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杜甫文化给湖湘文化的发展注入新的血液

整个先唐，我国广大南方地区经济文化一直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秦汉时期南方地区刚刚纳入中原版图，地域文学还谈不上大的发展。汉末唐初长达四百余年的动乱又大大减缓了这一地区地域文学的发展进程。湖南在当时的落后程度更是令人吃惊，张伟然《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指出，据《隋书地理志》所载户口统计，大业五载（609）全省人口才二十八万。贞观三年（639），全省人口三十一万。即使发展到百余年后的天宝元年（742），户口也近九十五万。近二十一万平方公里省境内仅有三十至九十余万人，足以显示开发程度之低，经济文化水平只落后。《唐会要》卷六二、卷八六载，荆、益、黔中、闽中、岭南州县都属于奴隶买卖区域。白居易《道州民》就提到：道州民，多侏儒，长者不过三尺余。说贞元中道州刺史一道州矮人岁贡京师供人取悦。洪、潭等州僧寺内也多奴婢。这些事例侧面反映出唐时期湘中地区的风俗愚顽、未被教化可见一斑。

只有到了隋唐一统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时期，南方地区经济文化才获得较大的发展，南方文学才开始自具面目，并与北方文学逐步走向融合，而融合的主要途径就是各种各样的人员来往。唐朝通过命官、铨选、贬谪、科举、置幕等手段来加强对南方的统治，保持与南方的密切联系。同时，北方文人们的南来北访也是北方文化南输，南方广大落后地区受容先进的北方文化，形成地域文学的动态历程。

北方文人不但成为孤寒的湖南文士最重要的社会关系，而且带来了北方文坛风气。北方文士在湖南常题壁，唱和，寄曾，这一系列活动给湖南地域文学带来的生气。湘文化也正是在这个社会大背景下继承楚文化而逐步开始发展起来的。

在这样一个历史大前提下，杜甫，作为当时最伟大的诗人，他的湖南之行及留给后世的诗篇和遗迹，无疑对湖南地域文学与北方文学的交融，甚至对其地域文学的影响也是非同小可的。

大历三年（768）杜甫游岳麓山道林寺有《岳麓山道林二寺行》：“玉泉之南麓山殊，道林林壑争盘纡。寺门高开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五月寒风冷佛骨，六时天乐朝香炉。地灵步步雪山草，僧宝人人沧海珠。塔劫宫墙壮丽敌，方丈涉海费时节，悬圃寻河知有无。暮年且喜经行近，桃源人家易制度，橘洲田土仍膏腴。潭府邑中甚淳古，太守庭内不喧呼。昔遭衰世皆晦迹，今幸乐国养微躯。依止老宿亦未晚，富贵功名焉足图。久为野客寻幽惯，细学何颙免兴孤。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鸟山花吾友于。宋公放逐曾题壁，物色分留与老夫。”与宋之问的《晚泊湘江》及后来作幕潭府的沈传师，斐怀古诗并称“四绝”，中唐以来人们十分珍视，作四绝亭一贮之，以诗板高悬寺内，四绝诗、亭成为潭州一胜迹，韦蟾诗称：“沈裴笔力斗雄壮，宋、杜词源两风雅。”可见后人之无限仰慕。四绝亭周围的景致极美，文人诗兴因此更高，齐己《怀道林寺道友》云：“四绝唐千万木秋，碧参差影压湘流。闲思宋杜题诗板，翌日凭栏道业休”像这样写成的诗颇多，以至后来成集，《新唐书义文志四》。

二、杜甫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湖湘文化中凭吊文学的发展

杜甫仙逝湘江后有杜甫墓，杜工部诗才盖代，名悬日月，受后人景仰，并有不少凭吊诗为后人传颂：

扁舟下荆楚间，竞以寓卒，旅殡岳阳。享年五十有九。

——唐·元稹《题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

其卒当在潭岳之间，秋冬之际。

——宋政和五年 凤台子 王得臣 彦辅《麈史》

水与汨罗接，天心深有存。远移工部死，来伴大夫魂。流落同千古。风骚共一源。江山不受吊，寒曰下西原。

——宋·徐屯田《过杜工部坟》

历代文人墨士对杜甫的凭吊不枚胜举，这些文学创作无疑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湘文化的发展。

三、杜甫的“史诗”给湖南的历史学考察留下了一笔财富

杜甫的诗向有“诗史”之称，他在湖南的创作也毫不例外的发挥了这一功能。

譬如杜甫写下了《麓山道林二寺行》后，离开长沙，逆水来衡州投奔韦之晋，不料到了衡州才知道不久前韦之晋已调任潭州刺史，两人恰于途中错过。杜甫再匆匆赶回长沙，韦之晋却不幸在日前暴卒，这使杜甫陷入深深的困境之中。他只得暂栖江上的小舟之中，有时暂住在江边的阁楼之上。生活没着落，他只能靠奉赋赠诗取得一点接济度日，这种“饥藉家家米，愁征处处杯，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艰难日子，使年老的杜甫心情倍增愁闷。但就在这样的困境中，杜甫也没有仅仅悲伤自己的身世际遇，而是更心忧天下，情系苍生。他写人民的疾苦，“万姓疮痍台，群凶嗜欲肥”；写吐蕃侵于外，藩镇骄与内，“开视化为血，哀今征敛无”；写战争的残酷，“丧乱死多门，鸣呼泪如霰”；写与死于战乱的百姓相比，自己尚有一舟可以栖身洗濯，“入舟虽苦热，垢腻可灌溉。痛彼道边人，形骸改昏旦。”这些诗，真切地描述了那个动乱时代的社会状貌，为长沙留下了一页长沙诗史。杜甫在湖南留连了一年多，留下诗作近百首。这些诗篇是杜甫生命的最后年月、也是他一生中最潦倒的时刻所作的，因此大多是凄凉漂泊生活的写照，表现了他暮年落魄江湖而又关心天下安危与百姓疾苦的感情。其中一些诗篇生动地描述了当时长沙地区的风物人情，使人读来倍感亲切。

四、湖湘文化中的忧国爱民情怀与杜甫文化不谋而合，相得益彰

都说湖南人最明显的特质是霸蛮，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把湖湘人霸蛮的特质分开三层来理解，这也使得到千古以来无数历史事实明证的。这三个层次分别是：

作为湖湘文化前身的楚变文化特质的原始层，就是它的带有原始野性的“蛮”。这种“蛮”的特质的内涵，包括“沅有芷兮澧有兰”的自然环境；包括“被薛荔带女罗”的服饰；包括“信鬼而祠”的民风民俗，包括“荜路蓝缕”（《楚世家》）的辛勤劳作和开拓精神。

“蛮”的文化物质的第二个层面是强烈的乡土意识和怀乡恋乡情结。但是，这种情感，在包括湖湘在内的楚人身上表现特别强烈，特别突出。《离骚》说：“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蜷局顾而不行。”项羽和刘邦都是楚人，他们在胜利之后，都想要回归故乡。这些，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乡土意识，难解的怀乡、恋乡情结。

“蛮”文化特质的第三个层面便是爱国主义精神。国家、乡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爱家、爱乡与爱国不是一回事，它们有范围、层次的区别。只有爱国主义才是一种最崇高最广大的爱，属于最高层次。我们同样可以说，爱国主义在楚人身上表现最为强烈，最为执著。蛮，也就是执著。从“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俗谚中，我们可以见到这种变，这种执著。屈原更是这种爱国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在他的不朽之作《离骚》中，“一篇之中三致意焉”。

撇开第一层面意思姑且不论，杜甫所有湖湘传世诗篇中绝大部分体现出了我们湖湘人的那种强烈的怀乡恋乡情结以及忧民爱国的情怀，姑且不说这是两种文化融合的结果，至少也未二者的进一步融合停提供了一个切入点，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湖湘人的忧国爱民更多地体现为入世，敢为天下先；而杜甫到了晚期就基本上采取的是出世式的悲天悯人了。

五、杜甫江阁文物展示馆

杜甫江阁一楼，展示了丰富的历代文物，包括历代古籍善本，湖南名家字画，历代瓷器，青铜器等，为湖南文化的寻根溯源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证明。

杜甫江阁珍藏的《御批资治通鉴》《史记》等各类文化古籍一千余卷，清代湖南著名书法家黄自元、何绍基、何维朴、姚鼐、廖树蘅等人真迹百余件。

瓷器方面，杜甫江阁珍藏的北宋定窑精品葵口碗，磁州窑虎纹枕，磁州窑黑釉剔花梅瓶，龙泉窑精品瓷器以及清代各类官窑，成为湖南文物古玩类的领头羊。

另外，杜甫江阁珍藏的北魏石佛和唐代楠木观音，也是极为罕见的文物。

经过中国艺术家协会考察，中国艺术家协会收藏委员会正式落户长沙杜甫江阁，现已正式进入筹建阶段。

注：参考资料---华夏收藏网关于中国古玩城排名中，长沙杜甫江阁排名前十位。

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陈宝箴出生于江西义宁。

咸丰元年（1851年）辛亥恩科乡试中举人。

咸丰三年（1853年）回乡，他随父组织义宁州团练，与太平军作战，为席宝田建策。在他帮助下，席宝田最终生擒太平天国幼主洪天贵福和大臣洪仁玕。 咸丰十年（1860年），入京会试，落第留京，与北京名士易佩绅、罗亨奎交游，切磋道义、经济之学，时人有“三君子”之誉。

同治元年（1862年）投江西席宝田幕中，为其参谋划策。

同治三年（1864年），赴南京投奔曾国藩，深受器重。同治八年（1869年），经曾国藩推荐，入京觐见，外简湖南候补知府。入湘，奉命代理因病而去的席宝田主持军务，镇压苗民起义，以功擢升道员，充营务处。

光绪元年（1875年），署理湖南辰永源靖道事，治凤凰厅(今湘西凤凰县)，教当地山民植茶、栽竹、种薯，以苏民困。又率百姓凿沱江，使行舟畅通。

光绪六年（1880年），改官河南省之河北道，捐资创办学堂“致用精舍”。

光绪九年（1883年），升任浙江按察使，因前在河南省任内刑狱被劾，免职归家。

光绪十二年（1886年），经两广总督张之洞奏请，调广州。适黄河在郑州决口，被诏襄助塞河，所提治策，深为中肯，甚受河督李鸿藻重用，大臣交相论荐。

光绪十五年（1889年），湖南巡抚王文韶上疏荐“陈宝箴可大用”，召人都，次年授湖北按察使。视事三日，改授布政使。光绪十九年（1893年），调直隶布政使。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光绪皇帝召见陈宝箴，询以战守方略，所奏甚合帝意，乃命宝箴督东征湘军转运。翌年陈宝箴得知《马关条约》签订，悲愤交集，痛哭流泪，叹道：“无以为国矣!”后屡为国事上疏，痛陈利害得失，希望变法图强。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4月《马关条约》签订后，为国家的危难痛心疾首，上疏时局利弊得失。同年升任湖南巡抚，慨然以开发湖南为己任，锐意整顿，刚到长沙任职就察劾县以下昏吏20余人，因得亢直美名。

任湖南巡抚时，以“变法开新”为己任，推作新政。先后设矿务局、铸币局、官钱局，兴办电信、轮船及制造公司，创立南学会、算学堂、时务学堂，支持谭嗣同等刊行《湘学报》、《湘报》， 使湖南维新风气大开，成为全国最有生气的省份。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2月湖南矿务总局在省城长沙正式成立。又拟奏了《湖南矿务简明章程》，对办矿的方法、经费、股份、矿质等问题作了若干具体规定。随后开始了大张旗鼓的招股建矿工作。同年还与长沙绅士王先谦、张祖同、杨巩、黄自元等商议，创办了和丰火柴公司和宝善成机器公司，倡议创办的这几个企业，实际上是长沙也是湖南最早的企业，是湖南近代电信业的开拓者。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商议，接设湘鄂两省间的电线，湖南一段自长沙省城起，沿湘阴、岳州、临湘一带驿路安设，至湖北蒲圻县境，计程225公里。全线竣工后，在长沙设立电报局，收发官、商电报，为湘省设立电报局之始。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先后建起了常宁水口山铅锌矿、新化锡矿山锑矿、益阳板溪锑矿、平江黄金洞金矿等大型官办企业，其中以水口山铅锌矿为第一，铅锌产量呈逐年上升趋势。委任宁乡秀才廖树蘅督办水口山矿，独创“明坑法”，顺利排去积水，使采矿效率大大提高。新化、益阳锑矿的大量开采，使长沙省城的炼锑业开始产生。1896年起陆续有民族资本家在灵官渡开设大成公司、湘裕炼锑厂。灵官渡则成为湖南省最大的矿产品转运码头。矿务政策对后任的经济决策影响甚深。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5月，奏请力行新政，并提出兴事、练兵、筹款三策以挽救危亡。7月，保荐杨锐、刘光第参与新政。9月，奏请调湖广总督张之洞入京总理新政。但反对维新派“民权平等”说，也不满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对湖南守旧顽固势力的攻击采取妥协态度。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冬天被罢免的陈宝箴、陈三立父子携家眷，离开湖南巡抚任所，迁往江西老家。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去世的陈宝箴夫人黄淑贞的灵柩也一同迁回。全家老幼扶柩而行，不是回江西的修水县竹乡，而是在南昌磨子巷赁屋暂居。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7月22日陈宝箴猝然去世，终年69岁。这位被光绪帝称为“新政重臣”的改革者，最终也未能逃脱那拉氏的魔掌。

宁乡横田湾廖树蘅怎么死的：

在宁乡坝塘镇，横田廖氏为人熟知。1840年，廖树蘅出生在横田湾，廖家是当地有名的书香世家、名门望族。廖树蘅在玉潭书院、城南书院、岳麓书院都有过求学经历。24岁那年他中了秀才，之后与湖南巡抚、维新派骨干陈宝箴结识，担任过陈宝箴次子的教读。在陈家出任家庭教师期间，廖树蘅与陈宝箴、陈三立父子结下了深厚情谊，这也为后来他担任水口山矿务总办埋下了伏笔。55岁之前，廖树蘅当过宁乡籍湘军将领周达武的幕僚，出任过玉潭书院的山长，还曾归隐家乡横田湾，游历过武昌、南京、上海、苏州等地。虽然生活惬意，儿女成群，诗文唱和俱佳，但廖树蘅的满腹经世之才却没有施展的机会。恰在这时，一个绝佳的机会摆在了他的面前。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陈宝箴调任湖南巡抚。第二年初春，陈宝箴上奏清政府请求开办湖南矿务。

陈宝箴（1831-1900722），谱名陈观善，字相真，号右铭，晚年自号四觉老人，江西省义宁（今修水）县人。1852年乡试中举人出仕，文才、韬略和办事能力深为两湖总督曾国藩所赏识。先后任浙江、湖北按察使、直隶布政使、兵部侍郎，时与许仙屏号为“江西二雄”。1895年在湖南巡抚任内与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等办新政，开办时务学堂，设矿务、轮船、电报及制造公司，刊《湘学报》。受到湖南守旧派王先谦、叶德辉的攻讦。清末著名维新派骨干，地方督抚中惟一倾向维新变法的实权派风云人物。

1895年4月《马关条约》签订后，为国家的危难痛心疾首，上疏时局利弊得失。同年升任湖南巡抚，慨然以开发湖南为己任，锐意整顿，刚到长沙任职就察劾县以下昏吏20余人，因得亢直美名。在经济上认为“凡有可以稍裨国计民生者，分应殚竭愚忱，尽其力所能及”，“尤可次第推广”。主张大力开发湖南矿业，“以救国民”。推行新政功绩，首先打破了湖南自洋务运动时期以来被守旧势力控制的沉闷局面，开创了湖南近代工矿业的先河，对当时湖南特别是长沙的社会经济起了开风气的作用。在发展工矿业中的第一项措施就是奏准开设湖南矿务总局。认为“开矿之举，行之歉岁，尤为急务”，此举既有利于国计民生，亦是自强之路。从湖南地理、经济等特殊情况出发，认为应优先发展矿业，奏称“湖南山多田少，物产不丰，而山势层迭奥衍，多矿石之质类，不宜于树艺；唯五金之矿，多出其中，煤铁所在多有，小民之无田可耕者，每赖以此谋生。”奏请很快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1895年2月湖南矿务总局在省城长沙正式成立。又拟奏了《湖南矿务简明章程》，对办矿的方法、经费、股份、矿质等问题作了若干具体规定。随后开始了大张旗鼓的招股建矿工作。1896年先后建起了常宁水口山铅锌矿、新化锡矿山锑矿、益阳板溪锑矿、平江黄金洞金矿等大型官办企业，其中以水口山铅锌矿为第一，铅锌产量呈逐年上升趋势。委任宁乡秀才廖树蘅督办水口山矿，独创“明坑法”，顺利排去积水，使采矿效率大大提高。新化、益阳锑矿的大量开采，使长沙省城的炼锑业开始产生。1896年起陆续有民族资本家在灵官渡开设大成公司、湘裕炼锑厂。灵官渡则成为湖南省最大的矿产品转运码头。矿务政策对后任的经济决策影响甚深。1902年创办了阜湘、沅丰两个矿务公司。1903年巡抚赵尔巽奏准将两矿务公司合并为湖南全省矿务总公司，旨在垄断全省的采矿、炼矿之权，抵制外国侵略者攫取矿权的活动。还与长沙绅士王先谦、张祖同、杨巩、黄自元等商议，创办了和丰火柴公司和宝善成机器公司，倡议创办的这几个企业，实际上是长沙也是湖南最早的企业，是湖南近代电信业的开拓者。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商议，接设湘鄂两省间的电线，湖南一段自长沙省城起，沿湘阴、岳州、临湘一带驿路安设，至湖北蒲圻县境，计程225公里。全线竣工后，在长沙设立电报局，收发官、商电报，为湘省设立电报局之始。长沙及湖南近代工矿业的发轫，与外省民族工矿业的产生有很大区别。所以“湘省风气之开，较他省犹神且速，为中国一大转机”。确实“官导于先”，“上下一气”，是湖南维新运动期间工矿业得以蓬勃发展一大关键。变法失败后以“招引奸邪”之罪，受到“革职，永不叙用”处分。罢官后回到江西省南昌西山（今新建县境内）下筑“靖庐”栖身，生活惨淡凄凉。　1900年7月22日卒然去世，终年69岁。死因《清史稿》不书，其子陈三立《先府君行状》亦讳而不言。但有记载说：“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先严千总公（戴闳炯）率兵从江西巡抚松寿驰往西山靖庐，宣太后密旨，赐陈宝箴自尽。宝箴北面匍伏受诏，即自缢。巡抚令取其喉骨，奏报太后。”至此，这位被光绪帝称为“新政重臣”的改革者，最终也未能逃脱那拉氏的魔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