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氏的发展
《说文》中有“姓”字,从女旁,生亦声。此字始出现时已比较晚。殷墟甲骨卜辞文字中虽已有几片残辞中见到“姓” ,但与《说文》所列这种会意兼形声的“姓”字似有不同,由于甲骨卜辞残破,其在卜辞中用法多不详,仅一片略能知道是作女子之名或字,此种加了女旁(性别符号)之字,一般只作为女子个人名号使用,不同于《说文》中的姓字。西周古文字中尚未见姓字。春秋时代中期末叶的齐器铭文中有一汉字,左边是“亻”字旁,右边是“生”,不从女,从人。这个汉字亦见于战国时代玺印文字 。战国时代晚期秦诅楚文方有“姓”这一汉字。由此可知,“姓”字古义上要需从对文献记载爬梳整理去求得。
杨希枚著《姓字古义析证》,对“姓”字在文献中的用法详加整理,得出结论是“姓”字古义有三:其一,训子或子嗣;其二,训族或族属;其三,训民或属民。 朱凤瀚著《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将“姓”字在先秦时代的含义如下:
其一,实前义是女子所生的子女。《说文》:“姓,人所生也。占之神圣人,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户,因生以为姓,从女生,生亦声,春秋传曰天子因生以赐姓。”所谓“人所生也”即母所生之子女。《左传·昭公》所谓:“问其姓,对曰:‘余子长矣’。” 《左传·昭公》:“二后之姓,于今为庶。” 《礼记·丧大记》:“父兄子姓立于东方。 (郑玄注:子姓,谓众子孙也。姓之言生也。)”等例中之“姓”皆属此种本义。
其二,“姓”即是子女,子女相为亲,相组为族。所以广其义,姓可作族属、族人解,亦可以进一步将之理解为泛称的“族”的意思,如殷墟卜辞中之“多生”西周春秋金文中之“百生”。在卜辞中“多生”是指占卜主体(王)的亲族。西周金文中的“百生”,从铭文内容看,可以用来称本族族人,也可以泛指没有亲族关系的其他族的族人。至于东周文献中所见的“百姓”,则不仅可以有以上“百生”之义,而且有的含义更广泛,几乎近于今日所说之百姓,即民众,旧解或将”百姓”释为“百官”,其说不可信。
其三,“姓”本义既为女子所生子嗣,则同一女子所生子嗣组成的亲族也可以称为“姓”。以表示其同出于一个女性始祖的这种特殊的亲属关系。这是“姓”的另一引申义。此种亲族组织强调女性始祖,则当如许多学者所推拟的。其最初必形成于母系氏族社会中,即夫从妻居,子女属于母族,世系以母方计。对于这种具有血缘关系的亲属组织的名称,杨希枚先生主张称为“姓族” 。典籍所记姬姓、姜姓,最初应皆属母系姓族,姬、姜则是此种母系姓族之名号。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后,妻从夫居,子女不再属母族而归于父族,世系以父方计,所以母系姓族遂转为父系姓族。此后,父系姓族仍然使用着母系姓族的名号。今日所见古姓族名号如姬、姜、姒、妫等皆带女旁,虽造字时间不早,但从女可能表明其本原与母系姓族有关。父系姓族所以沿用之,则当是因为在母系向父系转变之初,子女虽已属父族,但仍以其母之姓族名号为族名,后延续作为父系姓族的名号,同于传说的黄帝诸子异姓之例。在商代、周代这一历史阶段,诸父系姓族实皆已分化为若干独立的、以宗族形态存立的分支(即卜文所谓氏)但姓族在商代的作用仍比较明显,仍有实体性质,可以认为是一种高层次的家族。姓族到周代后多只有名义上与观念上的作用,已非实体,不具有组织上共同的联系与政治、经济或宗教生活,亦即不属于所谓的家族。
其四,“姓”在东周文献中有时是指姓族之名号,如《国语·周语下》言“赐姓曰姜”之“姓” ,即应理解为所赐姓族之名号即姜。又如《左传·哀公》“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吴,故不书姓” 很明显“姓”在这里是指吴女所属姓族之名号,即“姬”。所谓姓族之“姓”与作姓族名号讲的“姓”是一实一名,属于两种概念范畴,所以会发生此种混同,当如杨希枚先生所言是由于名代表实,积久而以实为名,于是产生姬、姜之类姓之名号就是姓的概念。司马迁在《史记》中常言姓某氏,没能区别古代姓与氏之不同,但他所说的“姓”意思即是指姓族之名号。 “氏”字最初造字时本义已难知。《说文》以巴蜀方言训解之,当非其本义。此字在殷墟甲骨刻辞中仅一见,刻辞残破,含义亦不明。西周文字中“氏”字巳较常见,其字义与东周文献中“氏”的含义有彼此相同者,故并在一起分析,其主要用法大致是:
其一,指称个人。有多种用法:如可以接在官名后,作官称,像师氏、尹氏等。《左传·昭公》讲少昊氏诸鸟官名 ,亦是鸟名加氏为称。接在爵位后表示尊称,如“侯氏”。接在字或亲称后表示一种较亲近的称谓,如伯氏、叔氏、舅氏。接在姓后,指属于该姓族的女子,如“姜氏”“姞氏”“任氏”等等。接在作为家族组织讲的“氏”之名号后,指称属于该家族的个人,如叔孙氏、雍氏、庄氏。 除以上用法外,东周典籍中称上古传说中的帝王、部落首领亦在其名后加氏为称,如“黄帝氏”、“少昊氏”、“共工氏”等。
其二,与表示姓族之“姓”义同,如《左传·昭公》:“姜氏、任氏,实守其地。” (杜预注:姜,齐姓;任,薛姓。)又如《国语·周语上》:“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 此“姜氏”即“姜姓”,但这种用法较少见。
其三,指一些上古的部族,《国语·周语下》:“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 除此所谓有夏氏、有吕氏外,《左传·襄公》的所谓陶唐氏、御龙氏、豕韦氏、唐杜氏 等等,以及《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述诸上古国族,均未必是单纯的血缘组织。刘师培《释氏》论及此种氏:“是氏即所居之土,无上则无氏。”其实质乃是一种非单纯血缘关系的政治区域性集团。 先秦典籍在记述商周时代的历史时,已很少使用此种含义的氏的概念,只是偶用以称一些边远地外的部族,如《国语·周语上》中“犬戎氏以其职来王”之“犬戎氏” 。
其四,指一种家族组织。此种例子很多,如《左传·昭公》叔向曰:“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 可见羊舌氏即叔向所属宗族的十一支分族之一。《国语·晋语八》:“终灭羊舌氏之宗者,必是子也。”韦昭注:“宗,同宗也。” 由知羊舌氏本身亦构成宗族。《左传·昭公》:“子皮之族饮酒无度,故马师氏与子皮氏有恶。” 子皮氏显即子皮之族。《左传·襄公》:“初,子驷与尉止有争……子驷为田洫,司氏、堵氏、候氏、子师氏丧田焉。故五族聚群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乱。” 这五氏亦即五族。《左传·哀公》中宋皇氏、灵氏、乐氏又称“三族”。 《国语·晋语九》:“智果别族于太史为辅氏” ,辅氏即从智氏中所分立出来的,智果本人之近亲家族。以上文字可说明氏即族。实际上《左传》、《国语》中凡列国卿大夫家族多称“某氏”,如鲁桓公之后称“孟氏”、“叔孙氏”、“季氏”,齐国的“崔氏”、“田氏”,郑穆公之遗族统称“穆氏”等,皆属于氏的此种用法,显然不同干上述那种非单纯血缘关系的政治区域性集团之氏。指称家族之氏,已经见于西周金文,如散氏、虢季氏等。春秋金文中所见厚氏、干氏、彪氏、京氏也是。这种属于家族组织的氏与姓族的关系,当如《史记·高祖本纪》索隐引《世本》所言:“言姓即在上,占氏即在下。”即是说氏是统于姓族之下,二者有主体与分支的关系。
其五,“氏”亦可专指族氏这种血缘亲族组织之名号,也可以说只是一种标志。如《左传》中可见有“某氏之族”之称,如“游氏之族”,细析之,所谓“某氏”在这里实仅专指该族氏之名。又如《左传·隐公》:“公命以字为展氏” ,即是命以“无骇”之字“展”为其氏名,称展氏。郑樵《通志·氏族略》列举了多种氏名来源,如“以官为氏”、“以地为氏”等,此种“氏”均是指族氏之名号。“氏”亦与“姓”一样,具有名(族名)实(族之实体)两种含义。由此也可以进一步领悟到作为亲族组织的氏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凡称“氏”,皆表未该亲属组织有自己独特的名号。按照典籍中旧有说法,也可以说是有个独特的家名。所以所谓“立氏”不仅意味着在组织上相对独立,而且意味着起一个足以表示其独立性的名号。
其六,在西周、春秋时代,作为贵族家族之“氏”,虽本身是血缘组织,但往往不是以单纯的血缘组织形式而是以一种政治、军事、经济共同休的形式存在,其自身只作为这共同体的核心。此种共同体有时亦可以“氏”相称。如《左传·昭公》记载昭公伐季氏,叔孙氏之司马言于其众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因。凡有季氏与无,于我孰利?”皆曰:“无季氏,是无叔孙氏也。” 可见这些家臣、私属是将“我”归入叔孙氏之内。此时的叔孙氏严格起来讲,不是指叔孙氏家族组织,而是指包括其家臣、私属在内的共同体。但是,此种用法的“氏”显然是由“氏”的亲属组织含义引申而来,并不能因为有此种用法,而认为所有的“氏”皆是指此种共同体。 第一:皆是血缘亲属组织。
第二:以外婚制为正常属性。
第三:均是一种单系的继嗣群,即父系的继嗣群。 第一:姓族在早期即因存立时间久远,亲属数目的庞大,分支族氏的增多,其成员间仍以自认的单系共同来源为亲属纽带,但未必已能追溯到一个共同明确的祖先,亦未必都可以找到彼此间明确的谱系关系。而氏一般皆有明确的、可以追溯到一个人的始祖。
第二:对于所有同姓成员来说,其所属姓是同定的。氏名来源较多样,如以邑为氏,以谥为氏,以官为氏等,同一家族可因居邑为氏,也可以族长的官职为氏,当时也经常出现命氏、别族等情况。在这种背景下,父子、兄弟不必同氏,人也可以有几个氏,如晋卿士会,以士为氏,是承其祖氏,士氏初当是以官为氏,但士会由于食采于随、范,在《左传·文公》曰随会 ,《左传·昭公》曰范会 。《国语·晋语九》所记晋智氏之族人智果,别族于太史为辅氏,即是智果,又称辅果 。
第三:姓是统一的,即姓族本身未有层次区别,虽有氏为分支,但没有更小的姓族。而氏却可以是多层次的。一个大氏可以包括由其分化出来的若干小氏。从史料看,这在商代比较明显,卜文所要论述的商代晚期青铜器铭文中的所谓“复合氏名”即显示了此种多层次的氏的存在形式。多层次的氏组织随着血缘关系与其作用范围的减弱而渐渐不再盛行,渐向单层次发展。但较大的氏组织内仍包括若干分支,只是分支未必皆另立新氏。
第四:女子不论出嫁与否,皆有同定的姓。但女子出嫁前与父同氏,出嫁后属夫氏,所以可以夫氏为称,但亦可以仍以父氏为称。此从周代青铜器铭文资料可知,如:父为其女制媵器,在铭文中称其女名为“夫氏加女姓”,如辅伯鼎铭。出嫁女子在夫家自己制器亦自称其名为“夫氏加己姓”。夫为其妇制器,在器铭中称妇名为“妇之父氏加妇之姓”,如善夫旅伯鼎铭。可见出嫁女子在夫家并未完全失去自己的父氏。 秦汉以来,姓氏合而为一。《通志·氏族略》载,“秦灭六国,子孙该为民庶,或以国为姓,或以姓为氏,或以氏为氏,姓氏之失,由此始……兹姓与氏浑为一者也。”
自此以后,姓即氏,氏即姓,姓氏或氏姓成了姓或氏的一种书面用语。而在不同场合,姓和氏的使用是有区别的。例如在社会人际交往中,不相识的人碰在一起,往往会礼节性地问:“请问贵姓?”答曰:“免贵姓×。”从未听说有:请问“贵氏”的。在家谱、族谱的题名上却是《×氏家谱》、《×氏族谱》,也从未见过《×姓家谱》、《×姓族谱》的。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呢?大概在口语中问“贵氏”犯忌,因“氏”与“死”同音。“氏”在远古时代是男子的标识符号,家谱、族谱是纪录某一姓氏男姓家族成员的血缘关系的图册,所以家谱、族谱的题名用某氏。
百家姓的排名只是名义上的,虽然有字面上的这么多姓。因为某些姓氏虽然在字面上不同,实际上部分姓是从某姓衍生出来的,比如姚姓,据2005年在湖南零陵召开的全球华人公祭舜帝大会上的最新统计,由姚姓衍生出的姓氏达60个之多,如陈、王、胡、孙、虞、田、袁、车、陆等姓氏,流布于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五帝之一的舜,其后子孙以姚为氏,称为姚氏。因舜帝居姚地(河南濮阳),有子孙以姚为姓,称为姚氏。舜在当帝之前,有搬到妫河边居住,他们的子孙有留在妫河边居住的,便以妫为姓。舜帝登帝位后,仁德荣耀,有子孙以帝名舜为姓,禹封皇舜长子商均于虞,至始祖四十三世孙妫满封于陈,官拜陶正,谥胡公,其子孙或以国号陈称姓,或以官号改称陶唐氏,或以谥号胡称姓,或以尊讳满称姓,演变至汉朝,姚氏衍生出:妫、舜、虞、陈、胡、田、袁、王、孙、陆、车等六十种,繁姓同根,异氏同源,是一家亲。在中华姓氏中,妫、陈、田、姚、胡五姓同根同源,其血缘先祖同为舜帝姚氏。郑樵《通志·氏族略》言:虞有二姓,曰姚曰妫。因姚墟之生而姓姚,因妫水之居而姓妫。因而史称妫、陈、田、姚、胡为妫汭五姓。
1张姓:泉州张坂张氏的“始祖张天觉,河南光州人,唐�6�1僖宗乾符五年(878年),以参谋削王仙芝之乱,授南剑刺史。及朱温纂唐,便弃官避乱入闽。”(《张氏族谱》)
2林姓:“先世固始人,祖有林一郎者仕客,于(唐)光启乙已(885年)迁福建永春桃源大杉林保。”(《台湾省通志稿�6�1卷二�6�1人民志�6�1氏族篇》引《台北县虎丘林氏族谱》) 3王姓:《晋江凤头王氏族谱》(乾隆始修本)载:今晋江城东镇凤屿村王氏以唐末王审知为入闽始祖,明�6�1洪武十年(1377年),第二十二世王宾和始迁居凤里。《金瓯王氏五柱敦项公派家谱》载:今晋江东石镇金瓯(山前)王氏,出于五代泉州刺史王延彬之后,推武肃王王审知为入闽始祖。《峣阳开闽王氏族谱》载:今安溪西坪镇西部的峣阳,为当地大姓,其先祖上溯唐末入闽的王潮、王审知。入居安溪的始祖王佛生,原居福建府长乐县,为防倭事于明�6�1永乐元年(1403年)与弟王兴祖迁居安溪崇信里屯种,“四传”后王毅庵迁居峣阳。《台湾通志�6�1氏族篇》收录的台北县板桥镇《王氏族谱》云:“三十四世晔为光州定城令,因家于固始。哗曾孙曰恁,三子曰审潮、审邽、审知,兄弟有检,王绪辟为军正,以副前锋提兵人汀、漳,遂有闽、泉之地,而审邽之曾孙早晔,又分居泉之西南隅船方巷。” 4庄姓:台湾《青阳庄氏族谱》载:“唐�6�1光启间,始祖森公,王潮之甥也,偕入闽,择居于永春桃园里美政乡,地名蓬莱。”《桃源庄氏族谱》亦载:今惠安县山腰庄氏,其始祖庄森自光州固始入闽,居永春县桃源里蓬莱山,其后裔遍布晋江、惠安、同安、莆田、安溪等地。 5陈姓:“寻经安禄山之变,中原板荡,留居河南之陈姓,随王潮入闽者,为数似亦不少。”(《台湾省通志稿�6�1卷二�6�1人民志�6�1氏族篇》)6黄姓:今晋江东石镇黄氏,与湖头(玉湖)、永坑合称为“东石三乡黄”,共奉黄龙为基祖。据载,黄龙祖父黄岸先人系于唐末由光州固始避乱居闽(《东石各氏族谱》) 7李姓:“先光州固始人,唐末随王潮入闽”(《台湾省通志稿�6�1卷二�6�1人民志�6�1氏族篇》引《台北县李氏族谱》)。“其先居住河南光州固始,五季随王潮入闽”(兑山李氏)。今晋江金井镇石圳(圳山)李氏先祖李晦翁,初居砀山,后因中原变故,而侨居光州固始,唐末偕子李乐泉避兵福建,其后裔于元末从福州徙泉州,择圳山而卜居(《晋邑圳山李氏族谱》)。今南安梅山镇芙蓉李氏,先祖为光州固始人,于五代从王潮入闽,其子孙因家于武荣(南安)芙蓉乡(《芙蓉李氏族谱》)。今南安金淘镇李氏远祖系固始人,随王潮入闽,其后裔肇居梅山芙蓉,传至李仰宗时迁居岭兜(《岭兜李氏族谱》)。
8许姓:“始祖许受仕唐,随王潮入闽,镇漳州之诏安,改而入泉,乔居晋江十七八都间石龟,后枝派分栖”,称为“石龟许氏”(《台湾省通志稿�6�1卷二�6�1人民志�6�1氏族篇》)。今安溪湖头镇郭埔(虞都)许氏先祖许侍御为光州固始人,唐末奉旨入闽,镇守漳州诏安,后又迁晋江石龟村。传至许景玉,迁至南安诗山镇钱塘,景玉次子许振奴移居虞都(《湖头虞都许氏家谱》)。
族谱——是记载各个姓氏家族子孙世系传承之书,具有区分家族成员血缘关系亲疏远近的功用,是我国封建宗法制度的产物。随着历史的发展,家谱由官修变为私修,所录内容不断丰富,其功用也不断增加和变化。如今,家谱同各姓氏的郡望、堂号一样,不仅为区别姓氏源流,作为数典认祖、研究历史、地理、社会、民俗的参考资料,它还是姓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姓同一代人用一个字表示,比如孔姓自孔子以下到今天大概70几代了,每一代一个字不重复,孔姓这个字辈古时是请皇帝题的,一次请20个字,用完了再请;孔姓是特例,其它姓,比如李姓,全国李姓并不是一个祖宗,所以字辈不统一,一般是同修族谱的用一个字辈,字辈用字是循环的,江南李姓有一支用裁缝和木匠工具(谐音)做的字辈,有一句记得是剪子针线袋(贤、子、珍、先、代)。
大体意思如此,具体说法可能有错。
我们现在把新年的第一天称为“元旦”。“元”字原是“第一”和“开始”的意思,“旦”字的原意是天亮或早晨。但在历史上,元旦到底指哪一天,各朝各代都有不同的规定。1911年,始将大年初一由元旦改称为春节。虽统称“春节”,但山城泰顺的乡民们仍习惯称春节为“过年”。
元旦佳节是中国人最为看重的一个节日。各地百姓们欢度春节的同时,也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年节风俗。它们有的已消失了,有的仍然存留,延续至今。泰顺各地的年节风俗总的来说是大同小异。据调查掌握的资料来看,依笔者“井底蛙”之见,县内年节风俗之所以有差异之处,是否主要是受始迁地、民族和生活习惯的影响而产生的?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过年的经历,但对于过年风俗有过调查和研究的,却不会有太多。作为山城泰顺大山之子,我们是否应当了解或者调查、研究与我们的生存家园血脉相、不可分割的乡土文化。我私底下想,只要我们大家都行动起来,去做一些调查,不用几年,我们就可以收集到一大批宝贵的乡土文化资料了。
笔者的这些调查文字实属粗俗之作。俗话有“抛砖引玉”之说,那么,恐怕我的这些文字连块“砖”都称不上的。不过,我却又心存有“过分”之嫌的念头,那就是希望能引动大家,一起来调查、研究我们的乡土文化。
如果我的这份调查资料可以让您耐心地读完,在感谢之余,我还有个希望得到您指教的愿望!
壹 年前扫尘
“有钱没钱,洗洗过年”。 无论贫穷富有,在年前,家家户户都要全家出动,将厨房、厅堂等处打扫得干干净净的,箱笼橱柜、墙角床底也要除去积年尘垢,这就叫做“扫尘”。扫尘时特别要将烟囱掸干净,因为灶神在二十四日回归天庭时,是化作一道青烟从烟囱走的,当然得将他的“行走”这路打扫干净。
据载,扫尘这一春节习俗,在我国已有四千余年历史。到唐宋,年终扫尘已成为家家户户必做之事。南宋吴自牧《梦粱录》裁:临安过春节,“不论大小家,俱洒扫门闾,去尘秽,净庭户”。明代的《大戴礼》中,还把岁末防尘规定为一种礼节。旧时,再忙人家也要做清洁,将室户垃圾一扫而光,寓扫除晦气和霉运,迎接新年的好气象。
据县内一些地方的传说,认为灶神走后,人间门户的事情并非没有天神掌管,玉帝又会派神下来代灶神打理几天“政务”,而这位天神非常讲究洁净,如果怠慢了他,他也会像灶王一样回去向玉帝打小报告,人们则要受到玉帝的处罚。所以在灶神上天,天神到来之前,一定要将门户打扫干净。
扫尘的日子视祭灶神的日期而定,如三魁、雅阳、龟湖、岭北是在腊月二十九祭灶神的,一般在腊月二十四左右扫尘。下洪等地,在腊月二十四祭灶神,则从腊月十六开始就要进行扫尘。总的来说,必须要在灶神回天过年之前,进行一次扫尘。
扫尘这天,泰顺有些地方还有一些关于除旧迎新的习俗。下洪贝谷在扫尘这天,如果是年家里小孩不大平安,即俗语说的“不听话”,就要在衣柜中翻出一顶孩子戴过的帽子扔到山头上去。洋溪、司前一带则找一套孩子穿过的衣服扔到溪里随流漂走。希望旧岁能带走不吉利的事情,在新春来临之际,让好运降临。
扫尘习俗,虽然很多内容都充斥着人们意愿中对美好祈求,但也不乏现实意义,经过打扫,灰尘脏物四布的宅院顿时变得窗明几净、纤尘不染,显得气象一新,非常有利于人体健康。
贰 办年货·过年食俗
一年之中最大的节日非春节莫属,饮食也最为丰盛。山城乡民在小年过后,着手置办年货。泰顺各地赶集的日子不一,有的地方是逢三赶集,有的地方则每七天赶一次集。但是在腊月二十八日这天是专门为大家置办年货而设立的赶集日。山外的南北货、山里的土特产等等,可谓是堆积如山,人流如潮涌,过年的气氛随着置办年货的热闹场面已越来越浓。
商家店铺一般在腊月二十九下午就早早地关门打佯,回家过年了,一直到正月初六、七才恢复经营,所以家家户户都要在年前准备好过年用的必须物品,如鱼肉果蔬、烟酒糖茶、香纸蜡烛。小孩们也要拉着大人的衣角,跟他们到集市上缠着要买自己喜欢的糖果,然后抱回一大袋,足够解馋一段时间了。对于小孩来说,他们之所以喜欢过年,或许除了在正月里可以不受大人的打骂外,最高兴的就是有自己喜欢的“过年货”可吃了。
民以食为天。饮食在人们的生活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年节饮食更是形成了丰富的饮食民俗。我国南方以种植水稻为主,米粮是人们的主食。泰顺乡民更是在“米”上大做文章,创造了具有地方风味的食品。如罗阳的婆饼,泗溪、三魁一带用免子熏制的腊肉,龟湖一带用猪肉熏制的腊肉,仕阳、雅阳等地麦芽糖,等等。
大凡到过山城并上过山城饭店酒楼的人,无不盛赞山城那独具风味的亦饭亦菜的“婆饼”。据说,制作婆饼很费功夫,须先将上等大米浸透,磨成浓淡适度的米浆,摊在烧热的平底锅上煎成一张厚薄均匀的完整饼皮,然后取出一张饼皮摊平,披上一层由碎精肉、香菇、木耳、虾仁、干贝、花生、芝麻、蛋丝、葱白等做成的馅心;再重上一层饼皮,又放上一层馅心;再重上一层饼皮,又放上一层馅心,如此反复数遍,然后卷成长条,压扁,置于平底锅上文火煎烤,于是就有一种悦耳的“”吱吱响声发出,令人食欲大增。等烤到通体金黄,喷香酥脆时,便可取出切段,摆放在浅口大盘中,端到席上,才是一道香气四溢、叫人垂涎且名播遐迩的婆饼。
食用婆饼也有讲究。夹取须用羹匙兜舀,用浅盆或薄碟子承接,小心别让它散开。否则,馅心就会从饼皮中脱出,皮馅分家,失去婆饼特有的风味。这样,就会如同打击乐中锣鼓铙钵分开打,不成调调。用时更忌性急,须缩唇嘴牙,小心啃下一小块细嚼慢咽。否则,就会烫嘴伤喉,憋出眼泪,使你当众狼狈尴尬,也有伤风雅。
婆饼又叫薄饼、包饼、烙饼。相传很早很早以前,在山区一些单门独户的人家,白天男人们下地耕作,青年妇女也去帮忙,只留下老妪看家。她们闲得无聊,就想弄点东西打牙祭。而在那时候,穷人家掏不出银两买副食的,况且在那边远山区,即使有钱也没地方买。老婆婆们“馋中生智”,就地取材:把家里仅有的一点儿米量出一升半升来磨成浆,于是米浆饼里裹菜肴便成了婆饼的雏形。再后来,又经人们的不断改进、完善和提高。因为这道菜的“发明专利”是属于老婆婆们的,因而便称之为“婆饼”。(田心《“婆饼”考》)
泗溪、三魁、龟湖、新山一带的腊肉,在做法上大同小异,只是原料不同而已。原料如果是免子,则要取去肥肠和内脏,整只熏制。猪肉作原料的,则取其精瘦部分。用猪肉作原料的腊肉制作方法是,先在灶锅中锅放入大米一斤(按熏制十斤猪肉算),然后在大米之上纵横架设木枝,上放猪肉。灶里烧起柴火后,大米焦而生烟,起到熏制猪肉的作用。十几分钟的时间即可熏制完成,然后凉在通风处,一两天即可食用。
仕阳、雅阳等地的麦芽糖也是当地乡民们过年的必须品。制作方法如下:先将蒸熟的糯米饭稍凉,温度降到20度左右,再拌入浸过温水的大麦芽,过一夜后,大麦芽中的酵母已将糯米饭中的淀粉转化为糖,呈粥状。第二天一早,将它放入糖栳(大草包)中,用绞架绞出糖水,分离出糖渣。再将糖水放锅中加热,经过水分的不断蒸发,糖水渐渐粘稠,等到有丝状糖油时,即取出拔拉就成软糖。若煎的时间再长些,糖油就更浓,可拔拉成酥糖。除此之外,还可用糖稀拌上炒米花、花生米、芝麻,制成又香又甜又脆的“炒米糖”、“油炸果”、麻花(绕藤糖)等。
县内各地农家过年食品虽略有差异,但年糕和汤圆却是乡民都要在年前制作准备好的食品,成为山城乡民过年最主要的地方食品。制作年糕先取大米入饮甑蒸熟, 然后倒入石臼里,用石碓捶打。 粉团需不断地翻动、洒水,以免粘在石臼、石碓上。将米粉团打透后,就把它放到门板上,切取搓成条状,一般为自家食用。或用木制印花板印成块状,印花板雕有花鸟等,年糕上也就印有这些吉祥图案了。此种印花糕贴上红笺后,作为正月拜年用。还有一种冥斋尖,呈“金”字状,作为祭祀用。
汤圆,是用糯米粉制作的食品,县内又有“丸子”“团子”等名称。因“汤圆”与“团圆”谐音,春节吃汤圆又有“家人相聚,团团圆圆”之意。这是谐音衍化来的寓意,关于吃汤圆为祈愿团圆之意,还有个传说。相传嫦娥奔月后,后羿由于日夜思念而成疾卧床不起,正月十四日夜,有一童子求见,对羿说:“我是夫人(嫦娥)派来的,夫人知道你日夜思念她。明日是十五月圆之夜,夫人让你用米粉作丸子,团团如月,然后将丸子放在室之西北角,夫人便可降临。”百姓人家为了祈求家人顺利安康,年年团圆,便也在春节食丸子。制作汤圆,首先将糯米用水浸泡后磨成浆,盛在布袋里压在石磨下将水滤下,然后将粉块搓捍成汤圆。三魁一带不作馅,俗称“丸子”;罗阳一般要在汤圆里放油麻、糖等馅料,称“汤圆”。吃起来,有一股清香味,粘而不稠,甜而不腻。
叁 小年祭灶神
泰顺有句俗语:“先生不吃冬至丸,长年不吃廿四饭”。说的是在 古时,教书先生在冬至前就要散馆回家,而帮人家做长工的“长年”也要在小年——腊月二十四之前回家开始准备过年。小年,又叫“小岁”、“小年夜”,是相对除夕而言的。小年的日期,南北略有差异,一般在腊月二十三、二十四两天。有些地方则更早,有“过了腊八便是年”的说法,也就是过了腊月初八的“腊八节”,人们就开始准备过年了。东汉崔寔《四民月令》云:“腊月日更新,谓之小岁,进酒尊长,修贺君师。”这表明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人们过小年尊师敬长的风俗已经形成。
小年最主要的是祭灶神。灶神,亦称灶君,唐以后又称灶王。它是中国民间受到普遍信仰尊崇的神灵,上至天子下达庶民,家家户户都有供奉。汉代以前的人,有把灶神作为火神的观点,因为灶的功能主要是用火烧熟食物。而把炎帝、祝融看成火神和灶神,则是后来的说法,因为这两个神话人物乃是战国以后才被确立的人化神。把灶神作为火神,其信仰都是从灶的自然属性及它对人们生活的实际作用而产生的。在当时,人们认为灶神是受到敬仰的炎帝、黄帝,是火神祝融变来的,于是把灶神当作掌管饮食的神。
灶神成为“一家之主”始于汉以后,由掌饮食,进而掌握人们的寿天祸福。人们祭灶,一方面是想通过这一祭祀活动得到幸福,另一方面也是怕灶神给他们带来灾难。《敬灶全书·真君劝善文》曰: “灶君乃东厨司命,受一家香火,保一家康泰,察一家善恶,奏一家功过。每逢庚申日,上奏玉帝。终月则算,功多者,三年之后,天必降之福寿。过多者,三年之后,天必降之灾殃。”这样,灶王成为玉帝派到各家的督使,专门监视各家各户的言行、大小过错,一旦发现令它不满的行为,就暗地里记一笔帐。待到腊月二十三,它回到天上向玉帝作一次总汇报。
泰顺关于灶神的传说不太多,流传较广的一种是说有一个叫二丁的穷人以乞讨维生,后来家境渐好,娶了妻子。但他的妻子虽然贤惠,可是长得很丑。时日一长,二丁就嫌弃她了。家里渐富后,二丁就将妻子休掉了,迎娶了村内一个曾与他勾搭成奸的女人。此事被玉皇知道后,放了一把火烧了二丁的所有家产,他的后妻也在火灾中丧生。二丁从此又过上了讨饭的生活。一日讨到一户人家,二丁饿得走不动了,敲了一声房门后,终于由于饥饿过度,晕了过去。凑巧的是,他的前妻就是改嫁到这户人家的。二丁醒后见到自己的前妻,觉得自己很对不起她,便纵火死了。天上玉皇知道后,觉得二丁有羞愧之心,尚未泯灭人性,便封他为灶神,掌管凡间的香火事务。
泰顺民间祭祀灶神的日子大多在腊月二十四日,如下洪、筱村等地。也有的地方在腊月二十九(大年则三十,下同),如三魁、雅阳、龟湖、岭北等地。祭灶神一般在白天举行,龟湖有些地方则在年夜饭后祭灶神。灶神的神龛安在厨房墙壁上,一般在民居主体建造完工垒灶后安灶神位,仪式要请尪师主持。尪师要向灶神汇报户主家人的情况,请他保佑平安。灶神龛外的墙上用红纸书写“灶君上天奏好事,香烟落地地生财”,也有写“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的。神龛内左右两边书“担柴童子,挑水童郎”。当中写“奏善堂”三字。
龟湖有些地方祭灶神还有不许女人参加的习俗,这可能跟一个传说有关。据说,灶神是玉皇大帝的第三个儿子,由于太贪恋女色,被玉皇贬到凡间当灶神。所以,女子们都不祭祀灶神。泰顺民间祭灶神,普遍是用三牲福礼(鸡蛋、猪肉、鱼)和茶、酒、年糕等。祭祀时,主人一边添酒,一边还要祈求灶神归天庭后要多说好话,不能将家里的丑事汇报于玉帝。为了能让灶神说好话,有的人家还用糖祭祀,意谓吃了甜,嘴巴甜,说的当然是动听的话了。也有的说,用糖祭灶神目的是为了粘住他的嘴巴,不让他乱说话。据说,用年糕祭灶也有“糊口”之意。这一切都是源于灶神是“一家之主”,人们之所以要祭祀他,当然有惧怕他的意 思。
相传本有皇帝命的罗隐当年也是被灶神奏上天庭才变成“金口乞丐身”的。民间故事是这样讲的:罗隐本有帝王命,未登上宝座前,母子二人以乞讨为生。罗隐的母亲脾气非常暴燥,有一次为罗隐去村里借物品而村人不借而大发雷霆,恶语谩骂说,如果罗隐日后能成大事,邻里的鸡犬都得见血。此话被灶神听到了,在年底回天庭时便向玉皇大帝告发。玉皇大怒,当即下令废除罗隐的帝王命。天兵天将立于云端要收回罗隐的帝王命,而此时罗隐并不知道自己有帝王命,他见天上雷雨交加,赶紧躲到了床底下,慌乱之中被尿壶堵了嘴,才留下“金口”。
在下洪一带还流传着另外一个故事,说梁山一百单八将本是具有帝王命的罗隐的部下,由于罗隐未当成皇帝,一百单八将最后也落个不好的下场。
灶神回天庭向玉帝汇报凡间事务后,便要回到凡间打理“政务”。在泰顺,迎接灶神回凡间的日子并不一致。有些地方是在腊月二十四送灶神回天,然后在腊月二十九迎接灶神回凡间。但绝大多数地方都是在正月初四这天迎接灶神。迎灶神的日子虽然有异,但迎灶神的场所却都是一致的,都是在宅子的二楼神龛中摆上三牲等物重新祭祀灶神,期望他在新的一年里能保佑家人平安。
肆 春联·门神·倒福
春联,起源于桃符。“桃符”是指周代始悬挂在大门两旁的长方形桃木板。据《后汉书·礼仪志》说,桃符长六寸,宽三寸,桃木板上书“神荼”、“郁垒”二神。“正月一日,造桃符著户,名仙木,百鬼所畏。”宋代,桃符由桃木板改为纸张,叫“春贴纸”。明代,桃符才改称“春联”。
山城泰顺,春联的内容非常丰富,可贴的地方也很多,可分为门心、框对、横披、斗方等。在很多地方还流行贴“花字”春联,所谓“花字”就是依据动、植物形体来书写。“花字”春联不仅字名内 容有喜庆内涵,而字之形体亦有吉祥的象征。
春节期间,还有贴门神的习俗。有的是贴门神画,简单些的则将门神的名字写在红纸上。山城门神信仰一般为神荼与郁垒,或秦叔宝和尉迟敬德。神茶、郁垒是传说中能捉鬼的神灵。东汉应劭的《风俗通》 中引《黄帝书》说:“上古的时候,有神萘郁垒俩兄弟,他们住在度朔山上。山上有一棵桃树,树荫如盖。每天早上,他们便在这树下检阅百鬼。如果有恶鬼为害人间,便将其绑了喂老虎。 后来,人们便用两块桃木板画上神茶、郁垒的画像,挂在门的两边用来驱鬼避邪。”到了唐代,又开始奉秦叔宝和尉迟敬德为门神。这当中有个故事,唐太宗李世民有一次心情不好,常常听到卧房外面拖砖掷瓦,鬼魅呼叫。闹得三十六宫、七十二院夜夜不安,他很害怕,把这事告诉了群臣。秦叔宝出班奏道:“臣生平杀敌如切瓜,收尸像聚蚂蚁,还怕鬼魅吗?愿和尉迟敬德全副武装立宫门外把守。”李世民同意,当夜果然无事。为了免除他们两人每天守夜不睡觉的辛劳,于是画两人全身像,手持玉斧,腰系鞭、链、弓、箭,威风凛凛,一如平时,贴在各层左右门上,邪祟从此绝迹了。后代沿袭这个办法,把二人画像也当了门神。
春节贴“福”字的习俗在山城泰顺较为普遍。“福”字一般写在红纸上倒着贴,取“福倒(到)了”之吉祥寓意。“福神”也是广受民间乡民崇拜的神灵。洋溪、洲岭等地有个传说,一个善良人连走霉运,便在腊月寒冬时一连好几天在树根底下祭祀福神,到了二十九晚,在回家的路上,他捡到了一罐银子。村里有个恶霸,施计骗走了善良人的银子后,也跑去祭福神,由于懒惰不想走路,便让人抬着轿子,自己则趴在轿中,伸出头来沿路寻觅银子,结果被路上的一块石头碰死了。第二天,那位善良人路经此地,没料到福神又将此块石头化成银子赠给了他。可谓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了。
伍 祭百神·头轮香
我们把十二月称为“腊月”,是有其来源的。商朝时,曾把过年称为“祀”,即指在过年时要祭祀祖先和自然诸神,祭祀活动又称为“腊”和“蜡”。到了周朝,则把“腊”和“蜡”分开来了,“腊”指祭祖先,“蜡”则专指祭祀山川百神。到了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才把祭祀祖先和众神统称为“腊”。古人认为“万物有灵”,自然界的各路神灵各司其职。如此这般,不好好祭祀他们,必将影响到自己的生存劳作。所以,日常生活中,哪方面不顺了,备上供品祭祀一番,希望得到保佑,祭祀的日期并没有专指哪一天。不过,在腊月的二十九左右,家家户户必备牲礼对村内所有神灵进行祭祀。在受祭拜的神灵中,有具有一定声名广受各地乡民信仰崇拜的,也有的只是流行于地方之间的小神。
在泰顺,乡民们对有宫庙的神灵要用供品祭礼,没有神位的如门神、天地神等,则插几柱香代替。对于有宫庙或有宅户中有神龛的神灵,一般是在腊月二十九上午祭祀,如三魁要祭祀五显大帝、杨府星君,泗溪等地要祭陈十四娘娘,罗阳要祭千斤岩(灵石),筱村等地要祭忠训王,等等。祭祀祖先的供品要在锅中烧熟,而祭百神则可以用未下锅的祭品,其中缘由,流行于下洪等地的说法是,神有超自然的力量,可以把生的食物化熟了再吃,而阴界祖宗则没有这种“法力”,自然要烧熟了再吃。
白天的祭神活动,各地是纷繁不一,各路神灵也是行色匆匆,忙于赴宴而弄得不可开交。可是到了二十九日晚,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人们纷纷把祭祀对象转向了路头神。关于路头神的来历,也是说法不一,有的认为路头神是财神,而财神又分五路,掌管各种财务,所以民间都在二十九日夜里,到叉路口去祭财神,以祈财源茂盛、财运亨通。祭祀时,要在叉口处沿着每条路插“香”,将香火延伸到几十米外。而下洪一带的乡民则认为路头神指“相公爷”,是个乞丐头,手下有三十六徒弟,七十二徒孙,还有“街头牵猴先师”“街尾拉狗先师”“锁喉将军”之称。既是乞丐神,所以在祭祀时最利碰到乞丐,往往倾其所有祭品给乞丐,有的人还在身上准备红包相赠。
祭路头神,又最忌被路人撞见,才有在半夜祭祀的习惯。如果赶夜人远远看见有人在祭路头神,懂得其中的规矩的,就尽量少发出声音,就算跟祭祀人是亲友的,碰面时也是视如陌路人,各管各的。
除了在二十九日祭神灵以外,人们心里想,在当天祭祀的人这么多,神灵未必能记住我而授予福祉,便有了正月初一烧“头轮香”的习俗,认为能烧上第一柱香的,求福必多。烧“头轮香”的人惟恐迟于别人,往往在半夜就动身赶路。老者囿于脚力不支,无法山中寺院、“仙翁洞”去求神拜佛的,就到村里小宫小庙中烧“头轮香”。小宫庙中烧“头轮香”的人会少些,赶到大寺院中的烧香的则是另外一番景象了,往往是“途为之塞”,人多得“几无立身之地”,再加上香烟弥漫,呛得人直流眼泪。每一处宫庙,“头轮香”只有一柱,亦可谓是“僧多粥少”了,但烧“头轮香”却是人们对神佛虔诚的写照。
陆 除夕祭祖
除夕祭祖,这是流行于中国广大地区的年节风俗。人们认为,祖先的神灵会保护子孙,使之兴旺发达。另一方面亦来自传统伦理观念和道德观念中的“慎终追远”、“百善孝为先”的思想。古人的祖先崇拜主要表现在建庙立祠上,老百姓家中亦设有先祖神龛。每逢除夕,都要把二楼神龛中祖先神位前的香炉请到厅堂中,在八仙桌上摆起羹饭祭祀,以示孝敬和怀念。
除夕祭祖一般在下午举行。下洪等地的说法是下午属阴,而祖宗也是阴界的人,理所当然要在下午祭祖,如果在属阳的早上祭祖,祖宗是吃不了羹饭的。而交洋的曾氏却沿袭祖居地泉州的风俗,要在除夕上午祭祖,缘由是曾氏的先祖卒于早上。
祭祀前,同房派的人家各备一份羹饭摆在八仙桌上,一般有三牲福礼(猪肉、鱼、鸡蛋)、米饭、年糕、茶、酒等。祭祀食物也有讲究,龟湖的王氏不许用豇豆祭祖;下洪的徐氏禁忌用田螺祭祖,如果犯忌,后辈生孩子相貌将极其丑陋,目大如螺。在禁忌方面,下洪徐氏还有祭祖时不许小孩哭闹的讲究,这当中有个传说。相传在某年的除夕午后,徐氏的一个先祖便到阳间来赴宴了,可这家的男人在外还没赶回来过年,妇人正在厨房准备羹饭,小孩无人照顾而哭闹不停。这位祖宗便哄劝起小孩来。待摆上羹饭开始祭祀后,妇人又忙其他事情去了。这位先祖只好一边哄孩子,一边就餐。一柱香时间过去了,这位徐氏先祖此时还没吃饱哩。无奈羹饭已撤下,只好饿着肚子回去了。几天后,他托梦给阳间后人,交待以后祭祖千万别让孩子再哭闹了。
祭品的摆法,各地稍有差异。下洪贝谷要在八仙桌北边摆一只装满米的大碗,碗内置油盏,米中插香,大碗旁放两大碗茶。洋溪富家洋的庄氏族人,则在楼厅祭祖,祭祖有不摆筷子的习俗,因其祖上迁自平阳,据说此俗传自平阳。雅阳塔头底的季氏族人在祭祖时还要请出祖宗画像,挂在太师壁上,为庄重的祭祀活动添加了一份肃穆的气氛。
在点燃香烛后,要在酒杯上加上酒,然后每隔几分钟再加一次酒。一般要加三遍酒。有些地方也有加五遍酒的,认为“诗有八句成章,酒有五巡之礼。”
在龟湖郑家庄和仕阳溪东,除夕祭祖则合族到祠堂举行。这种浩大的祭祖场面,更能体现不忘祖宗功德、缅坏先辈的心意。到宗祠祭祖,大家都要衣冠整洁,举止得宜,以示对祖宗的尊重。
柒 年夜饭·消夜·烧年猪·守岁
除夕敬天地祖先之后,各家要摆“分岁酒”,又称为“年夜饭”。无论离家多远,都要想方设法赶回家乡和亲人吃上这餐“团圆饭”。在龟湖、洋溪等地,如果家中有亲人没能赶回家吃年夜饭的,家人依旧要给他留一个位置,摆上碗筷,意谓团圆。
山乡的年夜饭一般是祭祀过祖先的供品经加热后食用,如果是没有经过加热的供品,是不能食用的,否则视为不吉利。就餐时,有些地方还要请长辈先动筷,然后,晚辈后才可以食用。年夜饭还要诸多规矩,如食具禁忌掉在地上;要多讲吉利语,不能说晦气话等。年夜饭的饭菜不能一扫而光,全部吃完,必须得留一些到正月初二食用(正月初一吃素菜)。有些大户人家对年夜饭的菜肴还有许多讲究,如要有年糕(年年高)、菜头(好彩头)、鱼或者芋(年年有余)、汤圆(团圆),等等。
年夜饭过后,大概在十一、二点左右,还有一餐“消夜”。食物远没有年夜饭丰盛,但依然受到乡民们的重视,成为一个重要的春节习俗。“消夜”往往与“烧年猪”联系在一起,一边在火坑里“烧年猪”,一边烧“消夜”用的食物。关于“烧年猪”县内有多种说法。
除夕晚上,合家团聚吃年夜饭,民间在除夕晚上守岁时在灶前火坑(火塘)生炭火埋焚柴头,称做“烧年猪”。传说元朝时,老百姓痛恨统治者,以木头刻成地方官模样,埋于炭火中焚烧,咀咒统治者,从此流传“烧年猪”的风俗。其实,烧“年猪”的是为了埋火种,因为春节家家早起点灯焚香迎财神,怕找不到火种不吉利;而且火也是兴旺的象征,除夕守岁,屋子里点上灯,灶间火烧得旺,暖气溶溶,喻家庭兴旺发达。(周孺子《泰顺传统节日习俗》)
流行于下洪一带的故事是这样讲的,不知在什么朝代,朝延派下许多监工头,专门监督百姓的劳作。这些监工头非常恶毒。于是在八月十五日这天,大家通过送中秋饼(在饼中藏纸条)约定时间在腊月杀掉监工头。虽然杀掉了监工头,但对他们的的仇恨依然未解,于是人们又在除夕这天,取来树脑代替监工头的脑袋,压在火堆中烧到一定程度后,用灰土覆盖,一直烧到正月初一,表示对恶势力的不满和抗争。
洋溪一带关于“烧年猪”的故事是这样流传的,在古代,朝延曾派下许多王爷,每人分管九家伙食。一个王爷都有一把菜刀,百姓如果要生火做饭,都要向王爷请求借用菜刀。对于王爷的霸道,百姓们深恶痛绝,于是通过中秋饼传信,约定在腊月某天杀死王爷。
仕阳也有“烧年猪”的习俗,但却是乡民为了祈求神灵保佑来年家里养猪能长膘而产生的习俗。与其他地方的传说显然迥异不同。
“消夜”又与守岁联系在一起。人们在食用“消夜”食物的同时,就开始了“守岁”,往往是通宵达旦,彻夜不眠。守岁有两种含义:在年长的人来是“辞旧岁”,有珍惜光阴的意思;在年轻人来说,有为父母延寿的意思,凡是父母健在的人,都必须守岁。据另一种说法,守岁又叫“守天门”:“很古很古的时候,老天爷看到百姓十分贫苦,便在除夕夜岁交子时的那一刹那间,也就是新年旧岁相交的那一刹那间,打开天门,把天库里的金银财宝撒向人间。百姓必须在这一刹那间拾取,得失只在眨眼之间。早了没有,迟了这些金银财宝
欣逢盛世,修谱热兴,我毗陵庄氏理应闻风而起。
邦国有史,郡县有志,家族有谱,自古人所共知。对于我们中华民族来说,厚德载物,重生报本,寻根归宗,更甚于世界其他民族,这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凝聚力的血脉之源。姓氏谱系生动地辐射出中国文化精神的强光,寻根认祖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文化认同。世纪之交,世界各地的华人华裔回到中国故土寻根祭祖归宗,正是中国文化强大凝聚力的生动体现。
我庄氏为楚庄王后裔,受姓已有2600年之九。《名贤氏族言行类稿》指出:“庄姓,楚庄王之后,以谥为姓。”庄,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代表端严肃静的文字,而已庄为氏的家族,也名实相符,两千多年来备受尊敬。在历史上的先秦时期,庄氏家族就已经人才辈出,大名鼎鼎,像长久以来在传统学术界举足轻重的伟大思想家庄子,便是最为显著的例子。
我毗陵庄氏秀九公一脉源于安徽凤阳蒙城,为庄子后裔,后迁徙镇江。宋哲宗元佑年间,先祖邦一公自镇江迁徙至金坛县观庄。元末至正年间,我毗陵庄氏始祖秀九公自金坛徙居武进佘宅桥北横堰村。秀九生子名林。林生二子,长子名斌,为郡城庄氏始分祖,后裔遍及常州城内、嘉泽周围及全国各地;次子名敬,为淹城庄氏始祖,后裔散居武进淹城,湖塘,丫河,白荡,船坊,新沟等地。
秀九公四世孙庄襗字鹤溪,中明弘治九年丙辰科进士,官至山东布政使参政,授承德郎。再传至第八世庄起元和庄廷臣同祖兄弟,于万历三十八年庚戌科双双考中进士,分别徙居常州郡城西门织机坊和东门马山阜,人称“西庄”和“东庄”,从此家声大振,一发而不可收,累世科甲,门庭煊赫,从万历年间第八世到光绪年间第二十世284年间,代代甲乙榜上有名,共出状元1名(庄培因,第十二世),榜眼一名(庄存与,第十二世),传胪一名(庄应会,第九世),进士43名,举人84名,贡生49名。
我庄氏子弟宦迹遍布天下,上至朝廷,下至县令,因为官清廉,功绩卓著,颇受百姓拥戴,朝廷宠幸。许多地方建有庄公祠,郡城建有庄氏三贤祠,西内直街(今西瀛里)建有“世科第”牌坊和“兄弟翰林”牌坊。以“表庄氏科名之盛,为一代观瞻之情”。
我庄氏家族既是官宦人家,又是书香门第,不少子弟热衷收藏图书,研究学问,绘画篆刻,著书立说。据不完全统计,自明至清,有著作传世者有90人之多,遗有著作近400部。第十二世庄存与的今文经学,精研“公羊”,阐幽发微,提倡改革,最终导致戊戌变法的产生,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影响。
我庄氏家族还热衷于办学,常州田家炳中学的前身芳晖中学,觅渡桥小学的前身冠英小学堂都为庄氏所创。中共早期***瞿秋白即为庄氏姻亲,祖母庄氏为星聚堂庄士全(第十七世)之女。瞿早年寄居星聚堂,从舅父庄怡亭读私塾,从堂长庄鼎彝读冠英小学堂。
我庄氏现代名人中有中科院兄弟院士庄逢甘、庄逢辰以及著名书画家庄久达等族中贤达。
我庄氏故居有芳晖堂,济美堂,星聚堂,维祺堂和状元第。
我庄氏定居农村的族人亦是耕读传家,知书识礼友睦邻里,受人尊重。
正如康熙年间太子太傅保和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王熙所说:“大江以南,山川秀美,人文荟萃,毗陵庄氏家世尤盛。”我庄氏先辈开创如此辉煌的业绩,我庄氏后人理应继往开来,发扬光大。
我庄氏先辈修谱甚勤,郡城庄氏族谱自顺治至于民国二十三年已经七修,淹城庄氏族谱自嘉庆至于民国二十五年亦已六修。然而至今七十年矣,中间惨遭“文革”浩劫,谱牒几遭灭顶之灾,后人已不知三代之上姓名事迹,更不知源自何处,来自何方,犹如天外来客。如不及时缵修,我毗陵庄氏传承千年之谱系,必将有中断之虞!为此,我们于2002年既已投入旧谱整理工作。目前已经收集了全部旧谱,并全部输入电脑,计100余万字符数。随后,我们即将开张后裔寻找、资金筹集、新谱续修工作,希望获得全体庄氏后裔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
为此,我们呼吁,我毗陵庄氏全体族人,立即行动起来,将自己家庭的世系和资料整理出来,送交我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万众一心,争做奉献,帮助我们将庄氏族谱续修下去,使我庄氏血脉绳绳不绝,绵延下去,天长地久,永显于世。随时欢迎您加入我们的队伍。
我毗陵庄氏的全体族人,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富贵贫寒,同为庄王世泽,皆是秀九血脉,让我们上不负祖宗,下不愧子孙,立即行动起来吧!
祝中华民族源远流长,兴旺发达
愿毗陵庄氏根深叶茂,万古长青
姓氏的发展
本文2023-10-08 05:35:51发表“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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