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中国与世博会的历史渊源

2006年0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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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博网编者按：2006年8月27日，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张伟应邀做了一场题为“中国与世博会的历史渊源”的讲座，受到了听众的热烈欢迎，这也是“2010年世博讲坛——世博掠影篇”的最后一场讲座，以下是这次演讲的录音整理。

非常感谢大家来到上海图书馆听这个讲座。这表明了大家对世博会的关注。我记得3年前上海图书馆专门成立了一个研究世博会的小组，当时不要说普通的市民，就是研究所的成员也对世博会这个概念十分模糊。短短几年间，现在媒体上有关世博会的消息已经很多，而且很多市民特别是年轻人，对世博会知道的很多，这也是一个时代的进步。我想根据大家的需求，再根据近些年来对于世博会新的发现，加上我一点微薄的认识，就下面的几个话题和大家一起共同探讨一下中国与世博会的渊源。

我想第一个要讲的是徐荣村。要讲中国与世博会的渊源，我们是不能绕开这个名字的。他留给我们的思考还是有许多回味的东西。从他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官场对待外国对待贸易的一些普遍理念。徐荣村是最早到上海来闯荡的人物之一。徐荣村是徐家的老四，他当时在宝顺洋行做买办。除了为外国人做生意外，他自己还做了一点生意，徐荣村做的就是当时最时兴的丝绸生意。但是从我们可以找到的资料上发现，徐荣村不是一个普通的商人，他有自己的理念。他说自己做生意不是和大家一样做一般的生意，比如他的理念就是货上品，价格上品。价格跟着货物的质量走。他先进行分类，进行不同的包装，再卖给不同的人。我们现在已经很难知道徐荣村这个丝绸到伦敦世博会去，是他自己的想法还是宝顺洋行老板的想法。比如1851年伦敦世博会，非常希望中国参加世博会，他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希望中国参加。但是中国置之不理，英国当时想，中国不参加，中国商家参加也可以代表中国。于是他请了许多人来企图说服中国商家参加。但是当时中国相对闭塞，所以他们脑袋中并没有现在我们所说出国考察这个概念，所以他们对于这些邀请波澜不惊，几乎没有人响应，在当时的情况下，在1851年伦敦世博会上展出的商品大多都是外国商人所带去的。而且由于货色品种很少，他们还动用了很多英国收藏家拿出他们的藏品。所以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报道中看到，某某藏品是由某某收藏家提供的。所以我们现在很难知道，徐荣村的商品是他自己拿去的还是宝顺洋行老板拿去的。当然现在这个已经不重要了。我们还是赞叹徐荣村当时对待这个事情所体现出的敏感，因为当年他的丝绸得奖了以后，在英国人出版的正规出版物中也可以看到，来自上海的荣记丝绸得奖的消息，他在这件事情上所表现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首先他感觉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因此他把这个奖状制作成了一个商标，进行重新包装打向市场。当时徐荣村的确靠这招打败了其他商家，获得了很大的成绩。而且他在家谱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他郑重其事地把这件事记录了下来。所以当时他把这件事情看得非常重，他的理念超过了当时的一般商家。他为徐家做了一件好事，他无意中为我们保留了当时参加世博会的一个纪录。

接下来我想说一下1915年的巴拿马世博会，因为这届世博会是中国参加世博会后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巴拿马世博会的全称是1915年美国旧金山巴拿马太平洋世界博览会。为什么会有这个名称呢？因为前一年1914年8月15日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巴拿马运河正式开通了。此举使美国东西海岸的航线整整缩短了8千海里，这对美国经济、交通等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1915年的巴拿巴世博会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举行的。我想1915年的巴拿马世博会对美国也是非常重要的，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这是一个开端。这届世博会对中国也是非常重要的。我记得美国政府在1913年5月2日承认了袁世凯的民国政府。这是第一个承认中华民国政府的世界列强国家。同时美国表达了希望中国政府参加巴拿马世博会的愿望。正式发出邀请是在1914年。这对袁世凯政府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走向世界的机会。也是重塑中国政府形象的一个机会。因此消息传来，各界都非常振奋。所以各界宣传巴拿马的宣传报道铺天盖地。袁世凯政府也把这个作为一个很好的契机。他派出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到美国参加世博会。他带去的中国展品有2000多吨，代表了当时最高水准，陈列在工业馆、农业馆、教育馆等9个馆。而且当时中国政府还出了很大资金将中国故宫太和殿这样一座有明显中国风味建筑重新建在那里。很多展品在巴拿马世博会上引起了很大轰动。巴拿马世博会的组织方为了感谢中国政府对世博会的热情支持特地把1915年9月23日这天列为中国日，这是一个对中国政府很友好的迹象。中国在这届世博会上得的奖有1211项，最大的奖有7枚，在所有的参展国家中获奖数第一。这也是中国参加历届世博会最优秀的一届。还有一个证据说明民国政府对这届世博会的重视。我想举当时的一个出版物。在参加之前，专门出版了一个期刊，一共出了4期，介绍巴拿马世博会的一些规章、制度、法律等。在参加当中，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监督处，常驻美国，也出版了一个叫《中华民国参与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监督处报告》，这是在美国出版的，把巴拿马世博会的情况进行全面报道，传递到国内。这个当中民间也出版了很多巴拿马世博会的游记、巴拿马世博会的指南、巴拿马世博会的要览等等，为吸引大家参加起了一个很好的作用。世博会结束以后还出版了很多类似于各行各业，比如丝绸、瓷器等的调查报告，各个省市的调查报告，民间还出版了很多游记。据我现在看到的有关巴拿马世博会的游记有四五本。这种情况真正做到了有始有终。我认为这是中华民国政府效率最高的一次，而且的确给世界留下了一个比较清晰的印象。当时1915年民国政府刚刚成立，的确想给世界留下一个好的印象。

那我接下来想讲的是和世界有关的人和事物。因为和世博会有关的人和事物有很多很多，所以我可能会发散出来讲。我第一个想说从我们现在已经发现的材料来看，李鸿章可以说晚清重臣中和世博会关系最多的一个人。不但从已经发现的材料来说，就算从我们掌握的线索但还没有发现材料的事情来说，他都和世博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如果把所有东西都挖出来研究整理，我们一定能够发现很多中国和世博会的历史渊源。所以就我现在认识到的一些进行扫描，大家如果有兴趣进行更深的研究的话，我想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专题。当时徐荣村在1851年去世博会得奖的时候，李鸿章专门为徐荣村做过诗，大致意思是徐荣村把中国最好的丝绸带到英国去，一下子就赢得到了很高的奖，然后英国女王发了很高的荣誉。这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最早的李鸿章关于世博会的记载。那么我们还知道1872年时，中国政府第一批官派留学生120名到美国去，这件事情对中国影响很大。为促进这件事情，李鸿章起了很大的作用。几年之后，正好是这批幼童，参观了1876年费城世博会，这件事情对他们以后的人生有很大的影响。这个我也不细说了。参观的过程中，当时美国的18任总统格兰特还特地接见了他们。中国当时官派第一个参加世博会的人名叫李圭，写了一本书叫《环游世界新路》。回来之后立即发表了，影响巨大，他在这本书中详细记载了这批幼童参观世博会的全过程，这本书也是到目前为止有官方色彩的第一本书。李鸿章为这本书作了序。在1881年，清朝政府听信了一些小人的闲言碎语，决定把这批120名幼童提前撤回来。当时有人为这件事非常着急，特地去找格兰特，希望他以卸任总统的身份挽回这件事情。当时格兰特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给李鸿章写信。虽然最终这件事情没有做成。但是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李鸿章和格兰特的私人交情。在1885年、1889年几次访问美国时，李鸿章都特地去瞻仰格兰特总统的墓碑，种植纪念树。我们可以看出李鸿章与世博会有许多关联。我们还可以知道李鸿章的下属和学生也和世博会有很多的联系。随着更多的关于李鸿章的书籍出版，我们可以知道更多的关于他与世博会的联系。

下一个我想讲的是张元济。张元济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对中国的教育、中国出版业影响都非常大。他1901年入驻商务印书馆，从此把自己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商务印书馆。他还做过刑部主事，做过许多高官。他毕生对西学、对革新图强等都做过非常大的贡献。他为了更好的了解西方世界，在1910年的时候，有过一次考察西方的环球旅行，到过英美德法等十几个国家。1910年初出发，到7月时，他到达了比利时布鲁塞尔。这绝对不是一个偶然，这是张元济经过精心筹划才能在这时候到达的。因为在1910年6月27日，正好比利时布鲁塞尔举办了世博会。张元济对于世博会真的是有很深的兴趣。我们现在知道他对世博会很多东西都研究过，看过很多研究材料，像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世博会等，他都对此做过充分研究。所以他正好抓住这个机会在7月到达了布鲁塞尔，根据他儿子、孙子日后的回忆，他一共去了那届世博会7次，发回了大量的信，就是向家人谈了自己的体会看法，但是这些信很遗憾，在文革中毁了。不过，张元济还是留下了一点东西。他到了那里以后，亲眼看了之后感慨良多，中国也参加了布鲁塞尔世博会，但是放在了展会一角，和老挝、越南以及一些非洲国家为邻，展厅规模不要说和日本、巴西、美国等国家相比，就是和袖珍小国摩纳哥比都比不上。所以张元济看了之后，连夜写了一篇文章，思考了中国应该怎样去参加世博会，然后他把信寄回了中国，发表在当时影响最大的申报和东方杂志上，阐释了一系列中国应该如何参加世博会的理念。比如当时的格局中，对于世博会这样一种形式，中国政府绝对不能掉以轻心。他认为中国政府投入是绝对不够的。1904年圣路易斯世博会中国政府投入了70万银元。到1905年意大利世博会巨减到13万银元。1910年布鲁塞尔更只有区区2万了。张元济当时说以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身份，怎能够以区区小钱参加世博会。世博会不仅是展示的平台，与教育、军事、经济等都有密切的联系。我们一方面可以在世博会中展示自己，同时也可以看看别人是怎么样的。所以他自己觉得要身体力行，在他回国后，亲自领导商务印书馆尽可能的参加世博会。1915年的巴拿马世博会及1920年费城世博会等等很多世博会商务印书馆都以自己出版的书籍、打字机等参展，大大小小得了很多奖项。在现在留下来的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因此我们可以说张元济是中国文人中第一个认识到世博会重要性的，商务印书馆也是近代企业中最热心参加世博会的一家。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大量世博会的书籍。所以我们可以说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的影响巨大。他对世博会的许多观点、认识也是非常重要的，值得我们去仔细思考、认真研究的。

下面我还要讲一下这本书，名叫《瀛寰小记》，是周志俊写的。他是安徽人。说起安徽周家，熟悉历史的人都会会心一笑。因为他们对中国历史影响太大了，他们是一个显赫的大家族。他本身也是一个了不起的实业家，他经营了许多有名的企业，还有房地产，他最有名的是纺织业，他也是一个有眼光的实业家，所以他在1933年的时候有过一次列国考察，1933年6月他从上海出发，1934年2月份回国，也考察了英美德法等10几个国家，所见所闻就写成了这本书，他最注重考察的还是纺织业，他考察了100多家纺织厂。我为什么把这本书放在这个讲座来说呢？因为1933年是美国芝加哥世博会举办的时候，他到美国也参观了世博会。他天天一清早起来一直看一直走，整整7天，等到闭馆才回来，连吃午饭都是在世博会里。整整7天，他看了自己感兴趣的管所，然后写了一篇《芝博琐言》，这篇文章有12000多字。这届世博会官方并没有参加，因此也没有记载。但是民间还有人参加。周志俊这篇东西非常详细，重点讲述了科学馆，其中展出了飞机、汽车等先进工业产物。他有一个东西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因为他有一个先进理念。因为他把中国和西方国家作了一个比较。中国拿出去的都是一些传统的东西，虽然也很好，但是先进的理念太少，先进的东西太少，而日本专门有一个叫观光局设在那里，介绍日本风光，有照片、、模型等。他说日本这样一个小国，能够对旅游那么重视，日本观光局特地设立一个展位，对外国游人非常热情。但是像中国一个那么大的国家，漂亮的风景多的是，但是中国就没有这样一个理念，这个很可惜，他预言旅游将来会成为一个很大的产业，他把中国和日本作了一个对比，就是希望中国能够重视旅游业。能够提出这样一个建议，说明周先生是非常有眼光的。

还有徐慕云的《梨园影事》，也是我向大家郑重推荐的一本书。这是民国期间出版的有关中国戏剧影响最大的书籍之一，这本书的特点就是：第一品种齐全，第二丰富，第三印刷精美，从今天来看，它都丝毫不逊色，这本书是1928年出版的。当时一下子就非常轰动，因为它主要是写京剧、昆剧的，所以当时对戏曲有兴趣的人几乎人手一册，人们对他的评价非常高。徐先生本身是一个票友，他家也非常有钱，他对京剧非常热爱，出版了以后他并没有因此满意，还是在继续修订，在1933年他出版了修订版，为了1933年世博会还做了1个特别版本，他以中国特有的锦缎面作为封面，中国传统的方法装订，然后拿到了芝加哥世博会进行展出，据我所知，这个版本非常稀少，如果这里有收藏家的，这个版本是值得大家收藏的。这幅油画是慈禧的肖像，因为大家知道慈禧太后包括当时的清政府发生了一个事件，对中国是一个重创，慈禧也对当时的外国政府留下了不好的印象。所以当时的美国公使就建议慈禧参加，同时画一幅漂亮一点的油画像展示，改善一下大家的印象。据我知道，1904年的世博会，政府派了正规的官员参加，同时油画的建议也被采纳。卡尔当年的这幅画把慈禧画得非常漂亮，慈禧给了他10000两银两和勋章。卡尔在宫中呆了几个月，也写了一本书描写慈禧，1915年中华书籍出版了这本书，这本书也是我们研究清廷秘史很重要的一本书。这本书出版以后很受欢迎，影响也很大。由于这本书对于慈禧的溢美之词很多，建国后就很难找到这本书了。当然近几年，又有很多出版社想要把它重新出版。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别的故事，比如张萌桓。张萌桓先生也是清代的一个重官，他当过总理衙门事务大臣。他自己也出过诗书画集。他当年在1885年初次到国外处理事务，1889年才回来，他写了很多日记。其中详细写到了1889年巴黎世博会的事情。我想这是中国主持外交事务的官员对于世博会的亲自体验。

还有一个就是庞元济。他家是巨富，他自小喜欢书画，在1915年时候，参加巴拿马世博会时，专门写了一本书《中国历代名画集》，非常精致，拿到了巴拿马世博会去展出，这本书在欧美影响非常大，可以说近代以后欧美对中国传统书画的印象有很多都来源于这本书。这也是中国和世博会历史上很重要的一本书。

下面我讲一下大家非常关注的中国在历届世博会上的得奖名单。中国政府可以说参加了大大小小的世博会，也得了很多奖，但是我们到底得了多少奖，到底有多少家企业参加了，可以说没人说得清，我们上海图书馆2002年出版的《中国与世博》当中，附录了一个得奖名单，费城世博会的得奖名单，很多人看了都十分兴奋。很多人跑到上海图书馆来查，到底有多少人得了奖，但大多数人失望而归。到目前为止，也只有1926年美国费城世博会的那届完整的可以拿出名单。而这一切呢，我们是拜托恽震先生1927年出版的《费城赛会观感录》。而且他是这次世博会的评审委员。所以他后来就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想，出版了《费城赛会观感录》。所以这本书的后面，他很有心地把中国在这届世博会上得的奖记录下来。但可惜我们这样的有心人太少了，因此呢，我们到目前为止能够全名找到的可能就这些人。比如说1915年，巴拿马世博会上获奖的东西，我刚说过了，我们获奖多达1211名，但是这个1211名到底是哪些东西，我们不知道，我们现在知道的是什么呢？最高级别的两种奖项，高等奖58名，优等奖79名，加起来一共是100多名。还有像1891年的意大利世博会上，我们又获得了256多个奖。但这个奖也没有全名单。我记得是在1912年4月份出版的杂志有一篇文章作为一个副本，把我们得奖的名单，只是其中大概一半登上去，而金银铜奖都没有登上去，所以我们现在只有零零碎碎的，完整的呢，就只有1926年的这份。所以我想说这个也是很好的课题，虽然我们现在世博会投入很大，但是我想还是有很多课题可以做的，这也是个很好的课题，如果有谁肯做有心人，能把这份工作有一点积一点，勤勤恳恳把目录归类起来，我想是功劳很大的，这个可以看看我们老祖宗到底哪些东西是很了不起的，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去发掘的。这个里面可能很多是老的企业，有的现在已经没有了，有的家族可能已经是没有人再记得了，但起码应该让我们记住他们。

那么我最后还是想讲一下中国受历届世博会的影响。说起世博会对中国的影响，其实方方面面很多，我刚刚讲的很多，也是可以说是影响。但是我想中国最大的影响是当时以政府的名义去举办了两次类似于世博会的这样一个大型展览会。1910年南洋劝业会和1929年的西湖博览会。南洋劝业会当时发起人是官方，因为当时正好有五大洲考察西方见证的团队活动，所以他当时去参观了那个业余的世博会，所以回来后血气风发，洋洋洒洒写了很多的建议，包括中国办博物馆，中国办大学等等。其中一个具体建议就是中国举办世博会。当然在当时中国没那么大财力和人力去办，但实际上，官方的建议到最后还是部分实现了。南洋劝业会虽然不能说是世博会，但是它是具有一个世博会，一个规模，一个章程，这样一个形式的东西，这个当时有很多外国人参加的，而且专门有一个馆是给外国人展出，而中国除了西藏和新疆，其他地区大概都参加了。当时花了很多钱，然后出版了很多东西，很多东西都得了奖，关于南洋劝业会，很多人做了观察报告，我们上海图书馆出版的《中国与世博》中也有很详细的描述。这个我就不详细讲了。

顾廷龙

顾廷龙（1904年11月10日～1998年8月21日），著名古籍版本学家、目录学家和书法家，上海图书馆原馆长。长期致力于古典文献学、版本学和目录学的研究。

中文名：顾廷龙

出生日期：1904．11

逝世日期：1998．8

职业：目录学家

代表作品：《四当斋书目》

人物简介

顾廷龙，号起潜。苏州人。曾任燕京大学图书馆中文采访主任。1939年与人共同创办上海合众图书馆，任总干事。后兼任暨南大学、光华大学教授。建国后，历任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馆长，上海图书馆馆长，华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主编，文化部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著有《说文废字废义考》、《四当斋书目》、《顾廷龙书法选集》等。

人生大事记

顾廷龙，1931年毕业于上海持志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33年毕业于北京燕京大学研究院国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之后即投身于图书馆事业，先后担任燕京大学图书馆采访部主任、上海私立合众图书馆总干事、董事。

解放后，历任上海图书馆筹备委员会委员、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馆长、上海图书馆馆长、上海图书馆名誉馆长，《辞海》编委和分科主编，文化部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一、二、三届副理事长，华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等职。

"七·七"事变后，他不忍江南文物遭日本侵略者肆意掳掠，毅然辞职回上海，与文化名人张元济、叶景葵等创办私立合众图书馆，藉以保存濒临毁灭的文献典籍。解放后，他将十余年来收集的合众图书馆近30万册古籍及近代中外珍贵文献悉数捐献给国家，使之成为上海图书馆馆藏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品介绍

顾廷龙同志长期致力于家谱、朱卷、日记、手札、专人档案资料以及古籍稿本、批校本与革命文献的抢救与收集。如：他从别人丢弃的杂书中收集到陈望道译《***宣言》、毛泽东《农民运动丛书》等早期革命书刊近百种。

50年代中期，他从造纸厂废纸堆中抢救出数以万计的家谱文献。早在40年代。他就编纂了《合众图书馆丛书》一、二集。执掌上海图书馆后，又提出孤本不"孤"的印书计划，50、60年代，他主持了宋刻《唐鉴》、《韵语阳秋》等30余种馆藏珍贵弧本的编印，使之公诸于世。

他编者的《章氏四当斋藏书书目》与《明代版本图录初编》（与潘景郑合编），在30年代即负盛名；他主编的《中国丛书综录》收罗宏富、分类详实、检索方便。他还担任《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主编和《续修四库全书》主编的工作。

他编著的《吴_斋先生年谱》、《古陶文_录》、《尚书文字合编》（与顾颉刚合作）等，皆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享誉海内外。他还兼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书法作品

欣赏

潘云唐

(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丁文江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奇特的人物。蔡元培先生曾经这样评论过他: “在君 ( 丁文江字) 先生是一位有办事才能的科学家，普通科学家未必长于办事，普通能办事的，又未必精于科学。精于科学的又长于办事，如在君先生，实为我国现代稀有的人物。”2007 年是丁文江先生诞生 120 周年，有关各方面都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在这些活动中，人们对丁先生的为人、治学、治事都进行了深入研究，对他的伟业功勋、高风亮节都大力弘扬。这对于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一代，实在具有重要的意义。

丁文江 1887 年生于江苏省泰兴县黄桥镇，自幼聪颖好学，成绩优异，被誉为神童。他 15 岁去日本留学。17 岁时转而留学英国，上过两年中学，进过剑桥大学，最后于 1911年 24 岁时毕业于格拉斯哥大学，取得地质学、动物学双学士学位，旋即回国。

丁文江在格拉斯哥大学时，深受一位著名的探险家型地质学教授格列高里影响，使他后来也成为一位积极探索大自然的杰出地质学家。

他学成载誉归国时，如果像一般人那样眷恋乡里，归心似箭，那么，从英国乘轮船出发，顺理成章是应该直航上海，然后顶多一天路程就回到家中与亲人团聚了。可是他作为一个地质学家，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工作对象———祖国的大自然、山川形胜、地貌景观，以及蕴藏在地下无穷无尽的矿产资源。他又深知祖国的大西南山高水深、风光秀丽，而且矿藏极为丰富。于是，他一反常态，在越南海防登岸，乘滇越铁路火车到昆明。在那里遇到一位叫叶浩吾的前辈，见到这位学成归来的年轻地质学家，就对他说: “君习地质、且好游，宜读 《徐霞客游记》。”这也是丁文江第一次听说徐霞客这位千古奇人和 《徐霞客游记》这部千古奇书。

丁文江后来自云南入贵州，再入湖南，沿途考察地质地理乃至民俗风情。他最后自长沙乘轮船经汉口、南京，而返回家乡已是 1911 年夏天，他对祖国大自然的较深刻认识是从大西南开始的。他以后的多年地质实践中，跑遍了大半个中国，然而，他做的工作最多、获得的第一手材料最多、科研成果最丰富的地区，正是大西南。

他返回家乡不久，去北京参加游学毕业生考试，获 “格致科进士”。1912 年 ( 民国元年) ，他应聘去上海南洋中学教书，并在书店买到了久已向往的 《徐霞客游记》铅印本。徐霞客对祖国山河的锦绣壮丽和旅行考察的艰辛快乐之生动记述，紧紧地吸引住了丁文江这颗年轻的心。他读得津津有味，爱不释手，立志要以徐霞客为楷模，做探索祖国大自然的先锋。从那时起，《徐霞客游记》与他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室内工作时，放在案头，有空就读。出差在外，置于行囊，随时查阅。

1914 年 2 ～ 12 月，丁文江只身一人，雇了几位民工进行了一生中为时最长的地质调查工作———云贵川地质调查，重点是云南，也考察了川西南、黔西北等地的地层、构造和矿产。他随身携带着 《徐霞客游记》，他以徐霞客为榜样，为自己定了规矩: “爬山必登峰顶，移足必须步行”，“不走平路走险路，不走近路走远路。”他对照着 《游记》，重走徐霞客旅行的路线，寻找徐霞客当年的足迹。他认为徐霞客是中国发现金沙江为长江上游的第一人，可惜徐的 《游记》中关于金沙江的部分散失了，他就着重旅行考察了金沙江，并写了几篇游记，以为补救。他在金沙江及其支流小江考察时爬上了海拔 3700m 的大雪山腰带哨，又在无路的嶙峋怪石间 “手足并用”地爬上了海拔 4145m 的牯牛寨 ( 这是他在国内登上的最高山峰) 。他极目远眺，群山俯首，忘却了征途的一切劳顿和艰辛。翁文灏先生悼念丁文江先生的四首诗中的第二首是:

携斧曾经汗漫游，西南山谷最清幽。

碧鸡金马云南路，漓水藤滩黔外州。

霞客遗踪追绝域，粤湾车路达江流。

搜罗多少详图籍，整理端须仔细求。

1927 年夏至 1928 年春，丁文江在大连住了较长时间，完成了一件大事，就是对他反复精读了 15 年的 《徐霞客游记》进行整理、研究。他从梁启超、张元济、胡适之等先生处得到帮助，搜集到很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如 《晴山堂贴》、《徐氏家谱》、明人诗文集、地方志等，所以，他新编的 《徐霞客游记》中还编入了很多徐霞客诗文及有关徐生平的资料，甚至还有 《游记》个别版本中保存的 “徐霞客先生像”，相当于包括游记 ( 以游记为主) 的 《徐霞客文集》，为后世进一步精研徐霞客打下了基础。他又与地图学家合作，对照 《游记》绘出了徐的旅行游览地图，使读者可以按图证书，无盲人瞎马之感。《游记》之末所附 《徐霞客先生年谱》更是对史料的精确考证与悉心整理的研究成果。

丁文江研究、整理、编纂的这一套成果于 1928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得到学术界广泛的好评。其中，浙江大学教授方豪说: “《徐霞客游记》虽踪迹只限于国内，唯其书之价值，亦至钜且大。然三百年来，仅三五人以辑刻行世而已。起而作较详细之研究者，殆莫先于丁文江先生。微先生之功，吾人今日恐仍只能手持一卷蝇头小字之旧刻本，或并此亦不可求，遑论其他 丁先生之功不可之泯也”。

徐霞客旅行考察于崇山峻岭，穷乡僻壤，遇到的多是山野的农夫、樵夫、牧童、渔民、猎户、药农、和尚、道士等，他正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帮助，才能够到达人迹罕至之处，得到许多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知识。他也对支持、帮助他的人民群众、友人行侠仗义，真诚相待，他在湖南向西南行时，有位叫静闻的和尚，有志到著名的云南宾川鸡足山去进香，于是和徐霞客结伴同行。后来，行至广西，静闻病逝。徐霞客遵其遗嘱，将其遗骨一直背负到鸡足山安葬，并作了挽诗，其中说: “西望有山生死共，东瞻无侣去来难”。“别君已许携君骨，夜夜空山泣杜鹃”。

丁文江还是一位有抱负的思想者，但始终保持大科学家的本色。他对待友人推心置腹，肝胆相照; 对待晚进后学则亲切教导、百般关怀、热情扶掖。在这方面，又远远超过了徐霞客。翁文灏先生悼念丁文江先生四首诗中的第一首是这样的:

踪迹追随廿载前，一朝分袂最凄然。

鸡鸣共涉浑河渡，鹞势同翻云水边。

创造艰难犹昨日，殷勤论讨忆当年。

为师为友终生约，未老何图去竟先

第三首是这样的:

一代真才一世师，典型留与后人知。

出山洁似在山日，论学诚如论政时。

理独存真求直道，人无余憾读遗词。

赤心热力终生事，此态于今谁得之

1986 年 4 月，笔者有幸与黄汲清、李春昱、曾世英、夏湘蓉、廖世范、陈江、王仰之等学术前辈与地质史学界友人去长沙参加丁文江先生逝世 50 周年纪念活动，出席了纪念大会、纪念座谈会、瞻仰了修葺一新的丁文江先生墓，访问了中南工业大学 ( 现中南大学) 。在纪念座谈会上我即席赋诗几首:

三湘黎蔗仰先贤，又逢英明政策宣。

半载兴工挥巨款，昔时荒冢唤新颜。

燕舞鹰飞草木长，盎然春意满山冈。

群贤鱼贯枫林路，共仰高风A墓旁。

岳麓山上风光美，聚首多少学人泪。

五十整年前，恩师息此间。

时光留不住，人事有新故。

伟业垂千古，丰功载史书。

地质学人忆在君，恩师风范足堪钦。

爬山必定登峰顶，移足坚持赖步行。

平路不登登险路，近途不踏踏遥程。

提携生众倾全力，关切友师尽赤心。

钦露餐风觅国宝，披荆斩棘傲西人。

君身虽去英名在，伟业丰功荫子孙。

在改革开放 30 年来，对丁文江先生的研究，在地质学史学界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到今天，是时候了! 似乎可以对丁先生的一辈子所作所为进行实事求是的、恰如其分的研究和评价，得出为大多数人所理解和认可的结论了。

嘉业堂《二十四史》书箱二十四史是我国古代二十四部正史的总称。即：《史记》（汉·司马迁）、《汉书》（汉·班固）、《后汉书》（南朝宋·范晔）、《三国志》（晋·陈寿）、《晋书》（唐·房玄龄等）、《宋书》（南朝梁·沈约）、《南齐书》（南朝梁·萧子显）、《梁书》（唐·姚思廉）、《陈书》（唐·姚思廉）、《魏书》（北齐·魏收）、《北齐书》（唐·李百药）、《周书》（唐·令狐德棻等）、《隋书》（唐·魏征等）、《南史》（唐·李延寿）、《北史》（唐·李延寿）、《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旧五代史》（宋·薛居正等）、《新五代史》（宋·欧阳修）、《宋史》（元·脱脱等）、《辽史》（元·脱脱等）、《金史》（元·脱脱等）、《元史》（明·宋濂等）、《明史》（清·张廷玉等）。

　　“正史”之名，始见于《隋书·经籍志》：“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清代乾隆皇帝钦定“二十四史”，“正史”一称即专指“二十四史”。按《四库全书》的规定，正史类“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即未经皇帝批准，不得列入正史。

　　二十四史总共3249卷，约有4000万字。它记叙的时间，从第一部《史记》记叙传说中的黄帝起，到最后一部《明史》记叙到明崇祯17年（公元1644年）止，前后历时4000多年，用统一的本纪、列传的纪传体编写。二十四史的内容非常丰富，记载了历代经济、政治、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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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的发展

　　 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三国时期社会上已有“三史”之称。“三史”通常是指《史记》、《汉书》和东汉刘珍等写的《东观汉记》。《后汉书》出现后，取代了《东观汉记》，列为“三史”之一。“三史”加上《三国志》，称为“前四史”。

　　历史上还有“十史”之称，它是记载三国、晋朝、宋、齐、梁、陈、北魏、北齐、北周、隋朝十个王朝的史书的合称。后来又出现了“十三代史”。“十三代史”包括了《史记》、《汉书》、《后汉书》和“十史”。

　　到了宋代，在“十三史”的基础上，加入《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形成了“十七史”。

　　明代又增以《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合称“二十一史”。

　　清朝乾隆初年，刊行《明史》，加先前各史，总名“二十二史”。后来又增加了《旧唐书》，成为“二十三史”。后来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旧五代史》也被列入正史，经乾隆皇帝钦定，合称“钦定二十四史”。乾隆四年至四十九年武英殿刻印的《钦定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正史最完整的一次大规模汇刻。

　　1920年，柯劭忞撰《新元史》脱稿，民国十年（1921年）大总统徐世昌以《新元史》为“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二十五史”。但也有人不将新元史列入，而改将《清史稿》列为二十五史之一。或者，如果将两书都列入正史，则形成了“二十六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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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版本

　　 毛泽东点评二十四史明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南监本）

　　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北监本）

　　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十七史”

　　清乾隆武英殿刻“清乾隆武英殿本二十四史”

　　清同治光绪间五省官书局合刻“二十四史”

　　民国商务印书馆印张元济辑“百衲本二十四史”

　　中华书局排印“点校本二十四史”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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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评价

　　梁启超评价二十四史

　　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中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点校本二十四史评价

　　点校本二十四史，底本选择精当，点校体例谨严，点校确当，版式设计，清晰便览。

　　点校本动员了全国史学家许多学有建树的专家学者和古籍整理工作者，历时二十余年，于1978年全部出齐，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二十四史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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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内容

史记

　　汉·司马迁著，130卷。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作者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大约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临死的时候，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司马迁幼年时就很刻苦，十岁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跟着董仲舒、孔安国学过《公羊春秋》、《古文尚书》。汉武帝元朔三年，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欲望，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采集传说。通过对历史遗迹和西汉建国前后的史实的实地调查，司马迁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为后来编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司马谈死后，司马迁承袭父职，做了太史令，有条件看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这对司马迁编写《史记》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编写《史记》。天汉二年，李陵率兵随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向司马迁询问对李陵的看法，于是，司马迁说，李陵投降，是因为众寡不敌，又没有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身上。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有意替李陵庇护开脱，贬责汉武帝的爱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把司马迁投进监狱，处以腐刑。三年后他被赦出狱，更加发奋写作《史记》。大约在征和二年，基本上完成了编撰工作。司马迁死后许多年，他的外孙杨恽才把这部五十二万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诸于世。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史记》序中写道，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汉书

　　东汉·班固著，100卷。

　　继司马迁撰写《史记》之后，班固撰写了《汉书》。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父亲班彪是一个史学家，曾作《后传》六十五篇来续补《史记》。《汉书》就是在《后传》的基础上完成的。和帝永元元年，班固随从车骑将军窦宪出击匈奴，参预谋议。后因事入狱，永元四年死在狱中。那时《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成，汉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补作，马续协助班昭作了《天文志》。班昭是“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的女作者。

　　《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

　　《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易。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

　　《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详细的展现了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

　　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

后汉书

　　南朝宋·范晔著，120卷。

　　《后汉书》九十卷，南朝宋范晔撰。范晔字蔚宗，顺阳人。出身于一个世族家庭。他的祖父范宁曾任晋豫章太守，著《谷梁集解》一书。《十三经注疏》中的《谷梁传注疏》就是以《谷梁集解》为基础写成的。他的父亲范泰官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是宋武帝刘裕的得力助手。他博览群书、潜心著述，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所以范晔有很深的家学渊源，一直以名门之后自居，生性孤傲，不拘小节，仕宦不甘居人后，著述也不甘居人后。以此成名，也以此丧身。

　　元嘉九年，范晔在为彭城太妃治丧期间，行为失检得罪了司徒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范晔郁郁不得志，就借助修史来寄托他的志向，开始写作《后汉书》。元嘉二十二年，当他完成了本纪、列传的写作，同时又和谢俨共同完成《礼乐志》、《舆服志》、《五行志》、《天文志》、《州郡志》等五志的时候，有人告发他参与了刘义康的篡位阴谋，因此下狱而死。谢俨怕受牵连，毁掉了手中的志稿，使《后汉书》只有纪传部分流传了下来。

　　在范晔《后汉书》之前，已问世的有关东汉历史的重要著作不下十部，范晔以《东观汉记》为基本史料依据，以华峤书为主要蓝本，吸取其他各家书的长处，删繁补缺，整齐故事，超越众家，后来居上。所以到了唐代，范晔《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盛行于世。而诸家《后汉书》，除袁宏《后汉纪》外，都相继散亡。于是范晔《后汉书》成为我们现在研究东汉历史的最基本的依据。范晔《后汉书》的记述，起于刘秀起兵推翻王莽，终于汉献帝禅位于曹丕，详载了东汉一百九十五年的历史。

三国志

　　西晋·陈寿著，65卷。

　　《三国志》，六十五卷，包括《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时期的历史。作者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生于汉后主刘禅建兴十一年（233年），死于晋惠帝元康七年（297年）。他在蜀汉做过官，三十岁时，蜀汉政权灭亡，入晋后做过晋平令、著作郎。陈寿写《三国志》以前，已出现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的《魏书》，鱼豢（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三国志》中的《魏书》、《吴书》，主要取材于这些史书。蜀政权没有设置史官，无专人负责搜集材料，编写蜀史。《蜀书》的材料是由陈寿采集和编次的。陈寿写书的时代靠近三国，可资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我们阅读《三国志》时，就会发现陈寿有史料不足的困难，内容显得不够充实。陈寿没有编写志。我们要了解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晋书》。《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寿可以同《史记》、《汉书》相媲美，可惜的就是内容太少。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一直流传到现在。

晋书

　　唐·房玄龄等著，130卷。

　　《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记载了从司马懿开始到晋恭帝元熙二年为止，包括西晋和东晋的历史，并用“载记”的形式兼述了十六国割据政权的兴亡。

　　唐太宗是一位有所作为的君主，他非常重视史书的撰修工作，而在唐太宗以前，有关晋代的史料，没有一家令人满意的。唐太宗在修晋书诏中对各家史著逐一进行了批评。撰写一部系统、完整、旨趣较高的晋史，是唐太宗的一大心愿。贞观二十年他下诏让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担任监修，组织编写《晋书》。

　　众人撰写《晋书》，从受命到成书，仅历时两三年。成书时间之所以较短，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晋书》由于有政府作后盾，人力、物力、财力和图书档案资料都有保证，这些条件，是私人修史无法比拟的。二是有多种晋史著述可供参考。由于有蓝本作为依据，成书自然较为容易。

　　《晋书》在取材方面，不十分注意史料的甄别取舍，喜欢采用小说笔记里的奇闻轶事，《搜神录》、《幽明录》中一些荒诞不经之谈也加以收录，有损于它的史料价值。另外，书中有记事前后矛盾和疏漏遗脱的地方。《晋书》的执笔人，大多数擅长诗词文赋，撰史过程中，有片面追求词藻华丽的倾向。因此，后人批评它“竞为绮艳，不求笃实”。这也是《晋书》的缺点之一。

宋书

　　南朝梁·沈约著，100卷。

　　《宋书》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著，记述南朝刘宋王朝自刘裕建基至刘准首尾六十年的史实，为沈约所撰。全书一百卷，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作者根据何承天、徐爱等所著宋史旧本，旁采注纪，撰续成书。

　　纪传部分成于南齐永明六年，诸志当成于隆昌元年之后。全书以资料繁富而著称于史林，为研究刘宋一代历史的基本史料。

　　各志工程巨大，内容详备，篇幅几占全书之半。志前有《志序》，详述前代修志情况，并上溯各志所记制度源流，可为考补前史缺志之助。《州郡志》记三国以来地理沿革并及东晋以来侨州郡县情况，有补于史事考证。《律历志》全载景初、元嘉、大明三历文字，为历法学的珍贵资料。

　　《乐志》记叙汉魏及两晋乐府情况，乐府诗章有分类开录，并保存有汉魏以来大量乐府诗篇及乐舞文辞，其中“古辞”多为汉代遗篇，是研究乐府及诗史的重要文献。纪传叙事详密，列目入载二百三十余人。纪传中收录的大量诏令、奏疏、书札及文章，虽冗长，但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

　　《宋书》的作者沈约，是南朝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声律学家，字休文，吴兴武康人。父沈璞，刘宋时为淮南太守，元嘉末年于皇族争权夺位之乱中被害，沈约时年十三岁。少年时代，沈约横遭家难，潜窜流寓，家境孤贫。他笃志好学，读书昼夜不倦，遂博通群籍，善属诗文。天监十二年卒，年七十三岁，谥曰“隐”，后世亦称“隐侯”。

南齐书

　　南朝梁·萧子显著，59卷。

　　《南齐书》记述南朝萧齐王朝自齐高帝建元元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共二十三年史事，是现存关于南齐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原名《齐书》，至宋代为区别于李百药所著《北齐书》，改称为《南齐书》，撰著者为萧子显。

　　萧子显，字景阳，南朝历史学家、文学家。出身皇族，萧子显博学多识，长于写作，又是自齐入梁的贵族人物，对南齐许多史事、王室情况是熟悉的或是亲自经历过的，加之梁朝取代南齐，未经重大战乱，许多图书文籍得以保存，都为萧子显撰著史书提供了有利条件。

　　《南齐书》现存五十九卷，其中帝纪八卷，志十一卷，列传四十卷。所缺一卷为《自序》。

梁书

　　唐·姚思廉著，56卷。

　　《梁书》记载自梁武帝萧衍建国至梁敬帝萧方智亡国共五十六年间的历史，是姚察及其子姚思廉两代人辛勤撰写完成的。

　　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南朝历史学家。历经梁、陈、隋三朝，于陈朝任秘书监、领大著作、吏部尚书等职，于隋朝任秘书丞。入隋后于文帝开皇九年又受命编撰梁、陈两代历史，未竟而卒。临终时遗命，嘱其子姚思廉继续完成撰史工作。

　　姚思廉，字简之，姚思廉在撰史工作中，充分利用了其父已完成的史著旧稿。自贞观三年至贞观十年，历时七年最终完成了《梁书》与《陈书》的撰写工作。

　　姚察及姚思廉父子虽为史学家，但都有较深厚的文字素养，于史文撰著方面，文字简洁朴素，力戒追求辞藻的华丽与浮泛，继承了司马迁及班固的文风与笔法，在南朝诸史中是难能可贵的。

陈书

　　唐·姚思廉著，36卷。

　　《陈书》是南朝陈的纪传体断代史著作，记载了自陈武帝陈霸先即位至陈后主陈叔宝被隋文帝灭国首尾三十三年间的史事，由姚察及其子姚思廉两代人撰写的。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姚思廉，字简之，陈亡后，迁家关中，为万安人。两人事迹已于本书《梁书》前言中作了介绍，可以参阅。

　　《陈书》中的帝纪六卷，列传三十卷，共三十六卷，无表志。

　　陈朝封建政权只存在了三十三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没有特别的建树，或许与此有关。《陈书》内容比不上《梁书》那样充实，本纪和列传都过于简略。

魏书

　　北齐·魏收著，130卷。

　　《魏书》，一百二十四卷，其中本纪十二卷，列传九十二卷，志二十卷。因有些纪、列传和志篇幅过长，又分为上、下、或上、中、下三卷，实共一百三十卷。北齐魏收撰。

　　鲜卑族是我国古代东北大兴安岭东麓一个古老的民族。公元一世纪末，随着匈奴帝国的解体，鲜卑族逐渐向西迁徙，成为大漠一个强大的民族集团，公元三世纪初，鲜卑拓跋部首领猗卢在塞北建立了代国，公元376年，代政权被氐族建立的前秦消灭。公元386年，拓跋鲜卑各部复拥拓跋珪为代王，重建政权。拓跋珪解散了拓跋鲜卑原有的部落组织，定居农耕，迁都平城，于公元398年改称魏，史称北魏。由于吸收先进的汉族文化，北魏国力日益强盛，终于在公元439年统一中国北方，结束了十六国时期的动荡局面。公元493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改姓元氏，推行了一系列汉化改革措施。到宣武帝元恪时，北魏达到鼎盛时期，在西边夺取汉中，进窥巴蜀，在东边巩固了洛阳周边的防御，并与梁朝争夺淮南，但不久就由于政治腐败和人民的反抗而崩溃，分为东魏和西魏两个对峙的政权。《魏书》记载了鲜卑拓跋部早期至公元550年东魏被北齐取代这一阶段的历史。

　　拓跋时就曾命令邓渊撰《代记》十卷，按年月编次本朝史事。太武帝拓跋焘神嘉二年，诏撰《国记》，由崔浩定为编年体，成书三十卷。

　　《魏书》在流传过程中亡佚甚多，本纪缺二卷，列传缺二十二卷，此外又有三卷残缺不全，分别由后人取其它史书补足。

　　魏收，北齐钜鹿下曲阳人，字伯起，小字佛助。他机警能文，与温子升、邢子才号称三才子，但生性轻薄，人称“惊蛱蝶”。他奉命著《魏书》时曾声称：“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则使入地。”书成之后，众口喧嚷，指为“秽史”，魏收三易其稿，方成定本。

北齐书

　　唐·李百药著，50卷。

　　北魏末年，北方六镇发生声势浩大的反叛浪潮，后出身于怀朔镇低级武官的高欢获得了对二十余万鲜卑人的领导权，控制了北魏朝政。公元534年，高欢所立的孝武帝元修被逼西奔长安，高欢于是另立孝静帝元善见，迁都邺城，史称东魏。公元550年，高欢之子高洋废孝静帝自立，建立北齐。东魏、北齐统治区域南至长江，与梁、陈两朝先后对峙，西边在今山西、河南、湖北，与西魏、北周分界。公元577年，北齐被北周吞并。

　　《北齐书》本名《齐书》，宋时才加一“北”字而成今名。它虽以记载北齐历史为主，但实际上记述了从高欢起兵到北齐灭亡前后约八十年的历史，集中反映了东魏、北齐王朝的盛衰兴亡。

　　李百药（公元565--648年），字重规，定州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出身仕宦之家。李百药从小好学，博览经史著作，隋初曾任太子舍人，袭父爵为安平公。贞观二十二年卒，享年八十四岁。

　　北齐政权中，皇族内部叔侄、兄弟相互残杀，使这个二十年的短命王朝换了六个皇帝。《北齐书》对封建统治者之间的权势争夺有较多的叙述。《北齐书》在流传过程中残缺严重，现在只有十七卷保持原貌，其他都是后人用《北史》等著作增补，这使《北齐书》的价值大大降低。

周书

　　唐·令狐德棻等著，50卷。

　　《周书》，五十三卷，其中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唐令孤德主编，参加编写的有岑文本和崔仁师。

　　北魏末年，政治动荡，乱事遍起。出身于北魏北方六镇中武川镇的宇文泰，率领一批以武川镇人为主的鲜卑族军队，联合关陇地区的汉人豪族武装，建立起西魏政权。后宇文泰的第三子宇文觉在公元557年代魏建周，史称北周。西魏、北周这两个前后相续的政权，统治区域大致包括今天陕西、宁夏、甘肃和四川的大部，山西西南部、湖北西部及河南西部。与东边的东魏、北齐和江南的梁、陈成鼎足之势。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中国北方。公元581年，杨坚代周，建立隋朝。

　　《周书》虽以“周”题名，但实际上记述了从公元534年东、西魏分裂到杨坚代周为止四十八年的西魏、北周的历史。

　　《周书》由于根据的资料贫乏，再加上它所记载的人物多是本朝显官的祖先，因而显得单薄而不尽合事实。但它基本上反映了宇文政权的建立，建立后三个封建政权之间的战争，以及宇文政权上层集团内部斗争的情况，是研究和了解西魏、北周历史最基本、最原始的一部史书。

隋书

　　唐·魏征等著，85卷。

　　《隋书》共八十五卷，其中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本书由多人共同编撰，分为两阶段成书，从草创到全部修完共历时三十五年。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令狐德提出修梁、陈、北齐、北周、隋等五朝史的建议。次年，唐朝廷命史臣编修，但数年过后，仍未成书。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重修五朝史，由魏征“总知其务”，并主编《隋书》。《隋书》的作者都是饱学之士，具有很高的修史水平。

　　《隋书》是现存最早的隋史专著，也是《二十五史》中修史水平较高的史籍之一。

　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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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业堂《二十四史》书箱二十四史是我国古代二十四部正史的总称。即：《史记》（汉·司马迁）、《汉书》（汉·班固）、《后汉书》（南朝宋·范晔）、《三国志》（晋·陈寿）、《晋书》（唐·房玄龄等）、《宋书》（南朝梁·沈约）、《南齐书》（南朝梁·萧子显）、《梁书》（唐·姚思廉）、《陈书》（唐·姚思廉）、《魏书》（北齐·魏收）、《北齐书》（唐·李百药）、《周书》（唐·令狐德棻等）、《隋书》（唐·魏征等）、《南史》（唐·李延寿）、《北史》（唐·李延寿）、《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旧五代史》（宋·薛居正等）、《新五代史》（宋·欧阳修）、《宋史》（元·脱脱等）、《辽史》（元·脱脱等）、《金史》（元·脱脱等）、《元史》（明·宋濂等）、《明史》（清·张廷玉等）。

　　“正史”之名，始见于《隋书·经籍志》：“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清代乾隆皇帝钦定“二十四史”，“正史”一称即专指“二十四史”。按《四库全书》的规定，正史类“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即未经皇帝批准，不得列入正史。

　　二十四史总共3249卷，约有4000万字。它记叙的时间，从第一部《史记》记叙传说中的黄帝起，到最后一部《明史》记叙到明崇祯17年（公元1644年）止，前后历时4000多年，用统一的本纪、列传的纪传体编写。二十四史的内容非常丰富，记载了历代经济、政治、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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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史的发展

　　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三国时期社会上已有“三史”之称。“三史”通常是指《史记》、《汉书》和东汉刘珍等写的《东观汉记》。《后汉书》出现后，取代了《东观汉记》，列为“三史”之一。“三史”加上《三国志》，称为“前四史”。

　　历史上还有“十史”之称，它是记载三国、晋朝、宋、齐、梁、陈、北魏、北齐、北周、隋朝十个王朝的史书的合称。后来又出现了“十三代史”。“十三代史”包括了《史记》、《汉书》、《后汉书》和“十史”。

　　到了宋代，在“十三史”的基础上，加入《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形成了“十七史”。

　　明代又增以《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合称“二十一史”。

　　清朝乾隆初年，刊行《明史》，加先前各史，总名“二十二史”。后来又增加了《旧唐书》，成为“二十三史”。后来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旧五代史》也被列入正史，经乾隆皇帝钦定，合称“钦定二十四史”。乾隆四年至四十九年武英殿刻印的《钦定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正史最完整的一次大规模汇刻。

　　1920年，柯劭忞撰《新元史》脱稿，民国十年（1921年）大总统徐世昌以《新元史》为“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二十五史”。但也有人不将新元史列入，而改将《清史稿》列为二十五史之一。或者，如果将两书都列入正史，则形成了“二十六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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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版本

　　毛泽东点评二十四史明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南监本）

　　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北监本）

　　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十七史”

　　清乾隆武英殿刻“清乾隆武英殿本二十四史”

　　清同治光绪间五省官书局合刻“二十四史”

　　民国商务印书馆印张元济辑“百衲本二十四史”

　　中华书局排印“点校本二十四史”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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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评价

　　梁启超评价二十四史

　　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中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点校本二十四史评价

　　点校本二十四史，底本选择精当，点校体例谨严，点校确当，版式设计，清晰便览。

　　点校本动员了全国史学家许多学有建树的专家学者和古籍整理工作者，历时二十余年，于1978年全部出齐，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二十四史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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