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章太炎（1869～1936），初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史学家、国学大师、朴学大师。

章太炎早年在日本时，东京警视厅曾让他填写了一份户口调查表。章太炎所填各项为：“职业——圣人；出身——私生子；年龄——万寿无疆。”因为人多称呼他为“圣人”，而私生子则以日本为最多，面对章这份充满调侃意味的回答，日警们哭笑不得。

章太炎在日本时，一次，无钱度日，便写一张纸条给汪允宗：“今已不名一钱，乞借银元两枚，以购香烟。”同室的蒋维乔说：“既已向人借钱，曷勿多借几元？”章答道：“此君只有两元之交情。”

有一个姓王的暴发户，附庸风雅，也来求章太炎为其题字，章太炎对其不屑，不予理会。但王某不死心，出高价到处托人代为说情，章不胜其烦，于是写下一联：“一二三四五六七，孝悌忠信礼义廉。”王某得书后几位高兴，命人将对联悬于高堂，逢人便讲：“这可是国学大师章太炎为我题的字！”一天，一位明眼人含笑对王说：“写倒写得很好，可惜上联忘八，下联无耻，似乎有点取笑伤人之意。大概意思就是说‘王八，无耻也！’”王某这才知章联之意，气得七窍生烟，羞愧不已。

顾颉刚从欧洲学成归国，去拜访章太炎，谈及西方的科学实验，强调一切事物，必须亲眼看到，才算真实可靠。章问：“你有没有曾祖？”顾茫然：“我怎么会没有曾祖？”章说：“你真有吗？你亲眼看到你的曾祖了吗？”顾一时无言以对。

章太炎常批评孙中山，但是他在骂孙中山时，别人只能听，不能答，更不能附和，如果有人附和说骂得对，他马上给他一记耳光，说：“你是什么东西？总理（孙中山）是中国第一等的伟人，除我之外，谁敢骂之？”

清华组建国学院时，本请胡适任主任，胡适推辞，并建议清华聘请王国维、梁启超和章太炎为国学院教授。在胡的努力下，王、梁二位先后应聘。但素与梁启超不睦的章太炎，不愿与王、梁二人同堂共事，见到清华的聘书后，当场将聘书摔在地上，并一脚踏上，以示拒绝之意。

1913年12月，新婚不久的章太炎北上找袁世凯算账，要“为中夏留一线光明”，“挽此危局”。对于章此行，鲁迅曾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以大勋章为扇坠，大闹总统府。根据1914年1月14日的《申报》记载：章太炎手持团扇一柄，下系勋章，足踏破官靴，大嚷着要见总统，承宣官（传达）挡驾，则“疯言疯语，大闹不休”。另据官方记载，章太炎则不仅大骂袁世凯，还砸烂家具什物。袁世凯便以章有疯病为由，将章太炎软禁。据传，袁世凯一度很想杀章太炎，但又怕民众不满，于是便自我解嘲说：“章太炎是疯子，我何必跟他计较？”，此后章太炎就被被袁世凯软禁至袁去世。

被袁世凯软禁期间。章太炎开始绝食，众人束手无策。众弟子均前去规劝，朱希祖对章太炎说：“袁欲杀先生只须命其爪牙一举手之劳，其所以不敢贸然下此毒手者，正因畏于先生声望，如先生绝食而死，正投其所好。”章认为他的话在理，但仍未进食。　弟子吴承仕前来探望，问他：“先生，您比弥衡如何？”章答：“弥衡岂能比我？”吴接着说：“刘表要杀弥衡，自己不愿戴杀士之名，故假黄祖之手。如今袁世凯比刘表高明，他不必劳驾什么黄祖，而让先生自己杀自己！”章太炎听罢，大惊，马上停止绝食。

坊间传言袁世凯欲称帝，章太炎对袁道：“夫非能安内攘外者，妄而称帝，适以覆其宗族，前史所载则然矣。法之拿破仑，雄略冠世，克戡大敌，是以国人乐推。今中国积弱，俄日横于东北，诚能战胜一国，则大号自归；民间焉有异议？特患公无称帝之能耳。”

章太炎尝云：“大国手门下，只能出二国手；二国手门下，却能出大国手。因大国手的门生，往往恪遵师意，不敢独立思考，故不能大成，如顾炎武门下，高者不过潘耒之辈；而二国手的门生，在老师的基础上，不断前进，往往能青出于蓝。如江永的门下，就有戴震这样的高足。”后人以为，这番话对章太炎召集也照样适用，

说起章太炎的学生，这份名单里有：鲁迅、许寿裳、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马幼渔、朱希祖、吴承仕、黄侃、汪东、曹聚仁、刘文典……，其中水平最牛的弟子当属黄侃，黄侃就算在音韵学方面，已较乃师章太炎为高，亦是实例之一。

章太炎讲学，声势浩大。他名满天下，前来听讲者甚众，所以主办者干脆安排一次大课满足听者所需。章每次来上课，都有五六个弟子陪同，有马幼渔、钱玄同等，都是一时俊杰，声名在外。章国语不好，便由刘半农任翻译，钱玄同写板书，马幼渔倒茶水，可谓盛况空前。章太炎讲课，开口就说：“你们来听我上课是你们的幸运，当然也是我的幸运。”

章太炎病逝后，《早报》报道此消息时称，“全国朝野表示惊悼”。国民政府拨专款三千元作为章太炎的治丧费，他的生前友好纷至吊唁。在张继、居正、冯玉祥等人的努力下，南京国民政府决定为章举行国葬。

章太炎的墓地选在抗清民族英雄张苍水墓侧，是章自己生前所选。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时曾选择葬在刘伯温墓侧。但1936年，当国难深重时，章太炎选择了死后葬于张苍水墓侧。章太炎生前曾替《张苍水集》作跋，对张苍水推崇备至，曾叹曰：“余不得遭公，为执牧圉。”

但因抗战爆发，国葬只好暂且搁置，章的家人南下逃难前，暂葬其于苏州章家后花园。

1937年11月，苏州沦陷，日军闯入章家后花园，看见章太炎的坟墓，没有墓碑，以为墓内埋财宝，一定要挖开看个究竟。章家留下守门的老家人苦苦劝止，但遭毒打。日本一位军佐得知此为章太炎墓后，制止了日军。这位军佐几日后还特来拜祭，并在墓旁立了一个木柱，上书“章太炎之墓”。从此，才没有日军前来骚扰。

1955年4月3日，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浙江省人民政府正式为章太炎举行了安葬仪式。按照章太炎生前遗愿，他的灵柩迁葬于杭州西湖边上，南屏山麓，荔枝峰下，紧邻张苍水墓，墓碑上“章太炎之墓”几个字是章生前自己写就。

“文革”中，章太炎的墓也未幸免，“造反派”们将章墓掘开，取出棺椁，撬开棺盖，将章的遗体（尚属完好）拖出弃之于地，不久尸体就腐臭了。后来，章的遗骸被一位好心的园林工人草草埋于山脚下。　1976年后，中共中央为章太炎平反，认为章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之后，为章太炎重修墓地，在墓茔落成前三天将刚找到的章太炎遗骨放入甏内，封口后葬入墓地新址。

二：王国维 （1877～1927年），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汉族，浙江海宁盐官镇人。清末秀才。我国近现代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考古学等各方面成就卓著的学术巨子，国学大师。

1922年，由升允的推荐，到清宫里去教溥仪的书，王国维视为一生莫大的荣誉。1923年，王国维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这个时候溥仪已经退位，但是在紫禁城内依然保持皇家体制，称朕称诏敕，保持君临天下的态度。跟随他的人，依然称陛下，称皇帝，不改忠义之心。王国维进入清廷南书房，属于特恩直拔。由一个秀才荣升为“帝师”，欣然从之并深感溥仪的知遇之恩。后溥仪又赏他“在紫禁城骑马”，他更看成深恩厚泽，时时在想如何感恩图报。当1924年冯玉祥的军队到北京，逼逐溥仪出宫时，王国维陪侍左右，顷刻不离。

1924年，冯玉祥率军“逼宫”，溥仪先藏于日本公馆，后又移居天津张园，苟安一时。此时王国维已是受过溥仪册封的命臣，对于革命军撕毁民国优待皇室的条件非常愤怒，引为奇耻大辱，便约罗振玉、柯蓼园同沉神武门御河，后因家人极力阻拦、严密看守未果。　1924年，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发表《保存大宫山古迹宣言》，对清皇室破坏大宫山古迹提出批评。王国维知道后马上冲冠而出，为清皇室辩解。他长久地处在忧患中不能自拔，甚至于听说有人在紫禁城坤宁宫捡得古器，他也不忍往观。

1927年，王国维51岁。清华园里惟有两人，以其最独特的方式固守着自己原有的信仰。他们留着辫子，毫无顾忌地行走于大庭广众之下。学生们因景仰他们的人品，没有人强迫他们剪去脑后那带有特定含义的辫子。这二人，一为梁启超，另一位就是王国维。在王国维女儿王东明的记忆中，父亲“每天早晨漱洗完毕，母亲就替他梳头，有次母亲事情忙了，或有什么事烦心，就嘀咕他说：人家的辫子全都剪了，你留着做什么？他的回答，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

1924年，清华学校欲“改办大学”，同时设立研究院。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请胡适出任筹建中的清华研究院院长，胡适推辞不就，推荐王国维，并建议曹校长，应采用宋、元书院的导师制，同时推荐了四位导师人选：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赵元任。后因章太炎不就（章太炎与王国维，梁启超观念不合），而改聘陈寅恪（由吴宓推荐）。

王国维的外表也总是严肃冷峻的。赵元任的太太杨步伟对他颇有些害怕。杨步伟是个直爽的大嗓门，但见了王国维却总是噤不出声。王国维五十寿诞时，清华大学的同事办了三桌酒席祝寿，赵太太硬是避让着不和王国维同桌：“不！不！我不跟王先生一桌。”果然，王国维那一席一直都是默默不语，而赵太太那桌却笑语不绝。

《人间词话》是王国维的最为普通读者所熟知的作品，在《人间词话》里面，王国维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

词话中最广为人知的是这段：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其实说到王国维的学术贡献，《人间词话》根本就排不上号，王国维真正的成就是甲骨文，金文的研究，还有在音韵，古代文物的上的造诣，他在这几个方面的成就，至今无人能及。

三：陈寅恪（1890～1969），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长沙，1969年10月7日卒于广州，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

陈寅恪号称大师中的大师，教授的教授，几乎所有同时代的文人和学人都对这位大师极其尊崇。

1933年，陈寅恪的弟子陈哲三到日本，一次饭间遇到日本史学界大名鼎鼎的学者白鸟库吉，刚见面时白鸟对他十分傲慢无礼，后得知他是陈寅恪的弟子，便执礼甚恭，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原来白鸟研究中亚问题，遇到困难，写信请教奥国学者，复信说向柏林大学某教授请教，而柏林的复信说应请教陈寅恪教授，当时钱稻孙度春假来日，正住隔房，他说可以代为求教陈教授，钱的春假未完，陈教授的复信已到，而问题也解决了。他说如无陈教授的帮助，可能至死不解。

苏联学者在蒙古发掘了三件突劂碑文，但都看不懂，更不能理解。后来，陈寅恪以突劂文对译解释，各国学者都毫无异词，同声叹服。唐德宗与吐蕃的《唐蕃会盟碑》，许多著名学者如德国的沙畹、伯希和等，都难以解决，又是陈寅恪作了确切的翻译，才使得国际学者感到满意。

《蒙古源流》是明朝万历年间内蒙古萨囊彻辰所著，其中夹杂不少神话传说，与元代蒙汉文史书多有不同，往往让人们困惑不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陈寅恪发表了4篇论文，探明了《蒙古源流》一书的本来面貌，使人们对原来困惑不解的难题，得以了解通释，对后来的蒙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赴英国治疗眼疾，并应邀在牛津大学讲授东方学和汉学，欧洲各大学校的学者云集牛津，以亲聆他讲学为快，但除了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寥寥数人外，大多不能听懂。因为陈寅恪在演讲中广泛征引各种文献，使用10余种中亚古语，一般学者听不懂是很自然的事情。

金岳霖回忆陈寅恪：有一天我到他那里去，有一个学生来找他，问一个材料。他说：“你到图书馆去借某一本书，翻到某一页，那一页的页底有一个注，注里把所有你需要的材料都列举出来了，你把它抄下，按照线索去找其余的材料。”寅恪先生记忆力之强，确实少见。

中印战争结束后，中共密拟以麦克马洪线为准谈判边界问题，但当时却无人知晓，毛泽东思考一晚上想到了陈寅恪。当时陈寅恪已被打倒，早已双目失明，但他凭借记忆历数每段每句当在某书某页，从而向政府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证据，保证了我国在谈判中占了主动，保证了我国在那次谈判中不失领土。

在西南联大后，当年名震一时的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就剩下陈寅恪一个人了，因此被刘文典誉为“国粹”。刘文典对陈寅恪却极为尊崇，不敢有半点造次，公然坦承自己的学问不及陈氏之万一，并多次向他的学生们云：自己对陈氏的人格学问不是十分敬佩，而是“十二万分的敬佩”。

陈寅恪在西南联大时，一日，日机空袭，警报响起，联大的教授和学生四下散开躲避。刘文典跑到中途，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身体羸弱且目力衰竭，于是便率几个学生折回来搀扶着陈往城外跑去。他强撑着不让学生扶他，大声叫嚷着：“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们搀着陈先走。这时，只见他平素藐视的新文学作家沈从文也在人流中，便顾不得自己气喘如牛，转身呵斥道：“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替谁跑？”

据说刘文典还给身边的教授估薪水，陈寅恪值四百大洋，他值四十，朱自清值四块，沈从文最低，连四毛钱都不值。

西南联大时期，傅斯年到昆明，住在陈寅恪楼下。当时日机对昆明轰炸正酣，为了躲避轰炸，傅斯年命人在楼前挖了一个大土坑，上盖木板以作防空洞之用。住在三楼的陈寅恪为此专门作过一副带有调侃意味的对联：“见机而作，入土为安。”每次警报一鸣，众人皆争先恐后向防空洞奔跑，以尽快“入土为安”。这个时候，身体虚弱的陈寅恪不但右眼失明，左眼也已患疾，视力模糊，行动极其不便。陈寅恪本人有睡早觉和午觉的习惯，傅斯年怕陈寅恪听不到警报，或听到警报因视力不济遭遇危险，每当警报响起，众人大呼小叫地纷纷向楼下冲去，傅斯年却逆流而上，摇晃着肥胖的身躯，不顾自己极其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喘着粗气，大汗淋漓地向楼上急奔，待跑到三楼把陈寅恪小心翼翼地搀扶下来，送进防空洞。号称“大炮”，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的傅斯年，竟对陈寅恪如此敬重呵护，一时在昆明学界传为佳话。

冯友兰早年留学哈佛时，就仰慕陈寅恪。在西南联大时，当时已任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已是位大哲学家，在清华也称得上是上乘人物。但每回上《中国哲学史》课时，冯总是恭敬地跟着陈先生从教员休息室里出来，一边走一边听陈讲话，直至教室门口，才打个大躬，然后分开。

陈寅恪在清华授课时，不但清华的教授如朱自清、吴宓、刘文典与各系学生经常前来听课，远在城内的北大学生和年轻教员，也成群结队，走出古城，穿越西直门，跑到离城几十里的西北郊外清华园“偷听”陈寅恪讲课。据听过陈氏课的学生回忆，若从北平城内到清华园，宛如一次短途旅行，颇费一番周折。沿途几十里全是一片接一片的农田，秋天青纱帐起，尚有绿林人士拦路抢劫，甚至不惜铤而走险，杀人越货。前往听课的师生曾几次遇到过拦路劫财的强盗，多亏每次都靠人多势众，手里又各自拎着木棍铁器等防身家伙，对方不敢轻举妄动。即使如此，北大师生也愿冒险出城，亲自聆听陈寅恪上课时那如同天幕传来的梵音绝唱。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时，本打算前往英国治疗眼疾并讲学的陈寅恪尚滞留香港，形势危急，生死不明。重庆国府于12月18日派出的最后一架飞机抵达香港机场，抢救困于香港的政府大员和学界名流。然而，孔祥熙的夫人宋霭龄、二**孔令俊率领几十名保镖竟然阻止他人登机，却把自己的仆人、洋狗、马桶、香料和床板等通通运上飞机！陈济棠、何香凝、许崇智、茅盾、郭沫若、陈寅恪等人均被拦截不能登机。时人得知此事时后舆论一片哗然，傅斯年“暴跳如雷，直呼杀‘飞狗院长’孔祥熙以谢天下”。幸得历经中研院院长朱家骅营救，“九死一生”的陈寅恪一家人最终安抵桂林，逃过此劫。

郑天挺说：“陈寅恪为教授之教授，其授课多有学者、教授听讲。陈讲元白诗，第一课是《长恨歌》，首先讲的是杨玉环是否以处女入宫。时有著名话剧导演贺孟斧客居成都，久闻陈大名，想去听课，听说第一课讲处女问题，以为无聊，而罢听课之念，实不知陈以次带出唐朝婚礼制度，实极重要的事情。”

文革中，一批曾听过陈寅恪元白诗证史课程的中山大学历史系学生，开始撰文向这位昔日的导师发难。其中一文也提到了关于“琵琶女”年龄地考证，文中说道：“陈本人从来不学习马列主义，也不相信马列思想，而是以资产阶级厚古薄今的治学态度，对封建阶级的史书古籍作了一些繁琐考证。他对一些鄙琐不堪的小事体和旧社会的达官贵人，王妃妓女特别感兴趣，如杨贵妃身体是胖是瘦，体重几何，入宫以前是不是处女，等等。他还特别考证出‘杨贵妃和安禄山之间究竟发生过关系没有，以及皇帝穿的龙袍是刺着五个爪的龙，大臣穿的蟒袍是刺着四个爪的龙等’。他还厚古薄今地讲一些陈词滥调，搞一些无聊的考证，如讲《莺莺传》时，莺莺是‘如何把淡妆短眉变为浓妆细眉’；讲到白居易的《琵琶行》时，居然考证出了那个在船头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商人妇，祖籍何处，什么人种，什么年月、什么岁数入的妓院，在长安属第几流妓女，何时退居二线，何时嫁与做何生意的商人，属于二房还是三房，是妇人还是妾身，等等。”

年轻时，陈寅恪在欧洲留学，当时欧洲的留学生很多，傅斯年、罗家伦、金岳霖、宗白华等。有一天晚上，陈寅恪走进柏林一家华侨开的饭馆，无意中和周恩来与曹谷冰等几人相遇，打过招呼，同在一桌吃饭。由于政见不同，彼此争论起来。周恩来颇为雄辩，曹氏等人都说不过他，于恼羞成怒中放下面包，抡拳便打，顺便把陈寅恪也抡了几拳。周恩来自感力不能敌，与陈寅恪撒腿便跑，情急之中竟误入了老板娘的房间。多亏老板娘此时正在外面张罗客人饭菜，未闹出更大的乱子。周与陈二人急忙把门关上，并用肩膀拼命抵住，任凭外面如何叫阵捶打，就是置之不理，直到曹氏等人自感无趣退走后方才出来。为此，陈寅恪曾笑着对石泉说道：“没想到他们竟把我也当作了***，其实我那天什么也没有讲，只听他们辩论。”此段逸闻，陈寅恪只是躺在病床上寂寞之时，当做一个笑话偶尔说起。

赵元任和杨步伟夫妇去德国旅游，俞大维和陈寅恪请他们看德国歌剧Freischutz，结果送到戏院门口，自己却要走，一问为什么，陈寅恪回答说，两个人只有这点钱，不够再买自己的票，要是这哥俩也去看戏，那回去又得吃好几天干面包。

在德国时，陈寅恪等一群朋友经常相聚，而吃饭时则是大家说好了各吃各的，因为大家都是苦学生。当时在德国的留学生都比较清苦，俞大维是最不容易见到的人之一，因为他黑白颠倒，日当夜、夜当日，白天睡觉晚上看书，据说这么做也是为了节省白天相对较多的开销。陈寅恪每次总吃炒腰花，后来在清华园他和赵元任夫妇同住，杨步伟总是叫厨子做腰花，可是陈寅恪一点不吃。杨步伟问他：“你在德国不总是叫腰花吃吗？”他答因为腰花最便宜。

1948年12月，国民政府开始了“抢救学人”的活动。当时，北平已经被解放军重兵围困。即使这样，国民政府还是派专机把陈寅恪接到了南京，因为国民党把他（指陈寅恪）当国宝。蒋介石去逃离台湾前，曾亲自登门劝陈一起去台湾。蒋离开大陆后，还多次派专机来南京接陈寅恪，但都被陈拒绝。蒋还通过胡适、傅斯年等力劝，几经夷犹，陈夫人还曾一度滞留香港，最终却决定留在广州。在台湾，蒋一直很后悔，他觉得自己没能把国宝抢救出来，让他落入了中共之手。

1953年，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函请陈寅恪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第二所长。在他1953年12月1日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毛泽东）或刘公（刘少奇）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公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遂不能就任。仍任教于中山大学。

未完待续，以上内容，整理自《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如想看更多细节，请看原书。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

人们喜欢一个词人，往往是先从喜欢他的词开始，但纳兰性德仿佛是一个例外。纳兰性德的词清新婉约，真挚感人，独抒性灵，在清代就已经广为流传，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更是得到很高的尊崇。特别是他的悼亡词，情真意切，痛彻肺腑，令人不忍卒读。王国维十分推崇纳兰性德，他在《人间词话》里评价说：“纳兰性德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北宋以来，一人而已”。

纳兰性德出生于北京，长于相府，母亲为英亲王阿济格第五女。纳兰性德的家族是隶属于正黄旗的那拉氏，显赫的家世注定了他富贵荣华、繁花似锦的一生。纳兰性德自幼就显示出非凡的天赋，读书过目不忘，后来又学习骑射，入太学学习，可谓文武双全。他18岁时就中了举人，但因为生病没能参加会试殿试。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发奋研读，之后，他师从当时名士，在名师的指导下，两年之中主持编纂了一部儒学汇编——《通志堂经解》，受到了皇上的赏识。之后，他又用三四年时间编成包含天文、地理、 历史 、佛学、音乐、文学、考证等方面知识的四卷集《渌水亭杂识》。

少年得志的纳兰性德在20岁时，与两广总督卢兴祖之女成婚。妻子品貌端庄，深得纳兰之心，夫妻二人感情笃深。幸福美满的生活更加激发了纳兰性德的诗词创作。他22岁的时候，再次参加进士考试，得中二甲第七名，被康熙皇帝破格录用为身边的御前侍卫，以武官身份参与文事。他跟随皇帝到处游历，奉命参与重要的战略侦察，并与文人唱和诗词，著述写作，可谓文武兼备。

不久后，卢氏因难产而亡，这对纳兰性德来来说是不堪承受的重创，他从此陷入了极大的痛苦之中，“悼亡之吟不少，知己之恨尤深”。哀婉凄楚的相思之情与怅然若失的怀念心绪在他的悼亡词中都得到了充分的流露。

24岁时，他把自己的词作编选成集，名为《侧帽集》，又著《饮水词》，再后有人将两部词集增遗补缺，共349首，编辑一处，合为《纳兰词》。传世的《纳兰词》享誉文坛，纳兰更是成了词坛绝代奇葩。当时的 社会 上，“家家争唱《饮水词》，纳兰心事几人知？”足见纳兰词的流传之广、影响之深。

王国维曾经言说，纳兰词之所以高妙绝伦，正是因为“未染汉人习气”。王国维所谓的汉人习气并无贬低之意，而是说容若所写的词之所以能够受到世人的欣赏，正是因为他吸取了汉文化的精髓，却又不失浑然天成的质朴天真。纳兰性德钦慕汉族文化，乐于结交汉族文人，加之其仗义疏财，待人诚恳，所以当时许多名士才子都唯其马首是瞻。

文人墨客向来喜好围在一起谈论诗词。今天我们所知的渌水亭（现宋庆龄故居内恩波亭）就是骚客们雅聚的地方，纳兰就住在那里，得以吸收汉文化的精髓。又因为他自幼生活在北京，成长于相府，天生的富贵令容若比常人多了一份贵气与风骨，二者相得益彰，流露在诗词之中，自然别有一番风味，令人叹为观止。

纳兰性德是一个奇特的男子，他几乎拥有了世间的一切，但独独没有快乐。他虽然拥有超凡脱俗的奇才和平步宦海的锦绣前程，但在他内心深处却十分厌倦官场庸俗与侍从生活，虽然身在高门广厦，却常有山泽鱼鸟之思。这种常人难以体察的矛盾一直潜伏在词人身上，给他带来无形的压抑。加之爱妻早亡，后续难圆旧时梦，以及文学挚友的聚散，使这种矛盾愈来愈激烈地显现出来。

职业、富贵、仕途，这些凡能轻取的身外之物他都不屑一顾，而对于求之却不能长久的爱情与难以遇合的山泽之乐，他却流连忘返。如影随形的压力和困惑使他深深陷入悲观之中，难以自持。他于康熙二十四年暮春得了重病。为了与好友再聚，所以拖着病体与朋友饮酒做诗。

古语云，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纳兰从此一病不起，于康熙二十四年五月三十日溘然而逝。

纳兰性德传奇的一生让后人为之着迷，为了探寻纳兰生命中的痕迹，人们翻开那一首首动人心魄的词章，阅读那一段段感人肺腑的词句，心即刻便融化在纳兰的世界中。

纳兰词向来以直白简约、直抒胸臆著称，他用“点滴芭蕉心欲碎”来写内心的难过，他用“绿阴帘外梧桐影”来写平日的惆怅，他用“桃花羞做无情死”来写相思的苦闷……在纳兰的词中，感情是最简单、最直白的语言。

正是这种简单质朴的 情感 ，让无数人为之倾倒。人们看过了太多的遮遮掩掩，习惯了太多的欲说还羞，纳兰词的出现，让人们无论是视觉上还是心灵上都为之一振。

纳兰性德曾在他的《纳兰词》前写道：“如人饮水”，纳兰的内心了如明镜，我们读词，不正是如人饮水，期间冷暖，各人自知吗？

清朝没有王维。诗人，画家王维是唐朝人。清朝有王国维，著名学者。

王维简介

王维（701年－761年，一说699年—761年），唐朝河东蒲州（今山西运城）人，祖籍山西祁县，唐朝著名诗人、画家，字摩诘，号摩诘居士。开元十九年（731年），王维状元及第。历官右拾遗、监察御史、河西节度使。唐玄宗天宝年间，王维拜吏部郎中、给事中。安禄山攻陷长安时，王维被迫受伪职。长安收复后，被责授太子中允。唐肃宗乾元年间任尚书右丞，故世称“王右丞”。

王维参禅悟理，学庄信道，精通诗、书、画、音乐等，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尤长五言，多咏山水田园，与孟浩然合称“王孟”，有“诗佛”之称 。书画特臻其妙，后人推其为南宗山水画之祖。苏轼评价其：“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存诗400余首，代表诗作有《相思》、《山居秋暝》等。著作有《王右丞集》、《画学秘诀》。

王国维简介

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初名国桢，字静安，亦字伯隅，初号礼堂，晚号观堂，又号永观，谥忠悫。汉族，浙江省海宁人。 王国维是中国近、现代相交时期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

王国维早年追求新学，接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研究哲学与美学，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继而攻词曲戏剧，后又治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不止如此，他平生学无专师，自辟户牖，成就卓越，贡献突出，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古文学等方面均有深诣和创新，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留下了广博精深的学术遗产。

谈《史记》：

所谓古文说

2013年1月1日的《国家人文历史》杂志创刊号，评出了中国九大“镇国之宝”，其中包括秦石鼓文。石鼓文为秦刻石文字，因其刻石外形像鼓而得名。石鼓文发现于唐初，共10枚，各用籀文刻着四言诗一首，共10首，计718字，记述了周宣王出猎的场面，所以也叫“猎碣”。从宋代郑樵的《石鼓音序》之后，“石鼓秦物论”开始广泛流传，但对具体时间则意见不一，清末震钧断为秦文公时物，民国马衡断为秦穆公时物，郭沫若断为秦襄公时物，现在又有学者考证石鼓为秦始皇时代的作品。

籀文是古代秦国使用的文字，由于春秋时秦人所作的《史籀篇》中收藏有223个字，因此叫籀文。籀文是由钟鼎文繁化而来，目的是显示国威。

为何汉代还能读懂失传的古文

在《〈史记〉所谓古文说》一文的开头，王国维提道：“自秦并天下，同一文字，于是篆、隶行而古文、籀文废。”古文与籀文同是不再通行的文字，有什么区别呢？在另一篇文章《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里，他则援引了许多古代学者的观点来说明古文、籀文的渊源：

班孟坚言“《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文字多取诸《史籀篇》，而字体复颇疑，所谓秦篆者也”。许叔重言“秦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文字，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秦之小篆本出大篆，而《仓颉》三篇未出，大篆未省改以前，所谓秦文，即籀文也。司马子长曰“秦拨去古文。”扬子云曰“秦刬灭古文。”许叔重曰“古文由秦绝。”案：秦灭古文，史无明文，有之惟一文七字与焚诗书二事。六艺之书行于齐鲁，爰及赵魏，而罕流布于秦，《史籀篇》之不行于东方诸国。其书皆以东方文字书之。汉人以其用以书六艺，谓之古文。而秦人所罢之文与所焚之书，皆此种文字，是六国文字即古文也。观秦书八体中，有大篆无古文，而孔子壁中书与《春秋左氏传》，凡东土之书，用古文不用大篆，是可识矣。故古文、籀文者，乃战国时东西二土文字之异名，其源皆出于殷周古文，而秦居宗周故地，其文字犹有丰镐之遗，故籀文与自籀文出之篆文，其去殷周古文反较东方文字即汉世所谓古文为近。

战国时期，七国分立，所用文字各不相同。秦始皇帝灭六国后，采纳了丞相李斯的请求，“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此时秦使用籀文已有500多年的历史，籀文笔画繁复，所以在实用中就渐渐简化了。李斯的《仓颉篇》、赵高的《爰历篇》、胡毋敬的《博学篇》成为简化字体的范本，于是小篆诞生了。

小篆使用的时间很长，到了西汉末年才逐渐被隶书替代。司马迁作《史记》时，通行的文字是小篆，与大篆籀文已经有较大区别了，更何况早被取消六国古文。那么，司马迁为何还能读懂先秦古书，并以古书内容作为自己着史的依据呢？王国维认为，“太史公所谓古文，皆先秦写本旧书，其文字虽已废不用，然当时尚非难识，故《太史公自序》云：年十岁则诵古文，太史公自父谈时已掌天官，其家宜有此种旧籍也。”《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里，王国维解释说，籀文并非秦国专用，与六国文字同宗同源，虽然写法不同，但区别并不大，只是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叫法的差异罢了。

籀文与六国古文差别不大

在《史记》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说：“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周朝王道废弛，秦始皇毁弃《诗》《书》，汉朝兴起后才有前人冒死藏匿的古书重见天日。太史公修《史记》参考的“是秦石室金匮之书”，像《五帝德》《帝系姓》《谍记》《春秋历谱谍》《国语》《春秋左氏传》《孔氏弟子籍》等，凡先秦六国遗书，均不是后人默写的，用的都是古文。

汉武帝时，鲁恭王刘余为扩建宫室拆毁了孔子旧宅，在夹壁中发现多种古文经传，其中包括《尚书》《仪礼》《论语》《孝经》等，在全国引发了搜集和整理古旧图书的热潮。王国维说：“孔壁书之可贵，以其为古文经故，非徒从其文字为古文故也。盖汉景武间，距用古文之战国时代，不及百年，其识古文当较今日之识篆隶为易。”秦始皇焚书，《尚书》被毁，到了汉朝初年，原秦朝博士伏生传下了《尚书》29篇，因是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成，于是被称为《今文尚书》，后来从孔子旧居的墙壁里发现了用蝌蚪文写成的《尚书》，这种上古文字大部分的人都认不出，经孔子后人孔安国整理成当时的文字才流传下来，谓之《古文尚书》。对于司马迁时代的人来说，阅读六国古文的难度并不大，与真正的上古文字并非一回事。

总体来说，王国维认为，商周古文是东西二土文字的共同源头，秦国处于周朝故地，受周的影响较大，六国东土距离宗周故地较远，受到的影响也较小。随着齐鲁文化的发达，一套新的文字系统逐渐成型，但与秦国籀文差距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