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成祖朱棣在历史上是怎样的人物

( 1360 - 1424)明朝第三位皇帝。

明太祖朱元璋第四子。洪武三年（1370年）受封燕王，十三年到北平（今北京）。

筑城兴屯， 训练兵丁，防御蒙古势力的南扰。三十一年朱元璋死，皇太孙朱允坟即位，年号建文。

为削弱地方藩王势力，建文帝与大臣齐泰、黄子澄等密议削藩=先撤周、代、湘诸王，后欲治势力较强的燕王。 建文元年（1399 年），朱棣在谋士姚广孝的策划下，起兵造反，发起“靖难之役”。

建文四年，朱棣夺取政权，于南京称帝，年号永乐。即位后，在政治军事方面继续执行削藩政策。

在中央正式设立内阁，协助皇帝办理政事。永乐十八年（ 1420年），设立从事侦缉、搜捕臣民的特务机构——东厂。

为宣扬国威于各国，派遣太监郑和下西洋。从永乐八年至二十二年，曾5次率兵出击搔扰北部边境的鞑靼、瓦剌。

改北平为北京，派人营建北京城和紫禁城宫殿。永乐十九年，明廷正式迁都北京。

他重视社会生产，将一些地区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移民到北京屯种。 将农具、耕牛发放给山东受兵灾地区，赈济灾民。

兴修苏淞等地水利，疏浚大运河。在位期间，确立了程朱理学在思想上的统治地位。

同时，编成22937卷的《永乐大典》。永乐二十二年（ 1424年），朱棣率兵出塞，病死于榆木川 （今内蒙古乌珠穆沁东南），葬于长陵。

二、关于朱棣的历史故事

明成祖朱棣在历史上很有作为，但他又是一位性格固执、刚愎自用、猜忌多疑、杀人如麻的皇帝。永乐末年，他大肆屠杀宫女、宦官，在这次大惨案中，被杀的宫女有近三千人之多，为明代后宫最大的一次惨案。

永乐初年，国家逐渐恢复强大。朱棣追求享乐主义，后宫美女渐多。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皇后徐氏病死，皇后一直没有再立，王贵妃和贤妃权氏是他最宠爱的妃子。权氏是一位选自朝鲜的美女，天姿国色，聪明过人，能歌善舞，尤其是善吹玉箫，明成祖十分怜爱她。水乐八年（公元1410年），明成祖率大军出征，特地带权贤妃作为随侍嫔妃宫女，随军出塞。权贤妃在大军凯旋回宫时，死于临城，葬在峄县，明成祖伤心欲绝。明成祖丧失宠妃权贤妃，心情不佳之时恰恰发生两个姓吕的朝鲜女子与宦官相好，酿成宫内惨祸，诛杀吕氏及有关的数百宫女、宦官。

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明成祖准备立为皇后的王贵妃也死去，明成祖再一次经历丧失宠妃的伤痛。贾吕与宫人鱼氏私下与小宦结好之事又在此时发生了。明成祖甚为恼火，雷霆大发。贾吕和鱼氏惧祸，便上吊自杀。明成祖竟以此为由，亲自刑审贾吕侍婢，不料却查出这一班宫女要谋杀皇帝的口供。朱棣极为恼怒，亲自下手对宫女们动用酷刑，其中受株连被诛杀的宫女近两千八百名。而且明成祖每次亲临施刑，有宫人临刑时当面斥骂明成祖：“你自己年老阳衰，宫人与小宦官相好，有什么罪过！”朱棣让画工画了一张贾吕与小宦官相抱的图，羞辱宫人，同时更加大肆屠杀。据《李朝实录》记载，当宫中宫人被惨杀之时，适有宫殿被雷电击震，宫中的人都很高兴，以为朱棣会因害怕报应而停止杀人，可是朱棣依旧如故，丝毫“不以为戒，恣行诛戮，无异平日”。

三、明朝关于朱棣的历史

生辰： 元至正二十年 （西元1360年），农历四月十七日

祭日： 明永乐二十二年（西元1424年），农历七月十八日

朱棣，汉族，明朝第三位皇帝。朱元璋第四子。初封燕王，镇守北平。建文元年（1399年）起兵自称“靖难”。四年，破京师（今江苏南京），夺取帝位，杀方孝孺等人。永乐十九年，（1421年）迁都北京，以南京为留都。极力肃整内政，巩固边防，政绩颇著。在文化事业上，加强儒家文化思想的统治，大力扩充国家藏书。永乐四年（1406年），至御殿观览图书，问大学士解缙：“文渊阁内经史子集全备否？”解缙回答：“经史粗备，子集尚多阙。”他又说，士从家稍有余资，便欲购书，况于朝廷？遂召礼部尚书郑赐遣使购访天下遗书。又指示购奇书要不惜代价，“书值不可计价值，唯其所欲与之，庶奇书可得”。永乐年（1403年）命解缙等人编纂“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技艺之言，各辑为一书，毋厌浩繁。”动用文人儒臣3000余人，辑古今图书8000余种，谓“纂集四库之书，及购天下遗籍，上自古初，迄于当世”。于永乐六年（1408年）编成，共22877卷，装成11095册，定名为《永乐大典》。藏于“文渊阁”中，对保存古代文化典籍，有重要贡献。迁都后，在宫内东庑南，又建，“文渊阁”，南京之书，大量北运，把《永乐大典》运至北京后，专贮于“文楼”。使明代国家藏书建设发展迅速。收录入永乐大典的图书，均未删未改，实为中华文化的一大贡献。现仅存世3%。

明成祖朱棣（1360~1424年）。明朝第三代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第四子，生于应天（今江苏南京）。洪武三年（1370年），受封燕王。曾居凤阳，对民情颇有所知。十三年就藩北平（今北京），多次受命参预北方军事活动，两次率师北征，加强了他在北方军队中的影响。朱元璋晚年，太子朱标、秦王朱樉、晋王朱棡先后死去，朱棣不仅在军事实力上，而且在家族尊序上都成为诸王之首，朱元璋去世后，继位的建文帝朱允炆实行削藩，朱棣遂于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发动靖难之役，四年六月攻入南京，夺取了皇位。次年改元永乐（1403~1424年）。

即位后五次北征蒙古，追击蒙古残部，缓解其对明朝的威胁；疏通大运河；迁都并营建北京，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定都北京的 皇帝，奠定了北京此后500余年的首都地位；组织学者编撰长达37亿字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设立奴儿干都司，以招抚为主要手段管辖东北少数民族。更令他闻名世界的是郑和下西洋，前后七次，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沟通了中国同东南亚和印度河沿岸国家。明成祖可谓功绩累累的一代雄主。

朱棣即位之初，对洪武、建文两朝政策进行了某些调整，提出“为治之道在宽猛适中”的原则。他利用科举制及编修书籍等笼络地主知识分子，宣扬儒家思想以改变明初嗜佛之风，选择官吏力求因才而用，为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朱棣在位期间进一步强化君主专制，他对建文时逆命诸臣，残酷屠杀，大肆株连。永乐初，曾先后复周、齐、代、岷诸王旧封，但当其皇位较巩固时，又继续实行削藩。周、齐、代、岷诸王再次遭到削夺；迁宁王于南昌；徙谷王于长沙，旋废为庶人；削辽王护卫。他还继续实行朱元璋的徙富民政策，以加强对豪强地主的控制。永乐初开始设置内阁，选资历较浅的官僚入阁参与机务，解决了废罢中书省后行政机构的空缺。朱棣重视监察机构的作用，设立分遣御史巡行天下的制度，鼓励官吏互相告讦。他利用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设置镇守内臣和东厂衙门，恢复洪武时废罢的锦衣卫，厂卫合势，发展和强化了专制统治。

朱棣十分重视经营北方，永乐初即改北平为北京，设行在六部，增设北京周围卫所，逐渐建立起北方新的政治军事中心。七年在女真地区，设立奴儿干都司。与此同时，争取与蒙古族建立友好关系。鞑靼、瓦剌各部先后接受明 封号。八年至二十二年，朱棣亲自率兵五次北征，巩固了北部边防。五年派兵统一安南（今越南），在河内设立了交趾布政司（行省），进行直接统治。七年开始了营建北京天寿山长陵，以示立足北方的决心。十四年开工修建北京宫殿，十九年（公元1421年）正式迁都北京。朱棣为保证北京粮食与各项物资的需要，于九年疏浚会通河，十三年凿清江浦，使运河重新畅通，对南北经济文化交流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对其他边疆地区的统治也得到发展。十一年平定思南、思州土司叛乱后，设立贵州布政使司，为加强对乌斯藏（今 ）地区的控制，朱棣派遣官吏迎番僧入京，给予封赐，尊为帝师。他还于四年设立哈密卫，并多次派遣陈诚、李达等人赴西域（今新疆），加强了政治、驻军和贸易往来，全国统一形势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巩固

四、朱棣的历史评价

明成祖朱棣是历史上争议颇大的一位帝王，他立有不世之功，创造了明初盛世，但他好大喜功，多疑好杀，手上沾满了鲜血。总体来说是功大于过。

朱棣十一岁就被父亲朱元璋封为燕王，并于二十一岁就番北京，当时蒙元的势力虽然已经被赶到了大草原上，但还具有相当强的军事实力，并不断骚扰明朝的北部边境。因此北京并不安宁，它是作为一个军事重镇而存在的。朱元璋将朱棣分封在北京，就是希望自己的儿子能代替功臣宿将掌握兵权，从而使明朝的政权更加稳固。可谁知就是这个四皇子，竟利用手中的兵权最终夺取了皇帝的位子，这是当初朱元璋无法预料到了。

朱棣在北京期间，在众多忠臣猛将的指导下，迅速成长为了一位合格的军事指挥家，并在对元朝的作战中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自己的军事实力得到了加强，在洪武末年已经成为北方最强的一镇诸侯。朱元璋去世后，皇太孙朱允文即位，年号建文。建文帝即位之初除了进行一系列的必要的改革之外，便在齐泰等人的提议下开始削番。在先后削夺了五位番王后，建文帝的矛头直指燕王朱棣。朱棣也立即采取行动，杀死了朝廷派到北京的驻守大臣，发动靖难。由于洪武时期的功臣已经被朱元璋杀戮待尽，因此朝廷只得派一些年轻将领挂帅。但由于朝廷的兵力强大，双方还是处在一个拉锯战的形势下。而此时建文帝的软弱就暴露了出来，由于它的一些列决策错误，加之朱棣直导南京策略的成功，建文四年，朱棣占领了南京，建文帝不知所终。在群臣的“劝说”下，朱棣在南京即位，年号永乐。

永乐初年，为清除建文余党，朱棣采取了血腥的政策，“瓜蔓抄”，“杀十族”都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有个文人犯了罪，不光他的亲戚九族，而且他的朋友也要被株连处死，这就叫杀十族。当时的恐怖气氛可见一斑。太监的势力在永乐朝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许多太监都参与到了政治中来，并成为了举足轻重的人物。永乐时期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是郑和下西洋。 朱棣的另一个壮举就是建造紫禁城，当时北方还不安定，随时都有战争的可能，南京距离较远，指挥不便，因此朱棣下旨建造紫禁城，准备迁都。1416年开始修建阿北京宫殿，1421年正式迁都北京。朱棣在文治上也颇有建树，《永乐大典》的编纂就足以证明。《永乐大典》是解缙等人组织编修的，被誉为古代类书之冠。与清代的《四库全书〉相比，《永乐大典》更具价值，因为他对古代的书集只是做了收集、整理、分类，并没有大的改动。而满清统治者编的《四库全书》对于反映民族战斗精神的作品尽量抽毁，对于不得不收录的名家名作则大肆篡改。因此《永乐大典》无愧于古代类书之冠的称号。

永乐十年以后，为打击北元蒙古残部，缓解其对明朝的威胁，朱棣开始了北征，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北征的频率越来越快。1424年7月，朱棣在第五次北征时，病逝于榆木川，在位22年，终年65岁，葬于北京昌平天寿山下的长陵。

土家族的介绍

土家族绝大部分居住在湖南永顺、龙山、保靖、古丈以及湖北省来凤、利川、鹤峰、咸丰、宜恩一带及四川省。人口570．42万（1990年第4次人口普查）。

土家族自称“毕兹卡”（意为本地人），有自已的语言，土家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接近彝语支。大多数人通汉语，目前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聚居区还保留着土家语。没有本民族文字，通用汉文。崇拜祖先，信仰多神。

主要从事农业。织绣艺术是土家族妇女的传统工艺。土家族的传统工艺还有雕刻、绘画、剪纸、蜡染等。土家织锦又称“西兰卡普”，是中国三大名锦之一。

土家族爱唱山歌，山歌有情歌、哭嫁歌、摆手歌、劳动歌、盘歌等。传统舞蹈有“摆手舞”、“八宝铜铃舞”及歌舞“茅古斯”。乐器有唢呐、木叶、“咚咚喹”、“打家伙”等。

礼仪主要有：见面要互相问侯，家有来客，必盛情款待。若有是逢年节到土家人家里做客，主人还会拿出雪白的糍粑去烤，待烤得两面金黄开花时，吹拍干净，往里灌白糖或蜂蜜，双手捧给客人。

有的地方给客人吃糍粑还有些讲究，即把烤好的糍粑给客人后，客人不得吹拍火灰，要接过就咬，这时主人会抢回去吹打拍净，蘸上糖再给客人。

扩展资料

土家族饮食文化

土家族日常主食除米饭外，以包谷饭最为常见，包谷饭是以包谷面为主，适量地掺一些大米用鼎罐，煮或用木甑蒸而成。有时也吃豆饭，即将绿豆、豌豆等与大米合煮成饭食用。

粑粑和团馓也是土家族季节性的主食，有的甚至一直吃到栽秧时，过去红苕在许多地区一直被当成主食。现仍是一些地区入冬后的常备食品。土家族菜肴以酸辣为其主要特点。

民间家家都有酸菜缸，用以腌泡酸菜，几乎餐餐不离酸菜，酸辣椒炒肉视为美味，辣椒不仅是一种菜肴，也是每餐不离的调味品。豆制品也很常见，如豆腐、豆豉、豆叶皮、豆腐乳等。

尤其喜食合渣，即将黄豆磨细，浆渣不分，煮沸澄清，加菜叶煮熟即可食用。民间常把豆饭、包谷饭加合渣汤一起食用。土家族平时每日三餐，闲时一般吃两餐；春夏农忙、劳动强度较大时吃四餐。如插秧季节，早晨要加一顿“过早”，“过早”大都是糯米做的汤圆或绿豆粉一类的小吃。

据说“过早”餐吃汤圆有五谷丰登、吉祥如意之意。土家族还喜食油茶汤。

人民网-土家族

隋开皇二年（公元582年），授田宗显黔州剌史。

开皇十九年（公元599年）置务川县，治今沿河县城乌江东岸。

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置羁縻思州。

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废羁縻思州，置务州治务川，经制州。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改务州为思州，经制州。

永隆元年（公元680年），宗显四世孙克昌筑思州治于今沿河。

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田公荣加思州节度使，升中书侍郎。

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思州为宁夷郡。

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复置思州。

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田时丰兼领思州节度使。

咸通十一年（公元870年）田佐禹领思州节度使。

北宋太平兴国元年(公元976年)，都虞侯赵延浦任思州刺史，土著田氏族人不宾附，朝廷将思州等列为化外州

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田祐恭移思州治于今务川。思州治沿河497年（公元618年——620年治所待考）。

元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置思州军民安抚司，领镇远州、务川县、九个蛮夷长官司。思州治由务川迁龙泉坪(今凤岗小谷庄)，置龙泉坪和水特姜(今思南)两长官司为附廓。思州治今务川160年。思州为州660年。

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司治毁于火，移治清江城(今岑巩)。思州（土司）治龙泉坪2年。

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敕还旧治未果。

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思州安抚司升为宣慰司。

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省思州宣慰司隶顺元路军民安抚司。

至元廿二年（公元1285年）析务川县东南部置沿河祐溪长官司。

至元廿九年(公元1292年)，复置思州军民宣慰司，隶湖广行省。

元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思州宣抚使田仁厚归顺朱元璋，献镇远、古州军民二府，务川、邛水、信宁等十县，龙泉坪、水特姜、沿河祐溪等三十四长官司，仍以田仁厚为宣抚使。

至正二十二年(公元1362年)，镇远知州田茂安不屑堂侄田仁厚统辖，据其地以献明玉珍，创设思南道都元帅府，旋改为思南宣慰司，治龙泉坪。

至正二十五年(公元1365年)，田仁智亦归附朱元璋，仍授思南道宣慰使，隶湖广行省。从此，原思州分为思州和思南两个宣慰司。

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置思州宣慰司。

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思南宣慰司迁治于镇远。

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思南宣慰司迁水德江(今思南)。

永乐八年(1410)，思南宣慰使宗鼎、思州宣慰使田琛获罪下狱。

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田琛、宗鼎两宣慰正法。其辖地分置思州、思南、黎平、石阡、铜仁、镇远、新化、乌罗八府，实行改土归流。思州（土司）治清江城（今岑巩）124年。思州宣慰司（安抚司）存续135年。

清代仍置思州府。

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思州府改思县。思州府存续500年。

民国省内（公元1915年）裁思州四土司。

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思县更名岑巩县。思州之名延续1312年。

贵州位于西南地区云贵高原东部，自古以来就是中央王朝鞭长莫及的地区。从汉代开始，中央开始将云贵纳入到了版图之中，并且开始了羁縻治理。到了魏晋南北朝，云贵一带的大族兴起，逐渐成为了地方势力的代言人。隋唐统一后，也承认这些大族在地方的势力，并委任为都督、刺史等官职，允许子孙世袭。在这个时期，贵州逐渐形成了四大族，分别是水西罗氏、水东宋氏、思州田氏和播州杨氏，后来在宋元时代演变为四大土司。其中水东宋氏位于黔中一带，地处于黔中的地理中心，是滇、楚、粤、蜀的交通枢纽。因此，水东宋氏的经济和文化较为发达，在贵州的开发历史上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一，水东宋氏的形成 汉武帝时期，将夜郎等地纳入到了版图后，在此设置了牂牁郡、犍为郡等。为了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汉武帝「 ”募豪民田西南夷”，将许多中原豪强迁徙到了黔中。这些豪强具有很强的家族势力，他们到达黔中一带后，其势力依然十分强大，有的甚至逐渐成为了当地民族的领袖人物。在贵州清镇和平坝一带的汉墓中出土了「 ”樊千万”、「 ”赵千万”和「 ”谢买”等印章，这些极有可能就是从中原迁徙到了黔中一带的大姓。其中谢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黔中势力最强的大姓，时代为牂牁太守。而宋氏，也是其中的大姓之一。 东汉三足铜水注：出土于贵州平坝 隋唐时期，中央在黔中一带设置了大量的羁縻府州，任命当地的大姓担任刺史，并允许世袭，开启了土官制度的先河。根据史料记载，唐初宋鼎为蛮州（今开阳）刺史，曾两次入朝。在五代时期，宋朝化为清州八郡（今清镇）刺史。水东宋氏祖先是否来源于中原，目前还存在争议。不过，水东宋氏十分具有布依族色彩。水东宋氏所居住的乌当、开阳被称为「 ”十二马头”，马头正式布依马头制的体现。在今天开阳县，水东宋氏的聚居之地依然叫做「 ”马头寨”，这附近还有一些布依族的村寨。这至少可以证明，水东宋氏和布依族存在了文化的融合。 黔中道示意图 而水东宋氏的族谱则记载宋氏是在北宋初期入黔，其始祖为宋景阳。根据其记载，宋景阳为河北真定人，是唐末秦王宋文通（李茂贞）之后。北宋初期，宋太祖赵匡胤派遣宋景阳率七子一女南征，并且答应道：「 ”汝等父子，待南疆平定后，可长期留守，子袭父职，世袭罔替。”其后宋景阳平定了蛮州叛乱，苏、兰、高、赵、周、蔡、容举族附之，成为了当地的首领。然而，这件事情仅仅记载于家谱之中，并没有在任何官方史料中留下记录。因此，我认为，这是水东宋氏攀附中原大姓，显示其家族名望而制造的假世系。在中国古代，改造家族攀附大姓的例子比比皆是，如唐朝李氏本为鲜卑族之后，却攀附于关陇李氏；明太祖朱元璋自称是朱熹的后人。 水东宋氏居住地 当然，宋氏家族的记载说明了宋氏在北宋初期和宋朝建立了政治联系。北宋建立之后，基本统一了十国的割据，而黔中一带的大姓也纷纷表示臣服于宋朝。宋朝也继承了唐朝在此地的羁縻政策，册封、委任这些大姓为当地府州的刺史、总管等。其中宋景阳被委任为「 ”宁远军节度使”、「 ”蛮州总管府都总管”等职，而宋景阳的七子一婿也得到相应的册封，总称为「 ”七司八印”。于是，宋氏正式成为了黔中的一大土司。 宋氏土司总管府遗址 二，贵州的形成和水东土司的灭亡 贵州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了独立行政区划，如汉朝有牂牁郡，唐朝中期之后又设置了黔中道。原来的牂牁郡之地在唐朝成为了黔中道的羁縻府州管辖之地，称为「 ”黔南”，其治所在矩州（今贵阳）。在北宋之前，牂牁谢氏是黔中最强一族，在五代到北宋前期，罗甸国（毕节一带）的乌蛮攻入矩州，驱逐了谢氏，强盛一时。宋太祖之时，乌蛮首领普贵进京。由于方言原因，普贵将矩州念为「 ”贵州”，于是贵州之名开始出现于历史记载。于是，宋太祖封普贵为贵州刺史，以羁縻黔南一带。在此后的数百年的时间里，贵州多次易手。如1119年，思州的田祐恭势力强盛，将整个乌江下游和黔东南和黔南等地纳入了其势力范围，其中自然包括了贵州（矩州），因此被朝廷任命为了贵州防御史。 宋朝时期的贵州局势 而蛮州宋氏本来只有蛮州一地，其地方方圆不过50公里。之所以宋氏能够走向强盛，和其地区出产的丹砂矿产有关。在今开阳县的西部，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丹砂产地。蛮州刺史宋鼎和清州刺史清州刺史宋朝化都曾经向朝廷进贡丹砂500两。占据这个重要的丹砂产地，也就使得宋氏拥有了很强的经济实力，为了后来的扩张提供了基础。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到了南宋末期宋永高之时，宋氏走向了强盛，占据了乌江以东许多地区，因此称为「 ”水东宋氏”。宋永高占据了黔中的贵州城后，移居此地。1209年，宋朝命宋永高为贵州经略安抚使，镇南都总管，总领九溪十八洞。 南朝铜盏托出土于平坝 元朝建立了，黔中四大土司纷纷臣服。元朝继承了宋朝的土官制度，并加以推广。其中，元朝在黔中设立的最大的机构为八番顺元宣慰司，并在贵州城设立顺元府，以管辖黔南之地。其管辖面积大致和唐朝的矩州羁縻范围、宋朝黔南府州范围相当，大致北到乌江，南到红水河一带。而水东宋氏成为了八番顺元宣慰司下的一个部分。元朝在贵州设立府州，实际上已经开始了「 ”改土归流”，不过这必然会触犯地方土司的权益。1301年，宋隆济起兵反元，不久攻下顺元府贵州城，杀死知州张怀德。之后，水西土司也起兵响应。最终最长反元战争到1304年被镇压。此后，元朝又封宋隆济侄宋阿重为顺元宣抚同知，并将府衙迁徙到了蛮州。这场反元战争虽然失败，但是宋氏在黔中的自 却得到了很大提高，并且成为了顺元府的长官。同时，经过这场战争，水西和水东两大土司实际上已经结成了联盟，奠定了明代贵州的行政格局。 贵阳古城模型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派遣大军进入黔中，四大土司纷纷臣服。于是明朝在贵州设置了四大宣慰司：思南宣慰司、思州宣慰司、播州宣慰司和贵州宣慰司。其中贵州宣慰司也就包含了水东和水西两大土司，朱元璋分别任命水西安氏（明朝赐姓）和水东宋氏的首领为贵州宣慰使。另外，明朝也开始在贵州进行「 ”改土归流”，开始修建贵州城墙，设置贵州都司，建立大量的卫所。如此，明朝就可以通过贵州城以控制四大土司。1413年，朱棣平定了思州田氏内乱，撤销了思州、思南两大宣慰司，设置了八个府。朱棣又将思州八府和贵州宣慰司合并，组建为贵州布政使司，省会位于贵州城。从此，贵州省建立了。此后，贵州省管辖的范围不断扩张，其附近的都匀府、普定府等不断纳入。1600年，播州杨氏灭亡，其地分为遵义府和平越府，遵义府划入四川，平越府纳入了贵州。明朝贵州省的版图就此奠定。 明代贵州省 随着明朝势力的不断深入和「 ”改土归流”的不断推进，水东宋氏和水西安氏的土地不断减少。到了明朝后期，水东宋氏已经完全退出了贵州城，退回到了蛮州本部。1569年，贵阳府设立，标志着贵州城的改土归流实现了。在这样的局面下，水东和水西自然不愿意善罢甘休。1630年，两大土司联合叛乱，结果很快被镇压。之后，水东宋氏土司被撤销，其地区进行了「 ”改土归流”，改蛮州为「 ”开州”。 三，水东宋氏的历史贡献 1630年，水东宋氏在黔中1000多年的统治正式宣告结束，黔中地区全面进入和中原接轨的时代。不过，水东宋氏在黔中经营1000年，对贵州的经济开发、文化的发展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是值得肯定的。 开阳丹砂文化遗址：宝王庙 关于水东宋氏对黔中的农业经济开发，难以找到相关的史料。不过水东宋氏对贵州的交通的发展是有贡献的。明朝初期，水东的刘淑贞水西的奢香夫人联合修建古驿道，奢香修建了从四川到达黔中的龙场九驿，刘淑贞修建了从开阳到播州的「 ”黔蜀周道”。这无疑加速了贵州经济的发展。此后，以贵阳为中心，贵州形成了通往四川、云南、湖南、广东、广西的几条驿道，使得贵阳成为了西南地区的交通枢纽之一。 刘淑珍画 而水东宋氏在文化方面方面的成就在史料中记载较多。明朝初期，水东宋氏首领宋斌喜爱儒家文化，于是在境内大力推行文教。他支持贵州宣慰司学的建立，成为了贵州最早的官学。后来宋昂又鼎力捐资扩建，成为当时贵州最大的官学，使得贵阳一举成为贵州教育中心。1398年，宋斌在水东乖西（开阳县双流镇）大龙井旁创办了宋氏私塾，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土司私塾。宋斌开办私塾后，不仅高薪聘请廖驹等名士讲学，而且亲自严格督促子孙向学。 宋氏土司遗址——马头寨 在宋斌的培养下，其子孙出现了三位小有名气的学者，分别是宋昂、宋昱、宋炫。宋昂、宋昱兄弟曾经合著诗集《联芳类稿》，并刊行于南京，这是贵州历史上最早的诗集。诗人罗玘在《联芳类稿序》中称赞宋昂诗歌「 ”欲与中原大家相角逐”；清初著名诗人朱彝尊不仅在其主编的明代诗歌集《明诗综》中收录宋昂兄弟诗歌数首，还称赞其诗「 ”风韵翩翩，试掩姓氏诵之，以雅以南，莫辨其出于昧任侏离（边鄙之人）也。” 甲秀楼 秋江送别杨知事——宋昂江水澄清树叶丹，临岐人送柏台官。十年帷幄参机务，一旦云霄振羽翰。风净洞庭高浪远，月明扬子暮潮寒。京华到日风光好，花柳无边马上看。 送汪公子还嘉禾——宋昱城上楼鸟下女墙，城边行客倒壶觞。一天风雨秋萧瑟，千里关河路渺茫。乡梦已随云去远，离情空与日添长。凭谁为道南湖道，早晚还来理钓航。 宋炫是宋昂之子，著有诗集《桂拙轩稿》，《黔诗纪略》收录其题甲秀楼《渔矶二绝》，其诗曰： （一）水光潋艳接云霞，汤漾扁舟泛水涯。云锁空庭闲白昼，两行归燕接阳斜。（二） 烟霞常作画图看，尽日矶头意结宽。钓罢归来天欲暮，笑呼稚子接渔竿。 同时，在宋氏的推动下，贵阳的文化水平不断向前发展。从1425～1536年的百余年间，贵州宣慰司中进士9名，举人140多名，而同时期全省的进士为28名，举人300余名。可见，贵阳的教育已经在全省占据主导的地位。该时期的贵阳出现了王训、詹英、易贵和徐节等一批著名儒士，「 ”往往文章气节与中原江南才俊齐驱”。1537年，明朝在贵州开科取士，结束了贵州科举考试附于他省的历史。贵州文化在明朝突飞猛进的发展，主要依赖于明朝在贵州大规模移民，设置学校等政策。但是贵州各大土司大力学习和支持汉文化，也是成为推动文化教育发展的重要原因。

土司制度是最值得研究的政治制度之一，它始于蒙古执政的元朝，在明朝时期开始完善，最终在清朝时期被废止，它是一项由少数民族开始实施，适应于主体民族之外的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制度，它因地制宜地解决了地域多样性发展，从元朝时期的“土流兼制”，明朝时期的“卫司分立”，到清朝时期的“卫司合一”，土司制度在时代中的流变，最终经过清朝“改土归流”的革新，形成了以“政治制度”与“政治符号”相结合的土司制度。

清朝提出因俗而治

清朝入主中原定都北京后，就制定了对边疆各族进行招抚的政策，并不时的警戒各领军统帅加以抚恤，以示朝廷怀柔之意。

顺治五年规定： 各处土司，原应世守地方，不得轻听叛逆招诱，自外王化。凡未经归顺，今来投诚者，开具原管地方部落，准予照旧袭封。有擒执叛逆来献者，仍厚加升赏。已归顺土司官，曾立功绩，及未经授职者，该督抚按官通察具奏，论功升授。--《清圣祖实录》卷四十一

在清朝连续不断的招降下，各地的土司纷纷归附，其中贵州贵阳府、安顺府、都匀府、镇远府、思南府、思州府、黎平府等大大小小数十个长官司都在顺治十五年进行了归顺，并被准许世袭。

同年12月，清军进入云南后，顺治帝再次晓谕云南各将：““云南远徼重地，久遭寇乱，民罹水火，朕心不忍。故特遣大军，用行吊伐。今新经平定，必文武各官同心料理，始能休养残黎，辑宁疆圉。

云南府、大理府、临安府、楚雄府、姚安、澄江、广南、顺宁、缅宁、曲靖等府也都在顺治十六年前后进行了归附。

为了争取西南区各土司的支持，清朝开始实施因俗而治的理念，开始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在中原地区推行的民族同化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始了变通。清初顺治二年，全国实行剃发制度，若不按规定进行剃发者都以军法从事，然而此命令，在西南少数地区却并没有完全执行。

顺治十五年，王弘祚在《滇南十义疏》中，提出“除汉人士庶衣帽、剃发遵照本朝制度外，其土司各从其俗，俟地方大定，然后晓以大义，徐令恪遵新制，庶土司畏威怀德，自凛然恭奉同伦同轨之式矣。”

清朝的“改土归流”革新

清朝土司制度的重要特点就是“卫司合一”，不论从明朝的《土官底簿》还是《明史土司传》，西北地区都没有被列入土司，说明明朝并不认为西北地区属于土司地区，西南土司与西北羁縻卫所是有区别的，因而明朝在卫所与土司上有分立的，但进入清朝后，西北地区也有了土司的称呼。明朝羁縻卫所的官职是靠战功晋级，而到了清朝，卫所战功升职制度改为土司世袭制度，卫司合一使得清朝的土司急剧增加。

清雍正时期，开始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但在“改土归流”地实施中，因地域的多变与复杂性，并没有进行到底。

1顺治、康熙朝的小规模改土归流

在清朝统一全国的进程中，出于地方政权稳定之需，小规模的改土归流实际已陆续进行，尤其以贵州省为甚。

在清军进入贵州之时，贵州黎平府辖下的赤溪湳洞司杨鸣鸾、分管三郎司杨世勋等都得以承袭。康熙43年，石阡府苗民长官司改土归流，康熙45年，都匀府凯里司杨氏土司以土酋大恶案改土归流，入清平县。

顺治15年，贵州马乃土司龙吉兆，私造兵器，收养亡命之徒，联合鼠场营龙吉佐、楼下营龙吉祥，攻打广西泗城州土寨，安南卫之阿计、屯水桥、麻衣冲、下三阿、白屯等寨等处，云贵总督赵廷臣多次招命都不听从。同一时期，水西土司安坤因领洪承畴军队进入贵州而没有得到表功而心生怨恨，联合土司罗大顺，攻打云南；土司安重圣是水西土司安坤的外甥，水西土司反叛时，安重圣即联合自己的妻兄郎岱土司陇安藩暗中相助，使得清朝坚定了武力平叛改土归流的决心。此叛乱到康熙四年才最终平定。

清朝初年云南在吴三桂治理下，经营多年，土司相对贵州而言比较安分，较重大的改土归流在清初并不多见，但较小的改土归流仍有多起。

湖广地区位于中原与西南地区之间，是进入西南地区的通道起点，因此清朝仅在康熙年间进行过一次小规模的改土归流。五寨、筸子坪两个长官司是清朝管控苗疆地区的前沿据点，康熙39年为了加强对苗疆兵力的控制，将镇筸参将升为总兵，沅州镇移驻镇筸。镇筸参将原来一直驻扎在五寨长官司司治之处，设立镇筸镇后，就与拥有自治权的五寨长官司同城，形成了一个地方有两个军事指挥中心的局面，显然不利于统一调度，因此康熙46年，巡抚赵申乔奏请裁革，废掉两长官司，不准袭替，增加通判，吏目各一员；康熙48年，改为凤凰厅。

2雍正时期大规模“改土归流”

从清朝初年“改土归流”的规模情况来看，清朝并没有对各大土司有明显地改流迹象。但康熙20年平定“三藩之乱”、康熙21年统一台湾，消灭葛尔丹势力，控制天山南北，稳定了北方政权后，清王朝必然要对土司们进行清算，此时清朝的统治已经稳固了，必然不能容忍王土之外，还有一块拥有士兵的自治地区。此时，“土司制度”已经成了构建“大一统”国家的主要障碍。

雍正四年春，云南总督鄂尔泰提出：“云贵大患，无如苗蛮。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改土归流，无事近患腹心，有事远通外国，自元迨明，代为边害”。

鄂尔泰提出云南、贵州的治边策略：其改流之法，计擒为上，兵剿次之。令其自首为上，勒献次之。惟制夷必先练兵，练兵必先选将。诚能赏罚严明，将士用命，先治内，后攘外，必能所向奏效，实云贵边防百世之利。--鄂尔泰《云南、贵州的治边策略奏疏》

雍正四年，改土归流从滇川黔开始，先将东川平定后，再进乌蒙、镇雄，当时乌蒙土府禄万钟、镇雄土府陇庆侯的兵权分别在禄鼎坤、陇联星手中，禄鼎坤归降后，惟禄万锺制于汉奸，约镇雄兵三千攻鼎坤于鲁甸，被鄂尔泰所败。后将乌蒙改为府、镇雄改为州，都归云南管辖。

之后，四川雷波土司、阿卢土司、沙马等先后改土归流。在西南地区改土归流中，贵州的抵抗最为严重，也最为惨烈。

根据《圣武记》记载：“尽歼首从，勒缴弓弩四千三百余，毒矢三万余，皮盔皮甲刀标各数百”，“乘威招服黔边东西南三面广顺、定番、镇宁生苗六百八十寨，镇宁、永宁、永丰、安顺生苗千三百九十八寨”

湖广行省的土司是当时所有土司中势力最强的一支，兵多地广且能征善战，明朝时期就以抗倭、平叛、援辽而声名显赫，且传承数十代，历史悠久势力强大。

雍正五年七月初九日，署理湖广总督傅敏上疏曰：“湖南桑植、保靖二土司肆虐一方，汉土苗民均受荼毒，土人不时拥入内地，迫切呼号，皆愿改土归流

七月初九日，傅敏再上“改土归流奏疏“：臣等伏查彝陵乃诸土司前路，九溪乃诸土司后路，臣等着量密饬彝陵镇总兵官整饬营兵伍预备。但事关重大，乃仰请皇上密谕杜森敬谨办理，就近镇压。至其后路，议调衡州副将周一德暂署九溪协事，整顿兵马，以备不虞，并澧州、永定两营听其节制，严饬防范，则诸土司皆不敢动，而容美无所施其技矣。--傅敏《改土归流奏疏》

雍正5年12月，雍正颁布上谕：

向来云、贵、川、广，以及楚省各土司，僻在边隅，肆为不法，扰害地方，剽掠行旅，且彼此互相仇杀，争夺不休，而于所辖苗蛮，尤复任意残害，草菅人命，罪恶多端，不可悉数。是以朕命各省督抚等，悉心筹划，可否令其改土归流，共遵王化今幸承平日久，国家声教远敷，而任事大臣，又能宣布朕意，剿抚兼施一视同仁，所当加意抚绥安辑，使人人得所，共登衽席，而后可副朕怀也。但地方辽阔，文官武弁，需员甚多，其间未必尽属贤良之辈。且恐官弁等之意，以为土民昔在水火，今既内附，已脱从前之暴虐，即略有需索，亦属无伤，此等意见，则万万不可。着该督抚提镇等，严切晓谕，不妨至再至三，且须时时留心访察，稍觉其人不宜苗疆之任，即时调换，并严禁兵丁胥役之生事滋扰，务俾政事清明，地方宁谧，安居乐业，共享升平。倘有不遵朕旨，丝毫苛索于土民地方者，着该土司立即参劾，重治其罪，即系平日保举之人，亦不可为之容隐。

这段上谕用词严厉，明确表达了如有不听从，就会使用武力解决的意思。在强大的兵力威慑下，湖广各土司无奈地交出权力，对于不识实务的保靖宣慰司彭御彬流放于辽阳，而暴力抵抗地桑植宣慰司向国栋流放于河南，整个湖广地区所有拒不服从归流的都受到了流放处罚，自此，湖广行省的土司无一留存。

土司制度是为治理主体民族之外的少数民族而设计的一种制度，但它并不是少数民族的传统政治制度，而是中央制度下，一种纳入国家统一官职序列“因俗而治”的管理制度。

清朝声势浩大的“改土归流”并非为彻底废除土司制度，而是只对构成清王朝疆域统治有一定威胁的土司进行取缔。

在讨论苗疆土司与苗族的关系之前，有必要先弄清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那就是“苗疆土司”和“苗族土司”。简言之，凡苗族聚居区的土司均为“苗疆土司”，在这些土司中，由苗族充任的土司称为“苗族土司”。苗疆土司的外延，与苗疆的地域相重合；本文所说的苗疆，即苗族东部方言区，也就是史籍所称的红苗生息地。这块苗疆的地域如何？请看诸种史籍皆相同的记载：“红苗原出铜仁府，其族甚繁。东至辰州界，西至四川平头、平茶、酉阳土司、北至保靖，南至麻阳、东南至五寨司、经线三百里，纬线一百二十里，周千一百二十里，皆其族所居之所。”

按现在的地图计算，这块苗族聚居区的经线为360华里，纬线240华里，周围1200华里，面积21600平方公里，内含铜仁、松桃、秀山、酉阳、沅陵、泸溪、吉首、古丈、花垣、保靖、凤凰、麻阳等12个县市。除此之外，永顺、龙山、桑 植、大庸、以及鄂西边缘县份，尚有红苗寨落。

这块在历史上定格的苗疆，其地域一直保持相对稳定。明朝开国之后就着力于对苗族的镇抚，但37年后酉阳的生苗才开始归附。《明史》记载：“永乐三年（1405年），指挥丁能、杜福抚谕亚坚等十一寨生苗一百三十六户，各遣子入朝，命隶酉阳宣抚司。”到了光绪八年（1882年），官方镌刻的《移建安化县碑记》仍称“黔之东铜思所属有梵净山，高耸数千仞，绵延数百里，向为苗人所居。”

在这块土地上，统辖苗众的中小土司多由苗人充当，而担承治理责任的大土司，则多由汉人担任。民国二十年（1931年）编撰的《沅陵县志》，依旧沿引史籍的记载来陈述这种史实。该志有曰：“蛮部（指苗族）各有酋长，其酋皆各相雄长，不能统一。汉人之才智狡者，往往因而利用之，结合诸酋，使之承奉其号令。溪州之氏，盖汉人而为群蛮之所推尊者也。”但是，到了五十年代，对这种史实有了新的说法。潘光旦教授在他的洋洋十余万言的专题报告中讲：“‘土司’不是一般的土官，而是‘土家人’所担任的‘土官’”改变了土司的内涵以后，对于它的构成成分，潘说：“元代以来，湘西的土司是一般的、十有八九的，由‘土家人’充当的”。尽管还有点闪烁其词，可他最后还是勇敢地过渡到预定的结论上，那就是：“元、明、清三代实行所谓‘土司’制度，一直到清代雍正年间‘改土归流’为止，大小‘土司’几乎全部由‘土家’人承当，对当地的苗族，代表中原统治者经常‘约束’，随时镇压。”

历史果真如此吗？

历史上，汉族大土司对苗族没有起到“约束”和镇压作用。那位创导修筑长城来防御苗族的蔡复一，在公文中曾经强调过这种事实。

蔡氏字敬夫，福建同安人，万历进士，几次升迁官至兵部右侍郎，巡抚贵州，后总督贵州、云南、湖北军务。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蔡任湖广参政，分守湖北，带管辰沅兵备道，驻节沅州（今芷江县）。他在《边防条又议》“责担承”那段中写道：“永顺（土司）约束镇苗，保靖（土司）约束竿苗，每岁俱有担承认结到部，苗哨原设有抚苗防守舍巴头目，月食禀粮……今则担承毫无实效，认结只属虚文。就中草苗猖獗尤甚，历数冬春二季入犯，十（之）三镇苗，而十（之）七竿苗也。”不仅“受国恩世有爵土的”永顺、保靖两宣慰司奈何不得镇竿生苗，就连专事屯戍的营哨兵也如同虚设。明代官员马协在同类的公文中写道：“（哨官）不为自强之计，甘为媚苗之术。”“……真所谓畏苗如虎，自视如鼠也。”

这种情况到了清朝依然没有甚么改变。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湖广总督郭（左王右秀）在反映苗疆情势与防务的奏章中写道：“历任督抚提镇诸臣，止议永顺、保靖二土司分寨抚管，土司相距颇遥，且兵未经制，止可偶供征用，未便其永远抚管。”十年后，湖南巡抚赵申乔在《题六里苗民归镇溪所乾州同知抚管疏》中指出，土司的担承“毫无实济”。该疏曰：“镇竿有镇苗、竿苗之分，镇苗向系镇溪所管抚，竿苗即红苗，向系竿子坪长官司抚管。前明以镇苗令永顺司担承，竿苗令保靖司担承，苗乃叛服无常，二土司有担承之名，毫无实济”。就是这道奏疏，取消了永保两土司担承“约束”苗族的虚名，改土归流。

为何汉族土司无法约束苗民？其原因主要有三点。

一是苗族的社会结构与其他民族不同。苗族是个崇尚自由、强调自我意识的民族，它的尊卑全由实力的强弱来决定，无精神方面的因素，所以其社会管理框架属多系统的不稳定型结构，由于不是稳固的宝塔形模式，使异族统治者无法提纲挚领。关于这点，史籍中有许多记载。明代曾任贵州巡抚的郭子章在《黔记·诸夷》中写道：“诸苗夷有囤峒而无城廓，有头目而无君长。”清代凤凰敬修书院山长孙均铨在《苗蛮辨》中写道：“蛮犹有上下之分，苗则无所统纪。”关于苗族社会的特点，《永绥厅志》有比较详细的记述：“生苗各分寨落……有部落无酋长，其俗不以人命为重，寨中有父子兄弟数人数十人，强梁健斗或能见官讲客话者，则寨中畏之，共推为寨长；如寨中再有一人一户，则又各自为党。或一寨一长或一寨数长，皆以盛衰强弱迭更易，不如他部之有酋长世受统辖也。”

二是苗族的生存环境，外族难以适应。溆浦人严如煜，嘉庆元年（1796年）征举孝廉方正，廷试第一，以知县试用陕西，后随军到湘西镇压苗民起义，著有《苗防备览》、《苗疆风俗考》等多种关于苗族的文献。他在《总论苗境事宜务为筑堡议》中写道：“……又溪涧之水，夫马既多，腥秽不可入口。其泉水稍清洌者，俱为岩浆，极寒，败人脾胃，兵役饮之，水土不服，多生疟痢二疾，或痨黄肿，四肢无力，地势使之然也。”

三是苗人的战术斗技，精于他族，难以制服。对此，严如煜在他那篇《议》中写道：“他省近边夷人，以弓弩为武器，易为遮御。苗人本寨好打冤家。苗人五六岁即习鸟枪，种山赶场，寸步不离。”严氏还说苗地向产土磺、洞硝，苗人配制火药的技术“精于内地”，“放火器非诸夷所能及。”关于苗人的战术，严氏写道：“我军施放火炮，彼则挖坎伏避；即不能避，而三五分队，中毙者亦少。”为让官军高度重视苗人的战术，《苗防杂识》在印证了严氏的记述后写道：“（苗）遇敌必先择土坎岩窠，伏身暗中，放枪后，即从莽草中退十余步潜避他所，以防反击。”它的结论是“苗人火枪最难提防。”

严如煜在《议》中还写道：“苗人所居之险，猱崖猿壁，非人迹所能到。外间劲旗，扳援一峻坡，已喘息不能行动，安能与之追蹑？”而苗人在这种险竣的山地又表现如何呢？请看《乾州厅志》的记载：“而苗人走崖谷往来如猱，或明东暗西，堤防少疏，一营有事，数营震动矣。”

古代苗族社会的各种条件决定，大土司以下的中小土司大部分得由苗族来充任，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对苗族起到一定的统辖和约束作用。至于“大小‘土司’几乎全部由‘土家’人承当”的说法，只是潘光旦教授个人的认定，并非历史的真象。但是，这种说法却被少数学者当成科学论断，将人导入误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原因主要是“五姓真苗说”的影响，以及图解民族压迫的结果。

“五姓真苗说”人为地缩小了苗族的范畴，使我们把一些苗族土司作为异族。此说先见于孙均铨的《苗蛮辨》，其中有曰：“其时蛮中大姓则有彭氏、舒氏、向氏、冉氏、田氏，各有分土，中环五种土酋，有石、陇、吴、麻等姓，今苗姓有此，疑即是苗。”到了嘉庆年间，严如煜在《平苗议》中写道：“统计三种苗，惟吴、龙、石、麻、廖五姓为真苗，其欧阳、彭、洪等姓乃外民入赘，习其俗久遂成族类。”这就把五种土酋为苗的说法深化为“五姓为真苗”，即五姓真苗说。此说被后人承袭，谬误留传后世。其实苗族自己就有削、没（芈）、边（卞）、管、卡、来（莱）、刊等七大苗姓，他们使用的汉姓不计其数，若按多少来决定大小的话，那彭、向、田也是苗族中的大姓。关于这些情况，笔者曾在《红苗姓氏与风俗》中作了比较详细和阐述（见《吉首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按照现代的观点，为了体现民族压迫，苗疆土司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分子，把它们都视为异族是不会引起非议的。也就是说，至少苗族学者不会去关注这种界定是否客观。另一方面，由于“土司”与“土家”早先就被潘光旦混为一谈，于是那种界定又容易被人渲染，这样，就弄得苗疆土司中似乎不存在苗族土司了。

为了矫正视听，我们还是来正视一下史实。先谈几个没有争议之处的苗族土司。

吴毕朗，明宣德年间为竿子坪长官司土司，宣德五年（1430年）率苗众造反。

廖彪，明永乐三年（1405年）为竿子坪长官司土司，曾与其他苗族土司一起遣子入朝进贡。

杨二，明洪武初年的“卢溪苗长”。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卢溪县的辖区很宽，包括如今的泸溪、花垣、吉首三县市，以及古丈、凤凰的部分地区，那时，朝廷企图对该县的苗民实施籍户口、派赋税的统治措施，引起苗民的反抗。为了平息苗疆的骚乱，“卢溪县主簿孙应龙入峒招渝，领苗长杨二赴奏，准轻赋，始割上五都蛮民分为十里，置镇溪军民千户所，隶辰州卫。”关于此事，《明史》、《湖南通志》，以及湘西的多种地方史志均有记载。杨二进京面圣的结果是：要苗民缴纳的一万一千石粮食减去一万石，对卢溪苗民分而治之，割124寨为十里，为清康熙年间永绥厅（上六里今花垣县）、乾州厅（下四里，今吉首市）的问世铸定雏形。镇抚十里苗民的镇溪军民千户所建置后，杨二和其他“苗之渠首”被任命为百夫长，以约束苗民。

至于田姓土司中是否有苗族土司，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关于首任田姓土司田儒铭的族属，笔者在《红苗姓氏与风俗》中已举证说明他是苗族，此处不再重复。为证实那种说明并非妄断，下面以《湖南通志》和乾州、凤凰、芷江三厅县的志书记载，再铺陈两位田姓土司的情况，从中亦可见苗族土司的特征——叛服无常。

明嘉靖十六年（1537年），都指挥邵鉴诬诌竿子坪乌牌寨（属今凤凰县）苗人陇老恰、陇党叟，称其替川黔叛苗窝脏。于是镇竿守备陈表令土司田兴爵诱出二苗，解辰沅备道府衙（今芷江）监候。十八年（1539年），陇母叟因其父陇老恰屈死狱中，遂率苗众造反，守备陈表被弹劾离职。第二年，雅酉寨（属今花垣县）苗头陇求儿，乘势邀集川黔苗众造反。是年，田兴爵与镇溪土指挥田应朝，统领所部土兵，随大队军官到暴木营（凤凰县禾库镇吉寅村）参予剿抚造反苗民。史籍所称之“土兵”，实为凤凰、吉首、花垣三地的苗兵。由于二田的作用，官军得以利用廖羊保等苗族头人四处招谕，用“抚”的办法使战役尽快结束。这时，田兴爵、田应朝是站在朝廷的立场上，发挥土司的职能，以苗剿苗。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田兴爵因开罪官府被关押在辰州（今沅陵县）狱中，后经一些苗人暗中贿赂官吏将其救出，藏于生苗腹地腊尔山。第二年，田兴爵便率领苗众称兵反叛。田是一条无情无义的色狼，他仗势到处奸*妇女，并恩将仇报，虐待营救自己出狱的苗人。这家伙，有一次到土官隆歹家，因“呼其妇不至”，便把土官为求子而用来祭祖的猪杀了。后来，因为满足色欲，强夺阿留弟媳，“负以牛，将入山”。这时，土官隆歹率领被虐之苗众一齐杀来，田见寡不敌众，“乃挟刀且战且走”。从田兴爵在腊尔山苗寨的种种表现可以看出，这位土司是通苗语、谙苗情的，否则，就不会有“呼其妇不至”的情节，也不敢独自用牛驮上美妇人入山享乐，尤其是他敢于“且战且走”，独自在生苗腹地闯荡。就是到了四五十年代，整连整排荷枪实弹的军队，若没有苗族作向导，也是不敢闯进腊尔山的

就在田兴爵狼奔鼠窜的时候，平头（属今松桃县）长官司土官携带印信与“所部诸苗逃奔蜡尔”。原因是苗族群众拖欠赋税，并在铜仁知府督催缴纳时逃亡他乡，于是知府责成土司偿还，土司也只得一走了之。当平头土司与所率之苗同田兴爵相遇后，便联合称兵造反，“围麻阳县，执知县，官军讨之不能克”（见《乾州厅志》，上同）。这时，田兴爵又完全背叛了朝廷。

就在田兴爵称兵造反时，田应朝仍然在为朝廷效力，在副将都御史万镗的统率下，参予剿抚“湖广蜡尔山蛮叛”（见《明史》）。万镗采纳了田应朝的计策，软硬兼施，对苗族首领晓以厉害，诱以利禄，后来如《湖南通志》所载：“镇溪土司田应朝等，招出（陇）求儿等五十余人。”余下苗众，被官军各个击破，苗疆得到短时期的安静。

站在官方的立场上，各种史料一方面承认田应朝的能量，一方面又说他“狡黠多诈”。确实如此，作为异族，田应朝没有孝忠皇上的意识，顺从只是表面的，那只是为了谋求切身利益，反叛的本质，一旦时机成熟便会显现。对于异族土司，他毫无感情可言，暗中制造矛盾，挑唆是非，让永顺、保靖两土司相互仇杀，自己坐山观虎斗，并从中两面讨好，两面收受贿赂。除此之外，他还暗中勾结和支持田兴爵与平头土司称兵造反。此次苗叛平息后，到了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他又如法炮制，阴结贵州苗酋龙许保等为乱。田应朝知道自己只是朝廷的一只猫，如果老鼠不闹事，猫便会丧失原有的地位。这家伙“战则庇贼冒功，抚则反复要重资”（见《乾州厅志》），使平苗之役久而不克，给官府施加压力。

嘉靖三十年（1551年），龙许保、吴黑苗再次统率湘黔苗民造反，攻陷思州府。掠执知县李允简等官员。苗民此次起兵反抗，得到了酉阳冉姓土司的暗中支持。这时，田应朝反叛朝廷，率部合酉阳土司兵在平茶一带多次阻挠官军。奉旨征苗的都御史张岳，多次派人召田应朝罢兵来见，田不听从。后来张岳侦知田之叔田勉，饶勇悍桀，常被应朝恃为后盾，便设计将其捕来乱棍打死。此时田应朝有些畏惧，派人向张岳表示改过自新，张许其以功赎罪，但田又变卦不出山，张岳便削掉他的土指挥职务。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在官军的围剿下，田应朝感到形势窘迫难以维持，便到永顺宣慰司见张岳表示归顺。张岳先以军棍仗之以示惩罚，再令其随同官军征苗，后来还是把他杀掉，悬首于市，以惩戒其他苗酋。

从有关史料可以看出，由汉族充当的苗疆大土司，对苗族的直接影响力不大他们只负一个“承担”和“约束”苗民的虚名，只是在朝廷调集官军镇压苗民反抗时，率部随军进剿，依靠由苗人充当的中小土司，发挥前锋作用。由苗人充任的中小土司，能对苗族起到直接作用，而他们又具有时顺时叛的两面性。在顺从朝廷协同镇压造反苗民时，他们因熟悉地形，了解战术，通晓语言，总是作打头阵的尖兵，但是，他们往往都是用献策招抚苗族首领的办法来结束战事。这样，官军可尽快撤离，苗族也能保存实力，因此每次战后的安定都只是短暂的。从总体上看苗疆一直动荡不安，于是土司也就才能乱中取势，直到改土归流。苗族土司一旦反叛朝廷，结局都是削职杀头，所以史籍中出现的中小苗族土司，能世袭其职的不多。

说起贵州，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了，那么大家知道贵州的名字是如何得来的吗？知道贵州历史上的四大土司吗？土司指的是元、明、清时期朝廷在少数民族地区授予少数民族地区首领世袭的官职。遵义的播州土司和黔西的水西土司你应该有听说过，但水东土司和思州土司你应该很陌生，今天我要介绍的是面积最小的水东土司，它与贵州名字的由来息息相关。

看了电视剧《奢香夫人》才知道贵州原来是由四大土司变化而来，知道了在历史上水西土司是贵州土司家族中最大的，那么最小的土司又是哪里呢？

查阅了一些贵州历史之后才知道，最小的土司为水东土司宋氏，就在水西土司的对岸，以现在的鸭池河为界，河西岸为水西，河东岸为水东故名水东土司。

水东宋氏是最早从中原迁入贵州的汉族之一，水东宋氏原籍镇州(河北正定)，隋代入黔。北宋初，真定(正定)人宋景阳奉命征都匀、蛮州等处，将乌蛮逐出蛮州；宋氏在拿下蛮州后即系进攻驱逐乌蛮，乌蛮推举至沿江(乌江)之南夹水之地(鸭池河)，形成水东、水西的格局。宋王朝在今开阳设置宁远军蛮州总管府。以宋景阳出任总管府都总管。也就是说，今贵州开阳就是水东宋氏的大本营。

南宋时，宋永高势力强大，先后攻下谷龙(龙里谷龙乡)、新添(贵定)等地；宋朝嘉定二年宋永高为贵州经略安抚使，并迁居矩州(贵阳)，从此矩州改名为贵州，并作为正式行政区划名称沿用到现在。

水东文化的核心是水东宋氏土司文化，即以水东宋氏为代表的布依族文化与儒家文化千余年交流融合，并吸收了苗族等其他民族文化而形成的独特地域文化。

水东包括今贵阳市的开阳县、修文县、清镇市、平坝县、普定县、龙里县、贵定县和惠水县的大部分地方，水东地区在宋氏的统治下直至明末崇祯三年，崇祯四年以洪边十二马头地改土归流，崇祯乃取名开科的开字赐名开州，元代杨家寨在明代被水西土著占领聚集开场并取名开科龙场，即今贵阳市开阳县城，宋氏在水东地区世袭600年的统治结束。

现在的水东土司故地位于在开阳县禾丰乡马头寨(洪边十二马头之一)，水东土司文化广场距贵阳50公里车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