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云南承宣布政使司下除了正式府州，还设有南甸、干崖、麓川平缅三个宣抚司及木邦、孟养、缅甸、八百大甸、车里、老挝六个宣慰司。三宣六慰的范围除了目前国内部分外，大致还包括今缅甸、泰国北部和老挝的中部，皆"滇中可以调遣者"。

三宣六慰是如何建立？它们又是以什么制度维系在大明王朝的统治之下呢？

元朝统治时期，对云南的管理相对松散，中央派兵驻扎昆明，然后将云南当地的一些少数民族首领委任为土司，用以管理、治理云南，元朝灭亡后，云南实际上处于割据状态。

朱元璋决心统一天下，于是任命大将傅友德为征南将军，并派遣蓝玉和义子沐英为副将，统兵三十万进击云南。

明军所到之处，蒙古军队如摧枯拉朽，滇中各路土司纷纷臣服，元朝残余势力首领梁王自杀。为了彻底将云南归化，朱元璋留下义子沐英，在滇南、滇中、滇北等地区继续扫荡，并将滇西大理一带盘踞了数百年的段氏势力消灭，碍于段氏的影响力，明朝将段氏迁到了内地其他地方。

等到局面基本稳定，太祖下诏在昆明设立都指挥使司，统帅云南境内军队，同时也设立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对云南各州、县进行管理，在云南开始实施大明朝的“三司制度”。

但是即便是这样，明朝政府也暂时无法改变云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势力错综复杂的局面，因而在沐英留下镇守云南的同时，朱元璋采取了因地制宜、分而治之的方法。

也就是说，除了云南内部地区直接由中央管辖机构统治外，其他一些边远地区仍然沿袭采用元朝的土司制度来进行统治管理，但是受到中央设立或者派出的机构节制。

沐英镇守云南十年时间之内，不仅将大明的制度在云南推行开来，还积极吸引外来人口进入云南、大力兴修水利，改善当地民生。

就是这十年时间，云南的人文风气已然大变，大明在云南地区建立了相当的威望。至此，云南彻底被朱元璋打下了大明的烙印。

自此，过去和中原有亲密关系的地方领主，纷纷接受大明王朝的这一制度，成为明王朝手下的“土司”，接受云南布政使司和沐英的管辖。

当然不服的也有，但也要试一试沐王爷的火枪三段射击再说。

通过特殊治理方法和一定的武力威慑，云南布政使司成为大明王朝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今天的云南省面积约有39万平方公里，而大明早期的云南布政使司辖区仅百万平方公里。

传统的边疆政区体制和治理体系已不能满足边疆发展的需要,为此明朝在云南布政司下建立起一套"内边政区"与"外边政区"分层管理的边疆政区体制,这是明朝边疆政区制度和边疆治理体系的制度创新。

"内边政区"主要包含如今云南省的中心区域，而“外边政区”除了涵盖滇西、滇南一些民族地方，还包括了几乎缅甸全境、老挝大部和泰国北部，也就是“三宣六慰”。

为了把这广大的区域实行有效的管理，防止割据形成，大明王朝继续创新，总结出了云南外边政区实行的金字红牌制度。

金字红牌始于永乐二年，明朝开始，“制信符及金字红牌，颁给云南木邦、八百大甸、麓川平缅、缅甸、车里、老挝六宣慰使司，干崖、大候、里马、茶山四长官司，潞江安抚司，及孟艮、孟定、湾甸、镇康等府州土官”。

金字红牌作为朝廷信物，一方面以示恩宠，一方面强化了中央、云南地方与边区土司的联系。此后，新皇帝登基和土司承袭，都必须更换这些信物，较为有效地建立起了中央对边区土司的政治统属关系。

金字红牌在边疆管理、护国捍边、调停和处置编内内部矛盾方面发挥十分重要和积极的作用。

答案是，“三宣六慰”是大明的行政区，理由有五：

一， 从明朝的角度看，这些土司都被纳入了王朝和云南地方政府统属的体系，在《明实录》、《明史》之《地理志》和《土司传》中，明确记载上述土司归属明朝。

二， 从礼仪的角度看，明中央坚持向授职土司颁赐诰印、冠带、袭衣，表明土司已由各族酋首一变而为国家命官，可以向所属人民发号施令。

三， 明中央和云南地方有劝谕、调解云南边区土司纠纷与侵扰的权力，边区各土司也往往将彼此间的纠纷诉诸明朝。

四， 明朝有权征调边区土司武装，虽然各土司可以拥有军队，但只能镇守疆土，且须服从明朝调遣，特别是沐英及其子孙对这些地方武装的调遣非常顺畅，体现了大明朝廷对土司拥有统治权。

五， 云南边区土司与明朝之间的朝贡与回赐的方式，实行的是国内地方与中央的礼节，与朝鲜、琉球等附属国完全不一样，这是中央对边区土司地方政治统属关系的具体体现。

明中后期，大明王朝四面烽烟，逐渐放松了金字红牌制度的执行，万历元年，是明朝最后一次向云南外边政区颁赐金字红牌、勘合和信符。

“三宣六慰”已经岌岌可危，大明王朝的版图即将缩水。

请关注下期：揭秘明朝三宣六慰（下）：缅甸的脱离和反噬

参考资料：

《明史·卷三百十四·列传第二百二·云南土司二》

论明朝西南边疆的军管羁縻政区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3年01期

西藏的少数民族官名。

土司又称土官、酋是古代中国边疆的官职，元朝始置。

用于封授给西北、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部族头目。

土司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土司既指少数民族地区的土著人在其势力范围内独立建造的且被国家法律允许的治所（土衙署），又指“世有其地、世管其民、世统其兵、世袭其职、世治其所、世入其流、世受其封”的土官。

狭义的土司专指“世有其地、世管其民、世统其兵、世袭其职、世治其所、世入其流、世受其封”的土官。

扩展资料：

其他土司：

缅甸土司：

缅甸与云南省西部山水相连。13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的近600年间，中缅疆域有很大的变迁。两国封建王朝之间发生过几次战争，给两国人民带来过灾难，但持续的友好交往是主流，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不断得到发展。

13世纪中叶，缅甸是蒲甘王朝统治。首都在今缅甸中部的蒲甘城，疆域尚未达到伊洛瓦底江上游和萨尔温江上游克钦、掸等族居住地区。

此时的中国，正值忽必烈建立大一统的元朝封建帝国。元朝云南行省的疆域基本上沿袭“大理”时代，在伊洛瓦底江上游和萨尔温江上游克钦族、掸族等族居住地区，设置了一些路、府，由当地土官管辖。蒲甘国王和元朝皇帝双方各有所图，矛盾日益激烈。

1271年和1273年，忽必烈两次派遣使者到缅甸，蒲甘国王那罗梯诃波扣留了元朝第二次赴缅使者，元缅矛盾激化。1277年，蒲甘国王反对金齿（今德宏）总管阿禾服从元朝统治，兴兵攻打。缅军集结兵“四五万、象八百、马万匹”，攻人干崖（今盈江）、南甸（今梁河），与金齿士兵和元朝驻军发生激烈战斗。

-土司

云南

一、汉习楼船

汉武帝初年张骞出使西域，回来后向汉武帝详细报告了西域各国的情况。他报告说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看见邛山（在今四川省）出产的竹杖和蜀地（今四川成都）出产的细布。当地的人说这些东西是商人从身毒（就是现在的印度）贩来的。他认为既然身毒可以买到蜀地的东西，那大夏一定离蜀地不远，于是建议开通一条从蜀地通往西域的通道。

汉武帝就派张骞为使者，带着礼物从蜀地出发，去结交身毒。张骞把人马分为四队，分头去找天竺。四路人马各走了两千里地，都没有找到。往南走的一队人马到了今天大理洱海附近，被当地的昆明族给挡住了。因为西汉的士兵大多不习水性，无法征服洱海周围善于水上作战的昆明族，于是，征讨一失败告终。汉军回长安以后，汉武帝在长安按照洱海的形状开凿了“昆明湖”，操练水军，以期能打败昆明族，征服洱海地区。这就是云南历史上有名的“汉习楼船”的历史典故。

之后，在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兵临滇国，滇举国投降，汉朝就在滇的故地上设置了益州郡。这为云南成为祖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奠定了基础，也为祖国西南边疆的形成和巩固奠定了基础。同时，郡县制度的建立，改变了云南诸部林立、不相统属的局面，把云南历史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唐标铁柱

公元680年，吐蕃攻占了安戎(今四川汶川西南)后,控制了唐朝通往西南诸蛮的道路。随后，吐蕃与唐朝在洱海地区展开了争夺，他们之间的争夺，其胜负关系到唐朝政权的生死存亡。因为吐蕃向东扩张，不仅西北边陲不得安宁，连中央王朝也受到威胁；吐蕃入犯蜀西及西洱河地区又使唐朝西南边疆的安全面临危机。为避免被动挨打的局面，唐必须从洱海地区抗击吐蕃，与西北相配合，形成对吐蕃的包围。因此，巩固姚州都督府就成为保卫唐王朝全局战略的重要措施。要巩固姚州都督府，就必须依靠洱海诸蛮；洱海诸蛮的向背关系着姚州都督府的命运。为此，姚州都督府的首要任务就是隔断吐蕃与洱海诸蛮的联系，招抚诸蛮

为保卫姚州和抗击吐蕃，唐朝于公元707年派监察御史唐九征为姚雟道讨击使，进讨深入到洱海地区的吐蕃。当时吐蕃在漾水和濞水间架设铁桥，以通西洱河，并在西洱河两岸构筑城堡。唐九征首先摧毁了守桥的城堡，继而焚毁了两坐铁索桥，截断了吐蕃进入西洱河地区的通道，战役结束后，命书记闾邱均在剑川勒石建碑，立铁柱于洱海北面，以纪念这次战役的巨大胜利。这个铁柱是唐对洱海地区实行有效统治的标志。

但这次战争的胜利也并未彻底改变洱海地区诸蛮对唐王朝时叛时附的局面，因为安戎城和昆明城还为吐蕃所控制。于是，夺回这两坐城池成为唐朝争夺洱海地区的当务之急。之后，又经过了4次战争，安戎城终于又回到了唐朝手中。吐蕃曾多次派兵反攻，皆失败而去，两城的收复，不仅巩固了唐在西南地区的统治，也为南诏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三、宋挥玉斧

“宋挥玉斧”这一典故说的是：北宋太祖赵匡胤在平定四川之后，手持玉斧(文房玩物)沿地图的大渡河一划，说：“此外非吾有也。”意思是宋朝再不要大渡河以外的地方了。这并不是因为宋朝不想要大理国这块土地，而是因为北宋不像汉唐那样国力强盛、疆域辽阔，当时北宋国势贫弱，已无力再进攻云南；加之宋太祖错误地总结唐朝扶持南诏而南诏叛唐的教训，因此将云南划在疆域之外。

而实际上，大理国自建国以来，与宋朝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公元965年，当宋统一蜀地时，大理国立即派建昌（今四川西昌）的官员送牒入宋朝表示祝贺。968年，大理国又派使臣带牒到宋朝要求通好。976年，白王请求内附，太宗册封大理国国王为“云南八国郡主”。1115年，大理国与宋朝正式建立臣属关系，而这一关系一直延续到大理国灭亡。反映大理国与宋朝关系密切的另一个侧面是以市马为纽带的经济文化交流。宋朝的战马主要来自北方，称为“陕马”。宋朝南渡以后，陕马来源断绝，不得不主要依靠来自大理的战马。而马市的繁荣，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大理国与宋朝之间相互依存、亲密友好的关系。

四、元跨革囊

1253年，蒙古大汗蒙哥派其弟忽必烈率军进攻云南，计划先灭大理，对南宋形成包围态势，最后消灭南宋，统一全国。忽必烈率十万大军来到金沙江畔，可是面临着汹涌的金沙江水，蒙古军队无法渡江。正在为难之间，当地少数民族献策，用革囊做筏子渡江。革囊即羊皮囊(也有用牛皮做的)。可用单个革囊缚在身上作漂浮器材渡江，也可多个皮囊连缀为筏子。于是忽必烈大军就用革囊以及皮筏渡过金沙江，灭了大理国，将云南归于元的统治之下。

第二年忽必烈班师回朝，留下大将兀良合台戍守云南，继续平定大理各部。经过两年多的征讨，1256年大理国王段兴智举国归附蒙古。之后，兀良合台向朝廷建议在云南设置郡县，设官料理民情。朝廷赞同并支持了他的建议，加封他为大元帅，赐给银印，镇守云南。

元统一全国之后，1273年，忽必烈从亲信大臣中派选回回人赛典赤·瞻思丁出任云南省平章政事，到云南筹建云南行省，他也成为了云南第一任行省长官。1276年将云南行省所定的路、府、州、县上报朝廷，并把云南的政治中心从大理转移到昆明。他在任期间，一方面整顿吏制、加强统一，稳定了社会。另一方面鼓励农业，发展经济，在全省各地大规模的实行屯田，并带人修筑了松花坝水库这一沿用至尽的利民工程，水库的修建降低了滇池的水位，不仅使滇池及其水系周围的农田受益，而且在滇池的周围形成了万亩良田。

五、三征麓川

明朝朱元璋治理云南诸族群的基本原则是“非为制其不叛，重在使其无叛”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明王朝采取了许多重要的举措，企求在云南的统治长治久安，并且的确取得了超过前代的巨大成就。但是，自明代统一云南以后，当地族群的动乱此起彼伏，不绝于史。

最大的动乱是在明正统年间麓川（今云南德宏瑞丽）思氏的反叛。至正初年，思可法崛起于勐卯，势力逐渐扩大，于是设置平缅宣慰司

任命思可法为宣慰使。元末，思可法乘中原争扰，兼并金齿各部，称雄一方。

1382年，思伦法继承职务，1385年思伦法调集10万兵力又攻占景东。1388年，思伦法以5万兵力，大象百余只，发动“定边之战”。沐英率

15000精骑，昼夜兼行，直奔定边，大破象阵，歼灭了思氏的有生力量，思伦法败退麓川。1389年，思伦法请降朝贡。为了稳定局势，明朝廷于

永乐年初分设麓川、木邦、孟养、缅甸四个宣慰司。以后一直到明宣德年间，各部之间虽然有一些小纠纷，但是大体上安定。1413年，思任法继任麓川宣慰使，他极力想要恢复他的父亲思伦法所失去的失地，多次与邻近的土司发生争端。1438年，镇守云南的黔宁王沐晟开始调集大兵征讨思任法，可军事进展不顺利，主将方政战死，沐晟也因害怕朝廷怪罪而暴死。沐昂再次出兵，但是也无成效。思任法想要派遣使臣进贡朝廷以示修好，但是朝廷想彻底的解决麓川的争端问题，于是在1441年、1443年、1448年三次派王骥率大军征讨麓川。“连年用兵，死者十七八，军资爵赏不可胜计”。大军三次征讨麓川，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助长了思任法与其他三个宣慰司的争夺。

1449年，因北方空虚，瓦剌攻入土木堡，明军大败，明英宗被掳走。可以说，瓦剌是“土木之变”的罪魁祸首，王骥三征麓川是导致“木之变”的根源。

六、改土归流

明朝在平定云南之后就根据云南少数民族的特点，在广大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并不断的使之完善。可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土司制度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已经不再适合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和中央的统治了。它虽然在历史上起过有益的作用，但是本身这一制度就有不少的弊端。

土司统治下，土司世官其土，世有其民，对所属人民有生杀予夺的权力，“主仆之分，百世不移”。土司统治下，人民生活艰难，同时也严重的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司之间，土司内部也时常斗争，相互抢劫村寨，滥杀无辜，使人民遭殃，影响了边疆的稳定。土司拥有自己的武装，他们利用自己的兵丁镇压当地人民，抗命朝廷，叛乱不绝。土司制度的长期存在，不利于国家的统一。随着历史的发展，土司制度的落后性与弊端日益突出。废除土司制度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于是，在明朝末年的时候，在一些条件比较成熟的地方首先就废除了土司，改以流官取代土官，实行改土归流。

可是有目的、有计划的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主要是发生在清代雍正年间，主持西南改土归流的是云贵总督鄂尔泰。鄂尔泰认为土司制度是西南边疆的最大隐患，必须尽早尽快解决。只有将横暴桀骜的土司逐渐擒拿，在其统治地区逐渐改设流官，才是治本的方法。否则是不能解决西南边疆的稳定和安宁的。

鄂尔泰的改土归流主要以政治手段即招抚为主，在一些地区也通过武力强制实行改土贵流。经过雍正年间的改土归流后，云南境内的土司所剩已不多，剩余土司中的大部分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

改土归流后，清政府在原土司领地分别设置府、州、厅、县，委派有任期、非世袭的流官进行直接统治，实行和内地一样的各项制度，如设立保甲、编制户口、丈量土地、厘定租税、清查钱粮、建立学校、推广儒学等。这不但促进了西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教育的进步，也大大加强了清王朝在云南的统治，使云南边疆与内地在政体上统一，进一步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七、反清起义

杜文秀领导的回民起义。

19世纪，云南的地主商人之间为争夺土地与矿权时常发生争执，经济权益的争斗常常导致乡绅权力之争。由于宗教信仰的不同和风俗习惯的差异，这些斗争逐渐演变成为汉族地主商人和回族地主商人之间的冲突，这些冲突日益激化。1845年，永昌府发生回汉互斗，官吏袒护汉人，大杀城内回民。1847年，杜文秀赴京控告永昌府残杀回民之事，清廷改变了态度，支持回民。永昌汉人起而反对官府，再次攻杀回民。清政府前后态度不一致，意在扩大矛盾，使回汉自相残杀。1856年5月，昆明发生回汉冲突，云南巡抚下令对“滋事”回民，格杀无论。昆明城内外，大肆搜杀回民三天，杀死回民约三千人。继而全生之内，不断的出现烧杀回民的惨剧。回民在忍无可忍，退无可退，求助官府主持公平的希望彻底破灭之后，愤慨而勇敢的举起了起义的大旗。回民起义在各地风起云涌，不久汇成两支大军：一支由马如龙、马德新为首，活动在滇南和滇东地区；一支由杜文秀领导，战斗在云南西部。

1867年，杜文秀派二十万大军包围昆明城，久攻不下。1869年清军反攻，起义军失利，退回滇西。1872年，清军围困大理，杜文秀服毒就义，起义失败。

李文学领导的彝族人民起义。

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下，彝族贫苦农民李文学在太平军战士王泰阶、李学东的帮助下，于1856年5月，率领五千多农民，在弥渡县瓦卢村天生营誓师起义。太平天国失败后，清军于1870年进攻哀牢山区，王泰阶、田四浪不幸牺牲。1872年，李文学支持杜文秀起义失败，不幸被俘，第二年惨遭杀害。起义军将士在首领被害之后还英勇抵抗，最后义军将士或牺牲、或失散，起义失败。

八、保疆斗争

景颇族人民的抗英斗争

19世纪初，英帝国侵入缅甸后，企图从云南开辟一条自印度、缅甸到中国长江流域的通道。1831年，英国陆军大尉斯普莱由印度经缅甸到云南考察回国后，给英国政府写报告，建议修筑从缅甸仰光到云南的铁路。他的建议受到英国大资本家的重视，他们积极推动入侵云南，开辟市场的活动。不久英国取得了在缅甸伊洛瓦底江自由贸易的权利。1874年，英国派遣伯朗率领二百余人的武装探测队由缅甸进入云南。同时，英国驻华公使派翻译官马嘉理从上海到云南，前往中缅边境迎接伯朗。马嘉理沿途收集情报，在腾冲绘测地图，激起了腾冲人民的反对。腾冲地方官员将他护送出境。他到了缅甸和伯朗会合后，于1875年率领武装队伍侵入今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边疆各族人民义愤填膺，自动组织起来保卫祖国门户，并得到云贵总督岑毓英的支持。当马嘉理率领先头部队到达盈江芒允、雪列时，景颇族、傣族、汉族群众200多人将他们包围住，勒令他们退出中国边境，马嘉理竟悍然开枪大、打死边民。愤怒的民众将马嘉理及其随从消灭在雪列户宋河边。此后，参加战斗的群众增加到了6千多人，乘势将伯朗率领的英军包围起来。伯朗纵火烧山，乘烟雾弥漫逃脱，退出了中国边境。

苗族人民的抗法斗争

1883年至1885年，中法战争期间，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和驻云南清军是抗击法军的主力，在西线大捷中给法军以沉重的打击。1884年法国军队入侵麻僳坡、马关两县，当地猛峒苗族首领项崇周带领苗族、瑶族、壮族、汉族等民众数百人，用大刀、毒弩、火铳经过大小数十次激战激退一千多以洋枪洋炮武装的法国侵略军，收复失地约七千平方公里。1855年，法国侵略者在猛峒一带横行霸道，项崇周率领苗族人民，在蒙通、船头、扣林等地袭击歼灭法国军士200多人，击退从黄树皮、清永河前来救助的数百名援兵，迫使法军退出中国边境，不敢再踏入中国领土一步。法国军队曾多次派遣使者以重利厚礼诱惑项崇周，但他毫不为动，大义凛然，庄严宣告苗族是中国人，誓死保卫自己居住的中国领土，决不服从法寇。1889年中法会勘滇越边界时，项崇周参与堪界工作，并提供边界历史资料，据理力争，保卫国土，维护国家主权。清政府加封他为边防团练营管带，准许子孙世袭，并题赐“庙中之豪杰，边防如铁统”的巨大匾额。

僳僳族人民的抗英斗争

1900年，英国侵略者侵占片马地区，当地僳僳族人民联合景颇族、白族、汉族民众在土把总左孝臣的领导下，群起反抗，将侵略军逐出国境。1911年初，英国军队再次侵入片马地区，左孝臣在抗击英国侵略军中壮烈牺牲。；僳僳族人民在僳僳族管事勒黑摄帕率领下，奋力抵抗。僳僳族人民的抗英斗争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声援和支持。在僳僳族和边境各族人民的打击下，英国被迫正式承认片马、古浪、岗房三个僳僳族村寨是中国领土，却在当时私立界桩，建造营房，企图长期霸占。第一此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军一度撤离。1922年，英军卷土重来，再次侵占片马地区。在1961年签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缅甸联邦边界条约》中，缅甸政府同意将属于中国的片马、古浪、岗房归还中国。

佤族人民的抗英斗争

英帝国占领缅甸后，就把侵略魔爪伸到我国云南西部的阿佤山区。他们不断的派遣传教士、探险队进入阿佤山区收集情报，以金钱利诱、收买当地头人酋长。班洪、班老、永班三个佤族部落之间盛产银矿，1934年1月，英国派军队侵占银矿。班洪、班老佤族首领胡玉禄、胡玉山、胡忠华等召集十七个佤族部落首领歃血为盟，奋起抵抗英军，保卫矿区。英军沿南滚河推进，焚烧班老寨，班老王胡玉禄率领全寨男女老少退据龙头山誓死不降。在当地傣族、汉族人民的支援下，击退英国侵略军，收复失地。1941年英国利用抗日战争面临危机之时，以封闭滇缅公路相威胁，以换文方式同中国政府在阿佤山划定一条有利于英国的边界线，即所谓的“1941年线”，但未能在这条线上实际堪界，树立界桩。在1961年签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缅甸联邦边界条约》中，缅甸政府同意把班洪、班老地区归还中国。

傣族人民的抗英斗争

1891年英国组织两个“探险队”擅自侵入云南边疆傣族地区测绘地图，收集情报。一队沿伊洛瓦底江进入德宏地区。当英国探险队到盈江县干崖土司所属铜壁关西侧时，刚承袭干崖宣抚使的傣族土司刀安仁率领傣族和汉族民众阻止英国探险队的深入。与英国人对峙几个月后，击退英军。不甘心失败的英国军队再次侵入干崖，攻打天马、汉龙两关。刀安仁领导傣族人民奋起抵抗，将英国人驱逐出境。1898年英军侵犯大青树营盘，刀安仁率领傣族和景颇族等边境民众坚持抗击英军八年。使英国入侵德宏地区的阴谋未能得逞，为保卫边疆，维护祖国领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另一支英国“探险队”约500人，经阿瓦山、孟连、勐遮、勐海抵达允景洪。当他们到达孟连时，明目张胆地将英国国旗插在白鹤山上，并召集当地的傣族民众开会，鼓吹孟连如果归附英国，傣族人民就会有“好日子”过。爱国的傣族人民不理睬他们的胡言乱语，砍到了英国国旗以示抗议。探险队到勐遮、勐海时，傣族人民关门闭户，不卖任何食品给侵略者，拒绝他们进入村寨。他们到允景洪时，再次把英国国旗竖起来，利诱车里宣慰写投降书。他们的强盗行经立即遭到傣族人民的反抗。宣慰议事庭大臣都隆腊华严正警告英国人：车里是中国的领土，不准他们在中国的领土上胡作非为。随即下令，全境居民不得卖食物给擅自闯入的英国人吃，不准他们进入村寨，并把英国国旗给扯了下来。这些英国人只好灰溜溜的离开西双版纳。当他们路过阿瓦山时，又遭到佤族人民的严重警告，不准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勒令他们全部下马，否则全部击毙，“探险队”的英国人只好乖乖的下马鼠窜而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