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姓氏起源

　　1、 夏朝时，有诸侯国甘国（在今河南省洛阳市西南），其君主家族在亡国后散居各地，以原封国名为姓，成为甘姓的一支。 2、 商朝时，高宗武丁曾就学于甘盘，后武丁为商王，遂用甘盘为相。甘盘的后代子孙以祖上的名字为姓，遂成甘姓。 3、 出自姬姓。周武王时，封同族人于畿内为诸侯王，其中有封于甘地者，称甘伯。后有甘伯恒公，其后代亦为甘姓。 4、 出自春秋时甘昭公子之后。

　　二、 郡望堂号 1、 郡望渤海：西汉时置郡，相当于今河北省、辽宁省的渤海湾沿岸一带。丹阳：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置郡，相当于今安徽省宣城地区。堂号 "五城堂"：战国时期，秦国甘罗12岁被派出使赵国。赵王郊迎。通过甘罗的外交活动，赵国割了五城给秦，秦国封甘罗为上卿，并把他爷爷甘茂当左丞相的田都赐给甘罗。 三、 历史名人甘公：名德，本是鲁国人，战国时为齐国史官，掌管天文，善说星宿。张耳败走，欲奔楚归项羽。甘公说："汉王入关，五星聚东井，楚虽强，后必归汉。"故张耳与甘公同归汉朝。甘公著《天文星占》8卷、《长柳占梦》20卷，均已佚。甘延寿：字君况，后汉时北地郁郅人。少善骑射，入羽林郎，又为期门，以材力获宠，升辽东太守。元帝时，出任西域都护骑都尉。匈奴郅支单于杀汉使者，延寿与副校尉陈汤进军康居，斩郅支单于，被封为义成侯。卒谥壮。甘宁：字兴霸。三国时临江人。先依刘表，后归吴。陈计于孙权，先取黄祖，尽获其士众。又从周喻破曹操，攻曹仁，拜西陵太守。曹操出濡须，宁为前都督，衔枚出破敌，敌惊退。时称江表虎臣，官至折冲将军。甘泳：字泳之，宋朝崇仁人，读书不拘绳尺，尤精于诗。他作了一首长诗，有1400字，随事起义，随义链句，在古时是绝无仅有的。他的诗风也很奇特，与众不同。著有《东溪集》。

　　甘姓起源典故：

　　殷商中兴名主武丁，年轻的时候，曾就学于一位叫作甘盘的学者。后来继位，便礼聘甘盘为相。这位被后世推崇为贤相的甘盘，根据历来学者的考证，便是甘氏的始祖。像《姓纂》、《姓谱》等书就异口同声地指出：“甘，武丁臣甘盘之后”。而甘盘之得姓，则夏有甘国是以国为姓的。可见甘姓人的源远流长。

　　不过，甘氏家族的组成，实际上不仅此一支，到了2100多年前周武王伐殷而有天下之时，姬姓的庞大家族之中，也有子孙由于被封为甘伯而改姓甘的。《名贤氏族言行类稿》所记载的：“周武王同姓，于畿内为诸侯，因氏焉，甘伯恒公是也，秦有甘茂、甘罗”，即为明证。

　　这一支源自姬姓的甘氏，最初的发祥之地是在周天子的王畿之内。当时所谓的王畿，是指现在以陕西长安为中心的四周之地。根据考证，现在陕西省鄠县的西南，当时就是以甘为名，因此，陕西鄠县一带，一向就认为是甘氏的发源地， 跟每一个甘姓人的关系，都极为深长。

　　陕西省长以西的地方，到了列强争霸，周天子有名无实的战国时期，已经是属于秦国的领域。当时，甘氏的先人也大多是秦国人。长久以来，大家都耳熟能详的甘罗拜相的故事，便发生于秦国。

　　实际上，根据正史的记载，甘罗不但确有其人，而且确有拜相其事。他出身于当时秦国的名门，是秦武王左相甘茂的孙子，年12事秦相吕不韦，为秦国使于赵国，赵王不但躬亲郊迎，而且在甘罗的伶牙利齿之下，心甘情愿地割五城以事秦。结果，未费一兵一卒而净得五城。甘罗回到秦国之后，就被高拜为上卿，为后世留下了这么一 段充满著传奇意味的故事。

　　可惜现在没有多少人家有家谱了

辽宁潘阳甘氏续修宗谱一卷，（清）甘运沧、甘运洁等修，清嘉庐九年（公元1804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辽宁省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辽宁潘阳甘氏续修家谱一卷，（清）甘书芬、甘景麟修，清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江苏丹阳甘泉里甘氏三修家谱，（清）甘土愍等修，清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浙江常山甘氏族谱六卷，著者待考。浙江常山甘氏重修宗谱七卷，（民国）郑顺来修，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常山县芳村镇河边山村。安徽桐城梅岭甘氏宗谱十九卷，首一卷、末一卷，（清）甘子瑞等修，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燕翼堂木刻活字印本二十一册。现被收藏在美国。安徽太湖县甘氏宗谱十五卷，首一卷、末一卷，（清）甘炳垣等纂修，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旧学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六册。现被收藏在湖北省图书馆。安徽太湖甘氏宗谱十九卷，首一卷，（民国）甘世珍等修，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旧学堂木刻活字印本二十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江西南昌东关甘氏重修支谱二卷，首一卷、末一卷，（清）甘怀和等修，清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永思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江西奉新甘氏重修族谱九卷，（清）甘常俊等纂修，清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木刻活字印本十八册。现被收藏在江西省图书馆。江西丰城骊塘甘氏族谱，（清）甘氏合族修，清乾隆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艺文篇第一～八卷，世系篇第六～七卷。现被收藏在江西省图书馆。江西丰城骊塘甘氏族谱，（清）甘氏合族纂修，清道光年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江西省图书馆。江西丰城骊塘甘氏宗谱，（清）甘氏合族纂修，清光绪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江西省图书馆。江西丰城骊塘甘氏宗谱，著者待考，民国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七卷。现被收藏在江西省档案馆。山东桓台甘氏家谱，（清）甘绍裕等修，清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手写本四册。现被收藏在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湖北枝江甘氏家谱一卷，(民国）甘可富于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撰，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江口华阳石印本。现被收藏在湖北省枝江市档案馆。湖南甘氏草谱，（民国）甘岳臣辑，民国三十六年（公元1947年）手抄本六册。现被收藏在湖南省图书馆。湖南湘潭中湘勃海甘氏续修谱二十卷，（清）甘功献纂，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山西大学图书馆。湖南湘潭中湘甘氏三修族谱二十卷，（清）甘臣勋纂修，清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敦本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四册。现被收藏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广东甘氏祠谱，（民国）甘熙庭重编，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铅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广东省中山市图书馆。广东甘氏族谱，（民国）甘远林撰，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手抄本一册。现被收藏在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广东台山上川房甘氏族谱，（民国）甘铭新等修，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南山祖祠铅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广东省中山市图书馆、美国。甘氏宗谱，（清）甘国堂修，清朝年间手抄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甘氏宗谱，（民国）甘元抡等续修，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铅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甘氏族谱八卷，卷首上、下册，著者待考，民国丁已年渤海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江西萍甘氏族谱十八卷，首一卷、末一卷，（民国）甘华盛主修，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安徽甘氏宗谱十五卷，首一卷、末一卷，著者待考，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旧学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湖南湘潭中湘甘氏族谱二十卷，著者待考，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敦本堂木刻活字印本十二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湖南中湘甘氏族谱二十卷，著者待考，清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敦本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四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后辈族人在一般情况均采用祖上的堂号，同一堂号内的族人大都修编在同一家谱内。遇有特殊情况，如后辈因某些原因不知先辈的堂号，先辈也可能无堂号（有的穷人被歧视不修入谱），再有族内产生矛盾激化等会出现在某一层次同姓族人新立堂号的现象，堂号有地域性的区别，经济条件好的族群总是把祠堂修建得规模很大，以供后人纪念。

甘姓的堂号有：丹阳堂，渤海堂，敦本堂，敦睦堂，敦伦堂，政伦堂，燕翼堂，丛桂堂，友恭堂，施敬堂，有相堂，海荫堂，树德堂，雍蔼堂等等。

湖广填四川是指发生在清朝的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根据考证表明，江西、福建、广西等十几个省份的居民也在移民行列之中。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四川经过战乱，导致人口急剧减少。因此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吸引外地移民，其中以湖广行省人口最多。以成都为例，清末《成都通览》曾记录“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人”；其中，湖广占25%，河南、山东5%，陕西10%，云南、贵州15%，江西15%，安徽5%，江苏、浙江10%，广东、广西10%，福建、山西、甘肃5%。简介　　湖广填四川是指发生在中国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的两次大规模的湖南、湖北（即湖广行省）、广东（主要是客家人）等省的居民迁居到四川各地的移民潮。根据考证表明，还有江西、福建、广西等十几个省份的居民迁入。

　　清康熙初年，四川巡抚张德地经重庆到泸州,沿途巡查，乘船组了好多天，张德地都没有看到几个人，为此感到好生奇怪:当地的人都到哪里去了呢随从回答:都死了。

　　原来，明末清初的30多年间，四川境内战乱频发，加上灾荒、瘟疫不断，造成四川人口锐减。据考证，清初四川人口只剩下50来万，重庆城（现朝天门到七星岗通远门一带）只剩下数百家人，重庆所辖的州县内，有的只剩下十几家人！

　　张德地赶紧把这一情况报告给朝廷。康熙下旨，鼓励向四川（包括重庆）大规模移民，清政府还为此颁布了一系列移民优惠政策。湖南、湖北、广东、河南等省的移民，浩浩荡荡往四川涌来，长达数十年的“湖广填四川”移民活动由此拉开序幕。

　　《四川通志》：“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据康熙二十四年人口统计，经历过大规模战事的四川省仅余人口9万余人，清朝康熙年间，经历过兵荒马乱、刀光剑影的四川盆地终于平息下来，一批批新任地方官员也开始走马上任了。在这些踌躇满志的官员眼中，四川不知是怎样的丰肥沃土。然而当他们骑马、坐轿赶到新的官邸以后，才发现传说中的天府之国竟然是这般的荒凉残破、千疮百孔。

　　康熙七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忧心忡忡地向康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表露出强烈的忧患意识。他说：“我被皇上荣幸地任命为四川的最高地方官员，来到这片饱受战火摧残的地方一展宏图。但现在当我站在满目疮痍的昔日天府，增赋无策，税款难征，使我感到局促不安、寝食俱废。我等下官受皇上差遣，惟有精忠报国效忠朝廷。经过几日思索，我觉得要重振四川天府之美名，惟有招徕移民开垦土地，重建家园，除此似无别的良方上策。”《明清史料·户部题本》。

　　张巡抚还在奏折中提及了一些移民办法。比如，可以命令与四川相邻各省的地方官清查那些因战争而背井离乡的四川原籍人口，加以登记注册，然后由四川“差官接来安插”。或者直接由政府出台一项移民政策，通过行政手段把人口密集省份的人民移来四川。康熙皇帝坐在紫禁城的龙椅上也正为全国的税收和重建问题焦头烂额。他接二连三地接到四川地方官的奏折，召集相关部门听取有关汇报，正式颁布了一份名为《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诏》的诏书，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大举向四川移民。背景　　历史上的“湖广填四川”背景

　　在今天的四川汉族地区，如果你去访问一些老人，问他祖籍何在，十有八九会是同样的回答:“我家祖辈是湖广填四川迁进来的。如继续问:“你是否知道为什么你们的祖辈会有湖广填四川的行动呢？”往往还是同样的回答:“八大王剿四川嘛!”由此可知，大多四川人都认为境内的汉族人的祖辈都不是四川土著，而是从湖广迁入的。而迁入的原因又是因为八大王即明末农民战争时张献忠（张献忠起义不久，即以八大王为称）剿四川。这种说法的影响很广深。

　　所谓“湖广”，是指湖广行省。元初时管辖今湖北、湖南、贵州、广东、广西、海南六省区和四川局部；元末时辖今湖南、贵州、广西、海南四省区和湖北、四川、广东三省局部；明朝时辖今湖北、湖南两省。

　　唐代的巴蜀地区在全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居于最前列。到了宋代，其经济文化的发展仍在全国处于先进行列之中，特别是南宋时期，巴蜀地区的人口占整个南宋的232%，可是其财赋收入却占整个南宋1/3，供应的军粮也占1/3，是南宋坚持抗战的主要经济基地，乃至有"蜀亡则宋亡"之叹。

　　四川历史上历经七次大移民。第一次是在秦灭蜀、巴之后，秦移民万家入蜀，约四、五万人；第二次是从西晋末年开始，全国性的北方人口南迁，在此期间，邻近四川的陕西、甘肃移民大量从秦岭进入四川；第三次在北宋初年，又发生了全国性的北民南迁，在这个时候，陕、甘移民入川；第四次是元末明初，以湖北省为主的南方移民入蜀；第五次是清代前期十余个省的移民入川，这次以湖北、湖南（当时行政区叫“湖广省”，还辖广西一部份）移民最多，移民人口达100多万，而今民间传说的“湖广填四川”，是在老川人血泪快要流尽的时候发生的大移民，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即指这次前后长达一百多年大移民。第六次是抗日战争前期到全国解放，有不少人逃难或“南下干部”定居四川；第七次是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叶的三峡大移民，有许多人落户四川。

　　那么，为什么会有"湖广填四川"呢？长期的大规模战争　　在巴蜀军民尽最大努力坚持了长期的抗金战争，终于取得了使金兵未能进入四川盆地的巨大胜利之后，又坚持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抗蒙战争。这场战争基本上是在盆地内部进行的。蒙古军先后曾三入成都，而蒙古大汗蒙哥也被击伤而死于钓鱼城下。长期的拉锯战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极大的损失。从整个四川地区来看，以至有"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虞集：《史氏程夫人墓志铭》，见《道园学古录》卷二〇）的记载。这些文字难免有某些渲染夸张的成分，但经济极度残破，人口急剧锐减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因为在近50年的拉锯战中，除了战火的破坏，还有长期战事带来的农业生产的凋残而严重缺粮，“沃野千里，荡然无民，离居四方，靡有定所，耕畴不辟，堰务不修，秋不得收，春不得种”（见上引吴昌裔疏），这是当时必然存在的现实。此外，宋朝官军中也有不少军队在战乱中趁火打劫，残害百姓，或“剽掠于民财”，或“焚毁于仕族”，以至“骚动惨于敌祸，……故田里有内敌甚于外敌之谣，此害非一日矣”（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这些记载都出于当时的蜀人笔下，应当是可信的。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元代巴蜀地区的人口锐减到不足南宋时期的十分之一，具体数字见前《民族与人口》一章。

　　面对宋元之际巴蜀地区如此严重的残破局面，元代的统治者除了实行屯田用以保证军粮的基本需求之外，没有采取由官方出面组织移民的措施。没有劳动力，生产就不可能恢复。所以，在元代的将近100年间，巴蜀的经济一直未能得到较明显的恢复。根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的统计材料，四川行省在元代向中央政府所上交的赋税收入，在全国10个非少数民族省区中居于倒数第三，仅占全国岁入的096%。此外，据《元史"食货志》的资料，四川行省在各省区之中，酒税占倒数第三，醋税占倒数第一，商税占倒数第三。这种情况较之南宋时期占整个南宋王朝岁入大约三分之一的地位，简直是降到不能再降了。

　　元代末年，红巾军农民大起义的烈火四处燃烧，原来属于徐寿辉部下的明玉珍率军攻入巴蜀，以后在重庆自称陇蜀王，再改元称帝。明玉珍是湖广随州（今湖北随县）人，他的军队也基本上是湖北地区的农民。明玉珍不仅带来十几万军队，也有大量少田缺地的农民随之进入人少地广的巴蜀地区开垦务农。这应是著名的“湖广填四川”的开始。如吴宽在《刘氏族谱序》中所说：“元季大乱，湖湘之人往往相携入蜀”（见《匏翁家藏集》卷四）。明玉珍的“大夏”政权只存在了两世9年，就被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所统一。明代初年，湖广地区的移民继续大量入川，到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年），四川人口就上升到146万，外地移民，特别是湖广移民占了这一时期所增加人口的主要部分。正如光绪《潼川府志》卷五所载明人王维贤《九贤祠记》所说：“元法，军所至，但有发一矢相格者，必尽屠之。蜀人如余玠、杨立诸公坚守不下，故川中受祸独惨。明初，中江县开设，土著人户业七八家，余皆自别省流来者。”这些移民，不久也就成为四川人。 康熙七年（1668年），四川巡抚张德地曾在一篇奏疏中记录了蜀中父老的一段回顾：“查川省孑遗，祖籍多系湖广人氏。访问乡老，俱言川中自昔每遭劫难，亦必至有土无人，无奈迁外省人民填实地方。”（《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康熙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户部题本》）所谓“湖广填四川”这一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就是这样开始，而在元末明初进入了第一个高潮。

　　这是在元代末年、明代初年、清代初年连续进行的长期的移民运动。民间的有关传说较之历史的真实有明显的扩大与渲染，也有一定的偏差。“张献忠剿四川”这一历史事件也是发生过的，民间的传说较之历史事实有失误，也有一些歪曲。参见袁庭栋：《张献忠论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如果把这些偏差或失误排开，就可见到所谓"湖广填四川"原来是连续进行了多年的人口与文化的大融合，对巴蜀历史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

　　四川人十之八、九不是老川人，多半是湖广移民的后代。南宋时四川近一千万人，至1234年蒙古人入侵到宋亡，人口耗减大半，1282年全川只剩60万。1362年随州明玉珍在重庆开创夏国，不少楚民入川，1371年明军灭夏后，继续大量移民，到1401年才接近尾声，明末四川约有400万人。

　　在明末清初，四川遭受了一场大浩劫。在这个地域上，长期处于大规模的战争之中：1639年明末农民领袖张献忠起事入川，1644年第二次入蜀后建立大西政权，地主武装、清军、南明军一起攻向起义军，次年十一月，张献忠在西充阵亡，使川人死亡过半；1647至1650年，明军内部争权夺利，战火不断；1650至1659年，张献忠余部孙可望、刘文秀进入四川，在川北与清军激战；1660至1664年，清军镇压义军，搜捕明军残余分子；1673至1680年清军平西王吴三贵叛乱，攻入四川，其叛军与清军的“三藩之乱”历时七年。这些战争持续达三十多年，地主杀起义农民，农民杀反动地主，满人杀汉人，汉人杀满人，“杀得鸡犬不留”。

　　瘟疫、灾害接踵而至　　在大规模的战争中，不断地轮番拉锯撕杀，尸横遍地，瘟疫随战乱接踵而至，“大头瘟”、“马眼睛”、“马蹄瘟”、瘟疫及天灾接踵而至，境内人口锐减，耕地荒芜。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为了解决四川劳动力和生产粮食的问题，采取“移民垦荒”的举措，全国包括湖北、湖南在内的湖广省等十余个省的移民相继到四川定居，其中来得最多的是湖北、湖南省。据统计这次移民的持续时间长达一百多年，入川人数约一百多万人，其中湖北、湖南省的人数达一半之多。而在湖北省的移民中，麻城移民又占居重要地位。细详信息

实施“湖广填四川”政策的背景　　在中国移民历史上，清代前期的“湖广填四川”是历史上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

　　四川之所以要“填”，是人口极度稀少，需要充实。明末清初30年战乱，四川被祸最惨。1644年，张献忠率领农民起义等入川，12月称帝建立政权，国号“大西”，定成都为“西京”。四川成了四战之地：明军滥杀，清军滥杀，地方豪强滥杀，乡村无赖滥杀邀功，张献忠也有滥杀之嫌。继而是南明与清军的战争；还有吴三桂反清后与清军的战争。四川人民遭到了一次次的战乱和屠戳。据官方统计，1668年四川成都全城只剩下人丁7万人。一些州县的户口存损比例，原有的人口只剩下10%或20%。四川全省残余人口约为60万人。

　　清政府在统一后，施行了一系列“填四川”政策；主要是鼓励外省移民入川垦荒。如规定凡愿入川者，将地亩给为永业。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者，准其入籍等。对入四川招民优惠政策与各级官吏的政绩升迁、奖励垦荒招民紧密联系起来；在赋税政策上实行额外的优惠。康熙下诏对移民垦荒地亩，规定五年起才征税。并对滋生人口，永不加赋。还规定对移民原籍地当局和入四川落业定居地当局，要求配合移送核实，安排上户籍、编入保甲。这些政策为移民创造了好的环境和条件。一些县居住的主要麻城大姓　　第一，广安州（广安）“惟湘鄂特多，而黄麻永零尤盛”。据《光绪广安州新志》提供的数据，湖北黄、 麻籍占入广安州人数的2664%。湖北、湖南合计约占60%。又据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载：邓小平的家乡是广安县。前面提到光绪广安州志载入籍广安的湖北省黄安、麻城人约占三分之一。而邓小平的祖辈也可能是从麻城移居去的。据毛毛在书中介绍：“有许多研究我父亲生平的人，都曾考察过我们家庭和家族的历史。有的说我们家是从湖北迁来的移民。——连我的叔叔也说，小时听大人说，邓 家是从湖北迁移来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23页）毛毛的叔叔邓垦在武汉工作，他曾多次去过麻城，认为邓家祖辈是麻城人。可见邓小平同志的祖辈也很可能是从麻城移民去的。

　　第二，邻水县。据该县志载，移民姓氏有65种之多，其中“湖北籍最多，尤以该省之麻城为最。”其中著名的有清代大理寺正卿甘家斌、台湾挂印总兵包永才等著名望族都是麻城人。甘氏前已提及。包氏在“ 明洪武年（1371年）麻城孝感乡包元恒率领同族移住兴仁乡绿豆湾落业，现集中分布于兴仁、护邻、石滓等地”。

　　第三，新宁县（今开江）明代麻城移民大姓有张姓，原籍麻城，明洪武二年迁入分别落业于接龙桥、沙树湾、张家湾传至18代。清代移民有麻城郑、高、薛姓。

　　第四，彭县。明代移民有麻城周氏明初迁蜀，居彭县野鸭河，今万年乡一带。黄姓清康熙年间由麻城迁居彭县升平八字坪。

　　第五，金堂县。大姓张氏，于前明时由麻城迁居金堂县关东外，数世科举。至今15代。

　　第六，宣汉县。元代有王姓、向氏、冉氏、袁氏由麻城迁入。明代有49支姓氏迁入，其中麻城占据22 支。清代迁入18支麻城3支。

　　第七，南部县。王姓一支是清初从麻城迁入，至今约传20代，以住地形成名者120处。不少乡有宗祠。 张姓是清康熙36年由麻城入县，至今传16代。

　　第八，岳池县。康姓祖籍麻城，清康熙23年迁入县三乡；范姓祖籍麻城，也是同一时期入本县四乡；傅姓麻城孝感乡，清乾隆12年入本县。蒋姓于清康熙21年迁入6个乡。此外南充县、潼南县、新都县等麻城迁入者都比较多。

　　五、麻城移民中优秀人才中以居官、文学者较多

　　最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学家之路》第二辑，载有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学家胡代光的文章《八十春秋的回忆》，文章说：我的祖先本来是湖北省麻城县人。因为明代末年，张献忠领导农民革命运动，后来被政府军镇压，致使四川土著人民稀少，大部分土地被荒芜起来，无人耕种。于是清朝政府采取移民入川政策，我的祖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康熙年间从湖北麻城县搬到四川来的（现在四川人，其祖籍多半都是从外省移居过来的）。

　　据《深圳特区报》曾载杨泉撰写的文章《延河之子李鹏》，其中写道：“据李家的家谱记载，李家的老家原在湖北省麻城县，后来才迁居四川庆符县，在什么年代迁居，不得而知。”据麻城派人到四川高县庆符镇调查，找到1936年《重修庆符李氏族谱》，其序中说：“吾庆之李，自湖北麻城迁居于此，已数百年。到今家世耕读，代有其人。”宗谱跋言中说“吾家在楚时宗派，自明季兵灾，遂不可考”。

　　前面提到的有清代大理寺正卿甘家斌、台湾总兵包永才、著名作家马识途、艾芜等其祖籍都是麻城人。影响　　三百多年前的“湖广填四川”给四川带来了不同地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为四川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甚至四川无与伦比的感染力和同化力也正是来源于厚重的移民文化，这些外省移民还成为多数四川人的先祖。然而，前不久省社科院客家研究中心向国家社科办提交的研究成果《“湖广填四川”与西部生态环境及社会变迁研究》却表明，“湖广填四川”对四川的生态环境有着直接的破坏“痕迹”，难道这些有名的历史移民真的是破坏四川生态环境的罪魁祸首。

　　植被资源破坏严重　　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蓝勇长年研究西南地区生态环境状况，曾对当时情况作出推测：“清初广大的成都平原和浅丘地区曾是农耕垦殖地区，但灌丛林、茂草和次生林的覆盖率已经恢复到50%左右，盆地内其他长期的垦殖地区此时也多为灌丛、茂林覆盖。顺治八年，川耕地不足12万公顷。”陈世松也介绍，从战后到移民高潮来临前的这一时期，森林植被有了短暂的恢复。“城市鞠为茂草，村尽变丛林”，就连曾经繁荣一时的成都府也变成了“城中杂树蓊郁成林”。清初川北巴山地区主要分布的是以楠木、松柏为主的针阔混交林。

　　而移民入川后，四川的农业垦殖从最初平原荒芜地的复垦，逐步向丘陵中部、山地推进，垦殖范围进而到达丘陵顶部、半山上部，当时山田盛行，梯田出现，水土流失严重。总耕地面积上百万公顷，而森林植被则破坏严重。

　　华南虎等物种逐渐消失　　专家一致认为，乾隆元年时期，移民开发把耕地范围扩张到了山地、丘陵，这是农田垦殖突破传统范围的标志，但同时也是生态环境逐渐萎靡的开始。在森林物种资源方面，一些动物群落不断减少，生物数量乃至物种不断消失。明代川北出没寻常的华南虎消失就是很好的例证。清初关于虎患的记载有：“直至清初，华南虎在四川分布广泛，说明那时垦殖率还比较低，森林相对茂密。”“西乡县山深林密，经常有老虎出没，清溪、桑园铺等地均有虎食人。”乾隆以来，蜀道沿线各府线仍有虎患，但较清初已经锐减。因此随着移民的涌入，物种消失的进程显著加快。

　　旱灾发生频繁　　研究发现，大移民以来，地质地貌灾害、旱涝灾害等在四川地区发生得更为频繁。16世纪至17世纪是整个明清时期发生干旱灾害最为频繁的时期，尤其是17世纪盆地东部地区。陈世松等相关专家整合相关的史料时发现，大移民时期是盆地的大旱年份，平均每3年左右就要出现一次。这与《四川历史旱灾表》统计的结论保持了一致：16世纪平均33年一次，17世纪平均3年一次，18世纪平均37年一次，19世纪平均12年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