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1919年重要事件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对外侵略的要求变为资本输出和分割世界。中国人民为反对外国侵略，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清政府企图利用义和团抵制外国侵略。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和迫使清政府屈服，英、俄、日、法、德、美、奥、意联合发动了侵华战争。这次战争镇压了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迫使清政府彻底屈服并与西方十一国签订了《辛丑条约》，中国完全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从此，清政府彻底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

《辛丑条约》 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资本输出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外侵略的共同要求。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遇到了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抗。因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到，要想保证在中国的侵略利益，必需加强对清政府的控制。所以，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8个侵略国和西、比、荷共11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这个条约进一步加强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统治，并表明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也标志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 20世纪初，清政府完全变为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工具，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进一步扩大。这一切促使了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和革命团体的广泛建立。为了统一革命力量和进一步明确目标，在孙中山的倡导下，以兴中会、华兴会为基础，联合光复会等，于1905年8月20日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民主革命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

清末“新政” 1900年后，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加剧，全国各地反压迫、反侵略武装起义风起云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迅猛发展，清政府统治危在旦夕。为了维护自身统治，清政府从1901年起陆续推行“新政”。“新政”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但面对着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式，“新政”并不能帮助统治者度过危机。

黄花岗起义 同盟会成立以后，陆续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清政府的“新政”和预备立宪的破产，进一步暴露了其腐朽的本质。在孙中山、黄兴等人的策划下，1910年4月27日，由黄兴直接领导的大规模反清起义——黄花岗起义，在广州爆发。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但它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式的发展，加速了清政府的灭亡。

武昌起义 见前

辛亥革命 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新政”的破产进一步暴露了清政府腐朽的本质。这一时期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迅速发展，资产阶级强烈要求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风起云涌。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挽救民族危机，发展资本主义，掀起了一场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史称“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采取一系列革命措施，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成立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临时约法》，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

洪宪帝制 袁世凯在镇压二次革命后，加紧复辟帝制。为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他大肆出卖国家主权，接受“二十一条”。帝国主义为扩大侵略利益，也积极支持袁世凯。 1916年，袁世凯做上“中华帝国”的皇帝，改元“洪宪”。袁世凯称帝不得人心，遭到举国上下的一致反对。革命党人掀起了护国运动，袁世凯调兵镇压无效，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6月6日，袁世凯忧郁而死。

新文化运动 辛亥革命失败后，帝国主义通过扶植北洋军阀，加深对中国的侵略，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继续深化。一战期间，中国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以更好地发展资本主义。西方启蒙思想在中国进一步传播，辛亥革命又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但袁世凯又在文化领域推行尊孔复古逆流。以陈独秀等人为代表,深受西方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影响的进步知识分子，1915年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提出了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开始了一场思想文化领域的反封建斗争——新文化运动。它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人们的思想得到了空前的解放，推动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对五四运动的爆发起了宣传动员作用。后期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所接受，作为拯救国家、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

儒家政治思想研究

（1900—1919年）

在这一时期，对儒家政治思想的论述出现过两个高峰，一为戊戌变法派人物“以经论政”；一为资产阶级革命派以釜底抽薪的手法，借批判孔子，抽掉了封建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

康有为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代表人物 ，戊戌变法的领袖。他最负盛名的三部著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无不具有丰富的政治内涵，无不对儒家政治思想作出了论述。

在当时，要进行变法，就必须从思想上破除“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迷信，打击“恪守祖训”的封建政治势力，辩明变法的合理性，解放人的思想。康有为在这种形势下采取了“以经论政”的手法，即利用儒家“今文经”的旧形式来发挥资产阶级变法维新的新内容。他站在今文经学派的立场，在《新学伪经考》中指出：《毛诗》、《古文尚书》、《逸礼》、《左氏春秋》皆西汉末刘歆为了“佐莽篡汉”的政治需要而伪造出来的。它根本不是孔子的真经，是为王莽新朝服务的“新学伪经”。故康有为宣称：“阅二千年岁月日时之绵暖，聚百千万衿缨之问学，统二十朝王者礼乐制度之崇严，咸奉伪经为圣法”（《新学伪经考·序》）。康有为否定、打击的面很大，既包括东汉以来的儒学，也包括程朱理学，这就否定了儒家政治思想赖以生存的重要理论基础——古文经学，促使人们对封建正统的政治思想产生怀疑。

康有为断言，后世儒学都不是孔学的本来面目。那么，孔学面目到底怎样？他认为《春秋》一书的宗旨在改制，而《易》经的精神在“变易”，这两种精神高度概括，即是“与时进化”，这才是孔子学说的真精神。康有为又通过《孔子改制考》一书全面重塑了孔子形象。他认为六经实际上是孔子为了“改制”而假托古人的事迹、言论来表述自己的政治理想的作品，其中充满了“改制”的“微言”。在康有为笔下，孔子不再是一位“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颇具保守色彩的圣人，而成了立志变革的“改制教主”。康有为还认为，孔子所以在六经中“托尧舜”，是为了“行民主太平”，这样孔子又成了民主政治家。他还将“绌君威而申人权，夷贵族而尚平等”，以及议会民主制度说成是孔子之道的真义。在一些场合，他干脆宣称孔子之道、之制的真精神，直接体现于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之中。他说：“外国全用孔子制”（《万木草堂讲义·讲王制》）。又说：“泰西立国之本末，重学校、讲保民、养民、教民之道，议院以通下情，君不甚尊，民不甚贱，制器利用以前民，皆与吾经义合”（《京师保国会第一集演说》）。康有为所说的孔子的政治思想都是他赋予的，是“以己之意见治经”。

康有为“以经论政”，虽主观武断，但他关于儒家政治思想的论述实在有思想解放的意义。正如梁启超所说：“南海之功安在？则亦解二千年来人心之缚，使之敢于怀疑，而导人以入思想之自由之途径而已”（《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近世之学术》第三节，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

总之，康有为对儒家政治思想的论述采取了“六经注我”的方法，带有极大的任意性，他并未能在儒家政治思想中找到使之实现中国近代化的依据。这样以来，他的论述就不可能是科学的，也就没什么学术的生命力。因此，康有为对儒家政治思想的论述主要不在学术方面，而在政治宣传方面。

戊戌时期维新派对儒家政治思想的论述，粗而言之分为两个阶段。前一段以康有为为代表，欲以旧瓶装新酒的方法论述儒家政治思想，建立一种近代新儒学。后一段以梁启超、严复为代表，他们明显不同于康有为的神化孔子，而是开始对孔子和儒家政治思想作正面的清理和公开的批判。

梁启超对孔子及儒家政治思想的态度前后有明显的变化。起初，他也曾追随康有为尊孔，仿效康有为搞“托故改制”，曾认为在原始儒学中“虽无议院之名，而有其实”（《变法通议·古议院考》，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梁启超以孟子的“民为贵”思想为中介，论证儒家的仁政、王政、不忍人之政，与“泰西诸国今日之政治制度近之”。东渡日本后，梁启超广泛接触西学，思想水平进一步提高，于是他对儒家政治思想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对孔子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思想作了公开批判。他写道；“以孔子之大圣，甫得政而戮少正卯。……其毋乃滥用强权，而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蟊贼耶”（《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全盛时代》第四节，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在梁启超的笔下，孔子成了限制人们思想自由的蟊贼。他还认为，儒家政治思想的最大弊端在于维护封建政治等级制度和君主专制。他说，“孔学则严等差，贵秩序，而措而施之者，归结于君权。……于帝王驭民，最为合适，故霸者窃取而利用之以宰制天下。”又说：“儒教之最缺点者，在专为君说法，而不为民说法”（《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儒学统一时代》第四节，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

梁启超对儒家政治思想的论述，在维新派中最具学术性，并将维新派对儒家政治思想的论述推到了一个新阶段。他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于1923年出版，此书虽已超出我们规定的时代断限，但由于此书在学界影响巨大，我们在这里一并论述。

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将先秦政治思想分为四大潮流：儒家、道家、墨家、法家。他指出儒家始祖孔子为“礼治主义”，主张“化民成俗”，理想为“仁的社会”，手段为“修身”完善个人人格，以“人治”“齐天下”。孟子进而提倡道德至上论，实行仁政保民，反对功利主义；而荀子则注重社会生计问题，礼乐相辅。

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梁启超提出了一些十分重要的思想见解。例如他指出，先秦思想家的所谓“百家言”，“罔不归宿于政治”。而“中国学术，以研究人类现世生活之理法为中心，古今思想家皆集中精力与此方面的各种问题，以今语道之，即人生哲学及政治哲学所包含之诸问题也。盖无论何时代何宗派之著述，未尝不归结于此点”。他又一针见血地总结了中国学术以及先秦诸子的特点、缺点和优点。如梁启超深入地分析了儒家的礼治主义，指出，其实是由于“家族本位政治”，才造成儒家政治与伦理的紧密结合。

但《先秦政治思想史》在政治思想的论述方面也存在着很多谬误，例如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社会主义；中国两千年前，即已倡导“除却元首外，一切人在法律之下皆应平等”。这依然是沿着他所批评的那种康有为的“取近世之新学理以缘附”古人的道路走，其结论必然错误。

在戊戌变法时期，从学理上批判儒家政治思想者，首推严复。他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不深，而于西方政治思想则有较深的修养。就此而言，严复优于其他维新思想家。在中国近代思想政治史上，严复首次把矛头直指“六经五子”（五子谓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他写到：“今日请明目张胆为诸公—言道破可乎？四千年文物，九万里中原，所以至于斯极者，其教化学术非也。不徒嬴政、李斯千秋祸首，若充类至义言之，则六经五子亦皆责有难辞。嬴、李以小人而陵轹苍生，六经五子以君子而束缚天下”（《救亡决论》）。在戊戌时期严复能将矛头直指六经五子，思想堪称激进。同时严复又对封建君主专制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将矛头指向了儒学大师韩愈，用犀利的文笔写成《辟韩》一文。

陈寅恪有言：“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韩愈不仅牌位进了文庙，而其思想对宋明理学也有重大影响。基于后者，陈寅恪才有如上评述。在儒家中，韩愈是明目张胆的为封建专制主义辩护的代表人物，他主张“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则诛”。维新派对儒家政治思想的批判都采取迂回的手法，基本上在尊儒的旗帜下进行。而严复则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契约论”为武器，用资产阶级的观点解释了君、臣、民的关系以及君主和国家的产生。他尖锐驳斥了韩愈关于“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以相生相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的谬论，认为君主乃是远古人民为了共同利益的需要而推举出来的。因为“君主不能独治也，于是为之臣，使之行其令，事其事”。这样便产生了君主和国家。由此，严复得出结论：第一，君、臣、刑、兵都是因人民的需要而产生的，并不是天生的，“君臣之伦，盖出于不得已也”。第二，“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这一观念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由严复首次提出。他认为“民贵君轻”乃是“古今之通义”。第三，君和臣的任务是为人民“锄强梗”，“防患害”，“君不能为民锄其强梗，防其患害则废。臣不能行其锄强梗，防患害之令则诛”。严复的论述虽然是唯心史观，他却将儒家政治思想中君、臣、民的关系完全颠倒过来，沉重打击了君主专制制度，有巨大的启蒙意义。因此《辟韩》一文受到维新派的热烈赞扬，而封建保守势力却视之为洪水猛兽，张之洞特命人作《辟韩驳议》进行反扑。

戊戌时期发动的思想文化运动，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划时代的重大转折，是思想启蒙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思想批判的矛头直指儒家思想，故而，出现了一次论述、批判儒家政治思想的高潮。但这次批判多采取 “以经论政”的方法，在“尊孔”的旗帜下，以偷梁换柱的手段否定孔孟之道的某些根本性的东西，使之变形、变质。直到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了历史舞台，近代的批孔斗争才以公开的形式出现。其中批孔影响最大的当推章太炎。章太炎以“有学问的革命家”出现于资产阶级革命派中，他写的《订孔》、《诸子学略说》堪称当时剥去孔子神圣外衣，深刻批判孔子思想的最犀利的文字。

章太炎在《诸子学略说》中，按照刘歆《七略》把西汉中期以前的学术派别分为九流十家，并逐一考察了各派的起源、发展和流变。他指出：“所谓诸子学者，非专限于周、秦，后代诸子亦得列入，而必以周、秦为主。”又说；“惟周、秦诸子，推迹古初，承受师法，各为独立，无援引攀附之事。”章太炎不仅全面扭转了两千年来传统经学家所设定的孔子神圣形象，而且淋漓尽致的发挥了“尊子贬孔”的观点，将孔子从神圣的殿堂中拉来与诸子同列。章太炎严厉批判汉武帝“独尊儒术”，认为“汉武以后，定一尊于孔子。虽欲放言高论，犹必以无碍孔氏为宗。强相援引，妄为皮傅，愈调和者愈失其本真，愈附会者愈违其解故。”他尖锐地指出后代儒者必将自己的学说推源于孔子，其实这都是“强相援引，妄为皮傅”。章太炎“援引诸子以夺孔孟之正位”的批判，无疑是掘了中国封建政治思想的祖坟。

章太炎还从道德上批判孔子，他曾一再指出：“孔教最大的污点，是使人不脱富贵利禄的思想。”“孔子最是胆小，虽要与贵族竞争，却不敢去联合平民，推翻贵族政体”（《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词》，载《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72页）。他又指责孔子的中庸，认为“所谓中庸者，是国愿也，有甚于乡愿者也。”他断言：“用儒家之道德，故艰苦卓厉者绝无，而冒没奔竞者皆是”（《诸子学略说》）。章太炎对孔子道德的批判是与革命活动和政治思想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今日我们想要实行革命，提倡民权，若夹杂一点富贵利禄的心，就象微虫霉菌，可以残害全身，所以孔教是断不可用的”（同上第273 页）。在章太炎看来资产阶级无论是进行革命，或者实行民权，断不可用儒家政治思想。

总之，20世纪初，一些革命党人对孔子儒学的批判，标志着资产阶级清算封建思想文化的深入，标志着中国思想界的新觉醒。它是“五四”时期大规模批孔的先声，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这一时期，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为代表的激进民主派对孔子和儒家思想也展开了猛烈地批判，我们将在下一阶段合并叙述。

说起民国的大佬，很多人都会想起一个人，此人便是称霸上海滩的杜月笙，杜月笙自幼家境贫苦，父母在他小时候去世了，小小年纪的杜月笙，多亏舅舅抚养长大，而杜月笙的一生，也充满了传奇，他目不识丁，却可以得到国学大师章太炎的称赞，杜月笙身上有什么样的传奇经历呢？杜月笙一开始没有那么大的野心，为了能在上海活下去，只能在一家店铺内做小伙计，经过努力奋斗，幸得机缘，杜月笙进入上海黄金荣的公馆工作，杜月笙做事十分细心，为人处事很牢靠，渐渐地就取得黄金荣的信任，而黄金荣有心将其培养成为心腹，有往上爬的机会，杜月笙肯定牢牢抓住，在黄金荣的授意之下，开始负责管理赌场生意。

后来杜月笙越做越大，已经在法租界做起了生意，在当时的上海，几乎垄断了某个领域，挣了一大笔钱，杜月笙属于黑道，坏事自然也做了不少，曾经还帮过蒋介石镇压工人运动。杜月笙走了许多不同寻常的路子，在我们的印象中，黑帮大佬的形象，应该是像影视剧中纹身大金链子的黑社会大哥形象，但杜月笙不是，他不是常见武夫式大佬，身上带有一些儒生气，处事长袖善舞，黑道白道都吃的开。杜月笙从小没什么文化，被人说目不识丁也不过分，但他这个人能力大，势力范围覆盖全上海，不夸张的说，是上海名副其实的地下皇帝，他不仅和晚年遗老、军界、政治家等关系密切，和文化圈的人，来往也十分密切，尤其是被人称为国学大师的章太炎，也是他的座上客之一，两人还是朋友。

有关章太炎的成就，我们在这里就不多加赘述了，胡适曾经如此评价他，说章太炎的古文学，是近五十年来第一作家。了解民国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胡适的话有多么权威。按理来说，章太炎这样的知识分子，应该和杜月笙这样的黑道大佬处不到一块去，可他们就是成了朋友，不仅如此，章太炎还为杜月笙取了几个文雅的名字，给杜家祠堂写了几千字的文章，对杜月笙可以说非常好了。自古有文人孤傲的说法，中国的读书人对骨气、气节之类的东西看的特别重，有时宁愿饿死，都不肯吃嗟来之食。那么杜月笙与章太炎曾经发生过什么故事？其实这就要说到杜月笙的为人处事了，混迹上海滩的人都知道，黄金荣贪财，杜月笙则会做人。原本两人是没什么交往的，杜月笙有自己的生意圈子，章太炎也常年混进文学圈，两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因为一件事情开始往来。

当时章太炎的侄子在法租界犯事，章太炎有心去解救，奈何自己只是个文人，没什么政治资源，他听说杜月笙人脉广，也善结缘，乐意帮助人，于是章太炎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想法，给杜月笙写了一封信，结果得到杜月笙的回应，他不仅帮章太炎的侄子解决了问题，甚至还跑去苏州亲自上门拜访章太炎，从这可以看出，杜月笙是多么会做人，原本是章太炎求他办事，就算要上门，也应该是章太炎才对，杜月笙不仅帮人办事还上门拜访，几乎给足了章太炎面子。两人在章家相谈甚欢，杜月笙看见章太炎生活拮据，临走时还在茶杯下放了两千块钱，一方面帮助章太炎改善生活，另一方面也不落文人的自尊，也是这个行为，让章太炎对杜月笙好感大增，也愿意结交这么个朋友，杜月笙对章太炎如此厚待，他肯定也要投桃报李。

于是就有了上面所说的改名字，写家谱的事情，杜月笙原名杜月生，虽读音相同，但从字面上来看，自然是前者为佳，章太炎通古博今，于是建议他把生改为笙，笙字出自于“西方之乐为镛，东方之乐为笙”，就加了一个竹字头，杜月笙的名字立即变得高雅起来，除此之外，章太炎还为他做了件重要的事，就是写杜家家谱。当年杜月笙从高桥出来时，就在心里暗暗发誓过，自己混不出头坚决不回去。如今杜月笙衣锦还乡，成为上海滩叱咤风云的大佬，他回家第一件事，便是请人修缮杜家祠堂。1931年6月，杜家祠堂落成典礼在上海引起轰动，几万人的仪仗队风光万丈，社会各界名流高层齐聚一堂，章太炎本人亲自撰写《高桥杜氏祠堂记》，就连蒋介石也送了东西，家谱中写杜氏应追溯到尧舜时期，后来周天子分封杜氏……

杜月笙不仅和章太炎的关系好，其实和民国文学圈的人都不错，比如杨度曾经为他当过幕僚，与章士钊关系匪浅，在一众文人好友之中，杜月笙也不似五大三粗的大佬，穿着长衫时，宛若一个文质彬彬的读书人。在杜月笙的苦练之下，写的一手好毛笔字，如果你不了解的话，根本想不出来，这是一个从来没读过书的人，可以写出来的字。杜月笙有句名言，说刀切豆腐两面光，大体意思是说，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大家的利益都要照顾到，不可以独占。杜月笙接触的人大多是三教九流，这些人最注重个人利益，然而拼起来也是最卖命的，很多人其实跟杜月笙没关系，但经过接触之后，基本都和他成为朋友。例如说王亚樵，王亚樵身份不简单，他是斧头帮的帮助，经常帮人暗杀政治家，他的武器是一把斧头，斧头帮的名号就是从这起来的，现代周星驰有部**还借用这个梗。

王亚樵是典型的拿钱办事的人，曾经帮人暗杀过汪精卫、蒋介石、以及诸多日本高层，王亚樵的地盘在上海，自然与杜月笙产生交集，开始时两人关系不睦，因为上海轮船招商事件。身边人一直劝说杜月笙干掉王亚樵，可杜月笙却认为不妥，王亚樵身后有一大帮亡命徒，若是杀死王亚樵，等于跟这些人结仇，那么今后所面临的，是无穷无尽的追杀，即使杜月笙势力大，防得了一时，可防不了一世。杜月笙本人的意思，是与王亚樵结交，让出部分利益，以此来结交王亚樵这个朋友。于是杜月笙派人将王亚樵约出来，他来的时候带了一大帮人，而杜月笙只带了黄金荣和张啸林，一方面让王亚樵占据主动，另一方面也表示自己绝没有武力威胁的意思，就这样两人握手言和。

除了章太炎、王亚樵，还有许多人和杜月笙成为朋友，个人感觉杜月笙把中国人的精髓理念贯彻的非常好，万事以和为贵，有利益大家一起分享，不必要自己享受。以至于任何有名气的人到了上海，多多少少少都会跟杜月笙扯上关系，杜月笙十分讲义气，身边朋友有经济紧张的，大多都会接济一些，并且他与戴笠、张学良等人关系都很好，杜月笙的面子非常大。其实与章太炎相交，也来源于政治需要，杜月笙虽然有权势，但苦于小混混出身，加上没什么文化，无法挤入社会名流，这时章太炎有求于他，等于两个人做了交易，他帮章太炎摆平麻烦，章太炎帮他扬名，这是双赢。

章太炎（1869～1936），初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史学家、国学大师、朴学大师。

章太炎早年在日本时，东京警视厅曾让他填写了一份户口调查表。章太炎所填各项为：“职业——圣人；出身——私生子；年龄——万寿无疆。”因为人多称呼他为“圣人”，而私生子则以日本为最多，面对章这份充满调侃意味的回答，日警们哭笑不得。

章太炎在日本时，一次，无钱度日，便写一张纸条给汪允宗：“今已不名一钱，乞借银元两枚，以购香烟。”同室的蒋维乔说：“既已向人借钱，曷勿多借几元？”章答道：“此君只有两元之交情。”

有一个姓王的暴发户，附庸风雅，也来求章太炎为其题字，章太炎对其不屑，不予理会。但王某不死心，出高价到处托人代为说情，章不胜其烦，于是写下一联：“一二三四五六七，孝悌忠信礼义廉。”王某得书后几位高兴，命人将对联悬于高堂，逢人便讲：“这可是国学大师章太炎为我题的字！”一天，一位明眼人含笑对王说：“写倒写得很好，可惜上联忘八，下联无耻，似乎有点取笑伤人之意。大概意思就是说‘王八，无耻也！’”王某这才知章联之意，气得七窍生烟，羞愧不已。

顾颉刚从欧洲学成归国，去拜访章太炎，谈及西方的科学实验，强调一切事物，必须亲眼看到，才算真实可靠。章问：“你有没有曾祖？”顾茫然：“我怎么会没有曾祖？”章说：“你真有吗？你亲眼看到你的曾祖了吗？”顾一时无言以对。

章太炎这个名字可能大家会觉得有些陌生，然而提到他的弟子鲁迅，我相信没有人会不知道，而作为鲁迅的恩师，章太炎的学术造诣自然也是十分出众的。然而正是这么一位杰出的名师大家，却在自己的感情生活上留有一个始终都无法抹去的污点。

出身地主家，投身于革命

章太炎出生于清末同治年间的一个地主家庭，他自幼追随外祖父学习，后来前往杭州诂经精舍学习，师从俞樾这位著名的清代朴学大师，期间收获颇丰。

据章太炎回忆，他自幼随祖父学习时就产生了革命的念头。章太炎十一岁的时候，他正随外祖父学习到《东华录》，便与外祖父讨论历朝历代灭亡的原因。

在聊到明朝时，章太炎说道：“明朝灭亡在清朝手里，还不如灭亡在李自成手里”。而外祖父却回答道：“如果当初李自成得了天下，虽然李自成自己不好，但是他的子孙后代未免就不是没有好的，只是如今不能讨论这个”。而这段对话使得革命的种子在章太炎的心中扎根了。

随后，战争失利，民族危机愈加严重，章太炎毅然决然地离开了书院，来到上海开始担任《时务报》的编务，为维新的宣传挥洒笔墨。

但是，随着百日维新的失败，章太炎也不得不逃难至台湾。而随着义和团运动，慈禧太后的所作所为，章太炎心中的维新梦彻底被击碎，取之而代的便是革命之火的燃起，他解辫发以明志，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立宪派开始了骂战。

后来，由于清朝政府的追捕，章太炎流亡日本，在那里他加入了同盟会，主编了《民报》，虽然在这过程中经历了牢狱之灾，但是清朝的灭亡和民国的建立使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章太炎为人大胆，他反驳过梁启超、康有为迂腐。他文学造诣极高，涉猎广泛，经学、文学、语言学、哲学等都有涉及，是一代儒学大师。

他桃李满天下，北京大学当时出名的教授大多都出自他的门下，其中不乏钱玄同、黄侃、鲁迅等名家，甚至连胡适都深受其早年学术影响；他还是个爱国志士，虽然晚年做过一些错事，但是他却依旧保持着爱国的基本操守。

天生残疾，无人敢嫁

章太炎虽然在学术界和革命领域都有伟大的成就，但是他的感情私生活方面始终有一个无法抹去的污点。

章太炎儿时曾经患过癫痫，但是受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无法得到根治，因此便留下了一些轻微的症状。也是因为这个原因，章太炎儿时身边是没有什么玩伴的。

这也就造成了章太炎孤僻的性格，久而久之当地开始出现了谣言，说是章太炎患有精神疾病，因此性格孤僻冷漠，这种病还会遗传子孙后代。虽然章家人极力辟谣，但是架不住“三人成虎”的流言蜚语，周围的乡亲邻居都信以为真。

而这个问题在章太炎长大后变得更加严峻了，因为章太炎患有癫痫，而且还被造谣有精神病，因此不论章太炎家出再多的礼金，也没有人家愿意把自己的女儿推进章太炎这个火坑里。

如果说儿时没有玩伴，章太炎还可以自娱自乐，但是无人敢嫁这个问题却不是他可以独自解决的了。章太炎就这样单身到了二十多岁，虽然他本人并不着急，但是奈何在那个早婚的年代，他已经属于大龄未婚男了，家里人也急着让他传宗接代。

因此章太炎的母亲四处重金聘请媒婆给章太炎说亲，但是却都以失败告终，章太炎的婚事始终没有任何进展。

一女敢嫁，却终生无名分

眼看章太炎可能要就此孤独终老了，而这个时候，章家的一个丫鬟却主动站了出来，说愿意嫁给章太炎。

这个丫鬟原来是章太炎母亲的丫鬟，自幼便在章家，与章太炎青梅竹马一起长大，感情颇深，于是为了报答章家一直以来对她的恩情，她便主动提出愿意嫁给章太炎。

章太炎的母亲虽然很开心，终于有女人愿意嫁给自己的儿子。但是章家虽说不是什么名门望族，在十里八乡也是有名的地主乡绅家庭，一个家里买来的丫鬟如何配得上自己的儿子呢？

老太太便让这个丫鬟给章太炎当妾。其实老太太当时心里还有另外一个想法，那就是通过让丫鬟怀孕然后生下健康的孩子，来破除章太炎有精神病的谣言，届时章家就可以再为章太炎物色一位门当户对的正妻了。

于是章家便为二人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婚礼。章太炎虽然接受了她作为自己的妾室，但是因为这个丫鬟目不识丁，与自己毫无任何共同语言，他的心里其实并不喜欢这个丫鬟。

而后面的一切也都如同章太炎的母亲所预料的那般，丫鬟生下了一个孩子，孩子身体健康，谣言不攻自破，章家也得以继续为章太炎物色门当户对的正室妻子了。

后来，章太炎成功迎娶了有才女之称的汤国梨，夫妻二人的日子可以说是琴瑟和谐，这也使得这个丫鬟的地位便变得极度尴尬。

而这个丫鬟也知道章太炎不喜欢自己的这一点，看见章太炎能够幸福她也就知足了，于是她便回到章太炎母亲身边，继续伺候她。

这个丫鬟在章家没有任何名分地在度过了自己的一生，而章太炎也从未对外承认过有这个妾室。

章太炎虽然是一位出色的思想家、革命家、教育家、学术大师，但是他在感情方面却始终有着那么一个污点。

一个女人在他最为难的时候献出了自己的一生，只是为了帮助他击碎谣言。而在他娶了正妻后，她便功成身退，一生都无名无分的，还不被章太炎所喜欢和承认。章太炎的一生虽然可以称得上是光明磊落的，但是却唯独在这件事上为人所不齿，人无完人。

1、源于冬姓，出自夏朝太史终古的后代，属于以先祖名字改义为氏。据史籍《路史》记载，汤王伐夏桀，原夏朝太史终古为人贤德，世人器重，汤王遂召其入商朝，终古归商后，其子孙去“丝”偏旁为冬氏，后又加“人”偏旁为佟氏。2、源于各民族变姓，属于汉化改姓为氏。历史上女真族中旧姓夹谷氏，汉字译即“佟”，即以汉译字义为氏。历史上满族的旧姓佟佳氏，是以地名命为氏。该部满族先世居满州佟佳，以地名为氏，称佟佳氏。后汉化简改为佟，称佟氏。历史上女真族的佟仓(亦作童仓)氏，即明初建州女真族首领猛可铁帖木儿的次子。后汉化简改为佟，称佟氏。▲得姓始祖：终古。夏朝未年，夏桀的太史官，黄帝的后代，名为终古，他见夏朝气数已尽，就转投商汤，并将自己的姓氏改为佟氏，以示与夏朝隔绝。由于他是为难得的贤人，颇受重视，后人以之为荣，就以佟为姓，称为佟氏。故佟氏后人奉终古为佟氏的得姓始祖。▲各支始祖：江苏、山东、安徽、湖南、湖北、东北三省等百万佟(仝)氏族人为元末兵部尚书佟文瑞的后裔。始祖佟文瑞，字福国，原籍辽东。生于公元1320年，卒于1368年。元至正初年，登进士第，御赐榜名密尔麻和谟即元史穆尔玛哈穆特，御批通鉴作麻尔默和谟克。始仕元，累迁至兵部尚书。任职期间，率六子转战沙场，屡建奇功。但却遭佞徒右丞相哈麻诬陷。元顺帝良莠不分，忠奸不辨，元亡在即。佟文瑞为尽忠节，告病解甲，率六子来徐州睢邑鲤鱼山杀虎沟之牧马庄隐居。及明定鼎，刘基奉令征诏，佟文瑞守义不屈。及征诏屡下，佟文瑞谓六子曰：“此吾命尽之日也。”随令长子戎更“佟”为“仝”。留居睢邑侍奉母亲，供奉香火。次子佟战回辽东原籍。三子佟戟去陕西。四子佟戵往河南。五子佟勘往湖广。六子佟戬去燕京。佟文瑞又曰：“诏必再至，明吾仇也，断不可仕。”嘱毕，饮鸩而卒。葬于鲤鱼山杀虎沟。随即，长子仝戎带母亲隐居睢邑城东北潘家村，其余五子各带四名家将而散。数年后，始祖母歹氏死，茔葬于睢邑城南二里许金马滩。如今睢宁仝氏都是始祖长子仝戎的后代。六百多年来人丁盛旺，至今已传至二十七世，其族人近十万，遍及江苏、安徽、河南等地。目前，睢宁仝氏家族正在续修第八次族谱，这部族谱还编入了山东郓城追远堂和世德堂合谱的部分内容。所续编的第八次族谱主要内容有：《追远堂·世德堂合谱序》、世德堂一至八次谱序、《福新公传略》、《文瑞公传略》、《文瑞公带六子戎马轶事》、《兵部尚书文瑞公忠臣记》、《仝氏宗祠回忆录》、《仝氏家训》、《寻访先祖行踪记》和郓城、睢宁两地先祖碑文、墓表、功德传，追远堂一至九世谱牒，世德堂全部世系谱牒等。始祖兄长佟福新，生四子：长子佟志斌，次子佟志高，三子佟志刚，四子佟志强。除四子佟志强传至三世外出后失考外，其余三子后裔均已合编入一部族谱，原有祠堂已修缮一新。佟福新及后世先祖之墓犹在，其碑林皆重新竖立。然而，这里祠堂被毁，始祖、始祖母仍茔葬两地，各孤坟一座。始祖六个儿子除长子仝戎的后裔谱牒较全，还有四子佟戵的少数后裔现居河南焦作西马营村已经入谱，六子佟戬的后裔现居山东费县、荷泽部分族人入谱外，其余次子佟战、三子佟戟、五子佟戡之后裔尚无音信，更谈不上入谱了。日出日落，星转斗移，漫长而又匆匆的六百七十多年过去了。始祖、先祖们不知留下了多少事等待后人做。特将《文瑞公第十五世孙熊卜公寻访先祖行踪记》(下简称《寻访先祖记》)一文附印于后。这篇文章写于始祖卒后四百多年，又距现在二百多年，过去很少族人见过，更没有族人研究过、落实过。2006年11月14日，仝氏族人与安徽《和县历阳仝氏宗谱》的总编辑仝道荣取得了联系，并寄去《寻访先祖记》一文。仝道荣为东北满族始祖巴虎特克慎二十一世孙。退休前任河海大学教授，对研究蒙古族历史深有造诣。关于始祖次子佟战，有人认为东北满族佟姓始祖巴虎特克慎(佟满只)很可能就是战祖。其根据有三：其一，《寻访先祖记》中记载“……及在苏州又见同知(官名)佟伟仁者，云称原籍辽东，本朝国初伟仁太高祖佟图赖、佟国纲、佟国维，从龙入中国定天下，去始祖文瑞公十六世，始祖次子战者之后裔也。战祖奉父命回原籍，今人丁甚盛，呼卜为叔。出谱与看，载列始祖章奏战功，内有谏章五条，辞句甚多，未遑抄录，卜之恨事也。及阅戎祖昆仲，疆场效力，事业功绩与卜在扬州佟三泰、佟玉龙家所抄之谱序对之毫无舛错。”从这段叙述看，熊卜既然认定佟伟仁是佟战的十五世孙，佟伟仁的太高祖是佟图赖、高祖是佟国纲、佟国维，当然就是佟战的后裔了。为证实佟战就是巴虎特克慎(佟满只)，查阅佟明宽、李德进所编著的《满族佟氏史略》中有记载：“盛年(图赖)生三子：长，国纪、次，国纲、三，国维。”盛年为巴虎特克慎第十世孙。国纪、国纲、国维是第十一世孙。佟伟仁是第十五世孙，就这一点便可证明，巴虎特克慎(佟满只)就是佟战。为了查找佟伟仁，在《满族佟氏史略》(153页)找到巴虎特克慎的第十四世孙，栏下有“茂棋生二子：长，烄、二，炜”字样，却没有找到佟伟仁这个名字。而后，人们又查阅了清朝出版的《养斋丛录》，其中记载：“凡公私文牍，称名不举姓，人皆以其名之第一字称之，著姓然。其命名或用满语或用汉文。用汉文将用二字，不准用三字，以其与满语混也。”这就是说：满人用汉文起名，必须用二字，不准用三字。佟炜后入汉到苏州做同知，改用名为佟伟仁三个字是对的。至于“炜”与“伟”，因为当时熊卜公和伟仁公见面是口头交谈，事后在《寻访先祖记》里，把“炜”写成“伟”那是可以想象的。以上所述同样可以证明佟战就是巴虎特克慎(佟满只)。其二，根据“原籍辽东”和“夹谷曰佟”这两句话，也可以认定巴虎特克慎(佟满只)就是佟战。当年佟战奉父命回原籍辽东，这就明确指出，佟战的老家是辽东。但辽东地方甚大，具体地说又在哪里？这“夹谷曰佟”，就是个准确答案。历史早已考证，“夹谷”本是女真人的姓。“夹谷”译成汉文就是“佟”。这就说明，佟姓族人原来是女真人，后来入汉，便更“夹谷”姓为“佟”姓。这就是说，佟战回到女真人住的地方后，先改名佟满只，后又改用女真人姓名巴虎特克慎，是很自然的。吉祥满族提供的《从佟氏族谱研究看一个氏族发展和演变》中引用了明朝学者所著的《三万卫选簿》一书记载：“居住女真人地区的汉人佟满只，随乡入俗，改用女真人名为巴虎特克慎，渐染女真习俗。”这也证实了巴虎特克慎就是佟战。《满族佟氏史略》的第141页有这样一句话“始祖起初在祥云瑞雾名旺地方所生……”这一句话是虚幻的、假设的、无根据的。其正确答案应当是，始祖佟文瑞的兄长《福新公传略》中有这样一段话“……公弟福国名文瑞，习文练武，公常邀水泊梁山之后相辅。”这就说，佟战跟随父母生长在离梁山水泊不远的地方，很可能在鲁南地区一带，亟待考证。其三，章太炎的《佟氏考》中有这样的概述：佟氏先人就是当年镇守潼关的元朝总兵，为避免朱元璋的追杀才改姓“仝”,东迁苏鲁二省及其它各地散居，其中返回老家辽东的一支，就应是当今东北佟氏先人。综上所述，巴虎特克慎(佟满只)。就很可能是始祖佟文瑞的次子佟战。关于佟文瑞的三子佟戟，《寻访先祖记》中说“卜在扬州寅梗子街佟三泰家，三泰云称原籍陕西，生意折本不能回家，在此下户。去始祖文瑞公十六世，呼卜为叔。三泰系始祖第三子名戟者流落陕西之后裔也。”关于佟文瑞的四子佟戵。《寻访先祖记》中说“及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有骡车二辆至祠堂门首，下车进祠瞻仰始祖神位，叩首不已，问其所以，云称佟建功，去始祖十五世，系始祖第四子戵者后裔也。戵祖流落河南，就此下户，今人丁甚盛。”另据七次修编的族谱中记载：“戵祖到河南后，改名叫仝志强，已在河南焦作博爱县西马营村落户。”关于佟文瑞的五子佟戡。《寻访先祖记》中说“次日卜晤佟玉龙于多子街(注：经查此为苏州一条街)，云称系文瑞公十七世孙。始祖第五子名戡者流落湖南之后裔也，人丁甚盛……”扬州多子街或湖南、湖北各地佟(仝)氏族人见此信后，请查访、证实，并与江苏佟文瑞之长子仝戎的后裔们联系。关于佟文瑞的六子佟戬。《寻访先祖记》中说“……惜未见戬祖之后辈……戬祖最少，命往燕京，不知其后裔现居何方也？”据佟(仝)氏族人第六次修谱记载：当时佟戬和四名家将在往燕京途中走到山东费县时就下户了。现在费县的佟(仝)氏一支族人，人丁甚多；还有荷泽地区仝氏族人亦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