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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十帅家谱（三）

励双杰

 第四部，小帅邵友濂《 余姚邵氏宗谱 》

浙江《余姚邵氏宗谱》十六卷首一卷贻编七卷，清光绪十三年木活字本，邵曰濂、邵友濂主修，二十四册。

名声煊赫号称上海第一家的“斜桥邵家”静安寺路大府第，那可是邵友濂任补江苏省苏松太道兼江海关道时任上所修。小帅邵友濂，光绪元年出使俄罗斯署理俄罗斯钦差大臣，在曾纪泽与俄罗斯重新订约取回伊犁的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光绪十七年又接替刘铭传，成为台湾的第二任巡抚。他的长子邵颐元配李氏，就是李鸿章的六弟李昭庆的三女儿，我曾在《合肥李氏宗谱》中提到过。次子邵恒娶的是中国第一个大买办、资本家、后任邮传部大臣的盛宣怀的第四个女儿。邵恒长子邵洵美是二三十年代闻名国内外文坛的诗人、作家、翻译家、出版家和集邮家。当年，邵洵美在上海文化界人士中有“海上才子”之美誉。而由于他慷慨豪放，交游广阔，他的“洵美沙龙”里几乎汇集了当年南北骚人墨客中的“半朝文武”，因此又被尊上了一个“文坛孟尝君”的徽号。

这样一个人物，这样一个家庭，注定他的家族也是不简单的。

邵氏始迁祖邵忠，为邵雍十世孙。邵雍，字尧夫，行百六，号康节，学者称百源先生，与周敦颐、程颐、程颢齐名，以治《易》、先天象数之学著称。谱何不以邵雍为始祖而以忠为始祖？与邵友濂同时代却又相友善的学人俞樾在为《余姚邵氏宗谱》所撰的序言中说：“康节之孙讳溥者，从宋高宗南渡，始家于浙，又七传而迁于余姚。此谱以迁余姚者为始祖，其以前者昭穆难稽，姑从盖阙，自始迁祖以下备载无遗，考订支派，补辑文献，是吾族者必详，非吾族者必摈，有条不紊，体例秩然”。由此可见任主修的邵曰濂、邵友濂兄弟的学识和严谨，毫无世之通行修谱必上溯三皇五帝的陋习。

始迁祖邵忠，行千八，字诚之，一字克诚，号抑庵，官宋扬州路都巡，自会稽宁桑里迁居余姚通德乡清风里。生三子，长元诚，行亚一；次丙，初名元雍，行亚三；三恭，初名元亶，字子泰，号桂轩，行亚六。而析为亚一、亚三、亚六三房，本谱即三大房所修。邵友濂即出自亚三房，为二十一世，世系记载：行三，原名维埏，号小村，配龚氏，续配杨氏，均无出，又继配翁氏，生一子，即后为李鸿章六弟李昭庆的女婿邵颐。修谱之时，邵友濂尚有台湾布政使的任上。

俞樾在序中又说：“溯有明一代，领乡荐者五十三人，登进士榜二十二人，至本朝而科第蝉联，指不胜屈，蔚然为浙东望族。”据统计，仅清代，余姚邵氏一门中进士的就有二十六人，难怪梁启超在论及明清学术界王阳明、朱舜水、黄宗羲家族和邵晋涵家族时，不能不对余姚钦佩不已了。他说：“余姚以区区一邑，而自明中叶迄清中叶二百年间，硕儒辈出，学风沾被全国以及海东……邵氏自鲁公、念鲁公以迄二云，世间崛起，绵绵不绝。……生斯邦者，闻其风，汲其流，得其一绪则足以卓然自树立。”如元代官东流县尹勅使琉球加一品衔的邵全、明代四川布政使司左参政谥庄毅的邵番、福建邵武府知府邵悳久、江南凤阳府知府邵元吉、太仆寺正卿赠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谥康僖的邵锐、福建盐场大使邵时泰、南京中城兵马司指挥邵时健、山东济南府德州库大使邵时直、广东按察司佥事整饬岭西兵备道邵时敏、四川成都府知府邵经济、巡按江西等处地方监察御史邵基、锦衣卫镇抚邵墀、刑部左侍郎赠太子少保刑部尚书的邵陛、南京淮安府海州知府邵甄、山东道监察御史巡按苏松常镇邵稷、太医院御医邵雷、南京刑部郎中邵程、南京后军都督府经历邵守检、北直天津卫怀远将军邵汝楫、山海关千总邵洪祉、监国时总兵威武将军邵继先、鲁王时鲁将军邵一梓等都出自这个家族。

到了清朝，更是不得了，浙东重要史学家邵廷采、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邵远平、著名天文历算学家邵昂霄、著名史学家经学家邵晋涵、内阁中书邵存懋、江苏徐州府知府邵大业、贵州都匀府独山州知州邵宏堂、麻哈州知州邵自励、都察院左都御史邵自昌、翰林院编修充国史馆武英殿功臣馆纂修邵葆锺、云南鹤庆州知州邵葆槎、翰林院编修攺补内阁中书邵瑛、江苏巡抚邵名甲、漕运总督团练大臣谥文靖的邵灿、河南候补道加盐运使二品项戴邵琦、在任殉难的台湾府嘉义县知县邵用之、同为本谱主修的邵曰濂，同治七年进士，官至太常寺正卿，等等，指不胜屈，正所谓“世间崛起，绵绵不绝”是也。

在浙江余姚，明清二朝，再无第二家可与邵氏相抗衡。

以邵氏之显赫，家谱中收录历代文人墨客为邵氏所撰文篇颇多，如翁大立、黄宗羲、全祖望、钱大昕、卢文弨、张廷玉、陈有年、俞樾等等。本谱之书签即由曾纪泽所署。曾纪泽是曾国藩的长子，沅帅曾国荃的侄子，他们家族的家谱，还得在后面说到。光绪六年清政府委派曾纪泽为驻俄公使，邵友濂襄理曾纪泽与俄方谈判，至光绪七年二月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条约达成，中国终于收回了伊犁地区的大片土地，这是我国近代史上惟一的一次敢与洋人叫板而改订的条约。邵友濂与曾纪泽的友情也于此可见，请他给家谱题个书签，那自是不在话下。

查《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等目录，光绪三十三年修本《余姚邵氏宗谱》在北京图书馆、中科院历史所、北京大学、上海图书馆（二部）、南开大学、河北大学、吉林大学（二部）、浙江图书馆（二部）、杭州大学、山西社科院、美国等处各有收藏。而递修的民国二十一年铅印本《余姚邵氏宗谱》十八卷贻编七卷首一卷二十六册，北京图书馆（三部）、中科院历史所、人民大学、上海图书馆（二部）、南开大学、河北大学（缺贻编卷一）、吉林大学、哈尔滨师大、四川图书馆、余姚梨洲文献馆（三部，其中一部缺卷11，一部缺卷12）、山西社科院（缺一册）等亦均有收藏。

虽说《余姚邵氏宗谱》存世较多，我又是邵友濂的余姚同乡（按：后余姚划出姚北地区归拨于慈溪）但这一部到我手上，却也是不容易的。话说2002年秋，余姚城内一个叫小辉的旧货商找到了我，说有一部《邵氏》家谱，只是现在到他手上的，只有第一册，问我多少钱能要。谱没见过，价自然不好多说，何况我与小辉并不相熟。小辉做事够辣，拿到第一册后，与我谈价未果，又与原物主谈，因为价压的厉害，人家不肯，要他把第一册还出来，他就把这一册拆散，只还了人家半册，本来完完整整好好的一套谱，现在成了残谱，如何卖得出好价？原物主斗不过他，只好把谱低价给了小灰。小辉拿到了谱，又来找我，说人家要把谱以150元一册的价让给杭州人，你如果能加点，让我有点利润，我就帮你把谱拿下来，因为我把第一册扣下了，他不敢不听我的。那时我还不知道小辉是啥样的人，加上他在前几天确实说过第一册就在他的手上，这么一说，我就信了，因为是本土的家谱，可遇而不可求，高一点也正常，就要他想办法拿过来。当天晚上谱就到了我的手上，第一册的装订线明显不同，是用的棕色细线，应该是裁缝做衣服的那种。事隔月余，在宁波范宅古玩市场，我又用60元的价配到了家谱的原置谱箱，我问那卖谱箱的，里面的谱呢？他就一五、一十的跟我讲来，才明白小辉之果辣，真令人佩服得一塌糊涂，自叹不如。

当然，那时的价不能与现在相比，何况台湾第一、二任巡抚刘铭传、邵友濂的家族家谱共藏一处的，除我之外，别无分店，还是有理由得意一下的。

后来，我还在余姚城郊的一个旧货商家中，看到过一部民国二十一年铅印本《余姚邵氏宗谱》，缺了十册，还存十六册，有二片谱夹。人家要价并不高，但这十几册谱实在是蛀得厉害，手还没摸就觉得毛骨悚然，后来就没有要。

《近现代名人小传》上册 262 页： 邵友濂：字筱村，杭州人，尝随曾纪泽使节至英俄，荐擢道员，历官至台湾巡抚。乙未命偕张荫恒行成于日，日人拒之。移湖南，至未任，乞休归，卒。友濂精密，为纪泽所称，而实无才。官台湾日，颇受制武弁，故台防军士之骄为各省所未有。一夕，方演剧晏客，突有人登台，摔一仱下，亟问此何人，左右对曰，省防某领统子也，仱为所喏，而中道事他人，久欲杀之，不可得，今闻在此，特摔之去，不取污抚署地也。友濂默然。越日，是仱死，通衢间身分为五矣。予在台日，闻诸胡缉之，盖所目睹也。

　　山西洪桐移民的历史背景－大槐树传说

　　转自：袁氏家谱 编辑：admin 时间：2006年3月8日16:52

　　明朝洪武、永乐年间大规模地移民是有其历史背景和历史原因的，这自然要从元末年间的历史谈起。

　　元朝在中国的统治只有89年，虽然盛极一时，但“只识弯弓射大雕”，到了元代末年，由于蒙古贵

　　族及封建地主对农民残酷剥削压迫，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水旱蝗疫不断，民不聊生，使河南、山东、河北皖北等中原地区“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九)，人民无法生活下去，只有揭竿而起，反抗元帝国的残暴统治，仅至正元年( 1341)，山东、河北、湖广等地就以生了百余次人民反元起义，以后人民起义更加频繁，力量也越来越大，至正八年方国珍在台州起义，至正十一年刘福通在颍州起义，号称红巾军，徐寿辉在蕲州起义。至正十二年郭子兴、朱元璋在濠州起义，第二年张士诚也在江苏泰州起义，其后十余年，特别是刘福通的红巾军与军决战于两淮、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广大农民纷纷响应，元军出其精兵锐将与农民军决战，攻城略地，掳掠杀人，干尽了残暴之事。至正十二年九月元丞相“脱脱破徐州，遂屠其城”(《元史脱脱传》)，至正十七年、二十一年元军察罕帖木儿部与农民军战，“两战皆败之，斩首万余级”(《元史察罕帖木儿传》)，至正十八年十一月，元军“刘起租守顺德，粮绝劫民财、掠牛马、民强壮者令充军，弱者杀而食之”(《元史顺帝本纪》)，后来元军正规军精兵使尽，无力把农民起义军镇压下去，一些地主武装，为了维护本身利益也配合元军与农民作战，山西的王保保(扩廓帖木儿)父子，陕西的李思齐，也出兵豫、陕、鲁和两淮，终于把红巾军镇压下去。在这些战斗中，元军和地主武装，对农民军所据之地，多是“拔其地、屠其城”(《元史顺帝本纪》)，使豫、鲁、苏北、皖北之民十亡七八，名城扬州城中当时被杀的仅余有十八家。(《明在祖实录》卷五)温县牛洼村《牛氏族谱》也载：“兵戮河南，赤地千里。”已到了“春泥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少人烟”的境地后来朱元璋出兵江淮，派派徐达、常遇春北伐，进取山东，收复河南，北定京都，元帝出亡漠北，这样元末长达十六年的兵乱才算结束。

　　元朝末年除兵乱之外，水、旱蝗、疫也接连不断。黄、淮河又多次决口，使中原之地“漂没田庐无算，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荒墟。”据《元史》载，仅元朝末年的雨旱灾，山东19次、河南17次、河北15次、两淮地区8次。(《元史五行志》)”造成“漂没民庐、死者众”(《元史顺帝本纪》，“禾不入地、人相食”(《元史五行志》)，至正元年到二十六年，几乎每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至正元年，汴梁、钧州大水二年四月，睢州仪封县大水害稼。六月癸丑夜，济南山水暴涨，冲东西二关，流小清河，黑山、天麻、石固等寨及卧龙山水通流入大清河，漂没上下居民千余家，溺死者无算。三年二月，巩昌宁远、伏羌、成纪三县，山崩水涌，溺死者无算。五月黄河决白茅口。七月，汴梁中牟、扶沟、尉氏、洧川四县，郑州荥阳汜水、河阴三县大水。四年五月，霸州大水。六月，河南巩县大雨，伊、洛水溢，漂民居数百家。济宁路兖州、汴梁、鄢陵、通许、陈留、临颍等县大水害稼，人相食。七月，滦河水溢出平地丈余，永平路禾稼庐舍漂没甚众。东平路东阿、阳谷、汶上、平阴四县，衙州西安县大水……五年七月，河决济阴，漂官民亭舍殆尽。十月，黄河泛滥。七年五月黄州大水……八年正月辛亥，河决，陷济宁路。六月己丑，中兴路松滋县骤雨，水暴涨，平地深丈有五尺余，漂没六十余里，死者一千五百人。是月，胶州大水。七月，高密县大水。九年七月中兴路公安、石首、潜江、监利等县及沔阳府大水。夏秋，蕲州大水伤稼……

　　十二年六月，中耠路松滋县骤雨，水暴涨，漂民居千余家，溺死七百人。七月，衙州西安县大水。十三年夏，蓟州丰润、玉田、遵化、平谷四县大水……十四年六月，河南府巩县大雨，伊、洛水溢，漂没居民，溺死三百余人。秋，蓟州大水……十六年，河决郑州河阴县，官署民居尽废，遂成中流。……十七年六月，暑雨，漳河溢，广平郡邑皆水。秋，蓟州县皆大水。十八年秋，京师及蓟州皆大水。十九年九月、济州任城县河决。二十年七月，通州大水。二十二年三月，邵武光泽县大水。二十三年，孟州济源、温县大水。七月，河决东平、寿张县，圮城墙，漂屋庐，人溺死甚众。二十四年三月，益都县井水溢而黄。怀庆路孟州、河内、武陟县水。七月，益都路霆光县、胶州高密县水。二十五年秋，蓟州大水。东平须城、东阿、平阴三县疔决小流口，达于清河，坏民居，伤禾稼。二十六年二月，河北徙，上自东明、曹、濮，下及济宁皆被其害。六月，河南府大霖雨，＊水溢，深四太许。漂东关居民数百家秋七月蓟州四县、卫辉、汴梁、钧州大水害稼。八月，棣州大清河决，滨棣二州之界，民居漂流无遗。济宁路肥城县西黄水汛溢，漂没田禾民居百有余里，德州齐河县境七十余里亦如之"。(《元史五行志》)在《元史》中这类记载比比皆是。特别是河南地区几乎年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中书省户部曾上言："连年水旱，田禾不收。”(《元史顺帝本纪》)当时的一位治河大臣也说中原地区“连年饥馑，民不聊生。”(《元史纪事本末》卷二)

　　元末中原地区不但水患严重，大蝗灾也频频而至，从至正元年到二十五年，大蝗灾计有十八九次。(《元史五行志》)元时的大名路，至正十二年六月“开、滑、浚三州元城十一县，水旱虫蝗，饥民七十一万六千九百八十口”。(《元史顺帝本纪》)中原地区从元统三年到至元末年，大饥荒就达十五次(《元史五行志》)，至正十七年河南大饥。十八年“京师大饥，彰德亦如之”。至正十九年冀、鲁、豫大饥，通州民间五杀其子而食之。保定路孽生盈道，军士掠孱弱以食。山东、河南之孟津、新安、渑池出现“民食蝗，人相食”的惨状。同时，危害极大的瘟疫又多次流行于河南、山东、河北、陕西以及南方诸省。(《元史五行志》)

　　以上种种，兵乱水旱蝗变疫相辅而至，百姓非亡即逃，使中原地区人烟稀少，土地荒芜，元政府只好把一些路降为州，如“降徐州路为武安州”。(《元史顺帝本纪》)就是到了明朝，由于人粮剧减也不得不把许多州，府降格，名城开封由上府降为了下府(《明太祖实录》卷九十六、一百九十三)。洪武十年河南等布政司所属州县“户粮多不及数”，“凡州改县者十二，县并者六十”。(《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二十，一百六十四)到了洪武十七年全国各地仍把不足3000户的30余州降为县。(《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六十四)

　　明朝建立后，各地官吏纷纷向明政府告具各地荒凉情形，中原地区处处是“人力不至，久致荒芜”(《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八)，积骸成丘，居民鲜少”(《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七十六)，“多是无人之地”(顾炎武《日知录》卷十)，累年租税不入，”(《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劳动力严重不足，土地大片荒芜，财政收入剧减，直接威胁明王朝统治，就连朱元璋也深知：“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五)，于是采纳了萄州苏琦(《明太祖实录》卷五十)，户部郎中刘九皋(《明史食贷志》)，国子监宋纳等人的奏议，为维护明王朝的封建统治，决定了移民屯田的战路决策(《明太祖实录》)，一场大规模的历经数朝历史50余年的移民高潮就开始了。} 明朝洪武年间，开始大量移民，农业生产刚刚有所恢复，又发生了“靖难之役”，四年的战争又加剧了中原地区的荒凉局面，为此仍又有永乐迁民之举。

　　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建文帝继位，为了巩固中央集权，采取了”削藩”措施，燕王朱棣以入京诛奸为名，从北京进取南京，所过河北、河南、山东、皖北、淮北等地，与政府军反复拉锯作战，进行了四年的战争，这就是中原地区盛传的所谓“燕王扫碑”。当时一部分地区的老百姓也自行组织武装，拒抗燕王军队，这反映了人民要求安居乐业，恢复生产的愿望。

　　根据《明史》记载，燕军在战争中，抢掠屠杀甚为严重，如“燕军掠真定，顺德、广平、大名”。(《明史恭闵帝本纪》)在真定“斩首三万级”，白沟河仗，燕王“乘纵火奋击，斩首数万，溺死者十余万人”。(《明史成祖本纪》)中原地区的老百姓自动帮助政府军抗击燕军朱棣胜利后，对忠于建文帝的军队和百姓杀无遣漏，河北、山东等一些族谱中记载，燕兵所至，村城成墟，当燕王打到冀、豫交界处时，遭到地方武装“十八村联谊会”的把抵抗，燕王无标转路攻取南京，后燕王把一带人杀的只留狐、刘两家，山东临清县寨村光绪四十年写的《李氏族谱》记载，盖燕王靖难兵起，在建文时南北构兵，南兵大军追袭，则南兵自南而北，北兵胜大军犯阙则自北而南，想尔时，或杀，或刮，或逃，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几为丘墟焉。

　　因此，靖难之役“，加剧了中原地区荒凉局势，民非杀即逃，这也是永乐移民的又一原因。

　　当元末中原地区荒疫兵乱之时，山西却是另外一种景象，中原地区的兵乱及各种灾疫很少波及山西，山西大部地区也没有发生大的水旱虫灾，风调雨连丰收，同邻省相比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兴盛，元人钟迪在《河中府(蒲州)修城记》中说：当今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黄河)南北噍类无遗，而河东一方居民丛杂，仰有所事，俯有所育，这虽然是封建文人溢美之词，但也说明晋垌带比较安定，再加邻省难民流入山西，使山西南部人口是稠密洪武十四年，河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万一千多人，河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万三千多人，而山西人口却达四百零三万零四百五十口，等于河北、河南人口的总和。(《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

　　山西的人口和中原的人口相比，极不平衡。据《明实录》记载，洪武十四年(1381年)，河南人口为1891万人，河北人口为1893万人，而山西人口却多达40304万人，比河南、河北人口的总和还多25万。再从人口密度来看，同样是在洪武十四年(1381年)，山西平均每平方公里2752人，而河南每平方公里12；85人，河南的人口密度不足山西的一半。这样，山西“地狭人稠生计难”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连朱元璋也认识到“山西民众而地狭”。这时朝中的要臣一再提出应从山西移民到中原，如洪武三年(1370年)，郑州知州苏琦提出“时宜三事”，其中一事就是移民中原，洪武十五年(1382年)，晋府致仕长史桂彦良上《太平治要》20条。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户部侍郎刘九皋又奏请迁移山西之民以实中原，终于得到了朱元璋的认可。于是拉开了—场轰轰烈烈移民活动的序幕。

　　明代初期山西的移民，说是从洪洞大槐树下迁走的，实际上远远不止如此。根据《明史》记载，“成祖核太原、平阳、泽、潞、辽、汾、沁，丁多田少”，以“分其丁口”的办法进行移民。这个范围是相当大的，包括现在的晋中、晋南、吕梁和晋东南等地区。按照明初山西的行政区划，所谓太原指太原府，辖6个州20个县；平阳即平阳府，辖6个州29个县；泽是泽州，为省直隶州，辖4个县；辽是辽州，省直隶州，辖2县；沁指沁州，省直隶州，辖2县；潞是潞州，省直隶州，辖6县；汾指汾州，省直隶州，辖3县。这样，明初山西移民就涉及到2府、17州、66个县。在当时关山重重、道路阻塞的自然条件下，这么多地方的移民全要集中到洪洞县的大槐树下，有没有必要是不是可能恐怕是没必要也不可能的。但是，由于洪洞大槐树下是当时最大的移民“点行地”，在后来的历史上影响特别大，移民后裔们自然也就乐于认同这样一个出发地了。

　　关于移民的次数，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经学者们的反复考证，洪武、永乐两朝共有17次。简单的情况是：

　　洪武六年(1373年)，从山西及河北正定府移民至安徽凤阳垦荒。

　　洪武九年(1376年)十一月，再从山西及正定府移民至凤阳垦荒。因为是冬天，政府发给移民过冬的棉衣。

　　洪武十三年(1380年)五月，从山西招募24万户百姓从军，后又都复员为老百姓，就地安置垦荒种地。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八月，又从山西的泽州、潞州，挑选“田少丁多”或无田之家，迁往彰德、正定、临清、归德、太康等地垦种。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九月，山西沁州百姓张从整等116户自愿外迁屯田，户部给予奖励，让他们回沁州招募居民。

　　同年同月，后军都督朱荣向朝廷报告：由山西迁居到大名、广平、东昌三府的百姓，一共分给他们26万顷土地。

　　同年十一月，命后军都督府佥事李恪等迁移山西百姓，到彰德、卫辉、归德、临清、东昌等地栽桑种枣，垦荒种地。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八月，冯胜、傅友德与常升等到山西招募百姓从军，共设16个卫所。大约是平阳府选了9卫，太原、辽、沁、汾选了7卫，每卫5600人，共有9万余人。

　　同年十二月，朝廷命后军都督佥事李恪、徐礼去山西招募移民共598户，分别迁至彰德、卫辉、广平、大名、东昌、开封、怀庆等地。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正月，山西马步官军266万人，往塞北筑城屯田。

　　建文四年(1402年)，户部核实太原、平阳二府，泽、潞、辽、汾、沁五州，“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迁至北平各府、州、县。

　　永乐二年(1404年)九月，从太原、平阳、泽、潞、辽、汾、沁移民1万户，充实北京。

　　永乐三年(1405年)九月，再次从以上地区移民1万户，充实北京。

　　永乐四年(1406年)正月，湖广、山西、山东等县吏李懋等214户人愿到北京为民，户部给他们发了安家费。

　　永乐五年(1407年)五月，朝廷命户部从山西的平阳、泽、潞及山东的登、莱等州，招募了5000户到北京的上林苑监，牧养栽种。

　　永乐十五年(1417年)五月，山西平阳、大同、蔚州、广灵等府州，向朝廷申请到北京、广平、清河、正定、冀州、南宫等府州县为民，开荒种地，依律交税，得到政府的奖励和资助。

　　综上所述，明初从洪武六年(1373年)到永乐十五年(1417年)，近半个世纪中，从山西向外地移民17次，每次数百户，甚至上万户，前后人数达到100万以上。回顾我国历史上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汉代仅限于屯垦戍边，并没有形成全国规模；三国割据一方，各自分散屯田；唐代移民屯垦兴盛，但安史之乱以后废弛；宋代重文轻武，屯田时盛时衰；元代全国兴屯，但很快天下大乱。所以说，明初山西移民，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官方移民中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

　　那时候还创造了一个词叫“解手”，一直流传到现在仍然使用，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百姓们被迫登记以后，为了防止他们途中逃亡，官兵们把他们反绑起来，然后用一根长绳串连起来。那时候，迁徙路上，到处是一串串的移民，他们一步三回头，天愁地也愁。在押解过程中，由于长途跋涉，人们免不了要大小便，但一根绳子拴几个甚至几十个人，大小便非常不方便。于是只好向押解官兵报告说：“老爷，请解手，我要大小便。”这样子日复一日，人复一人，次数多了，日渐简化，只要说上一声：“老爷，我要解手。”

　　明初有个袁公正，字成甫，曾随朱元璋打天下，南征北战，屡建战功，官拜镇威将军。明朝统一后，首要的大计，是移民垦荒。袁公正又自动报名，举家从洪洞迁至山东曹县黄岗集落户。当时很受朱元璋欣赏，亲赐一块“袁氏题名玉碑”，还给他提升了三级头衔。袁公正在曹州以北约20公里处的关王庙北土岗上安下家来，取名“袁家固堆”，并题词曰：“洪洞分枝老门第，曹州安居旧家风。”

　　陕西省的山西移民比较多，大概是与山西一河之隔距离近的缘故。据征集的谱谍看，武功县的戴氏、麟游县的赵氏、邢氏、扶风县的刘氏、彬县的陈氏、固源县的郑氏、米脂县的杨氏、并氏、眉县的刘氏，其先祖都是明初从洪洞迁去的。

　　综前所述，洪洞大槐树下的移民，当初直接迁入地是豫、鲁、冀、京、皖、苏、鄂、陕、甘、宁、晋等省市。然而数百年间，峰回路转，这些地方的移民后裔，又辗转迁到云南、四川、贵州、新疆、东北、港台等地。特别是近几十年里，迁移的浪潮此起彼伏。例如解放前的“走西口”、“下关东”、“下南洋”，建国后的城市知青“支边”、“上山下乡”，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出国留学、探亲、定居，更使洪洞移民后裔的足迹，踏遍了神州大地、天涯海角。

　　参见： 山西洪桐县寻根网 全文阅读洪桐大搬迁考证进入wwwyuanscncom

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姓氏共812个，移民分布共18个省(市)、500个县(市)。

其中：河南106县(市)，北京、天津、河北129县(市)，山东92县(市)，江苏、安徽、湖北、湖南62县(市)，映西、甘肃、宇夏51县(市)，山西34县(市)，内蒙古8长(市)，辽宁11县(市)，吉林3县(市)，黑龙江3县(市)，广西1县。

陕西省的山西移民比较多，大概是与山西一河之隔距离近的缘故。据征集的谱谍看，武功县的戴氏、麟游县的赵氏、邢氏、扶风县的刘氏、彬县的陈氏、固源县的郑氏、米脂县的杨氏、并氏、眉县的刘氏，其先祖都是明初从洪洞迁去的。

扩展资料：

明初从洪武六年（1373年）到永乐十五年（1417年），近半个世纪中，从山西向外地移民17次，每次数百户，甚至上万户，前后人数达到100万以上。回顾中国历史上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汉代仅限于屯垦戍边，并没有形成全国规模；

三国割据一方，各自分散屯田；唐代移民屯垦兴盛，但安史之乱以后废弛；宋代重文轻武，屯田时盛时衰；元代全国兴屯，但很快天下大乱。所以说，明初山西移民，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官方移民中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

明初山西洪洞移民的迁入地，据《明史》、《明实录》及大量家谱、碑文记载，主要分布于今河南、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湖北、北京等地，少量分散于今陕西、甘肃、宁夏等地。朱元璋的家乡安徽是元末农民起义的主战场，又是水、旱、蝗灾的频发地区。朱元璋起兵于此，转战江苏、湖北十余年，与元军及张士诚、陈友谅部反复争夺、殊死拼杀，造成了当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残破荒凉局面。因此，明初移民，朱元璋首先就想到了自己的家乡。朱元璋称帝不久，就曾将太湖流域的数千民户强行迁入他的家乡(《明史·食货志一》)。

　　洪武九年十一月，又“徙山西及真定民无产者田凤阳”(见《明史·太祖本纪二》)，目的是尽快让他的家乡繁荣起来。河南地区的移民以洪武年间迁入者居多，永乐年间次之。据方志、家谱、碑文资料统计，移民中有95%以上来自于山西洪洞县。如河南辉县的《穆氏家谱·序》中云，穆氏于永乐年间，“自……洪洞县乱柴沟初迁河南卫辉……穆家营庄，历居数世。至万历年间，又迁于获邑西北隅距城十五里穆家营”。从河南地区移民的分布情况来看，多处于黄河和淮河流域，这一地区因元末天灾人祸而人烟凋蔽。河北、北京地区的移民，据家谱、碑文等资料分析，大多是永乐年间自洪洞县迁入的，这与该地区“靖难之役”期间战乱破坏严重以及明成祖迁都北京有着密切的关系。迁往山东地区的移民主要分布于黄泛区的东昌、济南、兖州、青州等府，涉及今天山东的六十多个县市。移民迁入后，多以姓氏为村庄、屯名，也有以故土的县名为名的，如丁官屯、随官屯、胡官屯、李营、屯留营、长子营等。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的社会组织结构，儒家伦理又主张“父母在，不远游”，安土重迁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因此可以断定，明初的移民是由政府强制性实施的，移民半路逃亡的事件经常发生。为防止移民的逃亡，移民官员想出了种种办法，如砸碎移民们的小脚指甲、用绳索捆绑等，这些民俗学上也有反映。据说凡大槐树移民的后裔，在生理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双脚的小脚指甲是复合型的。之所以如此，民间有两种解释:一说是当时官员们为防止移民中途逃跑，就强行脱下他们的鞋子，在他们的小脚指甲上砍一刀作为记号，伤愈之后，移民们的小脚指甲就变成了复合型的了；另一说为当时政府规定家有两子以上的民户，除留下小儿子外，其余的儿子都必须迁出。生离死别之际，母亲为将来寻找儿子方便，便将被迁徙儿子们的小脚指甲都咬成了两瓣作为标记。这种生理特征，作为大槐树移民的遗传基因，也遗传给了他们的后代。官兵们在押送移民过程中，为防止移民逃跑，还强行将他们的双手反绑在身后，并用长绳索连成一串。由于长期的被押解生活，使他们逐渐养成了背着双手走路的习惯，而他们的后代也在耳濡目染中沿袭了这一生活习俗。押解途中，人们的大小便都要请求押解官员解开被绑着的双手才能完成，于是一有人喊“解手”，人们就知道行进队伍中有人要大小便了。久而久之，“解手”就成了移民群体中“大小便”的特殊代名词。

　　为防止移民在迁入地聚族而居，形成新的家族势力，影响社会稳定，明朝的移民条律还规定，凡同宗同姓者不能同迁一地。注重“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移民们，为了避免骨肉的再次分离，纷纷被迫痛苦地更姓易名，于是就从一些家族中分离出多个姓氏。据记载:“大明洪武二年，迁民诏下，条款具备，律森严，凡同姓者不准居处一村。(魏氏、刘氏)始祖兄弟二人，不忍暂离手足之情，无奈改为两姓——魏姓和刘姓，铜佛为记。”(曹县《魏刘氏合谱》)而那些不愿更改姓名者，只能骨肉分离、天各一方，被异地安置了。如，据家谱资料统计，山东境内的广饶陈官乡古氏与昌乐朱刘镇古氏、寿光田马乡古氏、五莲县古氏等，均来自于山西洪洞县古氏一族。

　　梦里萦回千百度

　　明初持续五十余年的大规模的强制性移民过程，充满了艰辛和血泪，除在移民群体和他们的后裔中留下了许多独特的生活习俗和生理特征外，这一举措确实对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安定社会等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移民活动，首先使移民地区的人口在短期内大量增加，有效地解决了当地劳动力不足的燃眉之急。如河南地区洪武二十六年的人口总数约为1913万，到弘治四年(1491)迅速增加到约436万人。其次是耕地面积大量增加，至洪武二十六年，全国的垦田总数已达850万顷，比洪武元年增加了四倍。由于劳动人手的增加和耕地面积的扩大，农业生产迅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全国的粮食产量和田赋总额不断提高。如洪武十八年，全国的田赋总额约2081万石，到洪武二十六年，则猛增为327898万石。可以说，移民政策的强制实施，客观上缓和了当时社会的各种矛盾，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为永乐、宣德时期明朝的强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曾经的广济寺和大槐树，早已被不断泛滥的汾河洪水席卷得杳无踪影了。但作为故乡符号的大槐树及老鸹窝，却永远地沉淀在了那些移民后裔的记忆深层。自明初至今，民间自发的修订家谱、宗谱活动从来就无暇顾及官方三令五申的禁令，盛行不衰，移民们及其后裔在新的故乡另立族谱，他们每每把家族的源头追溯到那“梦里萦回千百度”的大槐树和老鸹窝。辛亥革命爆发后，三民主义唤醒了广大民众的自觉意识，激发了人们寻根问祖的热情。从专制桎梏中解脱出来的那些洪洞移民的后裔们，非常渴望能找到山西故里仍然健在的亲人，在他们中间悄然掀起了一股寻根祭宗的风潮。一些在移民后裔相对集中地区为官的洪洞籍官员，因为同宗共族的缘故，受到了移民后裔的热情礼遇。有感于此，1914年，曾经在山东等地为官的洪洞人景大启、刘子林等人倡议募捐，于古大槐树东旁同根孽生出的第二代古槐处筹建了古大槐树遗址，并竖碑立碣、组织人编修《古大槐树志》。20世纪80年代后，以大槐树移民遗址为载体的寻根问宗文化活动更加活跃。自1991年起，每年的清明节前后，都要在大槐树下举行隆重的寻根问宗文化活动，大槐树移民后裔们从全国甚至世界各地虔诚地来到大槐树下，追忆那曾经梦中的情景，这里成了数以亿计大槐树移民后裔寻根祭宗的圣地。这种挥之不去的“同宗共族，天下一家”大槐树情节，就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终于找到根了 我是山东一支的

“问我故乡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自明朝以来，这首民谣就一直在我国各地民间尤其是黄河下游地区广泛流传，甚至在海外华人、华侨群体中也时常可以听到。洪洞县大槐树之所以成了中华儿女魂牵梦绕的精神寄托，是因为它承载着先人对故土家园的依恋和顾盼。同时，民谣中又分明流露出发生在明朝初年那场大规模移民运动中的血泪情别。

　　一亿人的故乡

　　中国古代的移民活动自史前时期起，就一直不断地进行着，其中既有自发的，也有被迫的；既有经济方面的原因，也有政治、军事方面的原因。明朝初年的移民活动自明太祖朱元璋起，经建文帝、明成祖，历时五十余年，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史所罕见。当时的移民可分为以经济为主的移民和以政治、军事为主的移民。以政治、军事为宗旨的移民活动，主要指明朝初年朱元璋强迁苏、松、嘉、湖地区的富户于其龙兴之地濠州和龙居之地南京，以及明军攻克大都后，为加强该地的军事实力，将山西或山后地区大量的民户迁徙至居庸关以南和北平地区。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为尽快使新迁之都北平繁荣起来，又将江南地区大量的富户和工商业者强行迁至北平。明朝初年，以发展经济、稳定社会为宗旨的经济移民活动，则以山西的大槐树移民规模最大、涉及范围最广、计划性也最强。这种移民活动，从洪武二年开始，一直持续到永乐末年，规模较大的移民活动前后共计十八次之多，移民总人口超过百万人，迁民地区涉及今天的十八个省市的五百余县市。

　　历史上次数众多、规模不等的移民活动，为后人留下了程度不同的文化遗产。史前时期的民族大迁徙，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同宗共祖的民族认同感；西周初年的殖民性移民活动，有力地促进了西周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的大量内迁，促进了当时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发展，构成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十分重要的一环。但综观历史上曾经发生的历次移民活动，没有任何一次能比明朝初年的那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在中华民族的心目中留下的烙印更深刻。那大槐树上的老鸹窝，成了现今一亿多华夏子孙心目中故乡的象征，成了他们萦回梦里的精神家园。

　　民俗学上的痕迹

　　明朝强制性的山西移民活动开始后，每次移民的规模都很大，动辄数千民户，甚至万余户。当时山西移民主要来源于太原、平阳二府和潞、泽、辽、沁、汾五州(见《明史·食货志一》)，即以今天的太原、临汾、晋城、长治等地为移民的集散地，而位于交通要道、人口稠密的洪洞县自然就成了重要的移民集散中心之一。当时官府在洪洞县城北的广济寺(建于唐贞观年间)设局住员，负责给集中起来的移民编号发放“凭照川资”，之后移民们便由此散奔向冀、鲁、豫、皖各地的不归之路。广济寺旁曾是宽广的驿道，驿道边有一棵长势茂盛的大槐树，因位于空旷的汾河滩上，老鸹便在树冠上垒起了舒适的巢窝。根据史料记载，移民活动大都选择在农闲的晚秋时节进行，而此时的槐树叶已经凋落，只剩下了光秃秃的树冠和那醒目的老鸹窝。栖息于树杈间的老鸹，在萧瑟的秋风中不时发出声声哀鸣。被迫登上不归之路的移民们，一步三回首，渐行渐远，遥望着大槐树上的老鸹窝，不禁潸然泪下，依依惜别。天长日久，岁月无情地冲刷去了寄居他乡的山西移民们对故土几乎所有的记忆，只有那临别之时的大槐树和老鸹窝还深深地铭刻在他们的心头。于是，大槐树和老鸹窝就成了在移民群体中唯一广为流传的故乡的故事，成了他们思念故土之情的排解物，进而变成了故土的象征性符号，深深地融进了移民后裔们的血脉中。

　　大量山西移民到达迁居地后，在当地官员的监督下，以屯、营为基本单位定居下来。为帮助他们尽快恢复生产，政府给予了很多优惠政策:政府向他们免费提供农具、种子和耕牛，减免赋税，耕地由政府根据丁口的数量统一划拨，或五十亩，或八十亩，许多地方甚至规定“迁民附籍，任其开垦，亩数无定额”。如洪武三十五年，就对迁往北平各地的民户“给钞，使置牛具、种子，五年内免征其税”(以上见《明太祖实录》)。朱元璋还于河南设置了司农司专门负责移民垦田的管理工作，规定凡农民及移民开荒，均归开荒者作为永业。明太祖还责成地方官员发放耕牛、种子给流民、移民，以帮助他们恢复生产。

桑姓是一个历史悠久，姓源复杂的姓氏，历史可以上溯至远古少昊时代。目前桑姓人口列全国第二百八十六位。

基本介绍 中文名 ：桑姓 源流一 ：源于神农氏 源流二 ：源于己姓 源流三 ：源于嬴姓 姓氏源流,源流一,源流二,源流三,源流四,源流五,源流六,源流七,得姓始祖,迁徙分布,郡望堂号,郡望,堂号,历史名人,桑弘羊,桑钦,桑虞,桑维翰,桑怿,桑哥,桑调元,桑春荣,家谱文献,字辈排行,宗祠通用联,四言通用联,六言通用联, 姓氏源流 源流一 源于神农氏，出自炎帝之妻桑氏，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据史籍《姓氏考略》记载：“神农娶承桑氏，亦作桑水氏，其后有桑姓。” 相传，神农氏娶了桑氏之女（桑水氏即听訞）作为自己的妻子，他们的后代中即有人以桑为姓氏，称桑氏，是非常古早的姓氏之一。 源流二 源于己姓，出自穷桑氏(金天氏)少昊的后代，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 据史籍《姓谱》、《万姓统谱》等记载：“黄帝裔孙少昊穷桑氏之子孙以桑为氏。” 穷桑氏，即少昊，己姓，名挚，字青阳，号金天氏，是远古时期东夷族的部落联盟首领，后人为了有别于太昊氏，故称其为少昊、或少暭。因其在穷桑登上了帝位并都于穷桑，故又称穷桑氏。 在少昊的后裔子孙中，又一部分族人以地名称号作为姓氏，称为穷桑氏，后来省文简化为单姓桑氏、穷氏。 桑氏族人大多尊少昊为得姓始祖。 源流三 源于嬴姓，出自春秋时期秦国公族公孙枝，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根据《姓苑》记载：“秦公孙枝，字子桑，其孙以王父字为氏。” 春秋时期秦国公族有叫公孙枝，在秦穆公执政时期担任秦国的大夫，他的最著名的贡献，就是向秦穆公荐举了原虞国的大夫虞奚。在公孙枝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名字为姓氏者，称子桑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桑氏，世代相传至今，史称桑氏正宗。 源流四 源于姒姓，出自战国时期古桑国，属于以国名为氏。 据史籍《姓考》记载，春秋时期有个古桑国，亦称桑干国（今山东陵县），是依附于鲁国的一个小诸侯国，国君为大禹的后裔子孙，史书甚少记载。 在战国后期的周郝王十年（前305年），桑君起而反抗秦国统治，因此被秦昭襄王破国，桑君被诛。在桑国灭亡后，其王族子孙以及国人中有以国名为姓氏者，称桑氏，世代相传至今。 源流五 源于蒙古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蒙古八旗姓》记载：蒙古族桑果尔氏，亦称索罗噶尔氏，世居察哈尔（今河北张家口一带，包括河北、内蒙乌兰察布盟、锡林郭勒盟一部、山西部分地区）。后有满族引为姓氏者，满语为Solongar Hala。清朝中叶以后，蒙古族、满族桑果尔氏多冠汉姓为桑氏、索氏、罗氏、尔氏等。 源流六 源于满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 ⑴满族乌库理氏，亦称乌色里氏，源出金国时期女真乌古伦部，满语为Ukuri Hala，汉义“细鳞鲮鱼”，世居黑龙江两岸，是满族最古老的姓氏之一，后多冠汉姓为桑氏、商氏、刘氏、乌氏、李氏、讷氏等。 ⑵满族夸尔达氏，亦称夸尔那氏、夸哈那氏，满语为Kuwarda Hala，世居哈达（今辽宁西丰小清河流域），所冠汉姓即为桑氏。 ⑶满族萨玛尔吉氏，亦称萨马尔基氏，满语为Samargi Hala，世居虎尔哈布尔哈村（今黑龙江牡丹江流域）、索伦（今黑龙江嫩江市以西广大地区）、松花江等地，后多冠汉姓为桑氏。 ⑷满族塞楞吉氏，亦称萨基氏，满语为Sailgi Hala，世居塞楞吉石赫寨（今黑龙江下游右岸），所冠汉姓即为桑氏。 ⑸满族商佳氏，亦称尚佳氏，满语为Sanggiya Hala，祖先原为汉族，东汉末期被辽东鲜卑乌桓部虏携后融入鲜卑族，后逐渐演化为海西女真，世居鄂和（今内蒙古莫力达瓦旗额尔河流域），后多冠汉姓为桑氏、商氏等。 源流七 源于彝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彝族桑氏，源出古老的食桑氏部落，就是在史籍《山海经·海经·大荒南经》中记载的“蜮山者，有蜮民之国，桑姓，食黍，射蜮是食。有人方扜弓射黄蛇，名曰蜮人。” “蜮”，就是传说中的“含沙射影”，“蜮人”，就是指“南蛮彝”；而“桑姓”在史籍《御览·南蛮六》中注释为“食桑”，实际上就是古代彝族的先民之一，统称食桑氏，早年分布在蜮山(今湖北宜都宋山)。在明朝时期的改土归流运动中，该部落头人流改为汉姓桑氏，其后裔子孙及其部分族人随称桑氏，世代相传至今。 得姓始祖 神农妻桑氏、少昊帝、公孙枝、桑国。 迁徙分布 历史上桑姓的迁徙与分布 宋朝时，桑姓大约有4万5千人，在全国的分布主要集中于陕西、山东、河北、河南、湖北、江苏等地。陕西为桑姓第一大省，约占全国桑姓总人口的43%。明朝时，桑姓人口急剧减少，大约有1万4千人，在全国的分布主要集中于江苏、河南、浙江、河北、安徽、山西，这六省大约占桑姓总人口的93%。江苏为桑姓第一大省，约占全国桑姓总人口的43%。 当代桑姓的分布与图谱 当代桑姓的人口大约有26万，大约占全国人口的0021%，排在第二百五十九位大姓姓氏。自宋朝至今1000年中，桑姓人口的增加率呈V形的态势。在全国的分布目前主要集中于河南、湖北、黑龙江、安徽、江苏、山西、山东、河北，这八省大约占桑姓总人口的64%。河南为当代桑姓第一大省，居住了桑姓总人口的20%。桑姓在人群中分布频率示意图表明：在河南、山东大部、江苏北部、安徽西部和北部、江西北部、鄂陕大部、重庆北部、四川中部、甘肃东部、山西南部、河北南部和东北、辽吉大部、黑龙江、内蒙古东北、新疆西北，云南西南，桑姓占当地人口的比例一般在006%以上，有的达到02%以上，以上覆盖面积约占国土总面积的249%，居住了大约62%的桑姓人群。在苏皖赣中部、湖北北部、川渝大部、云南中部、贵州西南和北端、甘肃东南和中部、宁夏大部、内蒙古中部、陕晋北部、冀京大部、天津、山东北端、辽宁东北、吉林东南，桑姓占当地人口的比例一般在004%一006%之间，以上覆盖面积约占国土总面积的172%，居住了大约22%的桑姓人群。 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泉源乡桑寨，始于南宋末年。有桑姓300多人，被奉为山东东部、南部及江苏东部、北部桑姓的发源地。据郯城县志记载，南宋末，桑姓来此立村，得名桑寨。 郡望堂号 郡望 河南郡：秦朝时期名为三川郡。西汉高宗二年(丙申，公元前205年)改为河南郡，治所在雒阳(今河南洛阳)，其时辖地在今河南黄河南部洛水、伊水下游，双洎河、贾鲁河上游地区及黄河北部原阳县一带地区，辖二十二县，大致相当于今河南省孟津、偃师、巩义、荥阳、原阳、中牟、郑州、新郑、新密、临汝、汝阳、伊川、洛阳等县市。东汉时期既都洛阳，为提高河南郡的地位，其长吏不称太守而称尹。隋朝初年被废黜，后又复为豫州河南郡。唐朝时期为洛州河南府，其辖境都远小于汉朝时期的河南郡。元朝时期为河南路，明、清两朝时期均为河南府。民国时期建为河南省。 黎阳郡：西汉高祖年间设黎阳县，属冀州魏郡，这是濬县设县之始，治所在大伾山东北。王莽时改名黎蒸，东汉恢复黎阳县名。东晋永和七年(辛亥，公元351年)置黎阳郡，辖黎阳县。东晋太元十四年(己丑，公元389年)属黎阳郡，黎阳县属汲郡。北魏孝昌年间(公元523～528年)分汲郡置黎阳郡，辖黎阳县。东魏天平元年～武定八年(公元534～550年)间置黎州，辖黎阳郡。北齐废黎州，北周宣政元年(戊戌，公元578年)复置黎州，辖黎阳郡。隋朝开皇三年(癸卯，公元583年)，黎州、黎阳郡并废，黎阳县属卫州。隋开皇十六年(丙辰，公元596年)置黎州，辖黎阳县。隋大业二年(丙寅，公元606年)废黎州，黎阳县属汲郡。唐朝武德二年(乙卯，公元619年)置黎州总管府，辖殷、卫、澶、洹四州。唐武德六年(癸未，公元623年)置总管府，黎州属相州都督府。唐贞观十七年(癸卯，公元643年)废黎州，黎阳县属卫州。宋朝端拱元年(戊子，公元988年)，置通利军，治所在今大伾山与紫金山之间，辖黎阳县。宋天圣元年(癸亥，公元1023年)改安利军，治所迁至浮丘山西。宋熙宁三年(庚戌，公元1070年) 废军，黎阳县属卫州。宋元佑元年(丙寅，公元1086年)复置通利军，辖黎阳县。宋政和五年(乙未，公元1115年)军升为濬州，治所在浮丘山巅，辖黎阳县。金国皇统八年(戊子，公元1148年)改濬州为通州。金天德三年(辛卯，公元1151年)复名濬州。明朝洪武三年(庚戌，公元1370年)农历4月，降州为县，始称濬县，治所迁至浮丘山东北平坡。清朝顺治元年(甲申，)濬县属大名府，清雍正三年(乙巳，公元1725年)改属卫辉府。民国二年(癸丑，公元1913年)3月，废府设道，濬县属河北道。民国十六年(丁卯，公元1927年)废道改行署。民国二十七年(戊寅，公元1938年)改属第十三行署。民国二十九年(庚辰，公元1940年)秋，濬县抗日民主 建立，属冀鲁豫边区行署。民国三十六年(丁亥，公元1947年)7月，民国濬县 改属第四行署。民国三十八年(己丑，公元1949年)5月，濬县全境解放。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濬县民主 改为濬县人民 ，属平原省安阳专区。1952年11月15日撤销平原省。12月1日，濬县改属河南省安阳专署。1958年4月18日，撤销安阳专区，濬县划归新乡专区。1961年12月19日，恢复安阳专属，濬县归安阳专署。1970年安阳专区改为安阳地区。1983年 10月撤销安阳地区，改设安阳、濮阳两个市。濬县属安阳市。1986年1月18日，国务院批准将濬县划归鹤壁市。1986年，濬县辖十乡一镇，即城关乡、善堂乡、王庄乡、屯子乡、白寺乡、钜桥乡、大赉店乡、卫贤乡、小河乡、新镇乡和城关镇。1992年4月24日，河南省民政厅批覆，撤销善堂乡、大赉店乡，设立善堂镇、大赉店镇，实行镇管村体制，原辖行政区域不变。1995年6月12日，省民政厅批覆，同意撤销新镇乡、小河乡，设立新镇镇、小河镇。1997年7月15日，省 批准，将濬县大赉店镇划入鹤壁市郊区。1997年12月29日，屯子乡撤乡建镇。1998年10月8日，钜桥乡撤乡建镇。2000年末，濬县辖六镇四乡，即城关镇、善堂镇、屯子镇、钜桥镇、新镇镇、小河镇和城关乡、王庄乡、白寺乡、卫贤乡。 堂号 河南堂：以望立堂。 黎阳堂：以望立堂。 淮翼堂：明朝的时候，桑世杰被封为秦淮翼元帅，连克镇江以东诸州县，判行为枢密院事。 枢密堂：同淮翼堂。 永顺堂：道光进士桑春荣一支。 铁砚堂：铁砚堂、穿砚堂、磨砚堂均属于一支，都是奉桑维翰为先祖，取桑维翰“铁砚磨穿”、立志不移的典故。 典源：《新五代史》卷二十九〈晋臣传·桑维翰〉

桑维翰字国侨，河南人也。为人丑怪，身短而面长，常临鉴以自奇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慨然有志于公辅。初举进士，主司恶其姓，以「桑」「丧」同音。人有劝其不必举进士，可以从佗求仕者，维翰慨然，乃著日出扶桑赋以见志。又铸铁砚以示人曰：「砚弊则改而佗仕。」卒以进士及第。晋高祖辟为河阳节度掌书记，其后常以自从。 释义：五代时期，桑维翰一心想考取进士，第一次因主考官迷信，桑与丧同音而没录取，第二次他写《日出扶桑赋》大赞扶桑，结果还没录取。朋友劝他想别的法子做官，他定制一块铁砚，说只有磨穿它后才会想别的办法去做官。最终还是考取了进士。后遂以“铁砚磨穿”等形容立志不移，持久不懈。 四知堂：资料有待补充。 启后堂：资料有待补充。 一本堂：资料有待补充。 历史名人 桑弘羊 桑弘羊（前152-前80），汉臣。洛阳人。出身商人家庭，自幼有心算才能，十三岁入侍宫中。自元狩三年（前120）起，终武帝之世，历任大司农中丞、大司农、御史大夫等职，与担任大农丞的大盐铁商东郭咸阳、孔仅二人深得武帝宠信。元狩年间以后，在桑弘羊的参与和主持下，先后实行了盐、铁、酒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统一铸币等经济政策。此外，还组织了六十万人屯田戍边，防御匈奴。这些措施都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成功，暂时缓解了经济危机，史称当时“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桑弘羊以此赐爵左庶长。武帝后元二年（前87），桑弘羊由搜粟都尉迁任御史大夫，与霍光、金日、上官桀四人同受遗诏辅佐昭帝。始元六年（前81），昭帝召集各地贤良文学至长安，会议盐铁等国家大事。贤良文学反对盐铁官营和均输平准等与民争利的政策，力主改弦更张，桑弘羊与之展开辩论。由于桑弘羊的坚持和封建国家财政方面的需要，当时除废止酒类专卖改为征税外，盐铁官营等各项重要政策仍沿袭不变。次年，桑弘羊因与霍光政见发生分歧，被卷入燕王旦和上官桀父子的谋反事件，被处死。 桑钦 桑钦，汉学者。河南（今河南洛阳）人。字君长，尝从平陵涂恽受《毛诗》，今世传之《水经》三卷，旧题桑钦撰。 桑虞 桑虞，十六国后赵将领。字子深，魏郡黎阳（今河南濬县东北）人。桑冲子。少以至孝见称。后出仕后赵石氏，历武城令、祝阿太守，累迁宁朔将军、青州刺史。 桑维翰 桑维翰（898-947），五代后晋臣。字国侨。洛阳人。随石敬瑭历数镇。后唐末帝李从珂疑敬瑭，敬瑭遂反，命维翰作书致契丹主耶律德光求援，请结为父子，割地称臣。维翰又赴契丹见德光，德光乃决意出兵助敬瑭。清泰三年（936）十一月，契丹立敬瑭为大晋皇帝，敬瑭即以维翰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知枢密院事。天福四年（939），维翰出为相州节度使，移镇兖州（今属山东）。镇州节度使安重荣建议联合吐谷浑抗契丹，维翰力言不可。七年，石敬瑭死，侄重贵立，是为少帝（又称出帝），召维翰为侍中。维翰使人对少帝说：欲制契丹、安天下，非用维翰不可。少帝乃以维翰为中书令兼枢密使。维翰权势显盛，颇受贿赂。少帝怒，罢维翰为开封尹。开运三年（946），契丹军南下，德光入恒州，命降将张彦泽先入开封，致李太后书，促速降，并召维翰至军前。维翰原主张结好契丹。因此少帝不愿让他见契丹主，张彦泽又贪其家财，遂承少帝之意杀维翰，以维翰自缢告于德光。 桑怿 桑怿（-1041），北宋将领。开封雍丘（今河南杞县）人。勇力过人，善于剑及铁简，有谋略。举进士不中，补耆长。捕盗有功，擢右班殿值。复有功，枢密吏求银方予请功，怿说：“用贿得官，非我欲，况贫无银；有，亦不如此。”赵元昊入寇，参知政事宋庠荐其有勇略，迁内殿崇班、鄜延路兵马都监。后徙泾原路，屯镇戎军，与任福遇敌于好水川，力战而死。 桑哥 桑哥，元臣。通各族语言，曾为西蕃译使。至元中为总制院使。二十四年（1287）任尚书平章政事，改行中书省为行尚书省，六部为尚书六部。变更钞法，颁行“至元宝钞”。二十五年置征理司，清查仓库诸司，又遣人理算江淮、江西等六省钱谷。升尚书右丞相，兼宣政使，领功德使司事。二十六年又增盐、茶、酒醋等课。他任意铨调内外官，授官的大小，均以贿赂多少行事。二十八年受其他官吏弹劾，下狱被杀。 桑调元 桑调元，清臣、学者。字弢甫。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桑天显之子。从学于劳史，研习性理之学。雍正十一年（1733），钦赐进士，授工部主事。先后主持九江濂溪书院及滦源书院，辟余山书屋，宣扬劳史学说。 桑春荣 桑春荣（-1882），清臣。直隶宛平（今属北京）人，字柏侪。道光进士。道光二十二年（1842）任河南道监察御史，掌四川道监察御史。继任云南临安知府，调任云南府知府。曾镇压属境回民反清起义，擢迤南道咸丰元年（1851）兼署盐法道，督办官钱局，简化章程，禁止苛征，商民称便。三年授贵州按察使，次年授云南布政使。五年升任巡抚，兼署云贵总督。因镇压广西天地会起义屡遭失败，被劾，九年任内阁学士。英法联军进犯北京，奉命督办直隶、顺天团防事宜后任刑部户部右侍郎。同治十一年（1872）授刑部尚书日夕研读历代律例和清代刑律，亲自审理积案。后病死。 其他桑姓名人有 三国魏音乐家桑馥； 西晋大臣桑冲； 唐大臣桑道茂； 五代后晋将领桑汉颙； 明大臣桑乔，将领桑世杰、桑敬，学者桑悦、桑学美、桑日升，剧作家桑绍良，诗人桑贞白； 清将领桑赛、桑额等。 近当代桑姓名人有政治家桑珠、桑逢文、桑结加，化学雷射专家桑凤亭，土壤专家桑以琳，临床药理学家桑卫国，医药学家桑国卫，民族学家桑耀华，经济学家桑恒康，历史学家桑兵、桑润生、桑秀云，图书馆学家桑健，现代文学研究专家桑逢康，作家桑地、桑新华，诗人桑恒昌，作曲家桑桐，钢琴教育家桑叶舟，书法家桑凡，美术家桑吉雅，记者桑布，豫剧演员桑殿杰，体操运动员桑兰，羽毛球运动员桑洋，桌球运动员桑亚蝉，跳水运动员桑雪，演员桑可舟，登山运动员桑珠等。 桑世昌：淮海人，宋朝时期著名学者，陆游的亲戚，编辑有回文类聚，著作有《兰亭考》。 桑容：字文耀，常熟人。明代画家，著有《竹窗集》。 家谱文献 浙江鄞县桑氏副谱六卷，首一卷、末一卷，（清）邱补轩纂修，清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铁砚堂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文物管理所。 浙江鄞县桑氏宗谱，（清）陈云衢纂修，清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木刻活字印本两册。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文物管理所。 浙江鄞县桑氏副谱，（清）沈守梅纂修，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木刻活字印本四册。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文物管理所。 浙江鄞县桑氏宗谱，著者待考，清朝初期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文物管理所。 桑氏宗谱六卷，（清）桑金荣等纂修，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启后堂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浙江余姚司前桑氏家谱八卷，（民国）桑庭富、桑肇岐等纂修，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一本堂木刻活字印本八册。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文物管理所。 浙江海虞桑氏世谱，（民国）桑向荣、桑饮纂修，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铅印本两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江苏常熟海虞桑氏世谱，（民国）桑向荣编，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铅印本两册。现被收藏在江苏省常熟市图书馆。 山东日照五莲桑氏世谱，（民国）桑富编修，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木刻活字印本。 江苏宜兴梅子境桑氏宗谱六卷，（民国）桑海山纂辑，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启后堂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湖南邵阳桑林杨氏三修族谱，(民国）杨世崇等修，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四知堂木刻活字印本二十四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浙江鄞县鄞东桑氏宗谱，著者待考，民国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两卷。现被收藏在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文物管理所。 字辈排行 山东沂河桑氏字辈：“茂盛福元本庆志申远” 山东菏泽桑氏字辈：“行大道守事业全忠孝重仁义希圣贤（娴）”。 山东淄博沂源寿光分支字辈：“…成元文运恒德昌…”运为第22世子孙 山东兖州桑氏字辈：“緖传书建文兆介恩”。 山东泰安桑氏字辈：“福廷久,永可太之文,玉成园荣传,岐阳逢胜运,兆秀余蓝田,录自登征顺，鸿云洛纪先”。 山东泰安桑氏字辈：“荣传岐阳逢胜运兆”。 山东淄川桑氏字辈：“廷学道成明振国永泰昌庆宗忠贤杰礼治同安春”。 山东武城桑氏字辈：“立明同兆大世永成汝峰恒念先德广敦厚宗延昌兴华君英信健国晓安泰伟文继毅鹏守庆正荣祥”。 山东阳谷桑氏字辈：“有兴长传继广”。 山东滕州桑氏字辈：清怀延会有，学洪德广全成宪为正明，齐繁传英纯，立志显春茂，同宗永长存。 黑龙江佳木斯桑氏字辈：“……旭清洪……” 江苏沛县桑氏字辈：孝玉继宝文，元建洪茂纯成宪为正明，齐繁传英纯，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