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时，唐玄宗逃至马嵬驿，军士哗变，杀死民愤极大的杨国忠，又逼唐玄宗杀死杨贵妃。玄宗无奈，便命高力士赐她自尽，最后她被勒死在驿馆佛堂前的梨树下，死时38岁。传说运尸时，杨贵妃脚上的一只鞋子失落，被一老妇人拾去，过客要借玩，须付百钱，老妇人借此发了财。

　　有人说，杨玉环可能死于佛堂。《旧唐书·杨贵妃传》记载：禁军将领陈玄礼等杀了杨国忠父子之后，认为“贼本尚在”，请求再杀杨贵妃以免后患。唐玄宗无奈，与贵妃诀别，“遂缢死于佛室”。《资治通鉴·唐纪》记载：唐玄宗是命太监高力士把杨贵妃带到佛堂缢死的。《唐国史补》记载：高力士把杨贵妃缢死于佛堂的梨树下。陈鸿的《长恨歌传》记载：唐玄宗知道杨贵妃难免一死，但不忍见其死，便使人牵之而去，“仓皇辗转，竟死于尺组之下”。乐史的《杨太真外传》记载：唐玄宗与杨贵妃诀别时，她“乞容礼佛”。高力士遂缢死贵妃于佛堂前的梨树之下。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指出：“所可注意者，乐史谓妃缢死于梨树之下，恐是受香山(白居易)‘梨花一枝春带雨’句之影响。果尔，则殊可笑矣。”乐史的说法来自《唐国史补》，而李肇的说法恐怕是受《长恨歌》的影响。

　　杨贵妃也可能死于乱军之中。此说主要见于一些唐诗中的描述。杜甫于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在安禄山占据的长安，作《哀江头》一首，其中有“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之句，暗示杨贵妃不是被缢死于马嵬驿，因为缢死是不会见血的。李益所作七绝《过马嵬》和七律《过马嵬二首》中有“托君休洗莲花血”和“太真血染马蹄尽”等诗句，也反映了杨贵妃为乱军所杀，死于兵刃之下的情景。杜牧《华清宫三十韵》的“喧呼马嵬血，零落羽林枪”；张佑《华清宫和社舍人》的“血埋妃子艳”；温庭筠《马嵬驿》的“返魂无验表烟灭，埋血空生碧草愁”等诗句，也都认为杨贵妃血溅马嵬驿，并非被缢而死。

　　杨贵妃之死也有其它的可能，比如有人说她系吞金而死。这种说法仅见于刘禹锡所用的《马嵬行》一诗。刘氏之诗曾写道：“绿野扶风道，黄尘马嵬行，路边杨贵人，坟高三四尺。乃问里中儿，皆言幸蜀时，军家诛佞幸，天子舍妖姬。群吏伏门屏，贵人牵帝衣，低回转美目，风日为天晖。贵人饮金屑，攸忽�英暮，平生服杏丹，颜色真如故。”从这首诗来看，杨贵妃是吞金而死的。陈寅恪先生曾对这种说法颇感稀奇，并在《元白诗笺证稿》中作了考证。陈氏怀疑刘诗“贵人饮金屑”之语，是得自“里儿中”，故而才与众说有异。然而，陈氏并不排除杨贵妃在被缢死之前，也有可能吞过金，所以“里儿中”才传得此说。

　　还有人认为，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嵬驿，而是流落于民间。俞平伯先生在《论诗词曲杂著》中对白居易的《长恨歌》和陈鸿的《长恨歌传》作了考证。他认为白居易的《长恨歌》、陈鸿的《长恨歌传》之本意，盖另有所长。如果以“长恨”为篇名，写至马嵬已足够了，何必还要在后面假设临邛道士和玉妃太真呢？职是之由，俞先生认为，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嵬驿。当时六军哗变，贵妃被劫，钗钿委地，诗中明言唐玄宗“救不得”，所以正史所载的赐死之诏旨，当时决不会有。陈鸿的《长恨歌传》所言“使人牵之而去”，是说杨贵妃被使者牵去藏匿远地了。白居易《长恨歌》说唐玄宗回銮后要为杨贵妃改葬，结果是“马嵬坡下泥中土，不见玉颜空死处”，连尸骨都找不到，这就更证实贵妃未死于马嵬驿。值得注意的是，陈鸿作《长恨歌传》时，唯恐后人不明，特为点出：“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纪》在。”而“世所不闻”者，今传有《长恨歌》，这分明暗示杨贵妃并未死。

　　有一种离奇的说法是杨贵妃远走美洲。台湾学者魏聚贤在《中国人发现美洲》一书声称，他考证出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嵬驿，而是被人带往遥远的美洲。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杨贵妃逃亡日本，日本民间和学术界有这样一种看法：当时，在马嵬驿被缢死的，乃是一个侍女。禁军将领陈玄礼惜贵妃貌美，不忍杀之，遂与高力士谋，以侍女代死。杨贵妃则由陈玄礼的亲信护送南逃，行至现上海附近扬帆出海，飘至日本久谷町久津，并在日本终其天年。在日本也有种种说法。有一种说法是，死者是替身，杨贵妃则逃往日本的山口县大津郡油谷町久津。替身是个侍女，军中主帅陈玄礼怜贵妃貌美，不忍杀之，遂于高力士密谋，以侍女代替，高力士用车运来贵妃尸体，查验尸体的便是陈玄礼，因而使此计成功。而杨贵妃则由陈玄礼的亲信护送南逃，大约在今上海附近扬帆出海，到了日本油谷町久津。

　　日本山口县“杨贵妃之乡”建有杨贵妃墓。1963年有一位日本姑娘向电视观众展示了自己的一本家谱，说她就是杨贵妃的后人。日本著名影星山口百惠，也自称是杨贵妃的后裔。

　　由上述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杨贵妃之死的传说愈来愈生动，有一种论点是，这些传说离开史实也愈来愈远。这种论点认定，杨贵妃在马嵬驿必死无疑。《高力士外传》认为，杨贵妃的死，是由于“一时连坐”的缘故。换言之，六军将士憎恨杨国忠，也把杨贵妃牵连进去了。这是高力土的观点。因为《外传》是根据他的口述而编写的，从马嵬驿事变的形势来看，杨贵妃是非死不可的。缢杀之后，尸体由佛堂运至驿站，置于庭院。唐玄宗还召陈玄礼等将士进来验看。杨贵妃确实死在马嵬驿，旧、新《唐书》与《通鉴》等史籍记载明确，唐人笔记杂史如《高力士外传》、《唐国史补》、《明皇杂录》、《安禄山事迹》等也是如此。

　　民间传说杨贵妃死而复生，这反映了人们对她的同情与怀念。“六军”将士们以“祸本尚在”的理由，要求处死杨贵妃。如果人们继续坚持这种观点，那么，杨贵妃就会被当作褒姒或者妲己一类的坏女人，除了世人痛骂之外，是不可能有任何的赞扬。即使她是人间什么绝色或者盛唐女性美的代表者，也不会在人们的潜在意识中产生怜悯与宽恕。全部的问题在于：杨贵妃事实上不是安史之乱的本源。高力士曾言“贵妃诚无罪”，这话虽不无片面，但贵妃不是罪魁祸首，那是毫无疑问的。安史之乱风雨过后，人们开始反思，总结天宝之乱的历史经验，终于认识到历史的真相。民间传说自有公正的评判，对历史人物的褒贬往往比较客观。杨贵妃之死，既有其自取其咎的一面，更有作为牺牲品的一面。于是，人们幻想确实已死了的杨贵妃能重新复活，寄以无限的追念。

　　编录者坚信随着考古新发现，从科技发展观点看问题，杨贵妃下落谜底，离开史实一定会愈来愈近。根据具有正史参考价值的唐朝时许子真编著的《全唐文》卷四、三，“容州普宁县杨妃碑记”一文所记载，杨玉环最少应有三个籍贯是不足为奇的。第一籍贯是生父杨 维祖籍的容县十里乡杨外村；第二籍贯是当年在容州府后军都督署任职的义父杨 康的祖籍；第三籍贯是当年在容州府任长吏的义父杨 琰，杨 琰祖籍陕西弘农华阴,后迁居山西蒲州永乐。

　　2004年，随着坐落在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保南乡山西村的唐代大宦官高力士墓抢救性考古发掘的完成，考证了高力士本姓冯，名元一，是当年容州府所辖14个州中的潘州（今广东高州）人，幼年被送入宫中，赐姓高。专家在研读高力士生平的墓志铭时，意外发现当年驿马传送进宫供杨贵妃享用的荔枝是一种产自高力士与杨玉环家乡的名为“白玉罂”的优质早熟荔枝。高力士与杨玉环同为容州都督府人氏，高力士的潘州家乡与杨玉环的容州普宁县家乡相距仅100公里，这一考古新发现，考证了“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中的荔枝来自何处的长期争议。这一考古新发现，还从另一侧面，支持了日本山口县油谷町的二尊院内藏有两本古文书记载着当地关于杨贵妃的传说：军中主帅陈玄礼怜贵妃貌美，不忍杀之，遂于高力士密谋，以侍女代替，而杨贵妃则由陈玄礼的亲信护送南逃到四川，沿长江乘船到上海附近扬帆出海，漂流到了日本油谷町久津。由于高力士与杨玉环是老乡，加之在宫中接触较密切，深知杨玉环身世，因此高力士曾断言“贵妃诚无罪”，陈玄礼与高力士协助杨玉环出逃的唯一安全可靠的线路就是，南逃四川，沿长江乘船到上海附近扬帆出海，漂流至海外。

上海科技出版社的《航海史话》说：“明代航海家郑和的名字叫三宝（亦作“三保”）。”并说明：郑和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还有三个妹妹，他自己排行第三，所以叫三宝。《航海探险》中却说：“郑和信佛教，受过菩萨戒……所以人们称他三宝太监。”

什么是“三宝”？据《辞源》解释，三宝：“佛家语，以佛法僧为三宝，佛说法而僧保守之，得永以济渡世人，故皆为宝也“。于是有的学者认为，郑和的初名不可能叫“三宝”，因为郑和出身于一个回教巨族的家庭，他的祖父、父亲都是虔诚的回教徒，曾行险涉远去麦加觐见教主，并被尊称为“哈只”。在这样一个家庭中，是不大可能给孩子取个佛家语“三宝”作名字的。永乐元年（1403），郑和三十三岁时，他接受了菩萨戒，成为佛门弟子，才有可能被称为“三宝太监”。郑和自己也曾说过，他下西洋成功，与佛教的庇护是分不开的：“凡奉命于四方，经涉海洋，常叨恩于三宝”。如是，郑和被称“三宝太监”是完全有可能的。

但是，也有学者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认为，佛教的三宝是指佛法僧三者而言。佛指大知大觉的人；法是佛所说的教义；僧是宣扬和继承教义的人。郑和虽信佛，有“福吉祥”等法名，还出钱刻过《摩利支天经》等佛经，但并不等于说就可以把佛、法、僧“三宝”集于郑和一身。有明一代，皈依佛教的人很多，在佛教方面的功劳超过郑和的也大有人在，“三宝”这一尊号自然轮不上由回教徒皈依佛教的郑和。

不是“三宝”那就是“三保”了？事情又不是那么简单，任何事情都有一个来历，“三保”说就是在来历问题上众说纷纭。

今人柳丛先生在《郑和与三不老胡同》一文中说：“郑和小名叫三保”。《辞海》“郑和条”中也说：“本姓马，小字三保。”这可以说是“小名说”。明万历年间严从简所辑《殊域周咨录》指出：“三保之称，不知系是郑和旧名，抑岂西洋私尊郑和、王景弘、侯显等为三太保故耶。”这是“西洋私尊说”。朱国桢《皇明大政记》卷七谓；“郑和下西洋者七次，出使同行者有冯三保，使西域者有杨三保。一曰三宝，又曰三航，言下海之多也。”这是“三航说”。

先看“三航说”。明成祖朱棣时代叫三保的不止郑和一人，永乐十一年的杨三保与出使有关，但他是到尼泊尔。而永乐八年五月的两次诏令中提到的三保和永乐十二年五月诏令里提到的三保，一是将兵的，一是通信的，都不是下西洋的使者，可见，不下西洋的人也可以叫三保，因此，因下海之多而称三航，又称三保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西洋私尊”三太保的说法也有问题。王景弘曾与郑和同下西洋，爪哇故事中相传有一王三保，还有三保大人的埋骨之处，但这没有历史文献作依据。侯显虽以通使作番而名声显赫，但他多走陆路，到西番。就出使西洋而言，侯显是不能与郑和、王景弘齐名的。他出海到过孟加拉，却没到过西洋大国；郑和到过西洋，但没到过孟加拉，西洋人怎么会把他们三人并称三保呢？

至于“小字说”，也不确切。明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说：“郑和旧名三保”，旧名不等于小字。郑和在永乐二年正月初一赐姓，在此之前，他叫三保。与郑和同时代的袁忠彻在《古今识鉴》中说：“内侍郑和，即三保也……上问以三保领兵如何？忠彻对曰：‘三保姿貌才知，内侍中无与比者。’”可见，当时郑和新名得之不久，朱棣和袁忠彻对话时也用了习惯称呼，袁忠彻提到郑和时，还要加上“即三保也”的注释。郎瑛提到郑和“旧名三保”时说，“若王彦旧名狗儿”。朱国桢的《皇明大政记》中说；“郑和即三保，李谦即保儿。”可见，三保、狗儿、保儿，是郑和、王彦、李谦在将兵、任职前的名字，可称旧名，但毕竟不同于小字。

那么，“三保太监”就是郑和旧名加上“太监”二字而成的了？且慢，范忠义先生认为不是这么简单。明初，太监是官职名，与人们通称的宦官概念不同。按照中国习惯的泛称，总是把姓和官衔连在一起，如李尚书、王丞相等，而为什么却把郑和的名字（还是旧名）与官衔联系起来呢？

带着这种种不可解释的问号，我们来看看郑氏家人是如何认为的，或许还是《郑氏家谱》为此作了最好的注解：“至宣德六年，钦封公（郑和）三保太监”。原来，“三保太监”是皇帝敕封，于是，一切一切的“不合法”都是合情合理的了。

　　郑和的原名叫“马和”，后来何以变成了“郑和”？有一种说法是，郑和之所以姓郑，是幼年(十一岁左右)流落到云南镇南，为一郑姓的回民所收养，“遂袭其姓”。对此，记者采访了云南省郑和研究会副会长、晋宁首任郑和纪念馆长徐克明，他认为，马和变为“郑和”，一般说法是天子赐姓“郑”。郑和家乡的民间也普遍相信“马不能上殿，皇帝赐姓郑”的说法。

　　徐克明研究郑和已有四十多年，是当地公认的郑和研究专家。据他考证，新纂《云南通志》说：“以材智事燕王棣，燕邸故多剑客鼎士及诸异能者，而姚广孝、袁忠彻并和皆参帷幄，和为内宫监赐姓郑，故人称三保太监郑和云。”徐克明还考证了《郑和家谱》，其中详细记载了郑姓由来：“公和始事于永乐二年正月初一，御书郑字，赐以为姓，乃名郑和，选为内官监太监”。看来郑和的“郑”姓是皇帝赐的，朱棣以赐姓的方式表达了对功臣的封赏与恩宠。

　　据徐克明考证，郑和的先人本姓马，是元代咸阳王赛典赤的后代。徐克明以他多年研究《郑和家谱》的成果表明，郑和是赛典赤的六世孙，从赛典赤的父亲马哈木开始，马哈木的孙子马速忽，已沿用马姓，所以马速忽之子拜颜(郑和的曾祖父)也应该姓马，称为马拜颜，授荣禄大夫、尚书、平章政事，晋封淮王；马拜颜的儿子察尔米的纳(郑和的祖父)，授镇阳侯；郑和之父名叫米里金，授云南行省参知政事，袭封滇阳候。

　　有学者称，中国的赐姓之说由来已久，从汉朝以后日渐兴盛。赐姓一般有两种原因，一种是因功赐姓，郑和就属于此类；另一种是少数民族与汉族混居，为避免混淆民族，赐以汉族的姓氏。

　　学者认为，明成祖时期赐姓的官员不多见，郑和可谓姣姣者。赐姓一事对郑和来说意义十分重大，它不仅仅体现在个人与家族的荣耀与地位上，更重要的是一次难得的机遇，表现在明成祖对郑和领导地位的安排上。从第一次到第七次下西洋，尽管王景弘与郑和同是正使，但郑和始终处于第一号***的地位，这充分体现最高统治者的高度信赖，而这又无不与赐姓有关系。(中新社昆明 记者韩胜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