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先秦诸子百家人物思想的理解”感想如下。

首先，诸子百家，都有自己所在的阶层或者是社圈，难免著书立说时夹带社会出身的生活思维，可是不论如何，诸子百家的学说都饱含大量出身土壤的气息，同时他们的学说又是超越自身社圈层级可以独立循环的思想理论，即使百家如此高超卓越自成体系，但还是像四大名著那样，沾染着整理齐集本门学说并顺带阐发传播者个人的见解，就如《三国演义》本已成型，可是罗贯中整理后在书中到处都体现出罗贯中的尊刘抑曹倾向。诸子百家也不列外，在师弟子传承的过程中，又不断的融入新的思想意识。就像孔子发明啦仁，孟子发明啦义，程朱合伙创作啦理。

总之吧，百家思想，也是不断发展优化的过程中逐步完善起来，诸子百家都是对构建怎么样理想的社会笔耕不辍，苦心思谋献计献策，虽然没有谁的学说能绝对万能，但是诸子百家的思想道德觉悟确实为理想生活的设计提示出可圈可点的指导和借鉴。

人类社会成败治乱的实践，从来就是成坏住空循环往复不休的，虽然与诸子百家毫无瓜葛，可是每一个成大功者却又都想着得到诸子百家理论上的支持和认同。

朋友，这是个学术问题，我回答问题我要保证言之成理、言之有据，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否则，那是不负责任的。你真想了解，推荐你看书，看冯友兰《中国哲学史》。

多说一句，学术问题，不适合在此平台谈说，因为需要长篇文字进行严谨论证才有说服力。

从春秋未年到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由奴隶社会问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从政治到经济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种变化带来了学术思想的空前活跃，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各个学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所谓“诸子百家”，又叫“先秦诸子”。“子”是古代称男子的美称或尊称。“诸子”指各学派的代表人物，著名的有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等。其中以儒（创始人是孔子）、墨（创始人是墨子丿、道、法四家影响大。

先秦时期，由于各国执政者竞相养士，使平民通过学习上升成为士成为了社会风气，促进了私学的发展，也使得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在那个时代，各学派之间因立场和解决社会问题方法的不同，相互斗争，相互批评，相互影响又相互吸收，推动了中国的文化学术思想达到空前繁荣的时期。诸子百家中占主流思想的学派主要有儒家，墨家，法家，道家和法家。其中小编最喜欢儒家的文化。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孔子、孟子和荀子，在这里面小编更加喜爱荀子的思想。

荀子是先秦最后一位儒学大师也是整个春秋战国思想的理论总结者，他重视传授儒家经典，他对孔子所编定的六经进行了继承和改造，对经学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荀子提出了性恶论，开创了与教育内省说完全相反的教育外烁论，他在这方面的论述是先秦诸子中较为全面且更富理论性的。

荀子提出以大儒为培养目标，荀子认为应该培养具有儒家学者身份且长于治国理政的各级官僚，其中大儒是最理想的一类人才，他们不仅知识广博，而且能以已知推未知，自如地应对新事物、新问题，自如地治理好国家。他的这个思想体现了贤贤的育才、选才标准，主张靠人的才德取得社会地位，荀子的思想代表了儒家思想与现实政治的进一步结合。

除此之外，在先秦儒家诸子中，荀子最为提倡尊师，并表达了与孔孟颇为不同的见解，他将教师视为治国之本，把国家兴亡与教师的关系作为一条规律总结出来，把教师的地位提高到与天地并列的地位。他的这种思想对后世中国封建社会师道尊严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演变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形成

1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

在商代和西周时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已经开始形成，武王伐纣时说“牡鸡无晨，牡鸡之臣，唯家之索。” ，伯夷、叔齐事件，都为当时政治文化的体现。然而当时的政治文化发展尚未成熟，各种思想激烈碰撞。各地部落的普遍现实存在和分封制的施行，加之政治军事兼并的不断发生，各国寻求治国之法，使得在东周时期各地各国学者们持有大相径庭的各种思想。交相辩难，百家争鸣。这是中国政治文化迅速发展并趋于成熟的时代。就中国的实际政治文化发展而言，百家之中对后世影响巨大的主要是儒家、法家、道家三派。

1）儒家思想

孔子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他提倡仁义孝悌，一方面，他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维护礼制进而维护等级制度，维护君主的地位；另一方面，又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提出了君主的义务和责任；又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强调作为民众的独立人格。

孔子之后的孟子更将民众提到了高于君和社稷的地位，孟子曾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一方面，儒家维护等级制度和君权，另一方面，他们主张君臣履行各自的义务和权利，任何一方都不该要求对方无条件的服从和妥协。孔子主张以“仁政”治国，反对过分剥削压迫，提出了富民、惠民的主张。先秦儒家并不主张禁欲，而是推己及人。“礼”是儒家思想推行的工具。

儒家思想强调维护内部制度和社会的稳定，因此在竞争角逐激烈的春秋战国时代并不能得以特别的任用。但是人们如果因此就认为儒家在先秦至秦代地位尚低，确是有失公允的。儒家在战国时代，已经遍布七雄诸国。到了秦朝，秦始皇要坑杀方士、术士时，公子扶苏就以其中有些人毕竟是儒生为理由，为他们辩护；而秦朝朝堂之上也有儒生为臣。这些都说明秦朝是并不特别排斥儒生的。所谓“坑儒”，其实是坑杀包括一些儒生在内的方士、术士。一旦统一，维护政权统一就成了当务之急，儒家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统治者的思想骨干之一。历史的经验表明，在外部政治环境稳定的前提下，儒家思想对国家制度和社会的稳定作用是显著的、惊人的。

2）道家的政治文化

老子是道家的代表人物，道家并不像其他学派一样奔走诸侯之间，寻求任用。因为他们的政治思想本身就是主张无为而治的。老子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道家的自然哲学是其治国之道的理论基础。“道”即“自然”是永恒常在的、无所为的，天地万物都因“道”而生成，那么“道”又是“无不为”的。作为国家统治者，如果能够谨守“道”而勿失，百姓就可以自生自化，安宁质朴地生活。与老子同为道家代表人物的杨朱认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人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道家的政治主张是“无为而治”，然而“无为而治”并不是消极怠慢而无所作为。道家学派的思想，对后世一些新朝代建立时顺应人民的普遍政策期望，制定百废待兴、休养生息的政策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大军之后，必有凶年”，道家对战争等剧烈的社会动荡，十分反感。他们进而认为，好的政府，是人民安居乐业，而不知管理者之管理的政府。使人们处处能感觉到管理者的痕迹，进而认为高质量的生活是拜管理者所赐的看法道家并不认同。在西汉初年，统治者大都以道家思想作为主要管理思想，我们可以看到道家思想对一个饱经战乱的国家所能起到巨大积极作用。

3）法家政治文化理论

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有李悝、吴起、商鞅、韩非子等人。他们主张以法治代替礼治，法律统一，不分亲疏。但事实上法家这种“法治”与现在的法治大相径庭。因为在战国时代，由于各国以贵族世袭，贵族拥有特权，并把持国家政治，这造成了君权旁落和政治腐败。法家在这种环境下通过提高君权，反对贵族特权而被君主所赏用。在法家理论中，君主同时具有立法和司法权力。而君主制定的法律为民众遵守的同时，统治者也使用一些手段来对属下进行考核和考验，甚至动用一些“术”，目的是使权力显得高不可攀、神秘莫测，使人畏君，从而战战兢兢。这也是后世君权被一再抬高的理论源头之一。而且统治者虽然是法律的制定者，但并不受到法律的约束。

先秦法家也受到儒家的影响，比如吴起就主张国之安危“在德不在险”。法家和儒家，对后世影响很深。有人说“阳儒暗法”，不是没有道理的。比如隋文帝虽然尊崇儒教，却曾经派自己的手下以一些物品为诱饵贿赂官员，然后对这些不知是计的官员予以重罚，这其实是对“术”的一种使用。儒家是维护旧有的君权与贵族制度，法家则是抬高君权，压抑贵族的权力。

4）先秦其他学派思想

除了儒、道、法三家以外，先秦还有阴阳家、名家等其学派。如阴阳家的代表人物邹衍提出的五德思想，是后世帝王统治国家的重要理由理论根据。每个朝代，都会宣扬五行中的一“德”，以五德相克相生之理，确定其统治的合法性。再如名家的代表人物是公孙龙、惠施，名家研究名辩之学，启迪各派围绕“名”和“实”的问题反复辩难讨论，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源流之一。

应该说，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虽成为后世政治文化发展的基座，但后人并不再像先秦这样竞相创造流派，而是以先秦各流派为基础，杂糅其他外来思想，或者相互融会贯通，进一步发展；或者借先秦流派的名与理论，阐述自己观点。

2先秦平民政治与士风的形成

先秦时代，失势贵族、布衣平民通过游说宣传自己政治观点和主张这个办法来影响政治的例子很多。君主通过采纳这些人的意见和政治理论，或提高君权的实力以更好地控制国家，或提高国家的实力以称霸。而一些贵族也迎合这个潮流，大量收养门客，增强自己的实力，以便更容易地操纵政局，维护自己的利益。

这种参与政治的形态，我们可以称为“门客政治”。平民百姓大肆议论政治，而一跃成为官僚乃至贵族的门客政治形态，在中国政治文化的历史上绝无仅有。没落贵族、平民百姓均用这种方式以图任用。这种风气在战国时代最为盛行。

到了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等级制度变得并不森严。个人的尊严和自由人格得到时人重视，“士风”盛行于人际交往、政治活动之中。士风具体体现在：一、重视个人尊严；二、个人尊严要靠个人道德来承托和维持；三、个人道德要靠他人的认同来达到。

西方人普遍认为个人尊严是神所赋予，而中国人的个人尊严，则是通过众人的认可来取得的。春秋战国之士人，为了“士”的精神，可以抛弃生命，去做必死之事。“士为知己者死”，“士可杀不可辱”等成为了士人的信条，以“忠”、“信”作为个人准则。士风对中国造成的影响，延续千年而不变。人们相对于对自我人格的认同，更倾向于使他人认同自我。表现在政治文化上，经常会倾向于忽略事件的过程与结果，不惜损失利益和退让或者进而以过激手段以求得到对方的尊重。士风传承千年，成为中国政治文化极重要的一部分，在各个时代，它的内涵，也有很大变化，但都不会离开以严守个人道德与价值观的方式，维护个人尊严、个人意志。

（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发展

1两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化演变与影响

1）两汉政治政治文化的演变及影响

西汉初年，统治者采用道家的思想，以无为的思想治理国家。到了汉武帝时，儒家思想成为了中国官方政治文化的最为重要的指导思想。从此，在中国政坛上儒家话语成为主流话语，截然不同的观点都是通过儒家的话语体系来进行表述的。中国古代朝廷上做殊死斗的双方争辩起来都要引儒家大义，以儒家经典为基本政治原则。在这样的政治斗争中，把对方说成小人把自己说成君子是常出现的伎俩。其实只有真正进入对话语境的人才能听到弦外之音的精细之处。

事实上，在秦朝，儒家经典已经开始发挥我们今天称之为“政治正确”的作用了，在秦始皇焚书坑方士，始皇死，二世篡位时当事人的话语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儒家政治文化很大程度上已经被采纳。中国古代政客言与行的分化遂形成，政客们即使是对开渠引水或者治理黄河这样实际的、事务性的问题，都要引申大义，引用圣贤之语录。他们以讨论伦理道德和天地的语言和方式来讨论日常政务。

董仲舒之后，又以阴阳家的思想为基础，发展了图谶、五德等学说，强调天意，为政权合法性增加理论基础。董仲舒认为天与人具有相同的气质，因此天人之间可以感应，达到“天人之际，合而为一”。他说，“天”的意志可以通过天子传达到世界上，听天子的命令就是服从“天意”。“天”可以通过降临祥瑞或者灾异来表示对皇帝为政得失的意见。皇权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抬高和神化，天意的强调，抬高并维护了等级制度，将等级制度说成是天意，更使中国的权力崇拜成为了两千年来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邹衍将殷周以来人君受命观念五行化，是建立在五行相克的原则之上的，从黄帝的土德开始，到夏禹的木克土，商汤的金克木，推到周文王的火克金。秦始皇统一中国，完全接受了邹衍的五德相克理论，自封水德，克火（周）而起。汉高祖建国，按理该克秦而为土德。但文帝丞相张苍却不同意，“推以为今水德”。实际上，张苍代表了不承认秦朝合法性的一派。到文帝十五年，再次讨论五德，“申明土德事”。说明汉文帝是承认秦朝的。五德学说自邹衍起，发展至两汉，已经深入世人内心，成为一个政权的合法性的重要依据。这种神学化的政治文化，到两晋时代被包括胡人少数民族在内的民众所接受。

2）两晋门阀政治的形成

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化承自两汉，而胡人入主中原，对后世的中国政治文化造成了许多深远的影响，这是中国政治文化大发展的第二个时代。先秦诸学派在这时都有了很大发展，也发生了许多大的变化。魏晋时代是中国政治文化人性高涨的时代。

两汉政治，以儒家为尊，东汉以名教治天下。即以儒家为标准（孝廉），以人的声名选拔官僚和推行教化。人们为了做官，就拼命追求声名。而这样追求的结果，就是名不副实。历史学家唐长孺认为：“到了东汉末年，这个名教的法宝有点不甚灵验：第一，它业已不能维系人心；第二，根据名教标准选拔的官僚由于盗窃虚声和名不副实以及选举为宦官、外戚、大族和朋党所把持之故，非但不能如统治阶级所期望的那样和缓及镇压人民起义，相反的是由于这一些人的贪污无能，促使革命加速的爆发起来。黄巾起义之后，统治阶级中一部分士人急于要另外寻找一种更好的政治理论，让自己可以继续统治下去。”

到了曹操崛起，他以“唯才是举”作为用人标准，一反汉代统治者尚“名”的传统。汉末、三国初期，政治理论家都有对法家的趋向。诸葛亮与曹操在对于汉室的态度上虽然不同，但政治主张之出于法家是一致的，因此他们的统治政策也有相同之点。东汉人结党标榜，尚名背实的风气是与法家的“综核名实”、“尊君卑臣”是想违反的。在曹操之后，曹丕以禅让的形式登上皇位，这种做法在中国的信史中是一个创举。他以儒家所推崇的尧舜禹时代的禅让为依据，进行至少是表面和平的政权交接。这种做法在魏晋南北朝时代，成为了非常流行的政权交替、权臣称帝的程序。它不但确保了新政权的合法性，同时它是不流血的政权交接，顾及新旧势力的面子，让旧统治者的死党多少能够接受，它更把新政权的君主与尧舜禹这样的传说中的圣贤相提并论，提高了新政权统治的合法性。

而东汉时代的名教，到了魏晋时代被九品中正制取代。九品中正制的结果，是汉代已经出现的家族政治的端倪，在魏晋时代愈演愈烈。终于，晋以后，门阀政治成为了当时政治的主流，而家族血脉，也成了任用人才的重要标准。对南方政权和南朝政权如此，对北方的诸胡族政权亦然。然而究其原因，并不相同。胡族政权也出现大族名门的原因，之一是汉族政权对其长期统治和胡族部落与汉族的同化，另一个原因是胡族部落本身就有酋长，一个个的部落文化多少有所不同，他们是天然的形成大族的种子，一旦接触到中原家族政治文化这个土壤，就立刻生根发芽，并且其发展之迅速、之极端，甚至超过汉族门阀。胡族政权本身带有部落联盟的性质，到了夺取了统治权，就会进行政治分赃，于是，己方联盟的部落酋长，成为了新的大族。魏孝文帝汉化之时，将门阀政治全盘吸收，对胡族改胡姓、制国姓，并且以此为判定人才的标准。尽取门阀政治之糟粕。南方门阀是北方中等世族，在晋南迁过程中抓取政权真空而形成的。北方胡族门阀酋长，多长于戎马，而疏于管理，是其门阀并未给北魏的统治带来生机，而且一经战乱，就迅速崩溃的原因。北魏分裂为东西两部时，西魏-北周形成了“关陇本位集团”（陈寅恪语），其中有原六镇人的武川军阀，有关陇大族，也有北魏旧皇族。这一门阀统治，一直延续到唐代，北周、隋、唐皇族，都是武川军阀家族。受到门阀政治的影响，世人将家族血缘看得极重，并且作为政治资源之一。南方直到侯景之乱以前，都是世族把持政治。自东晋到陈亡，期间一至五品官员数量，王氏共171人，谢氏70人，门阀政治，由此可见一斑。

3）魏晋风度对政治文化发展的影响

魏晋风度对后世影响极大。这种思潮有个特点，一是疏放豁达、尚自由的观念；一是品评世人、尚谈玄理。三国后期，司马氏掌权，哄抬礼教、孝道，施行高压政治。一些当时名士、旧贵族，如嵇康、阮籍等人，遂崇老庄，“非汤武而薄周孔”。崇尚自由，摒弃礼教与等级。司马炎承禅让而称帝（又是禅让）之后，这种风气向上延续到皇家。遂成为社会之主流。在这种风气下，人们的等级观念变得淡薄。《世说新语》记载：“元皇初见贺司空，言及吴时事，问：‘孙皓烧锯截一贺头，是谁？’司空未得言，元皇自忆曰：‘是贺劭。’司空流涕曰：‘臣父遭遇无道，创巨痛深，无以仰答明诏。’元皇惭愧，三日不出。”高贵如晋元帝，为自己失语而惭愧不知所措、三日没有颜面上朝。可为当时政治文化之明证。

在政治上，他们并不全盘否定名教，而是改变了品评人物的标准。品评更加盛行。魏晋以来，士大夫变本加厉地继承品评的传统，讲究言谈容止，品目标榜，风行一时。在人性高涨的魏晋六朝，东汉时品目的儒家色彩淡化，变成了对人的才性、个性、容止、风貌的鉴赏和品藻。一经品题，身价十倍。范逵到陶侃家作客，当时陶家贫困，陶母卖发为食，砍了柱子做柴禾，款待范逵。第二天，陶侃又追送百里，范逵说：“卿可去矣。至洛阳，当相为美谈。”结果范逵的宣扬，使陶“大获美誉”。王羲之刚步入社会之时，并无名声，参加名士周觊的宴会，按资历坐在最后，只因周觊亲自赠其牛心，遂名声大震。《世说新语》记载：“世论温太真是过江第二流之高者。时名辈共说人物，第一将尽之间，温常失色。”像温峤这样的英雄人物，屈指可数，而品目将其归为第二流，他竟然也“失色”了。《世说新语•政事》注称品目是“取士之本”，可见是为用人服务的。

魏晋士族，家道相传，以此为本。然而对于世族来说，他们以雅道相传，却不出几个忠臣。国难当头，世族子弟先要维护家族荣誉，然后是国家利益。即使江山易色，他们一样可以吟风弄月，啸傲东山，新主子如果想长久立足，一样要邀请他们主持政府。

4）魏晋南北朝的思想尊奉和宗教对政治文化的影响

道教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积极参与政治。汉末有黄巾军、张鲁；西晋末年，青城山道教领袖范长生下山，使氐族李氏在蜀中站稳脚跟，建立政权；东晋末年孙恩、卢循起兵对抗东晋政权；北魏初年寇谦之积极参与拓拔焘的政策制定；南朝梁帝与陶宏景书信来往，讨论政事。然而到南北朝末年，北齐禁绝道教，北周独尊儒教，对道教造成了重大的打击。据《资治通鉴》记载，北魏重臣崔浩厌恶老庄而虔信道教，这说明道教在彼时尚未与道家结合为一体，大概还是一种巫术组织。从黄巾、张鲁、范长生、孙恩、卢循都有军事组织并囤积粮草等事实看，至少道教的一些流派在当时是一种有严密组织、准军事化的宗教。这种组织形式，在以后一直作为反抗暴政的一种民间自救组织，以不同的信仰形式存在着。

北方风貌，与此不尽相同。北方胡族豪酋，在入主中原之前，大都已经被儒家思想同化。如匈奴屠各贵族刘渊、鲜卑部落慕容氏家族、氐族豪帅苻氏家族、匈奴卢水贵族沮渠蒙逊，史书上记载他们虔信儒家。入主中原或建立政权后，他们极力推崇儒家，努力建立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政治文化体系。言谈举止如儒生一般引经据典，以儒家思想为自己的信条。但又在儒家以主的前提下，常常徘徊在佛教与道教之间。佛教在汉代入中原后，因为其提倡人人平等，见君主之礼节，一向为儒家所诟病。经过几番辩难之争，佛教之平等信仰，不得凌驾于皇权之上，终于以平民礼节面君。

5）大分裂时期北方政治文化的发展

北魏统治者拓拔宏，进行汉化改革，使胡人改姓汉姓，接受汉族人的生活方式。而在此之前，鲜卑族人的政治观念就已经被汉族同化。中原的礼教，已经逐渐取代了鲜卑人的风俗。从拓拔宏为冯后守孝而引发的辩论，我们看到这些胡人对汉族政治文化的倾慕、执行之精细，有些时候甚至连当时汉人也自愧弗如。西魏的实际统治者，鲜卑人宇文泰，对西周制度、儒家思想情有独衷。大力任用关中大族武功人苏绰，推广儒家思想，并且在政治制度上，极力复古并模仿西周。宇文泰之子宇文邕为北周武帝，组织儒教、道教、佛教学者辩论（从此，儒家始有儒教之称），议定次序。最终确定儒教为上，道教此之，佛教最末。后又禁绝道、佛二教，儒教独大的形态遂形成。到了隋替代北周，进而南下平陈，中国得以再度统一，儒教被遵奉到了更高的地位。如果说从前是儒教与胡俗共存的时代，隋朝则是儒教高于一切的时代。而实际上，隋更是 “阳儒暗法”。隋文帝虽然尊崇儒教，但也对国家进行严刑峻法的统治。曾经使人以一些物品暗中贿赂官员，得到结果后重罚收受贿赂的官员。隋文帝甚至禁绝人们以音乐娱乐，抬高皇权，提倡科举，以此推行教化。而到唐代，政治有所放宽。隋朝可以看作是几百年政治文化的混乱之后的一个整合，这是皇权在长达几百年大分裂时代人们尊尚政治自由、开放到了极点之后的抬头。

2宋、元、明、清时代政治文化的演变与影响

宋朝之后的政治文化发展一反在魏晋到隋唐这段时间里崇尚自由不羁，强调个人独立性的方向，转而向相反的方向发展。礼教在这个期间，迅速抬头。随着社会的发展，硕大无朋的国家管理，并不是皇帝一个人可以完成的，而随着权力下放，作为臣民，在这个基础上，有了更大的左右政府政策的机会和权力。

1）理学的形成及影响

理学，作为一种思潮，滥觞于北宋初年。由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开其端，形成一股批判魏晋隋唐以来的佛、道政治观，复兴儒学思想的洪流。国家即放大的家庭，家庭即缩小的国家。礼教与孝道是其连接的纽带。宋明士大夫片面强调礼教，使礼教成为僵化的规范。朱熹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俨然没有一点变通余地，但是实际上先秦儒家并不是如此不变通，《孟子•离娄上》记载，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欤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授之以手乎 曰:嫂溺不授,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授之以手,权也。在孟子看来，礼教并不是僵化的规范，也存在一定的变通性。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这里全无体现。先秦儒家并不主张禁欲，而是推己及人，而宋明时代的礼教则提倡“存天理，去人欲”的禁欲主义。这些理论改变了魏晋隋唐以来相对开放博大的政治文化风气。宋代起，政治争论被抹上强烈的道德色彩。

2）政治制度、政治风气对政治文化影响

宋朝抑武扬文，成为了士大夫们的乐园。宋朝设置“御史台”和“谏院”，作为监察机关，又规定其他高级官员也可以随时对政策提出抨击。在唐代，官员的弹劾与检举如果被认做失当，可能被免职或者处死，而在宋朝，通常被贬往外地做官而已。这种政策鼓励谏议，并且对谏议者的责任设定过轻。这就造成了谏议成为知识分子的责任。到了明代，大臣杨涟面对“君命”之诛，不但毫无冤屈之怨，反而担心有损君王圣明。这就是谏议成为传统，而君王成为绝对权威后的结果。“武死战，文死谏”，作为士风的延续，中国儒生文人负有直言不讳反对失政之举的义不容辞的责任。明末重臣当众受廷杖，没有法律保护他们，然而17世纪东林书院的儒生仍猛烈抨击宦官乱政，不惜因此而身受刑戮。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中央政治体制的发展是在变化中逐渐趋于成熟，合理和科学。这以唐代的三省六部为标志，中书省负责直接辅佐皇帝决策并向下级部门发出命令，尚书省负责执行诏令与具体行政工作，门下省看起来是三省中位置最低下的一个部门，但其权限不可小视：负责审核皇帝和中书省的的决议，如果不合法或者合理，就予以驳回。皇帝的每一个诏令，都必须有三省长官的附议（尤其必须得到门下省的审核同意），否则下级官员就不得执行。举例来说，名臣魏征所担任的就是门下省的首长，史书上传为美谈的魏征抗上与讽谏也就是他驳回李世民的诏令而导致李的“上意”没有办法达成。有一次一天之中李数次把决议送至门下省数次被驳回，到最后还是不得不取消该决议。谏议甚至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品格和节操的标志。然而，我们应当看到，实际情况并不像制度上所描绘得那么美妙。魏征与李世民的事，是因为后人无法做到，才传为美谈。如果真的按照制度描绘那样执行，有大臣不同意，皇令就无法执行，那么魏李之事，则应该是政治活动中再正常不过的日常政务，又怎么可能成为美谈？制度在君主的绝对力量和权威面前显得渺小不堪，审核政策的部门尽管他们拐弯抹角地增加自己的权限，实际上并没有与皇权相抗衡的能力。这是力量对比和传统政治文化使然，不是制度改革就可以解决的。谏议系统在各个方面，以儒家大义限制皇权，但“各个方面”，惟独很少涉及政治决策。

3）平民影响政治、参与政治的方法

下层国民很少有谏议的机会，对政治制度格局也漠不关心。中国人世世代代对政治的期盼，是清官、明主。他们在遇到个人社会危机的情况下，通常诉诸鸣冤上告，或者进而去更高的行政机关上告鸣冤。鸣冤上访的传统政治表达方式，在今天依然可以看到。在难以生存的情况下，他们也会通过秘密结社，通过宗教进行团结笼络，形成较严密的组织，然后通过暴力手段来影响政策。弥勒教、白莲教、明教、天地会等组织都是这样形成。在清末，太平天国运动是较成功的一支，而义和团则影响较大。这些组织活动，多以宗教、鬼神故事为号召，假天之名，“讨伐无道昏君”。早在秦末，陈胜吴广就是通过这种手段揭竿而起的。而后，三国魏晋时代黄巾军、孙恩卢循军，以及南北朝时代大量的佛教起义等，都是以同样的手段为号召，只不过其纲领思想、规模和组织都没有后世严密。下层人民以这样的形式干预政治，是因为中国政治文化，讲血统及出身。在理论上，下层人民可以通过科举参与政治，但是科举考试耗资很大，需要一个人用半生时间不劳作而学习，以中国农村下层人民的财力，是不能够承担的，而全村人集资供奉一人考科举，只不过是小说里出现的故事罢了。下层人民要干预政治，同时又没有好的出身作为号召，于是只好诉诸于鬼神，称起兵乃天意，为自己的活动增添合法性筹码。中国人崇上的政治文化，在此可见一斑。在君主之上有神佛，无可依靠的下层人民，就借助神佛为号召，进行对旧官僚的政治颠覆活动。然而一旦颠覆，翻身的下层人即坐上宝座，成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朱元璋早期抗元，参加当时的秘密结社组织。而到雄居一方时，发檄文讨伐张士诚，言辞竟都是指责张士诚对元政府的不忠。建立明朝后，又禁绝各类秘密结社。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他们起兵之始，就没有一个可以严格执行的纲领，并且在思想上，他们的崇拜权力情结与统治阶层别无二致。是以中国政治运动往往只停留在“治乱兴衰”的阶段，对社会结构、生产运动只造成一些破坏，而并无推动。

3近代、现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

1）旧结构的解体，近代政治文化的发展

进入近代后，西方思想大量涌入中国。爆发于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不同于以往发生过的任何一次战争。当时的英国是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它已经在世界上建立起庞大的殖民主义体系，鸦片战争就是英国为了向亚洲扩张而发动的一次殖民主义战争。传统中国面临的危机是极为深刻的：它不是普通意义的“亡国”、“亡天下”的民族危机，它是整个传统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解体，乃至政治文化、生存方式解体的危机。中国近代的民族危机根本上就是一种政治文化危机。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入，西方政治文化也随之涌入。西方政治文化在中国人眼中映射出既无礼又先进的双重景象。当这种政治文化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碰撞时，旧的中国政治文化被碰得四分五裂，中国不得不向西方学习。中国开始摆脱以往独大一方的隔绝状态，开始走向世界了。

19世纪70-80年代，早期改良派逐渐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他们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文化，即从学习“西技”发展到学习“西政”。他们倾慕西方的议会制度，并且希望效仿。这种改良思想到甲午战争时已经形成广泛的社会思潮。

1895年起，维新派登上政治舞台，并开始了热情的启蒙宣传。维新派主张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他们的文化宣传也是围绕着这个主题进行的。他们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提倡君主立宪与民权，批判封建专制主义，从而形成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他们办报纸、立学会，创办新式学堂，使政治文化的面貌为之一新。在这一时期，许多思想家、宣传家已不借

“先秦”指秦始皇焚书之前的一段时间，史称东周之春秋战国。我国主要的学术思想都起源于这个时期。子，是当时对人的尊称，后来称全心全意的著作也叫“子”。现在特指孔子、老子、庄子、墨子、孟子、荀子等人物。百家一般指儒家、道家、墨家、名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学术流派。据《汉书 艺文志》记载，有名的共有189家，4324篇著作；后来约有10家发展成了学派。诸子百家是后世对先秦学术思想人物和派别的总称，其中以儒家、道家、法家最为成就、传奇也最受争议！兵家代表有孙膑、庞涓，纵横家的代表有苏秦张仪以及祖师鬼谷子。

　　后人都很感 兴趣 古人到底是怎么命名 生肖 的和他本人是属生肖的，你知道名将孙膑是属什么生肖的吗关于孙膑与孙武又有什么联系下面是我为你搜集的相关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虎将孙膑

　 历史 上有关孙膑的记载都是他已成名后的 事迹 ，对他早年拜师前的生活经历并没有记录，而且他的生年不详，只能推测他生于公元前380年，从大 国学 家钱穆的研究《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和发现孙膑墓的孙花园村的《孙氏族谱》记载，可以推测到孙膑的具体生年为公元前379年7月9日。

　公元前379年为壬寅年，是六十甲子之一，位于顺位第39位，用十二生肖来论，应该算是 属虎 的，寅为虎，壬寅为水虎，从命理上说，水虎命的人，一生 运势 好运歹远参半，最典型的特征是学习能力很强，自尊心强，容易引起恃才傲物，被人忌妒的命运，对待新奇的东西，往往愿意深入钻研，容易达到精深的程度，是一个学究型的人格，这样的性格特征到是很符合历史上孙膑的形象，孙膑一生研究兵家理论，把毕生所学著书立传，留传后世，《孙膑兵法》在后来的史书中《汉书》兵法 排名 上，仅其次于《孙子兵法》，可见这本《孙膑兵法》，又名《齐孙子》，果然所言不虚。而孙膑被庞涓陷害，不正是因为才能过人，招人忌恨吗，孙膑的天赋与博学，在庞涓眼里就是自愧不如，心生嫌隙，终于爆发，要斩草除根，导致孙膑被处以膑刑折磨，一生残疾，痛不欲生。

孙武和孙膑是什么关系

　孙膑是孙武的后裔，孙膑和他的弟子所写的《孙膑兵法》，讲述了孙武主要的 军事 思想，并且总结了以前的战争 经验 ，给后世留下了非常宝贵的理论。著名的“围魏救赵”就是他发明的。

　后来后人又发现了《孙氏家谱》，结合数十个孙氏村庄的合谱，都认为孙武是孙膑的祖父。

　孙武的巨作《孙子兵法》十三篇，被誉为“兵学盛典，不仅在中国，甚至在世界军事史上也享有崇高的地位，是后世人所不可超越的兵法典著。在 政治 、经济、军事、 文化 、哲学等范围内广泛的被应用。

　公元前512年，孙武被伍员推荐给吴王阖闾，那时候他已经写成了《孙子兵法》，带着兵法的他被吴王极力赞赏，从此后孙武在吴国军队中大展身手，屡立奇功。

　孙武在吴国的三十年，励精图治，立下卓越的战功，他所著的《孙子兵法》，是中国军事史上珍贵的文化遗产。他觉得一场战争的胜败不是由 鬼神 决定 的，而是由政治经济甚至 自然 等因素共同决定的。正是他在军事科学方面总结和概括了丰富多面的哲学道理，确定了他在春秋末期和“孔子、老子”并列的地位。

　孙膑，出生死亡年月没有详细的记载，是我国战国初期的军事家，也是兵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名字是因为他曾经受过膑刑而得名。他出生于今山东省阳谷县阿城镇附近。受窗庞涓的迫害而被处以膑刑，双腿因此残疾，后来无法只能奔齐国，被齐威王任命为军师，和齐国大将田忌奠定了齐国的霸业，其中最著名的战役是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

诸子百家

出自西汉·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

解释诸子：指孔子、老子、庄子、荀子等；百家：指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流派。后来对先秦学术思想派别的总称

用法联合式；作宾语、定语；指各种学术流派

例子王西彦《古屋》第五部：“我们决不拘泥统属，我们只以会全力追求自己的人生目的——不管它是三教九流，～。”

“诸子”，是指这一时期思想领域内反映各阶层、阶层利益的思想家及著作，也是先秦至汉各种政治学派的总称，属春秋后才产生的私学。

“百家”表明当时思想家较多，但也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主要人物有孔子、孟子、墨子、荀子、老子、庄子、列子、韩非子、商鞅、申不害、许行、告子、杨子、公孙龙子、惠子、孙武、孙膑、张仪、苏秦、田骈、慎子、尹文、邹衍、晏子、吕不韦、管子等。

春秋时代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学者们便周游列国，为诸侯出谋划策，到战国时代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传统上关於百家的划分，最早源於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他在《论六家要旨》中，将百家首次划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等六家。后来，刘歆在《七略》中，又在司马谈划分的基础上，增「纵横、杂、农、小说」等为十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袭刘歆，并认为：「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后来，人们去「小说家」，将剩下的九家称为「九流」。

自此，中国古代学术界都依从班固，百家就成了「九流」。今人吕思勉在《先秦学术概论》一书中再增「兵、医」，认为：「故论先秦学术，实可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纵横、杂、农、小说、兵、医十二家也。」

儒家

儒家崇尚《周礼》，认为人人安份守已，互相关怀，达至一个大同世界，就是「仁」。「仁」是儒家的核心内容。其主要内容如下：

伦理观∶「仁」是是伦理道德的总纲。「仁」就是「爱人」，君主要体民情、爱惜民力，反对苛政。若要实践仁德，需要「忠」和「恕」。「忠」是尽自己的本份；「恕」是推己及人。提倡以「礼」、「乐」，约束人的行为，陶冶人的性情。

政治观∶主张以礼义治国，回复西周时期的德治。而社会各阶层人士应尽本份，以达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和阶局面，这就是正名思想。

教育观∶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认为教不应分贵贱贤愚。他认为「因材施教」是理想的教学方法。他又提倡「温故知新」及「举一反三」等学习方法。

宇宙观∶对鬼神之说抱著「存而不论」的态度，主张「敬鬼神而远之」，但却十分重视祭祀祖先。

其后孟子以「性善说」论述「仁」，「人之异於禽兽者，几希。」他认为人性本善，具备了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种善端，加以发扬，便可成为仁、义、礼、智的德行。

荀子主张「性恶论」，认为人与禽兽无异，「饥而欲饱，寒而欲暖」，若顺从人的本性而行，必会引起纷争。他主张通过教育改变人的本性，为善去恶。荀子强调通过「礼治」维持社会秩序，使社会各阶层人士安守本份，社会便能安定。

儒家学说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被历代统治者及学术界所尊崇，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及道德的主流。

代表人物：

孔子

孔子，名丘，字仲尼。据史记所说，他生於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卒於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年七十三。他是儒家的始创人物，被后世尊为「万世师表」，也被称为「圣人」。

孔子周游列国，先后到了卫、陈、蔡、楚、宋等国，宣扬其政治抱负，但皆不得要领。孔子不能伸展自己的抱负，心灰意冷，遂返回鲁国，是为鲁哀公十一年，孔子已六十八岁。自此以后，他潜心讲学和著书，在此其间与弟子重新编订了《五经》和撰写《春秋》，为的是要记载春秋时代所发生的大事，阐发儒家的价值观。

五年后，孔子去世，终年七十三岁。及后弟子们将老师一生的话语，去芜存菁地摘录下来，编成《论语》，成为儒家学说的必读经典。

孟子

孟子名轲，字子舆，又字子车、子居。生於周烈王四年（公元前372年），卒於赧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89年）。他是孔子的孙子思的再传弟子。

孟子在母亲的教育下，用功读书，学成以后以孔子的继承者自任，招收弟子，并且游历列国，宣扬「仁政」、「王道」的主张。他到过齐、宋、鲁、滕、梁等国，见过梁惠王，齐宣王等君主。虽然受到了尊敬跟礼遇，可是因为被认为思想保守，不合当时潮流，又没有得到重用，只有滕文公曾经试图推行他的政治主张。

到了晚年，孟子回乡讲学，和他的弟子万章，公孙丑等，从事著书的工作，写成了「孟子」七篇。它的篇目是：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以及尽心。由於每篇的分量很多，又分成上、下两篇，因此全书共有十四卷。孟子的言论和事迹差不多都保存在这七篇之中。

荀子

荀子，名况，字卿，赵国郇邑人，生於周郝王二年（公元前313年），卒於秦始皇九年（公元前235年），战国后期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关於荀子的记载很少，而且颇有出入。荀子是继孔子、孟子以后最大的儒学的。他的思想记载於《荀子》一书中，对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荀子曾经游历燕、齐、楚、秦赵多国，后家居兰陵至死。

在兰陵时荀子开始教书与写书，有名的韩非和李斯就是他这时候的学生，他也在这段时间完成他的代表作品－《荀子》。荀子虽是儒家之继承人，但他并没有盲目地将儒家学说全盘接收。反之，荀子将儒家学说融会贯通、加以发挥，提出了「性本恶」等影响后世深远的学说。

道家

「道」是老庄学说的思想中心，是一切事物的根源。「道」亦是循环不息。道家强调凡事均无须强求，应顺应自然，达至「道」的最高境界。道家精神在於精神上的超脱，不界限於形驱，只求逍遥及心灵上的开放。以下是道家的观念∶ 宇宙观∶「道」是无形及不可见的，是超时空的绝对精神，是宇宙最高本体及一切事物的根源。

政治观∶春秋战国时期，战争不断，民生困苦，人们必须放弃逞才、逞智、逞强、逞力、回归朴素、无知的境界，以「无为」治理天下，天下才能和平安定。最终希望回复「小国寡民」的原始社会。

人生观∶万物都有对立面，物极必反。因此，人们必须「知足寡欲」、「柔弱不争」、「顺应自然」，抛弃一切礼教的枷锁，才能避免灾祸。

代表人物：

老子

据一般记载，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生卒年不详，一说生於公元前604年，楚苦县历乡曲仁里人，谥聃。有人叫他李耳，也有人叫他老聃。老子修道德，其学主无为之说，以自隐无名为务。有很多学者认为老子是战国时代的人，但是比较多人认为老子是春秋时代的人。

道家的理论奠定於老子，老子《道德经》一书上下五千言，书中广论道的形上学义、人生智慧义，提出一种有物混成且独立自存之自然宇宙起源论，也提出世界存在与运行原理是「反者道之动」的本体论思想。对於存活於其中的人类而言，其应学习的就是处世的智慧。老子也提出了众多的政治、社会与人生哲学观点出来，主张「无为而治、小国寡民」。

庄子

庄子名周，字子休，宋国蒙人，生卒於约公元前369年至公元前286年，据《史记》所记载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

庄子早年曾在蒙作过漆园吏，后一直隐居。他生活贫困，但淡泊名利，楚王闻其贤德，曾派使者赠以千金并请他作宰相，被他拒绝。遂终身不复仕，隐居於抱犊山中。

庄子学识渊博，交游很广，著有《庄子》一书，大旨本於《老子》，然其要本归於老子之言，也有自己独到见解，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

墨家

尚贤尚同是墨家的基本政治纲领。墨家与儒家并称「显学」。以下是墨家的观念。

伦理观∶提出「兼爱」，主张爱不应有亲疏、上下、贵贱、等级的分别。他认为天下之所以大乱，是由於人不相爱。

政治观∶主张「尚贤」、「尚同」，提倡选任贤才，消除阶级念，使天下大治，主张「非攻」，反对一切侵略战争。

经济观∶反对奢侈的生活，主张节俭，提出「节用」、「节葬」、「非乐」的思想。

宇宙观∶提出「非命」，认为命运不能主宰人的富贵贫贱，强调只要透过后天的努力就可以改变。为了求福避祸，他又主张「尊天」、「事鬼」。

墨家讲求刻苦、节俭，「兼爱」比「仁爱」更难遵从，又因记载较少，所以日后发展不大。

代表人物：

墨子

春秋末战国初思想家、学者，墨家学派创始人。姓墨名翟，生卒於约公元前468年至公元前376年，鲁国人，一说宋国人。墨子出身平民，自称「北方之鄙人」，人称「布衣之士」和「贱人」。

他曾为宋国大夫，自诩「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是同情「农与工肆之人」的士人；曾师从史角之后，传其清庙之法；又学於儒者，习孔子之术，称道尧舜大禹，明於《诗》、《书》、《春秋》，因不满儒家礼乐烦苛，於是弃周道而用夏政。

宣扬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而以兼爱为核心。其为人「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为宣扬自己的主张，墨子广收生徒，寻常亲从弟子数百人，形成声势浩大的墨家学派。墨子上说「王公大人」，下教「匹夫徒步之士」，几乎「遍从人而说之」。行迹所至，东到齐，西游郑、卫，南至於楚、越。

墨子博学多才，擅长工巧和制作，曾制成「木鸢」，三日三夜飞翔不下。还擅於守城技术，其后学总结其经验为《城守》二十一篇。还在名辩说方面有所成就，成为战国名辩思潮的祖源之一。墨子的事迹，分别见於《荀子》、《韩非子》、《庄子》、《吕氏春秋》、《淮南於》等书，其思想则主要保存在墨家后学《墨子》一书中。

法家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主张「以法治国」，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重视法律，反对儒家的「礼」，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法律的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件的所有权。「兴功惧暴」，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提出「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集法家大乘，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代表人物：

韩非

韩非，姓韩名非，战国末年的韩国人，出身於贵族，为韩国的公子，生年与血亲已不可考，卒於公元前233年。韩非口吃，不善於言说，而好著书。韩非与李斯为同学，同师事於荀子。

韩非见当时韩国势弱，曾数谏韩王，但韩王听。韩非痛恨治国不修明法治，不实行富国强兵，而重用那些没有实际经验好发空论的人。於是他观往者得失之变，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成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书成后传至秦国，秦王读后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韩非的著作得到了秦始皇的称赞。

秦国攻韩，韩王本来不用韩非，待秦进攻甚急，韩王於是委派韩非出使秦国。秦王见到了韩非很为喜悦，但亦未信用。李斯认为，韩非为韩国的公子，终为韩而不为秦，因此向秦王建议，既然不用韩非，不如诛之，以免后患。秦王以为然，下令治非。李斯则暗中差人送韩非毒药，使自杀。韩非怀才而不遇，终为自己的同学所杀。

商鞅

商鞅（公元前390年至公元前338年），姓公孙，名鞅，秦孝公时封於商邑，故名商鞅，号为商君。商鞅为卫国庶出公子，故亦称为卫鞅。商鞅先事魏相公叔痤为中庶子。公叔痤知道商鞅有才能而未得重用，向魏惠王推荐商鞅。商鞅未被惠王纳用，待公叔痤去世后，闻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於是商鞅西入秦。

商鞅入秦后，秦孝公前后四次接见他。孝公不欲仁政德治的儒家之道，而信霸道，与商鞅的法家思想相合，并在秦国推行最为彻底的变法运动。

商鞅在秦国前后实行了两次变法，比较彻底地废除了旧制度，实行了新制度，使得秦国很快强盛起来，成为战国时期第一等强国。其后，商鞅本人却遭到贵族保守派的诬陷，被处以车裂极刑。

名家

名家是以提倡循名责实为学说的流派，提倡「正名实」，正是「正彼此之是非，使名实相符」。战国期间，局势动荡、混乱。很多礼法名存实亡。名家由此崛起，强调事物应该「名乎其实」，藉以令天下一切事情走上正确的轨道。

名家注重辩论「名」与「实」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逻辑学。名家与各家不同之处，正是在於「正名实」的方法。他们主要是以逻辑原理来分析事物，而辩的内容，又多半是与政治实务无关的哲学问题。因此，名家的理论在中国五千年来的学术沿传里，一直被冠上一个「诡辩」的恶名。

名家的没落，除了因为不受上位者的支持之外，也因为弟子们并无能出前人的创新主张。

代表人物

公孙龙

公孙龙，赵国人，或曰魏人，有传字子秉。约生於周显四十四年，死於周惠公六年，生平与庄子、惠施、孟子、邹衍同时。公孙龙因为是「专决於名」，执名为实，他的辩论主要是语言的自身所展开，离开了具体、经验的事物辩论。

公孙龙善为同异之辩，达巅峰的境界，其主要辩论有：白马论、指物论、坚白论、名实论等。

惠施

惠施，生於公元前370年（或公元前380年），传卒於公元前310年，战国中期宋国著名学者，名家鼻祖，与庄子为友，曾做过魏（梁惠王）的相国；后惠施联合齐、楚的活动遭到失败，被张仪驱逐。

惠施才思敏捷，博学善辩，长於雄辩与逻辑推理，曾与桓团、公孙龙等辩者掀起了名辩的高潮，故有「惠施以之辩给，万石以之讷慎」。

阴阳家

阴阳家 在自然观上，利用《周易》经传的阴阳观念，提出了宇宙演化论；又从《尚书》的「九州划分」进而提出「大九州」说，认为中国为赤显神州，内有小九州，外则为「大九州」之一。

在历史观上，则把《尚书》的五行观改造为「五德终始」，又称「五德转移」。「五德」指五行的属性，即土德、木德、金德、水德、火德。按阴阳家的说法，宇宙万物与五行对应，各具其德，而天道的运行，人世的变迁，王朝的更替等，则是「五德转移」的结果。其目的在为当时的社会变革进行论证。

在政治伦理上，阴阳家认为「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赞成儒家仁义学说。同时强调「因阴阳之大顺」，包含若干天文、历法、气象和地理学的知识有一定的科学价值。

汉初阴阳家还存在，武帝罢百家后，部分内容融入儒家思想体系、部分内容为原始道教所吸收，作为独立学派的阴阳家便不在了。

代表人物：

邹衍

邹衍（约公元前305年至公元前240年），齐国人，阴阳家的代表人物，因其学问迂大而宏辩，人称为谈天衍，又称邹子。

旧史所载他的事迹有所谬误，但可肯定他是战国晚期人。邹衍曾游学稷下学宫，以学问重於齐。到魏，受到魏惠王郊迎。到赵，平原君待之以宾主之礼。到燕，燕昭王亲自为他在前面扫尘，听他讲学，为他筑竭石宫，执弟子礼。故此有史推测他可能死在长平之战后。

邹衍的著作《邹子》和《邹子终始》，据说有十余万言，但早已夫失。现只有《吕氏春秋》、司马迁《史记》的一些段落可见其思想。

纵横家

「纵」指「合纵」，「横」指「连横」。

所谓「合纵」，指战国时齐、楚、燕、韩、赵、魏等六国联合抗秦的外交策略。

所谓「连横」，指以上六国分别与秦国结盟的外交策略。

「纵」与「横」的来历，据说是因南北向称为「纵」，东西向称为「横」。六国结盟为南北向的联合，故称「合纵」；六国分别与秦国结盟为东西向的联合，故称「连横」。所谓「纵横家」，指鼓吹「合纵」或「连横」外交策略的人物。

称苏秦和张仪为最著名的纵横家，没有苏、张，就不存在合纵与连横，自然也就不会有所谓纵横学和纵横家。苏秦和张仪学说多散见於史书之中，而少有专著。

代表人物：

苏秦

苏秦字季子。战国时东周洛阳人。学纵横之术游说各国，初至秦说惠王，不用。乃东至赵、燕、韩、魏、齐、楚，游说六国合纵御秦。他相六国，归居於赵，被赵封为武安君。其后秦使人诳齐、魏伐赵，六国不能合作，合纵瓦解。

他入燕转入齐，为齐客卿。与齐大夫争宠，被人杀死。一说他自燕入齐从事反间活动，使燕得以破齐，后反间活动暴露，被齐车裂而死。

纵横家有《苏子》三十一篇，今佚。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保存有苏秦的书信和游说辞十六章，与《史记苏秦列传》有所不同。

张仪

张仪是魏国人，战国时著名的纵横家。於魏惠王时入秦，秦惠文君以为客卿。公元前328年，秦使张仪、公子华伐魏，魏割上郡於秦。当年，张仪为秦相。

惠文君於十三年（公元前325年）年称王，并改次年为更元元年。更元二年，张仪与齐、楚、魏之执政大臣在啮桑相会，随即免相。次年，张仪相於魏，更元八年，又相於秦。

十二年，张仪相於楚，后又归秦。惠文王卒后，武王即位，与张仪有隙，他离秦去魏，据《竹书纪年》记载，就在这一年五月卒於魏。《汉书艺文志》纵横家类有《张子》十篇，汇集了张仪的作品或和他有关的材料，今已亡佚。

杂家

严格说来，「杂家」并不是一门有意识、有传承的学派，所以他也并不自命为「杂家」的流派。自从《汉书．艺文志》第一次把「吕氏春秋」归入「杂家」之后，这个学派才正式被定名。

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各家都有自己的对策与治国主张。为了打败其他流派，各学派或多或少的吸收其他流派的学说，或以攻诘对方，或以补自己学说的缺陷。然而，任何一个流派也都有其特色与长处，而「杂家」便是充分的利用这个特点，博采众议，成为一套在思想上兼容并蓄，却又切实可行的治国方针。

代表人物：

吕不韦

吕不韦原籍卫国濮阳人，战国后期著名政治家，担任秦相国十三年，为秦最后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吕不韦长期卖贵，积累大量家产。但他不满足於大商人的地位，一直在寻找机会，投身政界。

有一年，他到赵国都城邯郸去作生意，结识了秦国公子异人。当时异人为人质於赵，处境也不太好，吕不韦则以为「奇货可居」，先是以金钱和美女予之，博得异人的欢心。接著，游说华阳夫人之姊，以贿赂买通秦孝文王之后华阳夫人，立以为太子。

公元前250年秦孝文王死后，公子异人得以回国即位，是谓秦庄襄王，封吕不韦为国相，号曰文信侯，食蓝田十二县。秦庄襄王死，秦王嬴政即位，吕不韦被尊为「仲父」，代秦王摄政。

秦王政亲政后，吕不韦被免职。先居河南，后徒蜀郡。秦王政十二年在往蜀郡的途中自杀。著名的《吕氏春秋》就是他组织门客编写的。

农家

农家者流，出於农稷之官。其言多重播百谷，劝农桑，以足衣食。故有八政：一曰食，二曰货。连孔子亦曰：「所重民食。」故可见此为其所长。

农家主张与民同耕，进而论及君民并耕，此可说是一个很大的自由平等之观念，故不免引起重视「正名」的儒者之反对，认为这是弃君臣之义，徇耕稼之利，而乱上下之序。

因农家书多为农圃之技，而非学理，故能免於秦始皇之《焚书令》。但其最高之理想为与民同耕，虽为一平等阶级口号，但亦不容於儒者，是故其著多亡佚。

代表人物：

许行

许行是鲁国的农业专家，亦为先秦诸子农家的代表人物，为神农之言者。

他的事迹大多不可考。据《孟子滕文公》所载，他曾自楚至滕，踵门而告文公曰：「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为氓。」文公更与之处。陈良之徒陈相，与其弟辛，负耒耜而自宋之滕，曰：「闻君行圣人之政，是亦圣人也，愿为圣人氓。」陈相见许行而大悦，尽弃其学而跟许行学其术。

另外，许行主以数量为标准画市价。

小说家

小说家者之起源，当盖出於稗官，即出於以说故事为生者。其意多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传载舆人之诵，诗美询於刍荛。

古时之人以圣人在上，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而庶人多以之谤之。而至孟春，徇木铎以求歌谣，巡省观人诗，以知风俗。过则正之，失则改之，道听途说，靡不毕纪。

小说家者能代表平民社会之四方风俗。然亦因其之小道，而不为世人所重，终致弗灭。

代表人物：

虞初

虞初为西汉河南洛阳人。其事迹多已散佚。据《史记》、《汉志》所载，虞初於武帝时，以方士侍郎，乘马衣黄衣，号黄衣使者。而在《郊祀志》有载：「雒阳虞初等以方词阻匈奴、大宛。」

虞初虽为西汉人，其功於小说家者为汇编丛谈之小说。据张衡西京赋曰：「小说九百，本自虞初。」可见虞初在整编小说上的地位。

虞初著有《虞初周说》，内容为其所辑小说之汇编，篇类近千，非汇编而何。然卷帙浩繁，尤易散失，故其书亡佚亦早。

兵家

兵家是中国古代对战略家与军事家的通称，又特指先秦对战略与战争研究的派别。兵家的重要著作有《孙子兵法》、《吴子》、《孙膑兵法》、《司马法》、《六韬》、《三略》和《尉缭子》等。

兵家集大成者是孙武的《孙子兵法》。中国自古以来兵家一直是受到重视的。 兵书在中国的发展源远流长，兵书产生於西周，成熟於春秋。

如何从宏观上把握战争，是兵法的关键。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关系到一国或一民族的生死存亡或被人奴役的大事。兵法也可以将它看成既是一部如何统治国家，制定国家战略的指引；又是一部如何领兵打仗，制定战争战略与策略的书本。

代表人物：

孙武

孙武齐国人，字长卿，春秋时兵法家。曾以《兵法》十三篇见吴王阖闾，经伍子胥的推荐，被任命为将，率吴军攻破楚国。

他认为「兵者，国之大事」，提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注重了解情况，全面地分析敌我、众寡、强弱、虚实、攻守、进退等矛盾双方，并通过对战争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