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家的研究表明，两性风情就像自然界里雌雄求偶一样，原本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男人见到年轻貌美的女人，总想展示自己的能耐与本事，总想试试自己男子汉的风度；而女人也总有吸引男人的欲掣，总渴望得到男人的青睐，于是，心理学家便把两性问的这种下意识的愉悦行为称为风情，即通常所说的调情。作为一种让两性彼此喜欢、相互吸引的艺术，风情不但是美丽的，同时也是无可厚非的。

　　然而，在20世纪的女性作家文本里，我们看到的风情绝大多数不是两性问轻松愉悦的美妙游戏，而是女人单向度的行为。女人所有的暗送秋波，轻颦浅笑，娇声浪语，摩娑芳唇，以退为进，展示柔弱与性感等诸种诱惑男人的手段，无一不充满了绝望的铤而走险的悲剧意味，烙下很深的性别权力与文化的印痕，包含着深刻的性别形而上的哲学意味。在男权意识依旧，爱情又不幸从精神圣殿跌入红尘万丈的都市商品色相市场的五四时代，美丽的风情变成了两性问的心智相斗。《莎菲女士的日记》里的莎菲。面对凌吉士颀长的身躯，白嫩的面庞，薄薄的小嘴唇，柔软的头发，鲜红嫩腻的嘴角和那说不出、捉不到的主仅，难以抑制自己的迷恋、神往和爱慕。莎菲欲单的滋长标志着自觉的女性目光的生成，说明男女“看”与“被看”的角色规定开始被打破。然而，尽管如此，莎菲也还是在既定的“被看”的文化角色与自我内心欲望的冲突中，陷入了心理痛苦与人格分裂的“疯癫”状态，欲迎还拒，时而喜欢，时而恼怒，时而放肆，时而固守，时而挑逗，时而抵御。当凌吉士对莎菲表白爱意并亲吻她时，莎菲断然拒绝了凌吉士，随之“陷到极深的悲境里”，最后，莎菲决计南下，在无人认识的地方浪费生命的剩余。因为，莎菲以“充足的清晰的脑力”发现了隐藏在凌吉士爱情背后的色情动机与卑劣灵魂，也发现了自我灵魂的堕落。莎菲的弃绝、自省与自戕，预示着父权制社会下女性主体意识的艰难生成与两性风情的虚妄。

　　也许对两性风情更为虚妄的体验来自张爱玲。在《倾城之恋》里，莎菲以退为进、欲迎还拒的矜持，到了自流苏那里，变成了用尽心力的“谋爱”，因为她遭遇了生存威胁。离婚的流苏在父权社会看来，便是天生的“扫把星”，因此她遭受到来自家庭与社会的嘲讽、白眼、厌弃与算计，陷入“六亲无靠”的生存困境，为“虚飘飘的，不落实地”的生存恐惧所困扰。流苏自己也无法摆脱父权社会加诸她身上的种种陈腐观念，如婚姻观、道德观、价值观等的束缚，这就使得流苏既无法在娘家度日，也无法像五四新女性那样选择自立自强的谋生道路，惟有借“谋爱”来谋生，依附男人，在婚姻里苟活。所以，当流苏偶遇范柳原时，便顾不得夺人之美的廉耻，把女人的全部风情与心计都押在了谋取与范柳原的婚姻上。不幸的是她遇上了一个同样精明与自私的男人，花花公子范柳原无意娶她为妻，只想诱捕她做情妇。于是“一个自私的男人”和“一个自私的女人”便彼此设下圈套、察言观色、旁敲侧击、相互算计，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恋爱智慧考验战”，最后在倾城之祸降临，身陷生死绝境时双双落入情网，成就了婚姻喜剧。表面看来，女性风情终成正果，从虚妄落到了实处。但是，说到底，这正果不过是在男权中心下女性的一次偶然成功的出售而已，正如张爱玲所说，“是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流苏因毁城而侥幸得救。一方而映照出男权文化下女性生存与生命的苍凉、辛酸与残酷：即便是在封建父权结构已经松动的20世纪40年代，许多女人也仍然陷落在经济依附、人格附庸与主体沦丧的存在境遇之中；另一方面也涵摄了张爱玲对两性风情寒彻心骨的虚妄的审美体验：“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也是极普通的妇女职业，为爱而结婚的女人全可以归在这一项下。”

　　到了林白的《致命的飞翔》，两性风情的虚妄游戏被置换成两性的战争硝烟。“指望一场性的翻身是愚蠢的，我们没有政党和军队，要推翻男性的统治是不可能的，我们打不倒他们，所以必须利用他们”，于是，李莴和北诺在登陆与秃头利用他们的权力放出钓饵、诱取她们的色相时，她们用自己的色相作诱饵，诱取登陆与秃头的权力。虽说这是一笔两厢情愿的生意，但这生意又分明充满着“锐利又晦暗”的厮杀意味，暗示、试探、敌进我退、欲盖弥彰，男人怕上女人的当，女人怕吃男人的亏，温情脉脉的两性调情变成了两性致命的飞翔。而在《一个人的战争》里，林白又把两性风情的这种对抗性的悲剧体验演绎为女性孤绝的“一个人的战争”——“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女人自己嫁给自己”。显然，在这两性的战争或女性“一个人的战争”的书写中，林白极端的女权姿态赫然在日。也许在这种极端的女权姿态背后饱含着林白对两性形而上的悲观体验：异性关系尽管是人的二元性生命本身尤法拒绝的，但由于个体生命在性别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孤独，男人与女人注定是对抗的、无法沟通的。

　　然而，上述这种女性单向度取悦男人以及由此遭遇的被物化的境遇，到了张抗抗的《作女》那里，仿佛整个被颠了个儿。陶桃沿袭传统女人卖弄风情的方式，企图用容貌、服饰与女人的贤惠温柔来俘获郑达磊的婚姻，但失败了。卓尔不想对男人卖弄什么风情，她只想按照自我的方式生活，素面朝天，留短发，穿牛仔衣着，干自己喜欢干的职业，性情也离贤惠温柔甚远。但是，她却匪夷所思地获得男人的青睐，不但火锅店老板对她疼爱有加，而且也获得了成功男人郑达磊的爱情，尽管卓尔最终拒绝了他。这失败与成功的比照，无非是想说明女人终于可以不向男人卖弄风情了，甚至主体觉醒了的女性也可以令男人向自己卖弄风情了，就像火锅店老板对卓尔的有求必应，召之即来一样。张抗抗这种审美选择多少带有一些利用男性、将男性物化的倾向。为了建构女性主体而将男性物化，果真就是我们所需要的理想的两性关系么

　　对此，王安忆有她自己独到的思考。她既不像丁玲，将两性风情视为一种现代浮世式的皮肉交易而加以拒绝，也不像林白视异性如敌人，把女人的风情作为推翻男人的工具，更不像张抗抗对女性主体作过度理想化的阐释；她更接近张爱玲，深察女性的卖弄风情与其生存的关系，但又与张爱玲有着明显的区别，她不像张爱玲那样将风情写得乐趣尽失而苍凉十足，而是温文尔雅，心平气和，充满着人间的烟火味。在一片低迷、暖昧的上海市民弄堂的氛围中，风情万种的王琦瑶粉墨登场，她依仗自己的青春和美丽，一步一步地进入都市的现代空间：片厂、私人摄影室、晚会、舞场，步入大都市上海社会，先是参加选美，荣获上海三**的殊荣，后是住进了李主任的爱丽丝公寓，继而与萨沙、康明逊、老克腊、长脚有斩不断的联系。面对大都市的色情流行与游戏规则，王琦瑶并不像白流苏们那样恐惧、徘徊、退缩和被动，而是从容地接受，毫不犹豫地投入。同样的从容与坚决也出现在《香港的情与爱》里，老魏就对自已说，我要用这个女人两年，这不是50岁里的两年。是30岁里的两年。而逢佳则在心里想，代价大收获才多，世上哪有无本万利的买卖。老魏和逢佳的卖弄风情虽然起因于功利目的，也伴随着斗心斗智，但两人都“凭着各自的良心”，以“义”为准绳，在时间的打磨中，滋长出普通男女的“善待”情义。总的来看，王安忆的两性风情书写因为贯穿着她对平淡人生的一种穿透性领悟，对普通人生命内涵的发现和开掘，因此蕴满人性的情致与温婉，真切而动人。显然，王安忆的世俗视角与平民主义立场，使她在审视两性关系时避免了张爱玲的悲观主义、林白愤激的女权姿态与张抗抗理想化的女性主义色彩，但她是否也有以情义遮蔽两性问的利用与物化事实的嫌疑她是否需要在温婉体恤市民的同时，对她们进行像丁玲那样清醒的自省与理性的批判这是我们始终挥之不去的疑问。

　　无论如何，男女两性关系总是一个难题。尽管在母系社会，人类曾经出现过理安·艾斯勒所盛赞的“圣杯”式的男女和谐相生的合作关系；在现代文明社会里，我们也一直提倡男女平等的两性关系，但绵延时间最长、积淀最深的莫过于女性被男性所规定、所统治的男性统治模式。20世纪女性作家笔下两性风情的演化以及由此所共同表现出来的虚安体验与物化倾向，昭示了欢娱亲昵的两性风情如沧海骊珠，难以寻觅；也折射了在两性关系意识混沌而纷繁的变迁中，女性作家更多地认可两性双方一方对另一方的支配与利用关系。这种关系，正是马丁·布伯所批判的“我一它”关系，在这种关系里，与“我”产生关联的一切在者都沦为“我”利用的对象，是为满足“我”的利益、需要、欲求的工具。我想，作为两性风情以及两性关系理想形态的书写，我们应该提倡的是马丁·布伯所赞许的“我一你”关系，这种关系里，“我”与“你”是相互平等的生命与生命的相关性的存在，是既多样统一，多元互补，又并行而不相悖，并存而不相害的和谐存在。只有在这样的“我一你”关系中，有关男女两性风情及关系的书写才可避免两性物化的创伤，才能通向真证的生命审美境界。

家是我们生命的港湾，当我们在外面经历风雨、身心俱疲时，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父母亲人、自己的小家，回家寻求一份宁静与庇护，便是我们最后的选择。一个小家的构成是父亲、母亲和孩子，三点确定一个面，三根柱子支起一个家。心理学家武志红所著的《为何家会伤人》一书，列出了中国家庭里出现的很多问题，并从心理学角度予以深刻剖析，也给我带来不少人生的启迪。

每个人的成长经历不同，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也就不同，面对生活问题的处理方式也就不同，每个人都建立了一个自己看待世界的坐标系。中国传统的择偶方式是门当户对，讲究家境相当、性格相合，其实质就是通过选择和你拥有近似坐标系的人，来实现漫长婚姻生活里最大的契合度。

即使是最美满幸福的家庭还是会吵架，因为每个人的价值标尺深入骨髓，拿来就可以用，所以其实亲人间的理解很难，我们习惯从自己的坐标系出发，去推测、揣摩、评价、抨击身边的人，却完全忘了，对方也有一个与自己完全不同的坐标体系。

在家里，你必须学会放下你的坐标系，尝试着进入对方的坐标系，这是抵达理解的唯一途径。 老婆回到家抱怨领导批评了她，老公马上去问“你今天做了什么不好的事吗？”，这很有可能引发老婆更大的愤怒。因为老公想去分析妻子受到批评的原因与事实，而妻子想表达的是，我在外边受了气，我希望你能理解到我的感受，希望在你这里得到情感上的安慰。

近几十年来，人类的生存成本大幅降低，原先的伴侣之间长期扶持、相互依靠是最经济的生存方式，而现在成本低了，人们就有多样选择的可能。当发现身边的伴侣不合适，有人觉得快速更换比长期磨合的成本低，于是选择分割财产，这时离婚率就上升。

对于孩子，我们首先考虑的是足够好的衣食住行，一所好的学校，别的孩子有的我家的孩子不能没有，孩子只需要以学习为主就行。

物质匮乏时代，家庭功能是保证各成员的物质需求。但现在，物质需要已经不再那么重要，心理需求的重要性则日益突出。而大部分人，没有学会与时俱进地学习，没有进化我们爱的方式，从而忽视了家人的心理需求。

心理需求的核心是感受， 亲密关系的一个重要价值就在于交流、相互理解、接受彼此的感受。家不是讲理的地方，而是能够相互理解、能够体贴彼此细微感受的地方。

好的婚姻是寻找那个爱你本色的人，他像一个可靠的容器，能够把你黑色的死能量转化成生能量，能够把你的攻击性转化成生命力，他能够包容你，让你做真实的自己。

孩子抱怨父母管得太多，让自己感到喘不过气来；老公抱怨妻子随时查岗，仿佛每个男人都有出轨的嫌疑；妻子觉得丈夫婆婆妈妈，对无微不至的照顾感觉厌倦距离产生美，这里的距离是每一个生命体渴望的权力空间，有了足够的空间，生命就会像睡在宽敞的大床上一样，无比自如而舒展。

一个人的关系可以分成两部分：个人领域和社会领域。个人领域包括配偶、亲人、知己，最典型的是家；社会领域包括同事、同学、同乡等，最典型的是工作。 工作中的规则是权力，其运作机制是竞争与合作、控制与征服。家中的规则是珍惜，能抵达珍惜的途径是理解和接受。

现代社会流行成功崇拜，而成功人士的重要特点就是对权力规则娴熟地掌握。但需要记住的是，生活与工作是两个不同的人生维度，当你面对家庭问题，也试图用权力规则去处理时，必然会让亲密关系变成对抗游戏。

如何避免将权力规则带回家呢？武志红老师提出四点方法：

1明确区分工作和家，告诉自己，这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2可以在家继续工作，但不要把工作作风带回家；

3保持家庭的平等。工作中，有领导，分尊卑，家庭中，只能充分沟通，相互尊重；

4让珍惜成为家庭主旋律。家庭中，处理的主要是感受，目的是相互理解与接受。多一分理解，多一分接受，多一分温暖，多强调珍惜，家就更像一个家。

我们是不是会听到这样的话，“这些孩子究竟是怎么了，我们做大人的，给他们创造了这么好的生活条件，不需要他们做其他的什么事，就只希望他们能够好好读书，上个好大学”

这样的父母，他们其实是自己的成长停滞下来，他们对自己能否适应社会产生了巨大的焦虑，但他们不是通过自身成长去解决问题，而是将希望更多地寄托在孩子身上，结果让孩子承受了来自父母的压力。

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将关系分为两种：“我与你”和“我与它”。前者奉行珍惜规则，其特征是，“我”将对方视为和“我”完全平等的一个人；而后者奉行权力规则，其特征是，“我”将对方当作自己实现目标的对象或工具。

前面我们提醒到，别把权力规则带回家。你不喜欢读书，就别要求孩子发奋读书，你考不上名校，就别要求孩子必须考上，你把孩子视为消除自身成长焦虑的工具时，你与孩子的关系就是“我与它”的关系。

把压力转嫁给孩子是一种“双输”局面，武志红建议父母做到以下三点：

1给孩子空间。

父母只有给孩子留出充裕的个人空间，孩子才会独立思考，发展出完整而独立的人格；

2自我成长。

父母按照自己的理想塑造孩子时，孩子同样在观察父母，当孩子发现父母一边要求自己每晚看书，一边却是看电视、打麻将时，孩子不会产生对父母的认同感。

更重要的是， 如果父母自己也在成长，他们就不容易对适应社会产生恐惧和过分的焦虑感。 当他们更多地去关注自己的成长，就不会动辄干涉孩子的成长。

家长们应该明白，家庭是一个系统，孩子出问题了，必然能从家长的身上找到相关的原因。要想孩子得到改变，整个家庭系统都应该发生改变。

3进化爱的方式。

父母应该进化爱的方式，从关注物质转向关注孩子的人格成长和心理需求。 父母们对着孩子发急时反省一下：“我考虑的到底是谁的心理需求？到底是谁在焦虑？”

使用外部评价体系的人，对别人的评价特别在乎，他们做事情的动力，常是为了博取别人的认可、金钱等，这可以称为“外部动机”。

使用内部评价体系的人，对别人的评价不大在乎，他们做事情的动力，是来自于自己内心，这可以称为“内部动机”。

提摩西·加尔韦说，使用内部评价体系的人，他们做事情时，常是在潜意识和身体层面；使用外部评价体系的人，做事情时，常是在意识和头脑层面。

那种考试上瘾的孩子，通常是外部评价体系占了上风，他们的快乐其实掌握在别人的手中。他们所追求的，不是知识带来的天然快乐，而是家长、老师等外人的奖励和认可。

由此可见， 我们更需要培养学习上瘾的孩子，因为内部评价体系占了上风，他们更享受知识带来的快乐，这是天然的快乐，是好奇心得到满足的快乐，是对这个世界更多一些了解后的快乐。 这类孩子更加独立，知道是自己在掌控局面，因而不会轻易为别人所动。

成年人最习惯的就是“帮”孩子做各种选择，比如上什么大学，穿什么衣服，交怎样的朋友，业余时间怎么安排时间

父母几十年的人生阅历做出的选择，自然成功概率更大，但心理学家曾奇峰说：“生命的价值在于选择，做父母的常常忘记这一点，他们不让孩子去作选择，总是忍不住要替孩子作选择。”孩子失去了选择，失去了权力空间，他的生命力就会逐渐枯萎。

一个经常为自己的人生作决定的孩子，他的生命力如同海洋澎湃，尽管因为年轻，他会遇到一些挫折，但最终那些挫折会和成就一起，让他感觉到自己的生命是如此丰富多彩的。

心理学认为，经历的多样性比经历的单一性更好。顺利会帮助一个人形成正方向的思维，挫折会帮助他形成反方向的思维。如果都是一帆风顺或者不断受挫，那么一个人的思维就容易陷入单向度思维，对事情的考虑容易片面。所以最好的是，既有顺利也有挫折，这样的经历会帮助一个人形成多向度思维。

著名“家庭治疗大师”萨提亚说过，一个人和他的原生家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将会影响每个人的一生。

家庭是一个人的起点，孩子在家庭中学会如何去爱，去独立，去处理与社会的关系。而无论孩子走到哪里，家都是孩子内心最柔软的安全港。

如果这个能够给予孩子一生支撑的安全地带里，充满了质疑、伤害、冷漠，那么孩子的整个世界都将走向一种错位或颠覆。

亲子关系中，对于父母来说，最重要的一点，莫过于成为孩子心中最可信赖的人。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平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不随意贬低和质疑孩子。

多蒙茜洛诺尔特说，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批评之中，他就学会了谴责；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敌意之中，他就学会了争斗；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友爱之中，他就学会了这世界是生活的好地方。

信守与孩子之间的承诺。

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和孩子约定一些事情，而我们最终能否践行自己的承诺，是培养孩子对父母的信任感的关键因素。

当我们尊重孩子的感受，能够做到言出必行，即使做不到，也能体谅孩子的失落，并向孩子解释其中的缘由时，孩子往往能够体会到父母的真诚，并对父母产生由衷的信任。

同时，父母也需要做到不轻易出卖与孩子之间的小秘密，不把孩子的糗事当作笑料与他人分享。

父母以诚信立身，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

“真正的教育是，用一棵树，去摇动另一颗树，用一朵云，去推动另一朵云，用一个灵魂，去唤醒另一个灵魂。”

对孩子来说，最好的教育，是父母的以身作则。

作为家庭中的一员，孩子的眼睛是最清澈，也是最敏锐的。父母对待他人时，所处的角色是值得信任的，那么孩子就会从中学会诚信和承担，并产生对父母的认同感。

认同，对于每一个人而言，都是信任产生的开端。

马丁布伯说：

“当我在关系中放下了所有的期待和设想，不再将你视为我的目标或实现目标的对象，我就可能在某一瞬间与全然的‘你’相遇。”

我们与孩子的关系正是如此，尊重孩子作为独立的灵魂，才能够真正的认识孩子，给予孩子力量。

而只有坚信父母的爱永远与他同在的孩子，才会生长出最强大的翅膀，无论面对怎样的风雨，都勇往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