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闽文化·朱子闽学学术思想的源流·主要流派

1200年，闽学学派的核心人物朱熹去世，其学术团体星散，闽学被诬为“伪学”而沉寂下来。但福建的闽学学者为闽学的确立和发展而做的努力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他们弘扬师说，攻讦异端，羽翼朱门，不为权势和时论所左右。由于朱门弟子的活动和当时政治形势的变化，南宋宁宗嘉定二年(1209)，朱熹被赐谥号曰文。一年后又被追赠为中大夫，宝谟阁学士。嘉定五年(1212)，经福建闽学学者刘爚(音月)的请求，宋宁宗批准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立于学宫，作为法定教科书。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朱熹被尊为太师，追封信国公。之后，闽学学者极力维护和宣扬朱熹及其学说地位，从而使闽学逐渐成为控制全国的意识形态，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其影响长达八百年之久。从南宋到元明清乃至民国，历代闽学学者有大量的著作问世，其中大部分是发挥朱子学思想的，或者与朱子学思想有关。由于他们从不同的角度阐发朱子学思想，形成了不同的闽学流派。

(1) 正统派

黄榦(1152—1221)字直卿，号勉斋，人称勉斋先生。长乐人，后徙居闽县岭头(今属福州市郊区)。进士出身，是南宋朱熹门人、女婿。因得师真传，对朱子学领悟最深，故朱熹去世后，他理直气壮地维护朱子学说。从他一生最后二十年(1201—1221)的活动看，无论为官为民，理政讲学，都没有忘记存统卫道这一使命。

黄榦对闽学的一个重要贡献是论定了朱熹的道统地位。他阐发了理学家的道统说，认为道出于天，表现为天地万物和人事的变化，圣人能传天之道，故有道统。他说：“此道之原出于天者然也。圣人……继天立极，而得道统之传”(《黄勉斋先生文集》卷三《圣贤道统传授总序说》)。他列出的道统传授次序是：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朱熹集儒家道统之大成。黄榦把“传承道统”看成是朱熹的最大成就。

黄榦晚年编撰《朱子行状》，详述朱熹一生的经历，并全面论述了朱熹的学问、道德。他把朱熹看作“万世宗师”，勇敢地肯定了朱熹思想的历史地位，将朱熹提到民族文化代表的高度。他说：“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先生出，而自周以来，圣贤相传之道，一旦豁然，如日月中天，昭晰呈露。”在当时，倘若没有足够的理论勇气，是不敢这样提出问题和评价朱熹思想体系的。因为这不仅是思想领域的问题，而且涉及到为一种曾被打成“伪学”的思想理论学说作辩护的政治问题。

在朱熹殁后的若干年中，闽学学者都尊黄榦为道统的继承人，使其居于闽学学派领袖地位达二十一年之久。黄榦最大的贡献是大胆地维护了朱熹的学说，努力使其取得时代的合法地位，为以后闽学的大发展做了理论准备和舆论准备。

真德秀(1178—1235)字希元，号西山，浦城人。1199年登进士第。真德秀的学术渊源于朱熹，是朱熹的再传。在南宋庆元党禁时期，朝廷宣布程朱理学为伪学，许多理学家遭到迫害，如蔡元定流放道州而死。但真德秀不为时论所动，不怕牵连，而私淑朱熹。他出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后，为程朱理学翻案，并竭力加以提倡，为程朱理学的发展做出贡献。因此，有人认为真德秀是南宋末年最大的朱子学家。

南宋后期，封建王朝统治更为腐朽，人民生活困苦不堪，中原失陷，社会问题积重难返。真德秀善于根据当时的现实状况阐释朱子闽学思想。他在传播闽学过程中，着重发挥心体说，强调“反身而诚”的求仁说，要求最高封建统治者“克制”贪欲以调和当时的阶级矛盾。他历经十年撰成《大学衍义》一书，并呈送宋理宗，受到理宗嘉许。该书的大旨在于正君心。书中指出：“故为人君者，必正身以统其臣，为人父者，必正身以律其子;为人夫者，必正身以率其妻。”同时认为臣对君，子对父，也不可盲目服从，如果君、父所为不合理义，那就“从义而不从君，从道而不从父。”真德秀对君修道，总是托天命以言之：“帝王当尊者莫如天，所当从事者莫如敬，”“天命维艰，不易保也。”又说：“以人君言之，天既命我以此德，又命我以此位。有此德，方可保此位”(《真西山文集》卷三十三、卷二十八)。对这一类的见解和言论，理宗很赞赏，并为之动容。因而，真德秀深得宋理宗的信任。

真德秀沿着朱子《四书集注》的思路所展开的一系列阐述，既祖述朱子又有所改铸。他把道心人心、天理人欲、未发已发、性惰动静，都以仁说来贯通，“合而言之则皆仁”(《大学衍义》卷十二)。而仁在心中，求仁只能求之于心。因此，要“反诸心而求之”，探求“一心之全德”(《真西山文集》卷三十三)，这就把目的和方法都转向主体。为适应时代的要求，以提倡仁学发挥朱熹的思想，真德秀使朱熹哲学逐渐向心学方向发展，令朱子的学说与当时的封建政治更接近，更贴近宋末的现实。为朱子学说的大倡，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此，全祖望在《宋元学案·序》中认为，真德秀是“卫师门最力，多所发明者”。

蔡清(1452—1508)字介夫，号虚斋，晋江(今泉州市)人，进士出身，官至江西提学副使，明代福建著名的正统派程朱理学家。主要著作有《易经蒙引》《四书蒙引》《蔡虚斋文集》等。

蔡清的学说笃守程朱，继承朱熹的理学思想，但有所修正。他认为朱熹关于理先气后、理生气的说法是欠妥的，应该是理气合一，无有先后。他对太极的解释也不同于朱熹。他指出极字原意是屋极，故极字从木。太极为至内至大、尽精微、最中正之理;是理之“至矣尽矣，不可复加矣”。这种对太极的解释新颖、独到，前人从未有此说。蔡清理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朴素辨证法思想，在他看来，不仅对立贯穿于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而且天下事物都是对立的。这个思想是异常深刻的。

李光地(1641—1718)字晋卿，号厚庵，别号榕村，安溪人，是朱熹老师李侗的后代。李光地是清康熙九年(1607)进士，官至文渊阁大学士(相当于宰相)，深得康熙皇帝信任。其著作有《周易通论》《周易观彖》《尚书解义》《古乐经传》《榕村全书》等五百多卷。

李光地是清初著名的理学大师，他学精且博，为官清勤、政绩显著。他在学术上的最大贡献，莫过于对程朱理学的继承和发展。他利用康熙皇帝的信任重振程朱理学。在李光地的影响下，康熙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以朱子有功圣道，特升朱熹配享庙堂十哲之列，大大地提高了朱熹的地位。李光地发挥了朱熹关于“道统与治统为一，为学与治道合一”(《朱子语类》卷一百零四)的思想，并针对明末以来极端空疏腐败的学风，强调求实致用，认为对乐学、汉学应兼收并蓄，不可各拘一面。李光地还修正和发展了程朱理学。例如，他奉康熙之命撰写《周易折中》，修正了朱熹在《易》论上的错误。他认为，朱熹否认王弼调整《周易》经传次序的合理性而复古本经传是不对的。他遵从王弼所调整的《周易》经传，而不用朱熹的《周易本义》。总之，李光地重振程朱理学，促进其远播于朝鲜、日本、东南亚以至于欧美，其功不可没。

(2) 象数学派

蔡元定(1135—1198)字季通，号西山，建阳人，是朱熹最亲近的朋友和学生，朱熹的不少著作他参与了讨论和写作。朱熹的《易学启蒙》是蔡元定起稿的，也就是说他参与了创建朱子学。

蔡元定的哲学思想兼有义理和象数，具有明显的道家倾向。在福建闽学学者中，他属于象数学派的理学家。二程重义理不重象数，邵雍重象数不重义理。朱熹集二程、邵雍学说之大成，既重义理，亦重象数。蔡元定遵循朱熹学术方向，重视研究象数学。

蔡元定通过阐述邵雍的《皇极经世书》发挥其道家倾向的象数学思想。《皇极经世书》是邵雍的代表作，该书共十二卷，其中一至六卷有五十篇和各种图象，皆《周易》六十四卦，用以说明世界的治乱。全书大旨均借易卦推衍，形成象数学思想体系，具有浓厚的神秘色彩。蔡元定对该书作了深入的研究，写成《皇极经世指要》三卷，推论邵雍《皇极经世》，以伏羲卦图列之于前，以注疏附之于后。宋末黄端节说：“西山先生始终以《易》疏其说，于是微显阐幽，其说大著。学者由蔡氏而知《经世》，由《经世》而知《易》，默而通之可也。”(引自明嘉兴徐必达编《邵子全书》卷二十四附录》)

《宋元学案》卷六十二《西山蔡氏学案》载：“濂溪(周敦颐)、明道(程颢)、伊川(程颐)讲道盛矣，因数明理复有一邵康节(邵雍)出焉;晦庵(朱熹)、南轩(张栻)东莱(吕祖谦)讲道盛矣，因数明理复有一蔡西山出焉。孔孟教人言理不言数，邵、蔡二子欲发诸子之所未发，而使理与数灿然于天地之间，其功亦不细矣。”蔡元定在《皇极经世指要》中强调“因数明理”，谓“天地之间有理必有数，二者未尝相离;《河图》《洛书》与危微精一之语并传。”

蔡沈(1167—1230)字仲默，号九峰。蔡元定季子。他一生未应科举亦未当官，而是全力维护、遵循导师朱熹学说，注意拓展闽学理论的新领域。蔡沈继承朱熹遗志，前后用了二十余年时间，苦心钻研，认真撰写，“发明先儒之所未及”(《宋史》卷四三四)。1209年，他在朱熹原有一部分《书》说基础上续写成《尚书集传》六卷。此书后与朱熹的《周易本义》《诗集传》及胡安国的《春秋传》等并列成为元、明、清三代学者必读的教科书，为闽学发展立了一大功劳。

但蔡的学说与朱学有所不同：朱熹以理而蔡沈以数为其哲学体系的出发点和基础。虽然蔡亦讲理，但他的理被限制在数的范围之内。蔡沈依据朱熹的“理”和蔡元定《皇极经世指要》以及北宋邵雍的《皇极经世》中的“先天数学”来分析《尚书·洪范》，写成《洪范皇极》五卷。是书分内外篇，共八十一章，拟《易》六十四卦;论三篇，拟《易》之《系辞》《说卦》等传。书中阐述了八十一个范畴，论证了阴阳、天地、理气、体用、动静等问题，建立起闽学象数学理论。

蔡沈的思想是朱熹学说的深化和变化。朱熹一向主张天即理，而蔡沈却说洪范九畴“原出于天”(《尚书集传》)。朱熹向来认为体用一源、理物一致，而蔡沈在《洪范皇极序》中却主张体用割裂、理物分开。蔡沈在理论上创新成就，是闽学学派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必要环节，是闽学学派文化内涵加深和闽学学派真正保持活力的体现。

(3) 折衷派

陈旅(1288—1343)字众仲，号荔溪，元代莆田人，进士出身，精通儒家经术，又信佛。历官闽海儒学教授、国子监助教、江浙儒学副提举、国子监丞。陈旅是朱陆折衷派理学家虞集的高足。陈旅“至京师，虞伯生(集)见所为文，叹曰：‘我老将休，付子斯文。朝夕以道义学问相讲习’”(《宋元子案·草庐子案陈先生旅》)。陈旅从虞集学，得其传。他在其著作《安雅棠集》中说：“尊德性与道问学并重”，“朱陆之教一也。”陈旅的学术折衷朱陆，是福建第一个朱陆合流的代表人物。

陈第(1541—1617)字季立，号一斋，明代连江人。从小就是善于独立思考的人。读书一目十行，终身不忘。他既是理学家，亦是藏书家、音韵学家、考据学家，又懂得军事，曾跟从军事家俞大猷学习兵法。他有大量著作问世，所著《松轩解义》一卷，此书内容辨论义理，是陈第理学思想代表作。

陈第的理学特点是折衷程朱陆王的学说。陈第批评陆王心学，亦批评程朱理学。他批评心学家发展了孟子放心说的主观主义所提出的静坐说。指出若以静坐说指导行动，则有害无益。因为静坐者百无猷为，荒功废业，对社会不利，不能应对实际行事，不合孔子经世宗旨。陈第又指出王阳明的心学有简易之流弊，这就抓住了要害。王阳明认为“心即理”，求理只能向心上去求;不必向外界事物去找，也不必读书，简单易行。王阳明之教造成不少学者不关心世事，不接触实际，变成空谈家，以至误国，为害甚大。

陈第在《书札烬存·答许抚台书》中，批评“程朱亦有空疏泥古之病”。针对程朱理学的毛病，陈第要求学者要通今、务实、达变、知治情，反对知古而不知今、空谈修养不务实事，反对拘守古法不知变通、淹贯古今不知政事。他说：“识时务者在俊杰，若不达世务，终难致用。……故博古者贯通今，明理者贵达数，知道者贵知情”(《松轩讲义·学周论》)。

陈第认为圣人之学是讲经世致用的，心性修养是为了建功立业，重在事业而不重在心。陈第是个有体有用的理学家。他讲的“体”是理，“用”是指之天下事业。他认为做学问在于掌握理，然后用理去指导道德修养和建功立业。陈第能说到做到“兢业在心，所以兢业在事”，北抗满洲贵族，南御盗贼倭寇，还为治国安民献策。陈第的思想和行为是难能可贵的，他比其他理学家高出一头。

黄道周(1585—1646)明代镇海卫(今漳浦县)人，字幼平，号又螭，尝居漳浦铜山孤岛石室读书，别号石斋，进士出身，官至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在朝廷以正直敢为著名。明朝灭亡后，黄道周在南渡的小朝廷中官至武英殿大学士，率义军抗清，被捕不屈而死，具有崇高的民族气节。

黄道周“学贯古今”(《明史·黄道周传》)著作甚丰，有《博物典汇》《三易洞玑》等四十余种，近二百卷。是明代的儒学大师，是个调和王学和朱学的理学家，精于《易》学，突破了理学家治《易》轻视自然之缺陷。但他的《易》学，继承了京房到邵雍的象数学，神秘色彩太重，以河洛之数自相乘除而得出《易》之图象，又以六十四卦上推天道，下验人事，历代治乱兴衰，了如指掌。当时门生甚多，而学者穷年未能通其说。黄氏殁后而传其易者，未之有闻。

究竟什么是宇宙的本原理学家的回答是不一样的。陆九渊认为“心”是万物的本原，而朱熹却把“理”看成世界的根本。黄道周既不同意陆九渊的看法，也不同意朱熹的说法，而却象胡宏那样以“性”作为世界的本原。但黄与胡不同，黄之“性”是至善的，而胡之“性”却无善恶。黄说：“至善说不得物，毕竟在人身中，然继天成性，包裹天下……自宇宙内外，有形有声，至声臭断处，都是此物(性)惯彻。如南北极，作定盘针，不由人安排得住，继之成之，诚之明之，择之执之，都是此物指明出来，则直曰性。……只此是万物同原。”(黄道周《榕坛问业》)在黄看来，至善的性，本质纯粹精明，才是宇宙中实有的存在;它存在于人和万物中，是“包裹天下”，贯彻“宇宙内外”、“经理世界”的万物本原。

邵雍是北宋时期一位著名的象数学家、理学家，既是思想家、史论家，又是诗人。他的著述及其所反映的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易学哲学史及宋明理学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封建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仍有重大发展。北宋前期百年内，社会相对稳定，经济颇为繁荣，科学技术取得惊人成就。思想文化领域涌现大批出类拔萃的人物，有社会改革家王安石、范仲淹，史学家欧阳修、司马光，词人苏东坡、黄庭坚、柳永，创造发明家沈括、苏颂、毕。尤其是哲学界人才辈出，邵雍与张载、周敦颐、程颢、程颐并称“北宋五子”。卓越风流人物，同时活跃在北宋历史舞台上，群星灿烂，光彩夺目。

邵雍是理学的重要奠基之一。他以《易传》为基础，以象数为中心，以易图为张本，创先天易学。他玄思宇宙，吞吐六合，创元、会、运、世之说；编黄、帝、王、伯年史演变之体系。邵雍又是一位诗人。赋江山之气派，抱风月之情怀；以诗评史，以诗明理，以诗寄兴。身为匹夫，志在畎亩，交通王侯，心忧天下。

生平：

邵雍（公元1011-1077）字尧夫，祖籍河北范阳，随父邵古迁居河南共城（今辉县市），后又移居洛阳。祖上姬姓，出于召公世系，为周文王后代。自幼胸怀大志，一心致力于科举进取之学。居共城时，其母李氏过世，邵雍筑庐于苏门山，布衣蔬食守丧三年。当时李挺之为共城县令，听说邵雍好学，便亲自造访其庐。邵雍遂拜其为师，从学义理之学、性命之学与物理之学。数年之后，邵雍学有所成，但从不到处张扬，所以了解他的人却很少。时有新乡人王豫同邵雍论学，他自恃自己的学问足可让邵雍师事之，谁知议论过后却深为邵雍的学识所折服，于是便虔诚地拜邵雍为师。

邵雍移居洛阳之后，所悟先天之学进一步完善，又收张岷为弟子，传授《先天图》及先天之学。邵雍40岁时娶王允修之妹为妻，后二年得子伯温。熙宁初，朝廷实行买官田新法，邵雍的天津之居划为官田，邵雍命其园居为“安乐窝”，因自号“安乐先生”。这时神宗下诏要天下举士，吕公著、吴充、祖龙图等人推荐邵雍，朝廷连着发下三道诏书，让邵雍除秘书省校书郎、颍川团练推官。邵雍再三推辞不得已而受官，可是他又称疾不肯赴职。

邵雍57岁时，父亲邵古（伊川丈人）去世。邵雍与程颢在伊川神阴原（今伊川县伊水西紫荆山下）“不尽用葬书，亦不信阴阳拘忌之说”选择了一块墓地予以安葬。又过两年，邵雍的同父异母弟弟邵睦猝死于东篱之下。他与弟睦手足情深，咏诗数首以表思念之情。邵雍在洛阳闲居近30年。冬夏则闭门读书，春秋两季出游。每出游必着道装乘小车。

邵雍乐天知命，常以诗言志，以园林景色、醇酒茗茶自娱平生。他一心效法圣人，观物得理，究天人之际，要为后人留下一门大学问。平时与司马光、程颢、程颐等人交往密切。二程兄弟与邵雍同巷里居住近三十年，世间事无所不论。程颢尝说：“邵尧夫于物理上尽说得，亦大段泄露他天机。”又说：“尧夫之学，先从理上推意，言象数，言天下之理。”以“内圣外王之道”评论邵雍之学，以“振古之豪杰”评论邵雍其人。晚年患病，“司马光、张载、程颢、程颐晨夕候之”。神宗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逝世，享年67岁。

邵雍身上，儒者气象十分浓厚。他饱学诗书，精通儒门经典，力行儒家纲常，与人交往，忠孝之言，仁义之道，不离于口，一派仁者心胸。他主张分别君子与小人，提倡重义轻利；劝勉孝悌，褒扬忠良。程颢称赞他的“内圣外王之学”，“纯一不杂”，并非虚美；有人建议让他从祀孔庙，不为无由。邵雍一生，不图名，不图利，责己重以周，待人宽而和；明诚见性，仁慈为怀，以古圣为楷模，不阿谀媚世，不虚假待人，坦坦荡荡处事，堂堂正正做人，典型的儒者风度。宋代君主赐谥康节先生，康熙大帝题匾“学达性天”，对一代名儒的如此褒扬，名正言顺。

主要思想

邵雍的哲学思想，主要是“先天学”。他创造了一种系统的唯心主义象数体系。他运用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这样简单的等比级数的抽象概念，说明现实世界，推测过去和未来。他的象数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事物在矛盾中发展变化的规律，推进了古代象数学的发展。他坚持唯心主义观点，认为宇宙的本原是“太极”，即“道”、“心”。他据《周易》关于八卦形成的解释，掺杂道教思想，绘制“先天图”，说“天地万物尽在其中”。

邵雍学术思想，气象恢宏，在几个重要领域，大胆地转换主题，开拓思想境界，创立新思想。第一，他的思想有一个象数派授受的来源。他不论空无本体，放眼六合，玄思宇宙，倡导“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的象数学。象数派特别重视“数”，故邵雍的学说时人多称之为“数学”；第二，与周敦颐提倡的孔颜乐处相呼应，他提倡“安乐逍遥”的精神境界，不辨名教自然。在这两点上，他受道教的思想影响很大。邵氏易学思想，别开生面，传承陈抟《先天图》，创立先天象数学，以《易传》为依归，以象数为基础，创制精妙易图，以之“弥纶天地，出入造化，进退古今，表里人物”，开宋代图书学之先河。

邵雍醉心古史，纵其史慧，放论古今。不为《史记》、《汉书》体例所拘挛，创立元会运世之史纲，阐述皇帝王伯之递嬗，呕心沥血，编篡世界历史年谱和中国历史年鉴，总结历史兴衰，评说社会治乱，臧否历史人物，上下数千年，剥复否泰，如数家珍。

邵雍吟诗三千首，编为《击壤集》，独具风格，世号“康节体”。以诗论理，而有哲理诗；借诗评史，写下咏史诗；吟风啸月，留下脍炙人口的田园诗。读其诗，若见其人。“西自昆仑东至海，其中多少不平声”，袒露内圣外王的仁者情怀；“花前把酒花前醉，醉把花枝犹自歌”，一派风流潇洒的隐士风度。

“先天之学”和宇宙循环论

“先天之学”是邵雍移居洛阳之后逐渐发展并完善起来的。邵雍对“先天之学”和“后天之学”的界定是：“先天之学，心也；后天之学，迹也。”凡有文字卦画之“迹”者，皆当属于“后天之学”范畴，而不应该划入心易思维之学的范畴。“乾坤纵而六子横，易之本”，是“天地定位一节，明伏羲八卦”之图；“震兑横而六卦纵，易之用”，是“起震终艮一节，明文王八卦”之图。“易之本”和“易之用”，皆为文字《易传说卦》所有，所以，有迹的两幅八卦方位图，本无“先天八卦”与“后天八卦”之名。邵雍用“太极”的自我运动来解释世界的起源和发展过程。更利用象数的关系来推衍世界万物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

就天道与人道的地位而言，表面上看，邵雍似乎更重天道，他不仅将自己的著作称为“观物篇”，以“观物”为认识天道的重要思维方法，而且将人看成是“物”-“天”的一分子，认为“盈天地万物者唯万物。”然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从立论路径上看邵雍是先论天道后论人道，先论先天后论后天，先论物理后论性命，而推天道、先天、物理是为了明人道、后天、性命，人道、后天、性命才是邵雍的立论目的，天道、先天、物理不过是邵雍的立论根据。用邵雍的话说，它们之间是“体用”关系，先天为体，后天为用，后天从属于先天，后天阐发的人性、人道高于先天阐发的物性、天道。这里的“先天”与“后天”是相对关系，邵雍又把“先天”与“后天”统称为“先天之学”。先后天是体用不离，相含相依的，体者言其对待，用者言其流行，是一个统一的天人之“道”的两个不同方面，同时又是一个统一的“道”的变化过程的两个不同阶段。

邵雍的象数学的特点是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上识天时，下尽地理，中尽物情，通照人事的先验象数学。世界的一切都从“一”分化出来。邵雍认为先民在先天时代行事，天合于人而不违人，人与自然间协调得十分完美；后天时代人们行事，须奉顺上天，从天而动。先天之时天人和谐一致，后天之时天人间的相互协调则有所欠缺。邵雍的先天象数学是建立在奇谲精微的图式系列上的。邵雍的图像体系中乾交巽的卦一阴在下、五阳在上，表明一阴初生，称为“月窟”；坤交震的复卦一阳在下、五阴在上，表明一阳初生，称为“天根”。先天图自卦的一阴初生至坤卦的全阴无阳，是阴由弱生长发展至极盛的全过程；自复卦的一阳初生至乾卦的全阳无阴，是阳由弱生长发展至极盛的全过程；阴主物，阳主人，因此说探月窟而知物，蹑天根而识人。卦在上位，故言“探”，复卦在下位，故言“蹑”。

我们可以先看看邵雍对当时的巨大影响：在北宋仁宗年间，邵雍只是一介儒生，乡野平民，他通过埋头著书，到处讲学以后，名声大振，后来定居洛阳，因为穷困，居于陋巷。为了解决这个大学问家的住房问题，当时有很多朝中显宦、退休高官，给邵雍做了一件让他乐开了花，同时还震惊朝野的大好事。

什么大好事呢？是这样的，宋神宗熙宁年间，著名宰相富弼和文彦博退休后，也在洛阳居住，他们联系了朝中一些著名大臣，如王慎言、王拱辰、刘几，还有翰林学士司马光等二十多人，踊跃倾囊，合资在洛阳为邵雍兴建了一个面积很大的庄园，面积大到什么程度呢？这个庄园里小桥流水，田连阡陌，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单是住房就达几十间。

邵雍感激之余，欣然笑纳，并把庄园命名为“安乐窝”，还特意写了一首诗，以咏其事，诗曰：“重谢诸公为买园，洛阳城里占林泉。七千来步平流水，二十余家争出钱。嘉祐卜居终是僦，熙宁受券遂能专。凤凰楼下新闲客，道德坊中旧散仙。洛辅清风朝满袖，嵩岑皓月夜盈轩……”

一个平民学者，布衣书生，却得到了那些朝廷重臣一致的敬佩和重金资助，一方面说明邵雍学问高，有本事，是这些宿儒心目中的大学问家；另一方面也说明邵雍会做人，是道德品质上的楷模，是世风日下时的君子，受人敬重，让人爱戴。

邵雍在年青时，也曾投身仕途，进军科场，但后来通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洞悉草木之情、古今之变，深谙天地之运化、阴阳之消长之后，便改变了初衷，从此读书著作，安贫乐道。宋仁宗、宋神宗先后征他出山，授以高厚禄，均被他一一拒绝了。

邵雍钻研学问，著述一生，曾撰写《皇极经世》、《观物内外篇》、《渔樵问对》等学术著作，自创“先天学”，成就了自己的学问体系，震惊了当时的学术界和士大夫阶层，是宋代著名的理学家，对当时和后代的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同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被并称为“北宋五子”。

邵雍去世后，当时朝廷追赠他为秘书省著作郎，赐谥号“康节”，后又封“新安伯”，且配享孔庙，尊称“邵子”，给予了非常非常高的荣誉。

五千年还是一万年中国文明史新探

中国文明史有多长？传统说法是五千年。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有了新的发现，表明北方和南方的一些文明起源于5000多年前。1997年8月，“第四届海峡两岸历史学家中华民族史学术研讨会”提出了“中华文明史可以追溯到一万年前”的论点。会后，作者与台湾省著名历史学家黄大寿教授共同起草的《重写中华古史建议书》，主张中国古代史应写在一万年前。这一建议得到了国内外100多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民俗学家的签名和认可，并公开发表。现将讨论这一问题的过程总结发表，以飨国内外专家和读者。

五年制理论探源

近百年来，提到自己的历史，我们会说“五千年”“中华文明五千年”。如果要问5000年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我们可以肯定的回答：是传统说法，沿袭了司马迁《史记》年的一句老话，黄帝是古史之始，没有其他出处。因为一百年前，中国的考古工作还没有开始，用碳十四测定古物年代的方法还没有发明出来，一些西方学者

黄帝生活在五千年前。这话是司马迁说的吗？没有，司马迁写《史记》，没有把黄三列出来，而是把黄帝列在《五帝本纪》的最上面，把黄帝作为我们人类的始祖，这很好。至于黄帝在世的具体时间，他没有说。公元《史记。三代世表》年，他说：“黄帝在位已经几年了。但是，没有记录《五帝本纪》年。大概是他认为那些年的数字不靠谱，所以不采纳，说明他学术研究严谨，对没有根据的史料不轻言。在这种情况下，后人所用的黄帝时代的年份是从哪里来的？

现在一些历史工具书都有国内外重大事件的年表，包括黄帝在位的年数。根据《辞海》所附的《辛亥革命所用黄帝时代对照表》的解释，这个年限的来源如下：

“在每个日历年，《民报》年被大多数革命者接受。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的文告以此为依据，各省响应的文告也采用了这一理论。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通电各省，黄帝四六九年为民国元年。」

但是《民报》这个年龄是从哪里来的呢？最初是根据古籍中的相关数字推算出来的。这个计算的过程是：

首先，根据宋代《邵雍《皇极经世》一书，姚元年称为年，然后鲁确定这一年相当于公元前2357年。也就是说，邵不是一个历史学家，而是一个精通象数研究的哲学家。又是一本“舒舒”的书，其可信度可想而知。而且所谓的“审查认定”缺乏可靠的数据。

第二，已知尧元年为公元前2357年，根据晋代皇甫谧《皇极经世》年的推算，认为尧之上有五帝，历时341年。其中黄帝在位100年，少昊金天石在位84年，颛顼列文在位78年，帝喾高辛在位70年，知止在位9年。照此推算，黄帝元年应为公元前2698年。这个皇甫谧不是历史学家，是晋代的医生，精通针灸。他的书《帝王世纪》是业余作品。是否可信，要看五帝在位的年份，我们不难推测。别说这是五帝在位的年数，就说五帝的寿命，也很难让人相信

所谓“黄帝时代”只是一个大胆的猜测，没有可信的依据。从公元前2698年到今年，有4697年，不到5000年，将近5000年，这才是“5000年”理论的真正来源。年，采用黄帝时代，不过是“古为今用”。是清末革命党出于“驱逐鞑靼，恢复中国”的宣传需要而提出的。没有经过仔细核实，所以肯定不可信。

除了传统的老故事，千年故事还有什么新意？有人可能会提出，中国东北的红山文化遗址只有5000年的历史，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苏也说，这是一个有5000年历史的古国。但这些新理论都是八九十年代才出现的，“五千年”说是从辛亥革命开始的。所以传统古语是五千年古语的唯一来源。

以黄帝为古史开端的缺失

司马迁罚于，辛辛苦苦写书，成家立业，开创了一种沿用千年的文体。树立榜样是必不可少的。这是以整个《帝王世纪》来说的。但以黄帝为古史开端，则颇有欠缺。我们真诚地不想批判古人，但为了探究古代历史的真相，我们不能不讨论它的不足。

司马迁无视黄帝之前起源于南方的伏羲、神农，尊起源于西北相对较晚的黄帝为人文始祖，为古史之始。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黄帝是古史开端的说法脱离了历史的真相，给后人留下了至少两个后遗症。

一是中国文明和历史的一元论。创造了一个祖先——黄帝，一条母亲河——黄河，一个发源地——中原的历史观。这与历史事实不符。且不说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已经彻底打破了这种一元论，就是在考古工作尚未开始，老一辈学者还在根据古籍考证古史的时候，孟在《民报》一书中指出，汉民族是由河洛、江汉、海岱三个民族融合而成的。许老师在《史记》一书中指出，汉族是由华夏、东夷、苗蛮三个族群融合而成的。此后，林老师的《古史甄微》将汉族的起源确定为四位一体——华夏、东夷、百越民族的融合。不管是三合一还是四合一，都不是一块钱。

建立了一元史观的司马迁，却要为人类始祖黄帝编造家谱，让原本属于不同民族的古代圣贤君王都被定位为黄帝后裔，这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确实是失败的。《中国民族史》年，他已经承认“百家谈黄帝，散文不羁，士族教师难言”。他想起了黄帝的事迹，只好“选字特别雅的那一个”。他怎么能为这样默默无闻的传奇人物编造家谱呢！为传奇人物编家谱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史记》和《五帝本纪》编造的黄帝家谱都不能自圆其说。比如，尧、禹是黄帝的第四孙，舜是第八孙。结果闹了一个大笑话，就是舜把尧的女儿嫁给了他的曾祖母，舜让位于他的第四个祖父母。很难把不同地区属于不同民族的著名人物全部排列成一个人的后代，做一个滴水不漏的谱系表。就算能做到，也和史实无关，只是玩文字游戏。

二是设置限制，割断历史。如果你写历史，你应该从头开始。写一个人的传记，应该从出生开始，而不是从他成功的那一刻开始。世界上很多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话传说，会被记载在自己民族的史书里。只有《史记》不一样，既没有神话，也没有传说。开头第一句就是“黄帝，少典之子”。“这个‘黄帝’就是‘抚众’的天子，和司马迁生存时代的汉武是同一个‘抚众’的天子。这样的话，黄帝之前的中华文明史就被切断了，中华民族的童年也就被切断了。许多美丽动人的神话和多彩的传说，在《大戴礼记。帝系篇》里是找不到的。以前我们文学界有一种讨论，认为中国古代缺少神和史诗。与丰富的希腊神话相比，我们的短篇小说《龚宇移山》、《精卫填海》就逊色了。A《史记》只是一本世界各地的民歌选集。自然是赶不上别人唱了几个月的壮丽史诗。就我们的历史记载来看，确实是这样。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人民，在少数民族，尤其是南方的少数民族中寻找，我们会惊讶地感到，有丰富的神话和史诗保存在民间，停留在口头上。过去不为人知，是因为“正史”不被接受和认可。这本该是宠儿的杰作，结果却成了弃儿。

以黄帝为古史开端的框架，就是自己设置限制，割断历史。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在建立一个王朝、一个国家之前，都要有一个漫长的文明发展和民族形成的历史。自从我们的历史书是黄帝写的，文明史和民族形成史就被切断了。每个民族都有悠久的母系社会历史。我们的史书已经从进入父系社会的黄帝开始写了，之前的母系社会的历史已经断绝了。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舞台上，第一主角黄帝被描绘成一个垂手拱衣，统治天下的大帝。所有的发明创造都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所有的文化和治国的武功都记载在他的账上。是不是太突然了？就像民间传说中的“老子”，一出生就是一个白胡子老头，所以叫老子。实际上，现实历史中并非如此。黄帝之前一定有漫长的文明发展和民族形成的历史。现在考古发现可以证实，持续了几千年。由于我们的史书把黄帝作为古史的开端，我们不得不尽力把之前的几千年压缩到黄帝存在的百年之内。这怎么能让人吃惊呢！

如果要还原历史本来面目，以考古发现为基础，逐步还原被人为压缩的历史，就应该让古代史实事求是地往前走，而不是以黄帝为古代史的开端。

西方学者说

自从西方人获得了海上霸权，他们的舰队可以在世界各地自由航行以来，西方学者对世界上许多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虽然不能说这些学者都是带着为侵略服务的目的在做研究，但总会有一些白人优越感和种族偏见。所以，当他们对我们的历史文化提出新的论点时，我们真的应该多加考虑，不要轻信。伦敦大学教授TerriendeLacouperie于1894年编撰的《史记》》一书就是一例。他把巴比伦的古代史和中国的古代史作了比较，认为中华民族是从巴比伦来的。它的结论近乎武断，引用的论据相当勉强，难以令人信服。比如说，据说巴比伦的楔形文字是中国八卦和文字的源头，中国小麦就是从巴比伦传入的。所有的季节，闰月，12年周期，60年周期都来自巴比伦。公元前2282年，巴比伦酋长纳昆特率领比克族东移。这个首领就是黄帝；巴克是中国所谓的“老百姓”。这种理论认为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都是外来的，与本土没有渊源，完全抹杀了黄帝之前的伏羲、神农等历史事件。对于尊重古籍的中国学者来说，应该说是无法接受的。但经过日本学者的鼓吹，传入中国，连章太炎等人都信以为真。

经过十余年的争论，“西说”逐渐消失，直到我国考古工作启动，仰韶古文化遗址被发现。何炳松的《中国古文明西来论》一书对“西方”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说，“欧洲人对中国悠久的历史及其在世界历史中的重要地位感到震惊，所以他们努力向西方表达中国的文化渊源，以表明西方人对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拉克斯伯里主动“来西方”是否有这个动机暂且不论，但他对研究中国文明的态度是很不慎重的，所以不可否认。

近百年来，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埃及的时间排名第一，有6000多年的历史。对巴比伦来说，超过五千年；再次是印度，五千年；最后，对于中华文明来说，四千多年。一些对我们有偏见的西方学者甚至不承认我们的文明有4000多年的历史，反而认为只有3000年。文明史的长度是怎么算出来的？四大文明古国的排列顺序是怎样的？这就要看“文明”这个概念怎么解释了，而解释的权力早已掌握在西方学者手中。他们认为，要说一个地方、一个民族进入了“文明”，必须同时具备四个条件，缺一不可。这四个条件是：

第一，已经有了系统的写法。

第二，已经有青铜器了。

第三，已经有一个城市。

4已经有一座寺庙。

不考虑这个民族的生活方式、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各个民族不同的社会发展道路，反正是一刀切。符合我规则的就录取，否则都被关在“文明”的门外。正如何林先生在1998年2月24日给我的信中所说：

“

西方文化的根源是游牧民族的文化，其基本精神与农耕民族大相径庭。按照他们的标准来衡量进入“文明”的时间，对于起源于农耕民族文化的中国和印度古文明来说，势必要吃大亏。四大文明古国有序的时候，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总是落后。这就是为什么。看来要争取公平待遇，就要有话语权，世界上很多民族也要有话语权。我们不能总是被动地接受别人的决定。

中国文明史有多长？西方学者说：

一是在20世纪初，他们提出了“中华文明来自西方”的观点，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古巴比伦文明，全长4000多年。

第二，20世纪中叶，他们以进入“文明”时代为条件限制我们。按照他们制定的标准，我们的文明史只能从“盘庚迁殷”算起，总长度只有3400年。

第三，到了20世纪后期，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得益于中国考古学家几十年默默无闻的努力，大量的考古发现终于迫使西方学者一次次改变对中华文明的看法。中国文明史有多长？对于这个问题，他们只能说：暂时不说话。

请阅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中文版《WesternOriginoftheearlyChineseCivilization》《财经镜报曝光的总拍贷编者序》，就能明白他们“暂时不说话”的原因。这本书由英国的d崔瑞德和美国的费正清共同主编，其代表性毋庸置疑。

《主编序》说：十几年前规划《中华民族起源之新神话》的编制时，当然是打算从中国历史最早时期开始。然而，在我们开始写这个系列的几年中，由于大量的考古发现，我们对史前中国和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大部分知识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些发现始于20世纪20年代，70年代以来取得了越来越大的进展。这些大量的新材料一次又一次地改变了我们对早期历史的看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在这些新证据和传统的文字记录之间做出公认的综合。尽管我们一再努力，试图策划并撰写一卷或几卷能够概括我们早期中国知识现状的著作，但事实证明，我们还做不到这一点。可能还需要10年时间来综合所有可能具有持久价值的新发现。所以，出于无奈，我们写《剑桥中国秦汉史》的时候，是从秦、汉两个最早的帝国政权开始的。

他们当然知道“秦汉的各种制度、文学艺术、社会形态、思想信仰都是牢牢植根于过去的，不了解这更早的历史就无法理解。”他们很想做，但是做不到。“非做不可，不可。”他们从秦汉开始写作，“出于无奈”，不得已而为之。西方学者有的自信，有的霸气；有时候坦白很可爱，“出于无奈”说实话很可贵。

书写自己的历史。

你应该写自己的历史，这是最简单的道理。拨开层层疑云，还原历史本来面目，是历史学家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

写一本新的历史书并不困难。国内外许多学者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此外，新的历史书籍的框架已经提出。请参阅《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教授》一文中的一段话，1991年第1期，《剑桥中国史》。苏教授对采访者说：

“今天，重建中国古史的任务正式提到全国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面前，条件基本成熟。其主要标志是重建中国古代史的概念和脉络已经基本清晰。从宏观的角度，从世界的角度，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高度，中国古代史的框架和脉络可以概括为：“百万年以上的文化之根，数万年的文明之始，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国统一实体。这是我国历史的基本国情。』」

在新的史书中，除了对“百万年以上的文化根脉”作了简要的记述，介绍了元谋人、巫山人、蓝田人、北京人的自然环境和早期人类的生活状况外，进入了一万年前以来的中华文明史和中华民族史的范围。一万年前、五千年前、两千年前是三个重要的里程碑。

大约一万年前，我们的祖先逐渐从渔猎采集走向农耕，开始定居，进入母系社会。因为粮食有保障，所以我们可以在农闲时发明、改进工具、发展生产。从此迈入了“文明”的门槛。这就是传说中的伏羲神农时代。从5000年前到10000年前，南北都挖掘出了很多古文化遗址，说明我们的农耕文明已经开始传播了。南方的主要农作物是北方的水稻和小米。进入文明时代，有大量出土文物为证，不需要别人替我们鉴定。

大约5000年前，一些方形国家——城邦相继出现。因为对耕地和牧场的争夺，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争，母系社会让位于父系社会。青铜器和铁器相继出现。这就是传说中的以黄帝为首的五帝时代，与部落结盟的夏商周三朝。从5000年前到2000年前，很多国家互相吞并，从多到少，最后成为统一的封建国家。

从两千年前开始，很多历史事件都是众所周知的，没有必要赘述。

因为我们习惯了“五千年”或者“五千年古文明”的说法，当我们突然说“一万年中华文明”或者“一万年中国历史”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认为这两种说法是不能共存的。其实“一万年”和“五千年”只是中国历史上两个不同的阶段。

一万年是文明史，是中华文明从开始到逐渐形成的历史。

五千年是一部民族史，是许多国家逐渐合并成一个统一的封建国家的历史。

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写过去，包括大陆、台湾省和海外，至少有一百多年；一万年的中华文明史或中华民族史，至今连一个也没有。为什么不呢？也很好理解。因为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陆续发掘出足以证明中华文明存在万年的证据。湖南城头山古文化遗址报告发表于1994年2月21日，距今仅5年。如果证据不足就急着写万年历史，岂不是自吹自擂？现在条件已经成熟，世纪之交即将到来，在新世纪写新的史书，是一件大事。此时不写，更待何时！

以前我们只知道“五千年”的时候，总以为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腹地，中华民族来自黄土高原。我们的文明是大陆文明，**文明，有封闭保守的弊端，所以羡慕别人的海洋文明，蓝色文明的开拓精神。但通过对7000年河姆渡古文化遗址的发掘，我们知道，我们祖先的百越民族，吃米饭，汤鱼，纹身发，当时已经乘独木舟出海，是世界上最早的海上民族。百越民族以逐岛漂流的方式活跃在浩瀚的太平洋上，并于20世纪60年代迁徙到东南亚和诸岛

以前我们的考古工作没有起步，很多发明都找不到源头。西方学者指手画脚，以为都是外来的。比如水稻种植，据说是从印度传过来的，因为印度的考古发现发现7000年前就有栽培水稻了。不久前，湖南澧县蓬头山古文化遗址出现了距今9000年的人工栽培水稻，用事实说明了问题。五千年历史中的许多难题，在一万年的历史中被一一解决。因为很多能代表中华文明的东西都是在这个时期构思出来的。

过去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西北，逐渐向南方传播。虽然有少数学者，如年长的历史学家卫聚贤，曾说中华文明起源于东南，发展于西北，但证据不足并没有太大影响。现在考古发现一再证实，凡是能代表中国文明的东西，如丝绸、茶叶、瓷器、漆器等。都起源于南方。

我们常说历史人物在思想上会受到历史的限制，却很少想到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也会受到史书的限制。由于传统史书的误导，我们往往认为自己是黄土高原的孩子，安分守己，不求上进，所以事事落后于别人，缺乏足够的自信、自尊和自豪感。如果你读了新的历史书，你就知道我们的祖先在八九千年前就已经在江汉平原开辟了富饶的鱼米之乡。据知，在六七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已经沿着东南沿海陆续在太平洋上航行；要知道世界上人类最重要的200项发明创造，有一半以上是中华文明的产物。知道一万年来，中华文明一直领先，而我们只落后别人4%，每一个中国人会有什么感受？这些历史事件，不能震耳欲聋；这些历史事件可能是令人兴奋的！

我们缅怀过去，展望未来。如果我们不下定决心，勇往直前，肩负起承前启后的历史重任，我们将永远愧对祖先和子孙后代。从过去可以知道，我们一定可以从一部史无前例的、相对真实的新史书中汲取力量，受到鼓舞，从黄土高坡走向蓝天碧海。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家族

吴澄家族，作为枝繁叶茂的崇仁昊氏的一个支脉，在宋元时期理学兴盛的年代，专治理学，崇尚教育，以授徒为荣，成就了吴澄、吴当两位理学大师，从而成为与元朝政权相始终的绵延百年的名门望族。

(一)家族渊源

据《江西通志稿·氏族略》记载，宋明以来，江西吴姓空前发展，到近代在大部分县市中吴姓都是当地的大姓巨族。其中最著名的宗族有鄱阳吴氏、贵溪吴氏、临川吴氏、南丰吴氏、乐平吴氏、分宁吴氏、永丰吴氏、南昌吴氏、崇仁吴氏、高安吴氏等。在崇仁吴姓中，北宋吴山甫家族最为兴盛，吴山甫进士及第，官居龙岩县令，至南宋其后裔中有吴尚、吴曾、吴镒、吴从龙、吴坚、吴泰等十五人同中进士。但吴澄家族在崇仁吴氏中属于哪一支派，其家族的渊源如何，都缺少记载。不过，在《元史》中吴澄、吴当祖孙都有传，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他们的生平事迹，说明吴澄家族不失为崇仁吴姓中的名门。

(二)理学大师吴澄

吴澄(1249～1333)字幼清，抚州崇仁人，元代著名理学家，学者称其为"草庐先生"。

1．少年才俊

吴澄三岁时就以超人的理解力和记忆力在当地小有名气，五岁时他一天能学会一千多字。吴澄不仅聪明，而且又异常刻苦勤奋，他常常不知疲倦地彻夜读书，其母担心他太刻苦用功会影响身体正常发育，便限量给他夜里读书用的油灯，以迫使他在油尽灯灭后早点睡觉。吴澄理解母亲的用心，为舒解母亲的担忧，就早一点睡下，等到母亲睡熟后，再悄悄地起床，继续点灯诵读。他一遍又一遍地将白天所学内容反复复习背诵，直到背得滚瓜烂熟为止。吴澄九岁时，就参加了乡学里的考试，成绩经常名列前茅。． 吴澄十几岁时，就已经十分精通儒家经传，特别用力研究前代圣贤大师的学问。二十岁时，他便以继承弘扬儒学为己任。他认为，上古以伏羲黄帝为始，尧舜弘扬之，禹汤利用之，周文王、武王、周公传承之；中古之道统，以孔子为始，颜回、曾参弘扬之，子思利用之，孟子传承之；近古的道统，以周敦颐为始，程颐、张载弘扬光大之，朱熹集成之。而当今传承道统的人正应是我吴澄。吴澄以他的聪睿和勤奋刻苦实践了自己的志向，他的学问博大精深，已自成一家。但是，他的学说却不为垂危没落的南宋当权者所赏识。近三十岁时，他曾参加过会试，可惜名落孙山。此后，蒙古军即开始了全面的灭宋战争，战火烧遍了江南。吴澄躲避战火，潜心于他的学问，其学说更加完善和成熟，其声名也远近传播开来。

2．淡泊名利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元军攻陷临安，掳走恭帝和谢、全二太后，但张世杰、陆秀夫在福州拥立益王赵罡即帝位，是为端宗，继续抗元斗争，各地小股的农民反元起义此起彼伏，江南社会还没有安定下来。这时，元政府派到江南的官员、乐安(今山东广饶县)人郑松就把吴澄安置在一个叫布水谷的地方，让他安心著书立说。吴澄在布水谷著书颇丰，除《孝经章句》外，还认真校订了《易》、《书》、《诗》、《春秋》、《仪礼》以及《大戴礼》、《小戴礼》等书。

至元二十四年(1288)，元朝廷派南人出身的侍御史程颐夫带着皇帝的诏令到江南访求贤才。程颐夫十分推崇吴澄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功底，就把他推荐到大都，朝廷给了他相应的官职。但是元政府推行民族分化政策，把国民分为四等：一等蒙古人；二等色目人；三等"汉人"；四等"南人"。南人地位最低，不受政府信任。吴澄作为南人在政府任职，委屈不平之事司空见惯，故没过多久，他就不愿忍受屈辱而以母亲年高有病需要自己留在身边照顾为由辞职回去了。这时元政府在京城设立了国子监学校，为了让学生掌握理学，根据程颐夫的建议，又派官员到吴澄家抄录了他的著作作为国子监学生的教材，这是十分荣耀之事，极大地提高了吴澄的知名度和其家族的威望。

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吴澄离开家门外出游学。他到了龙兴府(今江西南昌市)，该府的按察司经历郝文久闻吴澄大名，听说吴澄到来，亲自到其寓所拜访，邀请他到郡学里讲学。吴澄在郡学讲学时，郝文天天都去听课，并把吴澄与学生们的问答都记录下来，将其整理成几千言的本子，雌

后来这个本子就成了郡学学生诵读的经典。

大名府清河县(河北今县)名士、元江西行省掾元明善天资聪睿，过目成诵，受过系统教育，诸经都有师法，尤其擅长写文章，他个人也以能著述自豪，对于《春秋》经的研究有独到之处，是知名的学者。因未曾与吴澄有过交往接触，所以对社会上所传吴澄的学问，颇不以为然。吴澄到了龙兴府，给两位学者提供了当面探讨学问的机会。两人会见时，元明善向吴澄探问有关易经、诗经、春秋经的本旨要义，吴澄都一一给以阐述，元明善听后觉得眼界大开，对诸经的认识思路更加开阔了，理解更加深刻了，他十分感叹地说："同吴先生谈论学问，就像到了大海深处探宝一样，奥妙无穷，收益无穷"。从此他自认学问不及吴澄，心甘情愿地拜吴澄为师，恭恭敬敬地行弟子之礼，以为吴澄的学生而自豪。元朝开国功臣董文炳之子董士选也是一位有名的学者，元世祖北征时，董士选曾受命与太子一起监国，此时任江西行省左丞，他也早就听说过吴澄，吴澄到龙兴府后，他把吴澄请到自已家中，待以上宾之礼，宴请吴澄时，亲自为吴澄把盏敬酒，请吴澄教授自己的弟子，他对人说："吴先生，天下士也。"后来，董士选调到朝廷任职，他竭力向朝廷推荐吴澄的德才，吴澄被朝廷授予应奉翰林之职，官府催促吴澄赶快赴任，但吴澄不欲为官，而董士选的一片深情又难以推却，故拖延了一段时间后才去赴任。由于其职位空缺已久，等到吴澄到大都上任之时，朝廷已另选他人，吴澄听说后，当天就折返南归。不久，朝廷又授吴澄江西儒学副提举之职，吴澄任职三个月后，又以身体有病不适宜为由辞职。

元代最重要的科技成就之一是著名科学家郭守敬主持修订的一部与现代公历相同，但比现代公历早三百年的历法《授时历》，参与协助、支持郭守敬完成这一巨大科技成就的国子祭酒的许衡十分重视教育，尊重知识，他主持国子监教学，力荐吴澄到国子监任职。元武宗至大元年(1803)，吴澄被召到京城任国子监丞。吴澄对这份差使十分满意，天刚蒙蒙亮，他就在讲堂上点起蜡烛，开始了一天的讲学，学生们一个接一个的接受吴澄的面授。吴澄因人施教，释疑解难，耐心地指导学生们学习，一直到太阳西斜天黑下来时，吴澄才从讲堂回到寝室。晚上，吴澄也得不到一点清闲，不远千里带着经书来登门求教的人接踵而至，络绎不绝。吴澄依据他们每个人的学识和理解能力，反复地启发诱导他们，耐心地为他们解释疑难，务使他们真正懂得经文的深刻内涵，直到下半夜，吴澄才上床休息。这时期，吴澄不分寒暑秋冬，昼夜相接，精神振奋，诲人不倦地从事他心爱的教学工作。

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吴澄升任国子司业。他依照程颐的《学校奏疏》、胡安国的《六学教法》、朱熹的《学校贡举私议》制定了国子监教学的基本纲要四条：一是教授经学；二是教授行实，即用经学教导学生做人；三是教授文艺，让学生学会写文章；四是教授学生处理事务的能力，即如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遗憾的是，这四条纲要没有能在国子监推行下去。吴澄曾对一些学者说"朱熹的学问主要是探求'道'，即人与自然的关系，陆九渊的学问主要探求人的社会道德，求学问而不讲做人的道德，必然偏执于言语的推敲及表述文章枝节的问题，故做学问，必先做人，这样才算学到了真正的东西，真正有了学问"。吴澄的这番议$-2-，使一些人认为他是属于陆九渊学派的，这与许衡尊奉朱熹的初衷是不一致的。但是，这些人也说不清朱子、陆子的学问究竟有什么不同。由于学术上的分歧，吴澄当即辞职回乡，国子监中很多尊崇吴澄的学生，来不及向主管报告，就随同吴澄一起到南方去了。朝廷得知吴澄辞职后，又授予他集贤直学士，委任为奉议大夫，吴澄接到任命后，就乘驿马走驿道到京城赴任，走到真州(今江苏仪征市)时，旧病发作，只得就地休养，所以没有能到京城上任。元英宗即位后，特别破格提拔吴澄为翰林学士，进官太中大夫。英宗曾下令征集擅长书法的人，以黄金粉为泥汁抄写佛教的《藏经》，书成后元英宗在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石别苏木)派左丞速速携带诏书让吴澄为该书写序。吴澄不愿意为非自己尊奉的佛教经书写序，就委婉地推辞了。他说皇上写经为民乞福，是"盛举"之事，接着又指出让他写序若为了追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佛教的轮回报应说，佛教学者们都不宣扬，真正善行高尚之人，与日月同光，而道德低劣之辈，则与沙虫同类。对此，有的佛教徒附会为这是为佛追献所得到的灵验，这只能迷惑世人。我朝大元开国以来，已有多次写经追荐之事，若追荐能灵验，就不是佛的灵验，是无佛；若追荐不灵验，就是佛也没有灵验，是诬佛。所以，写序撰写追荐之辞，不能给后人留下什么，恕臣暂时不写，等皇上还驾大都后再汇报此事吧!由于元英宗重视儒学，起用蒙古儒者拜仁为相，推行了一些宽松的政治政策，引起蒙古贵族守旧势力的不满，因此让吴澄写序事不久，在元英宗返回大都途经南坡店时，遭遇被罢黜的权臣铁木迭儿的余党铁失、也先贴木儿等发动的叛乱，被刺杀身亡，故吴澄为金字《藏经》写序的事也就不了了之。这件事表现了吴澄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政治上坦率正直的可贵品质，值得后代知识分子学习和效法。

元泰定帝元年(1324)，元朝廷开设讲授儒家经典的讲席，吴澄与开国功臣张弘范之子、平章政事张硅、国子祭酒原是首任官。吴澄的学问，取得了官认可的正统地位。

早在英宗至治末年，曾诏令大臣修建皇族的太庙，朝臣们只见到现实的庙堂大厅中分有不同的房间供奉相应的神主，于是就仿照这种庙制，修建了一个有十三个房间的大庙堂。由于还没有来得及将先祖皇帝的神位迎入庙中，英宗皇帝就被叛臣铁失等弑杀，朝廷主持皇陵太庙的官员，对太庙昭穆制度的排列顺序不明白，就召集大臣学者集体讨论，吴澄指出天子七庙，太祖居中，左三庙为昭，右三庙为穆，昭穆神主，各按规定次序排列，依照古制，以庙为宫，各神主之庙自为宫殿，其排列就像当今的中书六部衙门一样，国家的政府衙门仿照金、宋的旧制设置，皇族的太庙怎么能不按古制排列呢但是，朝廷主持太庙的官员，急于将各先帝神主迁入庙中，就未听吴澄所论的昭穆古制，而是按照简捷便利的传统习俗将各神主安置了。吴澄对此极为不满，终日心中不悦，隐然有归乡之意。此时，朝廷下令修撰《英宗实录》，让吴澄全面主持这4件事，吴澄不好推辞，暂时未提归乡之事。几个月后，《英宗实录》修成，还没有来得及书上报朝廷，吴澄就称病闭门不出了。中书左丞许师敬奉皇帝旨意，到国史院为修撰《英宗实录》的人赐宴庆功，吴澄身为首功之人，也不得不应邀出席，宴席上许师敬一再向吴澄表明朝廷挽留他在京为官的意思，但吴澄去意已决，所以宴席散后，吴澄就不辞而别，出城到了码头坐上运河南下的船只回家乡去了。中书省听说后，立即派使臣顺驿道追赶，但为时已晚，于是中书省奏明泰定帝说："吴澄是国家著名的大儒，对朝廷的功劳丰厚，现在他以年老辞官回乡，我们不忍心-N-让他重新劳作了，朝廷应该对他有所褒奖。"泰定帝接受了中书省的建议，诏令吴澄为赞善大夫，赐给他金织文绮两件，钱钞五千贯。

吴澄身体瘦弱，其貌不扬，穿不起来宽大的衣服，但是当他拱手正坐讲课的时候，则精神饱满，气宇轩昂；回答弟子们的提问，则生动有趣，寓意深刻。吴澄知识渊博，德行高尚，所以无论是在朝为官，还是辞官回乡，所经州县士大夫们都成群结队地去欢迎他，热情邀请他到本郡县讲学。他在山中办学，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从四面八方慕名而来，其中不少人学有所成，如明朝洪武四年(1371)首次开科考试，作为主考官之一的鲍恂即是吴澄的弟子。在教学之余，稍有空闲，吴澄就以著书为业，终其一生，他都手不释卷地探求着新的知识。

吴澄对于《易经》、《春秋经》、《礼记》都有专门的研究，并把研究心得写成专著。他的研究心得，破除了先儒们穿凿附会的痼疾，阐述了经书自身蕴藏的精深意旨，给人别有洞天之感。凡他所叙述的经传之义，都分门别类，立条记载，使其内容精当，寓意深远，自成一家之言，而且阅读简捷，叙述自然。同时吴澄还写了《学基》、《学通》两篇论文，告诉人们学习的根本是什么，以及怎样掌握循序渐进的学习方法，他的这些见解，大多来源于邵雍的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