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新是长子长孙，早熟而性格软弱，受过新思想的熏陶却不敢顶撞长辈，年轻时与梅表妹相爱，但却接受了父母的安排另娶了珏。婚后他过得很幸福，有了孩子，也爱自己美丽的妻子，但又忘不了梅，特别是出嫁不久后梅就成了寡妇，回到成都，两人的见面带给他无穷的痛苦。

觉民与觉慧在外参加新文化运动和学生运动，遭到爷爷的训斥，并被软禁家中。觉民与表妹琴相爱，但爷爷却为他定下亲事，觉民为此离家躲避，觉新夹在弟弟与爷爷中间受气。

觉慧是三兄弟中最叛逆的一个，他对家中的丫头鸣凤有朦胧的好感。高老太爷要将鸣凤嫁给自己的朋友孔教会会长冯乐山做妾，鸣凤在绝望中投湖自尽，觉慧决心脱离家庭。

高老太爷发现最疼爱的儿子克定骗妻子的钱去组织小公馆，并在外欠下大笔债务，老四克安也大嫖戏子，在此打击下一病身亡。

《家》这个作品也许不是巴金最好的作品，但却绝对是最有人缘的一本，可是它的问世并非一帆风顺。最初在《时报》上连载，每天一千字左右，后来因为战争中断过一段时间，《时报》又换了编辑。巴金突然接到一封信抱怨小说太长，报社不想继续登下去。收到信后巴金将剩下的稿子全寄了过去，并声明如果报纸愿意登完，他可以不要稿费。用他的话说，“为读者写作”的他“总算尽了作家的责任”。这样，《家》才得以完整面世。

《家》是巴金的作品。

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本名李尧棠，字芾甘，笔名除巴金外，还有王文慧、欧阳镜蓉、黄树辉、余一等，1904年11月25日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中国当代作家。

1933年5月，长篇小说《家》由开明书店出版，该作品描写了一个封建大家庭的罪恶及腐朽。

《家》作品影响

《家》中讲述家族故事的模式在启蒙主义话语中非常典型，它对后来的家族小说创作起了极强的示范作用。对传统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批判和彻底否定也成为这类小说一个持久而强大的主题。

像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老舍的《茶馆》与《骆驼祥子》都是如此，而《家》中父子对立的结构模式也被或多或少地继承下来。

巴金的《家》是一部描述封建家庭制度和封建礼教的小说，揭示了家庭关系的复杂性和对个人命运的深远影响。以下是在小说中出现的关键家族成员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1 高老太爷：高家祖父，是高家大家族的最高权威，对家庭成员的婚姻、教育和社会地位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2 高觉新：高家长子，被高老太爷指定为继承人，但他对封建制度和社会现实感到不满和困惑。

3 高觉慧：高家次子，是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反对封建家庭制度和礼教，支持新思想和新文化。

4 高觉民：高家三子，是一个画家，对家庭制度和礼教持怀疑态度，但不愿公开反对。

5 高觉英：高家四子，是一个沉迷于赌博和女人的浪荡子，对家族的封建制度没有太多的反感。

6 高淑华：高家女儿，聪明有才，但因为她是女性，被限制在家庭中，无法追求自己的梦想。

7 高淑英：高家次女，被家族视为掌上明珠，但她的婚姻却被高老太爷一手包办。

8 高淑贞：高家三女，是一个善良、温柔的女子，因为一次意外，被迫嫁给了一个不爱她的人。

9 冯乐山：高家的亲戚，是一个封建保守的人，对高家的年轻一代持反对态度。

10 陈姨太：高家的女佣，是高家年轻一代的朋友和知己，帮助他们了解和反抗封建家庭制度。

这些人物之间有着复杂的亲属关系和情感纠葛，如兄弟姐妹之间的爱情与矛盾，夫妻之间的感情与婚姻的无奈等。这些关系反映了封建家庭制度和封建礼教对个人命运的束缚和影响。

《家》是巴金创作的激流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作品取材于中国的一个封建的大家庭，通过这个大家庭的没落与分化来描写封建宗法制度的崩溃和革命潮流在青年一代中的激荡，这部作品奠定了巴金在中国文坛中的巨匠地位。 《家》写出了高府中一代年轻人的悲剧，一个时代的悲剧。同时，也写出了在高府的底层，人们正在或先或后的觉醒。地火在缓缓然而持续地燃烧。如果说大哥高觉新并未觉悟新生的话，那么二哥高觉民在抗婚上已有了由民自主的觉悟。三弟高觉慧更如一团火，为高府后院带入了光明。觉慧是高府中最早的觉醒者，因其觉醒之早，故堪称“慧”。他对高家旧秩序已不存任何幻想。他敢于宣传新思想，抨击旧道学、旧秩序。 解放前夕，巴金一直处于高产期，完成了“激流三部曲”的后两部《春》、《秋》以及长篇小说《憩园》、《寒夜》，此外，他还写作了大量的中、短篇小说以及诗歌、散文等。 《家》于1931年在《时报》开始连载时，篇名为《激流》，在写作过程中，巴金 的大哥李尧枚因投机生意失败而自杀了。在巴金的记忆中，大哥是旧制度下的牺牲者。在听到噩耗的那天晚上，他辗转难眠，决定调整《家》的结构，把大哥作为主要人物原形来写，他要把一个垂死制度牺牲者放到人们面前。由于写的都是熟悉的人物、事件和生活，《家》的创作十分顺利，许多部分和情节一气呵成。 《家》不仅是巴金的代表作，也是新文学史上的里程碑。 开明书店1933年5月出版《家》单行本，在以后的十几年里出版了33版，销售数十万册。该书1949年改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仅北京一地就印行了15次。它还先后三次被改编拍摄为**，并多次改编成话剧、戏剧、电视剧、舞剧等，风行了半个多世纪。 至解放前夕，巴金一直处于高产期，完成了“激流三部曲”的后两部《春》、《秋》以及长篇小说《憩园》、《寒夜》，此外，他还写作了大量的中、短篇小说以及诗歌、散文等著作，并翻译了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处女地》等等。 1944年，40岁的巴金与萧珊结婚了，这对夫妻从此相濡以沫，直到1972年8月13日，55岁的萧珊离开人世。 解放以后，巴金被卷入社会政治活动中，先后担任了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文联副主度等职务，他不得不参加各种会议、活动和应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他写了很多符合形势需要的应景文章。多年后，他反思这个时期的写作说“……我过去也是一个‘歌德派’”。 “文革”开始以后，巴金被作为“牛鬼”，接受批斗和改造。在此期间，无论巴金个人还是他的家庭，都遭受了巨大的劫难。种种批斗和折磨、殴打、羞辱让巴金夫妇吃尽了苦头，巴金只有“死心塌地做起‘奴隶’来”。 1973年年底，他开始翻译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 在翻译过程中，由于自身处境与经历的关系，他似乎置身其中，与作者产生了深深的共鸣。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巴金相当长一段时间集中在了对“四人帮”罪行的批判上。 《家》是巴金用来批判封建宗法专制制度的一件利器，于是他选取了作品中最富朝气的觉慧作为执行批判的代理人，（偶尔叙述主体有所变换，但大多数时候都是用“第三代”的目光来审视这个即将崩溃的家族），用他的视角对全书中的人物进行描述和品评，借他的思想独白来表达自己对社会人生的见解，因而，这个人物成为全书中著墨最多的人物，俨然是小说的中心。作者希望通过觉慧的思考给读者指出一条新生活的道路，但由于作者自己在创作当时也处在人生的迷茫之中，因而作品中的觉慧虽然热情激进，却缺少实在感，缺少真正的生命力度，显得有些虚浮苍白。 《家》另一个第三代代表觉新并不是作者要褒扬的人物，但他的命运悲剧却是批判封建宗法专制的有力罪证，因而作者用在这个人物身上的笔墨仅次于觉慧。而从艺术角度而言，这个人物则堪称是全书中最成功的人物——由于觉新是以巴金刚刚辞世的大哥为生活原型的一个人物，他的身上凝聚着作者对自己最亲爱人的深切痛惜，对他的刻划涓滴无遗地流露出作者对这个人物的情感。最真实的往往也是最动人的——长房长孙的觉新虽然令人有“怒其不争”的痛感，但却受到绝大多数读者及评论者的关注，成为这部作品中最重要的人物形象。 至于《家》中第三个重要人物高老太爷，则是作品中“封建宗法制度”的具象化。因此，这一人物开篇便处于不容争辩的被否定的地位——即，他是一个先验的被批判的客体。为此，在作品中作者极力将之塑造成一个可憎的、专制独裁的家庭暴君，一个代表整个封建阶级的罪恶典型。为了突出这一形象的“恶”，达到批判封建宗法专制的目的，作者有意无意地回避对这一人物性格复杂性的揭示，使之成为一个近乎于“类”的存在。 在作品中，高老太爷出场的次数并不多，而且大多是介绍他简单的行动，或以觉慧（作者）的眼光去评判他，仅仅潦潦几句的概括而已。如年关敬神一节，几次提到“老太爷”，但只是这样一些句子：“老太爷一出现，全个堂屋立刻肃静了。”、“依旧是由老太爷开始向祖宗叩头。老太爷叩了头就进房去了。”“克明又进去请了老太爷出来……他笑容满面地受了礼，便走进自己的屋里去了。”再如作品写到老太爷为了觉民逃婚而大发雷霆时，有一段议论：“他只知道他的命令应该遵守，他的面子应该顾全。至于别人的幸福，他是不会顾到的。他只知道向觉新要人。他时常发脾气，骂了觉新，骂了克明；连周氏也挨了他的骂”。这段评论显然是把高老太爷作为一个批判的靶子在进行抨击了，在句子中我们可以看到觉慧式的愤慨，但更应该把它当作是作者对他所憎恨的封建制度的统治者的抨击。于是在这样的描写中，“高老太爷”成为一个“类”的符号；并且，在小说的大部分时候，他是处在这样的地位的。 经过这样地人物塑造，《家》的确完成了政治批判的目的。然而，在这一批判目的完成的同时，高老太爷的形象却不免因而显得有些单一、扁平。虽然由于作者难以完全抛却与祖父的亲情，因而在某些地方流露出对这个人物复杂的感情色彩，使之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矛盾性和立体性，但却并未达到挖掘人物的应有深度——就一部巨著来说，这不免是

主要人物及性格

《家》叙写了大家族三代中的四类人物：第一类是封建制度的维护者，老一代如高老太爷；第二类是封建大家庭的败家子，像吃喝嫖赌、荒*无耻又极端不孝的叔叔辈克安、克定；第三类是封建制度的反抗者，如觉慧、觉民；第四类则是封建制度的受害者，如梅、瑞珏（jué）和鸣凤等。　小说主要以长房中的三兄弟：觉新、觉民、觉慧的故事为主，以各房以及亲戚中的各种人物为纬，描绘出一幅大家族生活的画面，集中展现了封建大家族生活的典型形态，也真实地记录了一个封建大家族衰落、败坏以至最后崩溃的历史过程。

主要情节与主题

《家》以辛亥革命前后的四川成都为背景，取材于感受至深的老家生活经历，描写了一个正在崩溃的封建大家庭的悲欢离合。《家》通过对美丽生命被封建制度摧残的艺术再现，控诉了封建社会制度的黑暗、腐朽和罪恶，同时展现了青年一代的觉醒与反抗，寄托了对未来新生活的期望。《新文学问世以来，以揭露旧家庭旧礼教为题材的创作很多，但以长篇系列小说的形式和如此浩大的规模，对封建家族在现代逐步走向崩溃过程做系统深入描写的，《家》以及《春》《秋》还是第一次，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　小说写了觉新、觉民、觉慧兄弟三人不同的思想性格和生活道路，写了几对年轻人——觉新与钱梅芬、李瑞珏，觉民与琴，觉慧与鸣凤之间的恋爱、婚姻纠葛写了他们不同的遭遇；写了学生请愿，觉慧被关禁闭，兵变惊乱，鸣凤、梅芬、瑞珏相继惨死，觉民逃婚，觉慧出走……通过这些故事，作家批判的锋芒不仅指向旧礼教，更指向作为封建统治核心的专制主义，其所描述的恋爱婚姻悲剧的真正意义，也不只是主张自由恋爱，而是唤醒青年“人”的意识，启迪与号召他们与封建家庭决裂。在作者看来，觉慧与婢女鸣凤的恋爱悲剧，觉新与钱梅芬、李瑞珏之间的婚姻悲剧，其根源都在于他们追求幸福爱情、婚姻的愿望与封建礼教以及封建专制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是旧的家族所代表的专制制度，扼杀了他们的幸福和生命。巴金写这部小说，目的在于他要以笔为武器，对这个“垂死的制度”，喊出“我控诉”。　高老太爷的死是颇具有象征意义的，作者描写了他在极度失望时的幻觉：“他隐隐约约的他的儿子们怎样的饮酒作乐，说些嘲笑他和抱怨他的话。他又看到他的儿孙们骄傲地走在一条新的路上······他自己衰老无力地躺在这里。”暗示出封建大家庭灭亡的两大原因：纨绔子弟荒*无耻的寄生生活，从内部蛀空了这个封建大家庭，新一代的叛逆着又从外部动摇了这个制度的根基。他的死敲响了封建制度的丧钟！　我写《家》的时候，我仿佛在跟一些人一同受苦，一同在魔爪下面挣扎。我陪着那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欢笑，也陪着他们哀哭。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我好像在挖开我的记忆的坟墓，我又看见了过去使我的心灵激动的一切。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常常被逼着目睹一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横遭摧残，以至于得到悲惨的结局。那个时候我的心由于爱怜而痛苦，但同时它又充满诅咒。我有过觉慧在他的死去的表姊（梅）的灵前所起的那种感情，我甚至说过觉慧在他哥哥面前所说的话：“让他们来做一次牺牲品吧。”一直到我在1931年年底写完了《家》，我对于不合理的封建大家庭制度的愤恨才有机会倾吐出来。所以我在1937年写的一篇“代序”中大胆地说：“我来向这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I’accuse（我控诉）。”我还说，封建大家庭制度必然崩溃的这个信念鼓舞我写这部封建大家庭的历史，写这一个正在崩溃中的地主阶级的封建大家庭的悲欢离合的故事。我把这个故事叫做《激流三部曲》，《家》之后还有两个续篇：《春》和《秋》。　（选自《和读者谈谈〈家〉》，《巴金研究资料》上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第五单元家族的记忆《家》我不要单给我们的家族写一部特殊的历史。我所写的应该是一般的资产阶级家庭的历史。这里面的主人公应该是我们在那些家庭里常常见到的。我要写这种家庭怎样必然地走上崩溃的路，逼近它自己亲手掘成的墓穴。我要写包含在那里面的倾轧、斗争和悲剧。我要写一些可爱的青年的生命怎样在那里面受苦、挣扎而终于不免灭亡。我最后还要写一个叛徒，一个幼稚的然而大胆的叛徒。我要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要他给我们带进来一点新鲜空气，在那旧家庭里面我们是闷得缓不过气来了。　（选自巴金《关于〈家〉十版改订本代序——给我的一个表哥》）　巴金是在五四运动的直接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正像他自己后来所回忆的那样，当时“我如饥似渴地抢购各种新文化运动的刊物，一句一行地吞下去，到处写信要求人给我指一条明确的出路，只要能推翻旧的，建设新的，就是赴汤蹈火，我也甘愿……我们是五四运动的产儿，是被五四运动的年轻英雄们所唤醒、所教育的一代人。”可以说，是“五四”给了他一双看世界的眼睛。而他自己的家族故事则为他提供了一个有声有色的背景和一个丰实的材料库。正是通过讲述这样一个“小社会”在1919—1924年间的故事，巴金表达了他作为一个“五四运动的产儿”的不无矛盾的社会观和文化观。　一方面，小说描写了高家四代人的生活，并将他们设置为新旧两大阵营。一边是以高老太爷、冯乐山、高克明、周伯涛以及高克安、高克定为代表的老一辈统治者，他们专横颟顸，虚伪顽固，是儒家伦理道德的化身以及小说中所有不幸的制造者，而以高觉民、高觉慧为代表的年轻一代则以叛逆者的形象构成与父（祖）辈的尖锐对立：　他（觉慧）把祖父的瘦长的身子注意地看了好几眼。忽然一个奇怪的思想来到他的脑子里。他觉得躺在他面前的并不是他的祖父，这只是整整一代人的代表。他知道他们，这祖孙两代是永远不能够了解的。但是他奇怪在这个瘦长的身体里面究竟藏着什么东西，会使他们在一处谈话不像祖父和孙儿，而像两个敌人。　这一场景成为小说中人物关系的一个颇有意味的象征。人生道路与价值观念的不同自然是二者之间最大的分歧，但在小说中，道德风貌的高下被认为是区分两代人的最大标志。接受“五四”新思想的年轻一代代表着正义、良知，而老一代则代表着虚伪无耻和残忍邪恶，二者善恶分明。小说中总是立足于年轻人的叙述视角将这一理念诠释得淋漓尽致。这些都鲜明地体现了作者立足于“五四”新文化、全面批判和否定封建家族

制度以及传统的儒家思想观念的价值立场。由这种立场出发，小说猛烈地抨击“巫师捉鬼”和“血光之灾”的封建迷信，对丧礼和婚礼繁琐的风俗也大加嘲讽，斥之为“滑稽”。“从情绪上来说，这部小说是一张控诉状，写出了旧家庭制度的一切罪恶，如爱情的不自由、个性的压抑、礼教的残忍、长者的绝对权威和卫道者的无耻。”见罗成琰、阎真《儒家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而配合着这种情绪，小说采用了一种相当感情化和色彩化的语言，书中人物常常以情感夸饰的直白句如“我痛苦……我控诉……”来形容他们的心理状态，表达他们的个人心绪，从而使这种个人宣泄变成一种社会抗议行为。而所有其他复杂的人生情绪都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一种情感化色彩化的语言形态是在激进的反传统反专制的30年代文化心态下形成的，但同时它又成为这一种文化心态能够延续和发展的基本载体。”见许子东《巴金与“青年革命心态”》，载《当代小说阅读笔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5页。　这样一种情节模式正是现实生活的矛盾在文学中的反映。《家》所诞生的时代，正是古老的中华民族在内忧外患、落后挨打的形势下寻求自强自立、重建文明的时期。但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洋务运动对富国强兵的追求，维新变法改革制度文化的努力，皆相继归于失败。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却流于形式，中国社会陷入更加混乱失序的局面。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看来，在于中国自身，正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传统阻碍着中华民族走向强盛。中国要想摆脱落后的命运，必须与这个传统彻底决裂。而这种决裂只有通过对传统的全盘否定和极力丑化才能实现。因此，在他们的笔下，传统成了罪魁、元凶、魔鬼、食人者。“启蒙思想家们几乎一开始就被安置在替辛亥革命补理论课，为民主共和制所象征的意识形态寻找价值合法性的角色位置上。”见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第321页。但是一个民族的历史传统是不可能轻易消失的，它必然会与新兴力量产生尖锐的对立和冲突。而社会现实中的矛盾往往会转弯抹角地凝结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对立观念，意识形态中的对立观念又势必表现为作品形式结构上的特点。《家》中父子对立的结构模式正是现实中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之间矛盾的具象化，而小说中子一代的出走与封建家长的死亡、封建大家族的崩溃，正是对这一矛盾的想像态解决。　《家》这种讲述家族故事的模式在启蒙主义话语中非常典型，它对后来的家族小说创作起了极强的示范作用。对传统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批判和彻底否定也成为这类小说一个持久而强大的主题。像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都是如此，而《家》中父子对立的结构模式也被或多或少地继承下来。

主要艺术特色

　　（1）、抒发真挚浓郁的激情：《家》只求与青年读者情绪沟通，不求深刻隽永，倾向单纯、热情、坦率，以情动人，情感汪洋恣肆，语言流水行云，虽然有时少有锤炼，不耐咀嚼，整体上却有一股冲击力，能渗透读者的心。　（2）、意蕴丰富的日常生活细节描写及细腻的心理描写　（3）、舒缓自然、生活化的结构 ：《家》在结构上借鉴了《红楼梦》的写法，以觉慧和鸣凤的恋爱以及觉新与瑞珏、梅芬之间的纠葛作为情节发展的主线，全面交织而展示了高公馆的衰亡过程。　（4）、朴素、自然、流畅的语言风格　（5）、典型化的赋予手法。　（6）、最主要的特色表现在人物形象的描写上。人物大多性格鲜明，面目殊异。巴金描写人物特别注重人情美的描写。他在塑造人物时，一方面以人物美的外形来打动读者，另一方面以美的心灵来吸引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