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福建南平一支刘氏家谱字派（部分） ……国、泰、玉、明，初、孔、白、梦，正、宗、德、仪，永、春，启、元，士、英、子、宁，林、考、岳、恩，生、秉、礼、义，仕、名、朝、庭，克、米、尔、祖，万、世、永、盛。…… 3、江苏刘楼一支刘氏家谱字派（部分） ……敦、本、思、敬，绍、廷、克、光。荣、培、希、守，世、泽、延、长。…… 4、吉安县富田一支刘氏家谱字派（部分） ……儒、德、君、明、世、家、道、永、昌。…… 5、吉安文陂竹山一支刘氏家谱字派（部分） ……佑、重、叔、贤、甫、师、元、承、子、嘉、迪、曰、春、龙、尧、克。…… 6、吉安文陂镜湖一支刘氏家谱字派（部分） ……佑、重、叔、贤、甫、师、元、承、子、嘉、承、志、汝、愈、光。…… 7、泰和高垅一支刘氏家谱字派（部分） ……永、宗、用、促、彦、希、宽、奇、见、先、诚、有、望、积、德、在、宗、贤、训、迪、惟、崇。…… 8、赣州章水水西一支刘氏家谱字派（部分） ……武、昌、翊、朝、积、兴、应、广、天、开、大、运、启、定、吉、祥、孚、嘉、允。…… 9、江西永丰沙溪一支刘氏家谱字派（部分） ……厚、松、柏、樟、竹、弥、致、高、难、度、僶、巨、景、文、庭、仕、冠、圣、得、人、德、各、庆、好、施、感、受、发、添、兴。…… 10、广东紫金一支刘氏家谱字派（部分） ……乌、郎、法、琏、应、开、纪、象、崇、永、朝、开、纪、昌、文、字、子、传、兆、志。…… 11、山东滕州古滕一支刘氏家谱字派（部分） ……守、真、希、书，近、儒、临、端，崇、正、显、微，世、毓、庆、观。…… 12、山东单县迁曹县刘寨一支刘氏家谱字派（部分） ……闻、汉、良、彦、静，源、兆、本、玉、泥；荣、升、俊、道、崇，世、传、宪、效、锡；建、守、克、永、志，作、君、广、宗、起；同、贵、相、进、敏，培、恭、信、俭、义。…… 13、沛县朱王庄藜照堂一支刘氏家谱字派（部分） ……昭、鸿、运，庆、履、祥。遵、祖、训，延、绪、长，建、家、政，诗、书、良。为、忠、厚，冠、汉、乡。…… 14、江苏睢宁永思堂一支刘氏家谱字派（部分） ……良、延、荣、保，益、滋、廉、方，笃、厚、肇、隆，英、才、崇、尚，礼、贤、为、本，泽、惠、恒、长。…… 15、睢宁城东汤一支刘氏家谱字派（部分） ……允、守、振、清，恩、庆、光、荣。邦、靖、德、正，朝、永、昌、明。树、义、延、培，庭、良、绍、兴。志、远、宏、伟，继、贤、盛、隆。…… 16、睢宁凌城一支刘氏家谱字派（部分） ……其、业、宜、广，维、士、则、良。本、仁、祖、义，喜、尔、寿、县。…… 17、睢宁王集林庙一支刘氏家谱字派（部分） ……金、华、开、启，福、庆、勋、宣，忠、桢、崇、祥，百、世、其、昌，贵、坤、献、锦，新、建、久、远，学、奎、武、扬，宇、元、安、长。…… 18、江苏徐州铜山一支刘氏家谱字派（部分） ……永、保、宗、祖、训，勤、忍、刚、正、宏，传、家、维、孝、友，为、善、本、忠、行。…… 19、江苏盐城新兴一支刘氏家谱字派（部分） ……世、守、其、德，义、孝、承、先；人、如、达、立，家、必、兴、贤；弘、扬、廉、洁，荣、耀、超、前；书、海、恒、慧，昌、盛、万、年。…… 20、吉安樟汲一支刘氏家谱字派（部分） ……廷、茂、以、文、彦、永、迪、梅、理、日、佐、乾、子、学、祥、瑞、愈、昌、德、配、孔、孟、建、贤、良、允。…… 21、吉安值夏一支刘氏家谱字派（部分） ……子、伯、汭、万、文、武、成、周、绍、继、祖、谋、猷、明、理、心、常、泰、存、仁、福、厥。…… 22、吉安新圩黄塘一支刘氏家谱字派（部分） ……仲、鞠、午、参、十、甲、宏、如、文、孟、孔、乔、存、荣、念、齐、尧、方。…… 23、吉安新圩乡城山一支刘氏家谱字派（部分） ……仲、珪、亨、伯、春、仁、德、用、文、高、显、于、渊、邦、从、逊、绍、可。…… 24、吉安大陂一支刘氏家谱字派（部分） ……武、昌、翊、朝、刘、明、光、元、亨、利、贞、大、昌、永、隆、吉、祥、孚、嘉、允。…… 25、吉水绕源远庆堂一支刘氏家谱字派（部分） ……先、绍、光、璠、元、亨、廷、清、永、盛、仁、义。…… 26、吉水五坊一支刘氏家谱字派（部分） ……彦、大、浚、应、容、允、元、已、佑、臧、缉、福、扁、棒、朴、宗、日、云、槐。…… 27、泰和江夹洲一支刘氏家谱字派（部分） ……曰、明、和、震、可、淑、济、均、友、存、永、福、叔、广、崇、京、瑞、应、祯、祥、德、愈、昌、修、齐、道、貌、岸、然、学、建、明、良、安、仁。…… 28、泰和樟塘龙陂一支刘氏家谱字派（部分） ……子、叔、资、朴、荣、常、举、一、士、慰、甲、显、承、光、荣、德。…… 29、泰和下坊一支刘氏家谱字派（部分） ……元、宗、德、光、明、允、有、年、钦、崇、昌。…… 30、泰和苑前东皋一支刘氏家谱字派（部分） ……惠、子、两、鲁、宗、文、以、子、珍、彦、琠、孟、敏、元、春、怀、天、大、承。…… 31、泰和苑前洲刘村一支刘氏家谱字派（部分） ……承、子、均、以、克、仲、叔、广、志、卿、尧、梦、维、同、达。…… 32、泰和钱塘一支刘氏家谱字派（部分） ……存、文、礼、仲、惟、元、希、宽、奇、见、国、振、光、望、积、德、在、宗、贤、训、育、须、从、典。 33、泰和文塘一支刘氏家谱字派（部分） ……嘉、如、鸿、文、隆、宰、卿、相、廷、翰、朝、国、恩、荣、钦、诏、授、爵、禄。…… 34、江西白石一支刘氏家谱字派（部分） ……宾、贯、麾、壁、洞、甫、治、表、焕、坪、钦、源、梁、长、仲、元、效、树、福、惠、瑞、菊、育、君、峰。…… 35、赣州章水水西一支刘氏家谱字派（部分） ……武、昌、翊、朝、积、兴、应、广、天、大、运、启、定、吉、祥、孚、嘉、允。…… 36、湖南宁乡古塘基一支刘氏家谱字派（部分） ……基、钜、润、兰、煐，垂、铭、永、树、熏。培、钟、源、本、烈，增、锡、汝、模、烝。均、鉴、泽、荣、耀。…… 37、湖北监利古柏堂一支刘氏家谱字派（部分） ……开、振、宏、绪、茂、义、耀、儒、传。清、源、启、先、德，甲、第、永、联、芳。孝、友、传、家、远，诗、书、启、善、良。安、邦、承、大、道，治、国、焕、文、章。英、贤、定、新、体，齐、国、图、富、强。政、宪、扬、廉、洁，华、宁、乐、同、康。…… 38、湖北咸丰一支刘氏家谱字派（部分） ……元、富、贵、崇、子、思、受、永、应、仕、文。先、祖、源、陶、唐，汉、代、辉、宇、光。宗、功、启、后、继，大、业、期、尔、扬。乐、维、真、善、美，德、尚、廉、俭、让。仁、义、礼、智、信，忠、孝、世、泽、长。修、齐、治、平、本，昌、明、福、寿、康。…… 39、湖北利川毛坝一支刘氏家谱字派（部分） ……允、光、于、文、德，期、尔、长、世、泽。良、能、方、可、贵，用、贤、以、为、则。先、祖、源、陶、唐，汉、代、辉、宇、光。宗、功、启、后、继，大、业、期、尔、扬。乐、维、真、善、美，德、尚、廉、俭、让。仁、义、礼、智、信，忠、孝、世、泽、长。修、齐、治、平、本，昌、明、福、寿、康。…… 40、湖北利川毛坝一支刘氏家谱字派（部分） ……宗、志、洪、思、楚，大、显、文、养、承。士、伯、庠、开、远，永、世、万、代、兴。庆、衍、华、簪、遗、泽、长，弘、蒸、燕、翼、仰、名、扬。箕、裘、丕、振、家、声、盛，奕、禩、云、礽、姓、字、香。…… 41、江西省全南县（虞南）牌坊下（刘村）一支刘氏家谱字派（部分） ……均、景、叟、可、尚，允、绍、庭、刘、大。刘、天、思、嘉、世，永、定、期、昌、隆；盛、国、为、梁、栋，圣、朝、泽、恩、崇。诗、书、传、奕、冀，恒、泰、庆、奇、逢；志、高、鸿、发、达，才、洪、涵、祚、昶。德、声、荣、裕、远，怡、方、添、正、刚；君、子、常、守、礼，儒、士、惟、文、章。哲、克、群、伦、霖，甘、润、万、方。…… 42、重庆万县董家猪羊坝一支刘氏家谱字派（部分） ……君、子、泽、长，善、人、祚、永，观、国、之、光，承、家、有、庆。…… 43、万州董家岩大地坪卫生寨一支刘氏家谱字派（部分） ……贞、元、启、泰，肇、衍、隆、兴，绳、其、祖、武，克、光、德、心，存、仁、履、义，永、恭、康、宁，敦、汝、有、于，世、守、一、经。…… 44、 ……应、俸、朝、元、仕，齐、家、兴、廷、继，一、支、成、文、启，国、崇、显、尚、俗；江、汉、珍、东、海，民、人、重、祖、宗，诗、书、传、世、泽，忠、孝、自、昌、隆；奋、勇、刚、强、智，谦、谨、礼、道、宗，族、和、万、代、旺，勤、政、征、荣、富。…… 45、河南省濮阳华龙区南里商一支刘氏家谱字派（部分） ……原派：树、人、宗、光、显，培、善、传、世、长，格、先、子、孝、顺，继、志、自、荣、昌。 现派：树、人、宗、世、泽，格、先、子、孝、顺，继、志、自、荣、昌。…… 46、河南信光山县十里店一支刘氏家谱字派（部分） ……立、世、秉、直、诚，懋、义、敦、仁、斯，为、德、本、传、家，崇、诗、礼、安、常，守、正、 、广、福。…… 47、河南信阳一支刘氏家谱字派（部分） ……凤、文、显、树、玉。…… 48、北京一支刘氏家谱字派（部分） ……志、国、兴、成、业，安、邦、永、贤、明。…… 49、河北一支刘氏家谱字派（部分） ……泰、道、沛、崇。…… 50、江苏一支刘氏家谱字派（部分） ……堂、诗、礼、遵、亭。…… 51、广西一支刘氏家谱字派（部分） ……京、太、文、庆、合。…… 52、湖南郴州一支刘氏家谱字派（部分） ……朝、臣、元、尚、良，尊、先、贤、肇、运，继、启、发、昌、明，敦、本、传、家、顺，诚、心。…… 53、四川一支刘氏家谱字派（部分） ……一世祖，讳，复初，元末明初，由泰安迁到新泰；二世祖讳 士业、明善，于明初迁往南京。…… 54、湖南华容一支刘氏家谱字派（部分） ……天、国、祖、邦、钦、鸿、廷、永、文、昌、德、世、忠、贞，有、时、显、著、云、龙、际、扶、保、王、朝、寿、宇、清。…… 55、河北省故城县小庙乡刘洼一支刘氏家谱字派（部分） ……孟、瑞、世、凤、文、华、通、顺。…… 56、山东一支刘氏家谱字派（部分） ……佩、振、嘉、生，继、业、长、洪，士、同。…… 57、山东省夏津县新圣店镇徐庄村一支刘氏家谱字派（部分） ……义、承、先、泽，自、今、维、新，书、庭、有、训，家、世、长、春。…… 58、河北威县一支刘氏家谱字派（部分） ……广、华、万、世、昌，安、邦、庆、永、祥，民、心、从、大、道，勤、学、自、成、章。…… 59、重庆市璧山县三合镇刘家沟一支刘氏家谱字派（部分） ……盈、月、朝、天、子，宏、仁、万、世、芳，光、宗、荣、显、耀，永、远、震、乾、坤。…… 60、广传公第八子巨涟公后裔 ……禹、万、清、国，元、亨、利、贞，祥、延、奕、世，文、章、道、德，光、耀、祖、宗。…… 61、广西贺州一支刘氏家谱字派（部分） ……梅臣、圣澄、顺才、日、耀、月、光、天、佑。…… 62、广西贺州一支刘氏家谱字派（部分） ……家、学、代、昌，守、道、成、仙。…… 63、安徽肖县一支刘氏家谱字派（部分） ……夕、光、世、纪。…… 64、山东泰州一支刘氏家谱字派（部分） ……严、新、寿、百、庆。…… 65、山东一支刘氏家谱字派（部分） ……世、宗、要、士、梁。…… 66、 ……仁、士、文、明、秀，成、彰、祖、德、馨，兴、隆、传、汉、代，建、立、万、年、勋。…… 67、江西吉安县一支刘氏家谱字派（部分） ……先、德、诗、书、启、文、章。…… 68、山西祁县来远乡张登村一支刘氏家谱字派（部分） ……形、太、玉、荣，世、学、登、廷，克、广、德、新，永、照、大、统。…… 69、辽宁凤城一支刘氏家谱字派（部分） ……尚、登、文、起、应，国、美、天、志、庆，玉、凤、贵、法、德，永、远、聚、宝、峰。……

1．白龙江流域的地理位置及人口

1．1白龙江，发源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与四川若尔盖县交界的郎木寺，流经甘南州的迭部县、舟曲县、陇南地区的宕昌县、武都县、文县，在四川广元市境内汇入嘉陵江，在甘肃境内流长3815公里。白龙江流域在甘肃省境内的部分是北纬3260—3440，东经1030—10550，流域面积178463平方公里（白龙江流域还包括定西地区岷县东南的一部分）。白龙江流域以主干流流经之地为主，也包括主要支流流经之地。主要支流流经之地有甘肃陇南地区的宕昌县，武都县的洛塘区，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的九寨沟县（原名南坪县）。流域北面及东北面跟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卓尼县、定西地区的岷县、陇南地区的礼县、西和县、成县、康县接壤，南面跟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的若尔盖县、九寨沟县、平武县及广元市的青川县相连。整个流域山峦起伏，江河纵横，上游属岷山山脉，中游属秦岭山系，白龙江沿岸的开阔区域不多，大部分地方都是高坡陡崖，居民绝大多数散居在河谷或半山坡上，交通不便，自然条件艰苦。也正因如此，民风淳朴，方言有一定的特色。

1．2白龙江流域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全流域有近130个乡镇，藏族乡镇占1/6。据甘肃省统计局1999年的统计[1]，白龙江流域总人口约120万人，其中汉族约108万人，藏族约11万人，占总人口数接近1/10。其余还有回族、氐族、蒙古族等，但数量不多。

2．居民来源与语言

2．1在元代以前，白龙江流域的主体民族一直是羌、氐、藏等少数民族。汉族虽然陆续有进入该流域落业的，但数量很少。明代开始，为了巩固边关，教化“异族”，政府开始了往白龙江流域大规模地迁徙汉人的“工程”。加上明清两代的军屯、民屯，更为重要的是两次流民高潮，使汉民逐渐成为流域的主体居民。第一次流民高潮出现在明末清初数十年的战乱期间，川蜀移民大量涌入白龙江流域。第二次流民高潮出现在清朝同治年间的陕甘回民大起义的十多年间，陕西移民大量涌入本流域。前者是因为明代后期及清初，农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造成大量流民。由于白龙江流域山大沟深，林密流急，较少遭遇苛政和兵燹，因而吸引了大批流民。尤其加上地域因素，四川、湖北涌来的流民更多。今陇南各地普遍流传着其祖先是由“四川大槐树”下迁来的说法。根据民国时期编纂的《徽县新志》和《西和县志》（徽县、西和两县现均属陇南地区，与武都县毗邻）和现今能见到的一些家谱材料，证明这些说法是确实的。《徽县新志》“移民”条载：“数十年来，四川、湖广人络绎而至，垦荒落业，山中已无闲田，编其户曰客户。[2]”《西和县志》载：“清咸、同时，山、陕客商来县者甚多，久之有家室田产，因而入籍者不少。且明末兵燹之后，土著流散他方，以致田亩荒芜，他省之人有来此垦荒以久住者，四乡皆有，今溯其原籍，四川人实居多数。[3]”后者是清代中期以后，陕西、山西的流民不断涌入该地区，尤其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爆发的陕西回民起义，致使关中大乱，人口空前流失，数百万流民徙往他乡。陕西省在明清两代有一次大的人口下降过程，即是清同治元年（1862）至同治十三年（1874）的陕甘回民起义至失败期间。据赵文林等所著《中国人口史》[4]，陕西人口在1863年为12023672人，每平方公里为60余人，到了1874年只有7756057 人，每平方公里为40人，减少了近500万。白龙江流域的大量史志资料表明，陕西、山西人进入该地区的数量很多。综上所述，白龙江流域的居民主要来自四川、湖北、陕西、山西。

2．2跟居民的主体密切相关，白龙江流域最初的优势语言是羌、藏语。明、清以来，汉族移民大规模入住白龙江流域，使汉语成为其优势语言。流域的汉语有两个历时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川语”。可以想象，“川语”在明末清初对流域的语言及方言无疑冲击非常之大。在此后的数十年里，以川语为首的西南官话应当是白龙江流域的优势方言。该流域原有的藏语圈被越挤越小。第二个层次是“关中话”。关中话的漫入，冲击和侵蚀了以四川话为优势的流域固有汉语方言，使中原官话与西南官话对峙、抗衡，进而形成了中原官话为主流、带有明显西南官话色彩的现代白龙江流域汉语方言的面貌。

3．白龙江流域汉语方言跟中原官话及西南官话的语法比较

3．1比较方法。基于白龙江流域的地理位置及居民的历史背景，我们认为本流域的汉语方言属于中原官话与西南官话的过渡方言。这里包含两个层面，一是空间上的共时层面，一是时间上的历时层面。这两个层面在语言上是怎么结合的？笔者试图从语法的角度，讨论今天白龙江流域汉语方言中，中原官话的特征与西南官话的特征各有哪些具体表现。我们选取了能够反映白龙江流域汉语方言语法概貌的15个方言点，自上游至下游依次是：迭部县电尕乡（县城所在地）、洛大乡；舟曲县峰叠乡、城关镇；宕昌县哈达铺镇、宕昌镇、化马乡；武都县两水镇、城关镇、汉王镇、洛塘区；文县临江乡、城关镇、碧口镇、中庙乡。

我们以西安话为中原官话的代表，成都话为西南官话的代表。以西安话和成都话为两极，将白龙江流域汉语方言语法跟西安、成都方言语法作一比较。跟西安话与成都话比较的目的，在于统计白龙江流域各方言点语法特征跟中原官话接近还是跟西南官话接近。白龙江流域汉语方言的语法材料均为笔者调查得到的第一手材料。西安话的材料，主要来源于孙立新的《关中方言略说》[5]，王军虎《西安方言词典》[6]，及黄伯荣主编的《汉语方言语法类编》[7]中有关西安话的部分。成都话的材料主要依据张一舟、张清源、邓英树著的《成都方言语法研究》[8]，梁德曼《四川方言与普通话》[9]以及《汉语方言语法类编》中有关成都话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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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名字叫崔作非胡作非为的作非。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名字有点奇怪听上去有点像是“崔作废”。其实我也对这个名字很不满意。但是按照家谱上起名字的排序我这代正好犯了一个“作”字。而且我的父母又没什么文化听说给我起这个名字的时候着实让他们头疼了一阵子。后来还是我父亲灵光闪现拿出了一本字典说是翻到哪页就用头一个字当我的名字。说来也巧翻到的那页上的头一个字正好是个废字。这时我的母亲不干了谁希望自己的孩子名字叫“作废”呢？她充分的体现出了东北女人的彪悍说什么也不能让自己的孩子就这么作废了。

于是我的父亲妥协了他指了指同页的一个非字对我母亲讲那咱大儿子就叫作非吧。希望他长大后能有一翻非凡的作为。我的名字就这样被草率的定了下来。

接下来我要给你们讲的事你们完全可以当成故事来听不用过于认真。

我的家乡叫龙江属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周边的一个小县城。听我爷爷讲龙江县以前叫做朱家坎。正所谓庙小妖风大镇小是非多就是这样的一……

有问题再找我

　　契丹族所建立的辽朝于公元1125年亡国后，一部分契丹人跟随耶律大石西迁，在中亚地区建立了西辽王朝（穆斯林和西方史籍称之为“哈剌契丹”）。西辽最终灭亡于公元1211年，此后中亚地区遂纳入蒙古帝国的统治范围。一般认为，在西辽亡国之后，中亚地区的契丹人可能就逐渐融合于回鹘和蒙古族之中了。

　　西迁中亚的契丹人毕竟只是少数，大部分契丹遗民在辽朝亡国后成为金朝的臣民。在女真人建国之初陆续归附金朝的契丹人，被编为契丹猛安谋克，他们中的一部分后来南迁中原，到了金代中后期逐渐汉化，及至元代已被视为汉人。[1]这些契丹人虽然早已融入汉族，但今天也不是没有留下一丝痕迹。陈述先生指出，天津宝坻县有耶律各庄，至今村人多刘姓，而契丹耶律氏自辽金以来译汉姓为刘，故耶律各庄刘姓人家的先世当为契丹人。又宝坻县有达子庄、达子屯、哈喇庄，蓟县有黑家庄、科科庄、野王庄、律家庄，滦县有野里庄；从地名来看，这些村庄的居民都有可能是契丹人的后裔。[2]

　　金朝治下的契丹人多数仍旧生活在长城以北地区，他们大致分为两个部分：（1）没有南迁的契丹猛安谋克，主要分布在西京路和北京路境内；（2）没有编为猛安谋克的那部分契丹人，主要分布在金朝北境和西北边境，他们仍保持着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当时被称为“乣人”或“乣户”。本世纪以来民族史学界对契丹遗裔的探索主要包括两个方向，一是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一是云南契丹后裔问题，这两个问题实际上主要就涉及到金代长城以北的契丹人。

　　（一）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

　　达斡尔旧作达呼尔。1952年8月，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应达呼尔人的要求成立了龙江县达呼尔族自治区，而当时达呼尔人还未被中央政府正式承认为一个单一民族。为了确定达呼尔人的民族成份，1953年8月，中央民族学院派遣由傅乐焕、林耀华等人组成的一个调查组赴黑龙江和内蒙古的达呼尔人居住区进行民族识别工作，由此引起了关于达呼尔族族源问题的讨论。

　　有关达呼尔人族源问题的分歧由来已久。达呼尔人追述本族历史只能上溯到清朝初年，对于更早的历史是不清楚的。所以自清朝以来对达呼尔人的族属就有契丹、蒙古、室韦、索伦等各种不同的说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契丹后裔说和蒙古分支说。

　　契丹后裔说始于乾隆时期，在乾隆钦定的《八旗姓氏通谱》和《辽史语解》中，最早提出“达呼尔”是契丹古八部部落联盟大贺氏的译音，此后的清代官书多因袭此说。据说清政府还曾经两次派员去达呼尔地区调查其族源问题，第一次是在同治十年（1871年），被调查的达呼尔人自称是女真后裔，但清廷不肯轻信。于是又在光绪六年（1880年）第二次派人调查，调查结果为契丹后裔。[3]另外日本学者鸟居龙藏也主张达呼尔即契丹大贺氏、达呼尔族即契丹人的后裔，但他除了因循清人发明的对音之外，并没有举出什么新的证据。[4]

　　蒙古分支说盛行于民国时期。此说的主要依据是达斡尔语与蒙古语具有很多的相近成分，尤其是《蒙古秘史》中的某些古蒙古语词汇，虽然在现代蒙古语中业已消失，但却在达斡尔语中保留了下来。1930年，达呼尔人阿勒坦噶塔在他所著的《达斡尔蒙古考》一书中，提出达呼尔是塔塔尔部的后裔。此书问世后在达呼尔人中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达斡尔蒙古”说盛行一时，直到五十年代仍有许多达呼尔人自认是蒙古族。应当说明，“达斡尔蒙古”说的产生是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的。满清时期，达呼尔人被编入八旗，称为“新满洲”，享有优越的政治社会地位。辛亥革命后，他们失去了政治上的依托，在当时“五族共和”的口号下，一些达呼尔知识分子为了依附于一个大族，遂竭力主张蒙古分支说。

　　由五十年代的民族识别工作而引起的有关达呼尔族源问题的讨论，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以傅乐焕先生为代表，他在为此次民族识别工作撰写的调查报告《关于达呼尔的民族成份识别问题》一文中，对于达呼尔的族源问题采取了比较慎重的态度。他认为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还不能对达呼尔的族源问题下一定论，契丹后裔说和蒙古分支说都缺乏足够的证据。另一种意见以陈述先生为代表，他先后发表《关于达呼尔的来源》、[5]《大辽瓦解以后的契丹人》、[6]《试论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7]三文，力主达斡尔族为契丹人后裔。

　　综合陈述先生的意见，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理由：

　　（1）达斡尔人关于本族北迁的传说与契丹人北迁的史实相吻合。有关记载表明，达斡尔人在十七世纪以前居住在黑龙江和精奇里江河谷地带，清朝初年才南迁到嫩江流域。在达斡尔人中有一种传说，谓其先人是辽末金初从西剌木伦（潢河）、哈剌木伦（黑河）北迁到黑龙江、精奇里江流域的。而根据元许谦《总管黑军石抹公行状》[8]和黄 《沿海上副万户石抹公神道碑》[9]的记载，在辽亡以后，曾有一部以迪烈乣人库烈儿为首的契丹遗民向北迁徙，至今在黑龙江根河以北仍有库烈儿温都儿（库烈儿山）这样的地名。

　　（2）达斡尔人名与契丹人名相同。1953年，中央民院调查组在达斡尔地区听到这样一种传说：过去曾有人见过“辽时帐本”，其中记载的契丹字人名用语与达斡尔人名用语相同；同年呼纳盟统战部提供的材料也有类似说法。[10]另外辽代契丹人名如脱罗华察儿、明里帖木儿等，就正与达斡尔人名相同。

　　（3）达斡尔语言和歌谣反映了金代契丹人的史实。金代的部分契丹人分布在北境和西北边境，为金人驻守界壕和边堡。而达斡尔语中的“乌尔库”即指边堡，在区别氏族地望的时候，往往称某某“斡尔阔”（乌尔库），这是因为契丹人为金廷守边的时候，习惯于用各段边堡的名称来区分彼此的地域和氏族。又达斡尔人叙说本族史事的歌谣云：“边壕古迹兮，吾汗所遗留；泰州原野兮，吾之牧养场。”[11] 歌中所唱的边壕，就是指金朝的界壕。

　　（4）达斡尔的族称可能源自契丹世居之地的塔兀儿河。陈述先生认为，清人提出的达呼尔即契丹大贺氏的对音的说法并没有什么根据；辽金时的泰州是契丹人的聚居之地，辽代泰州境内有达鲁河，元朝称讨浯儿河（塔兀儿河），达斡尔的族称可能即源于此。

　　（5）达斡尔族的风俗习惯与契丹人有许多相同之处。如达斡尔人的服色、烧饭、骨卜、求雨仪式、打毬、角抵、吹布楞、穿冰钩鱼等等习俗，都可以从契丹人的习俗中找到根据。

　　近几十年来，陈述先生的上述观点得到了比较广泛的响应，七十年代以后，一些中外学者试图以达斡尔语对契丹语言文字的因袭成分来进一步证实这两个民族之间的渊源关系。匈牙利蒙古学家卡拉·捷尔吉指出，契丹人称铁为“曷术”，在今天中国北方各民族的语言中，只有达斡尔语的“铁”字才保留了这个读音。[12]沈汇先生认为，达斡尔语与契丹语之间可能有比蒙古语更为接近的亲缘关系。他举出一个例子说：辽代契丹人耶律白，字习捻，“习捻”一词仍保留在今天的达斡尔语中，意为孝服；“这个例子使我们感觉兴趣的，不是侥幸发现一个被遗忘的契丹语词，而是这个词能使我们从语言、风俗文化的历史中将达斡尔族与其先民契丹人联系起来”。[13]刘凤翥教授在将11个契丹小字的音义与达斡尔语进行比较研究之后指出，达斡尔语对于契丹语肯定存在因袭关系，并称“语言的因袭必包含着民族成分的继承”。[14]

　　不过，直到今天为止，还不能说达斡尔族为契丹苗裔的观点已经成为一种学术定论，在八十年代中期出版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中，就依然是两种观点并存：《达斡尔族社会历史调查》不主一说，认为这仍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15]而《达斡尔族简史》则持契丹遗裔说。[16]近年仍有人撰文就这个问题进行争论，但论战双方提供的论据均没有超出傅乐焕和陈述先生所论述的范围。[17]

　　由于历史记载的缺乏，目前对达斡尔族族源的推测只能主要依赖于历史传说，自然很难得出一个确信无疑的结论。持契丹遗裔说者虽然指出达斡尔人在语言、民俗等方面与契丹人有不少相同之处，但我们知道，在历史上东胡系的各个民族之间都可以找到一些彼此间的共同点。要想彻底弄清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应该寄希望于新的文献和考古材料的发现对达斡尔人十七世纪以前的历史空白的填补。

　　（二）云南契丹后裔问题

　　云南契丹后裔虽已不是什么新的发现，但直到近年才有人对此进行系统的调查和研究，并由此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1950年，云南潞西县勐板土司蒋家杰曾向云南民委反映滇西契丹后裔的情况，但未受到重视。1956年，陈述先生根据中央民院研究部蒋家骅（蒋家杰胞弟）提供的线索，在《大辽瓦解以后的契丹人》一文中指出：“现在云南龙陵有一部分蒋姓，根据他们的家谱记载，先世耶律氏，显然是从军著籍云南的。”可惜这个信息也未能引起史学界的注意。三十多年后，由内蒙古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达斡尔族学者孟志东（莫日根迪）和云南民族学研究者杨毓骧等人组成的一个联合调查组，于1990至1992年先后两次深入滇西地区，对云南契丹后裔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和研究，取得数十万字包括族谱、碑刻在内的各种资料，孟志东的《云南契丹后裔研究》一书，[18]就是上述调查工作的一个总结性报告。另外，在此期间，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所陈乃雄教授曾专程赴云南施甸对契丹后裔的语言及有关契丹小字的石刻材料进行考察，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和云南省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所的几位学者检验了施甸县契丹后裔的遗传基因，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干志耿、叶启晓也曾前往滇西进行契丹后裔的民族历史调查。我们今天能够对云南契丹后裔的情况有比较深入的了解，首先应该感谢他们所做出的巨大努力。

　　孟志东等人的调查结果表明，目前云南契丹后裔约有15万人，主要分布在保山、临沧地区和德宏、大理、西双版纳等州，其中保山地区施甸县是契丹后裔最集中的聚居地。他们今天自报的民族很不一致，计有汉、布朗、彝、佤、德昂、基诺、傣、景颇等八个民族，同时他们一般又自称为“本人”或“本族”（意即本地土著民族）。

　　关于云南契丹后裔的来源，是首先需要做出解释的一个问题。根据《元史》卷一四九《耶律秃花传》、卷一五○《耶律阿海传》和《矩庵集》卷九《耶律濮国威愍公墓志铭》的记载，元世祖至元间，管军万户耶律忙古带率领一支契丹军队远征云南，后迁大理金齿等处宣慰使都元帅，长期驻守于云南。目前人们一致认为，今天滇西的契丹后裔便是这支契丹军队落籍云南的结果。

　　近年来对云南契丹后裔从各个角度进行的综合考察，基本上证实了其族源的真实性。调查者们主要提供了以下三个方面的证据。

　　（1）族谱资料等

　　云南契丹后裔保存着丰富的族谱资料，其中如《勐板蒋氏家谱》即明确记载他们的先世是契丹耶律氏。明代所修《施甸长官司族谱》，卷首有一幅青牛白马图，[19]并附诗一首，诗曰：“辽之先祖始炎帝，审吉契丹大辽皇；白马土河乘男到，青牛潢河驾女来。一世先祖木叶山，八部后代徙潢河；南征钦授位金马，北战皇封云朝臣。姓奉堂前名作姓，耶律始祖阿保机；金齿宣抚抚政史，石甸（即施甸）世袭长官司。……”这首诗明确叙述了施甸土司的族源以及他们与耶律忙古带的关系。

　　据族谱记载，大概在元明之际，云南契丹后裔改耶律为阿氏，据说是取自辽太祖阿保机名字的第一个字；后又先后改为莽氏、蒋氏。今天的滇西契丹后裔主要冠以阿、莽、蒋、杨、李、赵、郭、何、茶等姓氏。为了与其他民族相区别，他们以“阿莽蒋”、“阿莽杨”、“阿莽李”等等相称。座落在施甸县由旺镇木瓜榔村的蒋家宗祠，建于光绪年间，祠堂正门刻有一副楹联，上联为“耶律庭前千株树”，下联为“莽蒋祠内一堂春”。在一些蒋姓契丹后裔家中供设的祖宗牌位，均贴有“耶律庭前千株茂、阿莽蒋氏一堂春”的对联。这表明他们对契丹具有较强的民族认同感。

　　清末以迄民国，滇西地区存在契丹遗裔至少在当地似乎已是公认的事实。抗战期间，第11集团军某师长为龙陵蒋氏祠堂题写过一副楹联，上联是“溯族源出自古代契丹”，下联是“考姓氏却为耶律后裔”。又当时在云南省府供职的蒋宗旦，在视察龙陵时应邀题联，上联为“契丹古族汉化久”，下联为“岂知遗裔此间多”。[20]

　　（2）语言

　　孟志东、陈乃雄两位学者试图将云南契丹后裔的语言（本语）与被认为源出契丹的达斡尔族的语言以及蒙古语进行比较研究，以证实其中的契丹语遗存。孟志东在这方面独具优势，因为他是达斡尔族人，同时又懂蒙语。他的研究结果表明，虽然生活在坝区的本人语言汉化程度较高，但生活在山区的本人，其基本词汇与达斡尔语和蒙古语有某些相近成分。陈乃雄教授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根据他对1326个山区本语语词的分析结果，发现其中有一百多个词似乎与达斡尔语和蒙古语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21]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孟志东自己也承认，本语中与达斡尔语和蒙古语相似的那些词，一般也与布朗语相似，而布朗族是与云南契丹后裔长期杂居的一个主要民族，所以对这个问题的结论不可造次。与陈乃雄教授同赴施甸进行契丹后裔语言文字调查的蒙古族学者那顺乌日图提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意见，他认为对本语的比较研究还需要更加广泛和深入，所谓广泛，是指不仅把它同蒙古语族语言进行比较，还应同阿尔泰语系的其它语言进行比较，同当地各民族语言如布朗语、佤语、德昂语甚至当地汉语土语进行比较；所谓深入，就是不仅要对词汇进行比较，还应对有关各语言的语音、语法系统进行比较。[22]

　　（3）文字

　　1990至1992年，云南契丹后裔调查组从施甸等地明清时代的碑刻中发现了21个契丹小字，其中时间最晚的一方墓石立于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孟志东和杨毓骧分别对这些契丹小字做了考释。[23]闻讯前往考察的契丹小字研究专家陈乃雄教授认定这一发现是完全可靠的，并将施甸县长官司发现的阿苏鲁墓石上的两个契丹小字“穴”释读为“太守”或“有司”，正与阿苏鲁曾任长官司正长官的经历相吻合。[24]其后另一位契丹小字研究专家刘凤翥教授在为《云南契丹后裔研究》一书所作的序中也对这些契丹小字予以充分的肯定。过去人们普遍认为契丹小字的使用下限是在西辽，而出土的契丹小字碑刻时间最晚者为金代中期，出土地点则仅限于内蒙古、辽宁、河北等北方省区，所以此次在云南发现晚至十九世纪中叶的契丹小字，确实令研究者们兴奋不已，被认为是一个重大的发现。

　　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为了用人类遗传学的手段探索本人的族源，1994年1月，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郝露萍等三位学者会同云南省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调查了施甸县木老元乡哈寨村104名本人的四个红细胞血型系统分布，并将其基因频率与九个南方少数民族及包括达斡尔族在内的八个北方人群进行遗传距离和聚类分析。结果表明，“本人”与几个南方少数民族遗传距离较近，并最先聚合，而与几个北方少数民族及黑龙江汉族的遗传距离较远。但郝露萍等人认为，这个结果并不能否定本人源出于契丹，因为本人之间历来互不通婚，而只与当地其他民族婚媾，所以他们的契丹血统势必已经变得十分微弱。[25]这个解释是合乎情理的。由此我们可以断言，今天的云南契丹后裔从血统上来说早已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早已被南方民族所同化，有人说他们的体形还保留着北方民族的特征，与当地民族有显著区别等等，[26]大概是一种想当然的说法吧。

　　综观上述调查研究结果，我觉得有两个问题需要指出。

　　第一，施甸等地发现的契丹小字，被认为是确定云南契丹后裔族属的最有力证据，但实际上它却是最成问题的。据我初步研究的结果，这所谓的21个契丹小字，恐怕没有一个能够成立。

　　这些“契丹小字”最初是这样被发现的：调查者们将他们取得的碑铭拓片上凡是不认识或不理解的字都拿去与《契丹小字研究》[27]所列出的原字相对照，只要能够找到相似的字形，即被认定为契丹小字，然后对其字义加以附会解说。在已认定的21个“契丹小字”之外，还有3个不认识的字，因为在《契丹小字研究》一书中找不到相似的字形，才未作结论，但怀疑它们也是契丹小字。[28]

　　这21个“契丹小字”之所以被误认，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属于堪舆家言，因今人不理解而误认为契丹小字。如孟志东编号为①、②的“穴”，见于阿苏鲁墓石，石上共刻有以下三行文字：[29]

　　甲山庚向穴

　　皇清待赠 孝友和平 阿苏鲁千秋之 墓基

　　一世祖讳

　　道光癸卯年十二月初四 日蒋姓子孙重修

　　左侧第一行小字“甲山庚向穴”是用于标记此墓的形势格局的，龙（即山）、向、穴、砂、水是堪舆家所谓的地理五要素，穴指土中气脉凝聚处，“”是一个符号，用以表示此穴的形态。如果说“穴”是代表阿苏鲁官衔的契丹小字，怎么会附在“甲山庚向”之后呢？又如编号为③、④的“丙—”，见于施甸县长官司的一段残碑，左侧第一行为“卯龙入首甲山庚向丙— ”（以下残缺），这也是一句典型的堪舆家言，全句当为“卯龙入首甲山庚向丙□分金”（“丙”字后面应该是十二地支中的某一个字，而“—”则显然是一个残字），山、向只能表明大的方位，墓穴的具体朝向要用堪舆家的罗盘来确定，罗盘上的准确定位称为“分金”。《云南契丹后裔研究》附录的《蒋德昌墓志》中就有“用丁山癸向丙午分金名焉”这样的话。据我看来，在21个“契丹小字”中，大部分都与堪舆有关。

　　另外一种情况是因为不认识碑刻中的异体字而误认为契丹小字。如编号为⑧的“凢”，见于《保阿墓志》：“今合族公议，凢在族党嫡孙，悉皆后裔。”文中的“凢”即“凡”字的异体，梅膺祚《字汇》几部：“凡，俗作凢。”又如编号为⑥的“ ”，见于《蒋德昌墓志》：“苍龙入海，金羊 癸甲之灵。”“ ”即“收”字，此乃碑版中常见的异体字。这句话也是堪舆家言，清尹有本注《催官篇》卷四云：“右旋龙必自艮丑癸子壬亥逆行，俱属癸水，生卯旺亥库未，此金羊收癸甲之灵也。”[30]

　　总之，云南发现的所谓契丹小字均属误解。试想，在契丹文字已经消亡六七百年之后的十九世纪，在通篇用汉字写成的碑文中，怎么会夹杂一两个契丹字呢？这实在可以说是异想天开了。我准备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在此只举例说明如上。

　　第二，孟志东在《云南契丹后裔研究》一书中对云南契丹后裔的世系做了详细考证，将阿莽蒋一支的世系追溯至东丹王耶律倍和辽太祖耶律阿保机，这里面存在着不少纰漏。

　　根据现存的族谱和碑刻资料来看，阿莽蒋的谱系只能上溯到元末明初的阿苏鲁，而《元史》记载的忙古带后裔又只到其子火你赤为止，作者将阿苏鲁推定为火你赤之孙，即缺乏可信的依据。又据《元史》记载，忙古带曾祖耶律秃花金末降于蒙古，秃花父脱迭儿仕金为尚书奏事官，祖撒八儿为金桓州尹，而《辽史》、《金史》中有一位辽末曾使金议和的契丹人突迭，于是作者便毫无根据地认为秃花父脱迭儿就是突迭。试想，辽末金初的突迭怎么可能会是金末元初的秃花之父？更使人不解的是，辽金文献中对突迭的身世本无任何记载，而作者却无端地认定他是阿撒之子。让我们看看作者的推理过程：《金史·太宗纪》有这样一条记载：“天会九年，……和州回鹘执耶律大石之党撒八、迪里、突迭来献。”作者据此推论说，这里提到的撒八就是脱迭儿之父撒八儿，因为撒八、突迭既然同随耶律大石北走，必是父子；其次，撒八亦即耶律淳之子阿撒（奇怪的是，撒八和阿撒这两个人名怎么能划等号？），理由是耶律淳擅立遭到天祚帝斥责，故其子、孙随大石北走顺理成章。这段考证煞费周章，其目的无非是为了和阿撒之父、辽宗室耶律淳拉上关系。这样的考证不禁令人感到惊讶。

　　尽管从本人的血统中找不到与北方民族之间的亲缘关系，尽管可以肯定在云南发现的契丹小字纯属误解，尽管对阿莽蒋的世系考证不可信据，但我并不否认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今天的云南确实生活着一部分契丹人的后裔，他们的祖先是元朝南征的一支契丹军队。

白龙江武都县！ 1。位置和白龙江流域人口

11白龙江发源于甘南藏族自治州，甘肃省碌曲县与四川若尔盖县郎木寺，通过甘南州迭部县，舟曲县，陇南市宕昌县的交界处，武都县，文县，广元市，四川省，汇入嘉陵江，在甘肃省长3815公里的。甘肃省白龙江流域，北纬3260-3440，东经1030-10550流域面积？17,8463平方公里（白龙江流域包括定西地区岷县东南部分）的一部分。白龙江流域的主流流经土地为基础的，还包括主要支流流经的土地。主要支流流经的土地陇南市宕昌县，武都县洛塘，阿坝藏族自治州，四川省九寨沟县（原南坪县）。流域北部和东北部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定西地区岷县，陇南市礼县，西和县，成县，康县，与阿坝藏族自治州，四川省若尔盖县，九寨沟县接壤，南，平武，广元青川县关连。山峦起伏，河流的整个流域，上游的情况下，岷山山系，中游的情况下，秦岭，白龙江沿着开放的区域并不多，大部分地方既高且陡的山坡悬崖居民大多散落在山谷或半山坡上，交通不便，自然条件困难。出于这个原因，简单的民间方言具有某些特点。白龙江流域

12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全流域近130个乡镇，藏族乡占全国的1/6。 [1]根据局的统计，1999年甘肃省白龙江流域，总人口约120万人，约108万人的汉，藏约11万人，占总数的近1/10人口。有氐族，蒙古族，回族，但数量不多。

2。居民的来源和语言

21元代白龙江流域一直是主要的民族的羌，氐，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韩关行业进入盆地后，但数量非常小。明代，以巩固边境灌输“外国人”，政府开始了大规模迁移的中国汉族白龙江流域“项目。加上明，清两代军屯民屯，更重要的是流离失所的人高潮两次，汉族逐渐成为主要的分水岭居民流离失所者的战争在明朝和清朝几十年的高潮川蜀移民的大量涌入白龙江流域。第二流离失所者的高潮出现在陕西，甘肃辉清同治年间起义12年来，陕西大量涌入的移民的盆地。前者是因为明末清初，农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导致大量流离失所者。由于白龙江河山大沟深，森林茂密流急，经验不足的苛政和兵燹，从而吸引了大批流离失所者，特别是再加上地理因素的影响，四川，湖北流离失所者。陇南广泛流传着这样的祖先说，下一步的行动由四川金合欢树。徽县新志编纂的中华民国，西和县志“（徽县，西县是陇南武都县相邻）今天，看到一些家谱材料，以证明这些指控是真实的。徽县新志“移民”条载：几十年来，四川，湖北和湖南人开始来了，来，填海下降的行业，山上不再闲置田编译他们的家属说顾客[2]“，”西和县“设置指出：“清咸，山，陕商人县许多很长一段时间，土地和房子，因此，许多人归化和明末兵燹土著散居和其他人士，使叛乱贫瘠的人，他的省这项填海久住，4个乡现在已经追溯到产地，四川人的多数。 [3]“，这是清代中期后，陕西，山西流离失所者继续涌入该地区，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和陕西回民起义七十年代爆发的，在关中混乱，一个前所未有的损失，数以百万计的人口流离失所者安置到外国的土地。陕西省，在下跌的，有是一个人口众多的明，清时期的清同治元年（1862年）至同治10年（1874年）的陕西，甘肃回民起义失败在。作者：赵温麟如的历史，中国的人口[4]，在的陕西人口在1863年为12023672人每平方公里，60余人到1874年，每平方公里只有7756057人是40，减少了近5万元。白龙江流域，大量的记录文件，陕西，山西进入的区域。总之，白龙江流域的居民，主要来自四川，湖北，陕西，山西

22与主体密切相关的居民，白龙江流域的语言羌族和藏族。大型中国汉族移民的第一个好处留在白龙江流域，明，清以来，中国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语言。盆地中国的持续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川语”，可以想见，“中川语言的语言和方言的盆地在明末清初，无疑影响是非常大的。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为首的西南官话，中川语言，白龙江流域的优点方言。该盆地的原始藏族圆圈是比较拥挤较小。第二个层次是“关中，然后关的话，弥漫性休克，侵蚀四川方言盆地固有的优势，在中国的方言，中原普通话和西南官话的对抗，争夺，从而形成中原普通话为主流，明显的西南官话花的颜色现代白龙江中国方言的脸。

3。白龙江流域中国方言的中原官话，西南官话的语法

31比较方法。白龙河流域的位置，并在历史背景的居民，我们相信，在过渡方言所属的的中原普通话和在西南普通话中国方言的盆地。包含两个层面在这里，首先，在空间上的同步水平，历时尺寸的时间。这2方面如何向结合的语言？笔者试图白龙江流域中国方言的中原普通话的特点和在西南普通话的特点，每个具体表现从一个语言点来看，讨论，我们选择了反映中国方言语法概述白龙江流域点的15个方言，从上游到下游的迭部电尕镇（县城），洛大乡，高峰重叠乡，舟曲县，城关镇，当南昌县哈达铺镇宕昌镇马乡，武都县，里水镇，汉王镇，城关镇罗塘县临江乡，城关镇，碧山镇，庙乡。

然后到西安，成都，那么代表的西南官话，西安话，成都话的两个极点，一个比较白龙江流域的中国方言语法羲为代表的中原普通话“ ，成都方言语法比较的西安话和成都，那么，白龙江流域的语法特征与有关各方的统计数据做了点中原官话接近或接近西南官话的目的。白龙江中国方言语法材料在笔者调查的第一手材料。材料西安的话，主要来源于孙立新关中方言财说，“[5]，王Junhu西安方言词典”[6]，和黄播戎中国方言语法类的编辑器的“[7]西安话”一节。成都，然后将材料主要是基于张一舟，张清远，邓英树的“成都方言语法研究”[8]，梁德曼的“四川方言与普通话[9]，和”汉语方言语法类编“成都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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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第一进士周仪籍考

——兼论桂庄书院（紫阳书院）始末

阿旧 原创

按：周仪作为邵州历史有载的第一个进士，官至谏议大夫，因其早年苦读于扶夷江畔一石洞，生世颇有几分传奇色彩。周仪当年苦读之石室，一般认为在今邵阳县塘渡口书堂山，在清朝时当属武冈州塘田团内，故很多人以为周仪即今邵阳县塘田市镇人，实误。本文将从民间传说、周氏族谱、历史记载和遗迹、人物关系等多个角度，证明邵阳第一进士周仪其籍在今新宁县马头桥镇石洞村。

横空出世的进士周仪和宋三周及其后人周昉

肇庆七星岩石刻

周湛子周钦，（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进士，性刚毅，勇于为义，宣和初，因平武冈峒獠叛，以功擢武功大夫，德州刺史，后死于靖康之难。 紫阳周氏，由周仪起，三代三进士，时称“宋三周”。对于“宋三周”，《同治武冈州志·名臣传》甚至将之与唐之张九龄兄弟和宋之“三苏”相提并论：“殆与张曲江苏眉山颉颃矣。” 后又有周昉，族谱载为周仪第六代孙、周钦之曾孙,字晦叔（又字景玄、仲朗），生卒年不详。道光《宝庆府志·选举表》载其为“上舍第释褐”。宋太学“三舍法”把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等，外舍2000人，内舍300人，上舍100人。“上舍第释褐”，即上舍第出身直接授予官职。上舍第也等同于进士出身。周昉是证明其祖先周仪籍在今新宁县马头桥镇石洞村的关键人物。周仪籍武冈紫阳乡对于周仪确切籍贯，光绪《湖南通志》云其为邵阳人，“周仪，邵阳人，读书于武冈紫阳石室，后徙武冈，以原籍田庐分赡宗族——姓谱”。《宝庆府志》说周仪为“武冈人”，又对旧志说周仪为邵阳人做了解释，“仪以雍熙登第，（武冈）其时尚属邵州，故旧志皆作邵阳，政可两存也”。同治《武冈州志》之《名臣传》只说其“所居有紫阳山，山有石室”，紫阳山在紫阳乡，那么周仪应该就是武冈紫阳乡人。南宋《舆地纪胜》之《荆湖南路·武冈军·人物》有载：“周仪，紫阳人，登雍熙甲科。”《舆地纪胜》成书于南宋中期，和周仪时代较近，可信度高。紫阳，即紫阳乡，周仪为当时的武冈紫阳乡人，应当无误。 宋初武冈县属邵州，崇宁年间升武冈县，置武冈军，和邵州互不隶属。宋初武冈县直辖唯两乡，其西为儒林乡；其东即为紫阳乡，合龙管、龙江、永丰、长溪直至白仓而下，至塘渡口、白羊铺，北至今隆回三阁寺乡，绵延两百多里。今之隆回县三阁司乡，邵阳县之塘渡口、白仓镇、黄亭市镇、蔡桥乡、塘田市镇、金称市镇与新宁县之丰田乡、马头桥镇当时都属于紫阳乡。马头桥镇其时当属紫阳乡长溪里

有关周仪的本地民间流传

新宁县马头桥镇一带至今仍流传着有关周仪的传说。说周仪的先祖在武冈县紫阳乡长溪里三星团（实为山心团）一个叫三峒陇的山村（即今新宁县马头桥镇石洞村）居住，世代耕读为乐，幼时在家勤学苦读，日夜不倦，后又到离祖宅不远的扶夷江畔悬崖旁的一个石洞里潜心苦读，并在洞里遇仙翁点化，由此学业大进，后在宋太宗雍熙二年（公元985年）考中进士，官至谏议大夫。周仪做官昌言无忌，刚正不阿，生活清廉，又好施舍，退休后在其宅下叠修山心、石洞、马头三座石桥，今马头桥即以其所修之桥命名。

周氏族房谱

周氏族谱诚公坟山

周氏族谱紫阳书院图

据《周氏总族》，隆回县高平周氏始祖为周朝，字祥光，所谓“尚书公”，原住武冈紫阳乡石洞桥。 又查《湖南周氏源流》：“邵阳周氏， 始迁祖诚公，原籍江西泰和圳河江，其子玉喜于唐末卜居武冈紫阳乡州尾头，孙仪公。” 武冈《周氏合修族谱》又云，仪少有异禀，博学力行，自入石孔即“翠岩”，读书其中，与一老翁讲古道今，自后文思大进，登宋梁灏进士。后致仕，回家建石室书院讲学，门徒数百，湖南名士多受其学。周仪生活清廉，又好施舍，并在其宅下叠修山心、石洞、马头三座石桥，今马头桥即以其所修之一桥命名。关于周仪致仕归乡后在其宅下叠修山心、石洞、马头三座石桥的说法亦见于周仪后裔应森公支系房谱。

翠岩

因靖康之乱，陈与义“遂避乱襄汉，转湖湘，逾岭峤”，来到武冈紫阳山，有《书堂山石室铭并序》，序文里说到的周公谏议，“嘉祐名臣”当为周湛，因周仪为雍熙二年（985年）乙酉梁灏榜进士，而嘉祐元年为公元1056年，时间相差七十余年，设若周仪30岁中进士，而到嘉祐元年则已过百岁矣，又怎么可能为“嘉祐名臣”？周公谏议，周湛曾官迁“右谏议大夫”，可见在紫阳山石室读书的应是周湛。而周湛在紫阳山石室正是效仿其父周仪在马头桥坪山之翠岩石洞苦读的做法。

周敦颐与马头桥

周氏族谱载周仪致仕归乡后在其宅下叠修山心、石洞、马头三座石桥，这三座桥经过多次整修至今仍在。马头桥在三桥的最下游，族谱说，桥上书有“周氏垂建马头桥”字样，桥头有濂溪先生周敦颐撰写的马头桥记事碑。有人误以为这桥是周敦颐所修建，实误。查同治《武冈州志·艺文志》记载：“马头桥记碑：周濂溪撰在州溪南里，字漫漶莫能辨。”说明周敦颐只是为桥撰记事碑罢了。“溪南里”，下辖“架冲团”、“城头团”、“三心团”（三心团实应为山心团，因境内有山心寺得名，盖同音误传，“三”、“山”本地同音）和“油头团”。而其实，马头桥就在“三心团”内，当然州志说在溪南里也对。“周氏垂建马头桥”里的周氏当指周仪及其宗族后代。

山心、石洞、马头三座石桥

马头桥周氏宗祠大门

马头桥周氏宗祠对联一

马头桥周氏宗祠对联二

周仪致仕后在家乡建立石室书院，即紫阳书院的前身，后被其后周昉改为桂庄书院，桂庄书院遗址在今坪山小学内。

周敦颐一生致力于文教，每为官一地，首推兴教办学。度正《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邵之学在牙城之中，左狱右庾，卑陋弗称。先生始至，伏谒先圣祠下，起而怵然，乃度高明之地，迁于城之东南，逾月而成。”建成后，周敦颐又自撰《邵州新迁学释菜祝文》和《告颜子文》，以昭告先圣先师，“又属荆湖北路转运使孔延之作《邵州迁学记》”。周敦颐在邵州（今邵阳）兴教办学，将州学迁址重修，此亦即朱熹所说的周敦颐“迁尚书虞部员外郎通判永州，权发遣邵州事，新学校以教其人”。“新学校以教其人”，这是周敦颐在邵州的主要功绩。 周仪为雍熙二年（985年）乙酉梁灏榜进士，周敦颐生于1017年，两人年龄差距较大。笔者以为，两人在现实中有过交往的可能性不大。治平四年，即公元1067年，周敦颐来马头桥时，周仪应当已经过世了，不过石室书院还在。周仪和周敦颐同为周姓，又都是湖南人，周敦颐在知永州前的嘉祐六年通判虔州，而周仪子周湛亦曾知虔州，时间当在周敦颐任前，周仪作为前辈乡贤，周敦颐在未到邵州前即当有所耳闻。当周敦颐见到石室书院，见到周仪捐建的马头桥之桥头马头栩栩如生，心中之感慨和对前贤周仪的景仰之情是可以想见的，然后应周仪后人之请为马头桥记碑，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又马头桥镇南50里的新宁县城犁头湾石崖有周敦颐书“万古堤防”四字，有莲潭菴，为纪念周敦颐泛莲于此。清代周诰编有《濂溪志》，中有《周子遗事》，记载：“周子尝过新宁邑，至莲潭，见水深千尺，因镌‘万古堤防’四字于石崖。”又道光《宝庆府志》之“艺文略·金石”：“宋莲潭石刻，今存。在新宁治北夫夷江岸，石壁斗立，相传周子权邵州军时书‘万古堤防’四字镌于上。字画遒劲，水涸时可见。旧志云：末有‘古舂陵周某某题并书’九字，今不能识矣。……其曰莲潭者，亦以周子得名也。”那么，周敦颐到马头桥和到新宁城北犁头湾，当在同一段时间行程前后。周昉与桂庄及桂庄书院同治《武冈州志·文苑》载：“周昉，字晦叔，仪之后也。嘉定间登上舍第，官内史，尝于紫阳先世所居之地为桂庄书院，自称桂庄主人。”这一段记载非常明确，嘉定年间，周昉回祖籍隐居，可知他的先祖周仪就是宋紫阳乡三峒陇人（即今新宁县马头桥镇石洞村）。 《周氏合修族谱》有《昉公传》:“周昉字晦叔，望公之孙，道公之子。公天资不俗，禀性非凡。少时喜读书，好结友。慕朱熹之理学，绍仪公之高风。尝于紫阳先世所居之地，辟室为桂庄书院，自称为桂庄主人。” 同治《武冈州志·疆域志》之“三心团”有：“有白石水，有山心寺社仓，有宋周昉故里，有故桂庄书院，有周昉墓：在燕山菴左，有群玉林、清风峡：上有张声远、史弥宁、张同器、郑域磨崖题刻，俱见金石卷……”

山心寺社仓，在山心寺旁边。社仓，即义仓，清刘大櫆：“建社仓以备荒年，创书院以兴文教。”社仓是民办粮仓的一种，为南宋朱熹首创。 查州志金石卷，有：“桂庄大字（今存）。在州溪南里石洞村山心寺。嘉定七年周昉刻石‘桂庄’二字，行书，大径一尺强，后书‘新除湖南提刑张声远书’、‘嘉定甲戌中秋桂庄主人刻于崖次’二十六字，楷书，凡一行。”

有“史弥宁桂庄石刻”:“史弥宁桂庄石刻（今存）。史弥宁撰，嘉定八年刻石，前书诗二绝，右题‘周晦叔桂庄嘉定乙亥中和节友林居士四明史弥宁清叔父’二十六字,俱行书，凡十四行，字数不齐。” 有“盱江张同器寄题晦叔上舍桂庄石刻，今存。” 有“武冈军判官郑域题桂庄诗刻（今存）。” 有“群玉林”、“清风峡”：“今存。二刻均在山心团。” 湖南提刑张声远除题行书“桂庄”二字外，还留题八景，分别是：诗壑、翼然、清风峡、小蓬莱、群玉林、隐真岩、葛梅洞，“为历来金石家所遗表”。

武冈州志艺文志金石

紫阳书院八景之二

史弥宁题赋桂庄二首为：“结屋山垣得许奇，岩犀环拥读书帷。阿姮定与君家厚，留下西风几万枝。”和“家有留馥紫阳乡，洗石疏泉著桂庄。看到花时秋更好，放开冷袖贮天香。”

史弥宁又有七绝，题为《周晦叔所宅之左，一坡隐然而高，有竹万箇，架小轩于翠雾苍雪间，日弹琴读书其下，轩外鸣泉清驶，若与弦诵之声相答，爱其境胜，为赋一绝》：“竹根碧涧落寒声，竹外双溪抵镜明。满袖天风吟不彻，坡头直有放多清。” 张国器题桂庄诗：“蟾窟移根不记年，英材杰出以储贤，树因地胜常常茂，花到秋来得得传。已把诗书供灌溉，定寻泉石伴丝弦，曾看攀折从君始，尚愿云仍与接联。” 从以上诗歌和题刻可知桂庄秀美奇崛之山水和清幽风景，而桂庄之建制规模，亦可模拟得之。 张声远时为湖南提刑，史弥宁为武冈知军，郑域为武冈军通判，这些人和周昉交游，张声远更是远道而来，题刻吟诗于桂庄，可见周昉身份非同一般。《武冈州志》载周昉“官内史”，宋并无“内史”官职，隋朝确立三省六部制，三省为最高行政部门，指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其中中书省的长官叫内史令，唐以后改称中书令，相当于宰相。《周氏合修族谱》撰写有《昉公传》，说其曾“官兵部侍郎”。 桂庄书院在桂庄内，因依周仪读书之“翠岩”石洞，故原来又称石洞书院、石室书院（据族谱，周敦颐过马头桥，曾在石洞书院讲学，笔者以为，当时的石洞书院应该规模不大，可能称之为书舍或书堂更贴切些），周昉改为桂庄书院。周氏族谱云，周昉曾“讲学于斯”。族谱又云，“宝庆丙戌，史弥宁来知武冈，重建军学，补修紫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