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溪吴氏族谱》之宋元书札简介

金川鸿泥原创

中国历史研究院研究员刘晓先生，撰写的《宋元金溪吴氏研究》，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一集）》（2001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文重点研究了宋元时期金溪著名科举望族吴氏。该吴氏居于金溪县新田、吴塘，奉北宋时期吴嗣（941～1029）为第一世始祖，明代正德年间，该地划归东乡县，元末榜眼吴裕、明朝开国状元吴伯宗系其代表人物。

吴氏与当时名流交往密切，如文天祥、程钜夫、吴澄、虞集、李存、危素、宋濂等，因此在传世典籍中，存有丰富的该家族史料，刘晓先生据此撰写了论文。本人翻阅《吴氏族谱》，发现其中有近四十篇书札，具有一定史料价值。这些书札的标题，全为族人编修族谱时重新拟定，但大多保留有书札前后的敬辞谦辞。

这些书札中，仅有李存一篇见于文集。《全宋文》所收文天祥手札三篇，亦来源于族谱。虽然不见于传世典籍，但大部分书札涉及的内容，仍见于相关文献记载。吴氏族谱传承有序，传世的宋元明初相关文献，除了与状元吴伯宗相关的，也有三万字以上，因此，这些书札具有相当的可信度。当然，历经传抄，文字略有差讹也在所难免。兹列族谱中三十九篇书札如下：

《文信公手札》三篇

文天祥命吴名扬筹办军需所作手札三篇。吴名扬（1236～1302），字叔瞻，号新溪，咸淳七年（1271）进士，曾任礼兵二部架阁、佥丞相幕府军事，是文天祥重要幕僚。续宋书第六卷文丞相附传吴名扬，附录文信公手札。

《新溪公却聘书》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程钜夫拜侍御史，行御史台事，奉诏到江南访求遗才，吴名扬为拒绝仕元而作此书。

《覆傅琴山季鲁先生书》

傅子云写给吴士亨的书札。傅子云（1164～1239），金溪县人，陆九渊门下著名弟子。吴士亨（1212～1288），字嘉甫，长子吴德鸿、次子吴德溥、三子吴可孙。

《友竹公与程雪楼求铭墓书》《雪楼程先生回友竹公求铭书》《雪楼程先生再回友竹公书》《雪楼程先生再回友竹公书》四篇

吴德溥与程钜夫往来书札。吴可孙去世后，吴德溥请程钜夫为其撰写墓志铭。程钜夫《故将仕佐郎建昌路儒学教授吴君墓志铭》，见于《雪楼集卷16》。据墓志“某少从徽庵先生于临川，得延陵氏之仲季焉……自是余留升扬，留长乐，留武昌，家居之日良寡，而延陵氏之仲季，远则书，近则面，凡余家庆吊之会，无不与焉者。”吴氏兄弟三人，吴德鸿（1226～1315，字仪可）居长，仲弟德溥（1237～1305，字时可，号友竹）、季弟可孙（1247～1301，字圣可，号兰林）两人在临川县临汝书院，与程钜夫同学徽庵先生程若庸门下。两家交往数十年，往来书问频繁，兄弟三人墓志全为程钜夫撰写，均见载《雪楼集》。

《兰林公贺雪楼新除侍御史奉诏求贤书》

程钜夫新任侍御史，奉诏到江南访求人才，吴可孙所作贺信。

《上建昌路总管程京山求给假书》

入元后，吴可孙任建昌路儒学教授，程钜夫叔叔程飞卿任建昌路总管。吴可孙任职三年后，以祖母年届九旬，请求辞官归里奉养，致书程飞卿。

《程叔永与兰林公书》

程飞卿致书吴可孙，谈论刊印饶鲁《四书说》传播道学之事。

《上雪楼程先生求铭书》

吴垕子（1262～1313）致书程钜夫吴氏简介，请其为父亲吴德溥作墓志铭。程钜夫《故登仕郎吴君墓铭》，载于《雪楼集卷18》。据墓志：孤垕子以状来京师曰：“昔者先人读季父之铭，而悲曰‘知我者鲍叔，小子识之’。今言犹在耳，而日月有期，敢又以请。”

《程雪楼先生谢友竹公书》《程雪楼先生与友竹兰林二公书》两篇

程钜夫致书同学吴德溥、吴可孙。

《贺程雪楼先生除翰林学士书》《雪楼先生回友竹公书》两篇

吴德溥祝贺程钜夫新任翰林学士，两人往来的书札。

《友竹公贺草庐先生除翰林学士书》

吴德溥致书吴澄，祝贺其新任翰林学士。

《上草庐先生求铭墓书》

吴辰子（1267～1339）请吴澄为母亲余氏写墓志的书札。吴澄《故登仕吴君夫人余氏墓志铭》，载于《吴文正集卷82》。据墓志“而其（吴德溥）夫人卒，诸孤征铭于余”。余妙真（1242～1323），金溪县礼原人。

《上程雪楼先生求墓铭书》

吴应子（1274～1331）请程钜夫为兄吴垕子写墓志所作书札。程钜夫《吴君载墓志铭》，载于《雪楼集卷20》。据墓志：始余与金溪吴氏仲季，事族祖徽庵先生于临汝精舍，意相得欢甚。至元丙子（1336）以来，余日有事于四方，率数岁乃一集，集率一二日去。余悲之，然犹冀其相见之未艾也。大德五年，圣可（吴可孙）死，余铭之；九年，时可（吴德溥）死，余铭之。余始痛其离阔之无穷期矣。今时可之嗣垕子又死焉，其仲弟应子亦又以铭累余。呜呼！以时可为父而丧其冡嫡，以圣可为季父而殒其犹子，以应子为弟而哭其长兄，岂天故短其命欲余铭耶？何铭之忍也。

《亦兰公通吴草庐先生书》《草庐先生与亦兰公书》两篇

吴晋卿（1284～1351）送儿子吴斐（1301～1326）求学吴澄门下往来的书札。

《伯尚与亦兰公书》

吴澄之子吴伯尚致书吴晋卿。

《草庐先生慰亦兰公丧子书》《回草庐先生书》《伯尚慰亦兰公书》《亦兰公回伯尚书》《上草庐先生求昌文墓铭书》《草庐先生回亦兰公求铭书》六篇

吴晋卿之子吴斐英年早逝，吴澄父子问吊，以及吴晋卿请写墓志，两家往来的书札。吴澄《金溪吴昌文墓志铭》，载于《吴文正集卷83》。

《李仲功慰亦兰公书》

李存慰问吴晋卿丧子的书札。

《李仲功与亦兰公书》

李存致书吴晋卿，李存《俟庵集卷29》题为《答吴君锡》。李存，字仲功，著有《俟庵集》。

《亦兰公慰士尧丧父草庐先生书》

吴澄去世，吴晋卿慰问其子吴士尧的书札。

《进士傅元宗慰以南公丧母书》

吴阕（1351～1403）丧母，傅汇慰问阕书札。吴贤（1310～1350），吴晋卿之子，吴阕之父，王府纪善危为其妻曾元炜作《曾孺人墓志铭》。曾元炜（1310～1382），金溪县城人，参知政事曾渊子孙女辈。

《危朝瓛纪善与兰畹公书》

危朝瓛写给吴闿的书札。吴闿（1327～1389）吴氏简介，字以绍，号兰畹，吴贤之子，傅汇为作墓志《兰畹公墓志铭》。危朝瓛从妹嫁新田吴勖。

《虞邵庵与承旨张梦臣书》《朵中丞与江西平章也先书》《欧阳玄公等十七人佥书与西省郎中崖元方员外郎王止善书》《祝蕃远与江西廉使张毅夫书》四篇

虞集、朵中丞、欧阳玄等、祝蕃为吴节妇黄氏请旌、彰显其德的书札。黄嗣贞，字玉娘，元代女诗人。庄静好学，19岁嫁东乡吴泰发，27岁丈夫客死三衢，于奔丧途中，作凄恻动人的祭文，又赋三十韵诗训儿。训儿诗成其自传诗，后人汇其诗文为《黄嗣贞诗文集》，已佚。诗作收入《江西诗征》，有《训子诗三十韵》等三首。

《上抚州府太守同知辞荐书》

（1307～1371）拒绝明朝官府征辟而作。 ，元末乡贡进士，状元吴伯宗之父。

附录：文天祥写给金溪人吴名扬的手札史料

金川鸿泥在翻阅典籍时，发现文天祥写给金溪人吴名扬的三件手札，以及清代名家为此手札写的序跋、题诗若干篇。

吴名扬，字叔瞻，南宋金溪县新田（今属东乡）人。咸淳七年（1271）进士，任吉州永丰县尉。德祐元年（1275），文天祥起兵赣州，擢名扬为礼兵二部架阁，佥丞相幕府军事。名扬督办军饷，集诸巨室，劝之助饷，慷慨陈言，晓以大义，闻者皆感泣，争输钱粟。后空坑兵败。名扬匿迹乡里不出，居家搜集宋末遗事，著《野史》四十卷。《中国人名大辞典》有载。

根据此次发现的文献记载，文天祥在军中前后三次蜡书指示吴名扬筹措军需。手札言简意赅，总共才220余字。吴氏后人视为墨宝，大约三百年后“忽失去”，但文字仍存于族谱中。后裔清代诗人吴嵩梁，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请翁方纲想象文天祥笔法缮写成卷，并请师友、同僚赋诗、题跋，汇刻为《表忠录》。

文天祥文集未收录此三件手札，可能是吴嵩梁首次对外公开，此后《永丰县志》、《全宋文》均据以载录。

除翁方纲自己在书卷后写了《跋文信国手迹》（《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外，笔者所查相关篇目还有：

杨钟羲《雪桥诗话续集卷七·宋吴架阁名扬》，

乐钧《青芝山馆诗集卷十四·题诗并序》，

赵翼《瓯北集卷四十四·题文信国致永丰尉吴名扬三扎诗并序》，

陶澍《陶文毅公全集卷五十五诗集·吴兰雪舍人嵩梁斋中观翁覃溪先生所补文文山与吴架阁书有序》，

王昶《春融堂集卷四十五·跋文信国与吴架阁名扬札子》，

王芑孙《渊雅堂全集惕甫未定藁卷二十·宋文信公与吴架阁三札赞有序》，

谢启昆《树经堂诗初集卷十五·题诗并序》，

吴锡麒《有正味斋词集卷八·翁覃溪前辈摹文信国与吴架阁三札，架阁裔孙兰雪孝廉属题》，

杨芳灿《芙蓉山馆全集诗钞卷七·宋文信国公致吴架阁三书横卷，为吴二兰雪题》。

辩证唯物主义指出，一切事物都有其发生、发展、消亡的过程。明清时期徽商作为封建势力的依附，注定会衰落解体。然而，徽商的衰落过程并非直线下降，而是螺旋式起伏后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具体说来，徽商衰落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清代陶澍盐法变革后，盐商的没落意味着徽商元气大伤；继盐商衰落后，同治、光绪年间出现了茶商的中兴，此后，“追至民国初年，勉强维持的徽商茶叶贸易已完全失去了往日的盛势，走向衰落”[8]。而伴随着茶商的衰落，整个徽州商帮开始衰落解体。徽商衰落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其为封建性商帮，没有将资本用于扩大性再生产，而是用于封建性的活动中，这也决定了它无法在清中后期资本主义势力入侵中国之后保持其原有优势。具体说来，徽商的衰落原因又可以分为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

（一）徽商衰落的客观原因分析

客观上，徽商的衰落原因课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封建政权政策的改变给徽商，尤其是其支柱盐商带来的打击。商业作为传统的“末”业，在历朝历代都是被盘剥的重点对象之一，清朝也不例外。开朝时以示贤德而免各省之补赋，然而当时因战争造成社会的千疮百孔是很难愈合的，这部分补赋除了贤明的统治者廉洁执政外，剩下的应该就是取自其他税收。

徽州商帮的衰落是由盐商的失势开始的。而徽州盐商的失势原因主要是受政府政策的直接影响。其具体表现之一就是由陶澍进行的盐法变革取消了徽商对于食盐销售的垄断权。据《清史稿》载，“时两淮私枭日众，盐务亦日坏”，道光帝任命陶澍进行盐法改革。道光十二年，陶澍先拟行票盐法与淮北，后推及其他地区。票盐法虽然在一定时期内达到了既定目的，即减少了私盐的销售，却并非长久之策，结果很快得到了印证，不久之后私盐贩运有增无减。这不仅使得徽州盐商从此失去了其世袭的行盐专利权，导致原来官商一体的包销制被打破。而且，由于该法的推行并没有能因地制宜，淮南盐商更是陷入困境。因此，同治三年，曾国藩上疏，“淮南盐务，运道难通，筹办有两难，一在邻盐侵灌太久。西岸食浙私、粤私而兼闽私，楚岸食川私而兼潞私，引地被占十年，民藉以济食，官亦藉以抽厘，势不能骤绝……”。不仅仅是盐商，其他行业商人也因清廷为了摆脱统治危机而进行各方面的政策变革造成了大小不等的损失。

其次，清政府迫于财政困难，开始无休止的对商人进行残酷的剥削。自康乾盛世起，清廷开销日增，此后，政府增设税收名目，巧取豪夺，对商人进行压榨。“康熙年间，淮商有三项大笔浮费：一是程仪。现任或候补官员进京路过淮扬时，不论该官与淮商有无交往，都要索取一笔程仪。二是规礼。本地的文武大小衙门，无论与盐务是否有关，都要向商人收取规礼。三是别敬。先是每年于御史任满时，照例要向商人收别敬钱。后来发展到无论地之远近或与商人是否有交情，只要是达官显贵，在任满时都要向商人索取别敬。这三项浮费，每年盈千上万”。

作为国家岁入大宗，盐商首当其冲。这也是曾国藩所疏盐务弊端之一，即厘卡设立太多。“淮盐出江，自仪征以达楚西，层层设卡报税，诸军仰食，性命相依，不能概撤”。虽有曾国藩等人保护徽商，相继变盐法，成效却不显著。此后，盐纲日坏，盐价日增。“盖两淮正课，初合织造、河工、铜斤等欵，祗百八十余万，每引征银一两余。织造、河工、铜斤者，因盐政运司养廉厚，陋规亦多，每年解送织造银二十二万，捐助河工五万。三藩之变，滇铜阻隔，派各盐差采买捐办，水脚又五万。及雍正中，裁减养廉规费以为正款，嗣复及他项。于是正杂内外支欵随钜,每引增至六七两，自改票后始轻。同治中，引地未复，而以厘补课实过之，正无庸增引也”。由此，盐商负担可见一斑。鉴于此，虽有曾国藩与李鸿章相继变盐法，掺纲法于票法之中，旨在以旧商为主而不易新商，却无法解决财政问题的根本，盐商逐渐没落。仅次于盐商的税收大项茶商也是清廷盘剥的重点对象之一。

此外，徽州一直是中国的重要茶叶产地之一。据《清史稿》所载，“茶之于盐，办法略相似。惟盐为岁入大宗，故掌国计者第附于盐而总核之。其始但有课税，除江、浙额引由各关征收无定额外，他省每岁多者千余两，少祗数百两或数十两。……咸丰以来，各省次第行厘，光绪十二年，福建策报至十九万余两，他省欵亦渐多，未几收数复绌。宣统三年预算表所载，茶税特百三十余万而已”。寥寥数语，却展示了清代茶税的大致演变历程。随着统治危机的加重，各省厘金亦渐涨，这也是导致徽州茶商竞争力低于洋商，进而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

再次，连年战争，使得清廷疲于应付，只得不停增加赋税；徽州因战乱也损失惨重，这对于以徽州为根基的徽商而言亦是打击之一。从清中期开始，帝国主义势力相继渗入中国，极大的改变了中国原有的政治经济格局。此外，中国国内动乱频仍，内外交困。尤其是咸丰、同治年间清廷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起义，发动了一场历时17年，波及18省的国内战争，徽商的主要活动区域都被卷入战争之中，连徽州本土都成为主战场，这对徽商的打击是毁灭性的。战乱直接造成了徽商人员的伤亡和财产的损失，此外，“咸同兵燹”使得长江一线交通受阻，中断了徽商所经营的吴楚贸易，也使得徽商在苏浙地区的商业活动陷入停滞。这一切都使得徽商元气大伤，最终一蹶不振。

最后，从鸦片战争开始，帝国主义国家相继入侵中国，并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以茶商为首的徽商损失惨重。帝国主义国家在华倾销商品，掠夺原材料，对任何一个商帮的打击都是巨大的。徽商作为封建性商帮，其相较而言落后的生产方式使得其在竞争中渐趋劣势。尽管徽州茶商能统观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而洋商利用清廷制定对中国商帮不利的政策，如压低收购茶价；依靠子口半税，“利用自往产茶之地采办的优势，入侵的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独操利柄，予包括徽州茶商在内的华商以致命的打击”。再加上进口洋茶的冲击，徽州茶商举步维艰。而徽州茶商的衰落则标志着整个徽商的衰落。正如张海鹏先生所说，“清代徽州茶商的兴衰历程，正是传统的中国封建商人在近代社会中的缩影”。在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徽州商帮不可避免的走向衰落。

（二）徽商衰落的自身原因分析

除了外部的因素外，徽商的衰落也有其自身方面的原因，这也是其衰落的根本原因。总的说来，徽商之所以衰落，就在于它是一个封建性的商帮，与统治者联系是否密切直接关系到其命运。此外，徽商的经营利润并没有转化为资本进行扩大再生产，而是用在了非经营性消费上，这种消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徽商所进行的奢侈性消费巨大。以盐商为代表，徽商们大多将多年经营所得积蓄用于奢侈性消费中。“明代徽商在家乡以巨资兴修园林、别墅、住宅的现象已经蔚然成风。歙县的‘果园’、‘砚子园’、‘枣树园’等，都是名噪一时的胜景。徽商的居所盛行斗拱彩绘，追求富丽堂皇”。入清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徽商实力愈发雄厚，其挥霍之风也愈演愈烈。据记载，乔居扬州的盐商不惜重金修建园林别墅等，导致乾隆时期扬州园林甲于天下，这一方面建设了扬州等地，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其挥霍资金的大致流向。除了投资于建筑业外，徽商也将大笔钱财用于精神上的消费，比如建设戏班，收藏图书、古董等等。清代的接驾更使得商人们耗资巨大。正如王守基在《盐法议略·长芦盐务议略》中指出，“若夫翠华莅止，情殷瞻就，供亿丰备，尤为前所未有。……盖盐商际遇之隆，至此而极矣；盐商奢侈之弊，亦至此而深矣”。

第二，徽商的兴起离不开徽州宗族力量的扶植。因此，一经繁盛，世代相传的宗族思想使得徽商对宗族事务的建设等封建性活动方面历来慷慨不吝。徽商为了宗族的发展，不惜重金修祠堂、修坟墓、叙家谱、设义学、建试馆、开办书院以及购置族产和族田等等。在徽商的大力扶植下，徽州的文化教育等事业飞速发展，也使得徽商的资本迅速流失。

除了耗资于非经营性项目，徽商与政治不再紧密结合也是其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众所周知，徽商之所以兴盛，是因为其“亦儒亦贾”的经营方式以及与封建政权结合紧密的主要手段。而其衰落则也是由于其对清廷的态度，为了求取所谓的“功名”，徽州捐纳之风盛行，而且统治者为了增加收入，千方百计以劝谕商人捐资助饷，徽商半是自愿半是强迫将大笔资财捐给政府，这也给他们带来了不小的负担。此外，清后期徽商与政权结合不再密切，这使得徽商们原有的地主、商人、官僚三位一体的身份无法维持，直接造成了其的衰落。

综上，在主观和客观双重原因的作用下，徽州商帮在清中后期开始衰落。盐商的衰落是徽商衰落的第一个阶段，而茶商的衰落，表明盐商衰落后的徽商已经失去了支撑残局的力量，整个徽州商帮走完了衰落的第二个阶段。与此同时，徽商的其他行业也相继衰惫，如典当、木、丝、米、百货等业，渐渐失去了其在以往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徽州茶商的衰落，标志着徽州商帮的彻底衰落。然而，徽州商帮虽然解体，有一部分徽商跟随上了时代的脚步发展商业资本，改善经营方式，因而在民国初乃至解放前仍活跃于江南的大城市之中。可见“封建性的徽帮衰落后，徽州籍商人在各地的经济生活中仍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有的竟成为民族资产阶级中的成员”。

作者： 谢耘

九岗山位于桃江县马迹塘镇附近，处在桃花湖国家湿地公园范围之内，列秀耸翠于资水之滨，面积约26平方千米。九峰俨如九尊巨塑，在蓝天白云下自北向南崔崔而立，于资水中游，守县西门户，历来以雄峻著称。因其神似天蓬元帅猪八戒的九齿钉耙，乡人又戏称其“钉耙山”。

当地地理资料记载：九岗山主峰白云峰，海拔571米，人立峰顶，一望莽苍，众山皆小。余峰名紫云、红叶、青岩等。九峰烟岚缭绕，林木荟蔚如浴，山泉涓涓，百鸟千啭。林多名贵树种，亦多珍贵药材，空气中被称为“长寿素”的负氧离子含量极丰，有“天然氧吧”的美誉。

据《桃江县志》载：马迹塘九岗山，上有白云峰、风香洞等胜迹。游人有“九峰顶上烟霞罩，朝夕相辉日月明”及“泥潭碧波映九岗，林中笑语伴飞云”之句。山顶旧有寺院，规模宏大，名青山庵。惜“文革”中庵宇拆毁，今仅存遗址。对此，《山川志》描述：“九岗山，在益阳县西二百里。九峰如简，屹立武潭津上。”可见，九岗山风光形胜洵美，可谓湖湘独绝。

九岗山同时也是一处佛、道、儒共存的胜地。《方外志》介绍：唐元和年间，佛教始传入益阳，县境陆续建有广法寺、白鹿寺、龙牙寺……九岗寺、华林寺等。九岗寺开山住持名九峰禅师。清代《资阳汪氏家谱》记载，明末清初，天湾乡贤汪麟长建书塾于九岗寺旧址处，作为儿孙读书场所，名曰“青云家塾”。麟长公晚年将书塾无偿献出供佛，改名叫“青云庵”。

至乾隆癸卯（1783）年止，九岗山已建有前后两大佛殿，前殿为“大雄宝殿”，内供如来、文殊、普贤、无量寿佛、弥勒佛等；后殿为“观音殿”，内奉观世音、童子龙女等佛像。这些建筑统称“青云庵”，因为是汪姓一族建造的家庵，又名“家福庵”。道光壬辰（1832）年，由乡里各姓捐款，于正殿两侧各增建一殿，内供文昌、关武二帝君、哼哈二将、圣公圣母等神像。山麓建有白沙寺、分水寺等脚庵数处。此次增建，得到了道光重臣时任太子太保两江总督陶澍的资助。至此，灵秀的九岗山实现了佛道儒兼容共荣的盛举。

九岗山雄奇峻秀的自然风光和悠久的 历史 人文景观曾吸引众多知名人士前来观光、赋诗撰文。其中有明末清初才女郭纯贞的《八景诗》，清康熙吏部员外郎江闿的《过九岗山》，清初诗人胡尧光的《九岗山》、晚清诗人曾植的《咏九岗山》，辛亥革命先驱、民国考试院铨叙部部长、全国政协委员仇鳌的《登九岗寺》等。其中仇鳌诗中有：“九峰天外削难成，一日登临万古情”之句，极尽山川风物之咏怀。而这些题咏九岗山的名篇佳作，也成为历代文坛俊彦为湖湘后人留下的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