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姓氏来源

上古周文王（公元前十一世纪）将自己的第十五子姬高封于毕（地名，在今陕西咸阳西北）。后来姬高建立了毕国，人称毕公高。后毕国“为楚所灭，而降为庶人”。其子孙就以国为姓，世代相传至今，已越3000年之久。

二、郡望堂号

公元前772年平王带部、氏族东迁河南洛阳，毕姓自始在洛阳繁衍生息，日渐强盛。我们严溪毕氏郡望即出自河南偃师郡。毕姓即使从唐·垂拱年间（公元685 688年），河南偃师的憬公算起，至今也有2770多年历史。从宋·乾德丁卯年（公元967年），毕氏婺源始祖文进公迁居严溪起，毕氏在婺源已生息了1035年。

三、历代名人

1、毕宏——唐朝朝京光人，寓居于蜀。善画山水，古松奇石，著名当世。杜甫《戏韦偃为双松图歌》中有“天下几人画古松？毕宏已会韦偃少”的诗句。

2、毕升——北宋人。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他还研究过木活字版，活字可以多次使用。为世界最早的活字印刷。

3、毕沅——字绍荡，号秋帆。清朝江南镇洋人。留心经史文学，旁及舆地金石之享。尝谓“经义当宗汉儒，说文当宗许慎，编年史谏水先生最长。”以好士知名，学人如钱大听、邵晋涵、章学诚、洪亮吉、黄仲则等先后在幕中。所著《续资治通鉴》220卷，集钱、邵、章等诸人之力而成。诗文有《灵岩山人诗集》、《文集》。

毕姓在历史上出了不少英才：古代有状元毕万初、毕子季、毕构、毕彦祯；进士毕炕、毕文进；丞相毕宪；御医毕中；护国将军毕贤臣；还有毕志安，和寇准一同辅佐宋朝皇帝；中国四大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人毕升；祖孙均进士的毕士安、毕良史；父子皆使君的毕祖晖、毕义云；诗画家毕慧、毕本；监察御史的毕曜；因尽孝，受皇上封赏的毕皆赞等等。

明代新城（桓台）工部尚书毕亨，万历淄川人户部尚书毕自严（毕际有之父），户部尚书安徽人毕锵等。清代大文学家、《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坐馆的馆东南通州知府毕际有，海州知州新城人毕秀等。其中淄川在明清两代出了五个进士，新城出了四个进士，这些都是我毕氏同宗的知名人士，应当引以为荣。

现代毕氏家族更步入辉煌，名人辈出：如电子学家毕德里、陶瓷美术家毕渊明、文学翻译家毕修勺、联合国副秘书长毕季龙、漫画美术评论家毕克官、眼科专家毕华德、公共卫生学创始人毕天民、中央电视台记者毕福剑、中央电视台编导毕晖、 少将毕皓、毕庆堂、中将毕占云、无线通讯的CDMA的先驱——美国贝尔试验室院士毕奇等，都是我毕氏杰出代表。

毕姓是当今较为常见的姓氏，分布很广，如北京，天津之武清，河北之沧州尚义、黄骅、阜平，山东之平邑、龙口，山西之太原，湖北之监利，江西之金溪、崇仁，广西之田林，广东之吴川，云南之河口，四川之合江等地均有。毕姓在全国汉族人口中约占011，居第一百二十五位。尤以山东、河南、黑龙江等省多此姓，三省毕姓占全国毕姓人口的70。

四、姓源考：

在我国数以千计的姓氏当中，最古老的是“姬”姓。姬姓的族人是黄帝的嫡系后裔，这个姓氏具有将近5000年的悠久历史。 全世界华人都自称是“黄帝的子孙”或“炎黄（炎帝与黄帝）子孙”。在中华民族繁衍与发展的过程中，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但是黄帝的子孙很多，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他们分封在各地，多数以地名为姓氏。 中国的宗法制度很注重长子嫡铮簿褪堑障底铀铮频鄣牡障岛笠岢て谝岳幢3肿拧凹А毙眨渌堑障底铀锊辉傩铡凹А薄据《说文》记载，起初黄帝居住在姬水，因而姓“姬”。在远古时代，黄帝是轩辕氏部落的首领，他与炎帝都出自少典氏，这两个部落经过一场坂泉之战（坂泉在今河北涿鹿东南，又称涿鹿之战），炎帝败，合并为炎黄部落。于是中华民族自称“炎黄子孙”。接着，黄帝领导的炎黄部落打败了九黎族的首领蚩尤，统一了全国。黄帝率领的炎黄部落都姓姬，他们是今天炎黄子孙的远祖，也是姬氏族人的远祖。 后来，黄帝的家族越来越大，他的后裔陆续分封在各地，改为其它姓氏，构成中华民族的主流。黄帝嫡系子孙（长子、长孙）世世代代仍旧以姬姓相沿袭，直到3000多年前的周文王父子，仍然继承着祖传的姬姓，建立了中国最长王朝——周朝，奠定了家庭及宗族之间伦常关系以及封建制度。 中华 民族姓氏的变动，以先秦时期较多，到了汉代各个姓氏已渐趋固定。不过，根据《名贤氏族言行类稿》记载，在唐朝开元年间，有一位世代居住在长安，官至水部郎中的姬居逊由于避讳唐明皇的名字，而改姓周（唐明皇即唐玄宗，姓李，名隆基。“姬”与“基”同音）。这一来，分散了姬氏家族的力量。在较早的南北朝时期，本来以周为姓的人，也有改姓姬的，根据《姓氏考略》记载：“梁（梁朝）周弘正，谄事王 伟，避侯景讳改姓姬氏，周石珍亦改姓姬氏。” 和许多著名的姓氏一样，姬氏家族也很可能有其它民的血统加入。南北朝时，在北魏为桓、穆二帝效劳，征伐有功，官至信义将军，封为楼顿侯，后来归顺晋朝的姬澹，据说便是当时的鲜卑人。 作为黄帝嫡系子孙的姬氏族人，在中华民族发展过中，以及创造华夏文明上贡献很大。周文王姬昌、周武王姬发、周公姬旦以及召公姬奭等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尤其是周公姬旦制定《周礼》，对缔造中华文明，提升中华民族的素质方面贡献很大。 毕姓的始祖，为周文王的第十五子毕公高。毕公高，是《书经》上列名的历史人物，他的兄弟武王在君临天下之后，把他封在毕国,以国为姓，是为毕姓的由来。周康王曾命他保卫东郊，因而作了《书经》上的那篇《毕命》，“康王命作册毕，分居里，成周郊，作毕命。” 当年的毕国，在今陕西省长安、咸阳两县之北，也就是渭水的南北岸。这个地方，又称为毕陌、毕塬或咸阳塬，在周朝初年， 受王室十分重视，因为大名鼎鼎功在国家民族的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逝世以后，均葬在此地。 在周代的870多年之间，周文王的这一支毕姓子孙，一直显赫于世。毕公高春秋时代的后裔毕万，当了晋献公的大夫，被晋国封在魏，成了后世魏姓的始祖，而毕万后代魏文侯，后来“三家分晋”，与韩、赵两家瓜分了原来的晋国，自立为诸侯，且国势强盛，成为战国七雄之一。由此可以看出当年始祖毕公高后裔的显赫情形。 在春秋时改姓魏的毕姓后裔，仅仅是毕公高的众多子孙中的一支。其余的子孙，虽然以后也有改了他姓的，但其嫡系子孙仍然保留着原来的毕姓，并且历代相传，一直沿用到了3000多年以后的今天。 关于毕姓的姓源，历来有关姓氏的古籍，考证结果都一致。《姓氏考略》上说：“周文王第十五子毕公高之后以国为氏，望出河内、东平、太原”；《唐书宰相世系表》则指出：“毕炕乃毕公高之后”；《万姓统谱》上也记载说：“《左传》有毕万，《晋语》有毕阳”。 可以这样说，毕姓源于姬，始于毕地。 发源于陕西的毕氏，后来主要繁衍于河南和山西境内黄河以北的一大片地方，到了汉代则有一支远远地迁徙到山东的东平郡，并且繁衍成为当地的望族，相国庄我始祖兴公正是由东平郡所辖的潍县迁来，这就证明相国庄毕氏一族为始祖毕公高之嫡系子孙。

中国近代报纸发展滞后原因新论

2006-12-26 13:53

有关中国新闻事业的教科书，尽管不少喜欢带点“自豪感”去渲染历朝的邸报，但大多也不得不承认，中国近代报刊起源，最早不能超过19世纪……不论以哪份报纸为开端，中国近代报纸的发轫，均晚出西方（主要指欧洲）200多年。

学界通常认为，世界上最早的报纸诞生在17世纪初。如荷兰的安特卫普的《新闻报》（1609年）、德国的《通告报》（1609年）、英国的《每周新闻》（1621年），以及法国的《报纸》（1631年）。〔1〕

有关中国新闻事业的教科书，尽管不少喜欢带点“自豪感”去渲染历朝的邸报，但大多也不得不承认，中国近代报刊起源，最早不能超过19世纪：若以西人来华办报而言，最早是1822年的《蜜蜂华报》；若以国人办报，则多数学者认为是王韬1874年创办的《循环日报》，也有少数学者认为，是更早的1858年的《中外新报》。〔2〕但不论以哪份报纸为开端，中国近代报纸的发轫，均晚出西方（主要指欧洲）200多年。

这一点，在国内早有学者指出，著名学人唐振常曾说：“中国报业史的作者们，论述国内报业兴起，往往夸古以饰今，把报纸的起源作无限制的延伸，事涉荒诞，人莫我信。且勿论‘宫门抄’、‘邸报’之非中国报纸祖先，即使晚近……中国人起而自办了大量的印刷物，或称作‘报’……其实质不是今天严格意义上的报纸(新闻纸)……中国之有报纸，远较西方历史为短”。〔3〕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也说：“中国很早便有了印刷术，但专为印刷而设计、并且只有通过印刷才可能制成的印刷品，特别是报纸和期刊，最早仅出现于西方。”〔4〕

那么，为什么一个最早发明印刷术，有长期的邸报体系，很早就具备“处士横议”（舆论监督）传统的国度，一个崇拜文字几乎到巫术地步的国度，一个历朝历代知识分子都多到用不完的文明大邦，却在新闻事业上晚于西方如此之久？

笔者曾查阅了大量的新闻教科书和相关论文，遗憾的是，几乎千篇一律地都用“资本主义萌芽的不开花结果”，或者“封建王朝对新闻自由的专制扼杀”两条理由轻轻带过。我们不应满足于这种简单的，好象做广播操一样的落入套路的分析。在这篇文章里，笔者试图从出版技术、社会风气、海外贸易及朝廷管制几方面去寻找蛛丝马迹，以给出尽可能有些新意的结论。

一、雕版印刷术的窒障

明清两代刻书之盛，历来为学者称道。明代福建的建阳地区，更形成了一个空前庞大的民间出版集团，商业性书坊达数百家，持续四五千百年，世代经营，品种多样，初步具备了“文化产业”的模样。

在明代出版业极发达的情况下，甚至出现了“疑似杂志”的出版物，如《朱翼》、《万锦情林》、《国色天香》等，郑振铎将之称为“通俗类书”。内容以戏文、小说为主，也刊登一些时事杂文，新潮言论，比如《朱翼》，甚至介绍过利玛窦的新学说。遗憾的是，“疑似杂志”没有定期出版，只是用一个书名，不断“增补”，没有发展成真正的杂志。〔5〕

在“疑似杂志”出现的同期，1580年，一份名为《急救报》的“疑似报纸”出现了，它也是现在保留下的唯一一份明代“报纸”原件。和当时几乎所有的出版物一样，《急救报》同样使用的是雕版印刷，共6页，正文主要是刊出当时“吏部急选官员”的大名单。从装帧、版式和内容看，没有脱出传统邸报的范围。〔2〕

而在整个清代，“疑似报纸”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六科的官报“科抄”、提塘报房的“小报”，民间报房的“京报”，地方出版的“辕门抄”等等，各有一定的读者群。但在19世纪以前，这些“疑似报纸”从内容到形式，仍然只是“邸报”的格调，最终没有发展成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报刊。〔6〕

仅从技术角度看，雕版印刷术是最大的瓶颈。

自15世纪中叶德国人古登堡发明全套金属活字印刷系统以来，西方出版界就广泛应用此种技术，1448－1450年，欧洲246个城市建立了1099个印刷所，印刷了4万种共1200万册书。〔7〕它的特点是成本低廉，印刷迅捷，完全符合现代报刊的出版要求。而在中国，一直到晚清，活字印刷却始终没能进入主流，精美但费时费钱的雕版印刷，始终占据强势地位。

要用雕版技术来印刷现代报纸，几乎是不可能的。首先，雕版费时，在明清时代，一名刻工雕一部12万字的书籍，需要500个工作日！在明人郑济的一篇跋文中可以看到雕版印刷的低下工效：

“……以字计之，十二万二千有奇，于是命刊工十人锓梓以传，自今年夏五月十七日起手，至七月九日毕工，凡历五十二日……”〔8〕

其次，雕版印刷物价格昂贵，比如有记载的一部明代大众读物《新镌陈眉公批评春秋列国志》，1000多页，就要纹银一两，而当时一两银子可买白米4石（240公斤）！〔9〕 按此比例，一份数十页的“雕版印刷日报”，价格至少接近1钱银子，也可以买24公斤白米了，普通市民阶层，肯定是不太乐意购买的。而在欧洲报纸的萌芽阶段，应用金属活字印刷的一份报纸，定价不过1个铜板左右。18世纪前后诞生的，在大众传播史上有特殊地位的“廉价报纸”，有些定价仅为1分钱。报纸只有依靠低廉的定价，才可能吸引广大市民，成为大众媒体，而不再仅仅是士大夫的读物。就此点而言，雕版印刷可谓输在起跑线上。

另外还值得指出雕版印刷的两个毛病：一是雕版印刷物的文字容量狭小。一般的雕版印刷书籍，每页不过一百多字，比如四库全书，每页仅为182字〔10〕。对于追求信息含量，讲究内容厚实的近现代报纸而言，若用雕版印刷出版报纸，那简直如同派小脚女人参加奥运会100米赛跑。二是雕版印刷对于新闻刊物存在“过期作废”的问题。一般来说，书刊的雕版可以用同一个底板多次印刷或采用修补、递修底板的方法重复印刷，但对于时效即生命的新闻报刊来说，雕刻的底板显然无法重复使用。

只有以金属活字技术为基础的近现代印刷技术才能支持近代报刊。我们当然还记得，一直以来不少教科书都喜欢鼓吹，世界上最早发明活字印刷的人是《梦溪笔谈》中记录的布衣毕升。但是，由于士大夫的雕版审美情结及活字技术改良实践的匮乏，从毕升发明泥活字印刷术，到19世纪近代活字印刷术从西方再度传入中国的八九百年中，在中国，活字印刷的书籍不到雕版的百分之一。

应当承认，活字印刷偶尔也有一两个突破，荡漾些波澜，但旋即便成死水。清代康熙年间陈梦雷主编的《古今图书集成》首次大规模应用铜活字印刷，可若干年后大量铜活字就被看守者偷去变卖了。到了乾隆年间，金简主持印刷著名的木活字《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可他死后，25万个木活字也大半给宫廷人拿去烤火用了。而在民间，活字印刷最多的用途却是乡下人印家谱。〔11〕

在这种情形下，中国人只有等到19世纪之后，西方的近代铅印、石印、照相印刷等技术及相关设备的陆续输入，才能开始构建属于自己的新闻事业。

二、“反新闻”的社会习气

初一看，明代的社会土壤似乎将要孕育近代新闻报刊。自明代中叶以降，商业化速度加剧，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逐渐呈现“城乡一体化”的同时，催生了数量不小的有闲暇的市民阶层。一部地方志曾记载晚明的苏州府“聚居城郭者十之四五，聚居市镇者十之三四，散处乡村者十之一二”。〔12〕 在以《金瓶梅》、《三言二拍》为代表的市民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明代市民娱乐、休闲的记载。而以李贽为代表的市民狂叛思想者的心跳与呼喊，似乎也暗合着明代消费社会的内在脉搏，那就是打开枷锁，尽情去享受思想与肉身上的自由。

在不少学者的眼里，明代的市民社会是“纵欲”的，“放肆”的，虽然有点缺乏自我约束，却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自由时代”。〔13〕

但这“自由”，只是对有足够权力和购买力的阶层而言，走向极端即制造出西门庆之流的“两足兽”。西门庆的“自由观”可在其对吴月娘的一番话中尽显：“咱闻那佛祖西天也止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灭我泼天富贵！”〔14〕

这种以金钱权力为基础的“自由观”，与西方同期以“人性解放”为基础的自由观，显然是悖反的，与新闻的本质也是格格不入的。

即使不走极端，这种“自由”也只能制造出在休闲娱乐中麻木不仁的“群氓”。于是，各种或许称得上是“新闻替代品”的娱乐方式风行天下：小说、讲史、评话、词话、陶真、弹词、宝卷……在明代市民的日常生活里，说书人和戏子成为了最佳的“信息传播者”，普通市民的大多数历史常识、时事消息，都来自说书场和刊行的戏文小说里面。〔15〕

清初藏书家钱曾在笔记中曾提到：“……三保下西洋委巷流传甚广，内府之戏剧，看场之平话，子虚亡是，皆俗语流为丹青耳。”这是明代民间时事传播途径主要依靠日常的娱乐方式，如看戏听说书等等的一个有力证据。〔16〕

然而，小说、弹词和戏文的“子虚亡是”，恰恰是新闻最大的敌人，毕竟新闻的本质之一就是“真实性”。因此，一个热衷于戏文、小说、弹词的社会，一个依靠“子虚亡是”的手段来进行时事传播的社会，也就不能不说是“反新闻”的。

对昨日的追忆与向往超过对现实世界的关注，是“反新闻”的另一个特征。在明代，刊行的长篇章回小说（比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口头流传的说书（如说岳、说五代、说三分等等），大都取材于历史题材（《金瓶梅》是一大例外），当时的大多数市民，即使不算“厚古薄今”，但至少也是“好古忘今”。这种好思高古而冷漠现实的社会习气，是新闻的又一大敌人。

到了清代，由于清初文字狱盛行，四库全书的“诱奸”，乾嘉学派的出现，朴学经学盛行，“复古”的习气被放大到极致。用2万字来为一句经书上的话做注解，甚至被认为是值得的和应当推许的。十几部古老得长白胡子的书垄断了无数读书人的大脑，而四库全书的开馆则让相当数量的精英从此耽溺于烦琐的校注，而不再注目书斋外的现世。在这种时候，新闻被驱逐到了最偏僻的角落。

梁启超对此有简单而清晰的描述：“综观（清）二百余年之学史，……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程朱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得解放……今清学固衰落矣……乃势之必然，亦事之有益者也”。〔17〕

清代学术的“解放”，只是对过去部分陋见与故纸的“解放”，更多的仍然还是“复古”。而“复古”，是新闻的绝对敌人。在19世纪以前，书斋学者为主流的中国智识阶层，当然也就没有能力创办出需要广阔视野和现世关怀的近代报刊。

三、“非自由”的贸易传统

自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后，西方各国的海外贸易飞速发展，成为其近代化的最大推动力之一。欧洲近代报刊的最初的诞生地，几乎无一例外是在国际港口城市或商业金融中心城市，如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国家之间的贸易是催生新闻报刊的最初动力，而海外贸易制造出的繁荣城市，则为新闻报刊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反观中国，尽管在明初其经济实力在世界上可算头号强国，在永乐年间也出现了上千人的海外贸易团来京的盛况，但几乎整个明代，海外贸易都是“非自由”的。明太祖曾谕令民间“片板不许下海”，只允许官方严格管制。有来无往的“朝贡贸易”，其政治、外交色彩重于经济色彩，基本是得不偿失的赔本买卖；到明代中叶，沿海从事贸易活动的百姓“视波涛为阡陌，倚帆樯为耒耜”，民间贸易的势头渐渐压过了“朝贡贸易”，早期的外番货品免税政策（这是明太祖最初定的政策，他对一名奏请收取关税的大臣说，抽什么税？大国不贪小利，让那些番夷看看我们大国的气度吧！这和我们当年无私援助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妙）也逐步改为按例抽分；隆庆、万历开海以后，外国商船来华已不限于有朝贡关系的国家，诸般限制也已放松，抽分纳税后便可入市交易。但外商必须通过官设牙行的中介才能进行买卖，不能与民间商人直接贸易，因此仍然是由政府垄断控制的“非自由”贸易。〔18〕

清朝海禁从入关之初即始，顺治十八年（1661年）更全面实行“迁海”，从是年起到康熙初年，在北起直隶、山东，南到广东的沿海各省“坚壁清野”，将沿海一带的居民一律内迁数十里，“所有沿海船只悉行烧毁，寸板不许下海。凡溪河桩栅，货物不许越界，时刻了望，违者死无赦”〔19〕。此后二十余年间，中外商业交往几乎完全断绝，海禁之彻底远超明代。

海禁，特别是强迫“迁海”制造无人区的政策不仅窒息了正常的海外贸易，更使沿海各省数百万人民流离失所，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同时也极大地影响政府的税收，当然不可能长久。1684年，康熙以开海既“于闽粤边海生民有益”，又可“充闽粤兵饷，以免腹地省分转输协济之劳”，下令准许人民出海贸易，首先在福建厦门，继之在广州、宁波、松江等地，分别设立了闽、粤、浙、江4海关与外国通商 〔19〕。

好景不长，“十全老人”乾隆认为：“国家绥远通商……积久留内者益众，海滨要地，殊非防微杜渐之道”。〔20〕 于是在1757年冬宣布实行广州一口通商政策：自翌年起西洋商船“止许在广东收泊交易”〔21〕。由沿海多口通商改变为广州一口通商，康熙时期开放的大门又关到只剩了一条缝，这一政策，直到鸦片战争才被西方的坚舰利炮轰碎。

即使对一口通商的广州而言，也决非自由贸易，仍然是由官商性质的十三行垄断。著名经济史学家贾植芳在论述十三行性质时曾说：“……行商由于功果钱而取得管理贸易代行权的纹章，就是官位。结果，由于收买官位，行商始得开始为行商……所谓‘官商合一’，宁为必然”。贾先生根据十三行把持者糜烂奢侈的生活（比如潘仕成，为自己几十个姬妾专门造一大楼，窗壁都是玻璃，彼此不得容奸，而他自己别住一处，夜间则按号码牌呼姬妾陪夜。他没落之后，豪宅因为太值钱，没人一下子拿得出钱来买，而首开分股售卖的先河），将这批富豪，也是整个明清富豪阶层的代表人物的精神，归结为“透彻的享乐的消费的”，而与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以追求合法利润为天职，但通过节制以获得“神的光荣”——背道而驰。〔22〕

“反自由”的贸易倾向，注定只能生产出躺在玻璃楼里搂抱姬妾的封建富豪，而不能生产出有“自由”、“平等”、“节制”等观念的近代资本家；只能生产出与雇农身份类似的雇工，而生产不出可以自由交换脑力、劳力或商品的市民，使整个社会缺少对自由交易信息、自由时事信息的需求，成为新闻报刊的又一个死敌。

四、严虐的新闻出版管制

中国对出版的管制历朝都很严厉，在明清两朝也不例外，尤以清代为虐。

在明初，朱元璋就开了个坏头，别人奉承他是“天生圣人”，他偏要认为是影射其做过“僧人”，“光”字也用不得，因为那和“秃头”的意思一样，“则”字也用不得，因为那是“贼”的谐音。将“圣”“光”“则”三字共用在贺表中的杭州教授徐一夔，自然被问个腰斩。（他惹祸的那句话是“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好在朱元璋只是从奏章表疏中找茬，只算“表笺之祸”，并没有演变为一种系统禁锢图书的做法。总的说来，明代对图书出版的管制相对比较宽松。（比如整个明代正式禁毁的小说只有《剪灯新话》、《水浒传》几种。）〔23〕

明代朝廷更重视的是对邸报的限禁。《明会典》中规定“探听抚按题奏副封传报消息者，缉事衙门巡城御使访拿究问，斩首示众”。《明史·王应熊》传中也说“非奉旨，邸报不得传抄”。而天启以后，由于边患日甚，对邸报的控制更加严密了。“凡涉边事，邸报一概不敢抄传，满城人皆以边事为讳”。〔2〕

同期而言，欧洲对出版的管制还带着中世纪的阴风，不能说就比明朝政府更宽松。1569年红衣主教会议上罗马教皇庇佑五世严厉指责手抄报纸诋毁教廷，几天后一名记者被处绞刑。1572年教皇发布“谕旨”，查禁手抄报纸，严惩新闻记者。1587年，又一名记者被断手、拔舌后吊死。〔1〕

问题在于，接下来中国和欧洲是按照哪种轨迹在发展。1644年，英国作家弥尔顿发表了《论出版自由》，从而引发了围绕“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的持续论争，最终实现了新闻意识与价值观念的启蒙。直到今天，弥尔顿坚如金石的话语依然激荡人心：“人类的言论与出版自由是与生俱来的权利，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杀人只是杀死了一个理性的动物，破坏了一个上帝造的像；杀书则是扼杀理性本身，破坏了瞳孔中上帝的圣像”。〔24〕 而随后的一二百年间，欧洲各国相继废除了知识税、诽谤法、出版检查制度等等，最终迎来了大众报纸的黄金时代。

但在中国，1644年崇祯吊死在煤山上，满清入主中原，汉族知识分子在乱世中噤若寒蝉，谁还能去发表《论出版自由》一类自寻死路的文章？即便多数知识分子已经噤若寒蝉了，清朝还是展开了一系列罗网深密的文字狱，到乾隆达到顶峰，嘉道之后才渐渐松弛。在禁毁图书的“成就”上，清朝创造了世界记录，也远超过中国史上所谓图书的“五厄”，陈登原先生在《古今典籍聚散考》一书中对此有详尽的评述。

不止禁毁图书，清代的报禁也异常苛繁。谕旨和章奏哪些应抄发，哪些不应抄发，竟然往往需要皇帝作最后的决定。如康熙五十三年（1714）公布的“各省提塘除传递公文本章并奉旨科抄事件外，其余一应小抄，概行禁止”；雍正六年（1728）公布的“未经御览批发之本章，一概严禁，不许刊刻传播”；乾隆十一年（1746）公布的“直隶、江南、浙江等省在京提塘，将不发之事件，钞寄该督抚等，似此行私报密，甚为浅陋，传谕申饬”等，都是为了限制小报的刊布与发行。而在嘉庆十五年（1810年），清廷还特地颁布了禁止外国人印书和传教的谕旨。〔25〕

明清王朝对出版自由的管制，实际上显现了对言论与新闻的恐惧；对国外来华者的印书禁令，又显示着对外部世界与文化的逃避。这一切，都成为了新闻报纸的天生死敌。

结 语

在明清的四五百年间，与欧洲相比，中国的报刊发展是如此迟缓，就像一台中了蠕虫病毒的计算机，你看不到病毒的破坏，你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但你就在不知不觉中越来越慢。漂亮但不符合近代精神的雕版印刷，好古忘今的社会习气，反自由的贸易传统，加上王朝对新闻出版的严密管制，就是隐藏在历史硬盘中的蠕虫病毒，它们默默地牢牢地扎根在系统之中，最终使中国近代报刊晚于欧洲两百年之久。

家谱功名录就是对家谱中对有功名的人对其所获得的功名记录在家谱中，原则上实事求是的写，不得弄虚作假

家族某人某年中举人（进士、探花、榜眼、状元），某年某月某日任某地什么什么官（职务）。家族中人为家族或者人类作出重大贡献的也可以记录在家谱，如毕氏家族的毕生发明了活字印刷，蔡氏家族的蔡伦发明了纸，这些都是家族的骄傲，都可以对其详细的记录在家谱中。

功名：旧指科举称号或官职名位。

1、触动心灵的书籍

苏轼很小的时候，父亲因进京赶考落第，便到江淮一带游历，母亲则在家管教孩子。母亲给予苏轼的教诲，对他的成长有很大影响。苏轼小时候很喜欢读《后汉书》。书上记载后汉时朝政不修，政权落入阉宦之手。当时书生儒士反抗不阴不阳的小人统治。

贪婪、纳贿、勒索、滥捕无辜，是经常有的，因为地方官都是那些太监豢养的走狗小人。许多忠贞廉正之士和太学生，不惜冒生命之险，上书弹劾奸党。改革与抗议之声，此起彼伏；调查与审讯之事，层出不穷。当时学者与太学生，在朝廷圣旨颁布之下，或遭皮肉之苦，或遭迫害折磨，或遭谋杀丧命。

在这群正人学者之中，有一个勇敢无畏的青年，名叫范滂。苏轼的母亲经常以范滂为榜样来教育苏轼。每当母亲讲起范滂的时候，苏轼便会问道：“娘，我长大之后若做范滂这样的人，您愿不愿意？”母亲欣喜地回答道：“你若能做范滂，我再高兴不过了！”

2、鸟巢

诗人苏轼6岁进入私塾学习。这个私塾不算小，有学童一百多人，却只有一位老师，是个道士。诗人苏轼的绝顶聪明，很快就显露出来。在那么多的学童之中，他最受老师的喜欢。平时，诗人苏轼在读书之外，也有多方面的兴趣。放学回家后，他常常观察院子中的鸟巢。

因为母亲已经严格告诫诗人苏轼和家中的使女，不得捕捉鸟雀，因此许多鸟雀就在庭院的树枝上做巢，低得孩子们都可以望得见。有一只羽毛极其美丽鲜艳的小鸟，一连数日到诗人苏轼家的庭院去，在庭院一棵果树上搭建了一个鸟巢，诗人苏轼对这个鸟巢视若珍宝，几乎每天放学回家都要看一次。

诗人苏轼对童年时候庭院里的这只小鸟印象特别清楚。

3、砚台

那时候，诗人苏轼的叔叔已经做了官，朝廷里的官员在经过眉山镇的时候，都要到苏家拜访。每次有官员的时候，家里都会忙乱一阵，使女们光着脚各处跑，到菜园去摘菜、宰鸡，准备筵席待客。诗人苏轼这时候也常常会帮忙，挥汗如雨地体会着劳动的快乐。

诗人苏轼和堂兄妹们那时候最大的乐趣就是在菜园中掘土。每次掘土，孩子们都会有不同的收获。一天，孩子们掘出来一块美丽的石板，这石板既有晶莹的光泽，又有精美的绿色条纹。当他们敲击的时候，石板发出清脆的金属声。诗人苏轼拿起这块石板说道：“我用它来做砚台怎么样？”

堂妹说：“我看石板这么漂亮，不如找个工匠打磨后做首饰。”诗人苏轼摇着头说：“你看石板纹理多疏，一定易吸收水分，保持潮湿，我看还是用来做砚台比较好。”

父亲得知这件事后，心中暗暗惊喜诗人苏轼小小年纪竟如此心思细腻，遂找来工匠，将石板打成一块砚台送给诗人苏轼，诗人苏轼一直把这个砚台带在身边，陪伴他度过金色的少年时光。

4、幼年写诗

诗人苏轼10岁的时候，已经能写出出奇的诗句。在他那篇《黠鼠赋》里，有两句是这样的：“不一于汝，而二于物，故一鼠之啮而为之变也。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

这篇短文描写的是一只狡猾的小老鼠，掉入一个瓦瓮里，假装已死，等人把瓮倒在地上，便急速逃去，这样把人欺骗过。诗人苏轼能写出这样的篇章与他平时兴趣广泛，热爱观察生活是分不开的。

5、“苏式”背书的好方法

苏轼11岁时便开始认真准备起了科举考试。为应付考试，学生必须读经史诗文，经典古籍必须熟读以至全篇能背诵。在班上背诵时，学生必须背向老师而立，以免偷看敞开在老师桌子上的文章。肯发奋努力学习的学生能把历史书上的文字整篇背过。

背书时不仅要注重文章的内容、知识，连文字措辞也不可忽略，因为作文章用的词汇就是从这里学来的。这种背诵记忆实在是一件艰难而费力的苦事。传统的老方法则是要学生背一整本书，书未加标点，要学生予以标点，用以测验学生是否彻底了解。

最努力苦读的学生竟会将经书和正史抄写一遍，苏轼读书时也用这种方法。因为将一本书逐字抄写之后，对那本书所知的深刻，决非仅仅阅读多次所能比。这样的用功方法，对苏轼的将来大有好处，因为每当他向皇帝进谏或替皇帝草拟圣旨之时，或在引用历史往例之时，

他决不会茫然无头绪，就如同现代律师引用判例一般。再者，在抄书之时，苏轼也会利用机会练习书法。苏轼的书法成就在历史上是很高的，他的《黄州寒食帖》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

他绝大部分的字都相当平实、朴素，虽然他的字的特征是外形左低右高，但一股汪洋浩大的气息自是他个人的特点，就像他渊博的学问一样——神龙变化不可测，他偶露一下手笔的《黄州寒食帖》就已经惊天动地了。由此，苏轼的书法成就被列为宋朝四大书法家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