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家谱小编相信很多人都是知道的，家谱其实是一个人家里的根源，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当然了，小编也是看到现在有很多的人为了能够弄清自己家庭的根源，会不顾一切的去寻根缘，去找到很多有关自己家族的事情，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中国姓氏家谱的发展历史是怎样的？到底中国的姓氏发展经历了哪些过程呢？

家谱的历史是十分悠久的。关于家谱的起源时间问题，学术界大致有宋代起源说、战国秦汉起源说、周代起源说、殷商起源说等四种，虽然起源时间各不相同，但都是以已有文献作为立论的基础。其实家谱的起源可能要更早。(友情提醒文章字数比较多，看完大概需要十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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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谱的滥觞

最早的家谱很可能出现在大禹时期。我们知道，大禹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社会的创建者，也是王位世袭制的始作俑者。这一时期，由于世袭制取代了禅让制，王位的传承不再与贤能与民意相关，而是取决于血缘关系，于是血统的纯净、王族成员血缘关系的亲疏受到了空前的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家谱的诞生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

司马迁在《史记》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楚世家》和《三代世表》等篇目中，较为详细地记录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的世系和夏、商、周三代王室及楚国王室自始祖以下的历代世系。《史记》中世系追溯到的最早人物是黄帝。《五帝本纪》起自黄帝，《夏本纪》的前溯也至黄帝止，这与司马迁所说的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相一致，表明司马迁所依据的谱牒资料的终极追溯人物应该就是黄帝，所追溯的时代就是黄帝时代。这与后代家谱往往追溯至黄帝的做法也是相符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最初的家谱记载的世系应该始于黄帝时代，换句话说，最早的家谱可能出现于距黄帝时代不久的某一时期。

口述家谱

黄帝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传说时代，这一时期的历史并没有留下文字的记载，只有一些口耳相传的传说。没有文字，那么最早的家谱就应该是口述家谱。口述家谱就是通过人们的口耳相传将家族的世代谱系传承下来。关于口述家谱的存在，可以从少数民族的习俗中得到印证。在中原建立元王朝的蒙古人就有口述家谱的习惯，蒙古人有保存祖先的系谱、教导出生的每一个孩子知道系谱的习惯。这样他们将有关系谱的话语作为氏族的财产，因此他们中间没有人不知道自己的部落和起源。据说成吉思汗就能将自己黄金家族的世系背诵二三十代。

口述家谱在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中是极为普遍的，有些民族为了便于记忆家族世系还实行了父子连名的取名习俗。所谓父子连名就是父亲的名字的末位(或二位)音节与儿子名字的首位(或二位)音节相同。采用父子连名的民族一般没有文字，世系都要依靠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记录，而使用连名，一方面便于记忆背诵，另一方面也便于辈分的确认，与中原地区家谱中的字辈谱有异曲同工之妙。

结绳家谱

在文字产生以前，先民们使用在绳子上打结的方法来记事，称为结绳记事。使用结绳的方法来记载世系，记录家族内成员的情况，便是结绳家谱。结绳家谱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如鄂伦春、锡伯等民族中都曾采用。如在满族祭祀的神灵中，有位佛托妈妈，意思是柳枝娘娘，也尊称为子孙娘娘，是赐福降子的尊神，满族大祭的第三天晚上要为佛托妈妈举行单独祭祀。祭祀中的佛托妈妈是一个黄布制成的口袋，因袋口用布带抽紧而呈上尖下圆的形状，俗称妈妈口袋。口袋中装有长四五丈的彩丝索绳，俗称子孙绳或长命绳，绳上系有代表家族成员的小物件如五彩布条、小弓箭等。子孙绳平时不打开，装在布袋里供着。等妇女生小孩时，将布袋打开扯出子孙绳，悬挂在屋里。如果生的是男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一个小弓箭、小筐、小篓什么的，意思是男孩长大成人之后，不忘祖上的武功；如果生女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上一条红布条，意思是表示吉祥如意，女孩子长大贤淑温柔。直到小孩满月之后，才能将子孙绳收起，重新装进布袋里，放回原处供奉起来，让其继续享受人间烟火。满族人通过这根索绳可以记载辈数、每一代有多少男女，而且还以此寄寓对后世子孙的希望。子孙绳越长，系物越多，则表示子孙繁盛，子子孙孙，绳绳相继。佛托妈妈的子孙绳实际上正是结绳家谱。

甲骨文家谱

商代甲骨文的出现，使家谱从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及结绳记事家谱阶段步入了文字记载的实物家谱阶段。中国现存最早的实物家谱便是刻在龟甲兽骨之上的商代甲骨文家谱，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原始的实物家谱。我们知道，甲骨文主要记载的是商人占卜的情况，因此也被称为卜辞，但其中也有一些记载着人物世系的内容，这些记载了同一家族多代人名字的甲骨文就被称为甲骨文家谱。

说明：殷商牛骨刻辞

(骨版记录的是殷商贵族日常生活行事和天文气象等有关资料。在殷商甲骨刻辞中，一般记载的是占卜、祭祀、狩猎等活动；也有的骨版包含家族世系人名的内容，相当于带记事功能的甲骨文家 谱，可以说这是历史最悠久的实物文字家谱。)

根据对现有甲骨卜辞的研究，共有三件甲骨卜辞可以被认为是家谱。一件收于《殷契卜辞》，序号209；一件收于《殷墟文字乙编》，序号4856l一件收于《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序号1506。其中《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1506号卜骨收录了儿氏家族11代13个人名，其中父子关系11人，兄弟关系2人，是现存最完整的商代家族世系。据考证，这份《儿氏家谱》刻于3200多年前的武丁时期，谱中的名字均不见于商代先公先王谱系，表明这些人可能并非是王室成员。这就证明了早在3000多年前，王室之外的显贵家族也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家谱。

金文家谱

商代晚期，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实物家谱，这就是金文家谱。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因此所谓的金文家谱也就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家谱。

周代以后，人们普遍在青铜礼器上铸刻铭文以表达对祖先的崇敬，这些铭文一般先叙述祖先的名字及美德、功勋，然后是铸器人的名字，涉及到家族世系的比较多，因此金文家谱屡见不鲜。

西周时期确立的宗法制度是一种建筑在血缘关系上的等级制度，出于维护宗法制度的需要，记载血缘关系亲疏、嫡庶长幼的家谱在周代得到了很大发展。周代家谱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国家建立了一套史官修谱的制度，设立专人负责周天子王室家谱的记录与管理。据《周礼·春官》的记载，小史是掌管谱牒的官员，专门负责定立王室的世系、区分王室成员的长幼次序与嫡庶亲疏，遇到有祭祀还要告诉周王其祖先的忌日和名字。各诸侯国也都设有专门的官员管理诸侯国王室的谱牒和家族事务，如楚国就设置了三闾大夫之职，专门负责楚国王室的家谱记录与管理。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就曾经担任过三闾大夫，掌管楚国王族昭、屈、景三姓的谱牒。国家还设立官员负责卿大夫谱系的记录和管理，这个职位叫做太史。

随着家谱的发展，周代还出现了我国最早的谱学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世本》和《大戴礼记》中的《帝系篇》。《世本》记录了自黄帝至春秋战国历代帝王诸侯卿大夫的姓氏起源、世系源流、迁居本末、生前创制、谥号及其他事迹，是一本万姓统谱式的谱牒著作，被誉为中国最早的谱牒著作，是具有里程碑性质的谱学著作。《世本》分为《帝王谱》《诸侯谱》《卿大夫谱》《氏姓篇》《居篇》《作篇》《谥法篇》等十五篇。其中《作篇》中记载了中国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发明创造，如神农氏发明了琴，伯夷发明了打井，杜康发明了酿酒，蚩尤发明了用金属制造兵器等等。《帝系篇》是专门记载文字产生以前的传说时代血缘系谱的谱牒著作，实际上记载了黄帝的谱系，在这一谱系中共有男性38人，女性13人，记载内容特点鲜明。尽管这一谱系的可信性值得怀疑，但在谱学发展史上仍有着重要的意义。

相传为荀子编修的《春秋公子血脉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谱为名的宗族史籍，其血脉二字，形象地揭示了家谱作为血缘系谱的特点。尽管此书如今已佚，但却是后世家谱称谱的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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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隋唐——家谱的兴盛期

魏晋隋唐时期是中国家谱发展的繁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家谱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当时从选官到婚姻，都要以家谱为凭，家谱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魏晋南北朝时期家谱发展的重要标志便是国家设立了谱局和谱官，专门从事谱牒的编修和保管工作。魏晋南北朝的谱局收藏的是百家之谱。按照规定，凡是百官族姓撰修了家谱的，都必须呈送谱局，谱局的谱官对私修家谱加以考核、审定，然后收藏在谱局中，成为官方承认的官籍，称为簿状。而百姓家中所藏的家谱则是私书，称为谱系。官籍与私书可以相互校检，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以确保家谱的可靠性。

家谱受到如此重视，与当时门阀士族势力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从东汉以来，一些世家大族在政治上形成强大的势力，长期把持中央和地方的要职，如袁绍、杨震都是一门四世三公，其结果使门第观念开始形成。曹魏建立后，在选官制度上推行九品中正制，也就是将各地人物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以备朝廷选拔官员之用。由于评定人物等级的中正都是由各地世家大族的人担任，结果原本应该以德、才为考核标准的评定变成了以门第高下为评定标准，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加速了门阀士族势力的形成。

门阀士族所拥有的特殊地位使得对门第的追逐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人们都以士族为荣，想跻身士族，甚至连皇室也不能免俗。

庶族要想成为士族，就要采用合族通谱的方法，也就是或用权势胁迫或金钱收买士族成员，把自己与士族合为一族，把自己的家族加到士族的家谱中，以达到成为士族的目的。例如彭城刘氏是当时著名的大士族，南朝刘宋的皇帝虽然也是彭城人，但却是庶族，与彭城刘氏并没有关系；但宋文帝为了攀上士族的身份，强迫属于彭城刘氏的大臣刘延孙与自己合族，让自己的儿子与刘延孙序亲。因为是皇帝要与自己合族，刘延孙也没有办法，只得接受。又如北魏太武帝的外祖父杜豹死在濮阳，要改葬到邺。杜豹是魏郡庶族，魏太武帝嫌不光彩、没面子，就从杜姓士族中找了京兆杜铨负责迁葬的事，葬事结束后，魏郡杜氏也就与杜铨合族，成为了士族。

然而，世家大族并不愿意让低门第的家族有机会分享他们的特权，于是他们想尽办法，在士族与庶族之间建立起一道难以逾越的等级鸿沟，而家谱则成为他们维护等级门第的有力武器。

在编修家谱以维护门第的同时，士族对试图伪造家谱以混入士族的行为也进行了坚决的打击。当时一些庶族为了提高门第而不择手段，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伪造家谱、冒充士族。梁武帝时，尚书令沈约在给皇帝的上书中曾经提到，当时有钱人往往行贿以求变更谱牒，大概花一万钱左右就可以修改谱牒。当然，这样做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一旦被发现，就要受到严惩，直至死刑。南齐时，王泰宝向当时的谱学名家贾渊行贿，买袭琅琊王氏谱，企图以篡改家谱的手段把自己的家族加入当时江左第一高门琅琊王氏的家谱中，结果被琅琊王氏成员、尚书令王晏告发，贾渊被捕入狱，并差点被处死，只是由于贾渊的儿子向齐明帝叩头求情，叩得头破血流，齐明帝才免他一死。后唐时，名门柳膺将有关证明文书卖给同姓人柳居则，不料东窗事发，虽然幸运地遇大赦免于死刑，但罢官罚钱，搞得声名狼藉，可谓得不偿失。

由于谱牒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谱牒逐渐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称为谱学。魏晋时期最著名的有贾氏谱学与王氏谱学二家。当时，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是社会上的普遍现象，尤其是上流社会，人人都必须精通谱学，不然的话，无论是官场还是一般的社交场合，都将寸步难行。魏晋南北朝时，社会上的避讳之风盛行，日常交流时如果触犯对方的祖、父的名讳，对方就会当场嚎啕大哭，让人下不了台，就连皇帝也要小心，不能轻易触及别人的家讳。史载北齐孝昭帝高演，聪敏过人，与人交往，一旦知道了别人的家讳，就终生不会误犯。皇帝尚且如此，其他人更要小心，而要做到这一点，精通谱牒是十分必要的。刘宋时的谱牒名家王弘，是王氏谱学的创始人，他能做到日对千客，可不犯一讳，被当时的人们传为佳话。是否精于谱学，对于官员的任职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南齐时，齐武帝拟用萧鸾任吏部尚书，征询原吏部尚书王晏的意见，王晏回答：萧鸾的才干是合格的，但他不熟悉谱牒，恐怕不能担任这个职务。齐武帝只好作罢。陈朝时，陆琼任吏部尚书，人人都认为他非常称职，理由就是陆琼详练谱牒。

由于家谱如此重要，因此家谱的编修受到极度重视，以至于魏晋南北朝时编修的史书也留下了家谱的印痕。《魏书》每一列传后均附有子孙名字、官爵，最多的竟达百人，如同家谱一般。《宋书》、《南史》、《北史》等也有类似情况。难怪清代史学家赵翼嘲讽《魏书》、《北史》是代人作家谱，王鸣盛则称《南史》不过是六朝人家传一部耳。

唐朝是官修家谱最发达的王朝之一，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先后组织编修了数部大型谱牒著作，著名史学家郑樵曾说：谱系之学，莫盛于唐。其实，唐代之所以多次编制官修谱牒，其原因也还是出于对门第的追逐。

唐朝建立时，由于科举制的实行，士族的政治特权已经开始失去，但是士族依然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势力犹存。唐朝的建立主要是依靠关陇士族的力量，但关陇士族的声望门第远不如山东士族，为了提高关陇士族的门第，贞观五年(631)，唐太宗李世民命令高士廉等编撰《氏族志》。高士廉等人很快就收集家谱，考订世系，将天下士族定为九等，修成《氏族志》。当唐太宗翻开《氏族志》时，不由大为生气，原来被列为第一等的仍是山东士族清河崔氏。震怒之下，李世民对高士廉等人训斥道：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受到训斥的高士廉等终于明白了今日官爵的含义。修订后的《氏族志》将出身关陇士族的皇族列为第一等，将外戚列为第二等，山东崔氏只得屈居第三了。

到了武则天统治时期，朝廷又下令编撰《姓氏录》。提议编撰《姓氏录》的是当时的宰相李义府，并得到了武则天的支持，原来李义府与武则天都是庶族，《氏族志》中没有他们的家族。新修的《姓氏录》将后族武姓列为第一等，其余的以官职高下为等级标准，规定凡五品以上的官员都可以升为士族，士兵以军功升到五品的亦可人流。李义府通过《姓氏录》如愿地使自己成为新士族，但过于宽松的标准使大批庶族都升为了士族，因此《姓氏录》受到山东旧士族的抵制，他们根本不承认《姓氏录》的权威性，嘲笑其为勋格，甚至以名列《姓氏录》为耻。

唐末五代时期，战乱频繁，门阀制度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大批旧士族成员被杀，所谓天街踏遍公卿骨，就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在这一过程中，谱牒也遭到焚毁，荡然无存，唐末五代之乱，亡失旧谱，上世次序不可复知。魏晋以来以维护门第为主要任务的官方谱学正式消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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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以来家谱的普及和平民化

在关于中国家谱起源各种观点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是起源于宋代。持这一观点的人之所以会置魏晋隋唐时期大量关于谱牒的记载而不顾，坚持把宋代作为家谱的起源，有他们一定的道理。其实，我们现在的家谱确实是与宋代的家谱一脉相承的，而与魏晋隋唐的谱牒没有太多的传承关系。这一点，从现在存世的家谱大都起源于宋的事实可以得到证明。

宋代的家谱是在一片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唐末五代的战乱使原来记载士族门第高下的谱牒都化为灰烬，而在战乱中崛起的新贵往往因为自己原来的门第并不高，也不愿提及自己的先祖，重修谱牒。因此从五代以后，人们对自己的世系已经搞不清楚了。五代时，后唐宰相豆卢革有一次问侍中郭崇韬：汾阳王(指郭子仪)是代北人，你祖居雁门，是不是他的后人？郭崇韬回答：谱牒在战乱中丧失了。曾听父亲说过，距汾阳王已经四代了。可见郭崇韬当时已经无法确认自己是否是郭子仪的后代了。

由于没有谱牒的记录，家族的世系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人们对自己的父祖兄弟还能知道得清清楚楚，但是自己的祖先就不知道了；对家族中世系稍远一点的亲戚也有些分不清了，不知道相互间是什么关系，甚至不知道是不是有血缘关系，正如宋代大理学家张载所说：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这种情况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担忧，于是编撰家谱又被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宋代的时候，社会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的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局面已经不存在，社会上不再有士族与庶族的区分，官员的选拔也与门第没有关系，不需要再查看谱牒，因此，宋代家谱的编撰宗旨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魏晋时期，编撰谱牒的主要目的是维护门第，由于门第与选官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政府也参预其事，官府组织编修谱牒。关注的重点在于尊祖敬宗收族，在于鼓吹尊尊亲亲之道的伦理道德教化功能。由于与选官没有关系，官府自然不再过问，因此宋代以后都是私人自行修谱，家谱逐渐从官府、从世家大族走向了普通百姓。

纂修宗旨的不同，也影响到了编撰的体例。魏晋隋唐谱牒的重点在于对门第的标榜和维护，记载的内容包括姓名、官爵、生卒年、婚姻、迁徙、居住、支系、坟墓等情况，尤其对地望、家世、官爵和婚姻记载得最详细，在婚姻状况中还要记载岳家的门第。宋代的家谱主要是为了尊祖敬宗收族，记载的内容主要有祖先、世系、祠堂、居住、田产、坟墓等，尤其是与子嗣和血统有关的内容记载得最为详细，如义子、赘婿、继嗣、兼祧等情况都记载得一清二楚，而原本在魏晋隋唐受到重视的岳家的门第家世则一般不记录。

由于把家谱视为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的工具，宋代士大夫对新修家谱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许多著名的士大夫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洵、黄庭坚、文天祥等都曾亲自主持家谱的纂修，欧阳修和苏洵还创立了新的谱例，提出了家谱的编修原则和具体方法，他们创立的私家谱法，成为后世家谱典范，对私修家谱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欧阳修和苏洵新编的家谱，都采用了小宗之法，也就是以五世祖作为家族的始祖。之所以只记载五世，与隋唐以前的谱牒都已经遭毁有关，五世以上的世系，实际上已经不大可能考订清楚了。加之唐末五代时期社会动荡，很少有家族能够保持世代富贵，追溯过多很可能会遭遇到几世贫贱的难堪局面，未免脸上无光。当然，也有的家族采用大宗之法，追溯数十代。

虽然宋代开始纂修的新型家谱与政治没有直接的关系，但考虑到修谱可以起到聚其骨肉以系其身心的目的，宋朝统治者大力提倡私修家谱，这在客观上也推动了当时私修家谱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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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家谱数量的大增

进入明清以后，统治者继续积极鼓励家谱的纂修，康熙、雍正都曾号召纂修家谱，地方官员也热中于劝说百姓编修家谱，这使得家谱数量大增，甚至达到了没有无谱之族的程度，纂修家谱成为家族生活的头等大事。清代不仅汉人修谱，满人也对修谱十分积极，由于清政府规定满人袭爵、出仕都要查验家谱，因此满人修谱的积极性甚至比汉人还要高。与宋代的家谱相比，明清时期的家谱体例更加完善，记事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内容更加丰富，更加注重伦理教化的功能。家谱的内容一般包括祖先名字、世系、事迹、官职、得姓源流、迁徙情况、祠堂坟墓、族规家训、人物传记、艺文著作等。

随着修谱的普及和人口的增加，明清时期家谱的规模越修越大，出现了会千万人于一家，统千百世于一人的统谱，一部统谱往往汇集了十几个省上百个支派的世系，蔚为壮观。这种风气一直沿续到近代，其中1950年纂修的《吴氏大统宗谱》，奉太伯为一世祖，列入者竟达503支，计40册，令人叹为观止。不过，如此大规模的统谱，其世系的可靠性往往难以确认。这种通谱联宗的风气，与当时修谱过程中喜好依附名人的做法有很大的关系。与宋代家谱基本上都采用小宗之法不同，明清家谱大多采用大宗之法，追溯世系动辄几十世，往往将历史上的本姓将相名人一网打尽。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利用通谱冒认名门大族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明代太仓孔渊是孔子的五十三世孙，他的父亲曾任元朝的通州税监，孔渊曾任太仓学官，他的儿子孔克让、孙子孔士学都是读书人，是个书香门第。不过到孔士学时，家境已经很贫困了，有个常州的孔姓富人，想与他通谱，被孔士学拒绝了。但孔士学死后，家人因为贫困难以生存，就把家谱以一船米的代价卖给了那个富人，那个富人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孔子的后裔。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也记载了一件借助通谱冒认名门的事：吴中有吴姓为让王之裔，然贫落不能支。又一吴，其起家甚微，而其姊归申相公，因得官鸿胪，骤为富人，浮慕让王，与通谱牒。旧吴反事之为尊行，过从甚昵。时相公堵李为奚谷者，作诗嘲之云：‘太伯之吴非此吴，圣贤不认认佣奴。只因太伯年深远，要认当朝申姊夫。一还有一个姓林的人，因为祖上出身寒微，深以为耻，竟冒认北宋著名诗人林和靖为高祖，并自己编造了一些名字，作为自己的祖先，而将自己原来的身世一笔抹去。但是，林和靖终身并未娶妻，隐居西湖孤山，以植梅养鹤为乐，世称其梅妻鹤子，史书上记载得明明白白，此人乱认祖先，结果被世人传为笑谈。不过，这些冒认名门的人采用的还算是和平手段，历史上还有为冒认名门而引发的惨案。曾有一个叫孔之仙的人，想冒充孔子后裔，自称是孔子四十九代孙，结果孔氏族长孔砒认为他属假冒，因此拒不承认孔之仙的圣裔身份，孔之仙恼羞成怒，竞将孔王比等一家11人杀害，制造了一起惨绝人寰的大血案。

由于人们常常以通谱、联宗甚至冒认名门望族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有一些贫困的文人竟然专以伪造谱牒为职业，他们事先将各姓在历史上的著名人物都开列出名单，当有人要他们纂修家谱时便根据需要将这些名人编人家谱。最早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名叫袁铉，袁铉读过很多书，但家里很穷，无法生活，就以帮人编撰家谱为生。不过，编造假家谱的做法倒也不是从明清才开始的，《梁书·侯景传》里就有类似的记载。侯景原本是北魏的一名戍卒，因为作战有功升为将领，后来投降梁，但不久又起兵叛乱，一度自立为帝。侯景称帝后，他的大臣左仆射王伟请他设立七庙，侯景不懂，就问：七庙是什么意思？王伟回答：天子要祭七世祖考，所以要设七庙。王伟向侯景要他七世祖先的名字，侯景回答：我只知道我的父亲叫侯标，前面几代就记不清了。侯景的党羽中有人知道侯景的祖父叫侯周，但其他几代就没有人知道了。结果王伟就为侯景杜撰了世系，以汉朝司徒侯霸为始祖，晋代名士侯瑾为七世祖。其实，南朝的几位开国皇帝大多出身寒族，他们的祖先世系也都是在称帝后编造的，如南齐高市萧道成和梁武帝萧衍，都说是汉朝相国萧何的后代，并说萧何的七世孙是西汉御史大夫萧望之，萧道成是萧望之的十八世孙，萧衍是萧道成的族侄，不过这二个世系经考证后也被证明都是假的。这种做法的流毒很广，现在存世的明清家谱中，唐宋以前的世系中常常可以看到不少名人，许多就是这样编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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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家谱的复苏和变革

新中国建立后，家谱的纂修出现了一个停顿期，除了1950年、1951年还有少量在建国前已纂修完成的家谱付印外，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内可以说是一片空白。当推翻三座大山的口号响彻云霄的时候，在中国历经了千年风霜雪雨洗礼的家谱不幸被贴上了封建的标签，戴上了宗法制度帮凶的高帽成为了革命的对象，在这种大背景下，不要说家谱的续修，就是收藏家谱也被视为是对封建主义的怀恋而受到严令禁止。上海图书馆的家谱收藏为国内外之冠，然而，这些今天被视为珍宝的藏谱，当初却是上海图书馆的已故馆长顾廷龙先生带人从废品回收站和造纸厂的纸浆池边抢救出来的，而且还要打着保留批判封建主义材料的旗号。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思想也不断解放，对家谱的态度也从昔日的偏激走向公允，家谱记录家族历史的功能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加之数十年的停顿也已经使家族世系面临着失忆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重修家谱的呼声渐起，一些地区陆续开始有了零星的修谱活动。到了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对家谱研究的升温和名人家谱的不断影印出版，使得人们对家谱的认同不断强化，而日益增多的海外游子寻根问祖的行动也对重修家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修谱之风终于开始复苏，一大批新修的家谱陆续问世，中国的家谱纂修开始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

与时代的发展相适应，一些新修的家谱也被烙上时代的印迹，出现了新的变化。虽然绝大多数新修的家谱还是延续传统的形式，但也有部分家谱开始使用新的名称。一种是套用村志的名义，名为村志，实为家谱。如《古山志》，实际是胡氏家谱；《俞溪头志》，实际是俞氏家谱；《下徐店村志》，实际是徐氏家谱。这些村志一般都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属村志范畴，一部分就是家谱。还有一种是用家族史或姓氏史的形式出现，如《赵氏志》《郭氏史略》《程氏史稿》《枫川陈氏族史》《中国吴氏通书》等。

在内容与谱例上，新修家谱也有不少变化。如传统的家谱是以父系世系为轴心的，而新修家谱中比较注意男女平等，世系排行中女儿也能入谱，如果是独生子女，女儿也作为世系传人记录。另外，在编撰体例上，部分新修家谱开始受到地方志体例的影响，诸如组织机构、医疗卫生等内容在家谱中也有出现。

　　锡伯族，现有人口近十九万人。主要分布在新疆伊犁地区的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和辽宁、吉林等省。新疆锡伯族人口为4万余人（其中查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为2万余人），辽宁沈阳约5万人，其余主要分散居住在北方各省及全国各地。东北地区的锡伯族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民族语言、文字，淡化了自己的风俗习惯，而新疆查布查尔地区的锡伯族，至今还完整地保留着自己的语言文字及浓厚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并经过与兄弟民族的长期交往，取长补短丰富了自己、发展了自己。主要从事渔猎和农业。锡伯族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跟满语很接近。锡伯族兼用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锡伯文是民国36年（1947年）在满文基础上改变而成的，一直沿用至今。

　　锡伯族世居呼伦贝尔大草原和嫩江流域。18世纪中叶西迁至新疆察布查尔等地，现多数居住在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和霍城、巩留等县，在东北的沈阳、开原、义县、北镇、新民、凤城、扶余、内蒙东部以及黑龙江省的嫩江流域有散居。

　　锡伯族人喜爱骑马射箭。因而，锡伯族享有“射箭民族”的美誉。他们能歌善舞，“东布尔”是锡伯族特有的弹拨乐器。在祖国的西北、东北、内蒙部分地区，可以看到一些能骑善射的人们，他们时而跃马扬鞭进行跑马竞赛，时而开弓搭箭开展射箭比赛，时而三五成群较量一番摔跤，时而兴致勃勃练习几回举重……他们就是锡伯族。

　　●民族历史

　　1956年包尔汉、冯家升发表论文认为鲜卑郭洛是一种瑞兽，相当于蒙语中的动物(驱)，即特殊的五爪虎。后来又有人说鲜卑郭洛是一种飞马。

　　在16世纪之前，锡伯族先民世世代代生活在松嫩平原和呼伦贝尔大草原上。18世纪中叶，清朝政府从盛京（沈阳）等地征调锡伯族官兵1018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共3275人，由满族官员率领，西迁新疆的伊犁地区进行屯垦戍边。这一年的农历四月十八日，西迁新疆的锡伯人和留居东北的锡伯族男女老少，聚集在盛京的锡伯族家庙——太平寺，祭奠祖先，聚餐话别。次日清晨，锡伯族官兵及其家属，告别了家乡的父老乡亲，踏上了西迁的漫漫征程。经过一年零五个月的艰苦跋涉，到达新疆的伊犁地区。现在的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就是他们当年的驻地，那里的锡伯人是他们的子孙。

　　远古时代的神秘传说：在锡伯族民间传说中说，锡伯族先民——鲜卑，古时南迁时，在鲜卑山（今大兴安岭）中迷失了方向，被困在山里。后来，有一种神兽在前引路乃得出山，才来到南方大泽（呼伦贝尔草原）。这种兽，状如虎而五爪，文如狸而色青，大如狗而迅走。锡伯族保留有供奉“鲜卑兽”（瑞兽）的习俗。将绘制的兽形图案，挂在住室西或北墙上，久而久之就成为锡伯族标志性图案。

　　●生活习俗

　　早期的锡伯族人民以狩猎、捕鱼为业。现在，察布查尔一带锡伯族经营农业，以种水稻为主，牧业也比较发达，还有许多青年从事商业和手工业。本民族的干部不断成长，有了各类专业人才，办起了医院和学校。

　　锡伯族以米、面等为主食，也食用奶茶、酥油、牛肉、羊肉等。穿戴基本与满族相同，随着时代的变迁，地区的差异以及民族间的相互影响而有所变化和差异。清代，锡伯族男子服饰与满族服饰大体相同，多着左侧开衩的长袍和短衣，戴圆顶帽，穿白袜绣花鞋，喜欢戴耳环、手镯、戒指。老年妇女在春夏秋多包白头巾，冬季则戴棉帽，帽沿缝上海豹皮，叫做"坤秋帽"。姑娘只留一条长辫子，从背后正中垂下。结婚后梳双辫，盘结在头上。清朝末期，服饰逐渐与汉族相同，只有伊犁地区的锡伯族妇女至今仍保持着穿袍的习惯。

　　锡伯族十分注重礼仪，也有一些禁忌。比如睡觉时脱下的裤、鞋、袜等不能放在高处；不能在炕上横卧；木能从衣帽、被子、枕头上跨过；吃饭时不能坐门坎或站立行走，严禁拍桌打碗；媳妇不能与公公同桌用餐，也不能同坐；递刀给别人要刀尖朝自己，刀把朝对方，忌食狗肉，族内同姓禁止通婚等。

　　锡伯族能歌善舞。最喜爱的弹拨乐器叫"冬布尔"，演奏时，将琴抱在怀侧，用右手指弹拨。音色近似冬不拉，用于独奏、合奏和舞蹈伴奏。口弦也是锡伯人爱用的吹奏乐器，又称口琴、口簧、响蔑，锡伯语称为"玛肯"。演奏时，左手将口弦置于唇间，右手弹拨簧舌尖端，以气振颤发育。曲调一般是即兴创作，音域较窄，音色优美，是锡伯族儿童和妇女喜爱的乐器。

　　鲜卑兽――类马似牛，吻上生角，背上长翼。是北方鲜卑等游牧民族喜爱的装饰。传说东汉鲜卑人南迁时，曾引导他们走出大兴安岭，平安到达南方大泽。因而成为鲜卑人崇拜的图腾。锡伯族先民曾以此为准钩绘出图案。

　　●民族节日

　　锡伯族人民的传统节日是"杜因拜专扎坤节"，也叫"四一八"节。其来历是锡伯族历史上的西迁。1764年4月18日，沈阳等地的锡伯族官兵及亲属共3 275人受朝廷调遣，去新疆屯垦戍边。历经了一年半的长途跋涉，才来到伊犁河畔建立新家园。为纪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锡伯族同胞从四面八方汇集在一起，赶庙会，唱山歌，举行各种文体活动。四一八是锡伯族人民不可忘记的民族节日。每逢农历四月十八日这一天，人们都将隆重开展各种纪念活动，并把这一天定为自己的传统节日。这一天，锡伯族的男女老少都要穿上盛装，欢聚在一起，弹响“东布尔”，吹起“墨克调”，尽情地跳起舞姿刚健、节拍明快的“贝勒恩”。姑娘们的“抖肩”，小伙子们的“鸭步”惟妙惟肖，以表达对故乡的思念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

　　抹黑节是锡伯族人民另一个饶有风趣、独具特色的传统节日。 传说，每年农历正月十六日这天“五谷之神”要下凡巡视，人们互相往脸上抹黑，是为了祈求五谷不之不要把黑穗病传到人间，使小麦丰收，百姓平安。所以这一天，人们起得特别早，把晚间准备好的抹黑布（抹锅底的黑灰）或毡片带上，走向大街伺机抹黑的对象。闲不住的年轻人成群结伙挨家串户去抹黑取闹。遇到老年人也不放过，不过要跪地施礼请安，再向老人额头抹一小黑点，以示尊敬。尤其是姑娘，很少有人能逃脱脸上不被抹黑的，此时姑娘们也毫不畏惧，用同样的手段往小伙子脸上抹黑。

　　●艺术文化

　　绘画艺术 锡伯族民间，绘制人物画像是一种风俗。锡伯族民间画师技艺高超，所绘人像逼真生动。另外，锡伯族民间还有绘制萨满图、灶神像、家谱图等的传统。�

　　绣花艺术刺绣、贴花、剪纸是锡伯族妇女的优良传统，尤其绣花更是锡伯族妇女擅长的女红。荷包是锡伯族吸烟的男子必备的物品之一，按传统，一对恋人中，女方要缝制精致的荷包送给情人。荷包通常要绣上花卉、蝴蝶、飞禽等美丽的图案。此外，锡伯族妇女用她们灵巧的双手在门帘、枕头套、枕头顶、衣服边角、鞋面上等处绣上各种珍禽异兽、奇花异草，做工精细，展现她们的聪慧和多才多艺。

　　●其它介绍

　　

参考资料：

锡伯族简介

　　关于锡伯族在《 蒲桥集》／汪曾祺 有一段这样的描述：

　　伊犁河南岸是察布查尔。这是一个锡伯族自治县。锡伯人善射．乾降年间，为了戍边．把他们由东北的呼伦贝尔迁调来此。

　　来的时候，戍卒一千人、连同家属和愿意一 同跟上来的亲友，共五千人，路上走了一 年多——原定三年，提前赶到了。朝廷发下的差旅银子是一总包给领队人的，提前到，领队可以白得若干。一路上，这支队伍生下了三百个孩子!

　　这是一支多么壮观的，富于浪漫主义色彩，充满人情气味的队伍啊。五千人，一个民族，男男女女，锅碗瓢盆，全部家当，骑着马，骑着骆驼，乘着马车、牛车，浩浩荡荡，迤迤逦逦，告别东北的大草原，朝着西北大戈壁，出发了。落日．朝雾．启明星，北斗星， 搭帐篷，饮牲口，宿营。火光，炊烟，茯茶．奶子。歌声，谈笑声，哪一个帐篷或车篷里传出一声啼哭，“呱——”又一个孩子出生了，一个小锡伯人，一个未来的武士。

　　一年多。

　　三百个孩子。

　　锡伯人是骄傲的。他们在这里驻防二百多年，没有后退过 一步， 没有一个人跑过边界，也没有—个人逃回东北，他们在这片土地扎下了深根。

　　锡伯族到现在还是善射的民族，他们的选手还时常在各地举行的射箭比赛中夺标。

　　锡伯人是很聪明的，他们一般都会说几种语言，除了锡伯语，还会说维语、哈萨克语、汉语。他们不少人还能认古满文

　　在故宫翻译、整理满文老档案的，有几个是从察布查尔调去的。

　　英雄的民族！

　　锡伯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保留和继承了许多优秀和具有民族特色的民间音乐文化，其中民间歌曲是锡伯族民间传统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数量有限，但在内容上深刻地反映了锡伯族西迁200余年来生活的各个方面，大致分为田野歌、生活习俗歌、儿歌和叙事歌。

　　田野歌。

　　也被称为“街头歌”，锡伯语称“塔拉依舞春”。这是锡伯族最富特色的民间歌曲，而且又为广大锡伯族群众认为是本民族固有的民间歌曲。它咏唱的对象包罗万象，从天、地到日、月，从人类到禽兽。这类歌曲无固定的歌词，多在节假日亲朋聚会或田间劳动时由男女即兴编词对唱。它的特点在其曲调发展手法、曲式结构和歌词格律等诸方面。它几乎全部是由两个不对称的乐句构成，下句后半部的下方严格五度（或四度）模仿；两乐句终止均由其结音下方二度或三度上行级进至结音而终止，终止式的五度模仿尤其严格。

　　生活习俗歌

　　这类歌曲的曲式结构较田野歌稍大，有部分四乐句的单乐段形式出现。主要是反映锡伯族丧葬、婚姻、劳动、游乐、礼节、信仰等方面的风俗。如丧葬方面有《哭葬歌》；婚姻方面有《说亲歌》、《哭嫁歌》、《劝嫁歌》；劳动方面有《四季歌》；游乐方面有《刁羊歌》；礼节方面有《尊老歌》；信仰方面有《喜林妈麽歌》等。在婚娶习俗歌曲中一般都有固定的歌词。

　　儿歌

　　此类歌曲曲调简明，多是教育儿童努力学习、学唱字母、射箭口诀等内容。是本民族崇尚教育的优良传统的体现。正是这种传统才促使这个西迁时只有3000余人的民族，虽然与其他民族杂居了漫长的200多年，仍然保留了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和传统艺术。

　　叙事歌

　　叙事歌多是记述锡伯族1764年西迁来新疆的历史事件的歌曲。这与锡伯族人所担负的特殊历史使命及由此构成的特定生活内容有极大关系。一般旋律极精练，比较完整的有五部：《喀什戈尔之歌》、《拉西贤图》、《叶钦娜》、《海兰格格》、和《三国之歌》。《喀什戈尔之歌》是记述了伊犁四营部分官兵于19世纪20年代奉命赴南疆平定英、俄唆使的张格尔之乱的历史过程。《拉西贤图》全诗近千行，生活气息非常浓厚，口语化的特点增强了民间音乐的色彩。《叶钦娜》是一部古老的反映锡伯族渔猎生活的叙事歌。具有独特的民族特色，诗歌的每一句都以“叶钦娜”一词起头，并以“顶针格”的修辞手法使上下节联成一体。《海兰格格》是一部对情人的追恋歌，也称为悼恋歌。“格格”是旧时锡伯族对少女的美称，也可作为丈夫对妻子的昵称。“海兰格格”意为“可惜的姐姐（或可惜的**）”。《三国歌》是根据群众中广泛流传的“三国演义”编唱的，已流传有百余年历史，是汉锡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现存锡伯族民间歌曲为数不多，但其调式却十分复杂。四声、五声、六声、七声等不下二十余种。其中不乏有罕见的特殊调式。

锡伯与满族同祖同祖，女真人的后裔

没有任何证据来证明锡伯与鲜卑的关系（历史记载和现代医学基因检测），锡伯的主体是瓜尔佳氏，从当初认定锡伯族的历史来看：由于当地政府没有征求广大锡伯同胞的意见，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推行锡伯源于鲜卑结论。从清朝中叶之前锡伯源于女真是很清晰的，锡伯族世居松花江与嫩江流域以及远东滨海地区，属东海女真锡伯部，他们最早出现是1593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对九部联军之役，18世纪中叶，部分锡伯族开始迁往新疆戍边，现分居东北和新疆两地。锡伯族一直是满洲八旗之一，锡伯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建国后民族鉴定为锡伯族，这一点和赫哲族很相似。赫哲是明代野人女真（东海女真）一支，建国后按照本部称谓“赫哲”划分为新民族。其实锡伯和赫哲都是原女真的部族之一，不是单一民族。当然，女真也是北方游牧民族与汉族经过上千年结合出来并且开化智慧的新民族，经过上千年的溶合，文化上实已与汉族无异。

近年来锡伯族史研究学者郭建中、郭超二位研究的结果：锡伯部的形成与金代瓜尔佳部关系密切，如能较深入的研究金代瓜尔佳部历史，这将对锡伯族历史研究很有帮助。

锡伯族的发展史既然指向瓜尔佳氏家族发展史问题就明了了，瓜尔佳氏源于金国时期女真族加古氏部落，亦称夹谷氏、古里甲氏。所以，锡伯族源于女真！

锡伯族，是中国境内的一支少数民族，与古代鲜卑和近代满族有一定的关系。有一种说法说沙俄曾以此名称创造北亚的新地名：西伯利亚。现有人口近十九万人。主要分布在新疆伊犁地区的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和辽宁、吉林等省。新疆锡伯族人口为4万余人（其中查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为2万余人），辽宁沈阳约5万人，其余主要分散居住在北方各省及全国各地。 东北地区的锡伯族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民族语言、文字，淡化了自己的风俗习惯，而新疆查布查尔地区的锡伯族，至今还完整地保留着自己的语言文字及浓厚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并经过与兄弟民族的长期交往，取长补短丰富了自己、发展了自己。主要从事渔猎和农业。锡伯族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跟满语很接近。锡伯族兼用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锡伯文是民国36年（1947年）在满文基础上改变而成的，一直沿用至今。 锡伯人最初游牧于大兴安岭东麓，世代以狩猎、捕鱼为生。16世纪编入蒙古“八旗”后， 其社会组织发生了急剧变化， 生产上转入稳定的农业经济。18世纪中叶，清政府为巩固西北边防，将部分锡伯族迁往新疆，尔后这些锡伯族在伊犁河谷屯田定居，开拓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在这风沙弥漫的大西北，勤劳的锡伯族人民凿山筑渠，修筑了长达100多公里的察布查尔大渠。潺潺的流水使荒漠的原野变成了阡陌纵横，树木葱绿，瓜果飘香，美丽富足的地方。 锡伯族世居呼伦贝尔大草原和嫩江流域。18世纪中叶西迁至新疆察布查尔等地，现多数居住在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和霍城、巩留等县，在东北的沈阳、开原、义县、北镇、新民、凤城、扶余、内蒙东部以及黑龙江省的嫩江流域有散居。 锡伯族人喜爱骑马射箭。因而，锡伯族享有“射箭民族”的美誉。他们能歌善舞，“东布尔”是锡伯族特有的弹拨乐器。在祖国的西北、东北、内蒙部分地区，可以看到一些能骑善射的人们，他们时而跃马扬鞭进行跑马竞赛，时而开弓搭箭开展射箭比赛，时而三五成群较量一番摔跤，时而兴致勃勃练习几回举重……他们就是锡伯族。 民族历史 锡伯族传统体育项目——射箭 锡伯族是古代鲜卑人的后裔。锡伯族与北朝拓跋鲜卑有相同的图腾——“鲜卑兽”（瑞兽），又称“鲜卑郭洛”。在锡伯族民间传说中说，锡伯族先民——鲜卑，古时南迁时，在鲜卑山（今大兴安岭）中迷失了方向，被困在山里。后来，有一种神兽在前引路乃得出山，才来到南方大泽（呼伦贝尔草原）。这种兽，状如虎而五爪，文如狸而色青，大如狗而迅走。锡伯族保留有供奉“鲜卑兽”（瑞兽）的习俗。将绘制的兽形图案，挂在住室西或北墙上，久而久之就成为锡伯族标志性图案。1956年包尔汉、冯家升发表论文认为鲜卑郭洛是一种瑞兽，相当于蒙语中的动物“驱”，即特殊的五爪虎。后来又有人说鲜卑郭洛是一种飞马。 在16世纪之前，锡伯族先民世世代代生活在松嫩平原和呼伦贝尔大草原上。18世纪中叶，清朝政府从盛京（沈阳）等地征调锡伯族官兵1018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共3275人，由满族官员率领，西迁新疆的伊犁地区进行屯垦戍边。这一年的农历四月十八日，西迁新疆的锡伯人和留居东北的锡伯族男女老少，聚集在盛京的锡伯族家庙——太平寺，祭奠祖先，聚餐话别。次日清晨，锡伯族官兵及其家属，告别了家乡的父老乡亲，踏上了西迁的漫漫征程。经过一年零五个月的艰苦跋涉，到达新疆的伊犁地区。现在的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就是他们当年的驻地，那里的锡伯人是他们的子孙。 生活习俗 早期的锡伯族人民以狩猎、捕鱼为业。现在，察布查尔一带锡伯族经营农业，以种水稻为主，牧业也比较发达，还有许多青年从事商业和手工业。本民族的干部不断成长，有了各类专业人才，办起了医院和学校。 锡伯族以米、面等为主食，也食用奶茶、酥油、牛肉、羊肉等。穿戴基本与满族相同，随着时代的变迁，地区的差异以及民族间的相互影响而有所变化和差异。清代，锡伯族男子服饰与满族服饰大体相同，多着左侧开衩的长袍和短衣，戴圆顶帽，穿白袜绣花鞋，喜欢戴耳环、手镯、戒指。老年妇女在春夏秋多包白头巾，冬季则戴棉帽，帽沿缝上海豹皮，叫做“坤秋帽”。姑娘只留一条长辫子，从背后正中垂下。结婚后梳双辫，盘结在头上。清朝末期，服饰逐渐与汉族相同，只有伊犁地区的锡伯族妇女至今仍保持着穿袍的习惯。 锡伯族十分注重礼仪，也有一些禁忌。比如睡觉时脱下的裤、鞋、袜等不能放在高处；不能在炕上横卧；不能从衣帽、被子、枕头上跨过；吃饭时不能坐门坎或站立行走，严禁拍桌打碗；媳妇不能与公公同桌用餐，也不能同坐；递刀给别人要刀尖朝自己，刀把朝对方，忌食狗肉，族内同姓禁止通婚等。 锡伯族能歌善舞。最喜爱的弹拨乐器叫“冬布尔”，演奏时，将琴抱在怀侧，用右手指弹拨。音色近似冬不拉，用于独奏、合奏和舞蹈伴奏。口弦也是锡伯人爱用的吹奏乐器，又称口琴、口簧、响蔑，锡伯语称为“玛肯”。演奏时，左手将口弦置于唇间，右手弹拨簧舌尖端，以气振颤发育。曲调一般是即兴创作，音域较窄，音色优美，是锡伯族儿童和妇女喜爱的乐器。 鲜卑兽――类马似牛，吻上生角，背上长翼。是北方鲜卑等游牧民族喜爱的装饰。传说东汉鲜卑人南迁时，曾引导他们走出大兴安岭，平安到达南方大泽。因而成为鲜卑人崇拜的图腾。锡伯族先民曾以此为准钩绘出图案。 民族节日 杜因拜专扎坤节 锡伯族人民的传统节日是"杜因拜专扎坤节"，也叫"四一八"节。其来历是锡伯族历史上的西迁。1764年4月18日，沈阳等地的锡伯族官兵及亲属共3 275人受朝廷调遣，去新疆屯垦戍边。历经了一年半的长途跋涉，才来到伊犁河畔建立新家园。为纪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锡伯族同胞从四面八方汇集在一起，赶庙会，唱山歌，举行各种文体活动。四一八是锡伯族人民不可忘记的民族节日。每逢农历四月十八日这一天，人们都将隆重开展各种纪念活动，并把这一天定为自己的传统节日。这一天，锡伯族的男女老少都要穿上盛装，欢聚在一起，弹响“东布尔”，吹起“墨克调”，尽情地跳起舞姿刚健、节拍明快的“贝勒恩”。姑娘们的“抖肩”，小伙子们的“鸭步”惟妙惟肖，以表达对故乡的思念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 西迁节 每年农历四月十八日是锡伯族的西迁节，锡伯语叫杜因拜扎昆节。在1 6 世纪之前，锡伯族先民世世代代生活在松嫩平原和呼伦贝尔大草原上。1 8 世纪中叶，清朝政府从盛京（沈阳）等地征调锡伯族官兵1 0 1 8 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共3 2 7 5 人，由满族官员率领，西迁新疆的伊犁地区进行屯垦戍边。这一年的农历四月十八日，西迁新疆的锡伯人和留居东北的锡伯族男女老少，聚集在盛京的锡伯族家庙——太平寺，祭奠祖先，聚餐话别。次日清晨，锡伯族官兵及其家属，告别了家乡的父老乡亲，踏上了西迁的漫漫征程。经过一年零五个月的艰苦跋涉，到达新疆的伊犁地区。现在的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就是他们当年的驻地，那里的锡伯人是他们的子孙，所以当前也有部分民族学者认为应该叫“西征节”更为准确。 两百多年过去了，每逢农历四月十八日这一天，人们都将隆重开展各种纪念活动，并把这一天定为自己的传统节日。 西迁节这一天，锡伯族的男女老少都要穿上盛装，欢聚在一起，弹响“东布尔”，吹起“墨克调”，尽情地跳起舞姿刚健、节拍明快的“贝勒恩”。姑娘们的“抖肩”，小伙子们的“鸭步”惟妙惟肖，以表达对故乡的思念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 抹黑节 抹黑节是锡伯族人民另一个饶有风趣、独具特色的传统节日。 传说，每年农历正月十六日这天“五谷之神”要下凡巡视，人们互相往脸上抹黑，是为了祈求五谷不之不要把黑穗病传到人间，使小麦丰收，百姓平安。所以这一天，人们起得特别早，把晚间准备好的抹黑布（抹锅底的黑灰）或毡片带上，走向大街伺机抹黑的对象。闲不住的年轻人成群结伙挨家串户去抹黑取闹。遇到老年人也不放过，不过要跪地施礼请安，再向老人额头抹一小黑点，以示尊敬。尤其是姑娘，很少有人能逃脱脸上不被抹黑的，此时姑娘们也毫不畏惧，用同样的手段往小伙子脸上抹黑。 锡伯族的“抹黑节” 据传说，锡伯人民因苦于小麦黑穗病之害而演变出这一独特的节日。每年正月十六日太阳未升起之时，锡伯族群众就要用预先准备好的锅底黑灰往脸上涂抹。亲朋邻居不相互串门，子侄辈首先给老人跪下，用锅灰往其前额点一点，然后，平辈之间相互乱涂，直到一个个都成为黑脸蛋为止。只有青年妇女不提倡脸上抹黑。这一习俗的用意在祈求老天爷开恩，不要让小麦染上黑穗病。 有关抹黑节的来历，锡伯族中流传着许多传说。相传很久很久以前，一个女人正在烙饼，因小儿拉了屎，她手忙脚乱间用面饼给孩子擦屁股。这一失误触犯了天条，玉皇大帝决定正月十六太阳出山时烧毁人类和粮食。这一决定传到土地神那里，土地爷动了恻隐之心，偷偷告诉人们，赶在天兵天将到来之前，人们都要往脸上抹黑，让玉皇大帝误认为人间已受蹂躏，从而取消天惩。 艺术文化 绘画艺术 锡伯族民间，绘制人物画像是一种风俗。锡伯族民间画师技艺高超，所绘人像逼真生动。另外，锡伯族民间还有绘制萨满图、灶神像、家谱图等的传统。 绣花艺术刺绣、贴花、剪纸是锡伯族妇女的优良传统，尤其绣花更是锡伯族妇女擅长的女红。荷包是锡伯族吸烟的男子必备的物品之一，按传统，一对恋人中，女方要缝制精致的荷包送给情人。荷包通常要绣上花卉、蝴蝶、飞禽等美丽的图案。此外，锡伯族妇女用她们灵巧的双手在门帘、枕头套、枕头顶、衣服边角、鞋面上等处绣上各种珍禽异兽、奇花异草，做工精细，展现她们的聪慧和多才多艺。 锡伯族能歌善舞，“东布尔”是锡伯族特有的弹拨乐器。民间歌曲是锡伯族民间传统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致分为田野歌、生活习俗歌、儿歌和叙事歌。现存锡伯族民间歌曲为数不多，但其调式却十分复杂。四声、五声、六声、七声等不下二十余种。其中不乏罕见的特殊调式。锡伯人西迁的历史是他们对于自己故乡土地的感情格外深挚。世代渔猎擅长骑马射箭的锡伯人，常常以打猎、撒围等作为民歌题材。 民俗歌曲 这类歌曲的曲式结构较田野歌稍大，有部分四乐句的单乐段形式出现。主要是反映锡伯族丧葬、婚姻、劳动、游乐、礼节、信仰等方面的风俗。如丧葬方面有《哭葬歌》；婚姻方面有《说亲歌》、《哭嫁歌》、《劝嫁歌》；劳动方面有《四季歌》；游乐方面有《刁羊歌》；礼节方面有《尊老歌》；信仰方面有《喜林妈麽歌》等。在婚娶习俗歌曲中一般都有固定的歌词。 儿歌 此类歌曲曲调简明，多是教育儿童努力学习、学唱字母、射箭口诀等内容。是本民族崇尚教育的优良传统的体现。正是这种传统才促使这个西迁时只有3000余人的民族，虽然与其他民族杂居了漫长的200多年，仍然保留了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和传统艺术。 叙事歌 叙事歌多是记述锡伯族1764年西迁来新疆的历史事件的歌曲。这与锡伯族人所担负的特殊历史使命及由此构成的特定生活内容有极大关系。一般旋律极精练，比较完整的有五部：《喀什戈尔之歌》、《拉西贤图》、《叶钦娜》、《海兰格格》、和《三国之歌》。《喀什戈尔之歌》是记述了伊犁四营部分官兵于19世纪20年代奉命赴南疆平定英、俄唆使的张格尔之乱的历史过程。《拉西贤图》全诗近千行，生活气息非常浓厚，口语化的特点增强了民间音乐的色彩。《叶钦娜》是一部古老的反映锡伯族渔猎生活的叙事歌。具有独特的民族特色，诗歌的每一句都以“叶钦娜”一词起头，并以“顶针格”的修辞手法使上下节联成一体。《海兰格格》是一部对情人的追恋歌，也称为悼恋歌。“格格”是旧时锡伯族对少女的美称，也可作为丈夫对妻子的昵称。“海兰格格”意为“可惜的姐姐（或可惜的**）”。《三国歌》是根据群众中广泛流传的“三国演义”编唱的，已流传有百余年历史，是汉锡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现存锡伯族民间歌曲为数不多，但其调式却十分复杂。四声、五声、六声、七声等不下二十余种。其中不乏有罕见的特殊调式。 田野歌 也被称为“街头歌”，锡伯语称“塔拉依舞春”。这是锡伯族最富特色的民间歌曲，而且又为广大锡伯族群众认为是本民族固有的民间歌曲。它咏唱的对象包罗万象，从天、地到日、月，从人类到禽兽。这类歌曲无固定的歌词，多在节假日亲朋聚会或田间劳动时由男女即兴编词对唱。它的特点在其曲调发展手法、曲式结构和歌词格律等诸方面。它几乎全部是由两个不对称的乐句构成，下句后半部的下方严格五度（或四度）模仿；两乐句终止均由其结音下方二度或三度上行级进至结音而终止，终止式的五度模仿尤其严格。

八旗制度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正式创立，初建时设四旗：黄旗、白旗、红旗、蓝旗。1614年因“归服益广”将四旗改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并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合称八旗，统率满、蒙、汉族军队。规定每300人为一牛录，设牛录额一人，五牛录为一甲喇（队），设甲喇额真（参领）一人，五甲喇为一固山，设固山额真（都统、旗主）一人，副职一人，称为左右梅勒额真（副都统）。皇太极继位后为扩大兵源在满八旗的基础上有创建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其编制与满八旗相同。满、蒙、汉八旗共二十四旗构成了清代八旗制度的整体。满清入关后八旗军又分成了禁旅八旗和驻防八旗。

正黄旗

以旗色纯黄而得名。正黄，镶黄和正白旗列为上三旗，上三旗内无王，都归皇帝所亲统兵是皇帝亲兵，侍卫皇室的成员也从上三旗中选。至清末，是八旗满洲中人口最多的一个，下辖92个整佐领又2个半分佐领，约3万兵丁，男女老少总人口约15万人

镶黄旗

在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南部。清代八旗之一，建于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因旗色为**镶红边而得名，镶黄旗是上三旗之一，旗内无王，由皇帝所亲统，兵为皇帝亲兵，侍卫皇室的成员也从上三旗中选。清末时的规模是辖84个整佐领又2个半分佐领，约26万兵丁，男女老少总人口13万人。很多清皇室成员都是镶黄旗如嘉庆帝的皇后孝和睿，乾隆帝的皇贵妃，朝廷的高级官员中也有不少是来自镶黄旗的。

正红旗

在今内蒙古乌兰察布盟东部，清代八旗之一。建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因旗色为纯红而得名，正红旗是下五旗，由诸王，贝勒和贝子分统。至清末，是八旗中人口最少的一个旗，规模为下辖74个整佐领，兵丁23万，男女老少总人口约115万人。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原隶正红旗;清乾隆年间的大贪官和绅也是正红旗人。

镶红旗

在今内蒙古乌兰察布盟东部，请代八旗之一。建于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因旗色为红色镶白而得名，镶红旗是下五旗之一，由诸王贝勒和贝子分统。清末时规模达到下辖86个整佐领兵丁26万，男女老少总人口约13万人。清光绪帝的宠妃珍妃就是镶红旗人。

正白旗

位置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南部。清代八旗之一。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努尔哈赤初定，以旗色纯白而得名。正白旗是八旗中的上三旗之一‘顺治前，上三旗中并无正白旗而有正蓝旗，因在顺治初，多尔衮将自己所领正白旗纳入上三旗而将正蓝旗降入下五旗，这以后就成了定制。正白旗是皇帝亲统旗之一，旗内无王，兵为皇帝亲兵，并从中挑选侍卫皇室的成员。清末规模为辖86个整佐领（基本户口和军事编制单位，100―300人为一单位）约26万兵丁，男女老少总人口约13万人。清末代皇后婉容是正白旗人。

镶白旗

在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南部。清代八旗之一。建于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因旗色为白色镶红而得名，镶白旗属于下五旗之一，不是由皇帝所亲统‘而由诸王，贝勒和贝于分统，清末时的规模是84个整佐领，约26万兵丁，男女老少总人口约13万人。

正蓝旗

在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南部，闪电河流贯，邻接河北。清代八旗之一。建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因旗色纯蓝而得名。正蓝旗在顺治前与正黄，镶黄列为上三旗，顺治初，被多尔衮降入下五旗，不再由皇帝所亲统而由诸王，贝勒和贝子分统。清末时规模达到下辖83个整佐领又11个半分佐领，兵丁26万，男女老少总人口约13万人。

镶蓝旗

在今内蒙古乌兰察布盟东部。清代八旗之一。建于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因质色为蓝色镶红而得名，镶蓝旗是下五旗，由诸王，贝勒和贝子分统。清末时规模达到下辖87个整佐领又一个半分佐领，兵丁27万，男女老少总人口约135万人。著名表演艺术家侯宝林先生便是镶蓝旗人，历史上臭名远扬的“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和正直善良的慈安皇太后（也称东宫）都是。

生活在新疆的锡伯族属于八旗之哪一旗？

锡伯昂吉共编为八旗八牛录：镶黄旗（乌珠牛录即现在的一乡）、正黄旗（寨牛录即现在的二乡）、正白旗（依拉齐牛录即现在的三乡）、正红旗（堆齐牛录即现在的四乡）、镶白旗（孙扎齐牛录即现在的五乡）、镶红旗（宁古齐牛录即现在的六乡）、正蓝旗（纳达齐牛录即现在的七乡）、镶蓝旗（扎库齐牛录即现在的八乡），锡伯八旗，后称锡伯营，隶属于伊犁将军府锡伯营领队大臣直辖。八旗制在后来就演变成新疆伊犁察布查尔县的八个牛录（也称为八个乡）。

锡伯族与满族同祖同祖，都是女真人的后裔。锡伯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历史悠久的古老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