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州土司家族墓葬群，扎堆遵义新蒲，跨越宋代至明代 关于这个规模宏大的「 ”土司家族墓葬群”，是在2013年至2014年时，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指导之下，陆续进行发掘的。 最终，通过在这两年时间里的不懈努力，考古队一共清理出了三组墓葬，这三组墓葬的选址在当地仁江河西岸的坡地上，正好处在一个面水背山的地势之中。 此次发掘出的三组墓葬，分别属于古代播州地区历史上的几位「 ”土司”，而且，他们还属于同一个「 ”杨氏家族”。 杨烈夫妇墓航拍 其中，第一座墓葬，为播州杨氏第29世土司「 ”杨烈夫妇”的合葬墓，第二座墓葬，是一座大型的同坟异穴三室合葬墓，属于明代初期第一代播州土司，同时也是世袭播州杨氏第21世土司「 ”杨铿夫妇”的合葬墓；第三座墓葬，通过其中发掘出的文物进行断定，为播州杨氏第14世土司「 ”杨价夫妇”的合葬墓。 除此之外，其实，在此次的大规模发掘之前，已经有几位「 ”杨氏土司”的墓葬已经被发掘出了，加上此次发掘出的三组墓葬，就一共有「 ”九位”杨氏土司的墓葬显露在世人的眼前了，分别是：第13世杨粲、第14世杨价、第15世杨文、第21世杨铿、第22世杨升、第24世杨纲、第25世杨辉、第26世杨爱和第29世杨烈。 杨价夫妇墓 说到这里，你可以要问，这个「 ”杨氏土司”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家族？「 ”土司”又是怎样的一种官职呢？ 关于这些内容呢，我会放在下一个部分重点讲述，关于这个「 ”杨氏土司墓葬群”你大可以理解为是一个体现了「 ”世袭性质”的「 ”贵族墓葬群”。 那既然是贵族，从这个墓葬群里所出土的文物自然都是「 ”硬货”，所以，在这里我不妨给大家列举几个，如杨价墓中出土的那幅在考古界轰动一时的「 ”螭龙金杯盘”，其工艺可谓是巧夺天工，在国内的金银器文物当中也算的上是顶级文物了。 再有便是，在其他的「 ”土司墓”当中出土的银执壶、金台盏以及葵花瓣的银盏托，都是可以算得上是「 ”金银器”当中的顶级之作。 螭龙金杯盘 而其实通过这些十分「 ”土豪”的文物，我们便能一次为根据推断出这个「 ”杨氏家族”的财力必然是十分雄厚的，他们的生活也一定是十分奢华的。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近距离地走进这个家族，去了解他们在「 ”播州地区”的历史，同时，也了解一下「 ”土司制度”在历史舞台之上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存在。 出土的其他金银器 杨氏家族由唐代中原而来，因平叛有功而割据播州，前后延续700多年，至明代方黯淡谢幕 在开始说「 ”杨氏家族”之前，我觉得有必要先来说一说「 ”土司制度”，所谓「 ”土司”其实是对一种官职的称谓，又被称作「 ”土官”或「 ”土酋”，一般是会由西北、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部族头目来担任，从而便能实现「 ”少数民族自治”的目的，而且，这一官职是从「 ”元代”才开始设置的。 不过，既然一般是由少数民族的头目来担任，那边就有一些特殊情况，「 ”杨氏家族”便属于这种特殊情况。 而提到少数民族的话，在历史上，古播州地区，也就是现今遵义地区，存在着很多的少数民族，主要包括：苗族、仡佬族、彝族、土家族、白族、侗族等20个世居的少数民族。 古代土司着官服像 所以，在封建王朝的时代，由于播州地区少数民族众多，便经常会出现两类乱局：第一，是不同的少数民族之间为了争夺地盘而进行的小规模的战争；第二，便是几个势力较大的少数民族联合起来反叛朝廷。 而「 ”杨氏家族”的到来，便是因为上面的第二种「 ”乱局”，而且，当时「 ”播州”整个名字和行政地区的设置才刚刚出现没多久。 这里就要先说一说古播州的由来了，那就要追溯到唐贞观九年，即公元635年，自从唐太宗李世民在贞观元年登基称帝以来，他便花了很长的时间平定各处的叛乱之患。 唐太宗像 几年之后，大唐国威大镇，四夷宾服，而所谓「 ”四夷宾服”指的一般是大唐疆域之内各处的少数民族全部都向「 ”大唐”称臣，这其中自然现如今的整个贵州地区。 而为了更好的管理当地的各个少数民族，李世民便先在贞观九年，即公元635年，以原本隋朝时牂柯郡的北部地设置为郎州，管理恭水、高山、贡山、柯盈、邪施、释燕等六县。 而后，到了贞观十三年，即公元639年之时，唐太宗先是废止了「 ”朗州”的设置，但却又将之前「 ”朗州”原本下辖的六个县整合在一起，设置了「 ”播州”，其实，总的来说就相当于是更改了一个「 ”名字”而已。 而关于「 ”播州”这个名字，在明代之时，曾有人对其中的「 ”播”字做过一番解释，认为是「 ”为番之有才者”，而「 ”播州”这个名字也一直延续到了整个「 ”杨氏家族”没落、消失的那一刻。 古播州地图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说一说，原本生活在「 ”中原地区”的杨氏一族，又是如何去到当时的西南边陲，并且一去就是700多年的。 这就要从「 ”杨氏家族”的第一代土司「 ”杨端”开始说起，他原本是山西太原人，而就在唐僖宗咸通十四年，即公元873年，处在云南地区的南诏国再次派军队攻陷了播州城。 为什么说是「 ”再次”呢，因为早在唐宣宗大中十三年，即公元859年的时候，当时的南诏国王酋龙便自称为皇帝并且派兵侵占了播州，此后，是由当时唐朝设置在西南地区的安南都护收复了播州。 所以，南诏国的这两次「 ”发难”，前后只隔了14年，而就是在南诏国「 ”再次”发难的时候，唐僖宗便面向整个朝廷以及民间征集「 ”军事人才”为朝廷出战，从南诏过的手中夺回播州。 杨端画像 而杨端便是在这个时候，加入到了「 ”抗击”南诏国的队伍当中，而后，他便和他的舅舅一起率领江西地区的向氏、令狐氏、成氏、赵氏、犹氏、娄氏、梁氏、韦氏、谢氏等九姓子弟开始在播州定居。 定居之后，他们这个隐藏在播州民间的「 ”大唐军队”便开始了与「 ”南诏国”之间的抗争，他们通过「 ”明攻娄山、暗渡赤水”的作战策略，不断地与「 ”南诏国”军队周旋，最终，在唐僖宗乾符三年，即公元876年，他们再次成功地将「 ”播州”纳入到了大唐的版图之中。 此外，还有一点要说的是，在此次「 ”播州争夺战”中，从唐玄宗时期开始，便被封为「 ”播州侯”镇守西南边陲的「 ”罗荣”的五世孙罗太汪也曾和杨端一同作战，而在成功地收复播州之后，杨、罗两族便都把「 ”家”安在了播州，在播州彻底地扎下根来。 宣抚使司令牌 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杨端便被朝廷封为「 ”播州宣慰司宣慰使”，开始了他们「 ”杨氏家族”对播州地区的割据统治。 公元915年，古播州的第一位实际意义上的「 ”土司”杨端去世，虽说，当时还并未出现「 ”土司”这样一个官职，而此时，曾经的「 ”大唐王朝”早就已经「 ”土崩瓦解”，历史的车轮驶入到了「 ”五代十国”时期， 杨端死后，他的孙子杨牧南承袭了由大唐皇帝所封的「 ”播州宣慰司宣慰使”之位，继续统治着整个播州。 宣抚出使古画 而此后，无论世间的风云如何变幻，历史的车轮怎样前进，「 ”杨氏家族”都能雷打不动地继续他们对「 ”播州地区”的统治。 不过，其实这种现象的出现也是可以很好的解释的，杨氏所统治的「 ”播州地区”，从唐朝晚期便已经开始进行经营，久而久之，树大而根深，其实早就已经变成了一个「 ”国中之国”，再加上，对任何一个封建王朝而言，少数民族的管理问题始终都是一个让那些帝王们感到「 ”头疼”的问题。 而眼下如果恰好有那样的一个家族，经历很多世代都能够很好地管理少数民族众多的播州地区，那么，之后每个朝代的帝王都很愿意将「 ”乌纱帽”送上，而不会轻易地去触「 ”杨氏家族”的霉头，因为结果很有可能就会导致一场极大的「 ”少数民族”叛乱，得不偿失。 所以，我想这便是「 ”杨氏家族”，能够在「 ”播州地区”割据统治长达700多年最为主要的原因所在。 播州杨氏世袭简表 而说到「 ”国中之国”，那边就不得不说，在这个「 ”小国”发展的历史上，是否也曾经出现过「 ”盛世”的局面呢？ 答案自然是有，主要都集中在南宋时期，尤其是在第13世杨粲、第14世杨价、第15世杨文统治时期，整个播州地区，百业兴盛，百姓富足，史称「 ”播州盛世”，而在前面我所列举的那件从杨价墓中出土的「 ”螭龙金杯盘”便是证明这一「 ”盛世”最好的证据。 当然，有盛自然有衰，这也是自然之理，风光无限的「 ”杨氏家族”在延续了724年的辉煌之后，终于在明万历二十八年，即公元1600年，彻底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万历皇帝像 而「 ”杨氏家族”的衰落，如果用现在的话来讲，那就是太「 ”作”了，这就要提到「 ”杨氏家族”的最后一世，也是第29世土司——杨应龙。 在明隆庆五年，即公元1571之时，杨应龙世袭父亲杨烈的播州宣慰司一职，而后，到了万历十四年，即公元1586年，由于服从朝廷调用有功，杨应龙升任都指挥使，并加封为「 ”骠骑将军”。 也许是因为「 ”升”得太快了，所拥有的权力也比「 ”土司”大了许多，所以，杨应龙就忘记了朝廷对他「 ”杨氏家族”的恩裳和关照。 于是，明万历二十七年，即公元1599年，已经苦心经营多年的杨应龙起兵造反，当然，这其中自然也夹杂着杨应龙与大明朝廷之间的矛盾。 罗嘉良饰杨应龙 大明朝廷也立刻派出大军征讨杨应龙所率领的叛军，两军在海龙屯地区进行了多日的激战，未能分出胜负，直到次年春天，明朝派出了以当时著名的抗倭将领为首的「 ”八路大军”一同征讨杨应龙。 此后，又历经了将近六个月的「 ”对垒”，杨应龙见大势已去，便带着两位妻妾在家中「 ”自缢而亡”，他的儿子杨朝栋、弟杨兆龙全部被俘，后来，连同其余被抓的杨氏族人以及叛军将领能一同被押解到京城并斩首于闹市之中。 至此，统治播州地区长达724年的「 ”杨氏家族”便以这种极为「 ”惨烈”的结局，彻底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明代平播之战示意图 而且，在平定了杨应龙叛乱的第二年，万历皇帝便彻底更改了「 ”播州”的行政归属，将「 ”播州”更改成为「 ”遵义县”，并且划分到了当时「 ”四川府”的管辖范围之内。 就这样，不仅「 ”杨氏一族”彻底没落，就连他们曾经统治长达724年的「 ”播州”，也在历史车轮的碾压之下烟消云散了。

播州杨氏，是我国历史上西南地区的一个世袭土司政权，始于唐乾符三年（876年），亡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始祖是唐代播州刺史杨端，历二十九代，至明代播州宣慰司杨应龙而亡，共存在724年的时间。

播州杨氏的由来

说起播州杨氏，就不得不提另外一个家族，这就是播州罗氏。

在唐贞观十三年（639年）之前，并没有“播州”这个地方，最初播州之地名为“牂柯郡”，乃是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在灭南越，降夜郎，完全占据西南夷地区后，于犍为郡南部地区所置的一个郡，辖领且兰、头兰、漏卧、句町等南夷地区，大概就在今贵州省贵阳市一带（有说是在福泉市一带）。

唐贞观九年（635年），为了更好的统治这块被少数民族所占据的区域，唐廷就在牂柯郡的北部地区设置了一个州，而这个新州就是播州的前身“郎州”。郎州初置时，辖恭水、高山、贡山、柯盈、邪施、释燕等六县，大概就在今贵州省遵义市一带。贞观十三年（639年），唐太宗废郎州，置播州，所谓“播”，其意是为番之有才者，即招抚蛮夷所置的州。

如上所说，播州乃是蛮夷聚集之地，因此从汉代在这里设郡，对其进行实际统治之时，播州就经常发生少数民族叛乱事件，汉成帝河平元年（前28年），夜郎王兴与句町王禹、漏卧侯俞反；王莽时期，句町濮人反；隋末，牂柯蛮头领谢龙羽在牂柯郡聚兵数万，割据其地。

如此，直到唐代，播州地区都时常发生少数民族叛乱事件。当然，唐初，唐廷正处于鼎盛时期，是“四夷宾服”之时，因此，对于此地的控制，唐中央政府还是十分牢固的。但是，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唐王朝由鼎盛走向衰落，由此，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头领们就又开始蠢蠢欲动，纷纷起兵，欲割据自立。

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年），播州夜郎叛乱，地方唐军不能抵挡，播州宣告失守。次年，为了平定播州之乱，代宗委任罗荣为六州都督、沿边招讨使、太子太保、荣禄大夫，由他率兵平叛。随后，罗荣凿山开道，剿抚并用，最终用了七年的时间，在大历十三年（778年）平定了播州夜郎之乱。

之后，唐廷因受制于藩镇等内部问题，自知已无精力再对播州进行直接的控制，由此，直接予罗荣以“即其地分封，命世侯播土”，封罗荣为播州侯，由其家族替唐廷世代镇守播州之地。自此，播州被罗氏统治八十余年。但是，当传至第四代罗太汪时，时正值崛起于滇西北的南诏大肆向东扩张，播州这块富庶之地自然也被南诏所盯上，而随着南诏的入侵，播州罗氏最终也就迎来了灭亡的结局。

最初，在唐宣宗大中十三年（859年），南诏第一次侵占播州时，因此时唐朝正值中兴之时，尚有余力对付外敌，由此在次年，唐军就从南诏手中夺回了播州，并将其还给了罗太汪。但是，因罗大汪实在是过于无用，播州能被他控制，不是因为他有厉害，而是背靠唐朝这棵大树的缘故，对于罗氏而言，唐朝强，则播州在；唐朝弱，则播州失。

事实上，最后也的确是如此。唐懿宗咸通二年（861年），随着唐廷自顾不暇，播州再次被南诏所占，而因唐军无力再收复，罗太汪只能是率领族人逃往四川泸州的叔祖家，自此罗氏算是彻底失去了对于播州的掌控权。

不过，罗太汪虽能力不行，但却还是有点志气的，他不甘于失去播州这块罗氏的世袭之地，因此在泸州时，他是时时刻刻都想光复失地。恰恰就在此时，与他同族的杨端势力正值鼎盛之时，由此罗太汪就想借着杨端的力量去收复播州。唐僖宗乾符三年（876年），杨端接受罗太汪的请求，率八姓族人，由罗太汪领路，自泸州出发，“迳入白锦，军高遥山。据险立呰，结土豪臾、蒋、黄三氏，为久驻计。蛮出寇，端出奇兵击之，大败”，一举打败了占据播州的南诏。

但是，播州虽然被收复，可却没有落到罗太汪的手里，因为主导播州收复之战的杨端，他是一个有野心的人，他之所以答应罗太汪去收复播州，不是因为想替罗太汪收回播州，而是想着自己占据播州。由此，自播州收复的那刻起，杨氏就开始取代罗氏世袭播州地区，而后，唐廷也无力再替罗氏做主，为了让播州不至于反叛唐廷，唐朝也就被迫认可了杨氏对于播州的统治权，并授予杨氏播州刺史的世职。

如此，自杨端开始，杨氏正式成为中原王朝所认可的播州的新主人，这就是播州杨氏。

播州杨氏为何能统治播州长达725年的时间？

说到播州杨氏，最让人疑惑的地方无疑是这个家族为何能历经唐、五代、宋、元、明等五代，共725年的时间而不倒？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又为何都认可杨氏对于播州的统治？

其实，播州杨氏之所以能存在725年的时间，并被唐、五代、宋、元、明等五代的统治者所认可，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地势、资源因素。自古以来，一个势力若是想要形成割据局势，他就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其一所占地区要有得天独厚，易守难攻的险要地势，其二是所占地区要有丰富的，能做到自给自足的自然资源。自古益州为何能多次形成割据政策，游离于中原王朝之外，无外乎就是凭借着以上所说的两点，当时只要把葭萌关、绵竹关、涪水关、剑门关等几个重要关隘守住，再凭借着“天府之国”的底蕴，益州统治者就能做到“闭关锁国”，做他的土皇帝。

那播州能满足以上所说的两个条件吗？显然是可以的。首先，播州的地势是十分险峻，“西北堑山为关，东南俯江为池，中皆山谷盘亘，巉崖峻壁，跨接溪峒，人马不得并行”，境内大娄山脉自西南向东北，横亘其间，是为播州最为天然的屏障，又有凶险的长江、乌江庇佑东南，同时境内又是山谷盘亘，巉崖峻壁，通往中原的道路是人马不能并行，极为险峻。因此，播州可以说是最为典型的易守难攻之地。

再是，播州的自然资源也足以让播州统治者能做到自给自足，完全不惧中原王朝的封锁。正所谓“播州东西二千里，南北数百里，乐土也”，播州气候湿润，因此境内沃土众多，是十分适合稻粟的种植，自唐代播州就已是呈现出“稻粟再孰，无徭役”的状态，每年产出的粮食不但能供应播州百姓的日常所需，每家每户更是还有富余的，而至明代，播州在明朝更是做到经济跃居贵州第一的壮举。

同时，播州因地处山林之间，因此其野生动物资源也是十分丰富，就算播州出现旱灾，凭借着其境内的野生动物，播州百姓也能应付许久。此外，播州不但食物资源丰富，其矿产资源也是丰富无比，而这其中就包括可以用于制造武器装备的铁、铜矿资源。由此，可以说，杨氏统治下的播州，是什么资源都不缺，是既不缺粮食，又不缺武器，因此他足以在闭关锁国的状态下做到自给自足。

综上所述，封建时代，播州完全有着割据政权所具备的一切条件，只要谁能占据这样，谁步军具备统一天下的条件，但却有了“闭关锁国，割据为王”的资本。凭借着险峻的地理优势，及丰富的物质资源，即使是中原王朝兴兵来犯，播州杨氏即使不能击败他们，亦也能靠着这些来与中原王朝进行长时间的拉锯战。

第二、识时务，懂得顺势而为。当然，播州杨氏若是单纯的想要依靠地势、资源去抵挡中原王朝的进攻，以此来达到724年对播州的统治，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毕竟，要论资源，论实力，他是绝对比不过中原王朝的，一旦中原王朝下定决心，不急任何代价要干掉播州杨氏，杨氏是绝对不能抵挡的。没看到，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万历皇帝兵发24万大军攻打播州，杨氏末代土司杨应龙虽抵挡了百余天，但最后还是被明朝所灭。

由此可知，如若杨氏单纯的依靠地势、资源，他是绝对不可能统治播州这么长的时间的。

事实上，播州杨氏能存在这么久，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识时务。播州杨氏历代统治者都十分懂得审时度势，一旦其所效忠的王朝出现了不可逆转的亡国局面，他就会率领着播州上下军民投向另外一个新兴的强大王朝，如南宋亡，杨氏第16代土司杨邦宪就立刻向元世祖忽必烈纳土内附，得授绍庆、珍州、南平等处边宣慰使；元亡，杨氏第21代土司杨铿就立刻向明太祖朱元璋纳土称臣，得授播州宣慰使。

试想，本来中原王朝要想武力占据播州，虽说是能做到的，但却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没看到明代仅对播州杨氏用兵百余天，所耗的国库财富就达二百余万两，弄得明朝是“天下盈实之户，比二十年之前，十减其伍”，由此可知，占播州虽说是可以的，但中原王朝却是需要付出非常大的代价。因此，试问，若是播州杨氏能主动纳土称臣，让中原王朝能够不费一兵一卒就能将播州纳入到王朝的统治下，又有哪位统治者会拒绝这种好事呢？

如此，在播州杨氏如此识趣的情况下，中原王朝自然不会太亏待他，毕竟播州杨氏虽说不能做到“始终如一”，但绝大多数时候，他们从未有过起兵反抗过当政者的行为，且他们不但不反抗，反而是朝廷要兵就给兵，要钱就给钱，可谓是恭顺有加。由此，对于如此忠诚的杨氏，历代统治者自然不会过多的为难他们，也乐于将播州继续交由他们来管理。

第三、杨氏统治者多数都是有为之主，将播州治理的是井井有条，百姓也是安居乐业。当然，纵观中国二千余年的封建史，一个“割据政权”若想长治久安，除了需要得到中原王朝的认可，还需要得到境内百姓的认可。而在当时，播州杨氏能存在724年，最重要的原因除了有中原王朝的认可，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播州上下军民也都认可杨氏对他们的统治。

不得不说，播州杨氏能长时间的统治着播州，而不像罗氏那般，没过百年就被赶出播州两次，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播州杨氏的得人心。自杨端开始，杨氏历代统治者深知民心的重要性，他们若想长时间统治播州，除了要讨得中原王朝的欢心，还得赢得底层百姓的民心。

因此，杨氏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对于播州的治理，务求播州长治久安，百姓安居乐业。如杨氏第13代土司杨粲，为了警示后人要重视民心，重视播州的治理，不要残暴不仁，奢侈无度，他就立下“尽臣节，隆孝道，守箕袭，保疆土，从俭约，辨贤侯，务平恕，公好恶，去奢华，谨刑罚”这十条家训。再如杨氏第17代土司杨汉英，他亦要求后世子孙要“承家事君”，要做到“曰忠曰勤”。

由此，历代杨氏土司就是在历代先祖这般言传身教下，始终恪守着“尽臣节，尊民心”的传统，对内，坚持与民休息，做到不劳民伤财，着重发展播州的农业和经济，做到让百姓安居乐业；对外，始终选择效忠中原主政的王朝，恪守臣节，不与中原王朝做无用的抗争，让百姓能专心生产。

如此，就在播州杨氏历代统治者的这般仁政的治理下，是“西南夷……其中播最大，地方两千里，民悍而富”，直至明代成为贵州经济第一的存在。因此，正因播州杨氏能让播州百姓得以安居乐业，百姓对其自然就是拥戴有加。由此，随着百姓的拥戴，中原王朝的认可，播州杨氏对于播州长时间的统治也自然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播州杨氏为何会亡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

杨氏会亡在杨应龙的手中，会被万历皇帝所灭，这其中的缘由直至今日也未有个明确的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播州杨氏会覆灭，主要原因离不开两点：

其一是杨氏末代土司杨应龙不再恪守着“尽臣节，尊民心”的祖训，对内，鱼肉百姓，弄得播州上下苦不堪言；对外，反叛大明朝，妄图以一隅之地对抗中原王朝。

其二是明朝不再甘于让西南地区最富庶，也是最重要的播州被杨氏所控，此时明廷想对播州进行直接统治，然后借助着播州来控制住西南地区的其他土司政权，从而征调他们的财富、士兵去应对东北越来越严峻的局势。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播州杨氏会覆灭，这个原因是相互的，是既有杨应龙的私心，也有明朝的野心，杨应龙希望用播州去完成真正的“割据”，而明朝也希望将播州真正纳入到自己的统治范围中。由此，就在这种“两厢情愿”的情况下，最终杨应龙反叛，明朝平叛。而结果无需多说，杨应龙始终是无法与明朝相抗衡的，即使此时的明朝已是日薄西山，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雄居中原的明朝也不是只有一隅之地的杨应龙可以比的。自杨应龙反叛那刻起，播州杨氏的灭亡就早已注定。

总得说，播州杨氏能掌控播州长达725年的时间，正是因为他们重视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及播州百姓的民心，知道只有臣服于中原王朝，知道只有播州百姓拥戴，播州才能永远的控制在杨氏的手中，杨氏对于播州的统治也才能长治久安。而播州杨氏会灭亡，其主要原因也是因末代土司杨应龙对内不尊民心，对外不尊明朝，才最终促使播州杨氏覆灭。

只得说，播州杨氏是成也中原王朝、播州民心，败也中原王朝、播州民心。末代土司杨应龙若能一如既往的恪守着其先祖所定下的“尽臣节，隆孝道，守箕袭，保疆土，从俭约，辨贤侯，务平恕，公好恶，去奢华，谨刑罚”的祖训，播州杨氏也不会落了个之后如此下场。

若杨氏一直这么恭顺，明朝也找不到借口去攻占播州，播州杨氏也就不会被灭，甚至有可能存活到清朝。毕竟如果平白无故的就去进攻播州，这只会让西南地区的其他土司与明朝越来越离心离德，而这是明朝最不想看到的事情，因为此时东北局势已经够糜烂，如果西南再乱起来，明朝就有可能陷入分崩离析。

只是可惜的是，杨应龙太贪婪，太自大，最终播州杨氏为杨应龙的贪婪与自大赔上了七百余年的“国运”，播州杨氏自此不复存在。

洮砚历史悠久，在宋初就闻名于世，历代作为贡品而显赫于当时宫庭或权贵之书房中。金朝诗人元好问就曾有诗曰：“县官岁费六百万，才得此砚来临洮”，继之宋时大书法家黄山谷又对洮硕有“洮州绿石含风漪，能泽笔锋利如锥”的评价，益发验证了洮砚的优异，苏轼的《洮砚铭》：“洗之砺，发金铁。琢而泓，坚密泽，郡洮岷，至中国”的题记，更加赞誉洮砚的肤理缜润，色泽雅丽；元明的以后的赞誉更是连声不辍，而且日本昭科14年出版的《书苑》封面上就连刊有“宋洮河绿石大砚”的原物照片，又说明洮砚在国外的影响之深，至今仍在我国、日本、东南亚及世界各国作为珍品使用或馈赠。1997年，香港回归之际，巨型砚《九九归一》由甘肃省政府赠予香港特区政府。

洮砚石料矿的开采历史将近千年，矿区的所有权在历史上屡易其主。唐代成名

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论砚》记道：“蓄砚以青州为第一，绛州次之，后始端、歙、临洮。”这是对洮砚最早的记载。唐代石制名砚的发展迎来了成熟期，端砚、歙砚、洮砚与澄泥砚并称中国四大名砚也开源于此时，使得大唐成为石质制砚开始一统天下的标志性时代，洮砚、端砚、歙砚逐渐取代各类材质的名砚，至今不可撼动。 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一0七一年〕王昭于征战中在洮河边，被宋神宗任以秦风路经略使司，收复河陇，筑古渭堡为通远军。王昭于应朝中恩旨，选用当地特产洮砚作为皇宫贡品，并赠予各大文豪，立即被苏轼、黄庭坚、陆游、张耒一般文士所赏识，倍受宠爱。洮砚身价一哄而起，珍贵无比。

苏轼作词《鲁直所惠洮河石砚铭》:“洗之砺、发金铁。琢而泓，坚密泽。岁丙寅，斗南北。归予者，黄鲁直。”

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有诗云：“久闻岷石(或作岷右)鸭头绿，可磨桂溪龙文刀。莫嫌文吏不知武，要试饱霜秋兔毫”。

陆游《剑南诗稿》中有诗句云：“玉屑名笺来濯锦，风漪奇石出临洮。”

张耒《以黄鲁直惠洮河绿石，作米壶砚诗》：“洮河之石利剑矛，磨刀日解十二牛。千年虎地困沙砾，一日见宝来中州。黄子文章妙天下，独驾八马森幢旒。平生笔墨万金值，奇谋利翰盈箧收。谁持此砚参几案，风澜近乎寒生秋。抱持投我弃不惜，副以请诗帛加璧。明窗试墨吐秀润，端溪歙州无此色!”

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78年)，洮州资堡部落首领昝南秀节投诚内附，总兵李文忠申报朝庭，赐昝南秀节洮州千户所世袭百户。于原番部十八族中实授百户辖民统之，老噢什附近居民中也有部分属民，洮砚石料矿也即为其开采、制造贡品而效力了。明正德初年，土司旺秀调京晋见，被赐姓杨名洪，自此称卓尼土司为杨土司、亦称卓尼所有辖区的所有百姓为杨家百姓、洮砚石料自此即为“杨家洮砚”了。

历代杨土司深知洮砚的珍贵，对矿区开始严加管理，规定：凡采石者必须以土司衙门的尕书(相当于今之介绍信)为执照，知会驻纳儿村的老噢什旗总管，再由总管通知达窝村的采石工去采石。绝不允许其它人无照采石。达窝村民除担负采石任务外，同时负有监视、保护石窟的职责，经常派出专人守护，“但闻窃石之声，即纠合村民，前往制止，丝毫不予通融”。

为了加强对矿区的管理和保护，防止当地村民和外来人等的非法采石，土司和当地的头目除采取严厉的行政手段外，还通过寺院等宗教机构，传播封建迷信思想来束缚人们。他们在洞窟门边的石岩上凿一块极大的喇嘛爷神碑。购石者必须在采石前向“喇嘛爷”献上一只绵羊，并在碑前祈祷祭祀后，才能进洞采石。否则，据说不仅采不出好石，而且还要遭到不幸，当地还要遭受冰雹之灾。对这些迷信观念，谁也不敢贸然去作试验，民们深信不疑，不仅自身不敢丝毫触犯，并且严格制外人，不得擅自行事，有违神明。土司的这一措施，适应当时、当地政教合一的社会制度，虽带有一定的欺骗色彩，但不失为一种可行的管理方式。在此阶段内，洮砚石料的滥采乱掘现象得到了控制。

石料得到规范管理的同时，洮砚制作、贸易也迎来空前盛况，洮州、卓尼、岷州(今岷县)、狄道(今临洮)、巩昌(今陇西)、河州(今临夏)、兰州分布着繁多的雕刻工人和贸易往来。 建国初期，这里成立了农业合作社，洮砚矿区随著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化而归农业社集体所有。石料亦由集体采取，作为集体的一项副业收入而出售经营，矿区管理又逐渐趋于稳定，混乱局面也予以扭转。一九五八年初，“引洮上山”工程动工，整天炮火连天，土石飞扬。沿工程渠线的山坡村寨多被土石掩埋，无人再顾及洮砚石料的存亡了。喇嘛崖也被当时“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的气势所摄服，乖乖让人腰斩了自己，就连历来让人顶礼膜拜的“喇嘛爷”神碑也被炸得不知去向。原有的采石洞窟被碎石流砂淹埋。在近乎两年半的日月里，人们一方面被当时的狂热气氛所陶醉，忘乎了洮砚；另一方而被引洮工程的炮火所阻隔，断了流通渠道。致使洮砚石料的开掘和雕琢几乎中断。

一九六零年初，引洮工程在严酷的自然灾害面前被迫半途下马。当人们从狂热中醒来后，面临的是生存的威胁和挑战。生存欲望驱使砚乡的人们在令人头晕目眩的喇嘛崖畔，重新踩出了一条比以往更危险、更崎岖的小路。在半崖的流砂、滚石中，又凿出了几个仅容人身躯爬行的缝，在这些毫不惹人注目的洞穴中，重新采取出了稀世珍宝——洮砚石料。

洮砚石料采集的艰难迫使洮砚事业的发展在往后的几十年中风雨飘摇。期间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热爱洮砚的雕刻师，为洮砚的传承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但由于喇嘛崖、水泉湾一带石材已无法人力获取，致使很多喇嘛崖、水泉湾一带之外劣质石材涌出市场，对洮砚的发展造成巨大的冲击。

2010年，国家正式收回洮砚劣质石材的矿产——岷县禾驮乡、西江一带，以及唯一一处洮砚顶级石材的矿产——卓尼县喇嘛崖、水泉湾一带，并通过国家招拍挂公开招拍，停止开采岷县石材、让洮砚劣质石材得到流通的遏制，并科学开采卓尼县喇嘛崖一代顶级石材。

随着华夏文明创新区落户甘肃，洮砚的精品化也随之被多次提及。

2010年，万龙工艺美术有限公司创立品牌“老坑洮砚”，在当地政府的指导和支持下，开始洮砚文化产业品牌化运营。

“老坑洮砚”项目已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化发展项目。洮砚和敦煌是甘肃两张最具代表的名片，由老坑洮砚品牌雕刻大师创作的“洮砚上的敦煌”系列作品敦煌菩萨砚赠与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反弹琵琶砚赠与日本前首相竹下登。

是的。

甘南卓尼县杨土司的四季是范长江报道的。范长江是著名的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人和旅游作家，他在自己的微博上发布了关于甘南卓尼县杨土司四季的文章和视频，介绍了当地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文化传统。他的报道和介绍对于推广当地旅游业和文化遗产的意义非常重要。

甘南卓尼县杨土司位于中国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藏族传统村落。

中国绵延数千年的古代封建王朝，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就是著名的300年魔咒。中国历朝历代，无论是雄才大略如秦始皇建立的秦朝，还是得国不正懦弱不堪的晋朝，亦或是曾威慑天下的大唐，都没能突破300年的历史。然而，中国历史上没有超过300年的大一统王朝，却有一个超越了700年统治历史的国中之国，他就是统治播州超过700年之久的杨氏家族。

播州杨氏所在地

现如今贵州北部的遵义地区，就是唐贞观年间始置的“播州”。唐末年间，杨端攻取播州成为了这里的新主人，此后，杨氏家族共传27世，统治播州长达725年。由于播州地处西南高原地势险要之地，远离中原，又拥有着丰富的物质资源，杨氏家族就在这样的封闭地理环境中建立了稳定的统治。

再加上杨氏家族在每次新旧王朝更迭时，总能够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快速臣服于新朝，这让杨氏统治成为了中国土司统治史中的奇迹。不过，既然杨家能够在播州统治700多年之久，一直拥护新朝廷，为何在明朝万历时就造反了？

杨应龙剧照

首先，杨家末代土司杨应龙，与历代土司相比其个人品行不端，为播州土司制度走向覆灭埋下了巨大隐患。《明实录》记载，播州宣慰使杨应龙在初任土司之初，就有严重的僭越行为。他平日里奢*无度，甚至效仿中原王朝的皇帝，建宫殿、穿龙袍、睡象牙床，先不讨论杨应龙是否有叛逆之心，他的这些行为完全就是对于皇权的不尊重，已经等同于犯了谋逆大罪。

古播州地图

除了杨应龙的僭越行为以外，杨应龙还借着杨氏家族在播州财富兵强，对播州七姓豪族进行残暴统治，最终激化了播州内部矛盾。杨应龙的这些行为，被播州的“五司七姓”上报朝廷他有谋反之意，明朝廷因此介入播州内乱，杨应龙与朝廷官员军队发生多次冲突，他的这些行为，就被朝廷视为有公然反叛之心。其实，一贯跋扈的杨应龙最初只是因不堪忍受朝廷的审问，从而杀官兵泄恨，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叛乱，但是由于他与朝廷之间的矛盾激化，他也只能被逼造反，最终带领杨氏家族走向了绝路。

明朝播州位置图

其次，土司制度本就存在致命弊端，随着中央集权不断的强化，土司与中央王朝的矛盾爆发只是迟早问题。土司制度其实有着巨大的缺陷，土司们都管辖着相对落后的偏远地区，中原王朝往往鞭长莫及，而且，看似对中央王朝恭顺无比的土司，却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军队和地盘，这就让土司具备发动战争的能力。

再加上播州在杨氏家族几百年的经营下，该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程度远高于其他落后的土司地区。威望日益增大，财力、物力充足的杨氏家族，必然会引起明王朝的忌惮。所以，当杨氏家族内部出现嫌隙之时，明王朝自然要借助这个机会，打着平定叛乱的名义，剿灭杨氏土司。

播州海龙屯

最后，明王朝为了加强对于西南地区的统治，也是明朝廷决心剿灭杨氏家族的原因之一。播州土司制度的建立，起初是因为前代中央王朝对于这块地区鞭长莫及而采取的一种治理方式，这才让这个土司独立王国日益发展壮大。明朝相较于前朝，其人口、经济、文化都取得了较前朝更大的发展，为了消除边疆动乱，不让西南地区与中央王朝背道而驰，加之又有杨应龙趁机造反的这个机会，明朝廷就利用这场“平播之役”，最终让杨氏土司走向了覆灭。

洮河绿石开采雕刻始于唐而盛于宋。砚石主要产于卓尼县东北境内洮砚乡的喇嘛崖。该地居民系唐宋兴起的青唐吐蕃驻防于洮州东部董戬后裔留居老奥什和藏巴森石雕艺术哇等部落。宋初归属会川赵土司，元代为铁州，属陕西行省巩昌路临洮府管辖。自明代始属卓尼杨土司领地。

吐蕃东迁之前，卓尼地区本为羌、氐游牧之地，属洮州辖地，秦汉时洮州为临洮县地，属陇西郡，三国初雍州地，晋时为吐谷浑地，北周始置洮州，唐天宝时改属临洮郡辖地，唐肃宗乾元元年（758）为吐蕃之地。

1、矿石形成及特点

砚石质地之所以极佳，是天然形成的矿石。据地质专家测定，形成于古生代的泥盆系，大约为四亿万年至三亿五千万年前。属泥盆系中水成岩变质的细泥板页岩石。

岩石结构细密，滋润滑腻，颗粒细，粒径为001毫米以下，密度为304/厘米左右。并含有多种金属离子，磨墨快而细腻发光。岩石经长期浸润水份充足，细腻光滑，呵之出水，砚堂盛水久存不干。故享有虽酷暑而倾墨不干之盛誉。其硬度适中，为摩氏三度，质硬而不脆，磨抹久经耐用。

其色泽美观典雅。颜色有翠绿、赤紫、暗红、黑等十多种，其色泽之美居诸砚之首。北宋著名词人张文潜在答谢黄廷坚赠他洮砚诗中赞美道：“明窗拭墨吐秀润，端溪歙砚无比色。”又北宋诗人晁无咎赞美砚石贵和氏壁：“洮河石贵双照壁，汉水鸭头无此色。”大自然中那鲜翠欲滴的绿色展现出一派盎然欣茂的勃勃生机，鸭头上的“鸭绿色”令人眼明心亮怡悦欣喜，绿色是洮石的代表色，洮石不仅色秀而且拥有圭璋之质。

洮石不但色泽美观，而且天然形成的石纹图案更显神韵。有的如惊涛骇浪，有的如平水微波，有的如云、气、点等多种自然图案，充分地显示出动感。

洮石性能卓越优良。石之美决定了砚之奇，洮砚贮水不耗历寒不冰，涩不留笔滑不拒笔，发墨快而不损笔，储墨久而味不腐，用之挥撒得心应手。当代国画大师黄胄赞曰：“万古洮石，磨墨为宝。昔日珍品，今日更好。”

2、矿石开采

洮砚矿石的开采和管理权，自唐以来几经更迭。宋神宗熙宁六年（1064），王韶平熙河，洮河东岸归属宋朝。会川土司赵阿哥昌率原乌斯藏旧部归附朝廷。附宗后皇帝御赐国姓赵，并封赐统领洮河东岸藏巴哇一带藏族部落。阿哥昌其貌甚伟，勇猛过人，金贞友年间（1214—1216），因功授熙河节度使。金灭后，随元太子窝阔台汗次子阔端遣兵西征，中统元年（1260），任叠州安抚使。八十岁卒于官，后代为世袭土司。宋元时洮砚的开采权归赵土司管，开掘石料少，生产砚台相应很少，砚台主要为土司官场应筹馈赠礼品。元代战乱不止，基本停止生产。金、元时每年只生产百台砚。明代，砚石的开掘管理权归属洮州卓尼杨土司。土司始祖噶·益西达吉系吐蕃聂赤赞布后裔，赤热巴巾赞布的大臣，后定居四川松藩。其后裔的兄弟二人，明永乐时率领其部迁居卓尼。至旺秀时，皇帝赐姓“杨”，名为“洪”，从此噶氏家族改姓为杨。

明永乐二年（1404），原洮州十八部落和老奥什部落归属卓尼杨土司。随之喇嘛崖砚石开采权归属杨土司。土司衙门对石料开采管理极严，不让滥采乱掘，规定专人开采，开掘者必须持执照，极大地保护了石料资源。

到了清代，自同治之乱起二十年间，屡遭战乱，石料产地农民离乡背井，逃往陇南各地避难。砚业生产处于停滞状态。至后来返乡时，砚雕艺人因病等原因减员到十不存一。砚工子弟们只好以掘石向附近地区出售维持生活。

到了民国时期，社会需求量增加。至民国二十五年前后，年生产量达到近千方。由于大量乱采，导致管理制度哄乱，石料资源大量浪费。

石料开掘极其艰辛，历代石工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砚石矿藏于喇嘛崖山洞中，其中耸崎于洮河之滨，三面环水，水流汹涌奔腾，海拔高度2939米，高寒缺氧，常人难以涉足，从悬崖壁进入山洞，雨季河水涨至洞口。石工们用油灯或烛光照明进洞，弯腰弓背支起护架，除此无其他防护设备。然后用钢钎铁锤采掘，采到一块石料绝非易事。北宋著名鉴赏家赵希鹄在其著《洞天清录》中叙述道：“除端歙二砚外，唯洮河绿石北方最为贵重。绿如兰润如玉，发墨不减端溪下岩。然石在大河深水之底，非人力所至，得之为无价之宝。”可见洮砚之难得。

解放后，当地政府对洮砚生产较重视。矿石开采权由集体所有。1964年，甘肃省工艺美术社开办了洮砚雕刻业务，并在当地组织砚工设立了加工点。于是大力开采矿石，结果人为造成大量石料被损坏。文革期间，停止生产。

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洮砚生产迅速恢复崛起。生产队伍逐渐庞大，新一代砚工的兴起，新的生产技术的应用，洮砚文化产业欣欣向荣。据统计，仅1990年，洮砚地区开采石料约50吨，仅收入约5万元。

元朝时，土族地区归元廷封授的土官管辖。明朝统治者继承元朝“封土司民”的政策，对他们“待之以礼、授之以官”，命其 “各统其部落，以听征调、守卫、朝贡、保塞之令”(《明史·职官志》)。

清灭明后，土族地区的各土司先后率部归附于清朝，清承明制，发给其号纸印敕，准其照旧承袭，是为土司。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又授予东李土司李化龙之弟李化鳌世袭百户之职，是为小李土司。据清代部分史志记载，清代甘、青土族地区的土司共有十八家之多，其中青海土族地区十六家，即：东祁土司、西祁土司、东李土司、西李土司、吉土司、纳土司、陈土司、赵土司、辛土司、阿土司、冶土司、甘土司、朱土司、喇土司、汪土司、小李土司(李南哥后代)。甘肃卓尼勺哇土族原共有三大部落，藏文史籍中称为勺哇三族。明、清至解放前夕，勺哇土族属杨土司管辖，为上治三旗的勺哇旗，由力吾、拉代、的力、汇十那、萨迪、拉叭等七族组成。

清代自雍正、乾隆以后，土司权威有所削弱。到了清末，土司已处在名存实亡的境地。明、清时期，藏传佛教格鲁派传入土族地区后，青海互助土族地区出现了一种与封建土司制度并存的土官制度，这是 地方政教合一制度在青海互助土族地区的延续和发展。

明、清时期，土族的经济、生产有了较快的发展。土族已从一个主要从事畜牧经济的民族，发展成了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兼营畜牧业、手工业的民族。由于河湟一带原有的农业基础较好，加之中原先进耕作技术的不断传入，促进了该地区土族农业经济及与之相伴随的手工业(如酿酒、纺织等)的发展。明、清时期是土族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为以后土族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辛亥革命以后，随着甘、青地区马家军阀势力的不断扩大和发展，除一少部分土族仍归封建土司统治外，大部分土族则由马家军阀所控制。

1929年元月，青海建省。1930年，青海土族聚居的民和、互助、门源等地相继设县，该地区的土族始归由县府管理。1931年8月，南京国民 下令废除土司制度(互助土族地区政教合一的土官制度已于1930年废除)。这样，延续300余年的土官制度被彻底废除。

1938年，土族各村编组实行保甲制度。当时充任区长、保长、甲长者，仍以旧时的土司、土官或具有权势的上层分子占绝大多数。这一时期，由于马家军阀实行民族压迫和歧视政策，迫使土族人民或隐瞒自己的民族身份，或流落他乡，土族人口因此锐减。此外，自明、清以来，藏传佛教格鲁派在土族地区的广泛传播和发展，土族群众笃信佛教，多送子弟入寺为僧，这也影响了土族人口的正常增长。据有关调查显示，1930年以前，青海土族地区各土司所辖人口仅38,000余人。1933年，青海土族仅有30,000余人，其中互助县约1,000余户、近7,000人，民和县约2,000余户、10,000余人，乐都县312户、6,300人，大通县约5,000余人，共和县24户、89人(丘向鲁《青海各民族移入的溯源及其分布之现状》，载《新亚细亚》1933年5卷3期)。到1949年，互助、民和、天祝、大通等地的土族共有4万人左右。

为摆脱马家军阀统治，土族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945年，一些土族士兵参加了反抗马步芳统治的乐家湾兵变。

1949年9月5日，中国人民 解放了西宁市，统治青海各族人民近40年的马家军阀政权彻底覆灭。

1954年2月17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成立了土族地区第一个自治政权——互助土族自治区。1955年，改为互助土族自治县。1985年11月6日，根据青海土族人民的居住特点，经国务院批准，撤销了青海省民和县建制，设立了民和 土族自治县;撤销了青海省大通县建制，设立了大通 土族自治县。至此，实现区域自治的土族人民约占总人口的71%左右。另外，在一些土族居住比较集中，但人口少的地区也设立了土族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