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家谱应放在家的书房和客房，有阁楼和祠堂更好；古代一般放在房梁上。

古代普通家庭能拥有一套族谱，应该是家中最值钱的书籍，也是最神圣的。因为没有书房存放，但又怕老鼠咬以及防潮。一般家庭都会把族谱吊在家中的房梁上。

一是显示神圣，二是老鼠以及水火不易接触，而导致族谱损坏。所以以前绝大多数家庭都是把族谱用油纸包好，悬吊在家里的房梁上。平时也是不会轻易打开。

族谱的地位：

在以前，族谱是一件非常神圣的物品，一般不会与若伊书籍一同摆放。这是因为族谱在很多人眼里，平时一般是不拿出来示人的，古代，女人平时是不能触碰族谱的。

如果有家庭里的女人包括媳妇想看族谱，是绝对不能自己触碰到族谱的，一般会让家庭里的男人净手焚香之后才能打开族谱，女人只能在旁边观看，不能用手接触。所以有钱家庭即使有书房，也会特别把族谱疏勒好，一般人不能随便拿到。

过年的时候，有族谱的家庭，会在大年三十把族谱拿下来，净手后把族谱放在神龛上面，进行供拜。顺便检查族谱的状态。正月初十五过后，再次次族谱悬吊在房梁上。

忌讳与避讳区别

忌讳与避讳区别，我们经常听说老一辈有很多讲究，其实，在我们中国历史里面确实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讲究，例如忌讳和避讳，虽然说这样个词语很像，但是其意思就是完全不同，下面为大家介绍忌讳与避讳区别。

忌讳：是指因风俗习惯或畏惧权势而对某些不吉利的语言或举动有所顾忌，对某些问题可能产生不利后果的事力求避免。

避讳是指的：回避，避忌。

两者的区别是：

忌讳一般是指因风俗习惯或个人理由等，对某些言语或举动有所顾忌，积久成为禁忌：过年过节忌讳说不吉利的话及对某些可能产生不利后果的事力求避免：在学习上，最忌讳的是有始无终。

而避讳则只是指知道某事或某人有什么样的忌讳的情况下，再进行回避，避忌。

避讳是中国历史上，必须回避君主、尊长的“名讳”的一种要求，通常只限于君主、尊长之本名，其字号则无必要。在言谈和书写时，遇到君主尊长的名讳一律要回避，可以用其他字代换，或是刻意将该字缺笔，取名时也不能取他们的名讳中字，甚或同音的`字，否则可能触犯大不敬之罪。陆容《菽园杂记》称，“民间俗讳各处有之，吴中为甚”。这种要求也曾经适用于汉字文化圈临近国家，例如日本、朝鲜半岛。

在清代，有一年慈禧做寿，下旨命谭鑫培进宫唱戏，戏名是《捉放曹》。谭有一句念白“杀猪宰羊”，忽然念成了“杀猪宰牛”。念错了，自然没赏，谭鑫培倒也不介意。后来有人追问他：“老爷子你怎么给念错了？”谭鑫培道：“今年是三阳（羊）开泰，本不愿应这出戏。要照原词一念，先犯了个大不敬的罪名。”原来，这年是羊年，慈禧、李莲英又都属羊，不是三羊么？在老佛爷生日会上“杀猪宰羊”还了得？什么都得讲个避讳。谭老板心细，自觉过滤了。这话传到李莲英那里，李加倍赏了谭鑫培，后来，宫里还把《捉放曹》这戏给禁了。

这个段子是戏剧评论家徐慕云先生写在《梨园外纪》里的。这只是古往今来众多忌讳被过滤的一例。在中国，为尊者讳，为显者讳，为权者讳。最典型的，秦始皇名字是嬴政，所以正月就不能读成“政”月，必须念成“征”月。类似的还有很多，例如唐末军阀杨行密割据南方，当地人就不能说“蜜”字，蜜改叫蜂糖了。十六国后赵的皇帝叫石勒，有一种叫罗勒的草，就得改名叫兰香。《中州杂俎》说，唐后五代，“朱梁高祖父名城”，所以城东、城西、城南、城北，就得改称叫州东、州西、州南、州北，韦城、聊城这些地名，也给改成了韦县、聊县。宋仁宗名叫赵祯，音近的蒸饼（馒头），改名叫了炊饼。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还真有人为这事挨了揍。南北朝北齐皇帝高欢，没当皇帝的时候，在东魏做宰相。有天下属辛子炎跟他汇报事情，说了句某某事“取署字”，高欢就急眼了。为啥啊？因为辛子炎有口音，把“署”念成了“树”，高欢他爸爸叫高树啊，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板子。这要搁现在，高等数学怎么念啊？也许得改高数叫神算吧。

有没有不在意避讳的皇帝啊？有，唐太宗。唐太宗叫李世民，他手底下俩大臣李世绩、虞世南都跟他一样，属于“世”字辈儿的，唐太宗可从来没想过让这二位改名。直到唐高宗即位，才想起避讳这事儿来，当时虞世南已经去世也就算了，李世绩改名叫李绩，“世”字儿就没了。

有趣的是，唐太宗不给自己避讳，却还记得为隋朝的皇帝避讳。唐初，魏征等人修《隋书》的时候，因为隋文帝的父亲叫杨忠，所以把该用“忠”的地方，都改成“诚”，比如忠臣改成诚臣，《忠节传》改成《诚节传》。就连唐太宗写诗，都写成：“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这都是为杨忠避讳呢。这要到了唐朝以后，还不都得给改回来？

不过，总的来说，唐朝人对避讳还是看得比较轻的。古书《唐摭言》里，就收录了一封曹州布衣袁参写给宰相姚元崇的信，有一段说：“您要是遭遇不测，被人抓了，老婆孩子也进监狱了，我一定以微薄之身，伏死一剑，以白君冤。”虽然是表忠心吧，但人家还好好的就这么说人家，搁现在是不是也有些别扭呢？

避讳特别繁琐，是从宋朝开始的。宋朝是个避讳特别多的年代。不仅说话写字避讳，连当官都得避讳。在宋朝被避讳弄得五迷三道的，非赵匡胤的三弟赵廷美莫属。赵廷美最早叫赵匡美，结果他哥赵匡胤当皇帝了，他只好改名叫赵光美，后来他二哥赵光义当皇帝了，他就叫赵廷美了。本来按照金匮之盟，赵光义之后该轮到他了，可没想到赵光义要传皇位给儿子，赵匡美政治斗争失败，从秦王、开封府尹的高位上一降再降。有趣就有趣在这个开封府尹上——宋朝后来当上这个市长的人，除非是皇族，都要叫“权知开封府”，也就是暂时代理市长，包括著名的包拯，他也是个代理的。为啥啊？因为正市长皇家的人当过，别人不敢当。倒霉的赵廷美，终于在身后让别人忌讳了一把。这一类的避讳到南宋愈演愈烈，甚至官职犯了三代内的家讳都得辞职。比如有个张嗣古，曾经要升任起居郎——也不知道这仨字儿哪个犯了祖上的名讳了，他必须得请辞。这朝廷也真有意思，一看出了这事儿，干脆把官名给改了，改成“侍立修注官”了。

名字中不许用“天”字，也是从宋朝开始的。宋徽宗正和年间，给事中赵野上书说：“凡世俗以君、王、圣三字为名的，已经下令去掉改变了。但还有用天字当名字的，我觉得也该禁止。”这个建议被宋徽宗采纳了，从此人们的名字里，这几个字就消失了。到了明朝正统年间，这事就更过分，内阁的授意，考进士的，试卷里出现“天”字也不行。那“天”叫什么啊？改叫“霄”了。这叫什么事儿啊。

更为神奇的是，在宋朝，连“太行山”都成了忌讳。为啥啊？古文太与大相通，“太行”就是“大行”，“大行”就是——皇帝挂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所以，文人崔公度写给宋真宗的《太行山赋》，就改成了《感山赋》。后来，一系列的朝代，似乎都在避讳太行山。

到了元朝，必须避讳的字就更多了。清朝有一本《在园杂志》讲，元朝写贺表，一共有一百六十七个忌讳字。这本书还把这些字列出来，有些的确是莫名其妙，比如：梦、幻、蒙、追、古……也不知道这是哪位的主意，这文章还怎么写啊？

忌讳有好几种原因，除了尊重、恐惧以外，还有一种是因为讨厌。明朝《万历野获编》说，南宋最讨厌的当然是金朝，所以南宋皇帝后妃留下来的墨书中，“金”一律变成了“今”。到了明初呢，当然不喜欢元朝了，所以民间的很多贸易文书中，吴元年、洪武元年这些时间概念，都变成了吴原年、洪武原年。这倒没有行政命令，完全是大家自发自愿的一种行为。

关于百姓中的忌讳，还有很好玩的事情。清朝学者俞樾小时候写过一首诗：君子虽争没世名，留芳遗臭要分明。曹蜍李志皆千古，莫使人更冯玉瑛。

曹蜍和李志两位，都是晋朝的书法家，不过运气不好，和王羲之生在了同一年代，没什么大名气，但毕竟算是留名历史了，可这冯玉瑛又是谁啊？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明末大名鼎鼎的奸臣马士英。这位马士英还是很有才的，善画山水，留下许多作品。只是人品太不好，后人极其厌恶他，忌讳提到他的名字，干脆，就给他画上的署名添了几笔，马士英就变成冯玉瑛了。

混到这个份儿上，真是很惨吧？偏偏总有人不接受教训。今天避讳这个，明天避讳那个，威风得不行。其实总结下规律就明白了，越是脆弱的时代，避讳才越多。喜欢删删改改的诸位，别在今后某一天，让大伙给避讳了，那是历史笑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