光禄寺丞、天章阁侍讲等。后以太常博士致仕，归老于家。胡瑗与孙复、石介并称宋初三先生，是宋代理学酝酿时期的重要人物。他的“明体达用之学”，对宋代理学有较大影响。胡瑗讲学分经义、治事二斋，治事包括讲武、水利、算术、历法等，表现了重视经世治用的特点。著有《周易口义》、《洪范口义》、《论语说》、《春秋口义》等。　　胡安国(1074-1138)，北宋学者。字康侯，建宁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人，绍圣进士，任太学博士、给事中、中书舍人兼侍讲、宝文阁直学士。卒谥文定。长于春秋学，系出孙复再传。撰《春秋传》三十卷，往往借用《春秋》史事，寄寓南渡后对时势的感怀，议论政治。明初宗法程(颐)、朱(熹)，以安国之学私淑程颐，因定此书为科举取士的教科书。另撰《资治通鉴举要补遗》等，今佚。　　胡铨(1102-1180)，南宋大臣。字邦衡，号澹庵，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高宗建炎二年(1128)进士。金军渡江时，他在赣州募义兵，保卫乡里。绍兴五年(1235)，除枢密院编修官。八年，以上书斥和议，乞斩王伦、秦桧、孙近，除名编管昭州。十八年，改新州，移吉阳军。二十五年桧卒，移衡州。孝宗即位，复奉议郎、知饶州。历国史院编修官、宗正少卿。隆兴二年(1164)，兼国子祭酒，权兵部侍郎，以本职措置浙西淮东海道。乾道初知漳州，改泉州，留为工部侍郎。七年(1171)以敷文阁直学士奉祠。淳熙六年(1179)召归经筵，引疾力辞。七年，以资政殿学士致仕，卒。著有《澹庵集》一百卷，已佚。今存《澹庵文集》六卷。　　胡宏(1106-1162)，南宋学者。建宁崇安(今属福建)人，字仁仲，号五峰。胡安国季子。从小随父学习程氏理学。二十岁入太学，师从杨时。与父亲胡安国共同建立“湖湘学派”，哲学思想受二程影响，认为“性也者，天地之所以立也”，“非性无物，非气无形，性、气之本也”，“大哉性乎，万理具焉，天地由此而立矣”。与秦桧世交，但隐居衡山，不与往来。著作有《知言》、《五峰集》、《皇王大纪》。　　胡三省(1230-1302)，宋元之际史学家。字身之。台州宁海(今浙江天台)人。南宋理宗宝祐间进士。历任县令、府学教授等职。应贾似道召，从军至芜湖，屡有建言，贾似道专横不用。后隐居不仕。自宝祐四年(1256)开始专心著述《资治通鉴广注》，得97卷，论10篇。临安(今浙江杭州)失陷后，手稿在流亡新昌(今广东台山)途中散失。宋亡后，重新撰写。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完成《资治通鉴音注》294卷及《释文辩误》(12卷)，对《通鉴》作校勘、考证、解释，对《释文》作辩误，并对史事有所评论。注文中多处联系蒙古灭宋事实，发表感慨，寄托民族感情。　　胡大海(？—1362)，明初大将。虹县(今安徽泗县)人，字通甫。太祖初起，他谒见于滁阳(今安徽滁县)，遂为前锋。从渡江，与诸将略地，以功授右翼统军元帅、宿卫帐下。从破宁国(今安徽宁国)、徽州(今安徽歙县)等地。浙东平定后，进克信州(今江西上饶)，进江南行省参知政事。镇金华(今浙江金华)，荐刘基、宋濂、叶琛、章溢等人。未几，为叛将蒋英袭杀。治军严明，不妄杀人，注意农桑，受民众拥护。　　胡惟庸(-1380)，明臣。定远(今属安徽)人。龙凤元年(1355)从朱元璋于和州(今安徽和县)，历任主簿、知县、通判等官。洪武三年(1370)升至中书省参知政事，四年起任右丞，六年起任右丞相，十年迁左丞相至十三年(1380)。宠遇日盛，独相数年，专权树党。十三年以谋逆罪被杀，后牵连致死者达三万余人，称为“胡狱”。　　胡天游(-1397前)，元诗人。岳州平江(今属湖南)人。名乘龙，以字行，号松竹主人，又号傲轩。元末隐居不仕。所著有诗集《傲轩吟稿》。　　胡广(1370-1418)，明臣。字光大，号晃庵，江西吉水人。建文进士，授翰林修撰，赐名靖。成祖朱棣即位，复名广，向成祖宣誓效忠，升侍读、侍讲、右庶子。永乐五年(1407)，升翰林学士兼左春坊大学士，参修《五经大全》，为科举取士标准书。书成，进文渊阁大学士。常与杨荣等随成祖北征，深得成祖信任，为人缜密，时时密诏议政，未尝告人。尝谏封禅及郡县穷治建文“奸党”株连无辜，均为成祖采纳。善书法，成祖每勒石，皆令广书之。卒谥文穆。有《胡文穆集》二十卷行世。　　胡居仁(1434-1484)，明学者。江西余干人，字叔心，号敬斋。师事吴与弼，绝意仕进，一生以讲学为业。是明代程朱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其学以主忠信为先，求放心为要。筑室山中，四方来学者日众。后主持白鹿洞书院，以布衣终其身。著有《居余录》、《易象钞》、《胡子粹言》及《胡文敬公集》。　　胡宗宪(-1565)，明臣。字汝贞。徽州绩溪(今属安徽)人。嘉靖进士。嘉靖三十三年(1554)出任浙江巡按御史。他联络严嵩党羽赵文华，被升为右佥都御史，行使抵御倭寇的职权，后又代任总督。三十九年，又以平海盗王直功，加太子太保。以得明世宗朱厚熜宠信，晋兵部尚书。胡宗宪在主持东南御倭战争期间，发挥了一定作用。他推荐戚继光任参将，并允其招募新军，使戚家军成为浙江御倭的主力。又以剿抚兼行及反间计，先后诱捕通倭海盗首领王直、徐海、陈东等。但他屡次虚报战功，为减轻浙江压力，甚至有意放走倭寇，纵其寇掠福建，并嫁祸于俞大猷等，使他们蒙冤下狱。严嵩败后，他被劾为严党，革职逮问，明世宗特令释放闲住。后发现其与严嵩子严世蕃勾结的信件而下狱，病死狱中。著有《筹海图编》。　　胡直(1517-1585)，明学者。泰和(今属江西)人。字正甫，号庐山。嘉靖进士。曾任四川参议、广西参政，官至福建按察使。王守仁再传弟子。接受佛教“三界唯心”，的观点，认为儒佛在“天地万物不外乎心”这一点上，并无不同，反对程朱一派“穷理致知”之学说。著有《胡子衡齐》。　　胡登洲(1522-1597)，明伊斯兰教经学家、教育家。字明普。陕西咸阳渭城人。回族。幼习经学，后及儒学而不成。年及五旬始习诗书，并探求伊斯兰教经籍。偶得一阿拉伯缠头叟传授，通晓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有感于当时能直接释读经义者日见稀少，教坊掌教后继乏人，遂立志兴学，在家收徒讲学，提倡讲授经典，改变父传子受、师徒单传的传统方式，开创新的教育形式。后经他的弟子们努力，各地清真寺纷起效法，形成中国穆斯林自成体制的宗教教育制度。　　胡应麟(1551-1602)，明文学家。字元瑞，更字明瑞，号少室山人，别号石羊生，浙江兰溪人。万历举人，历官刑部主事、湖广参议、云南佥事。筑室山中，聚书四万余卷，从事著述，征引广博。诗文承七子余风，主张复古模拟，后由重视格调转向于神韵。著有《少室山房笔丛》、《少室山房类稿》、《诗薮》等。　　胡震亨(1569-1642)，明文学家。字孝辕，号遁叟，一号赤城山人。浙江海盐人。万历举人，初知合肥县，荐补定州知州，擢兵部员外郎。学问渊博，家藏书万余卷，凡秘册僻典，莫不在搜罗补缀之列。偏重收集文学、词学图书。所辑有《唐音统鉴》，搜罗丰富，为历代研究唐诗者所重视。另著有《靖康咨鉴录》、《赤诚山人稿》、《海盐图经》、《读书杂志》等。　　胡正言(约1584-1674)，明末书画家、刻书家。字曰从，安徽休宁人。官至武英殿中书舍人。精于篆刻、绘画，嗜好藏书与刻书，天启七年(1627)用饾版刻印《十竹斋画谱》。后又与名刻工汪楷等合作把饾版与拱花结合起来，于崇祯十七年(1644)刊印《十竹斋笺谱》。画面神韵生动，超越前人刻本。著有《印存玄览》等书。　　胡渭(1633-1714)，清经学家、地理学家。初名渭生，字胐明，号东樵，浙江德清人。曾与阎若璩等帮助徐乾学修《大清一统志》。撰《易图明辨》，考定宋儒所谓“河图”、“洛书”之误，其说实袭自五代末道士陈抟，为修炼、术数两家旁分易学的支流。又撰《禹贡锥指》，搜采方志舆图，阐释《尚书·禹贡》，将九州分域、山水脉络的沿革变化，详加说明，特别重视治水，是研究中国古代地理沿革的重要参考书。另有《洪范正论》、《大学翼真》等。　　胡中藻(-1755)，清臣。江西新建人。乾隆进士。曾任翰林院学士，督湖南、广西学政。文辞险怪，以韩愈自命，著有《坚磨生诗钞》。乾隆二十年(1755)，高宗大兴文字狱，摘其“一把心肠论浊清”等句，指为悖逆，下狱处死。　　胡天游(1696-1758)，清文学家。一名骙，字稚威，一度改姓方，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副榜贡生。乾隆元年，尚书任兰枝荐举鸿博，次年补试，鼻衄大作，投卷出。时四方文士云集京师，每置酒高会，分题命赋，天游辄出数千言，沉博绝丽，见者咸惊服。性耿介，公卿欲招致一见，不可得。后举经学，再报罢。客山西，卒。以骈文著名，也能诗。著有《石笥山房文集、诗集》。　　胡培翚(1782-1849)，清经学家。字载屏，又字竹村。清安徽绩溪人。嘉庆进士。官内阁中书、户部主事。传祖父胡匡衷之学。后主讲钟山、惜阴两书院。郝懿行、胡承珙遗书皆赖其次第付梓。又学于凌廷堪，尤邃精“三礼”。认为唐贾公彦疏解《仪礼》，多有失误，乃积40余年之力，撰述《仪礼正义》，约以四例，即疏经以补注，通疏以申注，汇各家之说以附注，采他说以订注。考证郑(玄)、贾(逵)所注之得失，是对《仪礼》较详备的考订著作，但书未成而卒，由其弟子杨大堉续成。著作另有《燕寝考》、《禘袷答问》、《研六室文钞》等。　　胡林翼(1812-1861)，晚清大臣，湘军首领。字贶生，号润之(一作润芝)。湖南益阳人。道光进士。在贵州任知府时曾举办保甲团练，自练壮勇，镇各族群众。1854年(咸丰四年)奉调率黔勇赴湖北、湖南抗击太平军。他不断整顿、扩充所部湘军，采取围城打援战术攻陷武昌，又遣军夺武昌县(今湖北鄂城)、黄州(今湖北黄州)等地。因收复湖北失地，实授湖北巡抚，加头品顶戴。1857年，在黄州督战，击溃进入鄂东的太平军陈玉成部。次年5月攻占九江。1861年9月，所遣之军攻陷安庆，被推为首功，加太子太保衔。时人以与曾国藩并称曾胡，是镇太平天国的主要人物之一。著作有《读史兵略》，所遗奏稿、书牍辑为《胡文忠公遗集》。　　胡以晃(约1816-1856)，太平天国将领。广西平南人。地主出身。武秀才。入拜上帝会。金田团营时，洪秀全等在其家布置起义，为清军所困，他协助解围。咸丰元年(1851)，任春官正丞相三年，出师西征，克安徽安庆、桐城、舒城等，继占庐州(今合肥)。封护国侯，寻改护天侯。次年封豫王，旋以战败被革。参与江西湖口、九江之战获胜。五年，封护天豫，随军入鄂、赣，克临江等。十二月，占袁州(今宜春)等，所至有功。次年在临江病死(一说死于“杨韦事变”)。　　胡光墉(1823-1885)，清末洋务派。安徽绩溪人，一说浙江仁和(治今杭州)人。字雪岩。初在杭州设银号，经理官库银务。后为左宗棠的湘军办理后勤，以熟谙洋务著称。1866年(同治五年)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为左在上海主持采运局，筹供军饷，订购军火，代借内外债，受清廷赏给头品顶戴。依仗湘军权势，在各省设立阜康银号，开设当铺、药铺，经营丝、茶贸易，称巨富。1884年(光绪十年)受洋商排挤破产，次年忧愤而死。　　胡燏棻(-约1906)，清末大臣。安徽泗州(今泗县)人，祖籍浙江萧山，字芸楣，亦作云眉。同治进士，选庶吉士。后捐纳为道员，补天津道。光绪十七年(1891)出任广西按察使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受命留驻天津办理东征粮台。旋奉命在天津马厂主持新式练兵，成十营，号“定武军”次年士疏条列办实业、练兵等十事旋调任芦津铁路督办，又授顺天府尹，迁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二十六年始历任关内外铁路会办，刑部、礼部、邮传部侍郎。其他胡姓名人有东汉学者胡广；西晋将领胡奋、胡烈；南朝梁将领胡僧祐；北朝北魏大臣胡僧洗；北宋大臣胡直孺；南宋大臣胡纮，学者胡寅；宋元之际学者胡长孺等。近当代胡姓名人有政治家胡 耀邦、胡 乔木、胡 锦涛、胡启 立，爱国民主人士胡愈 之、胡 子昂、胡 厥文，国民党官员胡汉民，国民党将领胡宗 南，华侨企业家胡文虎，物理学家胡宁，计算机科学家胡世华，人口地理学家胡焕庸，植物学家胡先骕，昆虫学家胡经甫，病理学家胡正详，皮肤性病学家胡传揆，经济学家胡寄窗，历史学家胡华，学者胡适，哲学家胡绳，文艺理论家胡风，作家胡也频，画家胡佩衡，**导演胡金铨，**演员胡蝶、胡慧中，越剧导演胡知非，歌唱家胡然、胡松华，舞蹈演员胡蓉蓉，象棋国手胡荣华，乒乓球运动员胡玉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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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贯中生平及其作品

近来研究了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残唐五代史演义传》等，不仅对罗贯中本人产生了兴趣，故此萌发了对罗贯中生平及其作品进行探索的兴趣。现摘录如下以和有识之士共同讨论：3:X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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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五：{)[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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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塘罗贯中本者，南宋时人，编撰小说数十种。而《水浒传》叙宋江等事，奸盗脱骗，机械甚详，然变诈百端，坏人心术，其子孙三代皆哑。天道好还之报如此。x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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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四库全书总目》：“《西湖游览志》，二十四卷，《志余》二十六卷，明田汝成撰。”第二条见于《增补武林旧事》卷八，文字与上文完全相同，末题曰《西湖志》，显然是《西湖游览志余》的原文照录。而《西湖游览志余》的记载又大体上为明代嘉靖末期的王圻所遵循：w8~+o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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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罗本著。本，字贯中，杭州人。编撰小说数十种，而《水浒传》叙述宋江事，奸盗脱骗机械甚详。然变诈百端，坏人心术。说者谓子孙三代皆哑。天道好还之报如此。(《续文献通考》卷一七七《经籍考》)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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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西湖游览志余》关于罗贯中是南宋人的说法是值得重视的。第三条见于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正集》卷二十五：zo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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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所传《宣和遗事》极鄙俚，然亦是胜国时闾阎俗说。中有南儒及省元等字面，又所记宋江三十六人，卢俊义作李俊义，杨雄作王雄，关胜作关必胜，自余俱小不同。并花石纲等事，皆似是《水浒》事本。倘出《水浒》，后必不更创新名。又郎瑛《类稿》记《点鬼簿》中亦具有诸人事迹，是元人钟继先所编，然则施氏此书所谓三十六人者，大概各本前人，独此外则附会耳。郎谓此书及《三国》并罗贯中撰，大谬。二书浅深工拙，若霄壤之悬，讵有出一手理。世传施号耐庵，名字竟不可考。友人王承父尝戏谓是编《南华》《太史》合成，余以非猾胥之魁，则剧盗之靡耳。&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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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下有注曰：“施某事见田叔禾《西湖志余》。”（案：田汝成，字叔禾）第四条见于《文章辨体汇选》卷三百二十七王思任《批点玉茗堂牡丹亭词序》：V6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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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可画，风不可描；水可镂，空不可干。盖神君气母，别有追似之手，庸工不与耳。古今高才，莫高于《易》。《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其次则五经递广之，此外能言其所像，人亦不多。左丘明，宋玉，蒙庄，司马子长，陶渊明，老杜，大苏，罗贯中，王实甫，我明王元美，徐文长，汤若士而已。若士时文既绝，古文词诗歌尺牍，玄贵浩鲜，妙处夥颐，然禀胎江右，开乳六朝……_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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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其文意，王思任大概也认为罗贯中是南宋人。这种说法，与现在通行的罗氏生活于元末明初之说相差一百多年。实际上，关于罗贯中的生平情况，人们掌握的材料是很少的。明嘉靖间人郎瑛所撰《七修类稿》卷二三“三国宋江演义”条说：~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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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昨于旧书肆中得抄本《录鬼簿》，乃元大梁钟继先作，载元、宋传记之名，而于二书之事尤多。据此尤见原亦有迹，因而增益编成之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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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鬼簿》著于元至顺年间，有至顺元年（1330年）序，它是我国第一部文学专科目录，是最早记述元代杂剧散曲作家小传和作品名目的著作。《录鬼簿》共二卷，记述了由金入元和与作者同时的杂剧散曲作家一百五十余人的传说资料和四百五十余种杂剧剧目，并以《凌波仙》曲凭吊其中已卒知友。由于书中所录的作家大都是作者亲自接触过的同时代人，另一小部分前辈作家距作者所处的年代也不久远，所以该书在资料上比较真实可信。v

作者勇于打破正统观念，不怕得罪于“高尚之士、性理之学”，将杂剧散曲作家录进鬼簿，为他们吊以乐章，树碑立传，其中大部分是“门第卑微，职位不振”而又“高才博艺”的“九儒十丐”。象关汉卿这样一位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卓越贡献的大作家，不仅《元史》上不见传，其他史料也少有记载，多亏《录鬼簿》为我们保存了他的籍贯、职业和别号，以及杂剧剧目六十种。另外，《录鬼簿》还著录了大量的民间作家。这些正是《录鬼簿》的重要价值所在。GCKHh:

《录鬼簿续编》收录了钟嗣成、罗贯中等七十一位作家，七十八种杂剧剧目，和无名氏所作杂剧七十八种的剧目，反映了元末明初的戏曲创作成就，从中我们可以了解这一时期一些作家的主要事迹。U$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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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来研究一下罗贯中的生平。根据《罗氏家谱》中所录载的15条“谱规”的内容来看，“无意遗漏”或隐瞒的可能性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因此，这个人的被《家谱》除名，肯定有着其他重要的原因。而在封建宗法制度下，只有做了忤逆不孝和大逆不道事情的人，才会受到家谱除名这样严厉的处分。罗贯中写杂剧、作小说，这种被当时有传统偏见的人认为是与倡优、伎艺人等混为一流的行轻，无疑是玷污门风的；更为严重的是，他曾参与过被封建统治阶级视为俱乱、海资盗，之书的《水浒传》的编集修撰工作，而元、明、清三代，封建统治者对有“倡乱，诲盗”之嫌的小说，戏典作品又都是屡次明令禁毁的。罗贯中既然插手了此书的编撰写作，其罪过自不亚于“乱臣贼子”，故而，他也就很可能以身兼“败子”和“逆子”的双重身份而被除名。TU

以上的推认，主要是由于这位“罗锦次子”的生活年代与《三国演义》作者的生活年代颇相吻合，其之所以被除名，又因其参与了《水浒传》等书之撰写的缘故。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是：《罗氏家谱》中一系列序言文字所反映出来的清徐罗氏家世背景，与罗贯中小说，戏曲作品里所反映的社会历史背景几乎完全一致。据《家谱》等史料的记载，太原清徐罗氏家族的始祖罗仲祥在清徐任职后未能返回故乡四川的原因，一是因为“路远”，主要则是“避乱”。避什么“乱”呢？避唐末黄巢起义和继之而来的五代藩镇混乱之乱。而古晋阳和清源一带地区，既是五代战乱的主要战场，又是后来产生五代史戏曲，小说故事的天然温床，这些激动人心的背景与故事，在罗贯中前期所创作的长篇小说《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中，得到了生动、具体的反映。罗仲详在清徐落籍后，不久即“避乱”迁居到白马山中的寺沟村，当地百姓因此处盛产白石，就把这些村庄所在的大山沟称为“白石沟”，这个罗氏家族先祖几代所居住过的地方，在《水浒全传》征田虎部分（详第九十八至第一百条一回），也得到了非常明白的“暗示性”描写。孟繁仁先生考证，《水浒全传》中的平河北田虎，平淮西庆都分，便 正是罗贯中晚年回到北方，在大名府汶县一带隐居著述的补作。&q

从《罗氏家谱》所备载的二十多篇题序文字中可以看出，这个家族的各代祖先是非常重视“本源”之念的，几乎在每一篇题序当中，都有关于家族“本源”来历的记样和议论性文字，罗氏家族是把本家族的来源根本教育，始终贯穿在各代子孙当中的，这种家族传统，无疑给了罗贯中以深刻的影响，又由于他常年飘泊他乡，所以对故土，亲情的“水源木本” 之思也就会愈发强烈。因此，他在给自己的作品署名时，取”木本水源之念，永世贯于心中“之意名为”罗本 贯中“也就再自然不过了。如此说来，太原清徐《罗氏家谱》的发现，又为揭开罗贯中的取名奥秘提供了一把钥匙。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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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修生在《论罗贯中》中认为：罗贯中原籍太原，他的祖先可能是随宋王朝南迁至杭州的，故又称杭州人。孟繁仁在《〈录鬼簿续编〉与罗贯中种种》（载《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中认为：《录鬼簿续编》的作者既是罗贯中的“忘年交”，他关于罗贯中的记载就应该是最权威、最可信的。罗贯中创作的小说、戏曲，在选材上都与山西、太原有一些瓜葛：《三国演义》塑造最为出色，最为成功的人物关羽，是山西解州人；《隋唐两朝志传》中的重要人物李渊父子，是从太原起兵而夺取天下的；《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中的重要人物李存孝，是山西雁北人；《赵太祖龙虎风云会》中的赵匡胤，未发迹时曾流落太原；《平妖传》中的文彦博，是山西介休人。这种“瓜葛”，正与作家的“故土性”有密切关系。元代在晋阳（太原）有一个罗氏家族，罗贯中很可能属于这个家族。刘世德在《罗贯中籍贯考辨》（载《文学遗产》1992年第2期）中提出：《水浒传》、《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有三处属于古东平范围内的地理错误。 W

根据孟繁仁先生1985—1987年考察太原“罗氏家族”以及对祁县会善村与何湾村的追踪考察、访问等情况来看，孟先生“排除了祁县河湾村”与现在学术界认定生于元末明初的古代小说家罗贯中存在直接联系的可能性。[-SI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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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以来，罗贯中各作品经过了不断的校订修改，已经大异原著，甚至《三国演义》亦有很多已非原貌。柳存仁在《罗贯中讲史小说之真伪性质》中首先提出异议，认为：“《三国志传》之刻本，今日所得见者虽为万历甚至天启年间所刊刻，时间固远在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后，然其所根据之本（不论其祖本为一种或多种），固有可能在嘉靖壬午以前。”由此，他勾勒了《三国》版本演变的基本线索：大约在至治本《三国志平话》刊刻之后四十年左右，罗贯中有可能撰写《三国志传》，其后为其他各本《三国志传》所宗。在此之后，始有《三国志通俗演义》出世。尽管嘉靖本是现存最早的《三国演义》版本，但决非最优秀的版本，也不是最接近罗贯中原作的版本；《三国志传》是与嘉靖本并列的版本，在某些方面保留了比嘉靖本更古的形态；近十几年来，中外学者作了进一步的探索，观点渐趋接近。%F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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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十年来，对于罗贯中及其作品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大超过了以往任何历史时期，在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取得了若干新的突破。'OI9}

八十年代以来举行了多次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国际研讨会，成立了罗贯中及其作品的各省、市、县级学会及专门研究机构，比如山西省清徐县“罗贯中研究会”，挂靠清徐县志办公室；四川省三国演义学会，挂靠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等。相关专题研讨会，已经举行了3次。包括：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研讨会在广州举行；《三国演义》版本讨论会在云南昆明举行；孙吴与三国文化研讨会在浙江富阳举行等等。已经摆脱“文革”桎梏，正在大胆解放思想的中国学者，以新的精神面貌，对罗贯中及其作品进行了可贵的重新探索。台港澳及外国学者的加入，亦形成了罗本文化研究蓬勃发展的新局面。x

远古神话与《西游记》中的人物形象

一、中国远古神话

神话，是什么呢？它是远古人民表现对自然及文化现象的理解与想象的故事。它是人类早期的不自觉的艺术创造。神话并非现实生活的科学反映，而是由于远古时代生产力的水平很低，人们不能科学地解释世界、自然现象和原始社会文化生活的起源和变化，以他们贫乏的生活经验为基础，借助想象和幻想把自然力和客观世界拟人化的结果。

神话创作与远古人民争取生存、向自然力抗争的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与远古的生活和历史有密切关系，往往表现了远古人民对自然力的抗争和对提高人类自身能力的渴望。马克思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神话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

神话产生于原始氏族社会，并伴随漫长的历史进程，不断创造和发展。新石器中晚期，以母系氏族公社发展到全盛时期，出现了不少女性神话人物，如女娲、西王母等。父系氏族社会建立以后，原始神话中又出现了男性神话人物形象，而在许多神话人物之间，也便相应地出现了辈分和谱系，辈分和谱系的出现为其后的神话系统的出现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基础。

神话中充满了神奇的幻想，它把远古人民的认识和世界万物的生长变化都蒙上了一层奇异的色彩。神话中的人物形象，也大多具有超人的力量，是根据原始人的自身形象、生产状况和对自然力的理解与提高自身能力的要求而想象出来的，也为以后的神话小说的创作开了一个好头。但是，我们也应看到，神话中的主人公（神）尽管常常是人间奇迹的创造者，但他们也常常遇到挫折和厄运。如《西游记》中的玉皇大帝，在孙悟空和西方如来斗法的时候，如来说过这样一句话：“……他（玉皇大帝）自幼修持，苦历了一千五百五十劫。每劫该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如来所说的这些，正表明了玉皇大帝虽然是天上的统治者，但他也是遭受了很多的磨难的。因此，这一点反映了神话幻想的现实制约性，有种先苦后甜的思想在其中。

原始神话是人类童年时期特有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原始人对自然和社会的一种认识形式。它反映了人类早期的思维活动。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和人类智力的高度发展，原始神话一般不再产生，而是产生了一些以神话为依托和表现形式的文学作品。

早在公元前的先秦古籍中，如《山海经》《左传》《国语》《楚辞》以及《吕氏春秋》等，就已经记载了许多的神话。到了汉代、三国时期，《淮南子》《史记》《汉书》《吴越春秋》等，以及魏晋六朝的《搜神记》《述异记》等书中也都有许多古典神话的记录。而在这些中间，《山海经》保存的神话最为丰富，而且接近古代神话的原貌。

中国古代神话，源远流长，不仅记载早，品类多，而且不少古老的神话至今依然在民间口头上流传，特别是在中原地区，中国远古一些著名的神话，如关于大禹、黄帝（轩辕帝）、女娲、伏羲、盘古、夸父等神话，大多仍以口头形式流传于河南等地区。还有关于舜、蚩尤、后羿、启的神话，今仍在河南、河北以及南方一些省份流传着。由于流传时间久远，这些神话与古文献上记录的，在具体情节上有所不同，出现许多变异。这些现在仍流传不衰的神话，经过演变，自然不同于原始古典神话，但却可以证明和补助文献记录的材料，实有裨于中国神话学的研究，特别是对弄清有关神话发展的古今形态具有重要作用。

二、神话与小说

神话在文学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它是对中国各种文学创造较早发生影响的一种体裁。它的题材内容和神化人物对历代文学创造及民族史诗的形成具有多方面的影响，特别是它丰富的想象和对自然事物形象化的写作方法，对后世作家的艺术虚构及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形成都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它的口头叙事形式也成为叙事文学体裁如小说等的先河。不少神话直接为作家、艺术家提供了创作题材，其中有些著名神话，还成为人民经常援引的典故。因此有了一种神话是“小说之祖”的说法，明代胡应麟说：《山海经》是“古今语怪之祖”；又认为同时在神话和巫术气氛中出现的《汲冢琐语》“当在《庄》、《列》前。《束皙传》云：诸国梦卜妖怪相书一盖今小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