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穿青人作为“未识别待定民族”，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以“青”、“青族”或“穿青人”写上第一代居民身份证，第二代居民身份证仍然印着“穿青人”三字，全国火车票、机票、酒店宾馆等通行无阻。

土著说：认为穿青人和历史上的僚人一样，是发源于贵州的原生民族。这种观点以贵州民族研究专家为代表，穿青人内部的一些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人士也持该观点。

分支说：认为穿青人是汉族的一支，是明朝征讨云南时迁移到贵州的随军汉人，由于地理隔绝等诸多因素形成的一个集团。持这种观点的为以民族识别专家费孝通为代表的部分学者。

混合群体说：认为穿青人是明代汉族移民与当地土人（即汉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少数民族）互相通婚融合后形成的，处于汉族社会与少数民族社会之间。这是21世纪以来中央民族大学部分学者的观点。

穿青人早期叫“土人”，又叫“里民子”，也叫“羡民”或“县民”，后期叫“穿青”。之所以称为“土人”，是因为他们“居土日久”，是明朝汉族征南将士与当地土族的后代，“因而自认和当地汉人有区别，传统服饰尚青色，普遍使用贵州通行的官话，解放后，穿青人要求承认其为少数民族。例如贵州的穿青、广西的六甲等。”（见1978年9月，政协全国委员会民族工作组天《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

穿青人是一个主要分布在贵州西北地区，人员相对集中的“未识别民族”。在部分穿青人的家谱、墓碑记载和传说中，他们的祖籍是“江西吉安府庐陵县”。其渊源存在诸多争议，近年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研究。

参考资料：

古往今来，一批又一批江西人离开红土地，跋涉千里，来到贵州，在这里安身立命，为贵州高原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江西农业人口的三次大迁徙

江西人口的三次大迁徙在汉代之前，江西人口并不稠密，至西汉平帝元始二年，总数也不过37万，列全国第十七位，由于战乱等种种原因，北方人口大批南移，并随着江西经济的发展，江西人口迅速上升，到元世祖二十七年（1290年），江西人口上升到1400万，超过当时湖北、湖南、四川、贵州、云南五省总和，列全国第一，江西出现了地狭人稠的局面。古代人口，90%是农民。缺田少地的农村人口为谋求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不得不踏上迁徙的征途。据江西教育学院年逾九旬的章文焕教授研究认为，明清两朝，江西省有过三次人口大迁徙。

第一次人口大迁徙发生在明代初期，即所谓“江西填湖广”。朱元璋在应天（南京）称帝后，不断进兵湖广和云贵，都以江西为基地，军需给养任务繁重。而且税务名目繁多，如户口、起色（本色）、折色、存留、额办、岁办、岁派、杂办等五花八门，还有派夫、派银、派物等差役，百姓难以承受。而为了招揽移民耕垦，朱元璋在两湖地区实行放宽赋税的政策，故许许多多江西农民纷至沓来。

江西第二次农民大迁徙，发生在明代中期，又曰“流民进云贵”，其原因起于豪富占田。有钱有势的大户们巧取豪夺，占田占地，并弄虚作假转嫁差役于农民。嘉靖八年赣南巡抚周用上奏朝廷，列举了豪门向农民转嫁田赋的花样有十余种。官府与豪门勾结，致使农民走投无路，上山为匪者有之，加入农民暴动者有之，而大多数破产农民则背井离乡去寻找生路。湖广平原落户己很困难，不少流民只有远走云贵高原和湘鄂西部山区。据葛剑雄编《中国移民史》，江西在云南民籍军籍移民有70多万，其中军籍25万，流民近30万。拿当时全国人口基数来算，这一数据己很可观。

江西第三次农民大迁徙，发生在明末清初。明末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以及张献忠称帝、吴三桂反清，战争不断，致使四川人口大减，田园荒芜。康熙年间，四川巡抚张德地向康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提议迁移湖广民众来川。康熙十七年清政府下令各省官民“携带妻子入蜀开垦者准其入籍”、“其他省民在川垦荒居住者即准其子入籍考试”，一系列优惠政策，以及相对轻得多的租税，吸引在江西山区落籍的客家人以及土著赣人展开了以四川为目标的一次新的人口迁徙。在故乡失去耕地或耕地很少的江西农民来到这些人稀地广的地方，开垦土地，繁衍生息，他们将先进的耕作技术带到这里。明末清初，江西奉新人宋应星在《天工开物》里总结的工农业生产经验也通过浩浩荡荡的迁徙大军带到了他们的第二故乡。

二、多种形式的军政移民

多种形式的军政移民黔史上最早的一次官方移民发生在明代，大规模的军事移民是在明初由朱元璋发动的。明王朝建立后，敌对势力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

东北的纳哈出和云南的梁王把匝刺瓦尔密仍继续使用元朝年号，各称雄一隅。朱元璋分析当时的战略态势，认为云南距蒙古极远，决定先重兵取之。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九月，朱元璋命颖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将军，永昌侯蓝玉、西平侯沐英为左右副将军，挥师三十万直指云贵，次年将云南平定。这一军事行动史称“太祖平滇”，又称“调北征南”。朱元璋义子沐英受命率万余官兵留守，其余部队在皇旨“就地屯田养兵，家属随后遂焉”的帝令下，分散于黔中广大地区，军士们在这里筑陇构圩，开荒辟地。据估算，明代先后进入贵州的官兵，总数为213108名。

这些军人亦军亦民，为明王朝建立起了西部战略后方，从而也为当今贵州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屯堡文化遗产。参加平滇战役的官兵，江西籍的占有很大比例，从战后立功受赏者数量可估计。《明太祖实录》中记述，洪武十九年（1386）二月以白金锭赐江西等处军士戌守者千八百人，同年六月又赏江西袁州等卫队从征云南官军钞四万九千锭。据清爱必杰《黔南职方纪略•土司》记载，贵州各府土司中江西籍士官占绝大多数，大都是洪武年间“有功”的军官。可以肯定，军屯中，有不少军士来自江西。在许许多多当代贵州人的家谱中，关于其祖先从江西随军来黔的记载不计其数。安顺市西秀区旧州詹家屯曾氏族谱记：“曾巩后裔曾德一祖居江西南丰，至明朝初年，任征远将军之职，率师来黔，镇居安顺府”。《贵州黄平王家牌王氏宗谱》记载，王倒犁系王家牌王氏始祖，于明洪武年间随父由江西来到黄平旧州，王倒犁与苗寨女潘“阿扁”结为连理。王朝文老省长就是王家牌族人。贵阳市花溪区镇山村有“班李不能成亲”的祖训。该村先祖李仁宇将军于明代中期，从江西吉安府庐陵县受命入黔。李夫人因水土不合染病去世，将军与布依女班氏结缘入住镇山，生了两个儿子，长子随父姓，次子则姓班，而今己传17代。毕节撒拉溪路氏，先祖从江西随军入黔，路元升于清雍正中岁贡后，其子孙中出三位进士。和军屯同时出现的还有商屯、民屯，这些屯堡中，也来了不少江西人。除屯堡人外，到贵州来的赣籍官员也有不少，其中一些官员还建树颇丰，受到百姓的受戴与纪念。

江西泰和人郭子章，字相奎，号青螺，明穆宗隆庆五年（1571）进士。万历二十七年（1599）二月，贵州巡抚江东之“平播”失利，三千官兵无一生还，被免职。朝廷副都御史郭子章受命巡抚贵州，重组军队，于1600年六月破海龙屯，平定了播州宣慰使杨应龙的叛乱。郭子章在省内扩建城池，疏通航道，扶恤灾民，兴办社学，奖拨士类，记述文物，题辞纂书。治黔十年，政绩卓异。为了保证朝廷给贵州学子的优惠政策不让外省人侵占，郭子章还积极清理“冒籍”，主张以蒙童入学开始即建立学生档案，从而保证了贵州人才的培养成长。至万历三十五年（1607），郭子章九次上疏，陈情终养得准，晋为兵部尚书。离开贵州后，黔人为其建生祠七所。清代田雯在《黔书》中评价道“黔之名宦，明青螺为之冠”。江西吉水人邹元标，明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进士，暂任刑部观政候职待命时，因冒犯首辅大人张居正被脱去官服，廷杖八十后充军都匀卫。邹元标到都匀后，在“鹤楼书院”旁搭一茅舍栖身，兴教育，办学堂，使黔南讲学之风蔚然，致英才辈出。

后人评价，从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至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的三百余年间，都匀人士在科考场上涌现二十二名进士，其中还有状元夏同和。追溯渊源，无不与当年邹元标这个黔南文化传播者有着关系。古驿道时代的贵州，交通闭塞，有道是“天高皇帝远”，故它又成为逃难者的避难之所，据说明朝建文帝被四叔朱棣夺权后逃到了这里，贵阳金阳新区有个东林寺，说建寺庙的东旭和尚是被奸臣魏忠贤追杀的东林党人。在贵州黔东南清水江畔，有座名为“远口”的古镇，镇上的吴氏宗祠巍然屹立于江边，经历过数百年的风雨。吴氏宗祠向人们诉说着一个家庭几经曲折，落籍苗疆的故事。吴氏先祖吴盛，江西吉安人，官至南宋大理寺。奸臣贾似道依仗皇亲国戚的特殊关系，肆意横行。吴盛心怀不满，辞官返赣。为避奸臣加害，又携妻儿西迁，经湖南入苗疆，在远口安家。至今，吴盛的后人己煌煌三十余万。江西有重教育的传统，明清时期，特别是明代前期，江西学子经科举出仕为宦者之多在全国难出其右，仅建文至成化年间的38个宰辅中，江西籍的就有12人。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祖籍地吉安府曾有过“隔河两宰相，五里三状元”的盛况。移居贵州的赣籍后裔通诗书，懂文墨者甚多，还出现过不少颇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由贵阳青岩镇骑龙村出仕的周起渭，字渔璜，康熙三十二年进士，官历翰林院检讨、侍讲、侍读学士，荐升詹事府詹事，浙江主考，提督直隶学政等职，是《康熙字典》和《贵州通志》编纂者之一。其先祖周朝聘，来自江西吉安府庐陵县大鱼塘村，入黔后曾任白纳长官司长官。同属周家后人的周钟瑄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赴台湾任知县，深受百姓拥戴，当地土民为他塑像，立生祠。祖籍南昌的赵国澍，清咸丰时任贵阳府青岩团务总理，在“青岩教案”中处斩了王尔马大等四名洋教徒，其子三名考取进士，且赵以炯获丙戌科举第一名，成为贵州历史上第一个文科状元。还有官至布政使，创办“草庭书院”的周瑛；父子两代进士的徐穆、徐如澎；著名教育家艾茂；一门三兄弟进士的陈灿、陈田、陈馨，陈灿在中英会勘滇缅边界时，力拒暴强，保全边境土地一千几百里，系“有大功于国家的人”；追随孙中山，为革命奔走的杨兆麟；丁宝祯的侄女婿，官至巡抚大人，历经太平天国直到国共内战重大事件，享寿91岁的陈夔龙等。

三、根深叶茂的“江右商帮”

顾名思义，长江之西。据魏禧所著的《目录、杂说》上曰：“江东称江左，江西称江右。盖自江北视之，江东在左，江西在右”。故江西又被称为“江右”，江西商人则被称为“江右商帮”。“江右商帮”驰骋商界五百年，是我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三大商帮之一。而贵州又是“江右商帮”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当明初军屯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时，商屯也迅速发展起来。弃军从商、弃农从商、以及移民中的手工业者，形成了一支支以地域相区别，以乡情为纽带的商帮队伍。由经营油业、药业、酒业、布匹、文具等商人组成的江右商帮可谓人多势众，生意兴隆。据《贵阳掌故》一书介绍，“现贵阳的主要商业区大十字至喷水池一带当时也是商业中心，西面不当晒的房产几乎全为江西会馆所有。现紫林庵至威西门一线则全部是江西会馆的田地产。江西丰城人几乎垄断了整个贵阳的油业”。在今贵阳城北上合群路和环城北路交汇处有条道路名“江西村路”，该路段上有所小学名“江西村小学”，据“老贵阳”说，这里以前集聚了许多江西籍住户有关史料记载，现今的贵阳四中是前“豫章中学”。俱往矣，崇尚“贾德”的赣籍商人用他们的智慧与汗水，在夜郎故地书写了一部又一部商界传奇。华联辉，原籍江西临川，清咸丰乙亥科举人，始祖于康熙年间来贵州经商，定居遵义团溪，先辈贩盐致富。丁宝祯任四川总督改革盐政时，华被聘盐法道总文案，其弟华国英任四川官盐总办。华氏兄弟在仁怀茅台开设“永隆裕”盐号，在贵阳开设“永发祥”盐号，为贵州省首屈一指的盐商。迁居贵阳后，华母念及幼年曾尝过茅台酒，为酬母愿，也由于社交需要，华联辉在茅台镇上买得一烧坊，设“成裕烧坊”后改名“成义烧坊”进行酿造。“成义烧坊”系1915年向巴拿马博览会送酒的烧坊之一。仁怀的中枢、茅台一带流传一个故事，清嘉庆年间，祖籍江西吉安名叫王振发的年轻人被张姓客栈老板收为伙计，王振发娶张家独生女为妻，后创立“王天和盐号”经营盐业成一方巨富。王家为宴请客商和亲友，在赤水河附近建了酒坊——“天和号烧坊”，相继改为“荣太和烧坊”和“荣和烧坊”。由王振发后人王立夫及合伙人王少章经营的“荣和烧坊”为向巴拿马博览会送酒的另一家烧坊。华、王两家都统一用“茅台造酒公司”名义送出参展酒，最后，在白酒系列一举夺魁，金奖荣誉归“华茅”还是“王茅”，引发了一场官司。在难解难分之际，省长刘显世亲自断案，下达“贵州省长公署指令”指出“两户俱系曾经得奖之人，嗣后该两户售货仿单、商标，均可模印奖品，以增荣誉，不必专以收执为贵也”。江西吉安郎中廖品武，清康熙年间迁到遵义板桥。是时，大娄山脚下瘴气盛行，百姓缺医少药。廖一面行医，一面采集当地的中药材，根据祖传秘方潜心研制出一种丹药，取名为“化风丹”。这种药丸对四时偏瘫、中风、癫痫等有特效，传至二、三代，己是名声远扬。在不断的医疗实践中，廖氏化风丹组方配制更加精到，疗效进一步提高，因而美誉远达云、贵、川、黔、滇、桂各地。

清雍正年间，川籍名医张觉人被聘为皇室御医，闻及廖氏家族有奇方，经仔细研究，并亲睹用此方治病救人，认为确实是一奇方，故将此方举荐朝庭。张觉人将此药送给几位偏瘫在床10多载的老臣服用，不到十日，老臣的脚有了知觉，二月余，竟然行走上朝，雍正皇帝见状非常震惊，亲赐“奇药”二字。去年在一次聚会上，我偶然遇上享受国务院津贴的原贵州山地农机研究所长傅延德，方知傅延德的父亲傅北萍（1906-2008）老人，原是经营油业的江右商！清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

傅北萍的祖父江西南昌人傅国华在贵阳创办了“傅恒镒油号。”他的父亲傅炳南继承家业，陆续扩大规模，并坚守“公平交易，童叟勿欺”的经营理念，使其成为贵阳远近闻名的两大油号之一，傅家油号长期设在贵阳民生路。另一油号为“杜锦源油号”，经理是杜弼臣，江西丰城人，油号设在当时的南京街。1951年两家油号合营，开设“贵阳大新油脂公司”，傅北萍任董事长，杜弼臣任总经理。傅北萍曾是贵阳市人大1——9届人大代表，并在全国、省、市工商联任过职。

贵州桐梓金氏族谱上这样记录，明正德元年（公元1506）兵戈乱扰，金大富又名金中富，其弟金大贵与傅、李、刘、黄、简、严、潘共八姓九人从江西丰城罗塘由巫峡、历丰都、秦阳入播，见播州青山绿水无世乱，决定安居长守，他们癖嗜陶朱术，从此经营朱砂、中药材开辟入黔商道。他们持长矛大刀分时分段赶马帮，穿越在贵州的崇山峻岭中。据金氏后人金传学说，当时入黔九人的后裔分布于贵州省乃至西南各地，金氏先祖还作有采茶歌传世。黔北地区有一黄姓分支，于明嘉靖（公元1521年）从江西泰和县余家塘经西蜀，入播州。先祖曾召21子告诫：“好男儿不必恋此一方土，儿应志在四方”，将家财分为21份，挥泪告别，留诗一首：“骏马登程往异方，任从胜地立纲常。身居处境犹吾境，久住他乡即故乡。朝夕不忘亲命语，晨昏当荐祖宗香，但愿苍天同保佑，三七儿孙总炽昌”。

四、江西移民的标志性建筑——万寿宫

地处贵州东部的镇远县历史悠久，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在这里设元阳县后，历代王朝先后设置县、州、府、道于此，从元代至1958年的近700年间，这里一直为府州所在地，镇远是江西移民经湘入黔的重要门户。舞阳河如缎带一般从城中飘然而过，河边一组高大的建筑背山面水而立。中间的山门门楣上方竖书着三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万寿宫。

镇上老幼皆知，这是江西人修的！江西民间祀奉先哲许逊的祠庙万寿宫，始建于东晋。晋代著名道家人物许逊，又称许真君，祖籍河南，生于南昌，曾任蜀郡旌阳（今四川德阳县）令。他居官清廉，为民兴利除害。辞官回归故里后，在新建县西山修身炼丹。许逊精于医道，治病救人，药到病除，故蜚声远近。传说，当洪水危害江南时，他带领弟子惩巫治蛟，并以铁柱锁蛟，被百姓号为“江西福主”，因此在西山建庙，奉为神明。江西境内，万寿宫相继兴建起来，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万寿宫也随着江西移民，到了全国各地，并远及海外。所有的“万寿宫”皆由江西商人投资兴建，其功能具有会馆性质，故又被称作“江西会馆”。如位于贵阳市太平路建于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的江西会馆（万寿宫），实际上是保护江西籍商人的共同利益，解决同乡生活、生意上的困难、团结旅筑同乡的一个团体。

会馆规定，凡要求加入会馆的人先要“上会”，即向会馆捐赠钱财，捐钱最多的士绅、商贾最有可能成为会馆的掌权人。江西会馆按入会人员的原籍分为六个府（南昌、丰城、临江、抚州、瑞昌、吉安），六个府中，数南昌府人数最多，规模最大，实力也最雄厚。会馆的管理采用轮值制，每府经营一年，各府每年推举一届总领，即总负责人，下设“当年”（副总领）负责具体工作，每年春节会馆负责人进行交接。正副总领都没有薪金，只享有节日礼品。大府小府一视同仁，轮流执掌，平等公开，相处和睦，故而会馆真正成了江西人的共同家园。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江西会馆发展为贵阳周边最具有实力的会馆之一。

江西会馆的馆产很多，大体由六府府产、会馆公共会产、庙产、学产组成，包括房产、田地产带来的经济收益。府产中房产一般以最优惠价租给困难同乡，会馆公产及收益主要用于公共活动，庙产主要用于宫内道人的生活和祭祀开支，学产用于兴办学校，每年农历8月15日真君会以及春节，新旧总领交接仪式都很隆重。平时和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也都会有些小集会。馆内有旧联云“此地好论文，何须牛渚云开，马当风送；主人原是客，领略鸢飞化境，鱼跃天机”，“君自故乡来，画栋珠帘，可见阁中帝子？我逢良宴会，赋诗作序，深惭江上才人”。清末民初刘韫良为大殿题联一副：“石函妙阐玄机，我亦乡人，谅仙诀不难暗付；铁柱雄标伟绩，世多丑类，惜神功尚未全诛。” 象这样的万寿宫（江西会馆）在贵阳有数座，至今保留下来的一座在古镇青岩。<<贵州通史>>引用史料曰：“从全省来看，江西会馆最为普遍，譬如遵义府一州四县均有万寿宫，仅绥阳一县就有七座。安顺府城内，旧州及坝阳都有万寿宫，新设的‘苗疆六厅’如台拱（今台江）、清江（今剑河）、八寨（今丹寨）也都有万寿宫”。

据《万寿宫》一书作者章文焕统计，在贵州省有一百几十座，在全国有一千几百座万寿宫。当代，许许多多江西人，作为新移民进入贵州，他们因“西进”而来，因“支前”而来，因“备战备荒”建“三线”而来，因军调干调而来，因“西部大开发”而来。贵州高原以她博大的胸怀接纳了这些来自红土地的赣鄱儿女，而这些江西人也深深地爱上了自己的第二故乡。他们在这里求学，在这里履职，在这里敬业。

在他们之中。有两位杰出人士：江西奉新人，中科院院士（学部委员）、前贵州省副省长、著名化学家徐采栋；籍贯上饶生于吉安的中科院院士、中国探月工程首席科学家、前贵州省人大副主任、世界著名天体化学家和地球化学家欧阳自远。移民是人类迁徙的必然现象，正如古猿从树上到树下，智人从山地到平原。进入文明时代的人类因经济、政治、军事、商务等种种原因在地球板块上无休止地迁徙着。在这远离故土的地方，只要有人叫声“老表”，会有好多个人与你共鸣。这是数百年迁徙编织起来的情结，这是江西红土地和贵州高原的情结。

宗教信仰是一个民族一个群体文化心态的体现。纵观人类社会生活当中，宗教意识是最直接最稳定的一种文化心态。它不为政治、经济所左右，不因地域环境所变迁。它较为全面而直观地体现了人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心理特点。作为自然群体的屯堡人，毫不例外也是宗教信仰的尊崇者。从某种意义上，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生存环境，屯堡人自落土贵州以后，面对环境的改变和土著的反抗，为求生存，那种对自然的依附心理，对神灵的崇拜心态更加虔诚，更加浓烈。

屯堡人的信仰不是单一型的，而是多元型的泛神论者。天上玉皇地下阎罗西方如来南海观音是屯堡人顶礼的菩萨，三清祖师牛马二王关帝孔圣汪公五显是屯堡人膜拜的神灵。可以说儒、释、道、巫的信仰观念，在屯堡人身上都有体现，以致庙宇寺观星罗棋布于屯堡山寨之中。一般村寨都有两三个，寨子大的有四五个之多。这些大大小小的寺庵观庙，供奉的各路菩萨各家神仙各位贤圣，把屯堡人引人到佛家“轮回”的心界、道家“人仙”的心境、儒家“仁义”的心仪。这种对神抵圣哲的偏执信奉和祈求，达到了家家有神完月月有佛事的程度。也正是这种痴迷的信仰心态，对外来教派的排斥，使曾经流行于安顺城区和少数民族村寨的天主教和基督教却难以跨入屯堡村寨一步。

屯堡人的宗教信仰对象大致可分为家族神、民间神、历史人物神。

家族神，不言而喻就是祖先崇拜。从宋以来到明清时代，宗族制度处于成熟发展阶段，儒家的“三纲五常”伦理道德观念得以加强，理学家们极力推行的“孝子百行之首”、“生民之德莫大于孝”，得到上至朝廷下到百姓的认可，讲究“孝道”成了中华民族礼奉的道德观。屯堡人的历史渊源和心理特质，根深蒂固地接纳了儒家的伦理观，把“忠孝仁义”、“君臣父子”等儒家思想作为做人的准则和教化的理念。在他们的心灵深处，坚信自己祖先的灵魂是永恒不灭的，是游离于身体之外的上天使者。不仅能够干预人世间的事情，给子孙后代带来吉凶祸福，而且列祖列宗饱经风霜，于战火中建功，于蛮荒中创业，值得后辈儿孙效仿尊崇。正是这种对祖先崇拜的强烈信仰，成了支撑他们顽强生存下去的精神支柱之一。

在家族崇拜中比较隆重的是清明节上祖坟、七祖节、续家谱。续家谱是屯堡人很重视的一件关系族人来龙去脉的大事。各姓的谱碟都详尽地记录了本姓她发展情况，记载了入黔始祖来自何方因何入黔的缘由，这对了解屯堡的历史，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另外，有的谱书中列有族人要遵守的族规家训，这对规范族人的行为、教化本族后人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屯堡村寨以族姓建有宗祠宗庙，祠内供奉历代先祖牌位。那是族人血脉崇拜的圣殿，是进行家训家规教化的课堂，是议事调解事端的场所。每年祭祖时节，合族人进行祭祀，缅怀祖先，教化族人。天龙镇的郑家祠堂，詹家屯的叶家祠堂等还保留比较完整，祭祖、拜佛活动仍不断举行，只不过远不如从前的声势。

走进屯堡人家的堂屋，第一眼见到的就是神龛上供奉的神榜和祖宗牌位。神榜正中有的写“天地君亲师位”，有的写“天地国亲师位”，“君”与“国”一字之差，却反映了历史的变迁。神榜左右列写有佛、儒、道众多神灵圣贤。有：炎黄昊帝、伏羲神龙、轩辕皇帝、先师孔子、十哲圣贤、关岳二帝、如意真人、文昌帝君、三官大帝、观音大士、文武财神、当值太岁、值日功曹、东厨司命、灶王府君、丑午二王等。神榜下方是镇宅的长生土地、瑞庆夫人。各种神榜所列圣灵各有不同，但都列有“某氏堂上，历代祖先，远近姻亲”。在他们心中，神灵不可少，祖宗不能忘。毕竟一脉相承，祖先在天之灵更会关注家族的兴旺和、发展。他们把眷眷的深情切切的希望虔诚地寄托在“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的顶礼膜拜上，或在初一或在十五或节庆或会口，把一年的丰收一家的吉祥一生的发展一辈的兴旺，乞求祖先和神灵的护佑。屯堡人的多神信仰，把佛家的轮回转世慈悲为怀、道家的劝善积德早升仙界、儒家的忠君孝道仁义礼信，潜移默化地融为一体，让天上地下山川河海的诸家神灵来护佑这一方的生灵。在众多的民间神中，有的管天地日月，有的管生老病死，有的管升官发财，有的管福寿平安。在一个个屯堡村寨的寺院庙观众，或独享祀奉，或佛道共处，同施恩则于屯堡善男信女们。屯堡人这种泛神论的心态，把他们适应环境的应变性、对待不同事物的包容性的心理潜质表现得让人折服。

屯堡是历史的行程，屯堡人是独特的社会群体，屯堡文化是特殊的人文遗珠，关于屯堡的故事，还有很多……

我是姓陈，在离南京不远的和县，我所知道的我们家的辈分有：廷、朝、会、学、步、点、先、仁。02年续谱的新辈分，爸爸没让我背我也就一个都不知道了

我们那里还有另外一个陈，不过我只知道她的三个辈：维、思、继

屯堡文化来源于朱元璋大军征南和随后的调北填南。明洪武十三年，云南梁王巴扎刺瓦尔密反叛，第二年，朱元璋派大将傅友德和沐英率30万大军征南，经过3个月的战争，平定了梁王的反叛。经过这次事件，朱元璋认识到了西南稳定的重要性，于是命30万大军就地屯军。这一屯，屯出了悠悠600年的 “ 明代历史活化石 ” 。《安顺府志 —— 风俗志》载： “ 屯军堡子，皆奉洪武敕调北征南……散处屯堡各乡，家人随之至黔 ” 。 “ 屯堡人即明代屯军之裔嗣也 ” 。在今天的安顺，许多大家族的族谱，记载均与史料相同。《叶氏家谱》载： “ 自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初年被派遣南征……。平服世乱之后……令屯军为民、垦田为生 ” 。在漫长的岁月中，征南大军及家口带来的各自的文化与当地文化融合，经过六百多年的传承、发展和演变， “ 屯堡文化 ” 因此而形成。

明朝军队征服南方过后，为了统治南方，命令大军就地屯田驻扎下来，还从中原，湖广和两江地区把一些工匠、平民和犯官等强行迁至今贵州安顺一带居住，随着历史的变迁，这些人在亦兵亦民的过程中繁衍生息，既不断吸收当地的先进生产方式，以恪守各自世代相承的文化生活习俗，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现在我们称之为屯堡文化的这样一种独特的汉族文化现象，他既执着地保留其先民们的文化个性，又在长期的耕战耕读生活中，创造了自己的地域文明。

屯堡文化既有自己独立发展、不断丰富的历程，也有中原文化、江南文化的遗存，既有地域文化特点，又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一方面，他们执着地保留着其先民们的文化个性，一方面，在长期的耕战耕读生活中，他们又创造了自己的地域文化：屯堡人的语言经过数百年变迁未被周围的语言同化；屯堡妇女的装束沿袭了明清江南汉族服饰的特征；屯堡食品具有易于长久储存和收藏，便于长期征战给养的特征；屯堡人的宗教信仰与中国汉民族的多神信仰一脉相承；屯堡人的花灯曲调还带有江南小曲的韵味；屯堡人的地戏原始粗犷，对战争的反映栩栩如生，被誉为“戏剧活化石”；屯堡人以石木为主营造的既高雅美观又具独特防御性的民居建筑构成安顺所特有的地方民居风格……

安顺七眼桥镇屯堡文化村落群被列为大世界基尼斯之最，2001年国务院将至今仍保存较为完整的屯堡村落云山屯、本寨，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明代驻守军队形成了古村屯堡

明代是云贵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时代。朱元璋在洪武十四年（1381年）派30万大军进攻西南，消灭了元朝残余势力，并把军队留在云贵地区，又下令将留戍者的父母妻子儿女全部送到戍地。在当地，军队的驻防地称为“屯”，移民的居住地称为“堡”，他们的后裔就叫做“屯堡人”。600年过去了，屯堡民居的建筑、服饰以及娱乐方式等依然沿袭着明代的文化习俗。

朱元璋为率疆一统,于明洪武四年(1371)年派大将汤和率兵南征贵州,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派征南将军率30万大军第一次“调北征南”。征南战事一直延续了许多年,军事镇压的结果,并未制服西南,反叛之火不时重燃,威胁着明王朝的统治。朱元璋采纳大臣意见,以征剿与安抚相结合的策略,除置官设卫外,推行屯田制度,按三比七的比例,三成军队驻扎城市,七成军队屯驻农村,并按总旗每人领种田地24亩,小旗每人领种20亩,屯军每人领种18亩的比例发给田地,使屯军和家属就此立寨安居。此外,明王朝又以“调北填南”的举措,从中原、湖广、江南等省强行征调大批农民、工匠、役夫、商贾、犯官等迁来黔中,名曰“移民就宽乡”,发给农具、耕牛、种子、田地,以三年不纳税的优惠政策,就地聚族而居,与屯军一起,形成军屯军堡、民屯民堡、商屯商堡,构成安顺一带独特的汉族社会群体——安顺屯堡。

生活在这一社会区域的人,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特殊的生活环境,特别的习俗民风,特有的艺术文化,他们所居住的村寨又特以带军事性质的屯、堡、官、哨、卫、所、关、卡、旗等命名,故此,“迨制既废,不复能再以军字呼此种人,惟其住居地名未改,于是遂以其住居名而名之屯堡人”(《安平县志·民生志》)除史书记载外,众多家谱的记载,足证安顺屯堡人实系“明代屯军之裔嗣”。随着时代的变迁、屯田的废除、移民的涌入,本来意义上的屯堡有所扩大,在以安顺为中心,东到平坝,西到镇宁和关岭,南到紫云,北到普定,方圆134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散布屯堡村寨达数百个,人口有约30万人。明朝皇帝“养兵而不病于农者,莫如屯田”的举措,不仅实现了明王朝镇压反叛、巩固统治的军事目的,而且屯军移民带来的江南先进耕作技术,也促进了安顺的发展。屯堡人虽然来自中原和江南各省,但同一目的、同一命运、同一生存的需要,人众聚族而居,村寨连缀成片,逐渐形成有别于当地民族和其他汉族的特殊的文化现象——屯堡文化,构成安顺多元文化中耐人寻味的一元。

其一,是安顺所处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这里虽位于贵州高原海拔1000米左右的地方,但峰林峡谷间都有大片的平坦盆地,加上充沛的水源,亚热带多雨温暖的气候,地位优势所带来的相对发达的交通。在安顺这片土地上,高度密集的屯堡群落,成为西南一带屯堡最集中的地方。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聚族而居世代相守,对屯堡文化的传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其二,实行屯田制以后,大批的屯田官兵集中连片,保持着军队的体制,平时以耕种为主,并负责保卫周边的区域;一旦发生战争,则整装开上前线。这种自成体系亦兵亦农的建制,不同于正规军队可以调动、换防。一份份“愚忠”换来了搬不走的土地和家园。这种命运的安排,面对周边矛盾尖锐的环境,同为“远在异乡为异客”的心理,一种大老乡的文化认同感,就把这些来自安徽、江苏、江西、河南、湖北等地的“老乡们”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传递着同一文化信息同一表现形态。在相对固定的生活圈互动互助,共同塑造了屯堡文化的魂。

其三,明代在安顺推行屯田制,多是以一个家族或几大姓来设屯建堡。明朝皇帝非常清楚传统的宗法思想所产生的内聚合力和外在张力,能汇聚成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实施“填南”方略,营造军事重地“汉多夷少”,集小力为大力,以家族为主体来建构屯堡片区,无疑是最佳选择。至今在众多屯堡村寨中,仍以大姓为主体,他们聚族而居,建祠堂、修宗庙、上祖坟、续家谱,用传承的宗法思想延续本族的光荣和发展。其结果是对屯堡文化的沉淀,加速了固化作用。

其四,传统意义上的婚姻,是保证家族血缘得以延续的必须过程。在宗法思想支配下,过去的婚姻观很讲究“门当户对”。在这种婚姻理念支配下,他们择亲不但绝不会与周边的其他民族通婚,就是从外省入黔来的“客家”汉人,也不是择偶的对象,甚至形成“屯对屯”、“堡对堡”、“民屯对民屯”、“商屯对商屯”的婚姻圈。就是这种亲对亲、戚对戚的单向性婚姻,以世家通婚的姻亲关系,形成了一种互助互动的人际网,把固有的信仰、民俗、习尚等文化具象相互影响相互聚合而保存下来。

其五,屯堡人来自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中原和江南地区,其生产方式大大优于当地的土著民。相对先进的经济和文化,使他们之间自然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自为一脉,自成一体,在整体意识的驱动下,整合成一道厚厚的墙,不屑周边民族文化的渗入。加之,屯堡人是明王朝开疆拓土的功臣。对土著民族,他们是征服者、占领者;对填南汉人,他们是先驱者、开拓者。特殊的社会地位,使他们产生一种强烈的自豪感和优越感,不仅歧视当地民族,就是对经济状况好于他们而后来的商屯汉人,也不高看。常常讥笑其妇女头饰为“扫碓把”,尖尖小脚是“洋角锤”。一种正宗的观念,总使自己处于居高临下的态势,去护卫自己诠释自己孤独自己。

尽管清王朝废除屯田制,屯军失去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依靠,沦为与民屯商屯的民众同等的社会地位,但遥想祖上当年骑着高头大马披坚执锐来黔的赫赫威仪,其传统的优越心态仍挥之不去,固守着原有的习俗和文化,就如同他们跳地戏一样,敲着同一个鼓点,跳着同一部大书,玩着同一种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