汀州古城，位于福建长汀，地处武夷山脉南麓，南与广东省近邻，西与江西接壤，为闽粤赣三省的古道枢纽和边陲要冲，被称作 “福建西大门” 。

汀州古城，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世界客家首府，国家AAAA级景区，唐代福建著名的五大州之一。建于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年〕。1994年，被授予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称号，福建四大名城之一。被国际友人路易·艾黎誉为“中国最美丽的山城”，历史上为州郡路府所在地，是连线赣州、梅州的中心枢纽和商贸重镇，史称“阛阓繁阜,不减江浙中州”。被誉为八闽客家首府，2004年，中国烹饪协会授予长汀县“中国客家菜之乡”称号，荣膺“福建美食名城”。距长汀南站7公里，厦门高崎国际机场约2819公里；319国道、534国道，省道205贯穿全境，赣龙铁路、赣龙铁路复线穿境而过，交通便利快捷。

基本介绍 中文名称 ：汀州古城 外文名称 ：The Old Town of Tingchow 地理位置 ：福建西部 气候类型 ：中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 占地面积 ：3099平方公里 开放时间 ：全天 景点级别 ：AAAA级 门票价格 ：免费 著名景点 ：“观音挂珠”唐宋古城墙、天后宫、店头街、云骧阁、汀州试院等 火车站 ：长汀南站（普快、动车） 特色美食 ：白斩河田鸡、麒麟脱胎等 电话区号 ：0597 车牌代码 ：闽F 适宜游玩季节 ：四季皆宜、避暑胜地 建议游玩时长 ：3天 历史名人 ：马驯、杨成武、陈鼓应、北村等 方    言 ：客家语—汀州片 人口 ：52万（2011） 汀州设定,州名由来,首任郡守,历史沿革,历史组成,汀州文化,史料记载, 汀州设定 闽西是一块历史悠久、文化积淀厚重的土地。它是福建三大江——闽江、九龙江、汀江的发源地。这里曾经是远古时代“古闽人”的生息之地。史载是“闽越人”的祖籍地和“南海国”的都城所在地及其中心区域。 三国时属吴建安郡。但闽西尚未有独立的行政建制。自秦设立闽中郡以来的500年间，闽地在缓慢发展，但开发主要在闽北、闽东。这一点，可从东吴建安郡所辖10县有9县在闽北、闽东得到证明。到了西晋，闽南、闽西终于得到开发。西晋太康三年（282年）置新罗县，是当时闽地十八县之一，也是闽西历史上第一个县级建置。“ 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始开福、抚二州山洞置汀州” （《临汀志》）。《福建通志·地理·汀州》载：唐开元二十一年，福州长史唐循忠于潮州北、虔州东、福州西光龙洞检责得诸州避役百姓共三千余户，上表朝廷，建议置州。三年后，汀州建置完成，取长汀溪名之，是为汀州，这是闽西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州。闽西置州是在唐王朝的鼎盛时期，史称“开元盛世”。为了增加国家的收入，打击强占土地、隐瞒不报的豪强，唐玄宗李隆基发动了一场检田括户运动。他将劝农使和劝农判官分派到各地去检查隐瞒的土地和包庇的农户。然后把检查出来的土地一律没收，同时把这些土地分给农民耕种。对于隐瞒的农户也进行登记。汀州就是在此背景下设定的。 汀江源龙门 唐大历十二年（777年），由于龙巖县与汀州没有水路相通，而北溪与漳州却有“从郡往来所便”，于是龙巖县改隶漳州。从西晋起与汀州属同一行政区近500年的龙巖，逐步融入闽南民系，闽南文化圈，从此闽西便由汀、漳二州分治。 州名由来 州名为何选用汀州？这里有两种说法。一是字形说：就是说州城的河流朝南方，《临汀志》“南、丁位也。以水合丁，于文为汀。”“州以汀名，盖因南流入海，取以水合汀之意”。”《福建通志·地理·汀州》“或谓天下之水皆东，惟汀水独南，南，丁位也，以水合丁为汀，故名”。还有一种字义说。旧图经云：“水际平沙曰汀。汀是水边的平地，长汀村就是长形水边平地上的村庄。州城设于长汀村，所以称汀州。 首任郡守 《临汀志》：元自虚，唐开元中为刺史（《太平广记》所载）；刺史樊晃为第二任。《汀州府志》刺史排序为：樊晃(天宝中任)、陈剑、元自虚。《龙巖地区志》以樊晃为第一任郡守。 樊晃，唐诗人。玄宗开元时登进士第。玄宗天宝中，为汀州刺史。诗律清奇，文辞丰赡，有诗名于当时。 元自虚，是唐朝著名诗人张籍的朋友，原为京官，元和年间贬职汀州任刺史。元自虚赴任时，时任水部员外郎的张籍为之饯别并赋诗《送汀州元使君》。诗云： 曾成赵北归朝计，因拜王门最好官。为郡暂辞双凤阙，全家远过九龙滩。 山乡只有输蕉户，水镇应多养鸭栏。地僻寻常来客少，剌桐花发共谁看？ 九龙滩，系福建闽江支流燕江的河滩名，在清流境内，为溪水最险处，《临汀志》称“纲船过者，必遵陆空舟而行”。自北来汀的官员，一般由闽北入闽至延平（今南平），然后经由沙县坐船，溯沙溪和燕江，过九龙滩，到今清流县上岸，再陆行转赴汀州。 无论是唐诗人樊晃，还是唐朝著名诗人张籍的朋友元自虚，他们的到任都使蛮荒之地、建置未久的汀州步入煌煌唐诗之列，这是汀州之幸事。 历史沿革 历史组成 在明清时称汀州府，长汀、连城、宁化、清流、归化、上杭、武平、永定八县属之。 唐置汀州时，以抚州、福州开山峒置州。所以江西临川、吉安、赣州、粤北以东、福建延平以西、龙巖以北、建宁、邵武以南的地区故称汀州；为此不限于长汀等八县地也。 古城墙 长汀：位于福建西部汀江上游，是国务院颁布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晋代置新罗县于长汀初辖境相当于唐之汀州，故从盛唐到清末均是州、路、府的治所，亦是客家人主要聚居地和发祥地之一，有“客家大本营”和“客家首府”之称。悠久的历史给长汀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如巍峨耸立的唐代城楼三元阁、唐代大历四年（公元769年）修建的古城墙、独特罕见的唐宋“双阴塔”、古井；还有革命遗址：福建省苏维埃 旧址、中央红军医院旧址福音医院、周恩来旧居——中华基督教堂和 旧居——水东街204号。所有这些，足以使人领略汀州古城的历史风采，被国际友人路易·艾黎誉为“中国两个最美丽的山城之一”。 汀州文化 汀，水边之平地也，汀州，水草绿茵之地，寓意丰华茂盛。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誉满全球，汀州文化乃中华文化重中之重，浙西南山区沟壑纵横、山重水阻，汀州人远离市嚣，绿色的摇篮依然传承古中原的千年文明。 汀州客家母亲 汀州人大部分是客家人。客家人，一个具有显著特征的汉族民系，也是汉族在世界上分布范围广阔、影响深远的民系。先世居黄河流域，浙江省云和县黄氏仍然沿用“江夏郡”（湖北江夏县）堂号。西晋末年、唐代后期，他们因战乱大批南下。12世纪70年代，南宋灭亡，又迁至赣、闽、粤等地，并有远渡南洋，飘洋过海，踏上了欧美大地。在这场绵延千年、波澜壮阔的大迁移中，大批先民迁入福建汀州定居。明末清初，浙西南山区处州，由于长期战乱人口大量减少，当地官府到“地窄人稠”、“生齿日繁”的闽汀州府各县招徕大批乡民前来开山植靛（染料），“靛青山”村名在云和留用自今。康熙至乾隆年间，长汀、上杭、宁化等县贫困农民掀起了移民浙西南山区的大潮，尔后，移民并非为植靛，多为开创基业。 至乾隆四十一年，浙南山区的汀州人及其后裔大约有23万，浙西山区则有近10万人，在云和、遂昌、宣平、汤溪等县，他们的人口接近或超过了本地人口，形成了人口重建。至今在丽水市的遂昌、云和、松阳、龙泉等县还有众多乡民操汀州口音，称为“汀州腔”，至今仍保留汀州风俗。据人口普查资料，现丽水市约有“汀州人”数十万之众，30多个姓氏，分布较广，以紧水滩库区大源、赤石、库北及朱村一带居多，原龙泉溪北岸的牛头山周围一带尤为集中。估计国内“汀州人”总数在丽水语系人数的10倍以上。 数百年前，闽西移民在浙南山区再造了一个汀州。闽“汀州府”早已解体，然而千里之外浙江，人们依然执著呼唤著“汀州人”那温馨而亲切的名字。汉语方言之一的“汀州腔”，依然保留较多古汉语音韵。 汀州文化有其区别于处州本土文化的显著特征。 有着更加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承。云和县建于明景泰三年（1452），距今仅500余年，而汀州人能从唐、宋开始持续本身文化。有史可查，云和黄氏在唐季昭宗（888）时，就有峭山公官为“奎章内阁郎”，以文字记录当年的文化和传统，并延续至今。大南山村清光绪三十年《五桂堂涂氏家谱》记载：南宋武宗丁未年（1302），六郎公偕三子臻游寓于长汀福寿坊，后光桂公迁浙江处州龙门大南山定居,世祖皆通韵律。其独特的汀州风情唢呐一直传承至今。 有着博大的中原文化传承。畲族是中国的少数民族，生活传统主要集中在服装、灶台、山歌等文化，相对较为“小气”。而汀州人群体庞大，传统文化的气势宏伟博大，品位较高，如功名文化、宗祠文化、婚嫁文化、祭祀文化等。云和《黄氏宗谱》记载：“宋徽宗辛丑科，有三兄弟，状元辅彦、榜眼辅平、探花辅正共登科甲，宋太平八年（984）黄氏共登进士十九名。”有朝臣赞诗，足见其壮观：“黄河曾现几番清，未见人间有此荣，千里朱幡迎五马，一门黄榜点三名，奎星昨夜朝金阙，皂盖今朝拥帝京，胜似状元前榜眼，探花俱是弟和兄。”汀州宗祠文化有着“博大”的显著特点，位于上杭稔田镇石牌村的黄氏宗祠，为云和黄氏之祖，虽隔千山万水，从康熙年至今，时常有黄氏代表人前往祭祖，那里每年的祭祀日，规模宏大，可达20万元人。在云和南洞黄氏宗祠，2007年清醮大祭时，30余桌宗亲一同拜祭。汀州风情唢呐曲牌中，“将军令”、“杀牲调”等曲牌，明显保留了中原艺术的特点，高亢壮烈。 汀州文化显著的优点，不仅激励了汀州人本身的创业创新，而且深远地影响了处州本土居民的文化习俗，其别具风格的民俗文化和勤劳质朴的创业精神，已经成为处州一笔宝贵的人文财富。正是：岸芷汀兰瓯江水，披星戴月异乡人，悠悠琴韵留千古，赫赫丰碑勒忠魂。 史料记载 汀州，临汀。下。元和户二千六百一十八。乡一十一。 开元二十一年，福州长史唐循忠于潮州北、广州东、福州西光龙洞，检责得诸州避役百姓共三千于户，奏置州，因长汀溪以为名。 州境：八到：西北至上都取建州路六千二百九十五里。西北至东都五千三百三十五里。东北至福州水陆相兼屈曲一千三百六十里。东北至建州水陆相兼一千五百里。 东南至漳州九百里。正南微西至潮州一千三百五十里。西至虔州水陆相兼一千二百里。 贡、赋：开元贡：蜡，偃鼠皮。 管县三：长汀，沙，宁化。 长汀县，中下。郭下。白石溪水，在县南二百步，下流入潮州界。 沙县，中下。西南至州一百八十里。本宋守置，属建安郡。隋开皇十六年废，武德四年又置，属建州，开元二十三年割属汀州，因沙丘以为名。 溪水，自县西来，经县郭东北流入建安溪。 宁化县，中下。西南至州六百里。本沙县地，开元二十二年开山洞置。县西与虔化县接。 玄武山，在县北五里。 汀州,水中的洲渚 汀，水边的平地。 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洲。——李商隐《安定城楼》 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州。——许浑《咸阳城东楼》

袁世凯，字慰庭（又作慰廷或慰亭），别号容庵，因其为河南项城人，故又称袁项城。生于咸丰九年（1859）八月二十日。他五短身材，颈粗腿短，走路正八字步，民间传说他是“西山十戾”中的“癞蛤蟆”投胎转世。袁世凯年轻时科场失意，22岁弃文从军。曾随军东渡朝鲜平叛。甲午战争后，被李鸿章举荐到小站编练新军，掌握了一支7000多人的武装力量。从此，逐渐为清廷所倚重袁世凯是清末政治舞台上一个纵横捭（bǎi）阖的重要人物，从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晚清新政到辛亥革命，都与其有密切联系。长期以来，袁世凯一直被冠以“窃国大盗”、“寡廉鲜耻的卖国贼”、“嗜血成性的专制暴君”等恶名。

袁世凯有1妻9妾。元配于氏，是河南一个财主的女儿，不识字，也不大懂得旧礼节，袁世凯不喜欢她，生了长子袁克定后，就不再与她同居，只把她作为主妇看待。到袁世凯接任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后，场面大了，这位元配夫人就更加不能胜任“第一夫人”这一角色了。有一次新年袁世凯接见各国公使，第一夫人自然要陪同接见。忽有某国公使走到这位夫人面前，要和她行握手礼，她当时不明所以，大为惊慌，她“嗯”地一声，把双手藏到背后去了，弄得那位公使十分尴尬。从此，袁世凯嫌她上不得台盘，只把她作为一个牌位看待。

大姨太太沈氏，是苏州名妓。据说在袁世凯落魄的时候，沈氏资助袁世凯去猎取功名，并备酒送行，袁矢志决不相负，二人颇有点玉堂春与王三公子的味道。袁发迹后，果然娶沈氏为姨太太。因为“第一夫人”于氏懦弱无能，上不得台盘，袁便把沈氏作为“太太”看待，在一些外交场合中，沈氏也常以太大身份出现。袁还让她管家，并让儿女们称沈氏为“亲妈”（沈未生子女），可见袁对她宠爱的程度了。

二姨太太李氏，朝鲜人。清朝末年袁世凯任驻朝商务代表时，娶朝鲜王妃的妹妹金氏为妾。金氏嫁袁时，带了两个陪嫁的姑娘，即李氏和吴氏。袁世凯娶妾是多多益善，就把这3个姑娘（即金氏、李氏、吴氏）一并收纳作为姨太太，并且按3人年龄大小，排定李氏为二姨太太，金氏为三姨太太，吴氏为四姨大太。李氏由陪嫁“厂头升为姨太太后，给袁世凯生了6个儿女，即长女伯祯（成年后嫁与清两江总督张人骏的儿子）、五子克权（娶清两江总督端方的女儿为妻）、七子克齐（娶民国总理孙宝琦的女儿为妻）、十子克坚（娶民国陕西督军陆建章的女儿为妻）、十二子克度（娶富商罗云章之女为妻）。六女籙祯（嫁民国总理孙宝琦的儿子）。

三姨太太金氏。她本是朝鲜王族，原以为嫁给袁世凯作“正室”，没想到过门以后，她和自己陪嫁的两个丫头都做了袁的姨太太，所以整天郁郁寡欢。她为袁世凯生了5个儿女：次子克文、三子克良、三女叔祯、八女（早亡）、十女思祯。

四姨太太吴氏。朝鲜王族金氏陪嫁的两个”丫头之一吴氏，本只是跟着姑娘当丫头，没想到被袁世凯提拔为姨太太，与姑娘并列，后来袁世凯称帝时还差一点没被封为妃嫔，她真是有点受宠若惊了。她为袁世凯生了4个儿女，即四子克端、次女仲祯（嫁给了两江总督端方的侄于）、四女（早亡）、七女复祯。吴氏死得较早，袁世凯当时还任直隶总督，吴氏害“月子病”而死。

五姨太太杨氏。袁世凯在他的一妻九妾中最宠爱的是大姨太太和五姨太太。大姨太大沈氏是袁世凯落魄时的知己，沈氏“慧眼识英雄”，所以袁世凯矢志不忘。五姨太太之所以被袁世凯格外垂青，与大姨太太沈氏不同，她既不以美色见长，也不是袁的风尘知己，袁世凯赏识她的是她管家的才能。她心灵口巧，遇事有决断，袁世凯不仅让她管理生活上的一切，还让她管理袁府整个家务，各房的佣人和”丫头，袁世凯的众多儿女，以及六、八、九3个姨太太，都得服从她的约束。因此，全家上上下下都对她既敬且畏。她是袁府的王熙凤。她为袁世凯生了6个儿女：六子克桓、八子克轸、九子克久、十一子克安、五女季祯、十五女（早亡）、九子克久（娶民国黎元洪的女儿为妻），解放后在天津工作。

六姨太太叶氏。她本是南京钓鱼巷的妓女，嫁给袁世凯纯粹是“误会”。原来本世纪初袁做直隶总督时，派其次子袁克文到南京办事，袁克文在钓鱼巷认识了妓女叶氏，两人一见倾心，互订嫁娶盟约，叶氏并将其玉照赠袁。克文回去向父亲磕头复命时，一不小心叶**的照片从口袋中滑了出来，掉在地上，袁世凯指地连声问：“是什么？那是什么？”袁克文不敢向父亲谈自己的儿女私情，情急智生，他说：“在南京给父亲物色了一个好看的姑娘，所以带回来这张照片，看父亲是否喜欢？”袁接过照片一看，果然很美，连声说：“好！好！”，于是派人去南京马上将叶氏接了回来。洞房花烛之时，她才发现她风度翩翩的意中人竟变成了一个五短身材鬓发斑白的半老头子。而袁二公于后来也只能对叶**“望洋兴叹”了！六姨太太生了5个子女：十四子克捷、十七子克友、九女福祯、十一女奇祯、十二女瑞祯。

七姨太太张氏。她是河南人，没有生过子女，按照袁家的规矩，她不能被称为姨太太，也不能享受姨太大的待遇，只能被称为“姑娘”；可是因为袁世凯喜欢她，所以也享受姨太太 的待遇，并被称为姨太太。清末她随袁世凯到河南小住，因她与花匠谈情被袁撞见，袁逼令其服毒自杀。但袁家也有人说，她是因病不治而死的。

八姨太太郭氏。她原是苏州妓女，是袁世凯做军机大臣时别人从苏州买来敬献的。她生有3个子女：十三子克相、十五子克和、十四女怙祯。怙祯嫁给了民国总统曹锟的儿子，后离婚去了美国。

九姨太太刘氏。她是袁世凯最后一个、也是最小的一个姨太太，娶她时袁世凯已50多岁，而她却正当妙龄。她原是五姨太太杨氏的小丫头，成年后为袁“临幸”，因而被收为袁世凯的第九名姨太太。九姨太太生了一子一女，儿子克藩排行十六，早死；女儿仪祯排行十三，续五姨太的女儿季祯嫁苏州陆状元家。

以上所述是袁世凯1妻9妾的情况，一妻九妾共生了17个儿子、15个女儿； 17个儿子又为袁世凯生了22个孙子、25个孙女，儿孙总和达79人。逐一记述太繁琐，今特择其主要者、著名者略述之。

袁克定 首先要记述的自然是袁世凯的第一个儿子袁克定，因为他险些当了“太子”、嗣君”、继袁世凯当了“中华帝国”的皇帝，如果袁世凯不被打倒的话。当清帝退位时，他甚至向袁世凯建议：清朝作恶多端的王公一律处死，末代皇帝傅仪流放黑龙江。如果袁世凯采纳了他的建议，溥仪也不会第二次（1917年张勋复辟）、第三次（“满洲国”的皇帝）当皇帝了。可见在一定程度上他是对中国历史有些影响的。

袁克定是袁世凯的第一个妻子于氏所生，是袁的长子。他曾到德国留学，通晓德语和英语。袁世凯在朝鲜，在济南，在天津，在北京做官，他都随任在侧，所以他对旧官场的事情非常熟悉。他不抽烟、不喝酒，循规蹈矩，道貌岸然，一副正人君子的派头。因为他是长子，而长子一般要继父位的，所以他极力撺掇袁世凯做皇帝，他不但替袁拉拢各路军阀封建遗老，甚至印假版的《顺天时报》，从舆论上来欺骗袁世凯，伪称全国人民都拥护袁世凯改元称帝。可是因为他骑马摔坏了腿，成了跛子，所以袁世凯曾流露出要在次子克文、五子克权2人中择一而立为“太子”的意思。袁克定听到这消息后愤愤地说：“如果父亲要立二弟，我就把二弟杀了！”当然，由于袁世凯只做了83天皇帝便被国人轰了下去，袁克定的皇帝梦也就难圆了。

袁克定早年娶湖南巡抚吴大幑的女儿吴本娴为妻，袁克定属虎，吴本娴属龙，按旧时说法是相克的，可袁世凯为了攀附，也就不斤斤计较这些。可是袁世凯却并不是真的不计较，按迷信说法，只有找一个属鸡的姑娘来“牵一牵”，才能破解，化凶为吉。于是吴**过门还不到一个月，袁克定便又找了一个叫马彩云的唱戏的做姨太太，随后又娶了第二个姨太太。他不但像他父亲一样爱娶姨太太，而且好“男宠”，当时这些被玩弄的青年男子叫做“相公”，天津当时就有男性妓院，俗称“相公窑子”，用现在洋人时髦说法，即所谓“同性恋”。所以袁克定在北京、在天津都有一些公馆，这些公馆便是他的金屋藏娇处：既有女宠，也有男宠。正由于他如此花天酒地荒*无度，所以袁世凯分给他的一些遗产（光是现金就有40万大洋）不多年便让他挥霍净尽。到了晚年，新中国建立，袁克定已是家徒四壁，两袖清风，不得不靠政府的救济来打发贫困的岁月。1958年他80岁时终于潦倒而死。

袁克定有1子2女，子家融，女家锦、家弟。

家融是袁克定的独生子，袁世凯的嫡长孙，生于1904年，袁世凯死去那年，家融已经12岁了。1920年，家融赴美留学，先上中学，后又在美国上大学，学习地质勘探。1930年回国后在开滦煤矿任工程师，以后在北大、师大等校教书。1964年退休后定居北京。

袁克文

袁克文是袁世凯的三姨太朝鲜人金氏所生，因为大姨太未生子女，所以克文从小便被过继给大姨太收养。大姨太对这个儿子十分疼爱，他提出任何要求都会得到满足。

袁克文自幼聪明过人，据说他有“过目不忘”的本领，所以尽管他像呆霸王薛蟠那样不好好读书，可他作诗、填词、写文章却件件皆精，写的字也风流潇洒。因此袁世凯对他有些偏爱，甚至一度想立他为“太子”。大姨大的骄纵，袁世凯的偏爱，造就了袁克文的挥霍、任性、骄奢的花花公子性格，吃、喝、嫖、赌、抽（鸦片）样样都干。他还花钱加入“青帮”，当上了“大字辈”的“老头子”。除元配妻子刘梅真外，他还娶了5个姨太太，她们是：情韵楼、小桃红、唐志君、于佩文、亚仙。没有名分或“一度春风”的情妇那就更多了，据知情人讲有七八十个。

袁克文除擅长书法、作诗、填词、写文章外，还爱唱昆曲，小生，丑都扮演得很好，他的拿手好戏是《长生殿》、《游园惊梦》。袁世凯死后，他没了管束，开始“票戏”，即当票友。有一年，他在北京新民大戏院与陈德林合演《游园惊梦》，他大哥袁克定（袁世凯死后袁克定成了“家长”）知道了，认为他这种当“戏子”的行为“玷辱家风”，于是便通知北京警察总监薛松坪，要薛把他抓起来。薛不便推托，可又觉得这是他们袁家的“内部矛盾”，便去找袁克文，如此这般把“令兄的意思”一谈。袁克文笑着说：“明天还有一场，唱完了，我就不唱了！”票友借台唱戏是要自备费用的，袁克文唱这两场戏，据说他花费了三四千银元。

因为袁克文花钱如流水，所以他从他父亲那里分得的十几万银元的遗产，很快就用光了，可他又放不下架子来，因此不得不靠卖字、卖文来维持生活。据说他的字写得很好，三杯酒下肚，写起字来纵横驰骋，豪情奔放，大有苏东坡之风。山东督办“狗肉将军”张宗昌请他写了一幅中堂，价码是1000元银洋。求他写字的人之所以这样多，有人说这是因为他的字写得的确好；但也有人说，这是因为他是袁皇帝的儿子。

1931年袁克文死在天津，才40多岁。家里为他办不起丧事，还是他“帮”里的徒子徒孙凑钱帮他办的。出殡时，“帮”里的人，以及天津的和尚、道士、尼姑、喇嘛，都来送葬，甚至有些妓女也扎了白头绳前来哭奠。

袁克文有4子3女，孙家嘏、家彰，家骝、家骥，女家华、家宜、家藏，皆为知识分子。其中家彰、家骝留学美国，皆学有所成，且均加入美籍并定居。家骝1973年曾偕其夫人原子物理学家吴健雄访华，周总理接见了他们，并对袁家骝说：“你们袁家的人一代比一代进步了

方姓在当今中国姓氏中排名第六十二，在台湾排名第五十三位。方姓的起源有两种。一是炎帝的后代，炎帝的第九世孙方雷，因为帮助黄帝讨伐蛮尤有功，被封于方山，后代就以方为姓。方姓的另外一个起源是出自姬姓。周宣王时期，大臣方叔领兵平定南蛮，被封于方，因为方叔姓姬，名寰，字方叔，后代就以他的字作为姓氏，也姓方。 发展和演变：方姓还有其他一些来源。如，泉州人翁乾度有六个儿子，分别姓洪，江，翁，方，龚，汪，这就是『六桂堂』之由来。方姓人早期主要在发源地河南发展，后来逐渐向四周扩展。唐代，河南方姓开始有人进入福建，广东，并在清朝初期移居台湾。方姓的主要聚居地有：河南，泉州，固始，九江，莆田，漳州，青州，河东等。

方姓 源流编辑本段回目录

方（Fāng）姓源出有五：

1、出自姬姓，为黄帝神农氏裔孙雷之后，以封邑名为氏。据《风俗通义》及《世本》等所载，相传上古黄帝神农氏之裔孙雷，封于方山（今河南省中北部，西起洛阳龙门，东至密县东境，绵延于伊川、偃师、巩义、登封、荥阳、密县境内的嵩山），后人以封邑为姓，称为方氏。因方雷氏在上古黄帝时“以功封方山”，黄帝的基地主要在河南，所以，应该说方氏起源于河南嵩山一带。

2、出自姬姓，为西周后期周宣王时大夫姬方叔之后，以祖字为氏。据《元和姓纂》及《通志·氏族略》等所载，西周后期宣王时，有大夫姬方叔，在征伐淮夷、猃狁，特别是平息南方荆蛮的叛乱中居功至伟，周宣王封方叔于洛（今河南省洛阳市），其子孙以祖字为姓，称为方氏，史称方姓正宗。

3、出自方雷氏及方相氏，为神农氏第8代孙帝榆罔子雷之后，以地名为氏。传说神农有后裔开始得雷姓。传至8代孙帝榆罔之子雷，黄帝伐蚩尤时，因功被封于方山（大致为今河南省叶县南），其后子孙有以地名为氏姓方。又有方相氏，黄帝时嫫母之后。亦为河南省方氏（疑与上“1”款姓源相同）。

4、出自姬姓，为宋初福建省泉州人翁乾度之后所分。据《元和姓纂》所载，宋初有福建省泉州人翁乾度（姬姓后裔），生有六子，皆进士。分姓洪、江、翁、方、龚、汪六姓，其中第四子分姓方，其子孙也姓方。

5、出自其他小数民族有方姓。如现今的满、蒙、傣、回、土家、朝鲜、台湾土著、壮等民族均有此姓。得姓始祖：姬方雷。炎帝神农氏第九代孙。黄帝伐蚩尤时，双方激战于涿鹿，雷奋勇杀敌，将生死置之度外，佐黄帝剿除蚩尤立下大功。战争胜利后，黄帝论功行赏，雷被封于方山（今陕西省陇县）。夏代时，其部落迁至今河南叶县南、方城县东北一带，其后子孙有以封邑为氏者，称方姓，他们尊姬方雷为方姓的得姓始祖。

方姓 概述编辑本段回目录

方氏始祖—方雷方氏至今有近4700年的悠久历史。神农炎帝十一世孙即八代帝榆罔长子曰雷，黄帝伐蚩尤时，雷因功被封于方山（今为河南省禹州市），雷受封于方山后，称方雷氏，子孙以地为氏,分为雷姓和方姓,到了西周宣王时，方雷子孙中有一位叫方叔的将军，智勇过人。奉命南征，平定过荆蛮的叛乱，为周室的中兴立下了大功。因此，后世不少方姓宗谱采用了“周大夫方叔之后”之说。方氏在西晋太康五年（公元284）时就承诏定谱，《方氏血脉谱》早在东晋成帝咸康二年（公元336）就被御批为“名家盛典”，并敕谕方氏子孙，“世代藏传，永久勿失”。《歙淳方氏柳山真应庙会宗统谱》中记载：“歙之方，自河南之固始，无别出也。江南、闽广之方，俱自歙之东乡，无别出也。歙之东乡，则今淳安也。方之在徽歙者，皆出淳安，谱牒甚明。苐各派繁衍，昭穆难序耳，世祖黟侯之墓与庙在淳者，子孙世守之。在歙者，惟柳亭山一庙，郡志载焉”。宋代安徽宣城有一支方姓改成邝姓广东及海外许多地方都建有“雷方邝”溯源堂组织，方、雷、邝三姓“源同一脉，衍以三宗”。

方姓 迁徙编辑本段回目录

西汉末，丹阳县令方紘因王莽篡权，为避乱，从河南迁居安徽歙县东乡(今为浙江淳安)，成为徽严二州,乃至所有的江南方氏之共祖。纮二传为储, 其后代繁衍于严、婺、越、九江、滁阳、莆田、徽、宣、池、秀、湖、常。储有三子，其长子仪之后，迁湖、常、鄞、滁、仁和、南海、莆田、兴化、九江，以莆田最盛。其次子觌、季子洪之后流布亦广。 汉唐间居住于歙东乡及浙江省交通便利处的方氏，主要是觌与洪的后代。方氏为名门望族,徽州八大姓之一, 方姓在歙县为第3大姓, 淳安为第1大姓汉唐间方氏封侯伯以上者有31人直至近代。

方姓

最早迁福建莆田的方姓为唐时方叔达官泉州，后居莆田方山,后裔称“方山方”。晚唐另一支迁莆方姓为古歙人方廷范官长乐,被封金紫光禄大夫生7子， 其中6子皆仕，时称“六桂联芳”，尊方廷范为“六桂之父”。后裔“金紫六桂方氏”。该支方氏的一些外迁支派以“六桂堂”为堂号。

宋明时期， 莆田方氏科举盛况空前，科甲人物竞达360(进士和举人)多人，两宋方氏有28对父子、26对兄弟中进士，进士多达132人居莆田诸姓之冠。

桐城（今为桐城和枞阳）方氏为第一大姓，主要有三大支， 曰“桂林方”，“鲁谷共方”即“猎户方” 和“会宫方”。桐城方家以古文名世，代有才人，文风衍长，几百年不衰，为我国明代中叶以来，学术文化与道德上，历史贡献最著之家族。桐城方氏把方氏诗礼文化传统发扬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为方氏扬名立世作出巨大的贡献， 直到当代。

1、人口数据

历史上，方姓以河南为发源地，以古徽洲为中心向四周扩展，是典型的南方大姓，人口重心在东南省份，其中安徽、 浙江、 江西、江苏、河南最多，次为福建、两湖、两广、云南、 四川、台湾、海南、上海、北京、天津、陕西、 东北、山东等等。人口最多的县市为广东惠来县，人口达17万多（17%），其它人口较多的聚居县市为福建云霄县，莆田县，浙江淳安县，桐庐县，安徽桐城市，枞阳县，歙县，湖南平江市，广东普宁市等等。

韩国温阳方氏为唐代从中原河南迁过去的，人口10多万，始迁租方智明代方孝孺拒绝为篡位的朱棣草拟即位诏书，被暴君诛杀10族，被害人数达八百多人。株连流放的族人也高达万人这是方氏历史上最大的灾难许多方姓人因而流落全国各地。也有不少逃离魔掌的族人改为他姓， 如六，何，才，张，施, 旋， 余，汪等等。方姓在宋代列为第35位大姓，人口约45万；占全国059。 元朝列为第28位大姓；明代为49位，人口约44万。占全国047。最新统计当代方姓人口排全国第63位。 占全国036。

2、名人数据

方姓历史上方姓名人精英辈出。宋状元文天祥序方氏族谱中赞曰：“方氏之显于周，汉以达我朝，声光显赫，流泽及后者，何其盛哉！” 到了明清二朝，以桐城方氏为代表的方氏诗礼世家更是使方氏的声誉达到了鼎盛。

《中国人名大辞典》收入了方姓历代名人242名，占名人总数的053，列第三十八位；著名文学家占中国历代文学家总数的08，排二十五位；著名医学家占066，排第三十一位。

按名人姓氏人口比例，方姓名人率居第11位,达14722(依次：钱顾陆崔汪沈史萧杜孔方孟郑范姚）。

方姓 郡望堂号编辑本段回目录

1、郡望

河南郡：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改奉三川郡置郡，治所在雒阳（今河南洛阳市东北）。新安郡，治所在始新（今浙江淳安），后移治安徽歙县。

2、堂号

方姓堂号有：“河南堂”、“六桂堂”、“立本堂”、“伦叙堂”、“榴耕堂”、“聚乐堂”、“敦义堂”、“永思堂”、“大训堂”、“友庆堂” “永锡堂”、“白云堂”、“发祥堂”、“世恩堂”、“壮猷堂”、 “观礼堂”、“阳牧亭”、“光远堂”、“光启堂”、“正学堂”、“朔源堂”。

方姓 字辈编辑本段回目录

江苏溧阳潘氏字辈：忠武贲威，峻卿辅乾，程皓策楚。

浙江新昌潘氏字辈：炳其宣慈，承先继泽。

某支潘氏字辈：旧序：添万汝和鸾，循女志思心，廷仕金□承，之起永长大。派行：忠厚传家人，存心启裔昌，经营多秀实，绩治载元黄，博学诗书富，宗儒月桂香，乾坤敦孝蔚，仲伯笃恭芳，燕翼贻谋远，周基德泽良，季孙分衍派，世代与天长。

荥阳堂潘氏字辈：力昭诒训，芳远泽深，美彦振起，宣述儒林，际逢景连，为国家琛。

湖南宁乡潘氏字辈：德力昭先训，培植在心诚，美彦筩振起，宣述定儒林。

江西潘氏排辈：庭芳应朝向，仕国文启昌，仁明依勇绣，道德正荣光。

广西平南国安乡潘氏字辈：运善敬永诵，泽文润国红，维华田业永，兴发有余年，道真传万世，勤俭富千秋。

江西上饶清水乡常阜村潘氏排辈：时之大成，肇修人纪，德必希贤，行惟求是，自天笃生，思皇多士，卜世其昌，永昭国史。

四川绵阳盐亭海门村潘氏排辈：家朝万事兴，文章政国厅，宗之成永手，国泰祖先登。

赣鄂湘三省潘美潘骞公裔下子孙老谱联派诗：淳道崇元运，文明际世隆，熙朝恒清泰，善裔裕亨丰。雍正壬子年派系诗：盛德承先业，鸿犹启后雄，本支相继祖，福禄定攸同。

广东四会江谷潘氏字辈：玉宗文仕，维世廷宏。定成元绪，允启歧光。英才昌济，学智名馨。明德纯雅，宪锡勲华。

山东济南荥阳堂潘氏辈序：永文玉荣尚，传家齐道昌，善述能继志，以谋世运长。

方姓 武林流派编辑本段回目录

桐城派—方苞桐城派：创始祖师为古文大师方苞。桐城散文派雄霸清朝文坛两百多年。桐城派大家还有方东树，方宗诚，方孝岳等。

桐城方氏学派：创始人方学渐，集大成者方以智。方氏家族七代人的研究，形成博大精深的易学体系，是近代科学易的先声 。

洪门（又名洪帮） 创始人“洪门前五祖”（少林五祖）：方大洪，“洪门中五祖”：方惠成。几百年影响的反清复明组织。

少林白鹤拳：创始祖师方七娘，为南少林五祖拳之一，也称永春拳，在闽粤海外影响巨大。

少林纵鹤拳：创始祖师方微石，一代武林宗师纵鹤拳为白鹤拳的支派，流行于闽台海外各地。

少林方门拳：创始祖师方顺懿， 根据少林刚拳和""肖门""的特点创造的。流行于成都市、重庆市、德阳市、乐山市等等

一、如何看待传说中的五帝时期的历史

传说中的五帝时期，是一段充满着诸多重大争议的历史阶段。如果从历史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而论，该阶段大体上相当于中国早期国家建立之前的部落联盟制阶段，或者说是军事民主制时期，或者说人类历史上的英雄时代的原始社会晚期。如果从考古学的角度讲，则该时期大体上相当于中国文明初曙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乃至延伸至铜石并用时代。然而在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古代的史学家对该阶段的历史可以说总体上缺乏较为科学的认识。长期以来，封建时代的史学家往往将传说中的五帝时期的历史当作信史盲目地加以信从。如在华夏民族大认同的历史背景下，东周秦汉时期的学者在我国古代历史上较早地建立了夏、商、周、秦、楚等同出五帝之一的黄帝的统一谱系，汉代史学家更是用商周乃至秦汉以后的制度来解释五帝时期的各种社会历史现象。如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说:“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班固在《汉书·地理志》开篇也曾论及:“昔在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旁行天下，方制万里，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在我们今天看来，则不难发现，以上论述显然很不可靠，甚至存在诸多荒谬之处。长期以来，在这种错误的历史观念的支配下，传说中的五帝时期的历史日益变得扑朔迷离，真伪难辨，五帝时期社会历史的研究自然也微不足道。

二十世纪以来，疑古思潮与“走出疑古时代”的理论均曾对中国古史研究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并对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历史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和深化的作用。如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即曾认为，古代“口耳相传”的史料大都有其历史的核心，也都有其历史的渊源。它是未经后人加工整理的零散资料，应比经过加工的系统化的“正经”或“正史”中史料更为质朴……古书中如《尚书》、《史记·五帝本纪》诸篇中或有靠不住的传说资料，那是因为古人在整理时的方法不够精确，并非古人有意作伪或造谣。徐先生这一认识，有助于矫正极端疑古派学者错疑所不应疑的偏向，“为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研究，创立了一个新体系。”2005年11月23日～25日，河南博物院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郑州共同举办“文明探源———考古与历史的整合”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普遍认为，五帝时代值得重视，至少包含不少史影。对古史文献的记载，要加以甄别和整理，正确的态度是不可轻信，也不要轻易全盘否定。要科学和理性地对待五帝本身和五帝之间的关系。有的学者指出，有关五帝时代的记载，虽然是后代学者的追述，但很多是非常有价值的，从不同角度能够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总之，随着历史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蓬勃发展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启动，如何看待传说中的五帝时期的历史问题不断引起学术界高度重视，并日渐成为当前历史学和考古学研究的一个新的热点。

五帝的传说，古代文献中有不同的版本，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是其中的一种。这里应该强调，《五帝本纪》是司马迁在上古时期的文献资料非常贫乏的情况下，通过进行大量的实地调查，搜集大量传说资料，参照《尚书》、《春秋》、《国语》等先秦时期的文献记载，“择其言尤雅者”，著录而成。与此同时，太史公又表述了其个人对这一段漫长的远古传说时期历史的看法:“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毫无疑问，司马迁本人是未有将《五帝本纪》当作可靠的信史来看待的，他在文献不足勉强地拼凑出这段传说时代的历史，其目的在于给后人提供一些可循的线索，甚至是自相矛盾的线索，供后人进一步地作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著名历史学家徐中舒、唐嘉弘先生曾经指出:“同为一个‘黄帝’，《山海经》和《史记》二者之间有同有异”，并认为其“根源之一即在于不同时地的层累聚集于一个目标所致”。毫无疑问，这一见解是颇有见地的，结论也是精辟的。正因为炎帝、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尧、舜、禹这些“圣明帝王”的世系并非确凿，在位年代也绝非明确可稽，他们之间的氏族姻亲关系也很难说得清楚，不假思索地盲目相信包括《史记·五帝本纪》在内的旧的传说时代的历史，将包括传说中的五帝在内的“圣明帝王”都视为信史中的人物，显然是不科学的。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而论，传说中的五帝时代的文献资料虽然历经后人编撰和整理，但其中必然包含有某些重要的历史信息和大量可循的历史线索。如果我们能够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这些纷繁复杂的传说时代的资料进行一番全面系统的整理和科学的审视，必然能够发掘出许多有科学价值的珍贵史料。如《五帝本纪》中包含有许多有关都邑起源的史料。“黄帝居轩辕之丘”，“邑于涿鹿之阿”，“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如果我们将以上记载综合起来，很容易获得以下有价值的信息。史前时期的原始居民为避洪水灾害，多选择地势稍高的丘地营建聚落。以后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先民防治水害、利用水资源的能力逐渐增强，山下平野，泽上河滨皆成宜居之地，聚落形成后，渐次发展，规模扩大，后来便产生了都邑。因此，有的学者指出，《五帝本纪》不仅是研究三代以前古史唯一可凭据的系统性史料，也是探索远古地理的难得的重要文献。如果将传说中的五帝时期的文献资料全盘否定，文献资料与考古学、文学、比较宗教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材料不能有机结合，史前时期这一漫长的历史将永远成为一团迷雾。因此，对待传说中五帝时期的历史，既不能不加分析地盲目信从，同时也不能忽略其中所蕴含的丰富的史料而武断地对其全盘否定。史学工作者的责任应该是在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其进行科学的批判，从而不断地将这一漫长时期扑朔迷离，真伪难辨的历史的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

二、古蜀与黄帝族和夏并不同源

《史记·五帝本纪》、《六国年表》等古代文献中屡屡有黄帝“娶于西陵氏之女，是为嫘祖”、“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及“禹兴于西羌”等记载。如果将以上传说资料当作可靠的“信史”，则似可得出如下结论，古蜀族的祖先与传说中的黄帝出于同一族系，至迟在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中原与古蜀地区已开始发生联系，以后，两个地区之间的直接或间接的文化交流未曾中断。早在20世纪50年代，蒙文通先生即曾以为蜀为黄帝后代的说法绝非无稽之谈。随着四川考古工作的全面深入展开及巴蜀文化研究的逐步深入，蒙先生的这一看法不断引起中外学术界尤其是四川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尤其近年来，大量新的考古材料的不断问世，不少学者充分运用当代考古新成果，对巴蜀文化进行不懈的探索，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新成就。如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考证了传说中黄帝后裔二系，并联系三星堆出土的玉璋、陶等物质文化因素，认为蜀国君主与中原有更多的联系，蜀、夏同出于颛顼的传说不是偶然的。此后，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的兴起和各区域文化研究热潮的风行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古蜀与黄帝文化、夏文化的关系再次被提出来。如有的学者结合文献和考古学资料，重新论证了古史所载黄帝一系与古蜀的关系绝非无稽之谈。另有学者通过对宝墩文化古城与“夏鲧作郭”、“禹龙”与“蜀虫”、“禹龙”与“建木”的分析，认为不论从古城、字符还是龙崇拜来看，蜀与夏禹均有文化上的同源关系。总之，“夏、蜀均黄帝、颛顼后代，文化上同源异流”，是目前学术界较为流行的一种观点，甚至有人称:“关于古蜀与黄帝、颛顼、大禹和夏文化的关系问题，由于最近几年岷江上游尤其是茂县营盘山遗址的发掘，看来已出现了进一步加以证实的契机”。

然而，早在蒙文通先生论著发表之前，关于古蜀与黄帝、颛顼、大禹和夏文化的关系问题，学术界就存在截然相反的看法。如早在20世纪40年代，顾颉刚先生分别列举了从三皇五帝，夏禹殷商，到春秋时期十四条文献所载巴蜀与中原的关系，逐条批驳，从辨伪着手，一一否定，得出结论:“古蜀国的文化究竟是独立发展的，它的融合中原文化是战国以来的事”。顾先生的看法曾对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有的学者称顾氏论著“可以说是建国以前巴蜀文化与历史研究领域内最具灼见、考论最精的一篇奠基之作”。此后，徐中舒先生也曾论及:“从地理和民族的分布来看，古代四川和中原的联系，肯定是存在的。至于《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的儿子昌意，降居若水，娶蜀山氏，后来《华阳国志》和《十三州志》，以为这就是蜀的先代。严格的说，这些传说并出西汉以后，除牵合地名人名一二字外，并无其他史迹可据，其可信的条件并不具备”。显而易见，顾、徐二先生对《史记》等古代文献中流传已久的五帝时期中原与古蜀地区的关系持怀疑和批判态度。这也表明，由于学者们研究问题的切入点和思考问题的角度、思维方法等存在诸多差异，迄今为止，学术界对古代文献所载五帝时期中原与古蜀地区的关系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并未取得共识，而且由于缺乏新的直接的证据，有关该问题的讨论，必将持续相当一段时间。

如果从历史学或民族学角度而论，《史记·五帝本纪》、《六国年表》等古代文献中黄帝“娶于西陵氏之女，是为嫘祖”、“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及“禹兴于西羌”等记载，均应为先秦时期中原或古蜀地区先民世代口耳相传的旧说。在“《书》间有缺”的情况下，这些连司马迁本人都认为并不大牢靠的传说资料却是司马迁撰述《史记》时惟一可以凭藉的重要历史素材。显然，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些晚出的带有大量疑点的传说资料并非完全可以依赖的信史，司马迁所编排的犹如后世帝王家谱式的世系也难以经得起严格的推敲。如果缺乏这种最基本的认识，就难以对古蜀和传说中的黄帝和夏的族源关系问题做出准确的判断。

应该强调的是，二十世纪以来随着考古学的建立与蓬勃发展，重大考古发现层出不穷，从而不断为古史研究提供日益丰富的实物资料。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学者呼吁，“古史问题的惟一解决方法”就是“考古学”，并提出“要努力向发掘方向走”。二重证据法的建立和运用，对于古史研究方法的更新及建立在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先秦史学的形成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清楚地意识到，“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在我们今天看来，要准确地理解和科学地认识古代文献所载古蜀与传说中的黄帝族和夏的族源关系问题，除了对已有的有价值的口耳相传的资料进行科学的分析之外，还要充分将作为研究该问题的第一手材料的考古学资料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去伪存真，从而恢复其本来的历史面目。

由于大山阻隔，四川盆地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得四川很早就成为中国古代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文化区。苏秉琦先生说:“成都及其附近几县从距今五千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距今三千年前存在着自成一系的古蜀文化区系。”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为探索四川新石器时代文化，考古工作者在四川全省范围内多次进行较大规模的发掘，并对一些遗址进行了试掘与较大规模的发掘。广汉三星堆遗址一期的年代大体与中原龙山文化相当。该期出土陶器以平底器为主，流行器物口沿唇饰纹与制成花边或波浪状风格口沿的文化遗存，“三星堆一期遗存反映的文化面貌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地方性文化，与同时期四川周临地区其他考古学文化有着明显的区别”。近年来在成都平原新津县宝墩等城址，其年代与三星堆一期基本相同，遗址中发现大量石器和陶器，生活用具中的大量灰陶从考古学上反映出与中原龙山文化不同的特征，而为蜀文化所独有。三星堆2-4期遗存相当于中原夏、商、周时期。“三星堆遗址文化内涵连续变化、发展演进，揭示出蜀文化的发展脉络，清楚地表明了它是与中原文化不同区系的一种文化”。三星堆遗址所出青铜器，除青铜容器具有中原殷商文化和长江中游地区的青铜文化风格外，其余的器物种类和造型都具有极为强烈的本地特征。如三星堆青铜器以大量的人物、禽兽、虫蛇、植物造型为其特征，象征神祖的铜人像、铜面具、神坛、神树等，不见于中原。此外，三星堆文化中的青铜容器主要是尊、罍，不见中原地区盛行的觚、爵、罍、鼎、簋等。有的学者指出，“以祖先崇拜和动、植物等自然神灵崇拜为主体的宗教观念，这是早期蜀人最主要的精神世界”。另有学者指出，“三星堆祭神文物数量之大、制作之精、内涵之丰富，表明三星堆古蜀人对祭祀之重视、场面之隆重、规格之高、地位之重要、影响之强烈，为古代民族中所罕见，构成了巴蜀文化所具有的注重造型艺术、吸收多元文化、强化精神观念等几方面的重要特征”。以后，成都十二桥遗址和金沙遗址的文化面貌表明，三星堆文化的一些传统并没有中断，而是一直延续到了西周时期。综上所述，自新石器时代晚期历经夏、商、西周时期，中原与古蜀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基本上是在不同的文化区系内各自独立发展，两地迥异的文化面貌证明了顾颉刚先生早年提出的“巴蜀文化独立发展说”及苏秉琦先生所提出的古蜀文化“自成一系说”是无可置疑的。既然中原与古蜀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夏、商、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各有各自的源头和文化特色，且分别在不同的地域范围内独立地发展，那么古代文献中关于古蜀与黄帝、颛顼、大禹及夏的族源关系问题自然由于“可信的条件并不具备”而很难成为一个值得争论的学术命题。

三、中原与古蜀地区文明化进程中的文化碰撞与交流

根据前面的分析可知，仅凭《史记》等古代文献记载就断定古蜀与传说中的黄帝族和夏为同一族系的说法，显然显得证据相对薄弱。事实上，古蜀与中原地区间接的文化交流并未由于地形的阻隔而中断过。《史记·货殖列传》提到巴蜀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有的学者以为，商文化主要是通过长江西上进入四川的，也有学者称从潜至沔，再经陆行入于渭，是古代潜、沔、褒、斜、渭、河的一条水陆联运途径，这条入蜀途径在夏、商时代发挥了重要作用。先秦时期中原人民与古蜀地区各族，很早就通过水路和陆路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接触与交流。如果将以上口耳相传的旧说作为中原与古蜀地区文明化进程中两种不同的区域性文化相互碰撞与交流的间接反映，则是较为合乎历史实际的。而且近年来夏商周时期大量田野考古学材料不断为以上说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1、考古学所见夏代文明对古蜀地区的辐射

夏代是中国进入青铜文明阶段的开端，而中原地区青铜文明一经产生就对古蜀地区产生了较为强烈的影响，对古蜀地区的文明化进程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三星堆遗址中出土了大量二里头夏文化的典型陶器以及近似于二里头风格的铜牌饰、玉璋等器物。三星堆文化一、二期出土的陶盉是最典型的二里头文化因素。尤其是三星堆遗址出土陶盉CbT6①∶41，与二里头文化二期的一件陶十分相似，二者均形体瘦高，顶盖圆隆，半圆形口，束腰，三足瘦俏，腰下应裆处有堆贴装饰，大宽盉上饰刻划纹。甚至连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鹰嘴状钮盉盖，也与上述那件二里头文化陶盉的盉盖形制相同。另外，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高柄豆(如AaT4①∶39)与二里头文化陶豆亦很相似，其浅盘较大，柄部有镂孔和突棱等，均相吻合。三星堆遗址高柄豆BaT1②∶36圈足上的刻划符号——目字纹，在二里头文化陶器上亦不只一次出现过。此外，三星堆文化二期的云雷纹壶腹部近球形，上有高领，下有圈足，酷似二里头文化的贯耳壶。三星堆出土的陶觚更与二里头文化者别无二致。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石器中，也有不少与二里头文化玉石器极为相似。如三星堆“玉锛”K2③∶322附5、玉戈K1:142附1与二里头“玉圭”III∶Y1∶3、IIIM2∶5、玉戈IVK3∶11，三星堆玉璋K1∶01、AK4 2∶35、AK4 2∶110482等与二里头玉璋VM3∶4、5的形制分别相似甚至雷同。1988年在三星堆遗址内的一座器物坑中，发现两件青铜牌饰，总体略呈梯形，平面微拱呈瓦状，周边有四个穿孔。一件遍布“S”形镂孔，一件在器表平刻出变形缠枝浮雕图案，在枝干的空隙中间镶嵌有绿松石碎片。这种器物目前仅发现于二里头遗址和三星堆遗址，“二者显然同出一源”。有的学者称，二里头文化因素传入成都地区的时间，大致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三期，或公元前1700年前后几十年内，并称“三星堆二期文化很可能是在夏末商初是由迁入成都地区的夏遗民与当地土著居民相结合所创造的一种新型文化遗存”。这一解释，似较为符合历史实际。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古蜀地区各族对中原地区夏代文明因素加以吸收和融汇，从而创造出独放异彩的地方性文明。

2、殷商、西周时期中原与古蜀地区联系的加强

如果夏代中原地区青铜文明对于古蜀地区是以单向输出为主，那么殷商、西周时期两地之间的文化交流则表现为双向互动。商周文明是中原地区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从三星堆文明中的商文化因素消长变化的情况可知，商文明对古蜀地区的文明发展也起过重要的促进作用。“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戈、璋、琮、璧、环、瑗等玉石兵器和礼器中，绝大多数器物具有明显的商文化因素;出土的相当于二里岗上层至殷墟一期(约公元前15～14世纪)的青铜礼器中，尊、瓿、盘和器盖等容器形制种类，都是商文化这一时期常见的形制种类，器物的纹饰也是商文化的纹饰风格……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I式玉戈和II式玉戈的形制的玉器，在三星堆两个祭祀坑中有大量发现，相反，在中原地区这种形制的玉戈仅在殷墟妇好墓中见到”。这种玉戈是三星堆文化的特征性器物，毫无疑问，殷墟妇好墓中见到的这种器物“很有可能是受到三星堆文化影响的结果”。这表明，商代中原与古蜀地区文化的双向交流颇为频繁。

商、周之际古蜀地区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尚书·牧誓》曾记载蜀参与了武王伐纣之役，过去多数学者对该件史事表示怀疑，考古学材料已为此说提供了有力的支持。1959年和1980年彭县竹瓦街曾发现两个窖藏，出土了一批相当于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包括9件罍、2件觯、1件尊和矛、钺等兵器。这批青铜器中，罍形体高大，盖、耳和肩上多装饰立体的动物形象，纹饰以兽面纹、蜗形夔纹、跪牛纹和涡纹为主，有比较鲜明的特色。觯和尊更接近于中原的同类器物。考古学家认为，这些器物大概是中原的产品。徐中舒先生曾对1959年所出2件铜觯铭文进行考证，以为该器为蜀人参加武王伐纣所获战利品，并称“这正是蜀人参加伐纣之役最直接有力的证据”。

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看，古蜀地区文明的起源可以追溯至距今4500年前的宝墩文化乃至更早的营盘山文化。毫无疑问，古蜀地区曾是长江上游地区的文明中心。三星堆文明和金沙遗址文明是古蜀各族所创造的古老文明，是中华古老文明中独立起源、独立发展、独具特色、璀璨多姿的一朵奇葩，它代表了古蜀文化第一个辉煌的高峰。中原与古蜀地区的文明化进程的文化交流，对古蜀地区的文明进程产生重要的影响。有的学者称，通过长江流域文明起源和形成的过程可以看到，从文明因素的孕育、起源到发展，长江上、中、下游都是独自进行的，看不到哪个地区是传播所致。但在文明的形成时期，却均有黄河流域夏商文化参予，其正式进入文明阶段的时间也正是商文化最强大最具有外扩能力的时候。长江中游是直接纳入商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下游和上游虽有自己原来的基础，但商文化的影响，尤其是青铜器、玉器的制作与使用在长江下游和上游古国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满天星斗”形容中国文明的起源符合历史实际，是正确的。但夏、商文明在中国古代统一文明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主导的、核心的作用也应予以充分肯定。中原与古蜀地区文明化进程中文化交流的史实则为以上结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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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十帅家谱（二）

励双杰

第二部，勉帅李兴锐《浏东六碓李氏家谱》

湖南浏阳《浏东六碓李氏家谱》十二卷首一卷，光绪二十七年部香堂木活字本，李兴灿等纂修，十二册。

勉帅李兴锐，有资料这样介绍：李兴锐（1827-1904)，字勉林。湖南浏阳人。早年随曾国藩镇压太平军，1870年任直隶大名府知府，旋调江苏，与彭玉麟规划长江水师，修筑沿江炮台。1875年总办上海机器制造局，1885年参加查勘中越边界，后历任津梅关道、长芦盐运使、广西布政使。1900年擢江西巡抚，浚治鄱阳湖，导水人江，整顿厘捐，创设农工商局等。1902年诏行“新政”，他奏请开特科，设银行，修农政，讲武备等。1903年署闽浙总督，次年任两江总督，旋病卒，谥勤恪。

从这里看，“勉林”是他的字，再查，连《清史稿·卷四百四十七·列传二百三十四》都说他“字勉林”，但家谱世系记载：“兴锐，字晋初，号勉林”，应是号而并非字。修这部《浏东六碓李氏家谱》时，李兴锐尚在世，他在首序中说：“道光甲午始叙次宗谱，勒为成书，爰议嗣后每阅三十年重一修定，今又其时也。兴锐方驰驱王命，未获躬与其役”，是没有参与这次修谱，但他又说：“昨庚子冬，兴锐奉巡抚江西之命，取道里门，展修祀事”，说明在修谱的前一年，他回过一次家，参与了家族的祭祀，家族中总不至于连他的字、号都会搞错，象这样一个光祖耀宗的人物，家族是没有理由不慎重的。所以说，仅这一点，也可显示这部家谱的那么一点重要来，现正在重修《清史》，《浏阳六碓李氏家谱》略可补前人所误。

李兴锐元配萧氏，继配马氏、姚氏，但只有元配萧氏生了一儿一女，儿子昌濬的第三个女儿嫁给了同乡、任湖南督军兼省长刘人熙的儿子刘瑞浺。

说到李兴锐，顺便还可以再说一下同族的李鸿球。李鸿球虽与李兴锐同族，却已在五服之外，从辈份上排，李鸿球是李兴锐的孙辈，生于光绪二十五年，修谱之时，虚岁三岁。

李鸿球，字韵清，室名海棠书屋，剑花楼。早年习经济，好收藏。去台湾前曾在北平、汉口、郑州、上海等地供职于银行及信托公司，任经理等职。后任世界书局总经理，创办大中书局，任董事长。曾居欧洲数年。著有《天涯浪迹记》、海棠书屋力学杂录/诗存》《董其昌书画年谱》、《古钱今话》、《古印综述》、《剑花楼书画录/古钱币/古印鉥/古铜镜》、《中国古兵器》、《吴佩孚年谱》等。

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在介绍该馆藏品时说：“本馆藏有中国历代钱币甚丰，计自上古原贝、骨贝、铜贝、刀币、布币、圜钱、纸钞、银锭、元宝、银洋、铜币共三万余件。其来源有各界人士捐赠者，有向收藏家价购者，政府拨交拨赠者，而民国八十三年本馆价购李鸿球先生遗藏古钱一七八三件，使本馆钱币收藏更趋完整，成为中国钱币收藏之重镇，而侪名于世界搜藏中国钱币最富的博物馆之一。本馆所藏古代钱币之中，有周代耸肩空首尖足无文大布，即为原李鸿球先生收藏中之精品。其形制为耸肩、尖足、圆档；此布币的首部有銎，是为空首。此件耸肩空首尖足无文大布是典型的春秋时代布币，属于大型布钱，形制完美，造型古朴，极具苍浑之美。”可见李鸿球藏品不但丰富，而且质量极高！

李鸿球去台湾后曾在“民国六十年”编印《旅台六碓李氏承先启后册》平装一册，台湾家谱收藏家廖庆六先生的“万万斋”有藏。这册名为《承先启后册》的家谱我没有见过，不知道是不是根据旧家谱续编的。以我的猜想，当年李鸿球匆匆忙忙离开大陆来到台湾，带上家谱的可能性比较小，待大局已定，至1971年以前，再要想得到一部家族的老家谱，几乎蜀道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