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甲戌年是哪一年

明朝的名士于慎行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

于慎行生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17岁中举人，23岁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散馆后，授翰林编修。万历元年(1573年)升为修撰，充当万历皇帝的日讲官。

于慎行年纪轻轻，28岁便成为皇帝老师，可谓世间罕见。

因为和皇帝接触时间长，后来又任礼部右侍郎、左侍郎，转吏部掌詹事府，礼部尚书等职。于慎行因此对朝中诸多掌故了然于胸。

万历十九年(1591年)，发生了山东乡试，于慎行引咎辞职，家居16年，直至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才以原官加太子少保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不久病逝。

在家闲居16年时，于慎行根据自己在朝中亲历及见闻，写了一部有关明朝万历以前的典章人物、财政赋税的书，名叫《谷山笔麈》。

这部书虽然属于私人笔记，但对后世研究明代、经济、文化等等很有参考价值。甚至，清人编撰《明史》也间或从中取材。

《谷山笔麈》卷二之纪述一讲述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故事，大意是这样的：

明孝宗出生前，万贵妃宠冠后廷，宫中嫔妃谁有了身孕，必想尽千方百计要其堕胎。

明孝宗的生母纪氏原是宫人入侍，竟有了身孕。

万贵妃让太医用药堕胎，太医用药后，没能成功堕胎，就秘密让人把生下来的匿在西宫抚养，却向万贵妃谎报：“已堕。”

万贵妃所做的这一切明宪宗并不知情。

一日，明宪宗在内殿嗟呀自叹，一内使跪问其故。

明宪宗说：“汝不见百官奏耶？”

小内使应“已有皇子，第不知耳。”

明宪宗愕然，问：“安在？”

小内使惶恐，说：“奴不能言，奴言即死。”

一旁的太监怀恩顿首说：“内使所言属实。皇子潜养于西宫，今已三岁，匿不敢闻。”

明宪宗回头向百官细说了这况。

于是，廷臣吉服入贺，派遣使者前往迎皇子。

使者到了，宣诏。

纪氏抱皇子哭泣说：“儿去，吾不得活。儿见黄袍有须者，即而父也。”

皇子换上了一件小绯袍，乘坐一顶小轿子，被拥至奉天门下。

明宪宗将皇子抱起置膝，皇子辄抱宪宗的颈脖，呼叫：“爹爹。”

宪宗皇帝老泪纵横，悲泣不成声。

该日，颁诏天下，立太子。

宪宗皇帝的生母周太后住在仁寿宫，生恐皇子被万贵妃伤害，交代宪宗皇帝：“以儿付我。”

皇子于是到了仁寿宫居住。

也从这一天起，有孕的妃嫔相继平安生下了皇子。

一日，宪宗皇帝上朝了。

贵妃召太子食。周太后叮嘱太子说：“儿去毋食也。”

太子至中宫，拒贵妃赐食，说：“已饱。”

拒肉汤，说：“肉汤疑有。”

万贵妃恚怒万分，说：“这个小孩儿不过几岁就这样，长大了岂不是吃了我！”忿不能语，以致成疾。

讲完了这个故事，于慎行又补了一刀，说：明孝宗刚刚生下来时，头顶上有数寸许未长头发，乃是药力所致。

又说：太子被迎入仁寿宫后，万贵妃便派遣使者害死了太子的生母纪氏。（太子迎入东朝，贵妃使赐孝穆死。或曰孝穆。）

于慎行所说这个故事是有很复杂的背景的：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7月发生了举世的“土土木堡之变”，明英宗朱祁镇被漠西瓦剌部掳去。国不可一日无君，关键时刻，大英雄于谦挺身而出，独撑危局，拥立英宗的弟弟、郕王朱祁钰为帝，取得了保卫战的胜利，延续了大明王朝的国运。

不过，英宗在亲征瓦剌前，已立不足两岁的儿子、即后来的明宪宗为太子。朱祁钰登上了帝位，明宪宗的处境就危险了。

所幸，在朱祁钰登位之初，英宗的母亲、宣宗皇后孙氏担心皇太孙会有不测，专门选拔了身边的心腹侍女万贞儿前去照顾太子，做太子的保姆。

在那一段黑暗的岁月里，万贞儿始终守护在太边，呵护有加，关怀备至。

后来，英宗在瓦剌平安回来了，并于朱祁钰病重期间，发动了“夺门之变”，顺利复位。

天顺八年（1464年），英宗驾崩，宪宗继位，随即册封照顾自己多年、年长了自己十七岁的万贞儿为妃子，是为万贵妃。

可以想象，宪宗肯定是专宠万贵妃的了。

但要说万贵妃不能容忍宫中的妃嫔生养，宫中凡是与皇帝而怀孕的女人，她一定要千方百计用药进行堕胎，这事儿的真伪，就值得推敲了。

于慎行在讲述完这个故事后，意味深长地说：“万历甲戌，一老中官为予道说如此。”（“这是在万历二年，一个宫中的老太监跟我这么说的。”）

从明宪宗成化年间到万历年间，时间上隔了一百多年，一个宫中的老太监说的故事，真实性有多少呢？只能说是姑妄说之、姑且听之，爱信不信，您看着办。

写《万历野获编》的沈德对这事是不信的。他在《万历野获编》卷三明确说：于慎行公说孝宗生母事是万历初年一宫中老太监所说，他难道不知道老太监传言讹误，比齐东野人的荒唐言论更加荒唐可笑吗？我在宫中每听到这些太监津津有味地说本朝掌故，实在没有一句实语，让人可笑。

写《国榷》的谈迁对这事应该也是持怀疑态度的。他在《国榷》录此事时，也照录了于慎行那一句：“万历甲戌，一老中官为予道说如此”。

不过，也有人对这事深信不疑。比如写《胜朝彤史拾遗记》的毛奇龄。毛奇龄在《胜朝彤史拾遗记》中就绘声绘色地铺陈、敷染了这个故事。他还言之凿凿地说那个向宪宗透露秘密的小内使就是宪、孝两朝的宦官张敏。并且说，孝宗的生母纪氏被万贵妃死后，张敏也被迫了（“敏惧，亦吞金死”）。

对于某一个故事，有人选择相信、有人选择不相信，原本也没啥。

问题是，清修《明史》时，毛奇龄参与了《明史》的编纂工作。而在修撰《明史后妃传》时，毛奇龄就专门负责写天顺、成化、弘治、正德四朝的后妃传。

好个毛奇龄，竟然就把他先前写在《胜朝彤史拾遗记》里面 这四朝的后妃的纪闻原封不动地移入了《明史》之中，这样，万贵妃的罪行就坐实了。

话说回来，万贵妃堕胎的虽说是更先出自于慎行的《谷山笔麈》，事不一定是确，但又有没有可能是真呢？

向来以读书细心的乾隆就对《明史万贵妃传》表示不满，专门提出了两点疑问：

一、《明史万贵妃传》中说宪宗专宠万贵妃，致使万贵妃飞扬跋扈，“有妊，皆遭潜害”，可是，继万贵妃替宪宗生下的长子不幸后，贤妃柏氏不就在成化五年（1469年）光明正大地生下了明宪宗的次子朱祐极了吗？而且，成化七年（1471年）十一月，朱祐极还光明正大地受封为了皇太子！只不过，成化八年（1472年）正月，朱佑极因病去世罢了。而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孝宗朱佑樘是成化六年出生，而太子朱佑极是成化八年逝世。《明史万贵妃传》却写纪妃让门监张敏溺死孝宗，张敏惊呼：“上未有子，奈何弃之。”（皇上还没有儿子，为什么放弃抚养？！）这“上未有子”一语，从何说起？！

二、如果说万贵妃“专房溺惑”，那么其他妃嫔就很少有机会接触宪宗了，可是，孝宗受封太子之后，竟然出现了十子之国之事，其中最小的，是宪宗的第十四子。这明显不合情理。

可叹那乾隆帝日理万机，一望而知“有妊尽遭药堕”之事不可信，偏偏今天的许多从事研究明清史的学者竟然把《明史万贵妃传》这一段当成确凿无疑的史实来解读，实在令人遗憾万分。

其实，《明史万贵妃传》中除了乾隆所提出的两点疑问外，还有很多地方与其他史料记载如《明实录》、甚至《明史》的其他篇目是相抵牾的。

比如说：一、“其年六月，妃暴薨。或曰贵妃致之死，或曰也。谥恭恪庄僖淑妃。敏惧，亦吞金死。”这段话是从《谷山笔麈》那一句“太子迎入东朝，贵妃使赐孝穆死。或曰孝穆。”演化而来，说孝宗父子相认后，孝宗的生母便被万贵妃害死了，但又加了一句“敏惧，亦吞金死”，即是说张敏恐惧，吞金自尽了。

然而，《明史》和《明实录》都明确记载，在孝宗被立为太子以后的三年，张敏曾想诬告浙江巡抚杨继宗，但是宪宗没有鸟他。这条记载释放出两条信息：1、张敏没有；2、应该没发生张敏冒死抚养孝宗的事，否则宪宗不大会对他这么冷淡。

另外，据林焜熿的《金门志》所记，张敏去世的时间是成化二十一年，而孝宗被立为太子是成化十一年，二者相隔了十年。

还有，《明史•商辂传》有这样一段记载：当初，皇帝与皇子相认后把他留在宫中，而皇子的生母纪妃仍然居住西宫。内阁首辅大臣商辂担心有其他变故，就偕同百官上奏疏说：“皇子幼年聪慧，是未来的希望。虽说托负万贵妃厚加爱护，而万贵妃也把他当作亲生的一样抚养。但外界都在议论说皇子的生母因病别居，久不得见。应该搬迁住所，让他们母子朝夕相接。当然了，皇子仍然由万贵妃来抚育，这是宗社之幸啊。”于是，纪妃迁入永寿宫。过了一个多月，纪妃病重。商辂又上疏申请说：“如有不测，礼遇一切要从厚。”并请求命司礼太监陪同皇子前往探病。皇帝全部听从了他的要求。

商辂请求要孝宗母子就近居住的奏疏，就收录在《明宪宗实录》中，其中称赞万贵妃抚养孝宗、及请求万妃入住永寿宫的原话是这样说的：“重以贵妃殿下躬亲抚育，保护之勤，恩爱之厚，逾于巳出。凡内外群臣以及都城士庶之门闻之，莫不交口称赞，以为贵妃之贤，近代无比，此诚宗社无疆之福也。但外间皆谓，皇子之母因病另居，久不得见，揆之人情事体诚为未顺。伏望皇上勅令就近居住，皇子仍烦贵妃抚育，俾朝夕之间便于接见，庶得以遂母子之至情，惬众人之公论，不胜幸甚。”

从这两段记载来看，万贵妃并未想要死孝宗，因为，孝宗就是由她抚育的！这里的道理很简单：孝宗的生母身份卑微，要立孝宗为太子，交给万贵妃抚养比较名正言顺。等立为太子后再交给周太后抚养。

孝宗本来就由万贵妃抚养，那么万贵妃真要下，哪有下不成之理？

而从商辂奏章看，孝宗的生母也不是万贵妃死的，因为，孝宗父子相认时，纪氏早已沉疴多时，内阁首辅上奏请求母子相见，说明纪氏已经病入膏肓，再不见就可能见不着了。而纪氏搬进宫内居住了两个月之后才去世。

弘治九年(1496)举进士第，在孝宗朝授刑部主事的武陵人陈洪谟著有《继世纪闻》一书，里面提到宪宗朝的旧事，说万贵妃对孝宗母子都是很好。

我们应该相信陈洪谟这一说法。

据《国榷》记，纪妃临死前一天，万贵妃还亲自去看望过她，“次日，少间，不召医，致大故。”看望过后，第二天才辞世，没有万贵妃死纪妃的迹象。

另外，《明宪宗实录》有这样一条记载：“上还宫，忽报云妃薨逝矣。上震悼，辍视朝七日，谥曰恭肃商慎荣靖，葬天寿山西南，凡丧礼皆从厚。弘治初，言者籍籍不已，欲追废妃号籍其家毁其坟，赖今上仁卒置不究云。”该记载是说万贵妃病逝后，宪宗给她上谥号，并予厚葬。由于万贵妃任用万安一伙人乱政，到了孝宗朝，大臣要秋后算账，提议废除万贵妃的谥号并毁坏她的坟墓，孝宗制止了。

试想想看，明孝宗乃是一世英主，如若万贵妃真的把他害得九死一生、并杀了他的生身之母，则在自己当上了皇帝后，复发泄一下，说得过去吗？

所以说，明朝人黑万贵妃，实在黑得太过份了。

为什么要这么黑？

乾隆的猜测是：“众人深嫉万安之假附乱政，遂装饰为无稽之言以归万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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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甲戌年是哪一年

葛兆光教授在《中国（）史研究的百年回顾》一文20世纪上半叶的史研究视为文献学与历史学研究阶段，研究方面列举的学人是梁启超、胡适、陈寅恪、汤用彤、黄忏华，研究方面开出的名单是许地山、傅勤家、陈垣、陈国，皆名闻遐迩，除了傅勤家。

傅勤家不出名吗？似也不是。他的《中国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37年出版，是国人撰写的之一部中国通史专著。自1980年代以来，又先后收入多个丛书、文库，还在《中国学术名著提要》《大辞海》《大辞典》列有专门条目。然而吊诡的是，如此重要的著作，其 却面目不清、生平不详乃至性别不明。

傅勤家著译颇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撰作有“万有文库”本《史概论》，迻译的有“史地小丛书”本《康居粟特考》（原著日本白鸟库吉）、“汉译世界名著”本《腓特烈大王》（原著英国麦考莱），又有和董之学共同翻译的英人柏尔著的《志》。此外，他在1934年7月的商务印书馆《出版周刊》新八十六号上发表过一篇《〈史概论〉中之新罗花郎》。另有一篇署名傅勤家的《石先生的国文课》，刊发在1934年6月的《十日谈》号外增刊“学校生活特辑”上，那句有名的“细羽家雀砖后死，粗毛野兽石先生”即出于此。此前此后，就极少有相关作品信息。

笔者最近在查阅资料过程中有所发现，似乎可以廓清其面目。商务印书馆1947年8月发行的《东方》第四十三卷第十四号上有一篇傅运森的论文《之起源与流布》，顾名思义，分为“之起源”与“之演变与传播情形”两大部分。比勘傅勤家《中国史》，可知两者大同小异，关系甚深。

《中国史》章节目录中所涉“诸书所述之起源”“道之名义与其演变”“古代之巫祝史”“秦汉之方士”“之形成”“之神”“之方术”“之修养”“之流传海外”“之分派”，与傅运森文的纲目大体合。具体内容上，两者一为论文，一为专著，论文可以是专著撮述而成的缩略版，引用文献大为减少，而专著也有一些修订和补充。例如道之本义，书中援《》《孝经》《》诸语为证，文中更引《说文》《荀子》《释名》等。又书中详述形成之过程，而文中删繁就简，并片言警策：“自北方之张角，南方之于吉，先后破灭，乃不得不让之五斗米道，创立之基焉。”

在《中国史》第二章里，傅勤家说：“余昔曾编有《史概论》，只举大略，似未得一般之注意”，“因即以昔所编之《史概论》，加以补充，庶使关怀史者，稍有充分之兴味。”从《史概论》到《中国史》，再到《之起源与流布》，我们看到 运思谋篇的脉络与变异，同时也情不自禁地想问：傅运森到底是不是傅勤家？

于 络

傅运森，字韫生，一字纬平，清同治甲戌年（1874）十二月生，湖南宁乡人，光绪癸巳年（1893）湖南乡试恩科中式第四十九名举人。而翌年甲午恩科二榜进士第八十七名傅运生，或将两者混淆，其实运生籍贯江西高安，官至户部衙门主事，额外司员。此傅非彼傅，虽然也有人将傅运森写作傅运生，比如顾颉刚的《南洋公学及江苏省立图书馆》。傅运森曾入南洋公学读书，学习科目有英文、日文等，同学有陆尔奎等，该校总办（校长）即日后的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就此埋下了傅氏将来在商务印书馆辛勤耕耘数十年的伏笔。他于1914年秋南洋公学同学会换届改选中被选为会长，还在1915年上海创刊的《南洋》之一期上发表过一篇《何梅生先生传略》，追怀手订南洋公学校章的先师何嗣焜（字梅生），誉为“笃行有道之君子”。

1909年8月，傅运森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国文部任编辑，又先后到词典部、史地部、会等处任职。他的工作内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参加编写教科书。二是参与编纂辞典，如《新字典》《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和特别值得一提的《辞源》。《辞源》由陆尔奎、傅运森、等编纂，1915年出版正编，1931年出版续编，1939年又出版正续编合印本，是我国之一部大型综合性词典。《辞源续编说例》称：“傅运森先生尤能始终相助。拾遗订误。获益最多。”三是从1939年起与王云五共同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凡两集40种，在学界影响深巨。四是其他编校工作，如校勘《水经注疏》，校订向达编《高丽现代史》、伍光建编《西史纪要》、卢绍稷著《史学概要》等。

至于傅运森的学术工作，专著方面，他在商务出过《先生传略》《》《外族侵略中国史》《史略》等小册子外，还有颇负盛名的《世界大事年表》，该书初版于1914年，兼用中西纪年，合纪中外史事，是之一部中外历史年表著作。胡适1923年《一个更低限度的国学书目》选入“工具之部”；朱我农又将它纳入1925年2月20日《京报副刊》公布的“青年必读书十部”，与《胡适文存》等并列；胡云翼1947年出版的《新著中国文学史》附录中国文学书目举要“工具之部”中也可见此书。

接着看学术论文，中国地学会主办的《地学》1911年第二卷第十七期有傅运森《秦长城东端考》，1912年傅氏任地学会评议员。胡适、蔡元培、王云五编辑，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的《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其中自然科学类收有傅运森长文力作《十二辰考》。东方社编印、商务印书馆发行的《考古学零简》中有傅氏《元西域宗王致法兰西王书考》一篇，但据笔者考索，《东方》1911年第八卷第三号上有孙毓修《元西域宗王致法兰克王书考》，除“法兰克”改“法兰西”外，两文全然相同。孙氏江苏无锡人，缪荃孙高弟，又曾随美国女教士习外文，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辑、译员，与傅运森有同事之雅。这篇论文究竟谁作尚难判定，但此册《考古学零简》同时作为《东方》二十周年纪念刊物，共收有罗振玉、王国维等七篇 ，傅文之前即孙毓修《唐写本公牍契约考》，按常理不应搞错 。又李思纯《元史学》之一章引用傅运森此文，出处却是《东方》八卷三号。详情如何，有待发覆。

再论译著及其他，《泰西事物起原》《新译列国岁计政要》，均从日文迻译而来，傅运森还加以补述说明。日本白鸟库吉著、方壮猷译《东胡考》由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傅运森作序，揭橥书中精义，也指出乖戾之处，并向著者致敬。1925年《东方》第二十二卷第十五号上有何炳松《史导言并序》，译述英国人霍渥尔特（Howorth）著《史》梗概，称“所有译名，均经傅运森先生订正”。何氏受聘于商务印书馆，与傅运森同是商务编审会编审员、大学丛书会，在《历史研究法》《浙东学派溯源》两书自序中也表达了对傅氏切磋指谬的感荷之情。1925年《东方》第二十二卷第五号上有唐钺《杨朱考》，文中反驳当时学界或以杨朱为庄周说，解释《庄子·胠箧》“十二世”乃夸饰之说，括注“这说是傅纬平先生提醒我的，我很感谢他”，该篇后又收入《国故学讨论集》第四集和《古史辨》第四册。1927年《东方》第二十四卷第二十一号上有贺昌群《上古哲学史上的名家与所谓“别墨”》，中云“承傅纬平先生的指示，使我十分感佩”，因傅氏相告“《韩非传》之刑名，实即形名，后世误以为刑名，与下文法、术之法重复矣。因《韩非传》注解不明，遂至后人误会”。

傅运森虽非活动家，但也算文化圈名流贤达，在不少地方可见其身影。胡适1921年应邀考察商务印书馆，7月18日日记写道：“今天我专访编辑所中的熟人。先看傅纬平先生（运森），他是我家兄弟的老朋友，十二年不曾见着了。”1934年2月9日又记：“到商务看见云五、拔可、傅纬平诸先生。并参观四层楼上的东方图书馆。”傅运森还先后与蔡元培、张元济、王云五等人联署发起《为杜亚泉募集子女教养基金启》《高梦旦先生追悼会启事》《为募集汤颐琐先生赙款公启》，鲁迅逝世后也曾与人合送祭幛一张。但这些记载都像是例行公事，只能见到一个影影绰绰的形象。

傅运森的大致面目已经勾勒出来，再与傅勤家相较，重合度极高。傅运森以编辑谋生，但勤于笔耕，著译多种，基本在商务出版。他也称得上博学的历史学家，尤精于边疆史地、诸子百家。傅勤家懂英、日文，《中国史》又颇采日本汉学家小柳司气太、常盘大定之说，作品亦多由商务发行。两者的诸多细节若合契，更何况还有那篇如出一手的《之起源与流布》呢。

至于说傅勤家性别不明，源头在前述《志》卷末的一段话：“本书原名《之生活》，经董之学先生全部译出，付本馆排印，乃甫排及半而遭‘一·二八’之兵燹，后半之译稿全行毁失。因托傅勤家女士续译，即自第十三章末页起，迄于第二十七章，皆傅女士续译者。”

男作家故意用女性笔名者亦复不少，如茅盾用过“四珍”“冬芬”，在白色时期用过“欧阳镜蓉”，特别标明女士者也不乏其例，如茅盾用“冯虚女士”，赵景深用“露明女士”，孙席珍用“织云女士”等。傅运森（或与商务印书馆合谋）虚晃一枪的“傅勤家女士”，或许并不仅仅是“文人狡狯之笔”。因为该书原译者董之学亦用笔名，真名董维键，湖南桃源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1927年加入中国，1935年不幸被捕，直到“七七事变”后经与交涉才获释出狱。商务1936年出版该书时大概故意用“傅勤家女士”作为对策。

富有象征意味的是，《东方》1934年元旦发行的第三十一卷之一号，也即三十周年纪念号上，有一栏“个人计划”，共有马寅初、顾颉刚、茅盾等72人出现。其他人均侃侃而谈，展望未来，惟有傅运森称：“不闻上帝有何计划，鄙人凡夫，更有何计划乎！”今日看来，似是一语成谶，傅运森（或傅勤家）晚景如何，卒年何时，皆不明确，而且世易时移，不经意间，竟成了“学术史上的失踪者”。

：楼培（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编辑：于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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