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辈排行： 湖北黄安(红安)董氏字辈：“士为其基贤良绍德”。(董必武家族) 湖北黄冈浠水董氏字辈：“……方卜凤来明盛瑞道发前元已光兴……” 湖北咸宁咸安水董氏字辈：“……忠显同发焕祚兴师……” 湖北麻城董氏一支字辈：“世德大宜昌”。 湖北麻城董氏一支字辈：“永治中万代国回朝忆念祖 湖北孝感董氏一支字辈：“文德天成宗永兴启昌盛”。 湖北孝感董氏一支字辈：“国福家大昌元发际光长定兴时茂显康永庆红良”。 湖北洪湖董氏字辈：“士希逢时本”。 湖北阳新董氏字辈：“天子应长绵正学承家顺……” 湖北天门董家塔董氏字辈：“正大光明秀启仁文”。 湖北天门北董家嘴董氏字辈：“重大先业世秉忠良佑贤辅德观国之光”。 湖北黄陂董氏字辈：“守诚立志洪才广聚荣华富贵永继书香进秀贤良”。 湖北监利董氏字辈：“梗继用君应世作之正大光明化成有方(舜)蕙高杨汉佐思长诗书行庆笃厚兆祥联宗旺发家声丕彰”。 湖北董氏一支字辈：“重微理全成才重召鸿茂职”。 浙江嵊县董氏字辈： 派字：“启复宗成正开元继述纯傅先教敦孝友永世守贤良”； 行字：“江淮河潢海桥梓松柏桐烜煌焕煐耀坤域均培增”。 浙江嵊州董氏字辈： 派字：“启复宗成正开元继述纯传先敦孝友永世守贤良”； 行字：“江淮河潢海桥梓松柏桐烜煌焕煐耀坤域均培增”。 浙江温州董氏字辈：“元士秉上光希文大乃崇”。 浙江乐清芙蓉堂董氏字辈：“

道义屯地名碑

正良街道沿革。正良街道是由道义街道拆分而来的。2019年12月2日，沈阳市民政局发布《关于和平区等10个地区调整部分街道行政区划的公告》，将道义街道管辖的正良、柳岸、鑫欣、大学城、晨兴、民丰6个社区和正良、五台子、郭三、郭七、道义一、道义二、东场、孝信汉、孝信鲜9个村划出，设立正良街道。调整后，正良街道办事处驻地为沈北新区沈北路6号(原道义街道办事处驻地)。

地名来历。据地名档案记载，清代嘉庆年间，有一姓董的大户（正黄旗人），在此占荒，他们同辈的名字均按良字排列，形成村落后，取正黄旗的正字、人名的良字，得名正良屯。

据介绍，清朝嘉庆年间，满清正黄旗后裔董正、董良兄弟俩，从山东郓城搬到道义街道正良村。老哥俩在这扎根之后，逐渐成了村里的大户。由于老哥俩为人正直善良，谁家有事都上前帮忙，还经常主持正义，调解邻里纠纷，村里人都十分信任和敬佩他们。当时，这个地方没有村名，乡亲们为了不忘老哥俩的好处，有人提议，干脆就取董正、董良名字中的“正良”二字作为村名，让村里的后生们都像董正、董良那样正直善良。

光绪二十九年，当地官员听说正良村从未发生过偷盗凶杀案件。经过查访才知，原来这里的老百姓特别正直善良，遵纪守法，是与董正、董良生前努力追求的淳朴民风有直接关系，于是下令铸造一口大钟以示纪念。现在，这口铸铁大钟还存放在社区。

2007年，正良村城乡一体化村屯改造工程实施。经过一年的努力，昔日的平房被25栋楼房取代。正良村更名为正良嘉苑社区。

1936年地图上的董家台 供图 | 谷向鹏

1944年地图上的董家台 供图 | 谷向鹏

正良屯村原名董家台，顾名思义与董姓人家的历史有关，从董氏家族的迁徙和繁衍历史，便可真实呈现正良屯的历史沿革。

董氏家族的家谱记载：董氏家族原籍是山西省洪洞县（号称小云南的地方），明代逃荒到山东省郓城，到郓城后生活还是难以为继，董得时（即现在正良屯董氏后人的始迁祖）兄弟二人决定离开山东往东北求生。他们于明万历五年（公元1576年）离开山东，行走百日来到东北东辽河附近时，不幸遭遇战乱，哥俩被冲散。无奈董得时只身一人来到沈阳城北的道义村北岗处落脚，具体位置是现在的道义四村道义二小学附近。他开荒、造居、种田，生活几十年（推算86年）。繁衍到第四代时，一年秋天，董家的董国昌、董国安、董国泰三兄弟到居所南部小河（该河被称为南小河）边割柴，无意中发现一眼井，他们舀出水来喝，发觉该井水非常清澈而且甘甜润口，该井周围的土地平坦肥沃、农作物长势茂盛，不仅感叹：真是宜居宜人的好地方！三兄弟回家后与老人商议迁居至此，并带着老人去实地进一步做考证。第二年春天，他们便从道义村迁到南小河南岸，建居舍、开荒种地，时值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

董家搬新居住地时，那里有一户朴姓朝鲜族人家，不久朴家就搬走了，留下了三间草房由董家人居住（此房董家使用三百多年，直至1979年被董氏后人董安全拆除，并在原址上建了新房）。

董家聚居地（或者叫村，当时只是董氏族人居住）中有一块面积约一亩大的土地，地势高出周围一米左右，当时村内没有其他姓氏，因此起名叫董家台。后来陆续有一些人家（雷、戴、温姓）在附近居住，此处渐渐形成了村落，董家台也随之叫开了，也成为人们最通俗的叫法。

董氏家族的祖坟曾位于道义村北岗，现101国道弓匠屯道口东北约50米处，始迁祖至四世祖均葬于此。董家祖坟文革期间被平。

董家迁居于董家台这风水宝地后，分成三大支，繁衍生息三百多年，不仅生活富庶，而且出了很多名人，可以说是光宗耀祖了。早年间其他村子的人都说“董家台那地方风水好”。其实董家人是用善良、勤劳和智慧来经营一代代人生。

首位为董家扬名之人是董氏第五代董良弼（清史可查），董良弼出生于康熙九年（公元1671年），成年（16岁）后到皇家当差，作皇家护陵，担任侍卫。由于其尽心尽责，经常受到表扬，一次次提升职位。十年后到沈阳故宫任护宫，他恪尽职守深受王爷的信任，常收到褒奖。

鉴于董良弼突出表现，康熙34年（公元1695年），朝廷为董家授正黄旗，同时为该村更名。经文武官员提议：董氏家族忠诚正直善良，取一“正”字取一“良”字合在一起为“正良”，再有入了正黄旗也应取“正”字，取董良弼的“良”字，刚好也是“正良”，于是董家台村更名为正良屯，正良屯从此得名。御赐的“正良屯”得名后一直沿用至2007年。2007年正良屯村开始动迁，在原址建起村民安置房，起名正良嘉苑。

董良弼后期带兵打仗，沈阳故宫总管为了鼓励在朝为官的董良弼屡立战功，授皇封为奉天府城守卫参将，当董良弼过六十大寿时授封其夫人为于太君。官府还在董良弼家乡修建大庙，为董良弼树碑立传。当时有村民反映村里多有火灾发生，按照百姓意愿将庙建成为火神庙，永葆百姓安居乐业。按照朝廷的意思，在庙内供奉七圣，分别是学圣孔子、文圣王羲之、草圣张旭、医圣张仲景、史圣司马迁、诗圣杜甫、画圣吴道子。

正良村七圣祠大钟

之后，董家有多人到朝廷当差，董家对朝廷的贡献受到重视，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春，朝廷再次投资在火神庙前东西两侧各建一楼，东为钟楼，西为鼓楼。时年八月，敬献神钟一口（该古钟现保存在正良嘉苑）， 钟铸铭文“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落款：“盛京城北正黄旗界内正良地处，旧有火神庙一座，在七圣祠面前供奉神钟一口，敬重200斤。大清光绪乙卯年桂月初六日”。下面还铸有八卦图。

董氏后人继董良弼之后仍然是人才频出，其他姓氏的人家也出名人。就清朝和民国期间就有很多，据董家家谱记载，清朝时期有董良弼（清军参将，正二品）、董景阳（正五品顶戴领催）、董赞清（捐纳监生）、董文立（六品朝内委领催）。民国期间有董桂枢（国民党中将，黄埔三期毕业）、董明润（沈阳讲武堂毕业，国民党少将，任上海炮兵司令时投诚***，政府安排其到沈阳文史馆工作，与沈延毅齐名的书法家、画家，是沈延毅的挚友）、董明漳（国民党青年特别独立旅旅长，蒋介石亲信，《毛泽东选集》中有提及）、董徴祥（董桂枢长子，跟随张学良抗日），雷永贵（沈阳讲武堂毕业），等等，还有出国留学的，在外当差的数不胜数。现在世的董英成（解放军高官，现住和平区沙山干休所）。建国前，一个仅二十几户人家的正良屯村，出现这么多出众的人才，确实少见，所以老人们说正良屯风水好，真是块风水宝地。

图文 | 陈鑫

家谱里的乾坤

春节回老家探亲，团圆饭桌上有人提出，最新的百家姓排名，“董”这个姓排到了第29位，相较从前，是下降了的。我前几日在网上看到的一个数据，董姓人口约占汉族人口的061%，全国来看，也有700多万人。我们这一支所在的浙江，算是董姓较为密集的省份之一，但虽说那些排名前50的姓氏一概而言称为“常见姓氏”，许多姓氏在我们的身边，并不怎么常见。

以我自己为例，念书至今已经超过15年，与我同班过的同学约摸有200人了，从没有哪怕是碰巧地遇上一个同姓的同学，二百分之一的百分比为05%，对比061%普遍比例，我属于运气比较差的。当然同校的人中是有过这个姓的，但基数毕竟大了。

我很小的时候大伯就给我讲有关家族的历史。大伯对于历史颇有研究，虽说纯粹属于业余爱好，但也做到了《余杭镇志》的编委，且是编纂领导小组的组员之一。地方志的编纂在我看来是一件相当繁琐的工程，幸而余杭是一个小镇，这部1992年出版的不过300余页，总算是一个“见得底”的工程。

那个时候已经知道一些宗室的大概，我从小生活在城市，周围的环境毕竟不比农村，很多传统的东西都已经丢失了，有心的才会在后来一点一点地拾起。后来在老爸的抽屉里找到一份手抄的董氏家谱，一页一页翻过去，排到自己这一辈，乃是第21世孙，而可考最早的第11世祖董公如英，生于1746年那是清代顺治年间。

中国人多有修缮家谱的习惯。我就读的宁波大学是船王包玉刚捐资兴建的，刚来宁波之初就听说过包玉刚在天一阁查阅包氏宗谱，而得知自己是宋代包拯后人的美谈。这几年来大伯整理董氏家谱花费了很长的时间，有次他提及我们的先祖，很有可能是汉代大儒董仲舒，因为根据史料，董仲舒曾经在江苏江都为官，而据故乡青坛老辈留下的传说，青坛董姓先祖始于十二世三兄弟，从江苏江都逃难而来，南下谋生。当然这只是一个臆断，汉清之间千年的间隔，如此一贯延续的可能，其实并不大。

更早的渊源，根据家谱所志，董姓源于甘肃陇东之地，为黄帝之孙颛顼帝之后裔。2002年之时，百家姓排名为全国第25位，061%也大致是当时的数据。我们这一支，是为董氏绍圣公宗族（正伍公支族），爷爷死后，大伯长兄为父，一家12人姓董，11男1女，用旧时的话说，可谓人丁兴旺。近年来每逢春节，大伯总会带着这边的一些家人到绍兴青坛一带探访亲友。爷爷是家中最小的弟弟，年轻时也是由于逃难离开青坛老家到了余杭，青坛那一支至今家风浓厚，全村数百户基本姓董，我去年春节到过那里一次，相当有归属感。

60年代的一场“四旧”运动使许多有关家族历史的典故付之一炬，相当可惜，如今修订起家谱来，想必也是遇到过不少困难。比如说前十世的祖先已不得而知，使得家谱上多少显得有些不完整。大伯有一句说法令我觉得很有道理，修缮这样一部家谱本身具备着一种抛砖引玉的作用，其他同宗或有看到的，结合本宗的族谱，合计一番，或许能补充得更加完全。这需要有心人，一代又一代地去完善。

这便是家谱里蕴涵的乾坤，愿所有的董氏族人，为自己的姓氏感到骄傲。

姓源、初祖、始祖、远年世系和联宗合谱 楼主

清代以前，人们编写家谱，叙述家族历史，往往讲述家族姓氏的由来，所以谱书多有得姓源流的内容，而且一追溯就追到黄帝、帝王、名臣、圣人、贤人那里，就以后世尊为楷模的欧阳修和苏洵分别制作的家谱讲，都有姓源的内容，分别推到越王勾践和祝融氏。清人继承了前人的观念，多数人认为写姓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有人提出异议。《四库全书》的总纂纪昀家族修谱，不讲姓源，纪昀说，汉将军纪成与晋司徒纪瞻不是一系，纪少瑜是吴姓，与中原纪氏无涉，因此纪姓之人虽都姓纪，但不是出于一个祖宗，是所谓“流合源殊”，因此修谱“不述姓源，慎也”。道光间江苏海门王氏修谱，处家馆的施桢为作序文，发表了王氏姓源非一的见解。他说，一般人认为王氏有三个地望，为太原、琅琊，系周灵王太子晋之后，另一为京兆，出信陵君，是以这三望之王均被说成是姬姓后裔，然而几乎同时还有吴国王犯、晋国王良、秦国王稽、齐国王驩，难道都出于姬氏？表示相当程度的怀疑。他又含蓄地批评儒家大贤韩愈，说韩愈写王仲舒神道碑，将所有王氏视作三者后裔，这是应当斟酌的。据此，他不主张写作姓源，及为此制作图谱：“总之，世系在千百载以前，代远难稽，作谱者但略着其梗概，以示数典不忘祖足矣，不当扭合为图，丛生纰缪”。他主要批评姓源不实，以帝王为荣而误认祖先。创修于光绪四年（1878）、成书于宣统三年（1911）的甘肃《武威段氏族谱》，就段氏姓源问题，在《凡例》上说，有的人说段氏是共叔段之后，有的说是老子李聃遗胤，还有说是战国时魏人段干木的后裔，“诸说纷纭，莫衷一是”，何况“古今姓氏之学，不足征信也久矣”，所以不必考姓源，“以免附会”。看来不写姓源的主要是两个原因，即姓氏可能是多元的，而流传久远，资料有限，一个家族很难考证清楚；考辨不清，强作附会，仍是不明祖宗是谁，倒贻笑大方。

反对在家谱中考证姓源的，在修谱人中是少数，多数人还是视为大事，以为非写不可。雍乾时期官员曹一士讲修谱有二“道”，一是“慎而谱之”，凡是不知道的事情就不写，以免附会疑误；二是“考姓氏，溯时代，由我之从生以及乎初生，毋敢有率略放佚焉，此追而谱之也”。主张考论姓氏源流、始生之祖（初祖），只是在做法上采取谨慎态度，阙疑存信。乾隆十一年（1746）江苏盐城李氏修谱，李成章序云：“窃怪今之为谱者，不慎考其所自始，详细其所自生，每排张其门地，影响附会，冒不可知之祖而尸祝焉，殂豆焉”。他批评人们将精力放在附会冒认上，而不下力气考证姓氏源流和始祖，可知他希望弄清姓源。咸丰间广东南海朱次琦修谱，强调学习纪昀谱法，但在姓源问题上看法相左，他说“姓氏源流，不可不考”，纪氏家谱为慎重而不写源流，不符合古人谱法义理。他叙述姓源的理由不外两条：不述姓源，是数典忘祖；记述是继承古人谱法传统。

纪昀谱法为许多人所尊重模仿，朱次琦谱法晚出，也产生不小的影响，他们在写不写姓源问题上的争论，反映清人修谱在族姓源流、初祖、始祖问题方面遇到难以处理的实际问题：不写不好，写则很难弄得清，为免出谬误，还是不写为好，这是不得已做法；也知道难写，故取慎重态度，但应竭力而为之。两种态度，两种做法。这都要表示谨慎从事，愿望都是不忘本根，不犯数典忘祖的误失。

关于家族的远年世系，许多族谱有著录，对于其真实性，怀疑者、批评者实在不少。康雍之世的李绂为江西南丰傅氏族谱作序，见谱上列有自商代传说开始的六十三代人的世系表，因而说“世次详明若此，岂别有所据耶”？明着说不知其制表的材料来源，实际露出怀疑其真实性的态度。又给江西新建赵氏作谱序，指出前此的赵氏谱书，所记述的始迁祖赵抃事迹，与苏轼所写的神道碑不合，家谱上载有朱熹的序言，可是《朱子大全》上并没有此文，这都是误失，靠这次修谱改正过来了。为李绂所赏识的全祖望讲到浙江鄞县西厢董氏族谱的世系表，在明初以来的人员准确，而在这以前的，与正史和志书皆对不上茬，真是“漫无依据，任心附会”，因而询问董氏修谱人，回答说是抄录的旧谱，对此也有怀疑，但是先人的东西不敢改，并表示愿意做得精确，于是全祖望为之作出改订。纪昀修谱不讲姓源，但作世系源流，“谱首上溯始祖，而中间六世，阙所不知”。制作远年世系，然而极其谨慎，不清楚的人物就不作纪录。特别指出，谱系人物，“但存其可考，无牵合附会剿说氏族之书，以贻君子之讥者，是皆可作谱者法”，告诫人们不要抄袭姓氏、谱牒之书的成说，以免牵强附会，给他人提供说笑的资料。开启近世经世文编之作的陆燿 对此更其严格，批评欠缺严肃的家谱，“世次统系，冒滥相沿，甚者至引远代君王将相为始祖”，接着指明汉末以来江左著姓陆氏、顾氏后人的一些家谱世系不实的情形，说陆氏的各个支派，“世历千年，屡经变革，承传次第，安保无不可深信之处”？而所寓目的几种顾氏族谱，“大抵非两汉六朝显荣赫奕之人，耻以为祖”。他为避免陆、顾二氏修谱所出现的远年世系不确的弊病，所作之谱是十一世以来的“近谱”，十一世以前不予著录。安徽泾县包世臣的家族自称是俗传“包青天”包拯的后人，谓其祖先包辉是包拯第四子的孙子，赠封吏部尚书，包世臣对此颇有疑问，因为他查阅史书，知道包拯只传一子，哪里来第四个儿子？包辉赠封的事，显然是后人依据明朝的制度推测的，不足为据。批评族人世代相传的讹传，具有相当的勇气。道光元年（1821）江苏海门王氏纂谱，对老谱卷首的两个世系图，“考信无征”，然而先人留下的，又不便取消，只好写个跋语，使族人知其不实的情况。光绪末年，安徽祁门程氏纂辑家谱，发现明朝中叶自徽州迁出的程敏政所著程氏统宗世谱，将善和程氏仁山门下增添二代，后人不察，历次修谱，仍因其旧，至此次编纂，发现他的错误，予以改正，并在《世系谱图》附载程敏政的世系图，以及专门的辩驳文章。

关于远年世系的讨论，要点大致在下述四个方面：第一个是勉强作远年世系，意图尊重祖先而实际上是误认祖宗。如李兆洛所说，“有谱而其世系乃益不明”，反而制造了混乱。全祖望说得更深刻：“夫数典而忘祖，不可为也；攀援华胄而无祖，尤不可为也”。忘祖不好，诬祖更坏。第二是不要迷信老谱，以为前人所作，照抄过来就行，或者明知有误，但因系祖宗所传，不敢改动，这就是纪昀及道光元年海门王氏、光绪末年祁门程氏纂谱者所指出的，应从实际出发作出更正。第三个是详近略远，与己身较近，知道确切的就书写，远年不清楚的就从略，即世系从可知之世开始写，系谱就准确了，所以恽敬说：“夫以远为不尽信，以近为可信，则谱信矣”。第四是采取阙疑的态度和办法，世系中传疑的人物宁可不记载，而不将疑似的收录进去。

关于联宗合谱，谨慎者严格认定同宗，趋利者冒认求合，辨别不清者分合无常，实出无奈。同治间编著的江西《萍乡县志》，说当地人重视谱系，经常纂修家谱，对于“同姓异宗，必严辨之”，意即在同宗的情形下才能联合修谱。河间纪昀家族所在地，还有北杨村、小河、王家庄的纪姓，与纪昀家族仅仅是同姓，并不同宗，纪昀修谱，特在谱名上冠以“景城”地望，表示与北杨村等地的纪氏不是一个家族，自然更不会联合修谱。乾隆间江苏武进的奔牛、辋川里两个姚姓家族联合修谱，到道光间，奔牛姚氏续谱，找辋川里姚氏合修，辋川里的姚煦信等人经过细心考订，得知这两家人所尊奉的始祖并非一人，也即并不同宗，拒绝合作，并自行编纂辋川里姚氏宗谱，这种求实态度得到名流的称赞，为之作序，其他“乡先

辈见者，谓敦本睦族，崇实黜华，焕焉炳焉，洵家藏之至宝矣”。可见明辨宗派，为有识者所特加留意。

从现有资料看，奔牛姚氏道光间仍欲与辋川里姚氏合谱，倒并非有意作伪，而是辨别不清是否真正同宗，但是有些家族则是明知故犯了。如同李兆洛所批评的：“攀援华胄，合宗联谱，以为夸耀，诬祖忘本，抑又甚焉。”这是微寒之族，攀附望族，以图提高家族的社会地位。江苏嘉定、宝山的黄氏都出了名人，道光间崇海的黄氏修谱，找到嘉定黄宗起的祖父，要求合谱，遭到拒绝，但是光绪间黄宗起修谱，寻觅家族史资料，发现崇海黄氏的谱书竟有本家族名贤的名讳，可知崇海黄氏盗用嘉定与宝山黄氏族望。苏州吴县洞庭安仁里严氏是大族，祖先有以“伯”字为辈字的，与同县王家泾、后山严望里严姓并非同宗，可是嘉庆十四年（1809）在祖坟边上冒出两个坟头，刻碑云“安仁里始祖之墓”，并书两个“伯”字辈的人名，引起安仁里严氏的警觉，进行交涉，对方同意铲去“安仁里”字样，可知同姓不同宗的严姓，羡慕安仁里严氏的盛名，加以冒附，而本主则严行制止。武城曾氏因系圣裔，享有优免的待遇，冒附的人自会不少，所以宗谱特作规定“严查混冒，杜紊宗也”。

处在一个地方的同姓之人，由于年代久远，是否同宗，有时分辨不清，修谱的分合不定，成为并不乏见的现象，前述武进两个姚氏的情形就是显例。先迁崇明，后又部分迁徙海门的王氏，向有太原、琅琊二望的岐说，可是又弄不清楚，因此族谱合而分，分而合，“其间得失未可深言，即后来续修诸谱，或远绍多收而适成附会，或衍讹踵缪而绝少折衷”。

是故意的同姓不同宗合谱，还是分辨不清而误合，都违背笃信“一本”共祖的家族宗法原则，也失去修谱合族的本意，李兆洛分析得至为深刻：“夫谱以辨昭穆，非其祖之昭穆何辨焉；谱以收族属，非其祖之族属何收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