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印制书籍出现前的书籍生产方法

　　我国印制书籍大约起于唐，成于五代，盛于两宋，旁及辽、金、西夏，沿袭于元、明、清。但在唐以前，我国书籍的制作方法大概依书籍的制作材料而定，先后有过刀刻、铸造、笔写等不同的方法。

　　初期书籍之一的甲骨文书，从现存的甲骨文片看，其上面的文字都是用刀刻的。为什么非要用刀刻？这大概取决于这种材料的质地。我们知道，骨头是有一定硬度的，而吃墨的能力却不怎么强，如果用笔写，可能不会保存很久，因而只好用刀刻。用刀刻可能还有另外的原因，那就是刀刻的笔道纤细匀称。如果用笔写，那时有没有那么细的笔还是个问题。一块龟甲或一块兽骨，没有多大的平面。除掉占卜时形成的卜兆裂纹，能着字的地方所剩无几，如果笔尖稍粗，根本无法写下。这大概也是采用刀刻的原因之一。刀刻的字迹既能保持久远，又能笔道匀整，又适应甲骨仅有的空余平面，又有一定的硬度，所以我们见到的甲骨文书绝大多数都是用刀刻的。有的刻得十分纤细，像陕西周原地区出土的西周甲骨，其字迹要用五倍的放大镜才能看清，可见那时的微雕技术已经相当精湛了。

　　初期书籍之二的青铜器铭文，据现在所知道的，其上面的文字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凸出来的阳纹，一种是凹进去的阴纹。两种纹路不同，它们的制作方式也不同。凹进去的阴纹文字比较好理解，那就是在事先设计制作好的青铜器上，如果什么时候想在上面镌刻文件或事件，都可以随时请人操刀镌刻就是了。这种用刀在青铜器上直接镌刻阴纹文字，比在青铜器上铸字要方便得多，自由得多。在青铜器上铸字，事先就要有周密的计划。有的在设计时大概就不想当作器具用，而是想铸字，以文字意义为主的。例如郑国、晋国铸造的刑鼎，目的就是为了公布法律，晓谕全国。这类青铜器物上面的文字，在制造浇铸模子时就要考虑周详。一份文件，一个事件，一共有多少字，如何布局，乃至每个字的锼〔sou搜〕锓〔jian坚〕，都要精心设计，精心制作。而且模子内壁的阳阴纹字迹必须是凹进去或凸出的反字，浇铸出来的才是凸起或凹进的阳纹或阴纹正字。这就牵涉到模子内壁上阴阳纹反字究竟是怎么弄上去的问题。正写反贴双勾再锼锓，自然是我们现代人的思维。古人是不是这样做，不敢肯定。考古学界有人根据青铜器铭文中常用虚字的酷似，推测青铜器铸模内壁的阴阳纹反字，可能是一个一个事先做好的阳阴纹正字压挤出来的。这种推想十分大胆，假如这种推想能够成立，那就表明我们的祖先老早就懂得制造活字的原理了。当然这种活字尚不是为了排版印刷，而是为了铸造青铜器铭文。

　　初期书籍之三是石质文书。我国自周秦以来，以玉片、石片、石鼓、摩崖、碑、碣、套帖等形式刻、写的石质文书，也可以说是浩如烟海。归纳起来，往石质材料上着附文字，就现在所知也只有两种办法：一种是书写，一种是刀刻。书写者见于侯马盟书。1965年在山西侯马春秋晚期晋国遗址出土的盟书，都是以朱色或墨色书写在玉片或石片上。其中最大的长32厘米，宽38厘米，上尖下方，形态规整。这种盟书为什么要用笔写而不用刀刻，道理说不清楚。也许因为侯马盟书是社会急剧变化的产物。在中国古代，大凡需要发誓定盟，总是事有急需，发于义愤。并且盟书要一式两份，一份留作证据，藏于盟府，以备查验；一份沉于河底或埋于地下，以示永不背盟。事急，又要两份，刀刻可能不适应，故采用手写。不过这只是推测，不能算是科学结论。除侯马盟书以外，传世的所有石质文书，包括摩崖石刻、碑、碣、历代所刻儒家石经、释家石经、道家石经等，全部都是用刀刻的。这些刀刻的石质文书，不同于侯马盟书的一份要藏于盟府，一份要沉于河底或埋于地下，而是要立在光天化日之下，或本来就是依山刻石，风吹日晒自是家常便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用笔在石质上写字而不是用刀在石质上刻字，时间一长，或经过雨水的冲洗，字迹就会模糊不清，甚至是字迹全无。所以古代的石质文书绝大多数都是用刀刻成的。

　　随着书籍的发展，特别是随着正规书籍的出现和发展，以前的甲骨、青铜器、玉、石材料等都不再适应需要，竹木简便广泛地被采用为书籍的制作材料。这种材料不同于以前的甲骨、青铜器和石头，究竟采取什么办法将文字着附在竹木简上，这是书籍生产方法上的重大课题。历来出土的大量竹木简，证明了竹木简书都是用笔写成的。过去有所谓“刀笔吏”的说法，说竹木简书是用刀刻成的，这完全是一种误解。事实上刀、笔、墨、砚要预备齐全，才能书字于竹木简上。笔、墨、砚的功能不言而喻，谁都知道。唯有刀的用途，过去说法不一。一种说法，刀就是笔，用刀笔在竹木简上刻字。这早已为事实所推翻。还有一种说法，道破了刀的用途。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小学生，甚至包括初中学生，每天上学，他们的书包里所带的铅笔盒中，必带有铅笔、笔刀和橡皮。 目的是当写了错字时，就用橡皮将错字擦掉，而后改成正确的字。竹木简书盛行时期，之所以要把刀、笔、墨、砚同时备齐，同样是各有各的用途。其中的刀的用途就类乎今天中小学生所用的橡皮。当在竹木简上写了错字时，就及时用刀子刮去，然后再写上正确的文字。过去人将“刀笔”连读，解释为刀子笔，进而说竹木简书是用刀子刻的，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事实上竹木简书都是用笔写成的。

　　在竹木简书盛行的同时，丝织品中的缣帛也是书籍的制作材料之一。用这种材料制作书籍，就无法像甲骨、青铜器、玉石那样，其文字可以铸造，可以刀刻，而只能是用笔书写。这道理很简单，用刀在缣帛上刻字，那根本是不可想象的。同样，像后世印制纸书那样，将文字印在缣帛上，也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帛书只能是用笔书写而成，不可能用其他的办法将文字着附上去。事实上，历来出土的帛书，也确实都是用笔书写而成的。

　　纸张取代竹木简、缣帛而成为书籍的普遍制作材料之后，不但改变了竹木简笨重，缣帛贵重的弊病，而且由于纸张比竹木简、缣帛更易于着墨，所以自东汉至五代上千年的时间里，纸书多是用笔抄写而成。又由于纸张具有特殊的吸墨能力和柔软，所以又承担起自唐代开始的印制书籍的任务。雕版印制书籍中经五代的缓慢发展，至两宋而极盛，标志着书籍的生产方法发生了划时代的变革，人类文明也跨进了新的历史时期。

　　(2)印制书籍的出现与发展

　　我国用雕版印刷的办法来印制书籍，大概在唐朝已经开始。这无论从文献记载或实物留存都能得到证实。但印书之始，绝不意味着雕版印刷的技术到唐朝才发明，反而表示这种技术在唐以前应该早已出现。到了能够印制整部的书籍，则应该是这种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了。但长期以来，参与讨论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问题的中外古今学者，却多以印书之始来论证雕版印刷术的发明，结果不是提前，就是靠后，始终得不出一致的意见和科学的结论。早的有东汉发明说，东晋咸和(公元326—334年)发明说，六朝(公元222—584年)发明说，隋朝(公元581—617年)发明说，唐朝(公元618—906年)发明说；晚的有五代(公元907—959年)发明说，北宋(公元960—1126年)发明说。时代跨度上千年。这些说法，有的因论据不足固然不能成立，有的以流存的实物为证，但不符合事物发展的自然法则，因而也不能成立。好在我们这里不是讨论印刷术的发明，我们注意的是用这种技术来生产书籍在唐朝则是史不绝书了。

　　明朝有位史学家叫邵经邦(公元1491—1565年)，他写了一部历史著作叫《弘简录》。在《弘简录》卷四六记载唐太宗李世民的皇后长孙氏，洛阳人，年仅36岁就不幸夭亡了，唐太宗很是悲痛。当宫女们将皇后生前所编纂的《女则》10篇呈献给皇帝时，唐太宗抚物生情，“览而嘉叹，以后此书足垂后代，令梓行之。”这里的“梓行”二字，指的就是雕版印行。这是迄今所知关于印制书籍的最早记载。长孙皇后卒于贞观十年(公元636年)的六月，印行《女则》应当就在这一年的下半年或稍后一点。表明在7世纪的上半叶，中国已经懂得用雕版印刷的办法来生产书籍了。而且生产的第一部书就是妇女著作。

　　冯贽的《云仙散录》记载“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众，每岁五驮无余”。我们知道，唐玄奘到印度取经出发的那一年是贞观三年(公元629年)，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取经回国，前后经过了17年。再过19年，即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唐玄奘涅槃圆寂。所以他用回锋纸印刷普贤菩萨像，施于四众，应当在贞观十九年他取经回国，到麟德元年他涅槃圆寂之间。这件事情的发生，距雕印长孙皇后的《女则》仅10多年的时间，说明7世纪的上半叶，中国不仅懂得雕版印制书籍，也懂得雕版印制佛画了。

　　此后，关于唐代雕印历书、字书、韵书、文集、道书、阴阳杂记等书的记载，屡见不鲜。流传于世的实物也不只一两件。像唐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王玠〔jie 介〕为父母祈福而雕造普施的《金刚经》、西川成都府樊赏家雕印的历书、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的梵文《陀罗尼经咒本》等，就都是至今还留存在世的雕版印刷品。特别是那件被斯坦因携走，现在庋〔gui 鬼〕藏于大英图书馆东方部的《金刚经》，可以说是世界上现存最早最完整而又相当成熟的印刷品。它用七张纸粘连而成，全长152尺，完整无损。卷首有释迦牟尼佛坐莲花座上，对长老须菩提等僧众说法的扉画。妙相庄严，栩栩传神。经文字体端庄凝重，刀法稳健。印纸精良，墨色精纯。古朴大方，赏心悦目。说明到9世纪中叶，我国的雕版印刷技术已经进入相当成熟的时期了。

　　进入五代之后，雕版印制书籍的方法已被政府正式采纳，并且用来印制儒家经典了。从后唐长兴三年(公元932年)起，到后周广顺三年(公元953年)止，中原地区的四个不同朝代唐、晋、汉、周，在22年的时间里，由国子监连续不断地完成了《九经》的校勘和雕印工程。这是儒家经典第一次用雕版印刷的办法生产出来。或者说儒家经典的第一代版本，就是五代时期国子监出版的，监本之称也就开始于此。与此同时，《五经文字》、《九经字样》以及解释儒家经典的《经典释文》，也先后被雕版印制出来。郓州须昌(今山东东平县)人和凝，不顾别人指责，自己主持雕版印制了自己的文集，开创了版本学史上“自刻本”的先河。后蜀宰相毋昭裔，不但主持雕刻了《蜀石经》，还主持雕版印制了《九经》，还让自己的门人句〔gou勾〕中正、孙逢吉主持雕版印制了《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等。地方政府以及民间雕印的佛经、佛画更多，道家的某些著作也被雕印出来。整个书籍的生产方法，已面临全面改革的前夜。

　　进入宋代以后，书籍的生产方法便以雕版印刷为主流了。南北两宋刻书之多，雕镂之广，规模之大，流通之宽，版印之精，都堪称前所未有，后世楷模。上自中央各殿、院、廊、司、局、监，下至地方各府、州、军、县，各路茶盐司、安抚司、提刑司、转运司、公使库，各府学、州学、军学、郡斋、郡庠、学宫、頖〔pan 盼〕宫、学舍，各县县学、县斋，各地书院，私宅、家塾、书棚、书坊、书肆、书籍铺，各地寺院、道观、祠堂等等，都竞相刻书，形成了广泛的刻书网络，使书籍生产出现了空前未有的高潮。两宋以后，迭经元、明、清，旁及辽、金、西夏，书籍的生产方法多是采用这种雕版印刷，为今天留下了十分丰富的文化典籍。

　　(3)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与发展

　　雕版印制书籍，比起用手抄写书籍，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只要雕刻一套版，你想印多少，都可以随心所欲。但这种技术必须是每一种书籍雕一套版，每套版只能印一种书籍。它只能在部数上增加，不能在种数上生新。若要生新，就只能再雕一套版。这显然是工本极大，劳师费时。这种固有的弱点，在两宋雕版印制书籍充分发展的同时，也就充分暴露出来。能否克服这种弱点，使之既省工本，又能随意生新？这是摆在当时书籍生产者面前的新课题。北宋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平民毕升用自己的天才和实践圆满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就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图5)。

　　关于毕升发明泥活字印书法，北宋沈括在他所著《梦溪笔谈》卷十八中有翔实的记载。沈括说：

　　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板本。 庆历中，有布衣毕升又为活板。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蜡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熔，则以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数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余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者。不用则以纸帖之，每韵为一帖，木格贮之。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草火烧，瞬息可成。不以木为之者，文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讫再火，令药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升死，其印为余群众所得，至今保藏。

　　这段记载，从制字、排版、常用字的储备、生辟字的临时制作、不用时的收藏方法，以及不用木料制字的原因等，都说得清清楚楚。我们从中可以认识到，毕升发明的泥活字印书法，除了稍显原始古朴之外，其余关乎现代排字印刷的基本原理，那时几乎都已具备了。这是书籍生产方法上的又一次重大革新，闪现了现代书籍生产方法的最早火花，比德国人谷腾堡用活字排印书籍大约要早400年。可惜的是，毕升用这种泥活字排印过什么书，不见记载。实物更无流传。但按照毕升泥活字排版印书的原理，仿制泥活字，用它来实践印书，却是代有其人。周必大在南宋绍熙四年(公元1193年)根据沈括《梦溪笔谈》中的记载，在潭州(湖南长沙)仿制成了泥活字，用它排印了自己的《玉堂杂记》二十八事。这是现在所知关于用泥活字印书的最早记载。元朝定鼎前夕，忽必烈的谋士姚枢，在河南辉县教弟子杨古根据沈括的记载，也仿制了泥活字，排印《小学》、《近思录》、《经史论说》等书，用来化民成俗，提高百姓的文化水平。直到清朝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苏州人李瑶仍仿制出泥活字，并用它排印了《南疆绎史勘本》和《校补金石例四种》等书。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安徽泾县翟金生及其家人，经过30年的努力，仿制了10多万个泥活字，并用它排印了自己的集子《泥版试印初编》、家谱《水东翟氏宗谱》，以及他朋友黄爵滋的集子《仙屏书屋初集》等书。

在泥活字原理启发下，被毕升当年扬弃了的木活字，到元朝初期又由王桢试制成功。与此同时，还创制了转轮拣字法。王桢用自己创制的木活字，排印了自己主持纂修的大德《旌德县志》。比王桢晚20年，浙江奉化州官马称德，在任内也主持制作了10多万个木活字，并用它排印了《大学衍义》等书。与此同时，少数民族文的木活字也被制造出来，如回鹘文、西夏文木活字都已出现。至今还有西夏文木活字排印的佛经传世。新疆博物馆、敦煌艺术研究院和中国历史博物馆，还分别收藏有回鹘文木活字的实物。回鹘文不同于汉语，每个词组的字母构成不同，词组的长短也不同，因而形成的木活字长短也就不同。这种长短不一的木活字，排版技术要比一样大小的汉字木活字复杂得多。可当时被忽必烈誉为神逸俊秀的回鹘人，居然能解决这样复杂的排版技术问题，不能不说是开了拼音文字活字排版技术的先声。这是我国少数民族为中国书籍史发展做出的一大贡献。

　　到了明朝，使用木活字印书的地区已普及到苏州、杭州、南京、福州、四川、云南等地。明朝用木活字印的书，有书名可考的，至今仍有百余种。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由于形势的需要，朝廷发布的邸报，也叫作朝报，也改用木活字排印了。这可以说是开了报纸活字排印的先河。清朝，木活字已在全国通行。上至内府，下至各级衙署、书院、书局、书坊等，大都备有木活字。河北、山东、河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广东、陕西、甘肃等省，都曾用木活字印过书。清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诏求天下遗书，复出内府秘籍，并校辑《永乐大典》所见佚书，开馆编纂《四库全书》。原先打算选择其中传世极罕，又足资考镜者，先行刊印流通。无奈工程太大，于是采纳金简的建议，刻了25万多个大小不等的木活字，用来排印上述的难得之书。乾隆皇帝以为称活字不雅，便赐名“聚珍”。又因为这项工程在武英殿进行，所以将用这批木活字所印的相同规格的书，就称为《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共收录图籍134种。这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木活字印书工程。

　　金属活字，包括铜活字、锡活字、铅活字等。其中铜活字应用较广，现知最早铜活字印书活动是在15世纪末，即明朝的弘治年间。当时江苏的无锡、常州、苏州一带都有用铜活字排印的书籍出现。最有名的是无锡的华家与安家。弘治三年(公元1490年)华燧用铜活字摆印了《宋诸臣奏议》50册。因铜字难受水墨，印制出来的书叶，墨色浓淡极不均匀，但它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铜活字排印的书籍，因而显得十分珍贵。现知华燧以会通馆名义用铜活字先后排印过15种书。华燧的叔父华珵〔cheng成〕于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用铜活字排印过陆游的《渭南文集》和《剑南诗稿》。华燧的侄子华坚和华坚的儿子华镜，也用铜活字排印过《蔡中郎集》、《白氏文集》、《元氏长庆集》等。无锡除华氏外，尚有安国桂坡馆也用铜活字印书。安国字民泰，是无锡的巨富，有“安百万”之称。他用铜活字排印的书，可以考知者也有10余种。其中的正德《东光县志》，是国内现存最早用铜活字印制的地方史志。此外，福建建阳书商也用铜活字排印过《墨子》。清代，福建人林春祺，从18岁开始刻制铜活字，花了21年的时间，耗去白银20万两，制成大小铜活字40多万个，并用这套铜活字排印了顾炎武的《音论》、《诗本音》及军事丛书《水陆攻守战略秘书》等七种书籍。当然，规模最大的还要算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内府用铜活字排印的《古今图书集成》，全书共一万卷，目录40卷。分六编32典，6109部。内容繁富，区分明晰，是我国著名的大型类书之一。这次铜活字印书活动，构成了我国历史上最大的金属活字印刷工程。

　　锡活字，元朝人的著作中就有记载，但不见实践。清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广东佛山镇有位姓唐的书商，出资一万元铸造锡活字20多万个。并于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用这套锡活字排印过马端临的《文献通考》348卷。铅活字，明朝人、清朝人都有记载，但不知印过什么书。

　　用活字排版来印制书籍，在我国出现很早，但发展却很缓慢。然而它毕竟是一种新生事物，较之雕板印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代表了书籍生产方法前进的方向，所以到了清朝晚期，随着西方铅字排印技术的传入，中国书籍的制作方法也就走上了世界铅字排印的共同道路。今天，激光照排、电脑打印等新方法不断涌现，书籍生产方法又面临一场伟大的革命，人类文明将要跨入新的历史时期。

树有根枝繁叶茂，水有源川流不息，万水千流归一源，枝繁叶茂源一木，国有史，则典章有据，方有志，可晓寸土知情，家有谱可明族渊源世系传承，慎终可追远，继往可开来，上承先祖之德意，下振继世之雄风，吾族秦氏之先故老相传出自肖县凤凰林，因秦家桑树上有凤凰来栖故名，抑不知何代何祖徙于单县葭堆店，世代耕读，诗礼传家，嗣后人丁兴旺，辈出先贤，皇帝御赐吾族秦氏：『紫授金章累世功臣明第，麟服玉带当朝少保人家。」之匾额，秦氏族谱至汉唐宋元以来世系完整，元世祖立国至明初，汉人反元，连年战火，民不聊生，秦氏族谱累兵燹，族谱既亡，上世祖无谱牒可考，七世祖绒，崇二祖倡议重修秦氏族谱，载自所知缺其所不知的随府君以下世系完整故立为始祖，以事实题名曰《黄堆秦氏族谱》。

贵州秦氏始迁祖秦迪字宗奇及兖州府单县黄堆秦氏七世祖考迁应天府金陵县住居，后至江南直隶州为官，配朱氏子三名：秀(字现龙)、猛(字现璋)、虎(字现陛)。

继朱氏，生三子：绍先、绍礼、绍云。

父讳英(字守育，儒士行四)子三名：长兄讳能迁山东蒙阴县西乡(今常路镇)北楼村安家，仲兄讳旺迁山东日照定居，祖讳惠(字淑民，以医药济世)配邵氏，子四名：伯父，恒(字守贤)、忱(字守孚)、博(字守约)，曾祖讳时中(字景庸)常德改雷州知府时中府君发身儒业，致位郡侯，为官清廉，兴修水利，积劳成疾，卒于官，民沾其利郡人建祠春秋祭祀，配翟氏，子二：名、伯祖讳懋(字懿德)，举任本县儒学训导赠尚书治书经，曾任山西和顺县教谕，宣德元年任广平府肥乡县教谕，成化二十二年以孙崇贵赠中大天南京光禄寺卿，弘治八年十二月加赠资政大夫南京户部尚书，子五名：堂伯父、怡(字彦和)从戎开平卫以军功升总旗亦通医道、悦(字彦礼)，赠尚书治书经、成化十八年以绒贵赠中宪大夫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弘治九年仍以绒贵赠资政大夫南京户部尚书，子四名：纲(字世常)、纪(字世修)迁东海复徙居照邑、绒(字世缨)有传、绶(字世华)、堂叔父福(字彦享)、祥(字彦侦)、祐(字彦吉)赠光禄寺卿，以子贵天顺八年封从仕郎兵科给事中，成化十年封中宪大夫太仆寺少卿，成化二十二年赠中宪大夫南京光禄寺卿，崇(字智崇有传)、山(字寿卿)祖讳惠(字淑民)洪武年间迁居单县城北秦古路沟，古老相传，单父城北几里许，有条贯穿南北的千年古路，古路经历若千年的风雨洗礼，两侧自然形成了道道沟堑世人称为古路沟，惠公于原籍单县黄堆店(今单县张集镇黄堆集村)行医至此定居，秦古路沟故而得名，

高祖讳太天祖用，叔天祖讳肆(迁居金东南四十五里秦家庄丁烈祖讳随黄堆秦氏始祖也……

黄堆秦氏族谱倡修于成化十三年丁酉岁(公元1 4 7 7年)，七世祖考秦统《( 1 4 2 6—— 1 5 0 5年)，字世缨，景泰二年进士，曾任巡抚总督户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制陕西并延绥宁夏甘肃等处军务，弘治十七年闰四月，赠少保，十二月初五加封宫保并御赐功得碑林弘治十八年九月寿终鱼台谷亭》与七世祖考秦崇《（0437—1491)，字智崇，天顺四年(1460)进士，授兵科给事中，历升本科经事中，都给事中》。

成化七年( 1 4 7 1 ) 升太仆寺少卿，成化十七年升尚京光禄寺卿转南京太仆寺卿，弘治三年( 1 4 9 0 )等一月七日升应天府尹，弘治四年八月初四日卒。居官三十余年，且皆为财贷出纳之地，能廉介自守不为所污》主修，赐进士及第翰林院学士奉议大夫兼经筵讲官纂修玉牒兼修国史预章谢一夔谨序，赐进士通议大夫南京户部右侍郎前翰林国史官国子祭酒兼经筵讲官莆阳郑纪校正，翰林院鉴修而成，尔后正德二年( 1 5 0 7 )，嘉靖十七年( 1 5 3 8 )，隆庆三年( 1 5 6 9年)，天启元年( 1 6 2 1 ) 等等若干次后裔世系添补，随着时间的推移，岁月的流逝，黄堆秦氏人丁兴旺，家族日益壮大，明朝一修族谱已无空白谱页，容纳族众，重修族谱势在必行，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黄堆秦氏家族倡议重修至2006年已谱成五修。

斗转星移，苍海桑田，黄堆秦氏后裔，星罗棋布，遍布全国，明修族谱仍存于当世，彰显先祖之功德裕泽后世之昌炽，今逢国之昌盛，家道兴旺，创和谐社会，扬我秦氏敦睦族，孝友传家之风，有志之士为弘扬传承家族文化，不辞辛劳，令人肃然起敬，吾族七世祖考迪公后裔亦然于2016年，不远千里访亲，齐聚祖籍单县，共叙血脉相连之情，吾族积纂修族谱的重大意义在于寻根留本，清源备查，增知育人，血脉联情，承前裕后，全族形成一种凝聚力，民族兴、家族旺，则要凝聚力，因此团结全族，使大家同一观念，携手并进，再创秦氏灿烂辉煌！

随公二十一世孙 念收（字乙翔）顿首谨撰

贵州秦氏族谱序言

余阅期谱，不禁耀然，历斗久而未免残缺时，序遥而分失简篇，缺者不能补残者，故识叙以旧辙字，遵矩难不敢于序之中，有所加又曷敢于族之内有所损也。

茫茫宇宙，浩瀚乾坤，人之有本，水之有源，源远而流长，树之有根，根深则叶茂，凡天下巨族都有各自的根深源长，而使子孙繁衍于神州大地，为振兴中华而作出卓越的贡献。

2009年，毕节秦氏倡率地区修谱，征集来至地区各系各支资料汇总，自在方坡脚秦德元、秦天寿收集，小浩整理我支第六房部分资料参与，因族多人广，毕节秦氏修委也无法等待，时间拖长也不好向大族交待，终于2017年10月份将《毕节秦氏族谱》出版，毕节秦氏族委为地区秦氏作出了巨大贡献，为今后各支系追溯立下了汗马功劳！

我《秦氏族谱》序，水流万物，必有其源，树发千枝，必有其根，族翻百代，必有其祖，寻根溯源，可避数典忘祖，修谱列传方有圭泉楷模，盖国无史，则典章无载，而不知兴替，族无谱则祀祖无据，而伦次不分，故谓：溯其源寻其根，一明伦理而循纲常，此修谱大旨也！

吾支众族痛念，本宗六百有余，从未聚众共修，根据家史保存无缺。修时明细，嘉庆十七贵州各系，内存精锐、跑遍贵州、四川湖南、追年十几、山东单县、黄堆念收，寻亲迫切，苦写涵寻，网上登录，贵平和己，反复论证，兴奋合力，七人组团，自费前行认祖黄堆、数辈梦想，终成眷属。

老谱所载，先祖秦英，娶配张氏，育三子：长兄秦能、仲兄秦旺、吾祖秦迪，字号宗奇，黄堆分居，谱贵实录，明修为记，尊重历史，秦绒亲笔，存旧辉煌，宝典家书，传存至今。

宗奇公原配朱氏，于山东迁江南应天府直隶州正堂为官，二老携带三子于江南应天府金陵县住居，长子秀，字现龙，于天顺二年戊寅岁(公元1458)年2月19日午月生长。

次子猛，字现璋，于天顺四年庚辰岁(公元1460)年4月30日午时生长。

三子虎，字现陛，于天顺六年壬午岁(公元1462)年8月15日午时生长。

继朱氏，生三子：绍先、绍礼、绍云。现龙、现璋迁贵州普安州松官屯海子定居，现陛上湖南，后迁贵州南笼府(兴义)定居。

绍先生三子：迁贵阳府，贵筑县谷上里麦报寨。

绍礼生三子：长子秦刚、次子秦达。

绍云，钦赐进士，任湖南靖州通道县升直隶州正堂为官，其后于贵州省贵阳府贵筑县里笋祠住居，后迁安顺四旗堡。

本支繁衍于贵州已经历了几百年的历史，盛称名门旺族，子孙辉映后代，遍布华夏，更有奇才海外落业。古今中外，我秦姓族人奉行忠孝仁义礼智信此乃望族之基，立家之体，做人之纲，一处事之道，是道德观念之准则，文明和谐之要领，万万不可不铭记。

谱牒载古今，宗功立后昆。

贫穷与富贵，为官还当民。

同德共奋进，共荣共振兴。

豪杰堪为范，来者更精英。

垂诞遗千古，续修为叁零。

宗奇公第十五世孙道贤顿首拜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