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杨开慧

杨开慧， 1901年11月6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板仓一个进步知识分子家庭。1920年下半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年冬与毛泽东结婚。1921年加入中国***后，一直追随毛泽东同志从事革命活动，在极为艰苦、险恶的条件下从事党的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开展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学生运动。

大革命失败后，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中，杨开慧按照党的安排，带着孩子回到板仓开展地下斗争。在与上级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参与组织和领导了长沙、平江、湘阴边界的地下武装斗争，努力发展党的组织，坚持斗争整整3年。

1930年10月，杨开慧被捕。面对穷凶极恶的长沙警备司令部“铲共队”的种种威逼利诱，严刑拷打，杨开慧坚贞不屈，大义凛然：“你们要打就打，要杀就杀，要想从我的口里得到你们满意的东西，妄想!”“砍头只像风吹过!死，只能吓胆小鬼，吓不住***人!”

敌人逼问她毛泽东的去向，要她公开宣布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杨开慧斩钉截铁地回答：“要我与毛泽东脱离关系，除非海枯石烂!”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英勇就义于浏阳门外识字岭，年仅29岁。

2、夏明翰

夏明翰(1900-1928)男，汉族，湖南省衡阳县人，中共党员。1920年秋，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夏明翰来到长沙，结识了毛泽东。1921年冬，经毛泽东、何叔衡介绍，加入中国***。

入党后，在长沙从事工人运动，参与领导了人力车工人罢工斗争。1924年，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负责农委工作。他十分注意培养农运干部，保送革命青年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为湖南农民运动培养了大批骨干。

1926年2月，被党调往武汉工作，担任全国农民协会秘书长，兼任毛泽东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秘书。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长沙马日事变后的严重白色恐怖中，1927年6月，受党派遣回湖南任省委委员兼组织部长。同年7月大革命失败后，参与发动秋收起义。

1928年初，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协助省委书记郭亮参与省委领导工作。由于叛徒出卖，同年3月18日被敌人逮捕。3月20日清晨，他被敌人押送到汉口余记里刑场。

当敌执行官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时，他大声说：“有，给我拿纸笔来!”遂写下了那首大义凛然的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英勇就义，年仅28岁。

3、赵一曼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被中国***派到东北地区领导革命斗争。1934年担任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兼铁道北区委书记，组织抗日自卫队，与日军展开游击战争。1935年担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第1师第2团政委，11月，与日伪军作战时不幸因腿部受伤被捕。

日军为了从赵一曼口中获取到有价值的情报，找了一名军医对其腿伤进行了简单治疗后，连夜对其进行了严酷的审讯。应对凶恶的日军，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赵一曼忍着伤痛怒斥日军侵略中国以来的各种的罪行。

凶残的日军见赵一曼不肯屈服，使用马鞭很戳其腿部伤口。身负重伤的赵一曼表现出了一个***员坚强的意志和誓死抗日的决心，痛的几次昏了过去，仍坚定地说：“我的目的，我的主义，我的信念，就是反满抗日。”没说出一字有关抗联的状况。

1935年12月13日，因赵一曼腿部伤势严重，性命垂危，日军为得到重要口供，将她送到哈尔滨市立医院进行监视治疗。赵一曼在住院期间，利用各种机会向看守她的警察董宪勋与女护士韩勇义进行反日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两人深受感动，决定帮忙赵一曼逃离日军魔掌。

1936年6月28日，董宪勋与韩勇义将赵一曼背出医院送上了事先雇来的小汽车，经过辗转后，赵一曼到了阿城县境内的金家窝棚董宪勋的叔叔家中。6月30日，赵一曼在准备奔往抗日游击区的途中不幸被追捕的日军赶上，再次落入日军的魔掌。

赵一曼被带回哈尔滨后，凶残的日本军警对她进行了老虎凳、辣椒水等更加严酷的刑讯，但她始终坚贞不屈。日军知道从赵一曼的口中得不到有用的情报，决定把她送回的珠河县处死“示众”。8月2日，赵一曼被押上去珠河县(现尚志市)的火车，她知道日军要将她枪毙了。

此时，她想起了远在四川的儿子，她向押送的警察要了纸笔，给儿子写了一封催人泪下的遗书：“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职责，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母亲正因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这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期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在你长大成人之后，期望不好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中国人民会永远牢记女民族英雄赵一曼可歌可泣的抗日事迹。

4、江竹筠

江竹筠（1920年8月20日——1949年11月14日），四川省自贡市大山铺镇江家湾人，中国***地下时期重庆地区组织的重要人物，为中国***追认的女烈士。

1939年加入中国***。1945年与彭咏梧结婚，婚后负责中共重庆市委地下刊物《挺进报》的组织发行工作。1948年，彭咏梧在中共川东临时委员会委员兼下川东地委副书记任上战死，江竹筠接任其工作。

1948年6月14日，江竹筠在万县被捕，被关押于位于重庆的国民政府军统渣滓洞集中营，遭酷刑仍拒屈、拒不交出军统所要的中共地下党情报。

1949年11月14日，重庆被中国人民解放军重重包围之际，被国民政府军统于渣滓洞监狱所杀并毁尸。

5、王德三

王德三，原名王懋廷，又名王正麟 。云南祥云人。先后就读于大理中学、昆明成德中学。1921年考入北京大学，参加学生爱国运动，加入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1922年经邓中夏介绍加入中国***。1926年春赴广州到黄埔军官学校第三期任政治教官，同年冬兼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留守处政治训练班主任。

1928年夏赴苏联莫斯科，6、7月出席中国***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曾被选入大会组织、宣传、军事等委员会并在大会上发言。

成立中共云南省委，被选为省委书记。他是云南农民武装起义主要领导者组织者。因叛徒出卖被捕，1930年12月31日于昆明英勇就义。

1、刘墉与和珅

刘墉不阿附和珅，采取的是独善其身的做法。朝鲜官员徐有闻说，“和珅专权数十年，内外诸臣，无不趋走，惟王杰、刘墉、董诰、朱珪、纪昀、铁保、玉保等诸人，终不依附。”当刘墉入京任职之后，并没有和权势遮天的和珅做正面抗衡，而乾隆驾崩后，在刘墉等人建议下，嘉庆帝没有对和珅处已极刑，而是赐其自尽，以保其全尸。

2、刘墉与纪晓岚

刘墉与和珅的关系虽然不怎么好，但与纪晓岚的关系却十分融洽。纪晓岚是刘墉之父刘统勋的门生，与刘墉有师兄、师弟之谊。据《恩福堂笔记》中记载，纪晓岚和刘墉关系极好，纪晓岚才思敏捷，刘墉字写得很漂亮，所以纪晓岚常请刘墉为自己写对联。

刘墉和纪晓岚都喜欢收藏砚台，两人也常常相赠送唱和。乾隆五十七年，刘墉赠给正任都御史的纪晓岚一方砚台，还特意在上面题字：纪晓岚喜欢我的黻(fú)文砚，因此我把它送给他，而书之以铭文。嘉庆九年，刘墉去世之前，还给纪晓岚送过砚，除了赠砚写诗，两人还经常在一起畅谈佛法。由此可见，刘墉和纪晓岚感情之深，私交之好。

3、　纪晓岚与和珅

纪晓岚与和珅不但是同僚，俩人还是忘年交。纪晓岚比和珅大26岁左右。纪晓岚身为一位“长者”，在政事上常常提拔和珅。在生活中和珅对纪晓岚的照顾比较多一些。纪晓岚在文采方面可谓是学富五车，但是他不善于理财。和珅在理财方面是数一数二的高手，和珅在赚钱时也会拉一把纪晓岚。

同时纪晓岚也利用广泛的人际关系网，帮助和珅认识了更多的仁人志士。以纪晓岚与和珅的出身来说，和珅出身在一个显赫的满人家庭，纪晓岚与和珅相处友好，也有利于自己的发展。俩人同是乾隆皇帝身边的红人，只有友好的合作关系，才能走得更为久远。

扩展资料：

1、刘墉与乾隆的关系

刘墉是大学士刘统勋的儿子，而刘统勋是乾隆皇帝颇为信任的股肱之臣，这个时期乾隆对刘墉还是比较关照的。

乾隆四十二年秋天，当时任江苏学政的刘墉向乾隆皇帝奏请自行刊刻乾隆的《御制新乐府》、《全韵诗》，使之在江苏全省流布，并建议敕发各直省刊刻。这一建议自然让乾隆皇帝觉得很舒服，此后一段时间里，刘墉的官职也升迁很快。

刘墉入朝为官后，虽然多次因懒于任事、行事模棱受到乾隆皇帝申饬，但官位还算平稳。

2、纪晓岚与乾隆的关系

乾隆与纪晓岚是简单的君王和臣子之间的关系，如果非要说是朋友的话，那么一定是最为陌生的路人甲乙的关系了。乾隆本人是一个看中色相的人，而根据史料记载，纪晓岚是一个相貌非常丑陋的人，并且还有很多的病症。历史记载中乾隆曾经罢黜过纪晓岚，纪晓岚被贬去了新疆。

3、和珅与乾隆的关系

乾隆帝对和珅可谓是宠信有加。和珅善于打交道，在清朝的外交事务担任重要职位。其初为官时，精明强干，为政清廉，通过李侍尧案巩固自己的地位。经历与成就丰富，故乾隆帝对其十分喜爱，并将十公主嫁给和珅长子丰绅殷德，使和珅不仅大权在握，而且成为皇亲国戚。和珅生前曾经兼任六十余重要官职，可见乾隆对他的信任。

参考资料：

—纪昀

—和珅

—刘墉

袖清风的于谦

明朝名臣于谦居官清廉。一次，朝廷派他巡察河南。返京时，人们买 些当地的绢帕、蘑菇、线香等土特产回京分送朝贵，他没有接受。同时还写了一首诗表明心 迹：绢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指百姓）话短长。”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朱伯庐

人生应该如蜡烛一样，从顶燃到底，一直都是光明。——萧楚女

普遍的道德是社会的基础，普遍的良知是法律的基础。——雨果

在荣誉上不伸手，在物质上不伸手，在待遇上不伸手。——王杰

道德犹如哨兵，它保卫着法律，不叫任何人违犯；

相反地，如果缺乏道德，就会使人忘记和忽视法律。

——马布里

�不私一钱

明朝时，嘉兴知府杨继宗清廉自守，深得民心。一次，一名太监经过这里，向他索要贿赂，他打开府库，说：“钱都在这儿，随你来拿，不过你要给我领取库金的官府印券。”太监怏怏走了，回京后，在明英宗面前中伤他。英宗问道：“你说的莫非是不私一 钱的太守杨继宗吗？”太监听后，再也不敢说杨继宗的坏话了。 �手好不要钱

清乾隆进士王杰为人刚直敢言，不附权贵。当时和坤在朝中专权，大臣 都不取得罪他。惟王杰每每与其据理力争。有一次，议政完毕，和坤有意戏弄王杰，拉着他 的手说：“好白嫩的手啊！”王杰正颜厉色地回答道：“王杰手虽好，但不能要钱耳！”和 坤羞愧而去。

和稀泥的艺术

对申时行而言，江东之这一类人实在是小菜一碟。在朝廷里待了二十多年，徐阶、张居正这样的超级大腕他都应付过去了，混功已达出神入化的地步，万历五年（1577年）出山的这帮小喽自然不在话下。

混是一种生活技巧，除个别二杆子外，全世界人民基本都会混，因为混并不影响社会进步。人类发展，该混就混，该干就干，只混不干的，叫做混混儿。

申时行不是混混儿，混只是他的手段，干才是他的目的。

一般说来，新官上任，总要烧三把火，搞点政绩，大干特干。然而综观申时行当政以来的种种表现，就会惊奇地发现，他的大干，就是不干，他的作为，就是不作为。

申时行干的第一件事情，是废除张居正的考成法。

这是极为出人意料的一招，因为在很多人看来，申时行是张居正的嫡系，毫无理由反攻倒算。

但申时行就这么干了，因为这样干，是正确的。

考成法，是张居正改革的主要内容，即工作指标层层落实，完不成轻则罢官，重则坐牢，令各级官员闻风丧胆。

在很长时间里，这种明代的打考勤，发挥了极大效用，有效提高了官员的工作效率，是张居正的得意之作。

但张先生并不知道，考成法有一个十分严重的缺陷。

比如朝廷规定，户部今年要收一百万两税银，分配到浙江，是三十万，这事就会下派给户部浙江司郎中（正五品），由其监督执行。

浙江司接到命令，就会督促浙江巡抚办理。巡抚大人就会去找浙江布政使，限期收齐。

浙江布政使当然不会闲着，立马召集各级知府，限期收齐。知府大人回去之后召集各级知县，限期收齐。

知县大人虽然官小，也不会自己动手，回衙门召集衙役，限期收齐。

最后干活的，就是衙役，他们就没办法了，只能一家一家上门收税。

明朝成立以来，大致都是这么个干法，就管理学而言，还算比较合理，搞了两百多年，也没出什么大问题。

考成法一出来，事情就麻烦了。

原先中央下达命令，地方执行，就算执行不了，也好商量。三年一考核，灾荒大，刁民多，今年收不齐，不要紧，政策灵活掌握，明年努力

，接着好好干。

考成法执行后，就不行了，给多少任务，你就得完成多少，缺斤少两自己补上，补不上就下课受罚。

这下就要了命了，衙役收不齐，连累知县，知县收不齐，连累知府，知府又连累布政使，一层层追究责任。大家同坐一条船，出了事谁也跑不掉。

与其自下而上垮台，不如自上而下压台。随着一声令下，各级官吏纷纷动员起来，不问理由，不问借口，必须完成任务。

于是顺序又翻了过来，布政使压知府，知府压知县，知县压衙役，衙役……就只能压老百姓了。

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上级压下级，下级压百姓，一般年景，也还能对付过去，要遇上个灾荒，那就惨了，衙役还是照样上门，说家里遭灾，他点头，说家里死人，他还点头，点完头该交还得交。揭不开锅也好，全家死绝也罢，收不上来官就没了，你说我收不收？

以上还算例行公事，到后来，事情越发恶劣。

由于考成法业绩和官位挂钩，工作完成越多，越快，评定就越好，升官就越快，所以许多地方官员开始报虚数，狗不拉屎的穷乡僻壤，也敢往大了报，反正自己也不吃亏。

可是朝廷不管那些，报了就得拿钱，于是挨家挨户地收，收不上来就逼，逼不出来就打，打急了就跑。而跑掉的这些人，就叫流民。

流民，是明代中后期的一个严重问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社会不安定因素。这些人离开家乡，四处游荡，没有户籍，没有住所，也不办暂住证，经常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

到万历中期，流民数量已经十分惊人，连当时的北京市郊，都盘踞着大量流民，而且这帮人一般都不是什么老实巴交的农民，偷个盗抢个劫之类的，都是家常便饭，朝廷隔三差五就要派兵来扫一次，十分难办。

而这些情况，是张居正始料未及的。

于是申时行毅然废除了考成法，并开辟了大量田地，安置各地的流民耕种，社会矛盾得以大大缓解。

废除考成法，是申时行执政的一次重要抉择，虽然是改革，却不用怎么费力，毕竟张居正是死人兼废人，没人帮他出头，他的条令不废白不废。

但下一次，就没这么便宜的事了。

万历十八年（1590年），副总兵李联芳带兵在边界巡视的时候，遭遇埋伏，全军覆灭。下黑手的，是蒙古鞑靼部落的扯立克。

事情闹大了，因为李联芳是明军高级将领，鞑靼部落把他干掉了，是对明朝政府的严重挑衅。所以消息传来，大臣们个个摩拳擦掌，打算派兵去收拾这帮无事生非的家伙。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非打不可了，堂堂大明朝，被人打了不还手，当缩头乌龟，怎么也说不过去。而且这事闹得皇帝都知道了，连他都觉得没面子，力主出兵。

老板发话，群众支持，战争已是势在必行，然而此时，申时行站了出来，对皇帝说：

“不能打。”

在中国历史上，但凡国家有事，地方被占了，人被杀了，朝廷立马就是群情激奋，人人喊打，看上去各个都是民族英雄，正义化身，然而其中别有奥秘：

临战之时，国仇家恨，慷慨激昂，大家都激动。在这个时候，跟着激动一把，可谓是毫无成本，反正仗也不用自己打，还能落个名声，何乐而不为。

主和就不同了，甭管真假，大家都喊打，你偏不喊，脱离群众，群众就会把你踩死。

所以主战者未必勇，主和者未必怯。

主和的申时行，就是一个勇敢的人。事实证明，他的主张十分正确。

因为那位下黑手的扯立克，并不是一般人，他的身份，是鞑靼的顺义王。

顺义王，是当年明朝给俺答的封号，这位扯立克就是俺答的继任者，但此人既不顺，也不义，好好的互市不干，整天对外扩张，还打算联合蒙古、西藏各部落，搞个蒙古帝国出来和明朝对抗。

对这号人，打是应该的，但普鲁士伟大的军事家克劳塞维茨说过，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打仗说穿了，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对方听话，如果有别的方法能达到目的，何必要打呢？

申时行找到了这个方法。

他敏锐地发现，扯立克虽然是顺义王，但其属下却并非铁板一块，而是由各个部落组成，各有各的主张。大多数人和明朝生意做得好好的，压根儿不想打仗，如果贸然开战，想打的打了，不想打的也打了，实在是得不偿失。分化瓦解才是上策。

所以申时行反对。

当然，以申时行的水平，公开反对这种事，他是不会干的。夜深人静，独自起草，秘密上交，事情干得滴水不漏。

万历接到奏疏，认可了申时行的意见，同意暂不动兵，并命令他全权处理此事。

消息传开，一片哗然，但皇帝说不打，谁也没办法找皇帝算账，申时行先生也是一脸无辜：我虽是朝廷首辅，但皇帝不同意，我也没办法。

仗是不用打了，但这事还没完。申时行随即下令兵部尚书郑洛，在边界集结重兵，也不大举进攻，每天就在那里蹲着，别的部落都不管，专打扯立克，而且还专挑他的运输车队下手，抢了就跑。

这种打法毫无成本，且收益率极高，明军乐此不疲，扯立克却是叫苦不迭，实在撑不下去了，只得率部躲得远远的。就这样，不用大动干戈，不费一兵一卒，申时行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恢复了边境的和平。

虽然张居正死后，朝局十分复杂，帮派林立，申时行却凭借着无人能敌的“混功”，应对自如，游刃有余。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但自己能混，还无私地帮助不能混的同志，比如万历。

自从登基以来，万历一直在忙两件事，一是处理政务，二是搞臭张居正。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两件事，其实是一件事。

因为张居正实在太牛了，当了二十六年的官，十年的“皇帝”（实际如此），名气比皇帝还大，虽然人死了，茶还烫得冒泡，所以不搞臭张居正，就搞不好政务。

但要干这件事，自己是无从动手的，必须找打手，万历很快发现，最好的打手，就是言官和大臣。

张居正时代，言官大臣都不吃香，被整得奄奄一息，现在万历决定，开闸，放狗。

事实上，这帮人的表现确实不错，如江东之、李植、羊可立等人，虽说下场不怎么样，但至少在工作期间，都尽到了狗的本分。

看见张居正被穷追猛打，万历很高兴，看见申时行被牵连，万历也不悲伤。因为在他看来，这不过是轻微的副作用，敲打一下申老师也好，免得他当首辅太久，再犯前任（张居正）的错误。

他解放言官大臣，指挥自若，是因为他认定，这些人将永远听从他的调遣。

然而他并不知道，自己犯下了一个多么可怕的错误。因为就骂人的水平而言，言官大臣和街头骂街大妈，只有一个区别：大妈是业余的，言官大臣是职业的。

大妈骂完街后，还得回家洗衣做饭，言官大臣骂完这个，就会骂下一个。所以，当他们足够壮大之后，攻击的矛头将不再是死去的张居正，或是活着的申时行，而是至高无上的皇帝。

对言官和大臣们而言，万历确实有被骂的理由。

自从万历十五年（1587年）起，万历就不怎么上朝了，经常是“偶有微疾”，开始还真是“偶有”，后来就变成常有，“微疾”也逐渐变成“头晕眼黑，力乏不兴”，总而言之，大臣们是越来越少见到他了。

必须说明的是，万历是不上朝，却并非不上班，事情还是要办，就好比说你早上起床，不想去单位，改在家里办公，除了不打考勤，少见几个人外，也没什么不同，后世一说到这位仁兄，总是什么几十年不干活之类，这要么是无意的误解，要么是有意的污蔑。

在中国当皇帝，收益高，想要啥就有啥，但风险也大，屁股上坐的那个位置，只要是人就想要。因此今天这里搞阴谋，明天那里闹叛乱，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悬，几天不看公文，没准刀就架在脖子上了。但凡在位者，除了个把弱智外，基本上都是怀疑主义者，见谁怀疑谁。

万历自然也不例外，事实上，他是一个权力欲望极强，工于心计的政治老手。所有的人都只看到他不上朝的事实，却无人察觉背后隐藏的奥秘。

在他之前，有无数皇帝每日上朝理政，费尽心力，日子过得极其辛苦，却依然是脑袋不保，而他几十年不上朝，谁都不见，却依然能够控制群臣，你说这人厉不厉害？

但言官大臣是不管这些的，在他们的世界观里，皇帝不但要办事，还要上班，哪怕屁事儿没有，你也得坐在那儿，这才叫皇帝。

万历自然不干，他不干的表现就是不上朝，言官大臣也不干，他们不干的表现就是不断上奏疏。此后的几十年里，他们一直在干同样的事情。

隐私问题

万历十四年（1586年）十月，这场长达三十余年的战争正式拉开序幕。

当时的万历，基本上还属于上朝族，只是偶尔罢工而已，就这样，也没躲过去。

第一个上书的，是礼部祠祭司主事卢洪春，按说第一个不该是他，因为这位仁兄主管的是祭祀，级别又低，平时也不和皇帝见面。

但这一切并不妨碍他上书提意见，他之所以不满，不是皇帝不上朝，而是不祭祀。

卢洪春是一个很负责的人，发现皇帝不怎么来太庙，又听说近期经常消极怠工，便上书希望皇帝改正。

本来是个挺正常的事，却被他搞得不正常。因为这位卢先生除了研究礼仪外，还学过医，有学问在身上，不显实在对不起自己，于是乎发挥其特长，写就奇文一篇，送呈御览。

第二天，申时行奉命去见万历，刚进去，就听到了这样的一句话：

“卢洪春这厮！肆言惑众，沽名讪上，好生狂妄！着锦衣卫拿在午门前，着实打六十棍！革了职为民当差，永不叙用！”

以上言辞，系万历同志之原话，并无加工。

很久很久以前，这厮两个字就诞生了，在明代的许多小说话本中，也频频出现，其意思依照现场情况，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从这家伙、这小子、到这浑蛋，这王八蛋，不一而足。

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两字不是好话，是市井之徒的常用语，皇帝大人脱口而出，那是真的急了眼了。

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卢洪春的那篇奏疏，你看你也急。

除了指责皇帝陛下不该缺席祭祀外，卢主事还替皇帝陛下担忧其危害：

“陛下春秋鼎盛，精神强固，头晕眼黑之疾，皆非今日所宜有。”

年纪轻轻就头晕眼黑，确实是不对的，确实应该注意，到此打住，也就罢了。

可是担忧完，卢先生就发挥医学特长：

“医家曰：气血虚弱，乃五劳七伤所致，肝虚则头晕目眩，肾虚则腰痛精泄。”

气血虚弱，肝虚肾虚，症状出来了，接着就是分析原因：

“以目前衽席之娱，而忘保身之术，其为患也深。”

最经典的就是这一句。

所谓衽席之娱，是指某方面的娱乐，相信大家都能理解，综合起来的意思是：

皇帝你之所以身体不好，在我看来，是因为过于喜欢某种娱乐，不知收敛保养，如此下去，问题非常严重。

说这句话的，不是万历他妈，不是他老婆，不是深更半夜交头接耳，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而是一个管礼仪的六品官，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上书，且一言一语皆已千古流传。

再不收拾他，就真算白活了。

命令下达给了申时行，于是申时行为难了。

这位老油条十分清楚，如果按照万历的意思严惩卢洪春，言官们是不答应的，如果不处理，万历又不答应。

琢磨半天，想了办法。

他连夜动笔，草拟了两道文书，第一道是代万历下的，严厉斥责卢洪春，并将其革职查办。第二道是代内阁下的，上奏皇帝，希望能够宽恕卢洪春，就这么算了。

按照他的想法，两边都不得罪，两边都有交代。

事实证明，这是幻想。

首先发作的是万历，这位皇帝又不是傻子，一看就明白申时行耍两面派，立即下令，即刻动手打屁股，不得延误。此外他还不怀好意地暗示，午门很大，多个人不嫌挤。

午门就是执行廷杖的地方，眼看自己要去垫背，申时行随即更改口风，把卢洪春拉出去结结实实地打了六十棍。

马蜂窝就这么捅破了。

言官们很惭愧，一个礼部的业余选手，都敢上书，勇于曝光皇帝的私生活，久经骂阵的专业人才竟然毫无动静，还有没有职业道德？

于是大家群情激愤，以给事中杨廷相为先锋，十余名言官一拥而上，为卢洪春喊冤翻案。

面对漫天的口水和奏疏，万历毫不退让。事实上，这是一个极端英明的抉择：一旦让步，从宽处理了卢洪春，那所谓“喜欢某种娱乐，不注意身体”的黑锅，就算是背定了。

但驳回去一批，又来一批，言官们踊跃发言，热烈讨论，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说白不说。

万历终于恼火了，他决定罚款，带头闹事的主犯罚一年工资，从犯八个月。

对言官而言，这个办法很有效果。

在明代，对付不同类别的官员，有不同的方法：要折腾地方官，一般都是降职，罚工资没用，因为这帮人计划外收入多，工资基本不动，罚光了都没事。

言官就不同了，他们都是靠死工资的，没工资日子就没法过，一家老小只能去喝西北风，故十分害怕这一招。

于是风波终于平息，大家都消停了。

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对此，申时行有很深的认识，作为天字第一号混事的高手，他既不想得罪领导，又不想得罪同事，为实现安定团结，几十年如一日地和稀泥。然而随着事件的进一步发展，他逐渐意识到，和稀泥的幸福生活长不了。

因为万历的生活作风，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事实上，卢洪春的猜测很可能是正确的，二十多岁的万历之所以不上朝，应该是沉迷于某种娱乐，否则实在很难解释，整天在宫里待着，到底有啥乐趣可言。

说起来，当年张居正管他也实在管得太紧，啥也不让干，吃个饭喝点酒都得看着，就好比高考学生拼死拼活熬了几年，一朝拿到录取通知书，革命成功，自然就完全解放了。

万历同志在解放个人的同时，也解放了大家，火烧眉毛的事情（比如打仗，阴谋叛乱之类），看一看，批一批，其余的事，能不管就不管，上朝的日子越来越少。

申时行很着急，但这事又不好公开讲，于是他灵机一动，连夜写就了一封奏疏。在我看来，这封文书的和稀泥技术，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文章大意是这样的：

皇帝陛下，我听说您最近身体不好，经常头晕眼花（时作晕眩），对此我十分担心，我知道，您这是劳累所致啊，由于您经常熬夜工作，亲历亲为（一语双关，佩服），才会身体不好，为了国家，希望您能够清心寡欲，养气宁神（原文用词），好好保重身体。

高山仰止，自惭形秽之感，油然而生。

对于这封奏疏，万历还是很给了点面子，他召见了申时行，表示明白他的苦心，良药虽然苦口，却能治病，今后一定注意。申时行备感欣慰，兴高采烈地走了。

但这只是错觉，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药到病除的药只有一种——毒药。

事实证明，万历确实不是一般人，因为一般人被人劝，多少还能改几天，他却是一点不改，每天继续加班加点，从事自己热爱的娱乐。据说还变本加厉，找来了十几个小太监，陪着一起睡（同寝），也算是开辟了新品种。

找太监这一段，史料多有记载，准确性说不好，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万历同志依旧是我行我素，压根儿不给大臣们面子。

既然不给脸面，那咱就有撕破脸的说法。

万历十七年（1589年）十二月，明代，不，是中国历史上胆最大、气最足的奏疏问世了，其作者，是大理寺官员雒于仁。

雒于仁，字少泾，陕西泾阳人。纵观明清两代，陕西考试不大行，但人都比较实在，既不慷慨激昂，也不嗦嗦，说一句是一句，天王老子也敢顶。

比如后世的大贪污犯和，最得意的时候，上有皇帝撑腰，下有大臣抬轿，什么纪晓岚、刘墉，全都服服帖帖，老老实实靠边站，所谓“智斗”之类，大都是后人胡编的，可谓一呼百应。而唯一不应的，就是来自陕西的王杰。每次和说话，文武百官都夸，王杰偏要顶两句，足足恶心了和十几年，又抓不到他的把柄，也只能是“厌之而不能去”（清史稿）。

雒于仁就属于这类人，想什么就说什么，从不怕得罪人，而且他的这个习惯，还有家族传统：

雒于仁的父亲，叫做雒遵，当年曾是高拱的学生，干过吏科都给事中。冯保得势的时候，骂过冯保，张居正得势的时候，骂过谭纶（张居正的亲信），为人一向高傲，平生只佩服一人，名叫海瑞。

有这么个父亲，雒于仁自然不是孬种，加上他家虽世代为官，却世代不捞钱，穷日子过惯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不怕罚工资，不怕降职，看不惯皇帝了，就要骂。随即一挥而就，写下奇文一篇，后世俗称为“酒色财气疏”。

该文主旨明确，开篇即点明中心思想：

“陛下之恙，病在酒色财气者也，夫纵酒则溃胃，好色则耗精，贪财则乱神，尚气则损肝。”

这段话用今天的话讲，就是说皇上你确实有病，什么病呢？你喜欢喝酒，喜欢玩女人，喜欢捞钱，还喜欢动怒耍威风，酒色财气样样俱全，自然就病了。

以上是全文的论点。接下来的篇幅，是论据，描述了万历同志在喝酒玩女人方面的具体表现，逐一论证以上四点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比较长，就不列举了。

综观此文，下笔之狠，骂法之全，真可谓是鬼哭狼嚎，就骂人的狠度和深度而言，雒于仁已经全面超越了海瑞前辈。雒遵同志如果在天有灵，应该可以瞑目了。

更缺德的是，雒于仁的这封奏疏是十二月（农历）底送上去的，搞得万历自从收到这封奏疏，就开始骂，不停地骂，没日没夜地骂，骂得新年都没过好。

骂过瘾后，就该办人了。

万历十八年（1590年）正月初一，按照规矩，内阁首辅应该去宫里拜年，当然也不是真拜，到宫门口鞠个躬就算数，但这一次，申时行刚准备走人，就被太监给叫住了。

此时，雒于仁的奏疏已经传遍内外，申先生自然知道怎么回事，不用言语就进了宫，看到了气急败坏的皇帝，双方展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对话（以下言语，皆出自申时行的原始记录）：

万历：“先生看过奏本（指雒于仁的那份），说朕酒色财气，试为朕评一评。”

申时行：……（还没说话，即被打断）

万历：“他说朕好酒，谁人不饮酒？……又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即著名的郑贵妃），朕只因郑氏勤劳……何曾有偏？”

喘口气，接着说：

“他说朕贪财……朕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财皆朕之财！又说朕尚气……勇即是气，朕岂不知！人孰无气！”

这口气出完了，最后得出结论：

“先生将这奏本去票拟重处！”

申时行这才搭上话：

“此无知小臣误听道路之言……”（说到此处，又被打断）

万历大喝一声：

“他就是出位沽名！”

申时行傻眼了，他在朝廷混了几十年，从未见过这幅场景，皇帝大人一副吃人的模样，越说越激动，唾沫星子横飞，这样下去，恐怕要出大事。

于是他闭上了嘴，开始紧张地思索对策。

既不能让皇帝干掉雒于仁，也不能不让皇帝出气，琢磨片刻，稀泥和好了。

“他（指雒于仁）确实是为了出名（先打底），但陛下如果从重处罚他，却恰恰帮他成了名，反损皇上圣德啊！”

“如果皇上宽容，不和他去一般见识，皇上的圣德自然天下闻名！”（继续戴高帽）

在这堆稀泥面前，万历同志终于消了气：

“这也说得是，如果和他计较，倒不是损了朕的德行，而是损了朕的气度！”

上钩了，再加最后一句：

“皇上圣度如天地一般，何所不容！”（圆满收工）

万历沉默地点了点头。

话说到这儿，事情基本就算完了，申时行定定神，突然想起了另一件事，一件极为重要的事。

他决定趁此机会，解决此事。

然而他正准备开口，却又听见了一句怒斥：

“朕气他不过，必须重处！”

万历到底是年轻人，虽然被申时行和了一把稀泥，依然不肯甘休，这会儿回过味来，又绕回去了。

这事还他娘没完了，申时行头疼不已，但再头疼事情总得解决，如果任由万历发作胡来，后果将不堪设想。

在这关键的时刻，申时行再次展现了他举世无双的混事本领，琢磨出了第二套和稀泥方案：

“陛下，此奏本（雒于仁）原本就是讹传，如果要重处雒于仁，必定会将此奏本传之四方，反而做了实话啊！”

利害关系说完，接下来该掏心窝了：

“其实原先我等都已知道此奏疏，却迟迟不见陛下发阁（内阁）惩处（学名：留中），我们几个内阁大学士在私底下都互相感叹，陛下您胸襟宽容，实在是超越千古啊。”（马屁与说理相结合）

“所以以臣等愚见，陛下不用处置此事，奏疏还是照旧留存吧，如此陛下之宽容必定能留存史书，传之后世，千秋万代都称颂陛下是尧舜之君，是大大的好事啊！”

据说拍马屁这个行当，最高境界是两句古诗，所谓“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在我看来，申时行做到了。

但申先生还是低估了万历的二杆子性格，他话刚讲完，万历又是一声大吼：

“如何设法处他？只是气他不过！”

好话说一堆，还这么个态度，那就不客气了：

“此本不可发出，也无他法处之，还望皇上宽恕，容臣等传谕该寺堂官（即大理寺高级官员），使之去任可也。”

这意思就是，老子不和稀泥了，明白告诉你，骂你的这篇文章不能发，也没办法处理，最多我去找他们领导，把这人免职了事，你别再闹了，闹也没用。

很明显，万历虽然在气头上，却还是很识趣的。他清楚，目前形势下，自己不能把雒于仁怎么样，半天一言不发。申时行明白，这是默认。

万历十八年（1590年）的这场惊天风波就此了结，雒于仁骂得皇上一无是处，青史留名，却既没掉脑袋，也没有挨板子，拍拍屁股就走人了。而气得半死的万历终于认定，言官就是浑蛋，此后的几十年里，他都保持着相同的看法。

最大的赢家无疑是申时行，他保护了卢洪春、保护了雒于仁，安抚了言官大臣，也没有得罪皇帝，使两次危机成功化解，无愧为和稀泥的绝顶高手。

自万历十一年（1583年）执政以来，申时行经历了无数考验，无论是上司还是同僚，他都应付自如。七年间，上哄皇帝，下抚大臣，即使有个把不识趣、不配合的，也能被他轻轻松松地解决掉，混得可谓如鱼得水。

然而正是这一天，万历十八年（1590年）正月初一，在解决完最为棘手的雒于仁问题后，他的好运将彻底结束。

因为接下来，他说了这样一句话：

“臣等更有一事奏请。”

虽然雒于仁的事十分难办，但和申时行即将提出的这件事相比，只能说是微不足道。

他所讲的事情，影响了无数人的一生，以及大明王朝的国运，而这件事情，在历史上有个专用名词：“争国本”。

以廉为宝

春秋时，宋国司城子罕清正廉洁，受人爱戴。有人得到一块宝玉，请人鉴定 后拿去献给子罕，子罕拒不接受，说：“您以宝石为宝，而我以不贪为宝。如果我接受了您 的玉，那我们俩就都失去了自己的宝物。倒不如我们各有其宝呢？

�杨震拒金

东汉时，杨震在赴任途中经过昌邑时，昌邑县令王密山来拜访他，并怀金十 斤相赠。杨震说：”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王密没听明白杨震的责备之意，说： “天黑，无人知晓。”杨震说：“天知，神知，你知，我知，何谓无知？”王密这才明白过 来，大感惭愧，怏怏而去。

�一钱太守

东汉时，一位叫刘宠的人任会稽太守，他改革弊政，废除苛捐杂税，为官司 十分清廉。后来他被朝廷调任为大匠之职，临走，当地百姓主动凑钱来送给即将离开的刘宠 ，刘宠不受。后来实在盛情难却，就从中拿了一枚铜钱象征性地收下。他因此而被称为“一 钱太守”

�陶母退鱼

晋代名臣陶侃年轻时曾任浔阳县吏。一次，他派人给母亲送了一罐腌制好 的鱼。他母亲湛氏收到后，又原封不动退回给他，并写信给他说：“你身为县吏，用公家的 物品送给我，不但对我没任何好处，反而增添了我的担忧。”这件事陶侃受到很深的教育。

�吴隐之不惧饮贪泉

晋代人吴隐之任广州太守，在广州城外，见一池泉水名“贪泉” 。当地传说饮了贪泉之水，便会贪婪成性。他信这些，照饮不误，饮后还写了一首诗：“古 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他在任期间，果然廉洁自律，坚持了 自己的操守。

�一贫如此

南宋大臣张浚因与奸相秦桧政见不和，被贬往湖南零陵做地方官。他出发 时，带了几箱书随行，有人诬告他与乱党有关系，结果被高宗检查书信和破旧衣物，高宗叹 息道：“想不到张浚贫守到如此地步！”很可怜他，于是派人骑快马追上张浚，赏赐他黄金 三百两。

�两袖清风的于谦

明朝名臣于谦居官清廉。一次，朝廷派他巡察河南。返京时，人们买 些当地的绢帕、蘑菇、线香等土特产回京分送朝贵，他没有接受。同时还写了一首诗表明心 迹：绢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指百姓）话短长。”

�不私一钱

明朝时，嘉兴知府杨继宗清廉自守，深得民心。一次，一名太监经过这里， 向他索要贿赂，他打开府库，说：“钱都在这儿，随你来拿，不过你要给我领取库金的官府 印券。”太监怏怏走了，回京后，在明英宗面前中伤他。英宗问道：“你说的莫非是不私一 钱的太守杨继宗吗？”太监听后，再也不敢说杨继宗的坏话了。 �手好不要钱

清乾隆进士王杰为人刚直敢言，不附权贵。当时和坤在朝中专权，大臣 都不取得罪他。惟王杰每每与其据理力争。有一次，议政完毕，和坤有意戏弄王杰，拉着他 的手说：“好白嫩的手啊！”王杰正颜厉色地回答道：“王杰手虽好，但不能要钱耳！”和 坤羞愧而去。

余杭清官故事之一 ：金坟头之谜

余杭径山东麓的跳桥头，有三十六个坟头，其中一个坟头里有金头，几朝几代下来，盗挖的盗挖，明掏的明掏，始终没有发现金头，金坟头之迷至今未解。

金坟头之迷跟住在跳桥头的王天官有关。现在，跳桥头还住着王天官的后裔。从遗留的古砖古瓦古石板上精雕细刻的花纹图案看，当年是一幢非常豪华气派的大房子。据王天官的后裔说，古时这里有五间七进的大楼房，木头是上等的好料，叫做水烂不掉火烧不掉，上百年前，王家子孙在黄梅天总要晒家谱，家谱总有好几匾，从家谱里看到王天官穿戴的衣帽看，是三品大官。

相传，王天官幼年丧父，母子相依为命。在孩提时的王天官常常一个人在邻居的私塾外听富人的孩子朗诵《三字经》《百家姓》。由于王天官聪明过人，他总能过耳不忘背出私塾里孩子读过的诗经。在众里乡亲帮助支持下，穷苦的王天官中了状元，当了管理国家粮仓的大官。在掌管国家粮仓期间，他明察暗访，深入实际，查处大批国库粮仓硕鼠，得罪了上层的贪官污史，自己反告为偷粮大盗，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王天官被皇帝发配边关守卫疆土。

王天官在边关近十年时间里，带领将士一边守卫疆土，操练刀枪，一边开荒种粮自给。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敌人突然侵袭边关，王天官率领将士英勇抗敌，由于敌众我寡，边关失守，王天官与全体将士血洒疆土。等几天后，皇帝派兵收复边关时，王天官已成为有身无头的僵尸。

事后，宫里大官纷纷奏告皇上，禀请皇上下旨撤消王天官莫须有的罪名，予以正名昭雪，并为王天官守土有功嘉奖。因此，皇帝旨封王天官为大将军，恩赐金头一个，以示皇恩浩荡，于是，王天官大将军的尸体有头有身在兵士的护送下浩浩荡荡魂归故里。浙江府台、余杭知县等文武百官在跳板桥披丧迎接。

王天官大将军安葬之事苦了府台、知县。皇帝恩赐的金头安葬后万一被人盗去，不就是等于自己的头被人偷走。为了不使金头被偷走，做了三十六个坟头和三十六口棺材，出殡前一个晚上，告别仪式上王天官的大媳妇在放着王天官尸体的棺材上咬了一口，在棺材上留下三颗牙齿印子。第二天，王天官的大媳妇把三十六口棺材全送上坟地已是神志不清，昏迷过去，等清醒过来早已忘记了三颗牙齿印子的真人金头棺材。

豢龙之后，儒家大者-----------董

董姓

董姓是一个古老的姓，董姓的由来，有两种说法：其中一支持起源很早，相传黄帝的已姓子孙中有个叫叔安的，被封于飂（又作蓼，在今河南唐河县），称为飂叔安。飂叔安的儿子董父，为帝舜驯养龙，被舜赐姓为董，任为豢龙氏，封之于鬷川（今山东定陶县），他的后代便以董为姓。

董姓的另一支是在周朝时出现的，据西汉史游《急就篇》及宋人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记载，春秋时，周大夫辛有的两个儿子到晋国，与籍氏一起主管晋之典籍，因其职责是“董督晋史”，所以也称为董氏。这一时期晋国的都城在绛（今山西翼城东南），故此支董氏出自今山西翼城。

辛有的后裔,世袭晋国太史之职，至春秋时，有史官董狐，他不畏权贵，秉笔直书，被誉为“良史”。董狐的裔孙董翳，秦末被项羽封为翟王，都高奴（在今陕西延安延河东岸），子孙遂居陇西（郡治在今甘肃临洮）。西汉时的董仲舒为广川（今河北枣强东）人，其曾孙自广川徙陇西，裔孙徙河东（郡治在今山西夏县西北）。此外，董姓在汉代还分布于今山东定陶、高青，广东广州，四川资阳、德阳，贵州黄平，浙江余姚，湖北襄阳、枝江，福建福州，河南禹州、伊川、南阳、开封、福县、信阳、灵宝等地。至隋唐时期，除上述地区外，今安徽、湖南、江苏、江西等省的一些地方，也都有董姓的居住地。

唐代的《元和姓纂》记载董氏有四个郡望：即陇西、弘农（今河南灵宝）、河东、范阳（今河北涿州）。此外还有济阴（今山东曹县）。唐末，固始（今属河南）的董氏有随王潮、王审知入闽者。明代以前，董氏已遍布江南各省。从清康熙年间开始，董氏有族人陆续移居台湾，此后有的又徙居南洋群岛及欧美一些国家和地区。

历史上出自董姓的名人很多，西汉有哲学家、经学大师董仲舒，广川人，武帝采纳他的建议，开此后两千余年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的先声；还有云阳（今陕西淳化）人董贤，因貌美，为哀帝宠幸，22岁官至大司马，操纵朝政，其父、弟、岳父等均官至公卿，拥有家产万贯，贵倾朝廷。东汉初有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圉镇）人董宣，因拒不向邪恶低头，被光武帝呼为“强项令”；东汉末陇西临洮（今甘肃氓县）人董卓，189年率兵入洛阳，废少帝，立献帝，挟献帝西迁长安，自为太师，后为王允、吕布所杀。三国时南郡枝江（今属湖北）人董和，与诸葛亮协力辅佐蜀后主，居官20余年，死时家无檐石之财；其子董允，蜀后主时任黄门侍郎，颇得诸葛亮信任，常谏诤后主过失；还有侯官（今福建福州市）人董奉，善医道，为人治病不取钱，治愈者使裁杏树，数年达万株。后人用“杏林”颂赞医者，即出于此。北魏时有出使西域的外交家董琬。唐代有德宗时的宰相董晋，还有琴家董庭兰。五代南唐有著名画家董源。辽代有农民qiyi首领董庞儿。金代有戏曲作家董解元。明代有抗倭名将董邦政，著名书画家董其昌，秦淮名妓董小宛。清代有文学家董说，画家董邦达，晚清将领董福祥。近现代有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的创始人之一董必武，宁都qiyi***之一董振堂，解放战争中的战斗英雄董存瑞。董姓可谓名人辈出。

在当今以人口多少排名的中国百家大姓中，董姓位居第29位。

一、姓氏源流

董（Dǒng）姓源出有三：

1、出自己姓。据《元和姓纂》、《古今姓氏书辨证》等资料所载，颛顼后裔董父精于饲龙，很得帝舜的赏识，故赐董父以董为姓，其后代亦以赐姓董为氏。

2、出自官名。据《姓氏急就篇注》所载，周朝有大夫辛有，其二子在晋国任职太史，董督晋国典籍史册，子孙世袭官职，并以官为姓氏，称为董氏。

3、其他源流。据《董氏世谱》所载，帝颛顼的后代陆终有一子叫参胡，姓董，参胡的子孙便有以董为姓者。另外，朝鲜族等也有董姓。

得姓始祖：董父。颛顼帝的己姓之后，廖叔安有一子叫董父，他对龙的习性很有研究。于是帝舜就任命董父为豢龙氏，专门养龙。在董父的精心驯养下，许多龙学会了表演舞蹈。帝舜非常高兴，就封董父为鬷川（今山东省定陶北）侯，还赐他以董为姓，其后代就以董姓自居，董父也被尊称为董姓始祖。

二、迁徙分布

董姓出于同一宗源，均为高阳氏颛顼帝之后裔。据史料所载董姓的发源地在山东定陶北部、山西西南部、山东平原县一带三个地方。秦汉时，董姓在今山西、甘肃、河北、河南较为集中。另外，陕西，山东定陶、高青，广东广州，四川资阳、德阳，浙江余姚、湖北襄阳、枝江，福建福州，河南禹州、伊川、南阳、开封、杞县、信阳、灵宝等地也散居有董姓族人。后在不断的繁衍过程中，甘肃、山东两地董姓发展成当地望族。这一时期，据史书所载的董姓族人繁衍迁徙情况有：出自晋国太史一支的辛有后裔董狐裔孙董翳被封为翟王，都高奴（今陕西延安市城东延河东岸），后其子孙又迁居陇西（今甘肃临洮）；西汉董仲舒为广川（今河北枣强东）人，其曾孙由广川迁至陇西，后人又迁往河东（今山西夏县西北）。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百姓四处流散，大举迁往南方，安徽、江西、江苏、湖北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均有董姓迁徙而来者。隋唐时期，是董姓一大繁衍时期，福建、广东又有董姓迁居者。又唐代固始（今属河南）人陈yuanguang父子开漳入闽及王潮、王审知入闽时都有董姓加入。宋元时期，金兵入主中原及蒙古军队的南下再度迫使董姓南迁，浙江余杭一带此时出现董姓族人。明清之际，台湾、南洋群岛及欧美一些国家和地区均分布有董姓居住者，董姓这一时期可谓遍布海内外了。今日董姓以河北、山东、山西、云南、辽宁、浙江等省最为集中。冀、豫、晋三省，占董姓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一，滇、鲁、辽、浙、川、鄂、六省又占百分之三十八，而冀居住了董姓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一，为董姓第一大省。董姓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二十九位的大姓，人口较多，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之零点六一。

三、历史名人

董 狐：被当时的孔子誉为"良史"的史官，是最早出现于史籍的董姓名人。

董 宣：字少平，陈留圉人（今河南杞县），董仲舒五代孙，东汉著名良吏，光武帝时为洛阳令，敢于搏击豪犟，为民作主，京师震栗，光武称其为‘强项令’，豪犟贵戚莫不畏惧，号其为“卧虎”，民间歌之曰：“枹鼓不鸣董少平”。七十四岁死于任上，只一床旧被覆盖遗体，家中尚存大麦数斛，破车一辆。光武闻知十分伤感，说“董宣廉洁，死乃知之”，下诏以大夫之礼葬之。

董 贤：字圣卿，云阳（今陕西淳化）人，西汉大司马。他22岁时就被哀帝宠幸，官至大司马，操纵朝政，其家族在当朝显赫一时。

董 和：（？-220）字幼宰、枝江董市人蜀汉掌军中郎将；与诸葛亮共事多年，许多建议被诸葛亮采纳，为官二十余年，外牧殊域，内干机衡，清正廉明，深受人民信任和爱戴，与少数民族交往，‘务推诚心，南土爱而信之’。死之日家无儋石之财，诸葛亮对董和的高风亮节称赞不移：“幼宰之殷勤，有忠于国，则亮可少过矣”。

董 允：（？—246）字休昭，董和之子。秉承了董和的高风亮节，是时人所称的蜀中四英之一（诸葛亮、董允、蒋琬、费祎）。对董允的忠诚与才干，诸葛亮在《出师表》中给予了肯定，并力推董允主持“宫中之事”，董允受命，忠勤不懈，对后主言行，极尽诤湅之责。董允官至侍中、辅国将军、尚书令、大将军附贰等，文官武职集于一身，地位显赫，但他一身正气，正直不阿，治理蜀国业绩显著，深得民心。

董 奉：董允之孙，建康董氏之祖，游闽中，后居庐山，为一代名医，治病不取利，使之种杏，久成杏林。为今医界称为杏林由耒。

董 诰：（1740—1818）董邦达之子，乾隆二十八年中探花乾隆帝将其改为二甲弟一作金殿传胪，形降实升。累官至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擢文华殿大学士（宰相）。他通晓军事，台湾、廓尔喀平定也列名功臣。在和珅当权时代，他与王杰独不与其苟合。嘉庆帝铲除和珅时他也发挥了较重要作用。他与其父一样都是当时有名画家精书法、善绘画。他五次归还故里，生活简扑，平易近人从不倨傲，深为邻里称道。终年七十九岁。嘉庆二十三年致仕归家，十月去世。父子历事三朝，虽身居显要，但两袖清风。嘉庆帝哀诗中云：只有文章传子侄，绝无货币置田庄。

董 源：（？—962）一作董元，字叔达，钟陵人（今江西进贤），一说江南人。五代南唐画家，南唐中宗时曾任北苑副使，世称董北苑。。工山水，尤擅溪桥、渔浦、洲渚交相掩映的江南景色。用披麻皴法画山水，平淡天真，后又巨然承其风格，并称"董巨"，为五代、北宋间南方山水画主要流派，对后世影响很大。亦善画牛、虎、人物，传冯延巳曾将其所作古代美人画屏误为挡道宫娥而不敢入谒中主。

董 槐：（？—1262）宋濠州定远（今安徽定远）人，字庭植，嘉定十六年进士。嘉熙间历提点湖北刑狱、知江州、潭州，平息常德兵变，救济南来江北流民，甚著政绩，整肃军纪，加强训练。六年（1246）任权广西转运判官兼提点刑狱，协和西南少数民族，与交趾建立友好贸易关系。宝佑三年（1255）任右丞相兼枢密使，以整顿纲记为急务，为改革旧制，报效国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从而得罪了许多大臣，因此嫉之者甚众。次年罢相，为佞臣丁大全派兵廹逐，避居湖州南浔。旋以观文殿大学士提举临安洞霄宫，隐居富阳北郊阳波湖董家弄。其子董丽，为宋驸马，在元乱中尽节。今其后裔大多定居浙江富阳北部山区。部分定居江苏丹阳。

董仲舒：西汉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汉武帝举贤良文学之士，他对以"天人三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为汉武帝采纳，开此后两千余年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的先声。其学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说，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串在一起，形成封建神学体系。提出"天人感应"说和"三纲五常"说。

董小婉：著名才女，为秦淮河"八大名妓"之一。容貌俏丽，善书画，通诗史，后来嫁给清代著名文学家冒襄为妾。

董邦达：（1696—1769）浙江富阳人，因政绩卓著，累官至工部尚书、礼部尚书。又是著名画家，以善画山水而著称，画凤苍逸古厚，其绘画艺术誉满京华，乾隆帝特命他主持皇家画院，人称清代画中十哲之一。是继五代董源、明代董其昌之后又一董氏大画家，合称为三董 。与曹雪芹有深交，并为他的《南鹞北鸢考工志》写过序言。终年七十四岁。

董遵诲：（926—981）涿洲范阳人（今河北涿县）。武艺绝人，能挽强命中。后汉时随父宗本从契丹南奔投刘知远。后周时从世宗攻北汉、后蜀、南唐，以功至骁武指挥使。宋初太祖重用，从慕容延钊平李筠，乾德六年（968）授通远军使，太宗时兼领灵州巡捡，在环州（斤即通远军，治今甘肃环县）十四年，团结各族酋长，使各守封疆，无所攻扰。

董其昌：字思白、号玄宰，松江华亭人（今上海松江）。明万历十七年中进士，为官不辟权贵，不徇私情，从庶吉士、翰林编修官至礼部尚书，以太子太傅致仕，终年83岁。他是明代著名画家，以他为代表的“华亭派”在山水画方面影响尤大。他是书画的创作、收藏、鉴赏方面的大家。有关书画理论著作也很多。他的画法自成风格：柔中有骨力，转折灵变，层次分明，蕴蓄丰厚，拙中带秀，清隽雅逸，以平淡天真取胜。他在篆刻、书法 上也称为一绝。

董解元：金朝时戏曲家。他根据唐人元稹的《莺莺传》创作了《西厢记诸宫调》，为后来元曲作家王实甫创作《西厢记》准备了条件。

董振堂：（1895-1937）河北新河县人，中国工农红军杰出将领之一、宁都qiyi***之一。1923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曾任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七十三旅旅长。1931年12月与赵搏生率部发动宁都qiyi，加入中国工农红军，任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副总指挥兼红十三军军长，后任红五军团长等职，1932年加入中国***，1934年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1937年1月20日在甘肃高台与国民党军作战中牺牲。

董存瑞：（1929-1948）河北怀来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英雄。1945年参加八路军，曾多次立功受奖，1946年加入中国***。1948年5月26日在解放热河隆化战斗中舍身炸碉堡壮烈牺牲。朱德为他题词：“舍身为国，永垂不朽”。

四、郡望堂号

1、郡望

陇西郡：战国秦昭襄王二十八年（公元前279年）置郡，治所在狄道（今甘肃省临洮南）。西汉时相当今甘肃东乡以东的洮河中游、武山以西的渭河上游、礼县以北的西汉水上游及天山市的东部地区。三国时魏移治襄武（今甘肃省陇西南）。北魏时相当今陇西县附近地。

济阴郡：汉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分梁国置国，后改为郡，治所在定陶（今山东省定陶县西北）。相当今山东省菏泽附近，南至定陶、北至濮城地区。

2、堂号

直笔堂、良史堂：春秋时候，董狐是晋国的史官，他写史求实存真，不怕权势。晋灵公被弑，董狐在史书上写道：“赵盾弑其君。”孔子夸奖他是“良史”。

此外，董氏的主要堂号还有“豢龙堂”、“陇西堂”、“正谊堂”、“三策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