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王朝文胜科举制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考试制度之一，也是中国考试制度的一个里程碑。其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文胜科举制是推进社会阶层流动的手段。在中国大量官僚制度的影响下，社会阶层流动非常困难。而通过科举制，人们只要有学问有才能就可以脱离贫困、升官发财。由此，科举制成为了中国古代的唯一一种让人们脱离孔家封建制度，得以晋身上流社会的途径之一。

其次，文胜科举制有助于推动中国文化的繁荣发展。科举制的出现，强调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同时也有利于中国文化士人的聚集，从而有利于中国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而且，从各种方面来看，科举制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

再次，文胜科举制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建立有促进作用。科举制不仅可以促进官僚制度的畅通，而且也有助于中国政治思想的确立和政治制度的完善。此外，科举制还有高度执行力的特点，可以使官僚制度得到全面的推进和完善。因此，文胜科举制是中国古代政治体制建立的一键之选，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推广。

总的来说，文胜科举制的意义是非常巨大的。它有助于推动社会阶层的流动、促进中国文化的繁荣发展以及中国政治体制的建立，成为了中国历史上重要的考试制度之一。

罗贯中为什么会在《三国演义》中“尊蜀汉贬曹魏”？——从新版电视剧《三国演义》说起

一，希望今人能认识到“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这三部中国古典文学的价值

昨天晚上，吵闹了许久的新版电视剧《三国演义》在安徽卫视播出了，随后，安徽卫视还安排了一帮电视人去说三道四这部新版的电视剧《三国演义》。

虽然新版三国演义的编导一再强调说，本次的新版的三国演义是“整容不改性”，意思是说，新三国演义电视剧并不打算去改变原著“尊刘贬曹”的价值观，

也不打算为曹操翻案，他们只是对人物的描写有所改变，还曹操本来的雄才大略面目而已。尽管目前这部新版三国演义只播出了前两集，但是，任何还有点文学修养的人都已经通过新版电视剧三国演义的一、二集看清楚了该电视剧的价值观倾向了。这就是，该剧已经颠覆了《三国演义》的原著了，已经在事实上改变了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的“尊蜀汉贬曹魏”的价值观了。

不知道新版三国演义的编导们是否知道自然科技的机械工艺中有个理论上的“三点定位”法则和实际操作中的“两点定位”法则？其实，人文社会学科，特别是历史文学这种作品，其中的理论“三点定位”和实际操作的“两点定位”法则也是表达得非常充分的。那么，什么是“三、两点定位法则”呢？如果从科技的角度上说，物体的动静和其时空位置，往往是由立体世界的X、Y、Z三个坐标去确定的，所以，立体世界中，只要定位了X、Y、Z这三个轴线坐标位置，那么，这个物体就被相对静止的定位了。而在平面世界中，因为平面世界是X、Y两个坐标系，所以，平面世界中，只需要东西和南北的两点就可以定位物体的静止位置。

相比之下，人文社会学科领域，特别是文学领域，也有个“三、两点定位”法则，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动机、语言，行动”这三个人文坐标。这个人文学科中的“动机、语言、行动”的三点定位原则，早在春秋孔子时代，就已被中国古人发现了，比如，孔子就说过：“子曰

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见《论语》）

孔子这里所说的“志，言，行”，就是人文学科领域中的“动机，语言，行动”的三点定位法则。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古典名著的《三国演义》和新版电视剧三国演义是如何分别定位曹操这个人的呢？古典名著《三国演义》的第四回是这样描述曹操杀吕伯奢一家的，其说：“与宫坐久，忽闻庄后有磨刀之声。操曰：“吕伯奢非吾至亲，此去可疑，当窃听之。”二人潜步入草堂后，但闻人语曰：“缚而杀之，何如？”操曰：“是矣！今若不先下手，必遭擒获。”遂与宫拔剑直入，不问男女，皆杀之，一连杀死八口。搜至厨下，却见缚一猪欲杀。宫曰：“孟德心多，误杀好人矣！”急出庄上马而行。行不到二里，只见伯奢驴鞍前鞒悬酒二瓶，手携果菜而来，叫曰：“贤侄与使君何故便去？”操曰：“被罪之人，不敢久住。”伯奢曰：“吾已分付家人宰一猪相款，贤侄、使君何憎一宿？速请转骑。”操不顾，策马便行。行不数步，忽拔剑复回，叫伯奢曰：“此来者何人？”伯奢回头看时，操挥剑砍伯奢于驴下。宫大惊曰：“适才误耳，今何为也？”操曰：“伯奢到家，见杀死多人，安肯干休？若率众来追，必遭其祸矣。”宫曰：“知而故杀，大不义也！”操曰：“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陈宫默然。当夜，行数里，月明中敲开客店门投宿。喂饱了马，曹操先睡。陈宫寻思：“我将谓曹操是好人，弃官跟他；原来是个狼心之徒！今日留之，必为后患。”便欲拔剑来杀曹操。正是：设心狠毒非良士，操卓原来一路人。”

从以上原著《三国演义》对曹操和陈宫杀人这件故事的描述上看，最先起疑心和杀人动机的，是曹操，最先说要先发制人的也是曹操，虽然杀人是曹操和陈宫二人共同所为，但是，陈宫知错即改，曹操却因为他持有“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人生价值观，而滥杀无辜，最后，作者评论说曹操是个“设心狠毒非良士，操卓原来一路人”！这样，原著《三国演义》开篇就定位了曹操的奸雄形象了。

而昨天晚上播出的新版电视剧三国演义是怎么样去表达以上这场故事和表达该电视剧编导的价值观的呢？在新版三国演义的二集后半部中，是陈宫先起疑心，他摇醒了酣睡的曹操，然后，陈宫又把自己的疑心传播给曹操，这样，曹操才与陈宫一起杀人的。这样的改动，就彻底改变了原著《三国演义》对曹操的三点定位原则了，好像是陈宫先起了杀害无辜的动机和说出了应该先发制人的语言。因此，这部戏，笔者已经不打算再往下观瞻了，因为，其编导已经明显改变了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的价值观取向了，下面的几十集是什么样的价值观和表演模式，笔者不看也都知道了。

今人应该重新认识中国的三部古典名著的文学价值！笔者认为，当今人类世界上，历史战争文学的巅峰作品，当属《三国演义》；生活伦理情爱文学的巅峰作品，当属《红楼梦》；志怪文学的巅峰作品，当属《西游记》。这三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哲学、伦理、人文等价值内涵，恐怕比一般人想像的要深邃得多。笔者认为，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人类文学都难以超越这三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了。

我们以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为例，去说明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中国和西方的传统文学，都各自有自己的套子，也就是自己传统和相对固定的文学表达程式，中国传统文学的套子，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英雄豪杰”；相比之下，西方传统文学的套子，则是“男女爱情，血淋淋的战争，正义战胜邪恶”。

历史和历史文学，都是传播和表达道德伦理价值观的，这点，中国古人认识得非常清楚，比如，西汉史学家扬雄就一针见血指出过：“请问古。曰：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义，舆尸、血刃，皆所不为也。”（见《法言》）

唐朝的著名史学家刘知几也认同扬雄的这种对史学功能作用的判断，他说：“略外别内，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见《史通》）

大家知道，现实世界中，人们批判万事万物，都需要个标准，不成规矩，就无方圆。那么，中国古人评判历史、历史人物、历史故事的善恶标准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和；生”这两个字！即，不管你是什么历史人物，也不管你生前的动机、语言和行为是什么，只要你违反了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和平幸福与生存发展需要的这两个原则，那么，你就是“反动”天道的，因为，自然天道的本质，就是万事万物和谐生存的。

那么，人类社会中，谁最维护以上所说的“和；生”原则呢？当然是老百姓！老百姓天生爱好和平与幸福生活，天下没有一个真正的老百姓会喜欢争权夺利的战争和意识形态斗争的！所以，早在西汉时代，史学家扬雄就一语道破了这个人类历史是非的原则，他说：“众人’。曰：‘富贵生。’‘贤者’？曰：‘义。’‘圣人’？曰：‘神。’观乎贤人，则见众人；观乎圣人，则见贤人；观乎天地，则见圣人。天下有三好：众人好己从，贤人好己正，圣人好己师。天下有三检：众人用家检，贤人用国检，圣人用天下检。”（见《法言》）

西汉史学家扬雄认为，圣人与老百姓的价值观是一样的，他们都崇尚个人、家庭和国家乃至于天下的共同富裕、和平和幸福，相比之下，那些“贤者”，也就是有自己利益小集团归属的士大夫们，他们看待历史社会和人物的标准，往往则是他们所服务的“国（即邦国和利益集团）”和“义（即某种利益集团遵循的政治意识形态）”。

那么，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是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呢？其虽然是在描写战争历史，是在描写三国的战争演义，但是，作者罗贯中则一直在歌功颂德和平、幸福和人民生存发展的价值观，他是坚决反对奸诈和霸权的。而不管是历史上的真正的曹操，还是人民群众口头历史传说中的曹操，他千真万确就是个崇尚武力征服的霸权人物，并非是个倡导和平发展协商的历史人物形象。这也是为什么元朝以降的中国戏剧舞台会将曹操描绘成为白脸奸雄的原因。

中国的三部古典名著，都有非常深刻的文化内涵，并非是仅仅在给人们讲述惊险、刺激的历史战争文学故事。比如，罗贯中如果对中国文化的正统问题没有事先非常深入的研究，如果他对中国历史没有深入研究，他是不可能著作出《三国演义》的；同理，吴承恩如果对中国道佛二家的修行、修真内涵和中国西部的自然地理、民俗没有深入研究，他也不可能著作出《西游记》；同理，曹雪芹如果对中国儒释道，特别是对中国道家和佛家的时空理论实践及其中国传统家庭的生活模式没有深入研究，他哪里写得出《红楼梦》呢？

中国的文学，是这样的一种模式，浅薄的，就是街头巷尾的道听途说的稗史小故事，深邃的，则是中国哲学、艺术、人文的综合作品。说白了吧，文学犹如饮食，有小吃，有大餐，也有满汉全席；有苍蝇餐馆，也有富丽堂皇的大餐厅。搞文学，很容易，什么人，只要你喜欢摆龙门阵，他都可以自我文学一下，但是，你要达到文学的巅峰，作者必须同时是哲学家、思想家、史学家、艺术家、民俗学家等的综合人物。

再说白点，学者和学术，就像是在开蔬菜店堂、米粮店堂、修建筑；学者虽然可以开出非常丰富的学问殿堂，但是，学者，归根结底就是贩卖原材料的，或者是修精神文化大厦的。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学术作品，至今为止，就只有两部精神文化大厦，一是《易经》，二是《太玄》，其他的人文学术作品，都不能够说是精神文化大厦。文学领域，你也可以开各式各样的小吃店，但是，你要建设出像《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这样的

巅峰作品，则犹如在在开满汉大餐馆了！

其实，笔者一向认为，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不需要看太多的书，你只要看懂了《易经》、《太玄》、《汉书》、《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这六部书籍，然后，你再背起背包行走大半个中国，特别是走走中国西部，那就足够了！只可惜的是，自古以来，还没有谁敢妄言说他看懂了这六部典籍了，也没有人敢说他已经走完过中国西部了。

二，《三国演义》为什么会“尊蜀汉贬曹魏”？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信史与历史文学，不是一回事情，但是，由于文学与历史故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历史与历史文学常常会搞糊涂人，许多人会自觉不自觉地将历史文学当成为历史故事本身去看待，这样，才产生了一些人要为“白脸曹操”翻案的闹剧来。其实，关于曹操是什么样

历史人物，自有《三国志》去作为依据，但是，文学作品的《三国演义》则主要反映的是中国人的历史文化价值观倾向。这个问题，需要今人区分清楚。

中国古典名著的《三国演义》有明确的“尊蜀汉贬曹魏”的价值观，这是人们都知道的。但是，为什么《三国演义》会有“尊蜀汉贬曹魏”的价值观，恐怕就没有多少人知道了！这个问题，可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其中的意味，非常渊源古老和深长！

任何伟大的作品，一定都与作者所处的历史背景和作者当时的文化心态有直接相关，《三国演义》也如此。罗贯中（生卒于约1300年——约1400年之间）是在元末明初所著作的《三国演义》，这段历史时间，不仅仅天下动乱甚多，而且，因为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有歧视汉人和汉文化的问现实问题，因此，罗贯中生活的年代，如何捍卫中国汉文明文化道统的问题，再次被许多中国文人重视。这就是说，《三国演义》是一部寻根和赞扬中国本土中的汉文明文化道统的书籍。今人明白《三国演义》的这一历史文化背景，非常重要！

罗贯中，据说是山西人，也有说其是江浙人，而根据《罗氏家谱》及罗氏祖茔墓碑之记载看，其先祖又为四川成都府人。其实，罗贯中究竟是哪里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的历史价值观，几乎就是朱熹《朱子语类》的许多思想的翻版。这就是说，如果今人没有阅读过《朱子语类》，你几乎无法理解为什么罗贯中著作的《三国演义》会有“尊蜀汉贬曹魏”的历史思想价值观！

因为《朱子语类》论述历史人事和三国评论甚多，下面，笔者选择其中的一段来说明南宋朱熹与学生关于中国文明文化正统问题的论述：其说：

问：“‘正统’之说，自三代以下，如汉唐亦未纯乎正统，乃变中之正者；如秦西晋隋，则统而不正者；如蜀东晋，则正而不统者。”曰：“何必恁地论！只天下为一，诸侯朝觐狱讼皆归，便是得正统。其有正不正，又是随他做，如何恁地论！有始不得正统，而后方得者，是正统之始；有始得正统，而后不得者，是正统之余。如秦初犹未得正统，及始皇并天下，方始得正统。晋初亦未得正统，自泰康以后，方始得正统。隋初亦未得正统，自灭陈后，方得正统。如本朝至太宗并了太原，方是得正统。又有无统时：如三国南北五代，皆天下分裂，不能相君臣，皆不得正统。义刚录作：“此时便是无统。”某尝作通鉴纲目，有

‘无统’之说。此书今未及修，后之君子必有取焉。温公只要编年号相续，此等处，须把一个书‘帝’、书‘

崩’，而余书‘主’、书‘殂’。既不是他臣子，又不是他史官，只如旁人立看一般，何故作此尊奉之态？此等处，合只书甲子，而附注年号于其下，如魏黄初几年，蜀章武几年，吴青龙几年之类，方为是。”又问：“

南轩谓汉后当以蜀汉年号继之，此说如何？”曰：“如此亦得。他亦以蜀汉是正统之余，如东晋，亦是正统之余也。”问：“东周如何？”曰：“必竟周是天子。”

问：“唐后来多藩镇割据，义刚录云：

“唐末天子不能有其土地，亦可谓正统之余否？”则如何？”曰：“唐之天下甚阔，所不服者，只河北数镇之地而已。”义刚录云：“

安得谓不能有其土地！”淳。义刚同。

温公通鉴以魏为主，故书“蜀丞相亮寇”何地，从魏志也，其理都错。某所作纲目以蜀为主。后刘聪石勒诸人，皆晋之故臣，故东晋以君临之。至宋后魏诸国，则两朝平书之，不主一边。年号只书甲子。问纲目主意。曰：“主在正统。”问：“何以主在正统？”曰：“三国当以蜀汉为正，而温公乃云，某年某月‘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训？缘此遂欲起意成书。推此意，修正处极多。若成书，当亦不下通鉴许多文字。但恐精力不逮，未必能成耳。若度不能成，则须焚之。”大雅。

问：“宋齐梁陈正统如何书？”曰：“自古亦有无统时。如周亡之后，秦未帝之前，自是无所统属底道理。南北亦只是并书。”又问：“东晋如何书？”曰：

“宋齐如何比得东晋！”又问：“三国如何书？”曰：

“以蜀为正。蜀亡之后，无多年便是西晋。中国亦权以魏为正。”又问：“后唐亦可以继唐否？”曰：“如何继得！”赐。

纲目于无正统处，并书之，不相主客。通鉴于无统处，须立一个为主。某又参取史法之善者：如权臣擅命，多书以某人为某王某公。范晔却书“曹操自立为‘

魏公’”。纲目亦用此例。方子。 （《朱子语类·通鉴纲目》）

朱熹（1130年——1200年），南宋后期人，朱熹生活的年代，当时的宋王朝国势甚微，西夏、辽、金、蒙等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势力甚大，自以为自己代表了中国文明文化正统的南宋当时是岌岌可危，这是使得朱熹刻意去著作《资治通鉴纲目》的原因。当时的朱熹力图去矫正温公（司马光）等人的错误历史价值观，试图从理论上去论述中国汉文明文化的正统源流。《朱子语类》是朱熹生前与学生的对话集，其正式出版问世，是在朱熹死亡以后由他的学生和崇拜者整理于1270年。由于朱熹在晚年曾经得罪权贵，他的思想和著作被打成了“伪学”，类似于今人所说的异端邪说，所以，朱熹晚年和他死亡之初，他所构建的许多思想，都不被人重视。但是，由于当时的金王朝也崇尚孔孟等汉文化，金人也普遍崇拜孔儒，甚至朱熹本人也甚为金王朝官方和金王朝文人们所推崇，所以，朱熹死亡以后，原来弹劾他的高官韩侂胄因犯事被诛，曾经当过朱熹的学生的宋宁宗就联想到朱熹被贬与韩侂胄直接有关，这样，宋宁宗就在朱熹死亡多年后给朱熹平反昭雪了，朱熹也因此被重新封为了“信国公”，后又改封“徽国公”。1241年，宋理宗见学子们对朱熹学说越来越感兴趣，他便下达找诏令宣布说朱熹从祀孔庙，这，就是当时文人名誉上的最高荣耀，这样，朱熹在死亡之后的地位就上大大升了。1363年，元顺帝出于国家各民族一统的政治需要而追封朱熹为齐国公；清朝同样出于国家意识形态一统的政治需要，而在康熙51年，将朱熹被升配孔庙十哲，朱熹地位在清朝达到了高峰。

大家看清楚了吧，罗贯中，就生长在朱熹的地位和朱熹的学术思想逐步处于被抬高的历史年代之中。当然，元朝官方抬高朱熹，是想利用朱熹理学中的为君主服务的思想成果，但是，罗贯中这种民间文人所看到的，则是朱熹著作中的关于中国汉文明文化谁为正统的理论，因为，这在元朝时代，涉及到了一个中国汉民族的保种保族的重大问题了。

什么是“正统”问题呢？如果说起来，这个问题，早在唐朝时代就已经被提出来了，甚至，在南北朝时代，就已经被提出来了，甚至，这个关于中国文明文化的正统问题，已经成为了南北朝以降中国文人共同关注的一个大问题了。

南北朝时代，西域的佛教文化大势东进，有逼迫中国本土文化让位的态势，因此，在南北朝300余年之中，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一直存在着道佛之争，也就是存在着是老子化胡，还是佛化老子的争论。这场争论，一直持续到唐朝后期，著名的唐朝韩愈的《谏佛骨表》，就是这样的事件的延续。而史载的南齐时代的太学博士颜欢的故事，也表达了当时的文人们的这种思想文化冲突，其记载说：“欢答曰：案道经之作，著自西周，佛经之来，始乎东汉，年逾八百，代悬数十。若谓黄老虽久，而滥在释前，是吕尚盗陈恒之齐，刘季窃王莽之汉也。经云，戎气强犷，乃复略人颊车邪？又夷俗长跽，法与华异，翘左跂右，全是蹲踞。故周公禁之于前，仲尼戒之于后。又舟以济川，车以征陆。佛起于戎，岂非戎俗素恶邪？道出于华，岂非华风本善邪？今华风既变，恶同戎狄，佛来破之，良有以矣。佛道实贵，故戒业可遵；戎俗实贱，故言貌可弃。今诸华士女，民族弗革，而露首偏踞，滥用夷礼，云于翦落之徒，全是胡人，国有旧风，法不可变。”（《南齐书·高逸传·顾欢》）

由此可见，早在南北朝时代，就有许多中国文人认为，中国本土可以接受外来的佛教文化，但是，中国人还是应该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坚持自己的民族习惯，否则，中国人就有亡国亡族的问题。由此可见，这个关于谁是中国汉文明文化正统的争论之中，潜藏着中华民族的保国保种的天大问题。

宋朝开国以后，曾经在1080年——1100年发生过一次著名的“蜀洛党争”事件，所谓的“蜀洛党争”，是以苏东坡为首的朝廷蜀党与以程颐为首的洛党发生的因为各自许多学术思想不同而导致的两个学派和两个朝廷党派的对立冲突事件。严格说，这场党争，二程代表是孔儒正统，而一向作风飘逸的苏东坡则是反程颐等人的孔儒正统之说的，这样的“蜀洛党争”自然会涉及一些历史价值观的问题，苏东坡赞成他的老师欧阳修的许多观点，他的许多历史观与程颐的历史观发生了冲突，比如，苏轼就一反儒生们普遍痛恨秦始皇的看法而认为“始皇、宣帝（汉宣帝）皆英主”（《始皇论》）。同时，苏轼一反自三国以来人们对蜀汉文化文明正统的推崇，而对统一了中国的曹魏大加赞赏，他甚至对大胆进行平民主义倾向改革的王莽也非常的推崇，这就是说，苏轼经常对历史上的一些“篡君”者的评价甚高，显然，这和苏东坡个人不太深入的历史学养有关系。苏轼认为：“正统者，名之所焉而已。名之所在而不能有益乎其人，而后名轻。名轻而后实重。吾欲重天下之实，于是始乎轻视正统。”（《后正统论三首》）

苏轼这样的以历史实际成就去评论人物是非和历史正统与否的观念，在程颐看来，当属叛逆之见，程颐曾经愤怒说到：“蜀志在兴复汉室，则正也！……三纲不正，无父子君臣夫妇。”（《遗书》卷18）

程颐生前一直对过于开化兴胡风的唐太宗有谴责，两人经常在这样的人才观和历史观上发生冲突。由此可见，蜀洛党争，的确在重大的历史观上有水火不容之处，象这样的截然对立的历史学观，是很难以调和的。

苏东坡的“正统”理论非常明确，就是他认为，谁统一了天下，谁就是正统，这个观点，明显来自于他的老师欧阳修，甚至也是当时的史学家司马光的观点，比如，苏东坡就说：“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后正统论》）综上所述，可知，汉王朝400余年，即使是曹操成为一代权臣和已经在今河南许昌建立了魏王宫的东汉末期，荀悦等文化人还是通过自己是著作清晰表达出了汉文明文化的起源论观点，在荀悦等人看来，中国汉文明文化的源流，是来自于伏羲、颛顼、夏、周、秦道统，而不是来自于今河南、河北、江苏北部一代的殷商道统。这就是说，汉王朝时代，中国文化人就已经搞明白了中国大一统的国家中的确存在着两个大的文化板块，一个是西部的夏、周、秦、蜀汉道统，一个是中国东北部的殷商文化道统。虽然汉文明文化也认可殷商文明文化是中国文明文化的一部分，但是，从汉国家文化的正统的角度上看，当时的人们是认可中国西部文明文化才是中国正统的文明文化道统的。

重庆市璧山县大路街道农业服务中心工勤人员王朝文积极参与璧北河治理，多次走访养殖户，向他们深入细致的宣传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完成18家重点畜禽养殖污染源的关闭工作成绩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