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写出了惊艳的岳阳楼记，怎么没能进入唐宋八大家？

栏目：资讯发布：2023-10-07浏览：2收藏

范仲淹写出了惊艳的岳阳楼记，怎么没能进入唐宋八大家？,第1张

李唐与赵宋，是古代中华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期间才子涌现、文豪辈出，诞生了著名的“唐宋八大家”，分别是：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

（唐宋八大家）

常常有人发出如是疑问：李白与杜甫为什么不在“唐宋八大家”之列？

这个问题无异于：姚明那么厉害，为什么不去踢世界杯？

“唐宋八大家”的全称是“唐宋散文八大家”，所有入选者皆在古文领域有卓越成就，而诗仙李白与诗圣杜甫的主要成就是在诗歌上，所以自然不在其列。

明确了领域范围，我们再继续向下探讨。

（李白与杜甫）

一提起“古文”二字，首先涌入脑海的或许是那些年语文课本中的“背诵全文”。韩愈的《师说》，柳宗元的《捕蛇者说》，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苏洵的《六国论》，苏轼的《赤壁赋》，苏辙的《上枢密韩太尉书》，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曾巩的《寄欧阳舍人书》，都是被选入《古文观止》的不朽佳作。除此之外，亦不乏惊艳千古的旷世名篇，比如王勃的《滕王阁序》和范仲淹的《岳阳楼记》。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王勃的《滕王阁序》，通篇是名句，句句是经典，创文章华美之极致。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更是超越了单纯写山水楼观的狭境，将自然界的风雨阴晴和迁客骚人的览物之情相结合，把文章的重心放到了抒发政治抱负和爱国情怀上，独具匠心，立意新颖，思想境界高耸入云霄。

（范仲淹画像）

王勃与范仲淹，都是唐宋文豪，都有不世之才和锦绣文章，为什么也如李白杜甫一样，进不了“唐宋八大家”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从“唐宋八大家”的由来和入选标准说起。

由来：

“唐宋八大家”的称谓最早起源于明初朱右编选的《六先生文集》，由于苏洵、苏轼、苏辙是父子，遂并三苏为一家，所以《六先生文集》实则是《八先生文集》，收录的正是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八人的文章。明中叶唐顺之所纂的《文编》中，唐宋文也只取了此八家。到了明末，茅坤又编修了《唐宋八大家文钞》，选录的仍是上述八人之文章，由于此书流传甚广，影响极大，所以“唐宋八大家”之名便随之为后世所熟知。

由此可见，“唐宋八大家”的说法，是明朝以后才开始有的。

（《清平乐》范仲淹剧照）

入选标准：

无论是《八先生文集》，还是《唐宋八大家文钞》，其编修的初衷都是服务于科举。也就是说，其本质相当于如今的《高考范文精编》。正如现在的高考作文都要求“题目自拟，文体不限（诗歌除外）”，古代的科举也是文章取士，所以李杜诗篇纵然再好，也不在其列。

除此之外，“唐宋八大家”最重要的入选标准是：他们都是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

狭义的古文，是相对骈文而言的，指的是先秦和汉朝的散文。从六朝一直到宋代早期，讲求声律及辞藻、排偶的骈文大行其道，文章流于形式而不注重内容，长篇累牍尽是些浮华之词。

为了去虚就实，恢复古代的儒学道统，古文运动应运而生，其中，韩愈和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而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皆是宋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践行者。

回看王勃与范仲淹的情况，王勃才华盖世不假，但他主要是以骈文见长，《滕王阁序》更是被誉为“千古第一骈文”。而范仲淹呢，他的主要成就在于政治和诗词，散文虽佳，但仍有骈体化倾向，比如上文提及的两大名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都是如此。宋朝的古文运动，是由欧阳修开始的，而范仲淹所处的时代略早，对古文复兴的影响不大。

所以，王勃和范仲淹与李白和杜甫一样，都不在“唐宋八大家”之列，亦是情理之中。

范仲淹（989年—1052年）（即太宗端拱二年——皇佑四年）字希文。和包拯同朝，为北宋名臣，政治家，文学家，谥号“文正”，汉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少年时家贫但好学，当秀才时就常以天下为己任，有敢言之名。曾多次上书批评当时的宰相，因而三次被贬。宋仁宗时官至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元昊反，以龙图阁直学士与夏竦经略陕西，号令严明，夏人不敢犯，羌人称为龙图老子，夏人称为小范老子。1043年（宋仁宗庆历三年）范仲淹对当时的朝政的弊病极为痛心，提出“十事疏”，主张建立严密的仕官制度，注意农桑，整顿武备，推行法制，减轻傜役。宋仁宗采纳他的建议，陆续推行，史称“庆历新政”。可惜不久因为保守派的反对而不能实现，因而被贬至陜西四路宣抚使，后来在赴颍州途中病死，有《范文正公集》传世

范仲淹喜好弹琴，然平日只弹履霜一曲，故时人称之为范履霜。他工于诗词散文，所作的文章富政治内容，文辞秀美，气度豁达。他的《岳阳楼记》一文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两句，为千古佳句。也是他一生爱国的写照。

他不仅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统帅，也是—位卓越的文学家和教育家。他领导的庆历革新运动，成为后来王安石“熙丰变法”的前奏；他对某些军事制度和战略措施的改善，使西线边防稳固了相当长时期；经他荐拔的一大批学者，为宋代学术鼎盛奠定了基础；他倡导的先忧后乐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是中华文明史上闪灼异彩的精神财富：朱熹称他为“有史以来天地间第一流人物”！千载迄今，各地有关范仲淹的遗迹始终受到人们的保护和纪念。

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八月初二，范仲淹在徐州降生。他的父亲范墉，当时做宁武军节度掌书记——徐州军事长官的秘书。范墉先娶陈氏，继娶谢氏．仲淹是他第三个儿子。范仲淹出生第二年．父亲便病逝了。谢氏贫困无依，只好抱着襁褓中的仲淹．改嫁山东淄州长山县(今山东邹平县附近)一户姓朱的人家。范仲淹也改从其姓，取名朱说，在朱家长大成人。

范仲淹从小读书就十分刻苦，朱家是长山的富户，但他为了励志，常去附近长白山上的醴泉寺寄宿读书，晨夕之间．便就读讽诵。他片读不懈的精神，给僧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时，他的生活极其艰苦，每天只煮一锅稠粥，凉了以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拌几根腌菜，调半盂醋汁，吃完继续读书。后世便有了断虀画粥的美誉,但他对这种清苦生活却毫不介意，而用全部精力在书中寻找着自己的乐趣。

这样过了差不多三年，长白山乡的书籍已渐渐不能满足他的需要。一个偶然的事件，暴露了范仲淹家世的隐秘。他惊谔地发现，自己原是苏州范家之子，这些年来，一直靠继父的关照度日。这件事使范仲淹深受刺激和震动，愧愤交集之下，他决心脱离朱家，自树门户，待将来卓然立业，再接母归养。于是他匆匆收拾了几样简单的衣物，佩上琴剑，不顾朱家和母亲的阻拦，流着眼泪，毅然辞别母亲，离开长山，徒步求学去了。

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二十三岁的范仲淹来到睢阳应天府书院(今河南睢阳区)。应天府书院是宋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共有校舍一百五十间，藏书敷千卷。更主要的是这里聚集了许多志操才智俱佳的师生。到这样的学院读书，既有名师可以请教，又有许多同学互相切磋，还有大量的书籍可供阅览，况且学院免费就学，更是经济拮据的范仲淹求之不得的。应天府后来改名南京，应天府书院所以又叫南都学舍。

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迷信道教的宋真宗率领百官到亳州（今安徽亳县）去朝拜太清宫。浩浩荡荡的车马路过南京（今河南商丘，下同），整个城市轰动了，人们争先恐后地看皇帝，惟独有一个学生闭门不出，仍然埋头读书。有个要好的同学特地跑来劝他：“快去看，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但这个学生只随口说了句：“将来再见也不晚”，便头也不抬地继续读他的书了。果然，第二年他就得中进士，见到了皇帝。这位学生就是日后的北宋伟大的改革思想家范仲淹。

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秋和八年(1015年)春，他通过科举考试，中榜成为进士。在崇政殿参加御试时，他第一次看见年近五旬的真宗皇帝。后来还荣赴了御赐的宴席。二月的汴京(今开封市)，春花满目．进士们坐跨骏马，在鼓乐声中游街：“长白一寒儒，名登二纪余”。他吟着这样的诗句，想到自己已经二十七岁。比起旁边的滕宗谅等人，年纪显得大了许多。

不久，他被任命为广德军的司理参军（广德军位置在今安徽广德县一带，司理参军是掌管讼狱、审理案件的官员，从九品）。接着，又调任为集庆军节度推官（集庆军辖境位置在今安徽亳州一带，节度推官是幕职官，从八品）。他把母亲接来赡养，并正式恢复了范姓，改名仲淹，字希文。从此开始了近四十年的政治生涯。

天禧五年(1021年)，范仲淹被调往泰州海陵西溪镇(今江苏省东台县附近)，做盐仓监官——负责监督淮盐贮运转销．西溪镇濒临黄海之滨，镇上虽也可偶见牡丹，其荒远情景毕竟与内地不同。乍听风浪的呼啸及野鹤的长唳，范仲淹不免略觉惆怅．而仓官既属于闲差，他便暂以疏懒饮宴采自我解嘲：“卑牺曾未托椅梧，敢议雄心万里途!蒙叟自当齐黑白，于牟何必怨江湖……一醉一吟疏懒甚，溪人能信解嘲无？”

然而，他很快发现，这里有许多事情需要去做。当地多年失修的海堤，已经坍圮不堪，不仅盐场亭灶失去屏障，而且广阔的农田民宅，也屡受海涛威胁。遇上大海潮汐，甚至水淹泰州城下，成千上万灾民流离失所。官府盐产与租赋，都蒙受损失。为此，他上书给江淮漕运张纶，痛陈海堤利害，建议在通州、泰州、楚州、海州(今连云港至长江口北岸)沿海，重修一道坚固的捍海堤堰。

对于这项浩大的工程，张纶慨然表示赞同，并奏准朝廷，调范仲淹做兴化县令（今江苏省兴化市），全面负责治堰。

天圣二年(1024年)秋，兴化县令范仲淹率领来自四个州的数万民夫，奔赴海滨。但治堰工程开始不久，便遇上夹雪的暴风，接着又是一场大海潮，吞噬了一百多民工。一部分官员，认为这是天意，堤不可成，主张取缔原议，彻底停工。事情报到京师，朝臣也踌躇不定。而范仲淹则临危不惧，坚守护堰之役。

大风卷着浪涛冲到他腿上，兵民们纷纷惊避，官吏也张皇失措，范仲淹却没有动，他有意看看身旁的同年好友滕宗谅，宗谅正从容不迫地评论着一段屹立的堤堰。大家发现他两人泰然自若，情绪也安稳下来。经过范仲淹等人的努力坚持，捍海治堰又全面复工。不久，绵延数百里的悠远长堤，便凝然横亘在黄海滩头。盐场和农田的生产，从此有了保障。往年受灾流亡的数干民户，又扶老携幼，返回家园。人们感激兴化县令范仲淹的功绩，都把海堰叫做“范公堤”。兴化县不少灾民，竟跟着他姓了范。至今兴化仍有范公祠遗址，为父老怀念。

仁宗天圣四年(1026年)，谢氏病故。范仲淹含泪服丧，回南京居住。当时南京留守官晏殊，已风闻仲淹通晓经学，尤长于《易》经。他邀请仲淹协助戚氏主持应天府学的教务。仲淹慨然领命，还把另一位青年朋友富弼，推荐给晏殊。

为了便于工作，范仲淹搬到学校去住。他制定了一套作息时刻表，按时训导诸生读书。夜晚，还经常深入宿舍，检查和责罚那些偷闲嗜睡的人。每当给诸生命题作赋，他必定先作一篇，以掌握试题难度和着笔重点，使诸生迅速提高写作水平。

应天府书院的学风，很快就焕然一新。四方前来就读和专意向范仲淹问业的人，络绎而至。范仲淹热诚接待这些迢迢而来的学者，不倦地捧书为他们讲授。有时，还用自己的微薄俸禄招待他们吃饭，以至自己家中窘迫不堪。第二年，范仲淹离开南京，孙秀才也辞去职事。

天圣六年(1028年)，范仲淹服丧结束．经过晏殊的推荐，他荣升秘阁校理——负责皇家图书典籍的校勘和整理．秘阁设在京师宫城的崇文殿中．秘阁校理之职，实际上属于皇上的文学侍从。在此，不但可以经常见到皇帝，而且能够耳闻不少朝廷机密。对一般宋代官僚采说，这乃是难得的腾达捷径。

范仲淹一旦了解到朝廷的某些内幕，便大胆介入险恶的政治斗争．他发现仁宗皇帝年巳二十，但朝中各种军政大事，却全凭六十岁开外的刘太后一手处置，而且，听说这年冬至那天，太后要让仁宗同百官一起，在前殿给她叩头庆寿，范仲淹认为，家礼与国礼，不能混淆，损害君主尊严的事，应予制止，他奏上章疏，批评这一计划。

范仲淹的奏疏，使晏殊大为恐慌。他匆匆把范仲淹叫去，责备他为何如此轻狂，难道不怕连累举主吗？范仲淹素采敬重晏殊，这次却寸步不让，沉脸抗言：“我正为受了您的荐举，才常怕不能尽职，让您替我难堪，不料今天因正直的议论而获罪于您。”一席话，说得晏殊无言答对。回到家中，范仲淹又写信给晏殊，详细申辩，并索性再上一章，干脆请刘太后撤帘罢政，将大权交还仁宗。

朝廷对此默不作答，却降下诏令，贬范仲淹寓京，调赶河中府(今山西省西南部永济县一带)任副长官——通判．秘阁的僚友送他到城外，大家举酒饯别说；“范君此行，极为光耀呵！” 三年之后，刘太后死去了。仁宗把范仲掩召回京师，派做专门评议朝事的言官——右司谏．有了言官的身份，他上书言事更无所畏惧了。

明道二年（1033年），京东和江淮一带大旱，又闹蝗灾，为了安定民心，范仲淹奏请仁宗马上派人前去救灾，仁宗不予理会，他便质问仁宗：“如果宫廷之中半日停食，陛下该当如何”仁宗惊然惭悟，就让范仲淹前去贩灾。他归来时，还带回几把灾民充饥的野草，送给了仁宗和后苑宫誊。

这时的宰相吕夷筒，当初是靠讨好刘太后起家的。太后一死，他又赶忙说太后的坏话．这种狡诈行径，一度被仁宗的郭皇后揭穿，宰相职务也被罢免．但夷简在宫廷中的因缘关系，依然根深蒂固．不久，他便通过内侍阎文应等重登相位，又与阎文应沆瀣一气，想借仁宗的家务纠纷，而废掉郭后。堕入杨美人、尚美人情网的年轻皇帝，终于决定降诏废后，并根据吕夷简的预谋，明令禁止百官参议此事。

范仲淹懂得，这宫廷家务纠纷背后，掩藏着深刻而复杂的政治角逐。他与负责纠察的御史台官孔道辅等，数人径趋垂拱殿，求见仁宗面谈。他们伏阁吁请多时，无人理睬：司门官又将殿门砰然掩闭。范仲淹等人手执铜环，叩击金扉，隔门高呼质问：“皇后被废，为何不听台谏入言！”看看无济于事，大家在钢虎畔议定一策，准备明日早朝之后，将百官统统留下，当众与吕相辩论。

次日凌晨，妻子李氏牵着范仲淹的衣服，再三劝戒他勿去招惹祸机。他却头也不回地出门而去。刚走到待漏院，等候上朝，忽听降诏传呼，贬他远窜江外，去做睦州(今浙江桐庐县附近)知州。接着，朝中又派人赶到他家，催促着要押他即刻离京。孔道辅等人，也或贬或罚，无一幸免。

这次至城郊送别的人，已不很多，但仍有人举酒赞许说：“范君此行，愈觉光耀！”在离开谏职去浙江的路上，范仲淹心中并无悔恨，只是略觉不平：“重父必重母，正邦先正家。一心回主意，十口向天涯！”有人笑他好似不幸的屈原，他却认为自己更象孟轲：“分符江外去，人笑似骚人”，“轲意正迂阔，悠然轻万锺”!

过了几年，他由睦州移知苏州，因为治水有功，又被调回京师，并获得天章阁待制的荣衔，做了开封知府。前时一同遭贬的孔道辅等人，也重归朝廷。范仲淹在京城大力整顿官僚机构，剔除弊政，把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仅仅几个月，号称繁剧的开封府就“肃然称治”。

范仲淹看到宰相吕夷简广开后门，滥用私人，朝中腐败不堪。范仲淹根据调查，绘制了一张“百官图”，在景佑三年(1036年)呈给仁宗。他指着图中开列的众官调升情况，对宰相用人制度提出尖锐的批评。吕夷简不甘示弱，反讥范仲淹迂腐。范仲淹便连上四章，论斥吕夷简狡诈．吕夷简更诬蔑范仲淹勾结朋党，离间君臣。

范、吕之争的是非曲直，不少人都看得分明．偏偏吕夷简老谋深算，善于利用君主之势而最终取胜．仁宗这年二十七岁，尚无子嗣。据说范仲淹曾关心过仁宗的继承人问题，或许谈论过立什么皇太弟侄之类的事。这事虽出于兴旺宋廷的至诚和忠直之心，却不免有损仁宗的自尊。加以吕夷简的从旁中伤，范仲淹便被递夺了待制职衔，贬为饶州知州。后来几乎又贬死岭南。

台官韩渎为迎合宰相意旨，请把范仲淹同党的人名，写成一榜，张挂于朝堂。余靖、尹洙、欧阳修等人，因为替范仲淹鸣不平，也纷纷被流窜边远僻地．从此，朝中正臣夺气，直士咋舌。

范仲淹自幼多病，近年又患了肺疾．不久，妻子李氏也病死在饶州。在附近做县令的诗友梅尧臣，寄了一首《灵乌赋》给他，并告诉他说，他在朝中屡次直言，都被当作乌鸦不祥的叫声，昔日愿他拴紧舌头，锁住嘴唇，除了吃喝之外，只管翱翔高。范仲淹立即回答了一首《灵乌赋》，禀复说，不管人们怎样厌恶乌鸦的哑哑之声，我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五十岁前后，范仲淹先后被调到润州(今江苏镇江一带)和越州(今浙江绍兴一带)作知州。这时，一桩重大事件震动了全国，也改变了他的命运。

五十二岁的范仲淹，先被恢复了天章阁待制的职衔，转眼间又荣获龙图阁直学士的职衔。进京面辞仁宗之后，范仲淹便挂帅赶赴延州，仕途上的艰辛蹉跎使他早已霜染鬓发，但是忠心报国的热忱却不减当年。范仲淹亲临前线视察，他发现宋军官兵、战阵、后勤及防御工事等，各方面都颇多弊端；如不改革军阵体制，并采取严密的战略防御，实难扭转战局。

范仲淹的战略防御，并非单纯或消极的防守措施。他初至延州，便全面检阅军旅，并实行了认真的裁汰和改编。他从士兵和低级军官中提拔了一批猛将，由当地居民间选录了不少民兵；又开展了严格的军事训练。按军阶低高先后出阵的机械临阵体制，也被他取缔，改为根据敌情选择战将的应变战术。在防御工事方面，他采纳种世衡的建议，先在延北筑城；后来又在宋夏交战地带，构筑堡寨。对沿边少数民族居民，则诚心团结，慷慨优惠，严立赏罚公约。这样，鹿延、环庆、泾原等路边防线上，渐渐屹立起一道坚固的屏障。

庆历二年(1042年)三月的一天，范仲淹密令长子纯佑和蕃将赵明，率兵偷袭西夏军，夺回了庆州西北的马铺寨。他本人，又随后引军出发。诸将谁也不知道这次行动的目的。

从大顺城返回庆州的途中，范仲淹觉得如释重负。只是他自己的身体，却感到十分疲乏。此刻正是暮春季节，山畔的野花刚刚开放。如果是在江南，早巳百花烂漫了。

在范、韩等人苦心经营下，边境局势大为改观。这时，西夏国内出现了各种危机，西夏军将领中间，也矛盾重重．至庆历二年以后，边界自西夏向宋朝投诚的人，已陆续不断。宋夏两国的百姓，都希望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双方议和的使节，也开始秘密往返于兴庆府(今银川市)与汴梁之间。庆历四年（1044年）双方正式达成和议。宋夏重新恢复了和平，西北局势得以转危为安。

从元昊叛宋起，宋军的边防开支便突然膨胀起来。政府为了扩大收入，又不得不增加百姓负担。于是，包括京城附近在内，各地反抗朝廷的暴动与骚乱，纷然而起。

庆历三、四年间(1043—1044年)，急待稳定政局的仁宗皇帝，似乎显得格外开朗和进步。他将西线的三名统帅——夏辣、韩琦和范仲淹，一同调回京师，分别任命为最高军事机关的正副长官——枢密使、枢密副使：又扩大言官编制，亲自任命下三、四名谏官——欧阳修、余靖、王素和蔡襄，后来号称“四谏”。

“四谏”官一声奏言，撤掉了略无军功的夏竦，以杜衍和富弼为军事长官。“四谏”官又一声奏言，彻底罢免了吕夷简的军政大权。“四谏”们第三声奏论，则驱逐了副宰相王举正，以范仲淹取而代之。面对这前所未有的出色班底，石介喜出望外。他写诗赞颂说：举擢俊良，扫除娇魅！提升众贤，就象拔茅一样，大批群起，驱逐奸邪，就象切掉鸡爪一般，永难长续。

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仁宗连日催促范仲淹等人，拿出措施，改变局面。范仲淹、富弼和韩琦，连夜起草改革方案。特别是范仲淹，认真总结从政28年来酝酿已久的改革思想，很快呈上了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它的主要内容是：

（一）明黜陟，即严明官吏升降制度。那时，升降官员不问劳逸如何，不看政绩好坏，只以资历为准。故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循苟且，无所作为。范仲淹提出考核政绩，破格提拔有大功劳和明显政绩的，撤换有罪和不称职的官员。

（二）抑侥幸，即限制侥幸作官和升官的途径。当时，大官每年都要自荐其子弟充京官，一个学士以上的官员，经过二十年，一家兄弟子孙出任京官的就有二十人。这样一个接一个地进入朝廷，不仅增加了国家开支，而且这些纨绔子弟又不干正事，只知相互包庇，结党营私。为了国家政治的清明和减少财政开支考虑，应该限制大官的恩荫特权，防止他们的子弟充任馆阁要职。

（三）精贡举，即严密贡举制度。为了培养有真才实学的人，首先应该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把原来进士科只注重诗赋改为重策论，把明经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经书的词句改为要求阐述经书的意义和道理。这样，学生有真才实学，进士之法，便可以依其名而求其实了。

（四）择长官。针对当时分布在州县两级官不称职者十居八九的状况，范仲淹建议朝廷派出得力的人往各路（北宋州以上的一级监察和财政区划）检查地方政绩，奖励能员，罢免不才；选派地方官要通过认真地推荐和审查，以防止冗滥。

（五）均公田。公田，即职田，是北宋地方官的定额收入之一，但分配往往高低不均。范仲淹认为，供给不均，怎能要求官员尽职办事呢？他建议朝廷均衡一下他们的职田收入；没有发给职田的，按等级发给他们，使他们有足够的收入养活自己。然后，便可以督责他们廉节为政；对那些违法的人，也可予以惩办或撤职了。

（六）厚农桑，即重视农桑等生产事业。范仲淹建议朝廷降下诏令，要求各级政府和人民，讲穷农田利害，兴修水利，大兴农利，并制定一套奖励人民、考核官员的制度长期实行。

（七）修武备，即整治军备。范仲淹建议在京城附近地区召募强壮男丁，充作京畿卫士，用来辅助正规军。这些卫士，每年大约用三个季度的时光务农，一个季度的时光教练战斗，寓兵于农，实施这一制度，可以节省给养之费。京师的这种制度如果成功了，再由各地仿照执行。

（八）推恩信，即广泛落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主管部门若有人拖延或违反赦文的施行，要依法从重处置。另外，还要向各路派遣使臣，巡察那些应当施行的各种惠政是否施行。这样，便处处都没有阻隔皇恩的现象了。

（九）重命令，即要严肃对待和慎重发布朝廷号令。范仲淹认为，法度是要示信于民，如今却颁行不久便随即更改，为此朝廷必须讨论哪些可以长久推行的条令，删去繁杂冗赘的条款，裁定为皇帝制命和国家法令，颁布下去。这样，朝廷的命令便不至于经常变更了。

（十）减徭役。范仲淹认为如今户口已然减少，而民间对官府的供给，却更加繁重。应将户口少的县裁减为镇，将各州军的使院和州院塥署，并为一院；职官厅差人干的杂役，可派级一些州城兵士去承担，将那些本不该承担公役的人，全部放回农村。这样，民间便不再为繁重的困扰而忧愁了。

《条陈十事》写成后，立即呈送给宋仁宗。宋仁宗和朝廷其他官员商量，表示赞同，便逐渐以诏令形式颁发全国。于是，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领导下开始了，范仲淹的改革思想得以付诸实施。新政实施的短短几个月间，政治局面已焕然一新：官僚机构开始精简；以往凭家势做官的子弟，受到重重限制；昔日单凭资历晋升的官僚，增加了调查业绩品德等手续，有特殊才干的人员，得到破格提拔；科举中，突出了实用议论文的考核；全国普遍办起了学校。

范仲淹还主张，改变中央机关多元领导和虚职分权的体制，认真扩大宰臣的实权，以提高行政效率。为了撤换地方上不称职的长官，他又派出许多按察使，分赴各地。按察的汇报一到，贼官姓名就从班簿上勾掉。富弼看他一手举簿、一手执笔，俨若无情的阎罗判官，便从旁劝谕：“你这大笔一勾，可就有一家人要哭!”范仲淹回答说：“一家人哭，总该比几个州县的人哭好些!”

改革的广度和深度，往往和它遭到的反对成正比．大批守旧派的官僚们，开始窃窃私议。御史台的官员中，已有人抨击某些按察使——说什么“江东三虎”、“山东四伥”。范仲淹在边防线上的几员部将，也遭到秘密的调查，并遇到许多麻烦。欧阳修等“四谏”，企图撵走这些保守派的爪牙，另换几名台官。但他们很快发现，台官背后，掩藏着更有权势的人物。欧阳修本人，反被明升暗撤，离京出使河东。范仲淹预感到，事情绝不象石介颂扬的那么简单：改革路上，隐患重重；新政前程，也岌岌可危。

庆历四年(1044年)仲夏时节，台官们忽然声称破获了一起谋逆大案。该案直接涉及的，是石介和富弼。仁宗不信会有这等事情。石、富二位，更觉莫名其妙。但是，台官却有石介给富弼的亲笔信件作证；而信中又隐然有废黜仁宗之意。石介对此，矢口否认．富弼未及辩诬，先已惶恐不迭。其实，此事纯为夏竦一手制造。从他被撤去枢密使职、并被石介斥为“奸魅”时起，便秘密买通婢女临摹石介的手迹。该婢临写之功，已非一日。

此案一兴，蜚语四起；后来，甚至牵连到范仲淹改革的诚意，乃至扩大相权的居心之类。宋仁宗虽然对这件事未必全信，但看到反对革新的势力这么强大，他开始动摇了，这时，宋夏之间已正式议和：政治危机，也大略消弭。仁宗对于改革的兴致，已渐冷漠和淡释。富弼为了避嫌，请求出使边地。范仲淹也自知无趣，带职去视察河东与陕西。

宰相章得象和副相贾昌朝，当初曾附和过范仲淹的新政。但在实际执行中，他们却阳奉阴违。待到新政受挫，革新派遭诬，他们便立即转向。范、富离京之后，他们索性与保守势力联合，对范仲淹等人落井下石；并通过台官，制造新的冤案，将在京的革新人物一网打尽。

庆历五年(1045年)初，曾慷慨激昂，想励精图治的宋仁宗终于完全退缩，他下诏废弃一切改革措施，范仲淹和富弼被撤去军政要职。实行仅一年有余的各项新政，也先后纷纷取缔。京师内外的达官贵人及其子弟，依旧歌舞喧天。范仲淹革除弊政的苦心孤诣，转瞬间付之流水。他被调作那州(今陕西彬县一带)知州，准备为这范氏祖先的发祥地，做些力所能及的好事。

6、为国为民先忧后乐

这年冬天，范仲淹已近五十八岁。边塞的严寒威胁着他的健康，他被允许移到稍暖的邓州（今河南省邓州市）做知州。此时，富弼已贬至青州(今山东省益都一带)，欧阳修贬去滁州(今安徽省滁县等地)，滕宗谅贬在岳州(今湖南省岳阳一带)，尹洙则流窜筠州(今江西省高安附近)，并备受凌辱。范仲淹经过申请。把尹洙接到邓州来养病，尹洙临终，极为贫困，他笑着告诉范仲淹：“死生乃是正常的规律。既无鬼神，也无恐惧。”

《岳阳楼记》

《岳阳楼记》的由来。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贬居邓州，此时他身体很不好。昔日好友滕子京从湖南来信，要他为重新修竣的岳阳楼作记，并附上《洞庭晚秋图》。范仲淹一口答应。庆历六年六月（即1046年6月），他就在邓州的花洲书院里挥毫撰写了著名的《岳阳楼记》。表现作者虽身居江湖，心忧国事，虽遭迫害，仍不放弃理想的顽强意志，同时，也是对被贬战友的鼓励和安慰。

范仲淹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他意识到宋初数十年来文章柔靡、风俗巧伪的危害，强调继承历史上进步的文学传统，并推荐当代能坚持风雅比兴传统的好作品，自己的诗文也代表着文学创作中的进步方向。他的论说文旨在阐明民为邦本的重要性，议论风发，具有夺人的气势。《岳阳楼记》是其传颂千古的名作。

《岳阳楼记》送到岳州，膝宗谅大为感动。他立即命人刻石。记中那两句格言——“先天下之忧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是不胫而走，风也似的传诵开来。仁宗闻此，不禁慨然称颂。

皇佑三年(1051年)，范仲淹又移任青州。这里的冬寒，加重了他的疾病。第二年(1052年)调往颍州，他坚持扶疾上任。但只赶到徐州，便在溘然长逝。享年六十四岁。是年十二月葬于河南洛阳东南万安山，谥文正，封楚国公、魏国公，有《范文正公集》传世。这时，范仲淹积蓄已尽。一家人贫病交困，仅借官屋暂栖，略避风雨。范仲淹死讯传开，朝野上下一致哀痛。包括西夏甘、凉等地的各少数民族人民，都成百成千地聚众举哀，连日斋戒。凡是他从政过的地方，老百姓纷纷为他建祠画像，数百族人来到祠堂，像死去父亲一样痛泣哀悼，根据他的遗愿，遗体没有运回原籍苏州，而是葬在他母亲长眠的那块地旁——洛阳南郊万安山下。范仲淹的行动和思想，赢得生前身后几代人的敬仰。历代仁人志士也纷纷以范仲淹这位北宋名臣为楷模，学习和效法。

滕子京，一个熟悉的名字，一个陌生的人物，作为北宋官员，他在历史中既无显赫地位，亦无卓越成就，却因被范仲淹写进《岳阳楼记》而意外名垂青史。

（岳阳楼记）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文章一开头，范仲淹便交代了他写作《岳阳楼记》的缘由——好友滕子京谪迁为岳州太守后，把当地治理得很好，于是重修了岳阳楼，范仲淹应邀写文记述这件事。

所谓“谪守”，就是指“因罪被贬职出任外官或守边”，滕子京之所以“谪守巴陵郡”，源于北宋时期著名的“泾州公案”，大致过程是：庆历二年，滕子京时任甘肃泾州知州，恰逢西夏大举攻宋，葛怀敏率军抵抗，无奈兵败定州，而范仲淹率领的援军却被大雨阻隔，无法及时赶到。泾州与定州距离很近，形势非常危险，生死攸关之际，滕子京临危不乱，在没有足量正规军的情况下，征召民兵共同守城，坚持到了援军赶到。事后，滕子京感念部下守城艰辛，便动用公款犒赏全军，抚恤遗属。一年之后，有人旧事重提，以此弹劾滕子京滥用公款。

这个案子的最大疑点是，当宋仁宗派人前去调查时，滕子京竟然销毁账本，这难免有几分“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味，幸亏朝中有范仲淹、欧阳修等极力为其辩白争取，滕子京最终才免遭处刑，只是被贬了官，于是有了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

。

（《清平乐》范仲淹剧照）

对于滕子京其人，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记载：他只用一年时间便把岳州治理到“政通人和、百废俱兴”，而司马光的《涑水纪闻》却记载：

“所得近万缗，置于厅侧自掌之，不设主典案籍。楼成极雄丽，所费甚广，自入者亦不鲜焉。”

范仲淹说滕子京勤政爱民、刚正廉洁，获罪被贬完全是冤案。而司马光却说，滕子京在担任泾州知州期间，挪用公款16万贯，除了用于犒赏将士、抚恤英烈，余下数万贯均被他据为己有。另外，滕子京谪守岳州期间，仍在横征暴敛、搜刮民脂民膏，至于重修岳阳楼，也完全是在沽名钓誉、邀功请赏，更有借机中饱私囊之意。

总之，范仲淹笔下的滕子京，是一位清官、好官，而司马光笔下的滕子京，则是一位贪官、恶官。同一个人，在同时代的范仲淹和司马光笔下竟然呈现出截然相反的两副面孔，那么，到底谁在说谎？谁的说法更可信呢？

（《清平乐》司马光剧照）

观点一，如果从身份出发，则是司马光的说法可信度更高：

司马光作为史官，秉笔直书是他的职责所在，而范仲淹作为文人，文章中更多表达的是个人观点，更何况，滕子京是他的好友，他确实有为其避讳、替其美言的动机。

观点二，但如果从人品出发，则是范仲淹的说法可信度更高：

真实历史中的范仲淹，俨然就是“品行高洁”的代名词，他不仅秉承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大夫思想，在个人操守上更是堪称完美。司马光则不然，他固然是忠君爱国、清正廉洁，但与此同时，其私德却是毁誉参半，尤以小肚鸡肠、睚眦必报备受诟病。而且，司马光还是保守派领袖，他不但反对王安石变法，也反对范仲淹新政。司马光既然能对王安石新党赶尽杀绝，就有可能对范仲淹好友极尽诋毁。

（范仲淹画像）

“宗谅（滕子京，名宗谅，字子京）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及卒，无余财。”

众所周知，宋朝是中国古代官员工资最高的朝代，滕子京身为一方父母官，却至死“无余财”，可见其绝非司马光笔下的大贪官。近代考古发现也印证了滕子京“无余财”的说法，其家族墓葬确实简陋朴实，并无值钱随葬品。

想必，大家共同的疑问必然是上文提及的那个疑点：如果滕子京没有贪污，他为什么要销毁账本呢？其实，这正是他的可敬之处。试想一下，滕子京为官多年，难道不知道销毁账本就意味着不打自招吗？那是因为，滕子京心里明白，有心人利用“泾州公案”弹劾他，实则意在攻击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等主持的“庆历新政”。新政触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让他们怀恨在心，抓不到范仲淹等人的把柄，便转而攻击其“朋党”。滕子京销毁账本，就是要独自承担下所有罪责，不牵连好友，不让范仲淹、欧阳修等再为了保他而得罪宋仁宗，以便留在朝中，继续推行新政。

范仲淹（989年10月1日－1052年6月19日[1]），字希文。祖籍邠州，后移居苏州吴县。北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

范仲淹幼年丧父，母亲改嫁长山朱氏，遂更名朱说。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苦读及第，[2]授广德军司理参军。后历任兴化县令、秘阁校理、陈州通判、苏州知州、权知开封府等职，因秉公直言而屡遭贬斥。宋夏战争爆发后，康定元年（1040年），与韩琦共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采取“屯田久守”的方针，巩固西北边防。对宋夏议和起到促进作用。西北边事稍宁后，仁宗召范仲淹回朝，授枢密副使。后拜参知政事，上《答手诏条陈十事》，发起“庆历新政”，推行改革。不久后新政受挫，范仲淹自请出京，历知邠州、邓州、杭州、青州。皇祐四年（1052年），改知颍州，在扶疾上任的途中逝世，年六十四。宋仁宗亲书其碑额为“褒贤”。累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魏国公，谥号“文正”，世称范文正公。至清代以后，相继从祀于孔庙及历代帝王庙。

范仲淹在地方治政、守边皆有成绩。其文学成就突出。他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对后世影响深远[3]。有《范文正公文集》传世。

（概述图来源：清殿藏本范仲淹像[4]）

本名

范仲淹

别名

朱说、范履霜、范文正

字

希文

所处时代

北宋

民族族群

汉族[5]

人物关系

范纯祐

儿子

范仲温

哥哥

范正思

孙子

狄青

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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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集中国历史：范仲淹推行的改革为何会失败？这个原因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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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经历

范仲淹先祖是唐朝宰相范履冰，世居邠州。范仲淹高祖范隋，唐懿宗时渡江南下，任丽水县丞，时逢中原兵乱，遂定居吴县（今苏州市）。[7]

宋代范仲淹画像

五代时，曾祖和祖父均仕吴越，父亲范墉早年亦在吴越为官。宋朝建国后，范墉追随吴越王钱俶归降大宋，任武宁军节度掌书记。[8]

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八月丁丑日（10月1日）[1]，范仲淹生于徐州节度掌书记官舍。[9][6]

淳化元年（990年），范墉因病卒于任所，母亲谢氏贫困无依，只得抱着两岁的范仲淹，改嫁淄州长山人朱文翰，范仲淹也改从其姓，取名朱说（yu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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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读及第

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范仲淹得知家世，伤感不已，毅然辞别母亲，前往南都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求学，投师戚同文门下。[11][12][13]数年寒窗生涯后，范仲淹已博通儒家经典的要义，有慷慨兼济天下的抱负。[14][2][15]

元代范仲淹画像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以“朱说”之名，登蔡齐榜，中乙科第九十七名，由“寒儒”成为进士[16]，被任为广德军司理参军，掌管讼狱、案件事宜，官居九品。鉴于已有朝廷俸禄，范仲淹便把母亲接来奉养。[17]天禧元年（1017年），范仲淹以治狱廉平、刚正不阿[18]，升为文林郎、任集庆军节度推官，便归宗复姓，恢复范仲淹之名[19][20][21]（一说，天圣六年—1028年，范仲淹服母丧后方更名[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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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治堰

天禧五年（1021年），范仲淹调任泰州西溪盐仓监，负责监督淮盐贮运及转销。[24][25][26]西溪濒临黄海之滨，唐时李承修筑的旧海堤因年久失修，多处溃决，海潮倒灌、卤水充斥，淹没良田、毁坏盐灶，人民苦难深重。于是范仲淹上书江淮漕运张纶，痛陈海堤利害，建议沿海筑堤，重修捍海堰。[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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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公堤遗址

天圣三年（1025年），张纶奏明朝廷，仁宗调范仲淹为兴化县令，全面负责修堰工程。天圣四年（1026）八月，母亲谢氏病逝，范仲淹辞官守丧，工程由张纶主持完成。[29]

执教兴学

天圣五年（1027年），范仲淹为母守丧，居南京应天府（今商丘）宁陵县。[30]时晏殊为南京留守、知应天府，闻范仲淹有才名，就邀请他到府学任职，执掌应天书院教席。[31]范仲淹主持教务期间，勤勉督学、以身示教、创导时事政论，每当谈论天下大事，辄奋不顾身、慷慨陈词，当时士大夫矫正世风、严以律己、崇尚品德的节操，即由范仲淹倡导开始，书院学风亦为之焕然一新，范仲淹声誉日隆。[32]

商丘应天府书院

天圣六年（1028年），范仲淹向朝廷上疏万言的《上执政书》，奏请改革吏治，裁汰冗员，安抚将帅。[33][34]宰相王曾对万言书极为赞赏，时晏殊在枢府，王曾便极力推举范仲淹，晏殊遂面圣陈述范仲淹既往政绩。[35]十二月，仁宗征召范仲淹入京，任为秘阁校理，负责皇家图书典籍的校勘和整理。[36][37]

秉公直言

天圣七年（1029年），仁宗十九岁，章献太后（宋真宗章献皇后）依然主持朝政。冬至，仁宗准备率领百官在会庆殿为太后祝寿。范仲淹认为这一做法混淆了家礼与国礼，就上疏仁宗说：“皇帝有事奉亲长之道，但没有为臣之礼；如果要尽孝心，于内宫行家人礼仪即可，若与百官朝拜太后，有损皇上威严”，谏言仁宗放弃朝拜事宜。上疏奏报内廷，没有获得答复。[39][40]范仲淹又上书太后，请求还政仁宗。奏书入宫，再次石沉大海。[41][42][43]

范仲淹苏州石刻像

晏殊得知范仲淹上疏，大惊失色，批评他过于轻率，不仅有碍自己的仕途，还会连累举荐之人。范仲淹据理力争，并回写一封长信（《上资政晏侍郎书》），详述自己做法的缘由，申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侍奉皇上当危言危行，绝不逊言逊行、阿谀奉承，有益于朝廷社稷之事，必定秉公直言，虽有杀身之祸也在所不惜。”[44][45]

天圣八年（1030年），范仲淹请求离京为官，被任为河中府通判；次年，调任陈州通判。[46][47]范仲淹虽“处江湖之远”，不改忧国忧民本色，在此期间，他也多次上疏议政。朝廷欲兴建太一宫和洪福院，范仲淹认为“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建议停工[48][49]；在吏治方面，范仲淹针对主张削减郡县，精简官吏[50]，并多次上书陈述中央直接降敕授官的危害，认为“不是太平治世的政策”[51][52]；又建议朝廷不可罢免职田，认为“官吏衣食不足，廉者复浊，何以致化”[53]。范仲淹的这些上疏虽未被朝廷采纳，但其一片忠心打动了仁宗。[54]

明道二年（1033年），太后驾崩，仁宗亲政，召范仲淹入京，拜为右司谏。[55][56]时群臣多议太后垂帘时为政之失，范仲淹却认为太后虽秉政多年，但亦有养护仁宗之功，建议朝廷掩饰太后过失，成全其美德。仁宗采纳，诏令朝廷内外不得擅自议论太后之事。[57][58]仁宗因刘太后新亡，欲立杨太妃（宋真宗章惠皇后）为皇太后，参与军国大事。范仲淹认为频立太后，有皇帝不能亲政之嫌。[59]仁宗采纳，罢黜太后册名，但称谓不改。[60]

七月，天下大旱，蝗灾蔓延，江淮和京东一带灾情尤其严重。为了安定民心，范仲淹奏请朝廷派人视察灾情，仁宗不予理会。范仲淹便质问仁宗：“如果宫中停食半日，陛下该当如何”[61]仁宗幡然醒悟，派范仲淹安抚灾民。范仲淹应诏赈灾，开仓济民，并将灾民充饥的野草带回朝廷，以警示六宫贵戚戒除骄奢之风。[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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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三遭贬黜，时人为何说“范君此行，尤为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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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阁请对

明道二年（1033年）冬，郭皇后误伤仁宗[65]，宰相吕夷简因与皇后有隙，遂协同内侍阎文应、范讽等人，力主废后。[66]消息传出，群臣议论纷纷，都认为废后不合适，范仲淹也向皇帝进言。因吕夷简事先令有司不得接受台谏章疏，疏入内廷，不得奏。[67]范仲淹遂率中丞孔道辅、侍御史蒋堂、段少连等十余人跪伏垂拱殿外，请求召见，仁宗不见，派吕夷简出来解释。范仲淹等与之当庭辩论，吕夷简理屈词穷，无以为对。[68][69]

范希文像

第二天，范仲淹与众人商议，打算早朝之后，将百官留下，再次与宰相谏争。一行人刚走到待漏院，朝廷诏书下达，外放范仲淹知睦州，孔道辅等人也或贬或罚，无一幸免。[70][71]河阳签判富弼上书仁宗，建议诏还范仲淹入京，以开言路，未得批复。[72]

景祐党争

景祐元年（1034年），范仲淹调任苏州知州，辟所居南园之地，兴建郡学。[73]时苏州发生水灾，范仲淹命令民众疏通五条河渠，兴修水利，导引太湖水流入大海。次年，因治水有功，范仲淹被调回京师，判国子监，很快又转升为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74]范仲淹在京城大力整顿官僚机构，剔除弊政，开封府“肃然称治”，时称“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75]

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因不满宰相吕夷简把持朝政，培植党羽，任用亲信，向仁宗皇帝进献《百官图》，对宰相用人制度提出尖锐批评，劝说皇帝制定制度、亲自掌握官吏升迁之事。吕夷简不甘示弱，反讥范仲淹迂腐，诬蔑范仲淹“越职言事、勾结朋党、离间君臣”。范仲淹便连上四章[76]，论斥吕夷简狡诈，因言辞激烈，遂被罢黜，改知饶州。[77][78]侍御史韩渎曲意迎合，列写范仲淹同党的姓名，奏请仁宗在朝廷张榜公示。[79]

古画《范仲淹像》

范吕之争，牵连甚广。秘书丞余靖上书请求修改诏命[80]；太子中允尹洙上疏自讼和范仲淹是师友关系，愿一起降官贬黜[81]；馆阁校勘欧阳修责备高若讷身为谏官，对范仲淹被贬之事一言不发[82]，蔡襄亦作《四贤一不肖》诗[83]，攻击高若讷，皆牵连遭贬。朝臣畏惧宰相势力，莫敢置言。范仲淹被贬出京，竟无人敢送别，只有独龙图阁直学士李紘、集贤校理王质出郊饯行。[84]

景祐四年（1037年），吕夷简被免除宰相之职，士大夫们接连不断地替范仲淹辩白，双方互相辩驳，朋党争论四起。仁宗诏宰相张士逊问计，下诏禁止互结朋党。[85][86]

因范仲淹多次因谏被贬谪，梅尧臣作文《灵乌赋》力劝范仲淹少说话、少管闲事、自己逍遥就行。范仲淹回作《灵乌赋》，强调自己“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尽显为民请命的凛然大节。[87]

戍边西北

宝元元年（1038年），原称臣于宋的西北党项首领李元昊称帝，建国号大夏（史称西夏），与宋朝的外交关系正式破裂。次年（1039年），为逼迫宋朝承认西夏的地位，李元昊率兵进犯宋境，于三川口大败宋兵（三川口之战），集兵于延州城下，准备攻城。消息传至京师，朝野震惊。

康定元年（1040年）三月，因边事吃紧，宋仁宗以范仲淹众望所归，召回京师，担任天章阁待制、出知永兴军。[88]七月，升为龙图阁直学士，与韩琦并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担任安抚使夏竦的副手。[89][90]八月，范仲淹兼知延州。

宋代金明寨遗址

范仲淹到任后，更改军队旧制，分部训练，轮流御敌。先前，边路分马步军部署统兵万余人，兵马钤辖领兵五千，兵马都监带兵三千，御敌时官卑者先出战。范仲淹在检阅州兵马后得一万八千人，分为六部，每部置一将，加强训练，根据“敌之寡众”分别出战。此后，他派兵相继夺回塞门诸寨，修复已破荡的金明寨、万安城等。九月，范仲淹遣将军任福破白豹城（今甘肃华池东北约25公里处），迫使入侵保安军（治今陕西志丹）、镇戎军（治今宁夏固原）的西夏军撤兵。又派狄青等攻取西界芦子平，种世衡兴筑青涧城（在延州北约200华里处），营田实边。十月，遣朱观等袭破西夏洪州界郭壁等十余寨。同时修筑青涧城和鄜城，作为军事基地，节省边费。仁宗为这支军队赐名康定军。十二月，朝廷采纳韩琦、尹洙之策，下诏在次年（1041年）正月上旬，由泾原、鄜延两路同时出兵，大举伐夏，但范仲淹与在朝中的杜衍、欧阳修等皆以为条件不成熟，主张积极防御，寻觅战机，小规模出击。[91][92][93]范仲淹在戍边西北期间，逐渐培养出狄青、种世衡、郭逵等有才干的将领，其他如张亢、王信、范恪、周美等，也是范仲淹所拔擢的。

康定二年（1041年）正月[94]，仁宗诏命陕西各路讨伐西夏，范仲淹上疏，建议加强边防守备，徐图西夏，仁宗采纳。范仲淹又奏请修筑承平、永平等要塞，把十二座旧要塞改建为城，以使流亡百姓和羌族回归。[95][96]

范仲淹手书“嘉岭山”崖刻

二月，李元昊进兵渭州（今甘肃平凉），仁宗批准夏竦反攻计划，韩琦命尹洙谒见范仲淹，联络同时发兵。范仲淹认为反攻时机尚未成熟，坚持不从。韩琦派环庆路副都部署任福率兵出击，西夏军受挫撤退，任福下令急追，追至西夏境六盘山麓，于好水川遇伏被围，任福等十六名将领阵亡，折兵万余（好水川之战）。[97]四月，仁宗降夏竦为豪州通判，范仲淹为户部员外郎、知耀州，职责不变。[98]

五月，范仲淹改知庆州，兼环庆路都部署司事。李元昊起兵时，曾联络羌族，约定环庆路酋长六百余人为其向导。范仲淹到任后，即以朝廷名义犒赏羌族各部，与之签订条约，严明赏罚，羌族遂脱离西夏，为宋效力。[99][100]为进一步稳固边防，范仲淹又修筑大顺城，遏止白豹城、金汤城一带的西夏军进犯[290][101][102]；同时，修葺细腰、胡芦等军塞，切断敌军通路，使明珠、灭臧两部族安心归附宋朝。[103][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