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阮姓最早可追溯至中国的南朝时期，在越南平均每五个人中就有二个阮姓族人，所以阮姓是越南历史最为悠久，人口最多的一个大姓。除了历史悠久、人口众多以外，阮氏族人在越南历史上也是能人辈出，各领时代风骚。

根据越南史籍记载，在越南于968年摆脱中央王朝的统治，开始成为独立的封建国家前，曾长期被十二个封建领主割据统治。而在这十二个封建领主中，就有阮氏族人五个。随后无论是李朝时期还是陈朝时期，阮氏族人都成为了朝廷的支柱力量。

1527年左右，阮潢自立为王，标志着阮氏开始登上越南政治的最高舞台。1802年阮福借助法国力量，推翻了由阮文岳、阮文惠、阮文侣三兄弟建立的西山王朝，建立阮朝，并获得嘉庆帝赐名国号越南。1945年，阮朝末代皇帝保大宣布退位。同年，越盟***胡志明（原名阮爱国）宣布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

纵观越南历史，阮氏族人基本上都是唱主角的那个，尤其是到了近代，这种趋势变得越来越强大。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越南有如此多的阮姓族人，他们从何而来？

越南阮姓，来源于中国。

中国有阮姓，而且中国的阮氏族谱，有许多关于阮姓举族迁往越南的记载。阮姓源自我国北方地区，阮氏族人的身影最早出现泾渭之间（陕甘地区）。西周末年，阮氏一族跟随周平王东迁。东周灭亡后，阮氏一族再次东迁至陈留（今河南开封一带）。其后，历史更迭，沧海桑田，陈留阮氏又大举南迁。期间有三次大迁徙至交州。

第一次：554年，梁朝阮太后被西魏攻灭，没了庇护的湖北阮氏先向湖南迁移，其后分两支继续南迁，一支迁入闽粤，另一支从广西入交州。

第二次：陈朝时期，闽粤阮氏开始从事海上贸易，从而与南朝时就已经迁入交州的阮氏发生往来。隋朝建立前后，阮氏被当作前朝余孽遭到严厉镇压。生活在长江流域的一些阮氏族人迁回陈留老家，而闽粤阮氏则开始迁入交州。

第三次：1127年前后，正值金兵犯宋，陈留阮氏被迫再次南迁。一支跟随康王赵构迁往杭州、绍兴等地，另一支迁往江西赣州。南宋末年，蒙元铁骑南下，都城杭州（旧称临安）危在旦夕。刚迁到杭州、绍兴等地不久的阮氏族人只能再次南迁。其中又有部分阮氏族人辗转迁往交趾、安南。

一般来说，阮氏作为越南的一个外姓，如果不能获得当地百姓的支持，是很难登上越南本土的政治舞台的。故中原阮氏在越南的开枝散叶，实非一日之功，必然经历了长期的艰难发展。中国和越南的有关历史也证明，越南阮氏源远流长，不是当地其他姓氏所能比拟的。

陈留阮氏在交州有着长久的仕官历史。西晋末年，部分阮氏族人随晋元帝南下，其中最远的迁入了交州，开始了阮氏在交州仕官的历史。东晋初期到北宋初期，南越刺史、节度使等地方最高官职，一般都由阮氏担任。

有唐一代，阮氏族人遍及安南全境，且大多掌握地方政权。北宋初年，交州由我们上面提到的十二位封建领主割据统治，其中阮姓领主就占五位之多。其后一直到清初，阮氏虽然没有建立政权，但一直都是交州（后称安南、越南）数一数二的世家大族。有清一代，阮氏开始在越南大放光芒，曾三度建立阮氏王朝，统治越南近数百年之久。近代，领导越南人民获得民族独立，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越南“国父”胡志明（原名阮爱国），也是阮氏族人。

为什么陈留阮氏部分族人要南迁交州？

首先，从中原到偏于一隅的交州，路程何其遥远，加上古代交通工具落后，可想而知陈留阮氏的南迁交州之路会是多么的艰难。其次，交州在中原人的心目中自古便是南蛮之地，甚至到明清时期也仍然属于一片尚待开发的处女地，不可谓不落后。根据史籍记载，让陈留阮氏如此不畏艰险地南迁交州的缘由就是，交州阮氏在当地的雄厚实力。

因为同宗同源，较先一步在交州经营的阮氏还是挺乐意接济中原阮氏的。同时，大量陈留阮氏的迁入，也壮大了交州阮氏的经济、政治实力。

陈留阮氏南迁交州大致有两条干线可循：一是以官吏身份走陆路。而往往这种情况多发生于战乱时期。比如五胡乱华、隋代杨素大军平百越。而且在战乱时期，由于粮食短缺，官吏迁入交州的成功率更高。

同时，阮姓官吏往往是举族南迁交州；二是以商人身份走海路。南北朝时期迁入闽粤的阮氏，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逐渐在当地扎根，并开始从事海上贸易，逐渐形成广南封建集团。但由于宋元时期的战乱、明清两代“闭关锁关”的国策，广南商人集团不得不分批次南迁。其中大部分最后迁入了越南南部地区。

据越南史籍记载，历代阮氏王朝一般都是在越南南部发迹，而后以武力逐渐向北部推进。资料也显示，这些皇族、世家往往都是由海路迁入越南南部的广南封建集团的后裔。近代以来，南迁越南的中国华侨、华人也大多侨居于南部地区。

从中央王朝的藩属国到独立建国，越南人民与中国人民都时刻保持着密切的往来，即便是偶有摩擦，也切断不了血缘上的紧密联系。1885年，清王朝与法国签订的《中法会订越南条约》，标志着中国对越南宗主权的放弃，中越两国正式结束“藩属”关系。

但政治隶属关系的分离，并不意味着中越两国人民的分离。近代以来，中越两国依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尤其是在民间，两国人民互相留籍的例子也不在少数。越南阮姓源于中国，是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渊源相近的最好证明之一。

这里说的家族本体文化，是指只与陈郡谢氏一族相关的特有文化现象。

陈郡谢氏家族的本体文化包括：字辈文化、家谱文化、遗传文化、家风族风等等，在此先尝试来领略一下谢氏族谱。

谢家最早见于记载的家谱，是南朝人刘孝标注释《世说新语》时引用的《谢氏谱》，其中又分为《陈郡阳夏谢氏谱》和《会稽山阴谢氏谱》两种。

前一种家谱在书中共引用七处，后一种引用一处。

从全部引文综合分析，这两种家谱的基本内容，包括东晋时两族谢氏人员的名讳、字号、承属关系、官爵、姻娅、子女、子女婚配等等。当时的社会特别重视谱牒，不仅朝廷选官要查寻家谱，而且社会上嫁女择婿也要以家谱为据。

为防止假冒，国家还专门成立有谱局，社会上也有专门编撰和研究谱牒的世家。

所以谢氏最早的家谱，有可能是根据谢氏提供的资料由官府修成的，时间最早不会超过东晋建国以后。

一、谢氏《家乘》

家乘是记载私家之事的文字。春秋时晋国史书名《乘》，后因称史籍为史乘。

谱牒是记述氏族或宗族世系的书籍，有专记帝王诸侯世系的，也有记载一姓一族世系及重要人物事迹的，后者又称“族谱”“宗谱”“家谱”或“家乘”。

魏晋南北朝时特重门第，官方选用人才必须考察谱牒，因此，撰修族谱之风盛行，隋代以后虽然施行科举制度，通过考试取仕，但直至明清时期，许多家族仍编修族谱。

族谱主要内容有姓氏起源、播迁、分支始祖、世代相传的统系、辈字、祠堂、祖茔、族规等，正文前有序和凡例。

二、《世说新语》所引用的《谢氏谱》

《世说新语》所引用的《谢氏谱》，大概出自当时的官谱。至于《隋书·经籍志》中收录的《谢氏谱》十卷，则是另外一种性质的家谱，即可能出自谢氏族人之手。

谢氏最早的一部完整家谱，是宋朝人汪藻根据《世说新语》和魏晋南北朝及隋朝史书编辑的《世说·陈郡阳夏谢氏谱》。

全谱包括世系表、正文、别族、人名考补四个部分，收录三国至隋陈郡谢氏94人，附录会稽谢氏4人。

这部家谱的现存最早刊本，藏于日本，与宋本《世说新语》汪藻《叙录》放在一起，近年曾以珂锣版影印的形式与《世说新语》联合刊布发表。

三、谢氏修谱

谢氏修谱，约始于东晋、南朝时期。

南朝梁刘孝标为南朝宋刘义庆所撰《世说新语》作注释时，曾引用《谢氏谱》。

此谱分为《陈国阳夏谢氏谱》和《会稽山阴谢氏谱》两种。

此外，《隋书·经籍志》著录《谢氏谱》十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谢氏家谱》一卷。这些书皆已亡佚。

四、谢氏世系

在谢姓人及其编修的家谱中，都称炎帝为太始祖，申伯为一始祖，并说他是炎帝的六十三代孙，在周宣王五年（前823年）因功被封于申国谢邑。子孙别姜为谢，以地为氏。

这样，就用一条血缘纽带把炎帝和申伯联系在了一起，同时还确定了申伯受封的确切时间，不过，仅就这一时间而言，历史上还有不同的记载。

明确记载申伯受封时间的书籍是《竹书纪年》，这本书原是一本在西晋太康二年（281年）从魏安厘王墓中发掘出来的书籍，记夏商以来至魏哀王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但它的原书在宋代以前已经亡佚，今天所能看到的除几种辑本外，还有一种是由明朝人伪造、假称是南朝人沈约编定的《竹书纪年》。

属于辑本者一般还能遵循历史的原貌，不擅自改写或添加原文；伪造者不仅全部抄袭他书，而且还随意添文去字，望文生意，甚至加注日期。

说申伯在宣王某年确切受封者便出自这本伪造的书中，全文是“宣王……七年，王赐申伯命”，而前者对此事只字未提。

这种确切的受封日期与前述受封时间虽有两年之差，但也大约是其说的根据，当然也不否认可能是另有所据。

至于谢姓有关家谱明确记载申伯受封时间的做法的初衷，大约也不外乎为了解开人们心中可能存在的疑问，使人有一种确切无疑的历史感，同时也使之树立一种以祖宗为荣的自豪感。

另外，大约也正是由于这一缘故，谢姓人还编定了自己传说中的世系，并在这一世系中确定了自己列祖列宗的姓名，以及他们的事迹、婚配、子女、迁徙、寿夭、在位时间等情况，使我们从另一方面看到了他们在后人心目中的位置。

关于谢姓传说中祖先的名字和世系，不少家谱都有记载，其间虽存在一些差别但大同小异。

六朝时期的谢氏家族除风云于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领域外，还有特色鲜明的宗族文化。

在内容众多的宗族文化中，最为核心的东西便是以孝传家的宗族风貌。

孝原本是儒家思想的中心命题之一，至汉末三国以后，由于世族制度的发展，社会上展开了“忠君”与“孝亲”谁先谁后问题的争论，其结果是“忠君”思想从汉代的第一位退居第二位，孝于双亲和祖宗成了天下人物的首要责任。

这便是六朝时期谢氏家族所处的社会环境。

由于社会舆论的提倡和谢家人的天性，实践孝和以孝为本的治家思想一直贯穿于谢氏家族的14代人中，舍身奉亲、悌于宗族的事例史不绝书。

如谢尚“幼有至性，七岁丧兄，哀痛过礼”，“十余岁遭父忧”“号啕极哀”；谢几卿在父亲谢超宗因罪流徙时“年八岁，别父于新亭，不胜其痛，遂投于江。

谢超宗命估客数人入水救之，……十余乃能言。居父忧哀毁过礼”；谢蔺“五岁时，父未食，乳媪欲令先饭，蔺终不进”，“及丁父忧，昼夜号痛，毁瘠骨立，母阮氏常自守视譬抑之”。母后遇乱而卒，蔺“号痛呕血，气绝久之，水浆不入口。每哭，眼耳口鼻皆血流，终月余日，因夜临而卒”。其子谢贞，祖母患风疾，“每发，便一二日不能饮食。贞时年七岁，祖母不食，贞亦不食，往往如此。”年十四，父卒，贞“号顿于地，绝而复苏者数矣。初，贞父蔺以忧毁卒，家人宾客复忧贞。从父洽，族兄蒿乃共清华严寺长爪禅师为贞说法。仍譬以母须侍养，不宜毁灭，乃少进，饍粥。”后遇乱，母不知所在，贞“必昼夜涕泣”。

上述诸人，或孝于父母，或友于兄弟，或慈于干侄，皆各禀家风，出于天性，充分反映了谢氏家族的家族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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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来读世说新语》目录

我国古代谱牒姓氏之学发达，相关书籍相当多。唐林宝撰《元和姓纂》。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南宋著名史学家郑樵的《通志·氏族略》。还有《世本》、《族姓记》，《三辅决录》以及《百家谱》、《英贤传》、《姓源韵谱》、《姓苑》等等。宋末元初的硕儒王应麟 ,撰写了 《姓氏急就篇》

我国古代谱牒姓氏之学发达，（"谱牒学"是一门专门研究家谱、族谱的学科。"家谱"是以表谱的形式记载家族世系繁衍和本族人员事迹的图书体裁。）相关书籍相当多。关于中国谱牒的产生过程，根据目前能见到的材料和研究状况，我们大致可以把它分成两个小的阶段，即商代（公元前1500-1000年）的萌芽阶段与西周（公元前1000-800年）的形成阶段。商代已有一些简单的世系表，是家谱的雏型。较为完备、成熟的谱牒形成于西周。司马迁说的《谱牒》、《牒记》都是周以后的东西。到春秋时，谱牒相当盛行了，不过由于这种东西并非专门著作，小能强大雅之堂，传到今天的连一种也没有。

南宋著名史学家莆田人郑樵撰，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成书。《通志》为通史性的志书，共200卷，其中第一略《氏族略》为考辨、论述姓氏的专著，共收录姓氏2255个。

此外，郑樵还著有《氏族志》、《氏族源》及《氏族韵》等相关的姓氏学专著，是我国姓氏学研究中承前启后的著名学者。

《古今姓氏书辩正》40卷，邓名世撰，其子椿裒次之。此书搜集宋及宋以前历代姓氏文献，对当时所能见到的姓氏的起源、郡望、名人、流布作了或详或略的考证，为后人研究姓氏留下了宝贵的文献资料，堪称宋代姓氏学研究集大成之作，是我国古代姓氏谱牒学方面的一部重要著作。邓名世因不满前人以及当时姓氏研究大多停留在记录姓氏的现状，而是以考证姓氏文献的真伪为己任，希望能清理以往姓氏研究的成果，在学术上有所创新。他从考辨以往姓氏书之误入手，以修撰一部古今姓氏全书为撰著宗旨，因此"长于辩论"成为此书的一大特点。《辩证》问世以后，颇为同时代学者所重，也对后世的姓氏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熹《朱子语类》称赞邓名世"世学甚博，姓氏一部，考证甚详，盖不虚也"，王应麟《姓氏急就篇》、《困学纪闻》等多引据邓著。清乾隆年间纂修《续通志》，其《氏族略》一篇更是多据《辩证》以补充之。在现存的姓氏谱牒文献中，邓名世的《古今姓氏书辩证》与《元和姓纂》、《通志·氏族略》鼎足而立，有着重要的地位。

《元和姓纂》是中国唐代谱牒姓氏之学的专著。原本10卷，今有10卷本、18卷本两种。唐宪宗时宰相-李吉甫命林宝修撰，元和七年(812)成书。

谱牒在历史上曾经兴旺过一阵子，后来随着宗法式家族制度的瓦解而消亡了。东汉末年到魏晋之际（公元200-300年）世家大族式家族制度形成后，谱牒又再次盛行起来，不过从内容到形式都与西周春秋时的谱牒不同了。这时称之为“谱牒”的文献，主要有三种形式：

一是“家传”，这是最初级的形式。一个家族之所以在一个地方兴旺发达起来，必有几个人对家族的发展作出过杰出的贡献，或者做过朝廷要员，或者做过封疆大吏，他们的子孙就为他们立传，表彰他们的功绩，显示自己家族的身份。如：《荀氏家传》、《袁氏家传》（汝南）、《裴氏家传》（河东）、《褚氏家传》（阳翟）、《谢车骑家传》（陈郡）等。

谱牒的第二种形式是“家谱”，或叫单姓族谱，每姓每族一本。家传是传而不是谱，只能记载家族名人事迹，不能把所有族人都记上去，光有家传还是无法搞清家族所有人的血缘关系的，于是有人以家传为基础，以家族的世系为脉络，把包括名人和非名人的所有族众贯串起来，注明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这就是家谱了。如：裴松之《三国志》注中引到的：《崔氏谱》（博陵）、《郭氏谱》（太原）、《陈氏谱》（颁川）、《稽氏谱》（谯郡）、《阮氏谱》（陈留）、《王氏谱》（太原）；《世说新语》注中引到的：《王氏世家》（琅琊）、《袁氏世纪》（汝南）、《王氏家谱》（东海）、《荀氏谱》（颍川）、《谢氏谱》（陈郡）、《羊氏谱》（泰山）、《顾氏谱》（吴郡）、《陆氏谱》（吴郡）等等，都是这样的家谱。

谱牒的第三种形式，也是最高最典型的形式是“簿状谱牒”，后来又叫作《百家谱》、《东南谱》、《十八州谱》、《天下望族谱》、某郡望族谱等等。家传、家谱都是私家撰述，不具法律效力，必须有一种得到朝廷认可的官撰的谱牒，才能据以确定谁是士族，谁是庶族．才能据以选官、论人和通婚。官修的谱牒不是某一姓的家谱，而是全国或某一郡所有士族家谱的汇编或选编，所以叫作“百家谱”（百指约数）等等。在这种官撰的谱牒中，把天下所有士族的姓氏、郡望都列进去，每姓士族又都详细列其成员的名字、官位及血缘关系，这就是簿状谱牒。所谓“考之簿世然后授任”（《太平御览》卷二一四引《晋阳秋》），“有司选举必稽谱籍”（郑樵《通志》卷二五《氏族略序》一《氏族序》），就是指这种官修的谱牒。官修谱牒不仅同士族的仕途性命攸关，而且是一项十分繁杂的工作，要对所有自认为是士族，并将其家谱上之于官的家族进行甄别、认定，还要根据情况的变化不断修订与重撰，所以朝廷设立专门的常设机构图谱局主持撰修工作，置郎和令史等官来执掌（《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载沈约语），并汲收对谱牒有研究的学者参与其事。

东晋南北朝时门阀士族制度充分发展，士族、非士族要根据谱牒来确认，人们入仕做官要根据谱牒来认定门阀的高卑，所以谱牒之学就成了一种专门学问，有专门的人从事研究。天下那么大，士族那么多，它们之间的关系又那么复杂，每个家族的历史，近的兴起于魏晋之际，远的则要追溯到东汉中叶，少说也有几百年，要搞清楚他们内部和他们之间的各种关系（如：血缘关系、名讳、官位、姻亲等等），确非易事。再加上许多新起的士族要求列名谱牒，而许多庶姓大族还采取冒名顶替、伪造家世等手段企图挤进谱牒，这就进一步增加了谱牒修撰的艰巨性。东晋初年苏峻之乱，把原来的谱牒焚毁了，后来重修，称为“晋籍”，其分量之大竞有东西两库（《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这样繁杂的工作，没有专门学问，不作专门研究，的确是不行的。所以从西晋以后，到南北朝时，毕生研究谱牒的不乏其人，有的祖孙几代从事谱牒研究，从而出现许多著名的谱学家。

西晋（公元250-300年）的著名谱学家是挚虞。挚氏为京兆大族，虞父模曾任曹魏太仆卿。挚虞才学通博，著述不倦，认为汉末以来天下丧乱，许多世家大族，虽子孙已不能明其祖先的事迹，辨其家族的由来，于是撰《族姓昭穆》十卷，进于朝廷（《晋书》卷五一挚虞传）。此书早巳遗佚，我们不能确知其内容了。所谓“族姓”即指世家大族式家族，所谓“昭穆”即父子祖孙的血缘关系，这是现在所知道的当时第一部记载天下士族血缘关系的正式谱牒。因为它“定品违法”，大概是触动了一些显赫的大族，为人们弹劾。它有没有成为官书，我们也不得而知，从晋武奇特诏原谅其“违法”的过失来看，大约是被钦定为官修谱牒了。

东晋南朝（公元400-500年）的著名谱学家有贾弼之、贾匪之、贾渊祖孙三人和王僧孺。贾氏为南渡的平阳大族。贾弼之在东晋太元年间由朝廷委任撰修谱牒，于是“广集众家，大搜群族”（《南齐书》卷五二贾渊传），撰成《十八州士族谱》百帙，共七百余卷，缮写抄定，藏在秘阁，另抄别本藏于左户。其子匪之，匪之子渊，世传其业。齐永明中，贾渊与王俭共同参撰《百家谱》，又撰《氏族要状》、《人名书》等谱牒，并行于世。谱牒研究成了贾氏世传的家学。王僧孺出身于东海王氏。他在梁代继续贾氏的研究，接成《十八州谱》七百一十卷（当是修订贾弼之之书）、《百家谱集抄》十五卷、《东南谱集抄》十卷（《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此时的谱牒之学，到了王僧孺手中，算是集大成了。

北朝（公元350-550年）官修谱牒，大抵均属集体撰述，故不见研究谱牒之名家，如魏太和中，诏各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作为选士的依据，似乎还没有把全国士族的谱牒统到一起来。北齐的《类例》以甲门为士族，北周的《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为士族，似乎是他们那个小国的统一的谱牒，除《类例》知道是浮屠昙刚所撰外，《建德氏族》也是集体撰修的，故未留下撰人姓氏。

唐代在太宗、高宗两次修谱。高士廉等修<氏族志>。高宗时修《姓氏录》。

唐初的著名谱学家中首先要介绍的是路敬淳。他是高宗、武后时人，勤学不倦，对于历代谱学素有研究，对于各个士族的门第姓望，能究其根源枝派，曾撰《著姓略记》十卷行于世。史称“唐初姓谱学唯敬淳名家”，其他各家“皆本之路氏”（《旧唐书》卷一八九路敬淳传）。另一名家是柳冲，他曾主持修撰《姓族系录》，“好学多研”，是路敬淳以后的第一人。唐代谱学为柳氏家学，后其族人柳芳著《氏族论》，是对魏晋以来的谱学进行理论上的总结的第一篇论文，为后世研究谱牒的人所必读（《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比柳冲稍后的有韦述，亦是唐代谱学名家。他雅好谱学，在秘阁见到柳冲等撰《姓族系录》，非常喜爱，乃于工作之余，亲手抄录，另撰成《开元谱》二十卷（大约是《姓录》的节本）（《旧唐书》卷一○二韦述传）。柳芳《氏族论》“唐兴，言谱者以敬淳为宗，柳冲、韦述次之”（《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应是不假的。

唐初谱牒的形式也同魏晋南朝一样，分为私修的单姓族谱和官修的天下望族谱两种，前面说到的几次重修谱牒，即是指后一种。隋唐的单姓族谱，如《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和《通志·艺文略》中提到的许许多多某氏某姓家谱，我们至今只发现了两件原件的残片（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三册，第64，180-184页），都是用方框、线条、箭头表示的世系图表，详细注明每人的血缘关系、名讳、官职及配偶的姓氏名字等，图画清晰，抄字工整，人们看去，一目了然。官修的望族谱，却在敦煌石室中发现了几种残卷，其中以题为《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的最为完整和典型。它的内容是按照唐代的政治区划，依道、州、郡的次序排列，每一郡列出该郡的望族姓氏，少者三姓（如凉州西平郡），多者四十姓（如雍州京兆郡）（参见王仲荦：《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考释》、《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考释》、《敦煌石室出残姓氏书五种考释》（均载《蜡华山馆丛稿》）：多贺秋五郞：《中国宗谱的研究》上卷第一章。）。据我们看，这大约是官修谱牒的一种提纲，而不是修成的谱牒。因为光列每郡的几个望族姓氏，而不列出某一个人是不是属于这个望族，是起不到谱牒的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