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纶（1520-1577） 字子理，号二华。宜黄人。杰出的军事家、抗倭名将，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少保。

　　谭纶自幼饱览诗书，性格沉稳，有雄才大略。嘉靖二十二年（1543）中举，次年登进士第。二十七年，授南京礼部主事。不久，补兵部郎中。时有倭寇逼近南京城下，官员惊慌失措，将士“怯懦不前”。谭纶请命募壮士五百，击退倭贼，以能用兵闻于朝廷。二十九年，浙江倭犯猖獗，谭纶受命台州知府。他募乡兵千人，“教以荆楚剑法及方圆行阵”，严格训练，成为劲旅。三十六年五月，倭寇侵扰台州一带，谭纶率兵大挫倭犯。三十七年四月，倭寇再次聚集数万人窜扰台、温、福、泉、漳等州，谭纶亲率精兵与寇大战。三战三捷，军威大振。升浙江按察司副使，巡视海道，转右参政使，兼治兵事。此时，他与浙江佥都司、参将戚继光、浙江总兵官俞大猷等联合，转战于浙江沿海，屡战皆捷，至嘉靖四十年，浙江倭患得以平息。谭纶改任福建参政。

　　嘉靖四十二年（1563），倭寇又在广东、福建沿海大肆劫掠。三月倭陷兴化，朝廷命谭纶为右佥都御史、福建巡抚，提督福建军务。谭纶日夜兼程，急赴平海卫。命浙江副总兵官戚继光火速从广东、江西一带回闽；令福建总兵官俞大猷，整饬营内，疏通河道，扼守海口，断敌退路；着广东总兵官刘显速率军驰赴兴化，对倭寇实行重围。四月上旬，各路进剿军先后入闽。谭纶召俞、戚、刘商讨破敌之策，自任总指挥，戚继光率中路军直捣倭贼大本营平海卫，刘显率左路军侧翼迂回，俞大猷率水师为右路，断敌退路。各路军分头进击，一举歼敌2200余人，解救被掳男女3000余人，随即收复兴化城。以军功升右副都御史。次年二月，2万余倭寇又围攻仙游等地，谭纶亲率戚继光部驰援，攻下仙游，斩敌千余，又追歼逃倭数千名，残余倭寇抢夺渔舟入海逃遁。谭纶迁陕西督抚。四十四年十二月，改调四川。不久，即以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

　　隆庆元年（1567），以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与戚继光共同负责练兵。自居庸关至山海关，修筑边墙2000余里，构筑御敌台3000座，造战车700乘，佛郎机（大炮）5000架，使京师东、北沿边防御得到大大加强，敌不敢犯。隆庆六年七月，升任兵部尚书，兼理京中军务。万历元年（1573）加太子少保衔。五年四月，卒于任上，赠太子太保，谥“襄敏”。著有《谭襄敏公奏议》、《睹物寓武》等。

　　谭纶主持兵事近30年，抗倭、戍边，屡建奇功，与戚继光齐名，号称“谭戚”。他善于用人。戚继光、俞大猷、刘显、李梁、李超、陈其可、胡守仁等一大批战将均得到其重用，被史家称为“善任俞戚而建大勋”者。

　　此外，他任浙江台州知府回乡时，带回海盐腔戏班，教习本地艺人，并将弋阳腔融入其中，形成“宜黄腔”。汤显祖对宜黄腔极为欣赏，其著名的《临川四梦》，均由宜黄艺人首次演出以至流传。宜黄腔后经艺人不断探索和改进，不仅在省内广泛流行，在安徽、江苏、湖南、湖北、四川、陕西、广西、山西、河北、北京等地都有流传。一些曲调还融入京剧，

一、寻根溯祖

　 1、出自姬姓，以国为姓，是黄帝的后裔。沈本是上古国名，最早是夏禹子孙的封国。周初时，武王死后，由年幼的成王即位，周公旦（文王第4子）摄政。三监不服，与武庚（商纣王之子）勾结，联合东方夷族反叛，后被周公旦所灭。季载（文王第10子）因平叛有功，被周公举荐为周天子的司空，后成王将其叔叔季载封于沈国，又名聃国。季载又称冉季载。聃又写作冉，古时，冉、沈读音相同。春秋时，沈国为蔡国所灭，季载之后子逞逃奔楚国，其后子孙遂以原国名命姓，称沈氏。

　2、出自芈姓，是颛顼帝的后裔。春秋时，楚庄王之子公子贞被封在沈邑，其后遂以封邑名命姓，称沈姓。

　3、出自少昊金天氏，以国为氏。少昊金天氏裔孙台骀氏之后有人建立沈国，春秋时，为晋国所灭，子孙遂以沈为氏。

二、迁徙分布

　沈姓起源于今河南、安徽两省间地。春秋时，沈国被蔡国灭掉后，季载的后代子逞逃奔楚国，其孙沈尹戌，初隐居于零山，后仕楚为左司马。尹戌之子沈诸梁，世袭作司马，食采于叶（今河南叶县）。秦时，子逞之子沈平封竹邑（今安徽符离集）侯。沈平之子沈遵徙居九江寿春（今安徽寿县）。东汉时有沈戎举家徙居会稽乌程吴兴（今浙江吴兴县），此为沈姓南迁之始。魏晋南北朝是沈姓大举南迁之时。至唐代，沈姓已散居今江苏、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等地。唐初，中原有沈姓将佐随从陈政、陈元光父子领军入闽开辟漳州，在福建安家落户，其子孙散居龙溪、漳浦、南靖、长泰、诏安等地，唐末，王潮、王审知兄弟入闽，又有中原沈姓族人随同迁王。南宋初有吴兴人沈启承官至汀州府知府，其子沈廷辅，随父入闽，后迁居福建省建阳县。沈廷辅有8子，分居宁化、龙岩、长汀、清流、延平、连城、上杭等地，其后又有人徙居广东的大埔、梅州等地。明末，沈斯庵徙居今台南县善化镇，为沈姓移居台湾之始。清乾隆、嘉庆年间，福建漳州、泉州及广东沈氏，又有多支迁往台湾，进而又移居海外。沈姓历代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南方姓氏。

三、历史名人：

沈　约：南北朝梁文学家、史学家、声律学家。他是《二十四史》中《宋书》的作者。他首创"四声"之说（把每个字分为平、上、去、入），指出如何运用声调变化，能使诗歌动听，讲求声律对仗，推动诗歌走向格律化，在文学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创新。著有《晋书》、《四声谱》等书。今天的国语注音符号，就是以《四声谱》演变而来的。

　沈雁冰：笔名矛盾，著名革命文学家。他先后创作了《子夜》、《蚀》、《虹》、《春蚕》、《林家铺子》等杰出的文学作品。

　沈　周：明代画家。博览群书，文学左氏，诗拟白居易、苏轼、陆游，字仿黄庭坚。擅画山水，多江南山川、园林景物，师法董源、巨然、黄工望。兼工花卉、鸟兽、人物。为明代吴门画派四家之一。

　沈　和：戏曲作家，所作杂剧时人称为"蛮子关汉卿"。

　沈佺期：唐代著名诗人，与宋之问齐名，并称"沈宋"。曾官至太子少詹事情、修文馆直学士。对律诗体制的定型颇有影响。

　沈既济：唐代文学家，长于史学，又善作小说。撰有《建中实录》10卷及传奇小说《枕中记》《任氏传》等。《枕中记》中记述了卢生在邯郸住旅馆的时候，借道士吕翁的枕头用，梦到自己登科当了丞相，非常荣华，醒来店主所蒸发黄梁尚未煮熟，因悟富贵功名不过是做了一个梦而已。这就是"黄梁梦"的出处。明代汤显祖写的杂剧《邯郸记》即以它为题材写成的。

沈括：宋朝人，博学能文，累官翰林学士三司使。他对天文、历算、方志、音乐、医药无所不通。他开始制造了浑天仪、景表、浮漏等天文仪器。开创了隙机、浑圆两术和弧矢、割圆术的先河。

冯氏英才辈出，历史上有许多名人。战国时的冯驩，为齐国孟尝君田文门下食客，曾替田文到封邑收取债息，把不能还息的债券烧掉，替田文收买民心。西汉有冯奉世，上党潞县人，宣帝时曾率兵击破莎车，后为左将军，封关内侯。东汉人冯异，被刘秀封为阳夏侯，任征西大将军；京兆杜陵人冯衍，为辞赋家；十六国时，长乐信都人冯跋，乘后燕内乱，推翻慕容熙的统治，建立地方政权，国号燕，史称北燕，历时27年，于436年被北魏所灭。五代时的冯道，后唐、后晋时历任宰相；契丹灭后晋，又附契丹任太傅；后汉时任太师；后周时又任太师、中书令，成为历史上少有的历事五姓的人物。南唐著名词人冯延巳，任中主（李璟）时的宰相。北宋有大臣冯京，仁宗时是知开封府，神宗时进参知政事。元代有散曲家冯子振。明代有散曲家冯惟敏，文学家、戏曲家冯梦龙。清代有诗人冯班，太平天国***之一的冯云山，清末有爱国名将冯子材，于70岁高龄时，大败法军于镇南关，为当时受外国列强欺压的中国人扬眉吐气了一番。还有民国时期的著名将领冯玉祥、民族女英雄冯婉贞，抗日时期冯旭臣，冯毅之等，也产生了不少影响。

冯宝，字君珍，号元善(一说字柱石，号廷臣)，北燕皇族后裔。约生于梁天监六年丁亥(公元507年)，自曾祖父冯业浮海归宋，到祖父，父亲三代均为朝廷命官。父亲冯融是梁罗州刺史，公自小耳濡目染，受儒家思想熏陶，受孔孟礼教的影响，养成善良君子品行，自小勤奋好学，青年时又被送到京城建康太学读书，交游很广，二十岁左右就考取了功名，被粱朝廷委任为高凉郡太守。公年青得志，风流倜傥，本可以娶汉族名门闺秀为妻，但身为罗州刺史的冯融深知自己是北方南下的汉官，要在俚獠等少数民族占优势的高凉地区站稳脚跟，推行政令，不团结，依靠当地的豪强大姓是行不通的，于是融公高瞻远瞩，打破传统偏见，说服儿子娶俚人大首领冼氏女为妻，开创汉俚联婚的先河。

冯梦龙：〖FengMenglong〗(1574—1646)明末小说家。长州(今江苏省苏州市)人。字犹龙，又字耳犹，号翔甫、姑苏词奴、顾曲散人、墨憨斋主人等。为崇祯间贡生，官寿宁(今福建省寿宁县)知县。他通经学，善诗文，尤工小说、词曲。辑有《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世称“三言”。另有《桂枝儿》、《山歌》、《平妖传》、《新列国志》等;还有修改汤显祖、李玉等传奇剧本多种，汇编《墨憨斋定本传奇》。本人创作有《双雄记》传奇小说;著论有《智囊》、《古今谭概》等多种。

冯道：五代时历任四朝宰相，在相位20余年。他在后唐任宰相期间，倡议由田敏等人在国子监监校定《九经》文字，并组织刻工雕印，至后周完成，后世称“五代监本”。官府大规模刻书至此始。

冯异：东汉开国名将。字公孙。颍川父城（今河南省宝丰东）人。初属王莽，更始元年（23年）归刘秀。随刘秀巡抚河北，提出广施恩德、笼络人心的建议。攻破王郎后，封应侯。同年，破铁胫农民军于北平（今河北省满城北），收降匈奴于林闟顿王。冬，拜孟津将军，统魏郡、河内郡兵驻黄河北岸，与河内太守寇恂合力防备洛阳更始军。二年夏，乘洛阳守将李轶不与争锋之机，率兵北攻天井关（今山西省晋城南），得二城；南夺成皋（今河南省荥阳西北）以东13县，收降10余万人。复渡河击斩更始所署河内太守武勃，歼5000人。东汉王朝建立，封阳夏侯。建武二年（26年）冬，替代邓禹西征。三年，经崤底之战，大破赤眉军。又击破延岑等割据武装，平定关中。四年，击败公孙述所遣数万兵于陈仓（今陕西省宝鸡东），屡次挫败公孙述进窥关中的企图。六年，汉军陇西之战受挫后，冯异受命进军栒邑（今旬邑北）。此时，隗嚣部将行巡率兵亦欲乘胜攻取驰邑。冯异力排众议，率兵抢先占领栒邑，然后偃旗息鼓，待行巡军至，突然出击而获胜,北地豪强武装势力闻风归降。先后领北地太守、安定太守事,平定上郡(治肤施，今榆林东南)、北地（郡治马领，今甘肃省庆阳西北）、安定（郡治今镇原东南）等地。九年行天水（郡治平襄，今通渭西）太守事。十年夏，与诸将共攻落门（今武山洛门），病卒军中。 冯异长于谋略，号令严整，用兵进止有序；为人谦让，诸将会聚论功之时，冯异常独自避于树下，故军中称为“大树将军”。

冯嫽：中国第一位女政治家、女外交家。公元前101年，随汉解优公主远和禾亲到了乌孙国。由于她多才多智，成为解优公主的得力助手。后嫁给乌孙右大将。她在协助公主加加汉朝同西域诸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作出了很大贡献，深得西域各国的敬服。尊称她为“冯夫人”。

王实甫《西厢记》里的主要人物，虽然多与《会真记》、《西厢记诸宫调》同名，但是莺莺、张生、红娘的性格，却与元稹、董解元所塑造的迥异。他们是王实甫刻划的新的人物形象。

　　《西厢记》里的崔莺莺，带着青春的郁闷上场。当她遇到了风流俊雅的张生，四目交投，彼此就像磁石般互相吸引。她分明觉察到一个陌生男子注视着自己，但她的反应是“亸着香肩，只将花笑捻”。剧本写红娘催促她回避，而她的反映是：

　　回顾－－觑末－－下

　　请注意这一舞台提示，它异常强烈地揭示出人物的内心世界。按照封建礼教的规定，为女子者，“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莺莺竟对张生一步一回头，把箴规抛之于脑后。通过一细微的却是引人注目的举动，作者让观众清晰地看到她性格发展的走向。在明末，金圣叹改编《西厢记》，便删掉莺莺这一动作，改为让她主动提出：“红娘，我看母亲去。”还加上评注云：“写双文见客即走入者，此千金闺女自然之常理。”金圣叹的做法，不管是否恰当，却充分说明了他认识到这一动作的关键性作用。

　　莺莺遇见张生以后，作者写她相当主动地希望和张生接近。她知道那“傻角” 月下吟诗，便去酬和联吟；张生故意撞出来瞧她，她“陪着笑脸儿相迎”，可见她对张生是处处留情的。而她的态度，张生也看在眼里。他们心有灵犀，彼此都感受到相互的爱意。正是由于莺莺从一开始就对爱情炽热地追求，才使得她一步一步地走上了违悖纲常反抗封建礼教的道路。

　　王实甫写莺莺追求的只是爱情。她对张生的爱，纯洁透明，没有一丝杂质。当张生被迫上京考试，她悔恨的是“蜗角虚名，蝇头小利，拆鸳鸯两下里”；长亭送别，她给张生把盏时的感触是：“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她给张生最郑重的叮咛是：“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来”；她担心的是张生不像她那样爱得专一，一再提醒他“若见了异乡花草，再休似此处栖迟”。总之，在她的心中，“情”始终是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至于功名利禄，是非荣辱，统统可以不管。这样的思想，既不同于《西厢记诸宫调》里的莺莺，也不同于元杂剧中许许多多追求夫荣妻贵的闺秀，她是一个赤诚追求爱情，大胆反抗封建传统的女性形象。

　　然而，强烈追求爱情只是莺莺性格的一个方面。莺莺长期受到封建礼教的熏陶，加上对红娘有所顾忌，因此，她的性格显得热情而又冷静，聪明而涉狡狯。例如她看见红娘送来张生的“简帖儿”，勃然变然，“厌的早扢皱了黛眉，忽的波低垂了粉颈，氲的呵改变了朱颜”，还声称要拿简帖儿“告过夫人，打下你个小贱人下截来”。她装腔作势要红娘传言责备张生，“着他下将休是这般”，其实传去的却是私约张生相会的情诗。等到张生到后花园去赴约，她以忽然变卦，正儿八经地把张生数落一番。这种种表现，把张生弄得七颠八倒，连红娘也昏头转向。当观众看到莺莺“对人前巧语花言，没人处便想张生，背地里愁眉泪眼”，看到她有时一本正经，有时黠谲多端，有时又扭捏尴尬时，都会哑然失笑。在作品中，王实甫让莺莺的形象具有两种不同的内心节奏，展示出她对爱情的追求，既是急急切切，又是忐忐忑忑。内心节奏的不协调，是导致她行为举止引人发笑的喜剧因素。

　　王实甫笔下的张生，也不同于《西厢记诸宫调》的张生。他被去掉在功名利禄面前的庸俗，以及在封建家长面前的怯懦，被突出的则是对爱情执著诚挚的追求。他是一个“志诚种”。志诚，是作者赋予这一形象的内核。

　　当然，张生是个才华出众风流潇洒的人物。他出场时唱的一曲〔油葫芦〕，描述“雪浪拍长空，天际秋云卷；竹索缆浮桥，水上苍龙偃”的黄河景色，充分表现出文采风流和豪逸气度。不过，王实甫在塑造张生的形象时，没有把表现他的才华作为重点，而是表明一旦坠入了情网，这才子竟成了“不酸不醋的风魔汉”。他痴的可爱，也迂得可爱。

　　王实甫写张生在佛殿撞见了莺莺，猛然惊呼：“我死也！”这三个字，活画出他魂飞魄散的情态。跟着他在道场上迎着红娘，自报家门：

　　小生姓张，名珙，本贯西洛人也，年方二十三岁，正月十七日子时建生，并不曾娶妻。

　　红娘反问：“谁问你来？”张生竟不答腔，单刀直入地又问：“敢问**常出来么？”这一段精彩的对话脍炙人口，把张生在爱情的驱动下痴迷冒失的性格，表现得栩栩如生。在“赖婚”一场，作者写张生起初以为鸿鹄将至，他一早起来，精心打扮，“皂角也使过两个也，水也换了两桶也，乌纱帽擦得光挣挣的”。一心等待崔家来请，憨态可掬。谁知道，老夫人忽然变卦，他始而目瞪口呆，继而气急败坏，还直挺挺的跪在红娘面前哭丧着脸，声称要上吊自尽。这手足无措的表现，委实令人喷饭。等到张生缓过气来，剧本写他向老夫人发问：

　　(末云)：小生醉也，告退。夫人跟前，敢一言以尽意，不知可否？前者贼寇相迫，夫人所言，能退贼者，以莺莺妻之。小生挺身而出。作书与杜将军，庶几得免夫人之祸。今日命小生赴宴，将谓有喜庆之期，不知夫人何见，以兄妹之礼相待？小生非图哺啜而来，此事果若不偕，小生即当退。

　　张生一开口便说“告退”，还问老夫人能否让他说话。未等老夫人回应，他就哗啦哗啦说了一通，其实，老夫人回应“可”，他固然要说；回应“不可”，他也是要说。他的陈辞，东一锤，西一棒，说得语无伦次，却又入情入理。金圣叹说：张生“盖满肚怨毒，撑喉柱颈而起，满口谤仙。触齿破唇而出”。在这场戏里，王实甫鲜明地展现出张生从焦急高兴到失望负气的情景，而无论写张生或是楞头楞脑，或是酸不溜秋，或是急得像热锅中的蚂蚁，都表明他对爱情的执著。爱情的力量，使这才子傻头傻脑，顾不上言谈举止。

　　张生跳墙，是王实甫刻划这一性格最为精彩的关目。那天晚上，张生应莺莺诗简之约，到了后花园。他知道**已在隔墙，于是樊垣一跳，一把搂着莺莺。莺莺吓了一大跳，她没有想到张生会跳将过来，而且“角门儿”还开着，她惊呼： “是谁？”这一下，约会便砸了锅。

　　关于张生跳墙的行为，《会真记》的写法是：“崔之东墙，有杏花一树，攀枝可逾。既望之夕，张生梯其树而逾焉，达于西厢，则户果半开矣。”《西厢记诸宫调》的处理是：张生跳过墙后，才喊红娘：“快疾忙报与你姐姐，道门外玉人来也。”他们是在房里相会的。王实甫改变了元稹和董解元的写法，把崔、张会面的地点，改在后花园里，园里有墙，墙上有“角门儿”，两边可通，莺莺就在墙的一边“烧夜香”。在这里，王实甫将规定情景略略改变，不仅使这关目增加了新的情趣，而且在刻划张生性格方面有画龙点晴的作用。

　　张生接到请柬，是红娘受了莺莺的气，拒绝再为他俩效劳的时候，是张生感到爱情已经无望的时候。可是，当他打开诗简一看，原来是**约他幽会。他大喜过望，红娘问他：“怎见得着你来？你解我听咱。”他解释：“‘待月西厢下’，着我月上来；‘迎风户半开’，他开门待我；‘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着我跳过墙来。”据此，他便跳墙赴约了。

　　莺莺约会张生，却没有让他跳过墙来，是张生把诗理解错了。他对诗的第一句没有解错，至于第二句“迎风户半开”的户，他知道指的是花园的“角门儿”，问题出在对第三、四句的解释，“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无论如何也不能解作叫他跳墙，何况角门儿半开着，何必要跳过墙去！张生凭空脑海中生出“跳” 字，这真是可笑的疏忽。本来，张生是个才子，当不至于不会解释，他之所以会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是因在绝望之馀，突然受宠若惊，欣喜之情冲昏头脑，使他连诗也解错了。

　　为了强调张生解错了诗这一个很能表现性格的关目，王实甫在剧本中反复地铺垫、衬托，像当红娘问张生对诗简的解法有没有把握时，他回答：“俺是个猜诗谜的社家，风流隋何，浪子陆贾，我那里有差的勾当？”晚上，红娘在打开 “角儿门”时碰见张生，再一次问他：“真个着你来哩？”张生依然很自信： “小生是猜诗谜的社家。”后来莺莺翻脸，红娘就在旁边嘲笑张生：“猜诗谜的社家，A2拍了‘迎风户半开。’”在“闹简”和“赖简”，“猜诗谜的社家” 猜错了诗这一个环节。由于张生解错了诗，引发一场误会性的冲突，大大加强了全剧的喜剧性色彩。王实甫通过这样的艺术处理，把张生大胆追求爱情而又鲁莽痴迂的性格展现无遗。

　　在《西厢记》里，王实甫把红娘放置在一个相当微妙的位置上。老夫人让她服侍莺莺，让她“行监坐守”，但她从心底里不满封建礼教对年青人的捆束，当觉察到崔、张彼此的情意后，一直有心玉成其事。她愿意为莺莺穿针引线，又知道莺莺有“撮盐入火”的性子，有“心肠儿转关”的狡狯，只好处处试探、揣度，照顾着**的自尊心，忍受着怀疑和指责。她要对付**，又要对付老夫人，担承着种种压力，却义无反顾地为别人合理的追求竭心尽力。而王实甫愈写红娘的 “两下里做人难”，愈写这“缝了口的撮合山”在困境中巧妙周旋，就愈能生动地表现她机智倔强的个性。

　　有趣的是，王实甫让红娘经常把道学式的语言挂在嘴边，让她摆出俨然正经的模样。例如她觉察到张生自报家门的动机，便搬出“男女授受不亲”的一套，给张生碰了一鼻子灰。从她的装腔作势和张生不尴不尬的神态中，作者让人们看到，她并不尊重什么礼教，却懂得把“孔孟之道”作为一根耍弄的棍子。后来在 “拷红”一场，这根棍竟发挥了妙不可言的作用。红娘坦率地把莺莺张生的私情和盘托出，跟着对老夫人说：

　　信者人之根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当日军围普救，老夫人所许退军者，以女妻之。张生非慕**颜色，岂肯区区建退军之策？兵退身安，夫人悔却前言，岂得不为失信乎？既然不肯成其事，只合酬之以金帛，令张生舍此而去。却不当留请张生于书院，使怨女旷夫，各相早晚窥视，所以老夫人有此一端。目下老夫人若不息其事，一来辱没相国家谱；二来日后张生名垂天下，施恩于人，忍令反受其辱哉？使至官司，老夫人亦得治家不严之罪。官司若推其详，亦知老夫人背义而忘恩，岂得为贤哉？

　　这番话，滴水不漏，说的完全是封建大道理。红娘拿起“信义”的大牌子，摆出维护封建纲常和家庭利益的样子，以冠冕堂皇的教条压住老夫人，一下子抓住其弱点，击中要害。这“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一招，着实的效，老夫人只好自认晦气。从红娘胸有成竹和滔滔不绝的陈辞中，从她一本正经地搬弄封建教条实际上又是对它大胆嘲弄的过程中，作者让人们看到了红娘泼辣而又机智的鲜明个性。

　　在有关崔张的故事中，红娘的形象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会真记》里的红娘，地位无足轻重。《西厢记诸宫调》里的红娘，则成了崔张结合不可缺少的助力，这说明金代的董解元，意识到在强大的封建压力面前，才子佳人要冲破罗网，必须获得外力的帮助。他突出了出身卑贱的红娘的作用，说明了下层人民对自身力量有所认识。王实甫在《西厢记诸宫调》的基础上，又赋予红娘新的面貌。他写红娘之所以充当崔张的“撮合山”，不仅是出于对老夫人不守“信义”的反感，更重要的是她本身对爱情追求的认同；她不仅是见义勇为，而且是缘情反礼。王实甫写她从一开始不动声息地协助崔张，以至后来为他们两肋插刀，这种积极主动地帮助“有情人”的侠气，反映了人民大众对“情”自觉追求的态度。汤显祖说王实甫笔下的红娘，有“二十分才，二十分识，二十分胆。有此军师，何攻不破，何战不克”(《汤海若先生批评西厢记》)。他以运筹帏幄的“军师”比喻红娘，这无疑是看到了她在崔张爱情纠葛中所起的推动作用，从而给予高度的评价。

　　戏剧是语言的艺术。王实甫在《西厢记》中驾奴语言的技巧，历来为人们称道。王骥德说《西厢记》“今无来者，后掩来哲，虽擅千古绝调”(《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徐复祚赞叹它“字字当行，言言本色，可谓南北之冠”(《曲论》)。他们都把《西厢记》视为戏曲语言艺术的最高峰。

　　所谓“当行”，是指《西厢记》的语言符合戏剧特点，能和表演结合，具有丰富的动作性，像第三本第二折的一段曲文：

　　(红唱)〔普天乐〕晚妆残，乌云亸，轻勾了粉脸，乱挽起云鬟，将简帖儿拈，把妆盒儿按，开折封皮孜孜看，颠来倒去不害心烦。(旦怒叫)红娘！(红做意云)呀！决撒了也！厌的早扢皱了黛眉。(旦云)小贱人，不来怎么！(红唱)忽的波低垂了粉颈，氲的呵改变了朱颜。

　　莺莺起初着意打扮，后来看到简贴，便胡乱挽起头发，急忙按下妆盒，仔细品味来简，跟着疑虑踌躇发作。这一段唱词，动作性很强。王实甫让唱词规定了演员的形体动作，使人物动起来，适合于舞台表演和人物性格的刻划。

　　《西厢记》的语言具有非常鲜明的个性化特点。即使是唱词，作者也考虑到人物身份、地位、性格的不同，使之呈现不同的风格。同为男性角色，张生的语言显得文雅，郑恒则鄙俗，惠明则粗豪。同为女性角色，莺莺的语言显得婉媚，如：

　　〔混江龙〕落花成阵，风飘万点正愁人。池塘梦晓，兰槛辞春，蝶粉轻沾飞絮雪，燕泥香惹落花尘。系春心情短柳丝长，隔花阴人远天涯近；香消了六朝金粉，清减了三楚精神。

　　莺莺是大家闺秀，她的唱词节奏舒展，色彩华美，感情含蓄，与婉约派词风相似。所以，朱权说“王实甫之词，如花间美人，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

　　红娘的语言则显得鲜活泼辣。如：

　　〔满庭芳〕来回顾影，文魔秀士，风欠酸丁，下工夫将额颅十分挣，疾和迟压倒苍蝇，光油油耀花人眼睛，酸溜溜螯得人牙疼。

　　红娘是丫头，口齿伶俐，作者让她的语言夹杂着俚语、俗语和日常生活用语，显得既质朴本色又生动活泼。

　　总之，文采与本色相生、藻艳与白描兼备，具有强烈的戏剧效果，是《西厢记》语言的一大特色。由于王实甫在唱词部分大量置入唐诗宋词的意象，使人读来满口生香、意趣盎然。因此《西厢记》也被誉为诗剧。

　　《西厢记》问世以后家喻户晓，有人甚至把它与《春秋》相提并论。

　　尽管王实甫《西厢记》的原本已经失传，但明代以来坊间出现了大量《西厢记》刊本。据不完全统计，迄今所知《西厢记》明刊本有110种左右，清刊本有70种左右。刊本的纷繁适足说明它影响之深，流传之广。在戏曲舞台上，《西厢记》更是演出不衰，京、昆、蒲、豫、川、滇、闽、赣等剧种，都把它改编上演，多少年来一直受到观众的喜爱。

　　不过，《西厢记》在流传过程中，也曾遭受到禁毁、歧视。清朝乾隆十八年(1753)，朝廷下令将《西厢记》、《水浒》列为“秽恶之书”，认为“愚民之惑于邪教亲近匪人者，概由看此恶书所致”。同治七年年(1868)，江苏巡抚丁日昌下令查禁“*词”，指出“《水浒》、《西厢》等书，几于家置一编，人怀一箧”。“若不严行禁毁，流毒依于胡底”。当然，《西厢记》是禁不了的，某些封建统治者的态度，只能从反面证明它影响的巨大。

　　《西厢记》的出现，深深地吸引了许多作者，人们纷纷效法学习。有人甚至依样画葫芦地模仿其文辞，套袭其情节，像元代的《东墙记》、《梅香》，简直像《西厢记》的翻版；《倩女离魂》写折柳亭送别，也因袭《西厢记》长亭送别的场景。有些作家则善于从《西厢记》中汲取营养，像汤显祖的《牡丹亭》，孟称舜的《娇红记》，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在继承《西厢记》反抗封建礼教的思想基础上，发展创造，从而取得了新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