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记载，顺治皇帝爱新觉罗·福临（1638年3月15日—1661年2月5日），清世祖，清朝第三位皇帝，也是清军入关以来第一位皇帝，年号“顺治”。于崇德三年正月三十日（1638年）戌时生于盛京，为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的第九子，母为孝庄文皇后，在位18年（1643—1661年）。顺治七年，叔父摄政王多尔衮去世，很快十四岁的顺治帝开始亲政，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逝于禁宫内，时年二十四岁，遗诏传位于第三子玄烨，即康熙帝，葬于河北遵化清东陵的孝陵。然而在民间及野史中记载却是顺治帝出家为僧，那么顺治帝如若出家为何会舍近求远选择五台山呢？

北京作为全国的经济政治中心在清朝已经极其发达，佛法昌盛，寺庙众多；比如皇家律宗寺院法源寺、 京郊最大的皇家寺院潭柘寺、北京皇家寺院碧云寺，这其中不乏得道高僧。

顺治最早是受到天主教的影响。顺治八年（1651年），大学士范文程引见居住在北京的耶稣会教士、钦天监监正汤若望，这位传教士因学识高深很快获得了幼龄君主顺治的好感和敬仰，又因孝庄文太后曾认汤若望为“义父”，所以顺治尊称汤若望为“玛法”，即“爷爷”之意。

顺治十四年（1657年），可能是由于身边人的鼓动，20岁的顺治召见佛教高僧憨璞聪，从此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渐渐疏远了天主教。自此以后，南方高僧玉林琇、茚溪森、玄水杲等先后应召至京，在宫中论经说法，大谈佛理。顺治还请玉林琇为他起了法名“行痴”，号“行痴道人”。顺治与僧徒往来甚密、尊礼备至，又广购佛像，可以说他崇信佛教，极为虔笃。而后，顺治因爱妃董鄂病死而消沉出家。

顺治帝之所以选择五台山必然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一方面是有传言董鄂妃去世，顺治帝伤心过度精神恍惚，因董鄂妃托梦而选择五台山。这一说法明显缺乏依据，很难站得住脚。另一方面就要从五台山的历史说开了，远在东汉永平年间佛教传入我国时，有两位从印度来的和尚，云游中国后，看中了这座山，便上书皇帝，说释迦牟尼在经书上说，文殊菩萨的道场原来就在中国的五台山。于是皇帝便恩准在此修庙，从此历代香火相传，极盛时庙宇竟达三百多处，地方志上有此记载。五台山佛史悠久，且为文殊菩萨的道场，更为我国佛教四大名山之首，在佛家的地位无比尊崇；顺治出家本为避世离开北京实属常情，而出家之前贵为九五之尊，选择五台山这一佛教圣地也便符合自己的身份了。

顺治是染上天花，染疾而死。

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二，福临安排吴良辅出家为僧。这天他亲临悯忠寺观看吴良辅出家仪式。归来的当晚染上天花，发起高烧来。他预感病体沉重，势将不支，初六日深夜急召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王熙及原内阁学士麻勒吉入养心殿，口授遗诏。

王熙、麻勒吉二人退至乾清门下西围屏内，以初七一天的时间撰拟。一共三次进给皇上预览，皇帝三次亲自斟酌，刚到晚上才决定。 当夜，年仅二十四岁的顺治帝与世长辞了。

福临晏驾后，麻勒吉及侍卫贾卜嘉二人手捧遗诏去奏知皇太后，马上向诸王贝勒贝子公大臣侍卫等人宣布。遗诏立八岁的皇三子爱新觉罗·玄烨为皇太子，继帝位，命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政大臣。

遗诏实为罪己诏，共罗列十四条罪过，主要是未能遵守祖制渐染汉俗，重用汉官致使满臣无心任事，几乎完全否定了他自己一生中最有光彩的政绩。

《顺治遗诏》：实为顺治帝的“罪己诏”，主要起草者是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王熙。共罗列了十四条自己的罪过，主要是未能遵守祖制，渐染汉俗，宠汉抑满等。

至于这是否福临本意，即这十四条是否福临过目批准的已无从知晓。但却留给了后世之疑：遗诏公布前先奏知皇太后；遗诏的主要起草者王熙事后对此守口如瓶。因此，人们有理由说遗诏本出太后授意，确实是母亲责备儿子的话。

福临崩后，梓宫放在了景山寿皇殿。四月十七日，由再次进京的茆溪行森执行火化仪式。火化后宝宫（骨灰罐）安葬于遵化马兰峪，是为孝陵。庙号世祖，谥号章皇帝，后世累有尊谥，至乾隆元年（1736年）尊谥加为二十二字：体天隆运定统建极英睿钦文显武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

顺治之死是清史四大疑案之一。《清实录》留下的记录很简单，只说顺治十八年的正月丁巳（初七）日夜子刻，“上崩于养心殿”。他死的时候只有二十二岁十一个月。

最早对顺治之死有怀疑的是著名文学家吴伟业，他写了一首《清凉山赞佛诗》，中间露出了很多弦外之音，隐隐约约好像是在说顺治皇帝并未归天，而是另有归属，所谓“房星竟未动，天降白玉棺。惜哉善财洞，未得夸迎銮”给人的印象就是这样的。

吴伟业想说的是，顺治没死，他出家了。顺治皇帝生前有一段时间与佛教几位高僧都有亲密的交往，随他们参禅学佛。大约在顺治16年底至17年春间，他曾向高僧木陈忞表示有过出家之念。他说的原话是这样的：“朕想前身的确是僧，今每当到寺，见僧家明窗几净，辄低回不能去。”他还说过更加直白的话：“若非皇太后一人挂念，便可随老和尚出家去。”

但还有人说顺治皇帝并没有出家，而是得了一种病，这种病叫天花。而这一说法，历史上也有记录，记录顺治皇帝死亡的时间和地点，然而并没有顺治皇帝死亡的原因。在清朝那个年代，天花被人们称为瘟疫，不但传染较高，而且得了这种病更是九死一生了，死去的人浑身溃烂，人死后还非常的恐怖。

这些都证明，顺治皇帝是病死的，而不是顺治皇帝出家了。后来为什么会说顺治皇帝出家？那是因为顺治皇帝信佛法，再者是因为顺治皇帝这么年轻的就死掉了，引起了朝廷的变化，朝廷故意散发他出家的消息。后来出现了文学和戏曲，所以这一说法才在民间得到了广为的流传。

扩展资料：

顺治，中国清朝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1638年—1661年）的年号，通常也代指清世祖。顺治年间，属清朝早期，清朝对汉民族的统治矛盾比较尖锐，发生了“剃发易服”“文字狱”等重大历史事件。

爱新觉罗·福临（1638年3月15日—1661年2月5日），即清世祖（1643年－1661年在位），清朝第三位皇帝，清朝入关的首位皇帝。清太宗第九子，出生于沈阳故宫永福宫，生母为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年号顺治，在位十八年。

福临六岁登基，由叔父摄政王和硕睿亲王多尔衮辅政。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入主中原。同年，迁都北京。顺治七年（1650年），多尔衮出塞射猎，死于滦河，福临提前亲政。

面对全国出现新的抗清高潮，福临同大臣经过反复筹商，决定采取抚重于剿的策略，一方面实行“招降弥乱”的怀柔政策；一方面重新起用洪承畴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处。使局势逐渐好转，为日后进攻云贵，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顺治十年（1653年）为了恢复战乱破坏的农业经济，顺治帝采纳范文程等人的建议，设立兴屯道厅，推行屯田。十四年（1657年），又积极鼓励地主、乡绅招民垦荒。对地方官员制定《垦荒考成则例》，按垦荒实绩，分别予以奖惩。同年，编成《赋役全书》颁布天下。这些措施，使濒于绝境的农业生产，开始有了转机。

顺治帝对整顿吏治甚为关注，派监察御史巡视各地，惩治了一批贪官污吏。为了提高官僚机构的办事效能，顺治帝比较注意发挥汉官的作用。顺治十六年（1659年），除东南沿海之外，全国领土基本得到统一。

顺治十八年（1661年）顺治帝驾崩，终年24岁。庙号世祖，谥号体天隆运定统建极英睿钦文显武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葬于清东陵之孝陵，遗诏传位第三子玄烨。

参考资料：

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二，顺治帝安排吴良辅出家为僧。他亲临悯忠寺观看吴良辅出家仪式。归来的当晚即染上天花，发起高烧来。他预感病体沉重，势将不支，初六日深夜急召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王熙及原内阁学士麻勒吉入养心殿，口授遗诏。

王熙、麻勒吉二人退至乾清门下西围屏内，以初七一天的时间撰拟。一共三次进给皇上预览，皇帝三次亲自斟酌，刚到晚上才决定。 当夜，年仅二十四岁的顺治帝与世长辞了。

扩展资料：

1、爱新觉罗·福临（1638年3月15日—1661年2月5日），即清世祖（1643年－1661年在位），清朝第三位皇帝，清朝入关的首位皇帝。清太宗第九子，出生于沈阳故宫永福宫，生母为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年号顺治，在位十八年。

2、顺治帝对整顿吏治甚为关注，派监察御史巡视各地，惩治了一批贪官污吏。为了提高官僚机构的办事效能，顺治帝比较注意发挥汉官的作用。顺治十六年（1659年），除东南沿海之外，全国领土基本得到统一。

3、顺治十八年（1661年）顺治帝驾崩，终年24岁。庙号世祖，谥号体天隆运定统建极英睿钦文显武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葬于清东陵之孝陵，遗诏传位第三子玄烨。

参考资料：

史书记载顺治是感染天花病逝的。

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清朝入关后第一位皇帝，皇太极第九子，生母孝庄文皇后，年号顺治，在位十八年。

顺治性格刚愎自用，并且叛逆。因心爱的妃子去世对他的打击很大，曾剃度出家，后来在禅师的开导下放弃去家。

他的去世就是在一次外出观看出家仪式的时侯染上了天花，药石无医，与世长辞臼。

宋太祖，

　　宋太祖赵匡胤是一位非常有人情味的开国皇帝，可惜，英年早逝，只当了17年天子，就稀里糊涂地死了。976年，他刚刚50岁。虽说，官修《宋史》对宋太祖的猝死原因做了各种各样的遮掩和粉饰，但仍通过形形色色的破绽证明：赵匡胤是被亲弟弟赵光义谋杀的。

　　宫廷疑案，玄机重重，未能躬逢其盛的后人，只能在故纸堆里摸“狐狸尾巴”。老谋深算的赵光义怎么能躲开这些穷追猛打的诘问呢？说他是“窃国大盗”，自然有几分道理。

　　其一，赵匡胤之死，赵光义的嫌疑最大。

　　《宋史·本纪》热情洋溢地赞颂这哥儿俩如何情深意长、肝胆相照。赵匡义病了，赵匡胤亲自到床头去服侍，烧艾草热灸的时候，哥哥惟恐烫坏了弟弟，就先在自己身上烧几下——手足深情，令人感喟。

　　赵匡胤常对身边的近臣夸赞赵光义说：我这位兄弟，降生的时候就和普通人不一样，仔细瞧瞧，他龙行虎步，威风凛凛，将来必定是太平天子。甚至还谦虚地表示：“福德吾所不及。”宋朝皇帝怎么了？“一把手”居然给“二把手”拍马屁！令世人狐疑的是，春秋鼎盛、耳聪目明的赵匡胤，竟然在一夜之间暴亡？好端端一个男子汉，为什么说没就没了呢？

　　官方的记录非常潦草：“癸丑夕，帝崩于万岁殿，年五十。殡于殿西阶……”至于死因，压根儿没提。坊间的猜测五花八门：有的说，死于饮酒过度，还有的说，因腹下肿疮发作而病亡……其实，最大的嫌疑犯就是最大的受益人——赵匡胤的政治接班人赵匡义。《湘山野录》中记载，赵匡胤死前一晚，天气极寒，他跟赵匡义饮酒，俩兄弟一直喝到深夜。本不该留宿内廷的赵匡义却厮守在皇帝身边。

　　当夜，赵匡胤发出莫名其妙的呼喊声，且传出“烛影斧声”。《烬余录》甚至想出了花蕊夫人与赵匡义的奸情。诸多不正常疑点暴露在那个太祖驾崩之夜。赵匡义即位后，亲自主持编修《太祖实录》，并三次修改了其中一些内容。即便这样，他本人还是不太满意。为了一位死去皇帝的“起居注”，至于费这么大劲吗？真是欲盖弥彰，越描越黑。

　　其二，《太祖实录》忽然冒出了所谓“金匮预盟”，赵光义篡位的政治基础游移、暧昧，难以服人。

　　《宋史》把这份神秘的“金匮预盟”描绘得有鼻子有眼——杜太后是个通情达理的女人，病危前，她把赵匡胤和丞相赵普叫到床前，留下了匪夷所思的“遗嘱”。太后认为，赵宋之所以能获取后周的江山，就是因为周世宗任用了一个小孩子当皇帝，如果是一位壮年英武的君主，绝不会出现“陈桥兵变”。

　　为了不让这种惨痛的历史重演，为了维护赵宋亿万年社稷，太后责令赵匡胤必须选择一位“长君”做接班人。赵匡胤痛痛快快地答应了。太后自然非常满意，遂命赵普白纸黑字记录下来，并把这份政治遗嘱当作“基本国策”珍藏在黄金宝柜里。倘若果真如此，也算赵光义正大光明。偏偏所谓“金匮预盟”的来历非常暧昧。这可是出师有名的铁证啊！赵光义登基，不可能无视“金匮预盟”。

　　想想吧，谁肯把“你办事，我放心”的“尚方宝剑”藏进胳肢窝里？有趣的是，《太祖实录》第一次编修的时候，居然未对这件重大事件做丝毫记载。《宋史》贩卖的“金匮预盟”，是后来才加进去的。

　　仔细分析，赵光义的政治骗术漏洞百出。杜太后去世时，赵匡胤只有35岁，身体倍儿棒。赵光义刚刚23岁，比哥哥家的儿子成熟不了多少。那时，赵匡胤的次子德昭已经11岁，四子德芳也3岁了。问题是，赵匡胤并不是立刻就死，谁知道将来会怎么样呢？也许还能享国十年、二十年……何必火急火燎地安排接班人呢？

　　即使赵匡胤几年后去世，也不会出现后周柴世宗七岁孤儿断送江山的局面。杜太后是个明白人，绝不可能出此下策。况且，“金匮预盟”是赵光义登基5年后，赵普才密奏。这种驴唇不对马嘴的解释，也只能糊弄外星人。

　　其三，迫不及待地更改年号，大有造成既成事实的嫌疑。

　　按理说，老皇帝去世，新君一般继续沿用旧有年号，直到第二年，才启用新纪元。可是，赵光义根本顾不得这些“妈妈令”，还没等到这一年结束，就换上了自己的年号。他冒天下之大不韪，把仅剩两个月的“开宝九年”，改为“太平兴国元年”。

　　这种打破常规的险招儿，已将自己推上了舆论的审判台。他的动机只有一个：抢先为自己“正名”。惟恐皇帝大位被谁抢了去。提前改元的做法，遭到了史官的公开批评，《宋史·太宗本纪》拽住了赵光义的几条“小尾巴”，提前更改年号这件事名列第一。

　　其四，赵光义剪除后患，将“金匮预盟”所覆盖的接班人一网打尽。

　　即便确实存在所谓“金匮预盟”，这份文件的核心无非是提供了“兄终弟及”的合法根据。说白了，哥哥死了，兄弟干，就是不能让给小崽子。那么，有朝一日赵光义撒手人寰，身后怎么安排，皇帝大位会不会落到自己兄弟身上？或者转而回到赵匡胤的子嗣手里？

　　为剪除后患，赵光义不惜对至亲骨肉，大开杀戒。先说赵匡胤那一枝，“太祖四子：长滕王德秀，次燕懿王德昭，次舒王德林，次秦康惠王德芳。德秀、德林皆早亡”也就是说，最大的潜在对手是年长的德昭、年幼的德芳。再说自己的兄弟，唯一的竞争对手就是弟弟——秦王赵廷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赵光义亲自导演，将亲弟弟赵廷美、亲侄子赵德昭、赵德芳一一逼上绝路。

　　结果，赵廷美被贬房州，38岁抑郁而终；赵德昭被逼自杀，年满30岁；赵德芳像老爹一样，不明不白得暴病而死，年仅23岁……

李自成

　　李自成遇难湖北通山县九宫山，在前几年召开的全国李自成学术讨论会上就已被专家们所确认。但是，李自成究竟是怎样死的，却一直有争论。《明史·李自成传》也无法搞清其殉难经过。近年来，李自成殉难经过有以下几种说法：

　　自缢说

　　自缢者自尽也，自己上吊而死。其根据是清军统帅阿济格向朝廷的奏报，奏报中说：“……自成窜走时，携随身步卒仅二十人，为村民所困，不得脱，遂自缢死。”但是后人认为，李自成久经沙场，果敢坚强，绝无自杀之可能。而且阿济格的说法，并非亲眼所见，故真实性甚低。

　　战死说

　　《通山县志》中的记载为：“九伯聚众杀贼首于小源口”；而《程氏宗谱》却是这样记载的：“剿闯贼李延于牛迹岭下”；没有一个地方明确指出，程九伯的确杀死了李自成，而只是说杀死了李延。那么李延又究竟是谁？李延和李自成又可能是什么关系？他们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呢？

　　然而，在查阅了《米脂县志》《延安府志》等李自成家乡的史料后，发现记载李自成乳名和名字说法很多，却唯独没有延字。

　　误死说

　　误死即误伤致死。清初吴伟业《绥寇纪略》中说：李自成率二十骑到九宫山，他让将士留在山下，自己上山拜谒元帝庙。当地村民“疑以为劫盗”，在李自成跪拜元帝像时，被村民在身后用荷锸击伤头部，李自成当即昏倒“不能起”。这时村民一拥而上，“碎其首”而亡。村民搜其钱物时，发现“金印”，方知道杀错了人，“大骇，从山后逃去”。

　　搏斗死说

　　康熙年间费密撰写的《荒书》中说：“李自成率十八骑，由通山过九宫山岭”时，山民“闻有贼至，群登山击石，将十八骑打败。”李自成一人和山民程九伯赤手搏斗，程九伯不是对手，被李自成摔倒在地，并骑在程九伯身上，“抽刀欲杀之”。但刀被血渍又渗人泥浆；一时没拔出。正在这时，程九伯外甥金某，从背后以铲猛击李自成头部，即刻而亡。

　　夹山寺禅隐说

　　观点：1981年，湖南石门夹山寺发现一座古墓，考古人员发现墓主人奉天玉和尚违背僧规，按俗礼下葬，而葬俗又与本地葬俗不同，最后通过种种物证认为奉天玉和尚很可能便是李自成。

　　但疑点十分明显：在奉天玉夹山出家的历史中，奉天玉和尚与当地官员交往密切，而李自成“陕北口音，四十岁多一点，一只眼睛瞎了”的相貌特征相当明显，很容易暴露身份，这显然与他的身份有些不符。

　　青城归隐说

　　李自成亲族提出的观点

　　在青城镇苇茨湾村李文生家发现了一本抄修于康熙三年(1664年)的《李氏家谱》。经过考察研究，得出全新结论，李自成兵败后，化装为和尚投靠其在榆中青城的叔父李斌，晚年的李自成就生活在附近的深山大沟里，并葬于龙头堡子山下

朱允炆

朱棣在即位后，下令搜寻建文帝，这是历史事实。但他的真实用心及建文帝的真正下落和结局到底怎样，谁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至今仍是一个难以解开的历史之谜。各类词书字典，也只好注明；“建文帝不知所终”。

福临

顺治十八年 （1661年 辛丑）

正月

初二日，顺治帝患痘，病危。召原任大学士麻勒吉、学士王熙起草遗诏。

顺治被郑成功炮毙于厦门？　

　　　在张宗洽家中，记者见到了这本手抄本的复印件，与顺治之死有关的两段文字赫然在目。　

　　其一为：“有人密启藩主以高崎之战伪帝顺治实在思明港被炮击没，达素秘密而不敢宣，及京中查无下落，召达素回京，达虏惧罪自杀。至是太子即位，宣顺治于正月崩者，伪虏之伎俩也。藩曰：余亦计之，但当时恍惚未敢再信”。译为今文即：有人密报郑成功，顺治皇帝是在厦门思明港被炮轰而死的，大将军达素不敢公布这一消息，京城中查不到顺治的下落，召达素回京，达素畏罪自杀，后太子即位，宣布顺治驾崩，这是朝廷掩盖的手段，郑成功说：“我也意识到了这点，但当时觉得恍恍惚惚，不敢相信”。　

　　其二为：“初太师在京屡以书谕藩招抚。藩不肯，然虏顺治亦不之罪也。至是顺治崩，执政者与太师有隙，遂对虏太子谏以藩能击崩主父，我皇岂不能杀害其父乎。虏太子纳之，至是新即位而太师遂遇害。”文中所说太师即南明太师郑芝龙降清后，初到北京时，屡次写信劝郑成功投降都以失败告终，但顺治只是将他软禁，没有治罪，顺治死后，辅臣苏克萨与郑芝龙有仇，向太子建议：“郑成功可以用炮击死我们的先皇，皇上难道就不能处死他的父亲吗”？太子采纳了他的意见，即位不久后，郑芝龙就被处死。　

　　此外，除了这两段直证顺治死因的文字，还有一段相关文字，也为以往郑成功研究资料中所未见。其文为：“报伪朝顺治崩，太子即位，是为康熙。藩喜曰，伪朝大丧，且达素新败，虏必无暇南顾矣，我当速取公夷为根本地，然后再图北征。”张宗洽先生认为，这段文字解释了郑成功对攻台时机的选择，具有相当高的史学价值。　

顺治之死的几种旧说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八，大清帝国第一位入主中原的天子福临告病身亡。其子玄烨即位，就是清圣祖康熙皇帝。然而不久，有关顺治帝出家的消息就在民间广为流传，演绎颇多，给顺治之死染上神秘色彩，成为迄今仍无法定案的历史之谜。《清史稿》、《顺治实录》、《清实录》等清官方的史册中，关于顺治之死仅有寥寥数字，语焉不详，给人讳莫如深之感

初七日，逝于养心殿。遗诏中对十八年的朝政进行检讨，共有14项罪责。遗诏立第三子玄烨为太子，特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辅政，辅佐年仅八岁的幼帝。

初八日，遣官颁行遗诏于全国。

李自成是我国17世纪中叶叱咤风云的农民领袖，其兵败后死于何时何地，因何而死，数百年来，官私史乘、谱牒、方志所记歧误错见，人各异词：有的说他是自杀，有的说他是遇害，有的说他是逃禅老死；死地也有湖北、湖南、山西、江西、贵州等几种说法。尽管湖北通山县已修闯王陵，争论却一直没有停息。

建国后不久，有人根据有关史料分析，考证出李自成在湖北通山九宫山为乡民程九佰所杀。此后，有关单位经过实地调查及发掘档案材料，确定李自成牺牲于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上旬。李自成死于通山九宫山之说几乎成为定论。但是1981年初，湖南石门夹山发现了传系李自成所作《梅花百韵》木刻版，又从奉天玉和尚墓葬中发现骨灰和砖刻《塔铭》，不少人据此印证奉天玉和尚就是李自成，提出夹山为僧的“禅隐说”，于是又引起了争论的高潮。

“禅隐说”论者认为，近年来所发现的关于奉天玉和尚的文物，进一步说明李自成晚年确实当和尚。首先，乾隆年间，沣州知州何璘曾到夹山实地调查，见到一位服侍过奉天玉和尚、陕西口音的70岁老和尚，他告诉何璘，奉天玉是顺治初年来寺，并取出其画像，观之“肖似史书所记李自成的模样”。何璘撰写的《书李自成传后》被采入《沣州志林》，其后《楚南史赘》和《小腆纪年》等也都进行摘录。其次，李自成在崇祯十六年（1642年）称“奉天倡义大元帅”，后又称“新顺王”，自号“奉天玉”，即以“奉天王”加一点来隐讳。其三，夹山新发现的《梅花百韵》木刻版中有一首《东阁梅》说：“徐听三公话政猷”，那口气与和尚迥然不同，而像皇帝听三公阁老论政。其四，夹山现存的三块石碑：奉天玉弟子野拂立的“奉天玉”断碑、康熙十四年杨彝子写的《重修夹山灵泉院功德碑记》和道光三十年通州知州王大猷撰写的《重修夹山灵泉寺碑志》，都证明“奉天玉和尚”就是李自成。

但我以为，李自成于顺治二年死于湖北通山九宫山还是可信的，而且奉天玉和尚不可能是李自成。第一，何磷之说不可信，例如奉天王画像，与史书并不一致，《明史》谓李自成“状貌狰狞”，且在崇祯十四年左目中箭，被称“瞎贼”，而那画像左目未眇，可见与李自成无关。第二，夹山现存的三块石碑，并不证明李自成终于夹山，而只能证明确有奉天玉其人；《东阁梅》中“徐听三公话政猷”之句，无非是按题作诗，悬拟之辞，并不指实，且李自成政权也未置三公。第三，李自成早已称帝，为“李万岁爷”，并“至死不去僭号”，他不隐用帝号，而用王号称“奉天玉”，也不可信。第四，湖南大学者王夫之与李自成同时代，他撰写的《永历实录》，所记李自成至九宫山“为土人所杀”有很大的权威性。同时《程氏家谱》是经过几代一续编修的，尽管出于民国，但关于程九佰杀害李自成之事是依据旧谱转录的，决不是杜撰。该谱还与高湖《朱氏宗谱》和顾炎武《明季实录》所载一致。第五，九宫山闯王陵的马蹬遗物形制特殊，并刻有永昌年号，不是一般将士之物，这是李自成军器的一个旁证；留存至今的《湖北巡按马兆奎揭帖》、《荆州总兵郑四维揭帖》等档案材料，明确指出正1645年“闯逆已除”，大顺军余部立李自成之弟为“主”，如果李自成未死，怎能另立新主？同时《明史•堵胤锡传》记载，李过称李自成为“先帝”，称高氏为“太后”，也是李自成已死的有力佐证。

还有人认为，李自成病死于湖南黔阳罗公山，其依据是清初谷应泰著的《明史纪事本末》和计六奇著的《明季北略》，书中都有详细而明确的记载，并指出“清朝有贺表”，其可靠性较强。再从当时实际情况看，李自成屡战屡败，跋山涉水，千里行军来到湖南，鞍马劳顿，心力交瘁，加上物资医药等供应匮乏，染病不起，以至身亡，是完全符合常情的。

综上所述，我认为李自成当和尚可能性不大。应该说死于九宫山的可能性最大。

顺治的祖父，是统一满族女真各部、在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建立“大金”（史称后金）政权的努尔哈赤。其疆土东到东海，北到蒙古、嫩江，南到鸭绿江，都城建在赫图阿拉城（今辽宁新宾）自己的出生地。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本来是明朝建州左卫都指挥，父亲塔克世任指挥，也就是说，都是明朝政府管辖下满族聚集区域的满族官员，但他们在随明朝军队平息建州右卫的反叛过程中却被误杀。努尔哈赤就是因为这个缘由起兵反抗明朝统治的。努尔哈赤去世后，他的第八个儿子皇太极即位，此时的后金已迁都盛京（今辽宁沈阳）。皇太极在清天聪九年（明崇祯八年，1635）四月，将国号改为“清”，称了皇帝。同时他征服朝鲜，统一漠南蒙古，并通过清崇德五年六年（明崇祯十三年、十四年，1640、1641年）的松山锦州之战，彻底削弱了明军的精锐力量，使进取中原成为指日可待的事情。

皇太极在将自己的势力推进到山海关的时候突然病逝了，帝位传给了第九个儿子福临。

福临在清崇德三年（明崇祯十二年）正月三十日（1638年3月15日）生在盛京，母亲是孝庄文皇后（蒙古科尔沁贝勒寨桑的女儿，姓博尔济吉特氏）。他于清崇德八年（明崇祯十六年）八月二十六日（1643年10月8日）在盛京继帝位时，年龄尚不足六岁，由叔父济尔哈朗和多尔衮辅政，年号则在第二年改称“顺治”。如此，就有了以后的“顺治皇帝”这一称谓。

当顺治在襁褓中长成，还不知自己未来帝座之上的命运的时候，明朝的崇祯皇帝，正在为烽火连天的李自成农民起义寝食难安。而顺治登上大清国帝座不足一年，大明国的崇祯皇帝就在手刃了一家数口后，自己也在煤山（北京景山）自缢了。那是明崇祯十七年（1644），原因是李自成的大顺军攻进了明朝都城北京。

明朝的皇帝死了，但军队还在。驻守在山海关、以防备清军为责任的辽东总兵吴三桂，在得知爱妾陈圆圆被农民军挟持以迫自己归降后，选择了放清军进关，协同明军剿灭农民军的道路。但大清军的铁骑一经踏入中原的土地，在剿灭农民军的同时，也就收服了本属于明朝的政权和军队。顺治元年（1644）九月，辅政的叔父多尔衮在前面拼杀，顺治帝就在另一辅政的叔父济尔哈朗的护送下，从沈阳抵达北京，诏告天下，开始努力实现对这片土地的统治。中国历史，进入了以满族贵族为核心统治的清王朝。顺治帝是清朝入主中原后的第一个皇帝。

因为摄政王多尔衮的突然病逝，顺治八年正月十二日（1651年2月1日），顺治帝实现了提前亲政，这一年，他才十四岁。鉴于多尔衮的擅权给自己造成的多年压制和伤害，顺治帝毅然决定从此亲自处理一切政务。为了克服阅读汉文奏章的困难，广泛吸收中国历代帝王的治国经验，他在政务之余，开始孜孜不倦地苦苦学习，涉猎十分广泛。在领悟了文教治天下的道理后，开始学习用汉民族固有的生活方式和伦理道德不断完善自己对国家的统治。同时，他深知帝王临御天下，必须以国计民生为首务，所以推行招降弥乱、以抚助剿的军事政策，推行屯田开荒、休养生息的经济政策，并且注重整顿吏治，建立廉洁有效的政府机构。到顺治十六年（1659）春天，除地处东南沿海一隅的郑成功外，讨平了全国大规模的抗清武装力量，社会经济得到恢复，从而实现了祖父和父亲关于迈过山海关统治这片美丽富饶的国土的梦想。

然而，对于这样一位承袭着满族勇猛顽强又容纳了汉族文治民生思想、刻意求治又实现了权力统治的年轻皇帝，为什么会有弃位出家的说法呢？

一是说顺治并非在二十四岁亡于天花，而是在这一年脱去龙袍换上袈裟，于五台山修身向佛，并于康熙五十年（1711）左右圆寂。期间，康熙皇帝曾经数次前往五台觐见父亲，但都没有得到顺治的相认，所以康熙才会写出“文殊色相在，惟愿鬼神知”的诗篇。至于其出家的原因，则是因为爱妃董鄂氏，也就是被掳献进宫的江南名妓董小宛的去世。选择五台山修行，则是因为梦见董小宛在那里。这种说法的有关记录，主要存在于《顺治演义》、《顺治与康熙》等野史和文学作品中。尤其是当时著名才子吴伟业（梅村）写的一组《清凉山赞佛诗》，诗文影射顺治在五台修行，并用“双成”的典故和“千里草”代指“董”姓。由于吴伟业的诗素有“史诗”之称，而他苦恋着的，是与董小宛齐名、才高气傲的名妓卞玉京，所以信者云云。而这一切，又可以在五台山找到相关的附会。

另一种说法，来自于《大觉普济能仁国师年谱》、《旅庵和尚奏录》、《敕赐圆照茆溪森禅师语录》、《北游集》、《续指月录》等僧侣书籍的记载。这些书用语录及偈语的形式，记载顺治曾经在十七年（1660）十月中旬于宫中，由湖州（浙江吴兴）报恩寺和尚茆溪森为其举行了净发仪式。但剃了光头本已出家的顺治，又在茆溪森的师父、报恩寺主持玉林L的谆谆诱导和要烧死茆溪森的胁迫下，回心转意，蓄发留俗了。

如此，我们首先需要搞清的，是顺治帝在二十四岁那年，是不是真的去世了。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明朝、清朝遗留的原始档案一千余万件。在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中，最受其时皇家尊崇保护的，是《实录》、《圣训》和《玉牒》。它们在漫长的清朝统治时期，被单独专门保护在皇史k（位于北京南池子）的金匮里，由专职守尉看护。其中的《实录》，是由继位的皇帝组织人员，依据各种文书档案，按照年月日的顺序，为去世的皇帝编写的事实记录。由于精心的保护，《清世祖实录》金**的绫面到现在还像新的一样。在该《实录》卷一百四十四，这样记录着：“顺治十八年，辛丑，春正月，辛亥朔，上不视朝。免诸王文武群臣行庆贺礼。孟春时享太庙，遣都统穆理玛行礼。壬子，上不豫……丙辰，谕礼部：大享殿合祀大典，朕本欲亲诣行礼，用展诚敬。兹朕躬偶尔违和，未能亲诣，应遣官恭代。著开列应遣官职名具奏。尔部即遵谕行。上大渐，遣内大臣苏克萨哈传谕：京城内，除十恶死罪外，其余死罪，及各项罪犯，悉行释放。丁巳，夜，子刻，上崩于养心殿”。这段话的意思是：在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一，顺治帝免去群臣的朝贺礼仪，而且当日应该举行的春季第一月祭祀太庙的礼仪，也派官员前往。初二日，顺治帝身体不适。初六日，顺治帝传谕，应该由自己参加的大享殿礼仪，因为身体不适，需要派官员代祀，让礼部列出代祀官员的名单，并且因为病情迅速加剧，又传谕赦免京城内十恶死罪以外的一切罪犯。初七日的凌晨相当于现在零点到一点这段时间内，顺治帝就去世了。

从以上《清世祖实录》的详细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顺治皇帝被明确记载患病，是在初二日，而初六日，则“大渐”了。“大渐”这个词在皇帝身上应用，应该是非常慎重的。因为这个词表示病情急剧加重而且很危险。至于去世的具体时间，记载是“丁巳，夜，子刻”。这里，“丁巳”是初七日的天干地支记日。“子刻”，虽然相当于现在的二十三点到一点，但在旧历的记时方法中，表示的是“开始”——记时是从“子时”开始往后按子丑寅卯的顺序推算。所以“丁巳子刻”，应该是初七这一天的凌晨零点或一点的时候。中间的“夜”字，只是表示深夜而已。但在大部分的史学研究专著中，都解释成是初七的深夜，也就是将顺治的去世时间，拖延了十二小时。这样，从原始的《清世祖实录》这一史料中证明，顺治皇帝病逝于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子刻。但病因未述。

档案馆藏有的《玉牒》，则是清朝皇帝的家谱。它从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开始记录。塔克世子孙后代这一支，称“宗室”，使用**；塔克世兄弟的子孙各支，称“觉罗”，使用红色，而且在家谱格式上，分“横格”和“竖格”两种版式。横格玉牒只简单记录世系，竖格玉牒则不仅有世系的表述，而且还详细记录该人的生卒和婚姻。记录顺治皇帝情况的《玉牒》，其去世的时间，与《清世祖实录》的记载相同，但同样没有说明病因。

另外，档案馆还存有顺治皇帝的《遗诏》。该《遗诏》长五百四十八厘米，宽九十三厘米，黄纸墨迹，卷轴状保存。遗诏中，顺治皇帝对自己渐习汉俗、早逝无法尽孝、与亲友隔阂等事做了自责，同时宣布由八岁的儿子玄烨即皇帝位。这份遗诏，由于充满了自责，使不少人猜度它并非出自顺治帝，而是出自顺治帝的母亲孝庄皇太后，因为自责的内容，多是皇太后对顺治帝的不满之处。但仅以自责内容就判定《遗诏》并非出自顺治帝，也有些牵强。如果沿着顺治帝的成长轨迹去摸索他的思想感情基础和思维方式，这种白责也并非解释不通。首先，顺治是一个初主中原的满族皇帝，对这片土地与人民、生活与文化充满陌生，要实施统治，就不得不尽力熟悉与适应它，并且迅速地背离自身的传统，这是一种深深的矛盾困扰，其自责，在情理之中。另外，顺治早年曾深受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的思想影响，一度笃信基督教，形成了感恩所得、自我忏悔的性格。在位期间，他经常把各种灾害或者动乱归于自己的“政教不修，经纶无术”，屡次下诏白责，并要求各种文书不能称自己为“圣”。在十六年1659正月讨平李定国实现一统大业后，面对各种举行祝贺的请求，他冷淡地说能有今天的这种事业，并不是自己的德行所能实现的，拒绝贺礼。十七年1660，在祭告天地、宗庙时，他对自己在位的十七年做过简单的总结，通篇是自谴自责之词，并且下令暂时终止官员上给自己的庆贺表章。这些史实都可以在《清世祖实录》中翻看到。所以说，这份《遗诏》充满自责，也并不完全违背顺治皇帝的思维方式。

这份《遗诏》的撰拟，在《清圣祖实录》康熙帝实录卷一中记录，是在初六日召原任学士麻勒吉、学士王熙到养心殿，奉完旨意后在乾清门撰拟的。这段记载，又有奉写遗诏的礼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王熙的《自撰年谱》为佐证。年谱中，王熙记述了被传旨召入养心殿、聆听完顺治帝旨意后起草诏书、三次进呈三蒙钦定的全过程。王熙在《自撰年谱》还写到，在进入养心殿之后，顺治帝对王熙说，我得了痘症，恐怕是好不了了。另外，在兵部督捕主事张宸的《平圃杂记》中记录，初六日，也就是《实录》中记录皇帝“大渐”的那一天，在传谕大赦的同时，还传谕民间不得炒豆，不得点灯，不得倒垃圾。因为这种禁忌只有在皇帝“出痘”——患“天花”的情况下才会出现，所以人们佐证顺治帝是因为罹患天花而去世的。但是，又有学者提出，“天花”这种急性传染病的症状是高烧昏迷，病人在死前是不太可能神志清醒的，所以顺治帝不可能像王熙写的那样，亲自口授《遗诏》。

《遗诏》是否出自顺治帝本人，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但从档案馆保存的《清圣祖实录》和其他文献保存单位的一些僧侣文献中可以看到，顺治帝是病逝了。

在《清圣祖实录》卷一中我们可以看到，安放顺治帝遗体的梓宫棺材，在顺治十八年二月初二日1661年3月2日）被移放到景山寿皇殿。其后，继位的康熙皇帝在所有应该致祭的日期都前往致祭。卷二中又记载，在四月十七日这一天，康熙皇帝来到安放着顺治帝梓宫的景山寿皇殿，在举行了百日致祭礼以后，将顺治帝的神位奉入了乾清宫，以等待选择吉日奉入太庙。二十一日，则举行了“奉安宝宫礼”。这说明，到二十一日时，顺治帝已经被火化了，因为“宝宫”二字的意思，是骨灰罐。

关于顺治皇帝被火化的详细记录，在官方记载的档案里尚无记录，但《旅庵和尚奏录》中则写明，临终前，顺治帝对近身的僧侣特别嘱托，因为祖制是火葬，而且自己又信奉佛禅，所以希望如果茆溪森和尚能赶到，就由茆和尚主持火化，如果赶不到，则由位于北京的善果寺和隆安寺来主持。旅庵和尚即本月旅庵，是宁波天童寺主持木陈氲牡茏印D境朐谟φ偃刖┦卑阉带到了顺治帝的身边，同另外一些入宫的和尚一起，为顺治帝宣讲佛法。本月旅庵的奏录，记录的是自己及他人与顺治帝的奏对，真实性极强。而顺治帝提到的茆溪森和尚，是湖州浙江吴兴报恩寺主持玉林L的弟子。茆溪森对佛法的阐释，曾深深打动了顺治帝并由此得到深度信任。据《五灯全书》记载，茆溪森和尚在接到旨意后兼程赶抵北京，于四月十七日的一百祭日，为顺治帝举行了火化仪式。这就与《清世祖实录》记录的百日祭奠、逢迎神位和安放宝宫相吻合。

所以说，顺治帝是于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的子刻，逝世于养心殿。病因可能是天花。他的遗体在四月十七日被火化，骨灰存于“宝宫”内。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的《清圣祖实录》卷九记载，该“宝宫”在康熙二年四月二十四日1663年5月30日）黎明，被起程移奉孝陵，在六月初六日的戌时十九点至二十一点，同孝康皇后和端敬皇后的宝宫一起，被安放在地宫的石床上，并掩上了石门。

由此，关于顺治帝在二十四岁这年离宫出家、朝廷以其病逝为托词的猜度，不过是一个充满想像力的传奇故事而已。但顺治帝在十七年（1660年）十月，于西苑（中南海）万善殿，由茆溪森和尚为其举行了皈依佛门的净发仪式，则是史实。只不过剃光头发意欲出家的顺治帝，最终在茆溪森的师傅玉林L谆谆规劝和要烧死茆溪森的压力下，又决定留俗了。这一史实的记载虽然不见于官方档案，但广泛见于本文上述的僧侣著作中。这些著书立说的僧侣，都是被顺治帝邀请入宫阐释佛法的著名人士。由于他们在记述净发的时期内，生活在顺治帝的周围，而且是各自著作中的分别记录，所以具有极强的真实性，因此普遍为史学研究者所认可。在关于规劝顺治还俗的语录记录中，最被人称道而且看起来最见效的一段劝导是，面对顺治帝的提问——佛祖释迦牟尼和禅祖达摩，不都舍弃王位出家了吗？玉林L回答，他们是悟立佛禅，而现在从出世法来看，最需要您在世间护持佛法正义，护持一切菩萨的寄身处所，所以，您应该继续做皇帝。正是这段规劝，最终令顺治帝回心转意，蓄发还俗了。

我们现在需要寻找的，是顺治帝出家行为的思想感情基础。

顺治在宫中净发出家，其首要原因，是受佛教思想的深刻影响。

入关前，顺治对佛教一无所知。作为与明政权相抗衡的、统治着广大东北地区的清政权的承继者，其满族文化传统中，并没有一种系统的可供信仰的宗教理论。他们在祭祀活动中崇拜的，是自然的万物多神。由于主持祭祀的人，按满语称为“萨满”、“萨玛”、“萨麻”、“珊蛮”等，这种宗教就被称为“萨满教”。它产生于远古，没有统一的教理教义，是一种原始的自然宗教。而顺治入关后，由于其朝政被做摄政王的叔父多尔衮所把持，多尔衮对顺治的教育，又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所以顺治的幼年和少年时期，像所有满族孩子一样，热心于骑马、射箭和围猎，对汉文化一片茫然。据《清世祖实录》卷三、卷九、卷十五等处的记载，就顺治接受汉文化教育的问题，都察院承政满达海、给事中郝杰、大学士冯铨、洪承畴等人，都曾经先后向多尔衮上疏，请求选择有学识的人辅导顺治的学习，但都被多尔衮以顺治年幼的理由拒绝了。后来，多尔衮对这种建议索性置之不理。只是因为多尔衮在顺治七年（1650）十二月突然逝世，才使顺治的汉化教育一下成为必然。面对如此丰富而悠久的汉文化和历史，出于实施统治的需求，顺治在几乎不识汉字的基础上孜孜求学。但最先植入他头脑中的宗教，却并非是已被汉文化深深吸纳和包容的佛教，而是没能融入汉文化的基督教。

基督教在唐朝、元朝都曾断续传入中国，在明朝万历十年（1582），因耶稣会传教士的努力，则再度传入。顺治亲政的第一年，为了学习一些日食、月食、彗星、流星、历法等天文、物理知识，就接受了大学士范文程的引见，召见了在钦天监任职的北京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汤若望渊博高深的学识，得到了顺治帝的尊敬。而汤若望在得到这种教习机会后，在解释科学知识的同时，开始向顺治帝传输基督教教义。其教义中关于人类起源、人类苦难、人类救赎的阐释，使对这些问题存有深深疑惑的顺治折服了。教义中关于一切罪过都可以通过忏悔而获得天主宽恕、并免遭审判的思想，也随之植入了顺治的心灵。但汤若望在顺治头脑中苦心营造的这一信仰，终因缺少这片广阔土地的文化滋养而坍塌了——在这片土地上被深深滋养着的佛教，其关于相同问题及出路的阐释，最终征服了顺治帝，并成为了他的人生信仰。

史学界人士曾普遍认为，顺治帝接触佛教，开始于同京师海会寺主持憨璞聪的会晤。那一年，是顺治十四年（1657）。但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内国史院满文档案”的佐证，晏子友先生论证了顺治帝应该是在八年的秋冬，通过认识在河北遵化景忠山石洞内静修的别山法师而开始了解佛教的。

佛教，诞生于公元前六世纪至前五世纪的印度，创始人为迦吡罗卫国的王子悉达多乔达摩（释迦牟尼）。其基本教义认为人生是无常的、无我的、痛苦的。造成痛苦的根源，在于人自身的欲望和行为。而这种欲望和行为，又导致生命轮回的善恶报应的结果。每个人就生活在这种无常无我的轮回报应中，要想摆脱这种痛苦，只有通过修悟，彻底转变自己世俗的欲望和认识，才能超出生死轮回的报应获得解脱。这种基本教义在漫长的传播发展过程中，因为传播者对其思想戒律在理解上产生了众多的分歧，而分化为许多教派。传入中国的，主要是其中的大乘教派。它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广泛发展，在隋、唐时期达到鼎盛，并在传播过程中逐渐形成天台宗、律宗、净土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密宗等主要宗派。其中的禅宗，又是影响力最大的占主导地位的宗派。“禅”是梵文的音译，其意是心绪宁静专注地思虑。“禅宗”主张，用这种静心思虑的方法，来悟出佛法和得到彻底解脱。而禅宗在发展中，又分化为曹洞、云门、法眼、沩仰、临济五宗。其中，临济、曹洞又是流传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的两个宗派。在景忠山上修行的，正是曹洞宗的僧人。他们同顺治之间的往来，被记载在景忠山上众多的碑文石刻上。上面记载着在顺治八年（1651），顺治因为出猎来到景忠山，在碧霞元君殿会见了主持海寿法师，得知“知止洞”内，有一位别山禅师已经在洞内静修了九年，就非常敬佩。在探望之后，回宫即在西苑（中南海）的椒园（又名蕉园）辟出万善殿，召别山法师入宫，供其修身。但法师在礼节性地入宫后，就拒绝了顺治的好意，回到景忠山继续住在石洞内修行了。这件事，使顺治帝知道了佛教，知道了佛教中有一些高世独立的人，他们的信仰与追求，是自己所不了解的。于是，顺治陆续延请了一些佛门中人入住万善殿，开始了同佛教的接触。而那位回了山洞的别山法师，由于给顺治的印象非常深刻，在顺治十年（1653）又被诏入西苑椒园，赐号“慧善普应禅师”，并在椒园住了下来。

但是仅凭碑文石刻的记载，多少有些孤证，而《清世祖实录》等汉文的官方档案中，又没有顺治曾经在八年驾临景忠山的记载。好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册在获得翻译后，为其提供了宝贵的佐证史料：上面记载，顺治八年十一月初七日（1651年12月19日），顺治帝与皇太后、皇后一起行猎，驻于河北遵化。初八日住在高家庄，并在这一天，去了娘娘庙，赏和尚海寿千两银子。等到从滦州回銮的途中，在十二月初三（1652年1月13日），再次去了娘娘庙，“赐京宗山……南洞之和尚伯三银一百两”。这里，娘娘庙是碧霞元君殿的原称，海寿即该殿的主持法师，而“京宗山”就是“景忠山”，“伯三”就是“别山”，只是因为在将满文翻译成汉文时，地名、人名的翻译使用的是音译方法，因之所选的音译汉字不同而已。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册”，是清朝初期内国史院这个政府机构为纂修国史而辑录的满文档案材料，它按年月日的顺序编辑。由于修史角度的不同，档册所辑录的事件内容就详略不同。尽管是简单的记载，但将其与碑文石刻相对照，其登山原因、时间、别山法师修行处所都是吻合的，正佐证了碑文石刻所述事实的真实性。

但可能是因为曹洞宗的参佛方法着重于从个体去体悟佛性，不是很适合顺治当时正值少年的文化基础，而且这种教派的修身方法，也决定了海寿、别山等僧人的不善言辞，所以当顺治在十四年（1657）结识了禅宗中的另一主要教派临济宗的一些僧人后，曾说，一开始我虽然尊崇佛教，却并不知道有教法派别的区分，也不知道各个教派中的高僧，知道这些，是从憨璞聪开始。

憨璞聪，福建延平人，是临济宗的高僧。他在顺治十三年（1656）的五月，被位于京师城南的海会寺请来做主持，从而使临济宗的宗风在京师大振。临济宗的教法，重在通过师生问答的方法衡量双方悟境的深浅，并针对不同的悟境程度，对参学者进行说教，提倡通过交流使人省悟。这种重在交流而不是自省的方法，很适合顺治了解佛教。所以在几次长谈后，顺治就对佛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请憨璞聪奏列了江南各大名刹的高僧姓名和情况，开始延请临济宗的高僧入宫阐释佛法。其中对顺治影响很大的僧人，是浙江湖州报恩寺主持玉林L，浙江宁波天童寺主持木陈耄以及玉林L引荐的弟子茆溪森，木陈胍荐的弟子旅庵、山晓等人。在这些僧人的包围阐释下，顺治从佛教中得到了深深的精神寄慰，并转变成自身的思想信仰。他认玉林L为师，请其为自己起了法名“行痴”，西苑万善殿就成了他参禅拜佛和与这些僧人讨论佛法的处所。玉林L的大弟子茆溪森，不仅成了他的师兄，更因为自身学识和修行的高深而得到顺治的深深信赖。有关顺治帝与这些僧人在一起的活动和交谈，都可以从这些人的著作中找到记载。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顺治帝在思想上，已经完全接受了佛教关于生命轮回、个人承担着自身一世的善恶报应、如想脱离轮回只能依靠悟修佛法的教义。由此他相信，自己的皇帝之位，不过是过眼烟云，来生并不知会在何处立命。所以他在受重创后意欲出家，是其思想信仰的必然结果。

顺治在宫中净发出家，其另一个原因，是感情上受到了重创——他的爱妃董鄂氏去世了。

据《清史稿后妃传》记载，董鄂妃是内大臣鄂硕的女儿，在顺治十三年（1656）的夏天，年已十八岁的时候，入宫侍奉顺治帝。再据《清世祖实录》卷一百二记载，夏天入宫的她，在七月份就准备立妃。卷一百三记载，在八月二十二日，则被正式册立为贤妃。册文中顺治帝称赞她“性资敏慧，轨度端和”。在九月二十八日，又越过“贵妃”这一级别，准备立她为“皇贵妃”了。卷一百五，则对十二月初六日举行的正式册礼，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册文中，顺治帝再次称赞董鄂妃“敏慧夙成，谦恭有度，椒涂敷秀，弘昭四德之修”，并且为了这次册立，颁发诏书，大赦天下，将自己喜悦的心情推及到了全国。该诏书长一百九十厘米，宽九十三厘米，目前仍然完好地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这样，董鄂氏从入宫到晋升为等级最高的嫔妃——皇贵妃，不过用了半年的时间，况且因其册立之事还颁发了大赦诏书。颁诏这种礼遇，通常只发生在册立皇后的时候。但她确也做了皇后——是在死后被追封的，时间是顺治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1660年9月25日）她病逝后的第三天，谥号为“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这个时候，顺治的皇后尚在位上，那是孝惠皇后，是科尔沁贝勒绰尔济的女儿，名叫博尔济吉特氏这位经历了董鄂妃的被宠幸而险些被废的孝惠皇后，一直活到康熙五十七年（1718）才去世，享年七十七岁。这样，如果取谥号的前两字，董鄂妃又是“孝献皇后”；取后两字，也就称“端敬皇后”了。

董鄂妃的去世，令顺治帝非常难过。在《清世祖实录》卷一百三十九记载，去世的当天，顺治帝传谕，亲王以下，满汉四品官员以上，公主、王妃以下命妇等人，全部聚集到景运门哭临，这就是全部的皇亲国戚了。而移送梓宫的时候，这些人又必须随同护送。卷一百四十记载，顺治帝为董鄂妃的去世辍朝五天，穿了十二天的丧服，朝廷官员和命妇们为此穿的丧服，直到二十七天才被允许脱下。卷一百四十二记载，到了百日祭奠这天，又是诸王以下、文武官员以上、公主王妃以下、各官命妇以上，全部齐集举哀。另外从他亲撰的四千字的《端敬皇后行状》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借小小的笔端，用日常生活串起了董鄂妃的优良品行，并倾注了自己的绵绵爱意。如此不同寻常的晋升速度和如此不同寻常的礼遇，只说明，顺治深深爱着这位董鄂妃。但这位极度受宠的董鄂妃，因为记载她来到顺治身边的年龄是十八岁，就引起了后人对她入宫前的身份的猜测。因为基本概念是：她是不可能通过报选秀女这个正常渠道直接走近顺治的。清朝相关的法规限定，报选秀女的年龄是十三到十六岁。如果隐瞒不报，身为满族军官的她父亲，是要依照相关法规受到处罚的。所以，她这样的年龄，是从什么渠道入宫的呢？最广泛的猜测演义，就是说，她是被掳献入宫的江南名妓董小宛。

关于顺治出家，主要有两种说法。 一是说顺治并非在二十四岁亡于天花，而是在这一年脱去龙袍换上袈裟，于五台山修身向佛，并于康熙五十年（１７１１）左右圆寂。期间，康熙皇帝曾经数次前往五台觐见父亲，但都没有得到顺治的相认，所以康熙才会写出“文殊色相在，惟愿鬼神知”的诗篇。至于其出家的原因，则是因为爱妃董鄂氏，也就是被掳献进宫的江南名妓董小宛的去世。选择五 台山修行，则是因为梦见董小宛在那里。这种说法的有关记录，主要存在于《顺治演义》、《顺治与康熙》等野史和文学作品中。尤其是当时著名才子吴伟业（梅村）写的一组《清凉山赞佛诗》，诗文影射顺治在五台修行，并用“双成”的典故和“千里草”代指“董”姓。由于吴伟业的诗素有“史诗”之称，而他苦恋着的，是与董小宛齐名、才高气傲的名妓卞玉京，所以信者云云。而这一切，又可以在五台山找到相关的附会。 另一种说法，来自于《大觉普济能仁国师年谱》、《旅庵和尚奏录》、《敕赐圆照茆溪森禅师语录》、《北游集》、《续指月录》等僧侣书籍的记载。这些书用语录及偈语的形式，记载顺治曾经在十七年（１６６０）十月中旬于宫中，由湖州（浙江吴兴）报恩寺和尚茆溪森为其举行了净发仪式。但剃了光头本已出家的顺治，又在茆溪森的师父、报恩寺主持玉林琇的谆谆诱导和要烧死茆溪森的胁迫下，回心转意，蓄发留俗了。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明朝、清朝遗留的原始档案一千余万件。在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中，最受其时皇家尊崇保护的，是《实录》、《圣训》和《玉牒》。它们在漫长的清朝统治时期，被单独专门保护在皇史宬（位于北京南池子）的金匮里，由专职守尉看护。其中的《实录》，是由继位的皇帝组织人员，依据各种文书档案，按照年月日的顺序，为去世的皇帝编写的事实记录。由于精心的保护，《清世祖实录》金**的绫面到现在还像新的一样。在该《实录》卷一百四十四，这样记录着：“顺治十八年，辛丑，春正月，辛亥朔，上不视朝。免诸王文武群臣行庆贺礼。孟春时享太庙，遣都统穆理玛行礼。壬子，上不豫……丙辰，谕礼部：大享殿合祀大典，朕本欲亲诣行礼，用展诚敬。兹朕躬偶尔违和，未能亲诣，应遣官恭代。著开列应遣官职名具奏。尔部即遵谕行。上大渐，遣内大臣苏克萨哈传谕：京城内，除十恶死罪外，其余死罪，及各项罪犯，悉行释放。丁巳，夜，子刻，上崩于养心殿”。这段话的意思是：在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一，顺治帝免去群臣的朝贺礼仪，而且当日应该举行的春季第一月祭祀太庙的礼仪，也派官员前往。初二日，顺治帝身体不适。初六日，顺治帝传谕，应该由自己参加的大享殿礼仪，因为身体不适，需要派官员代祀，让礼部列出代祀官员的名单，并且因为病情迅速加剧，又传谕赦免京城内十恶死罪以外的一切罪犯。初七日的凌晨相当于现在零点到一点这段时间内，顺治帝就去世了。 从以上《清世祖实录》的详细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顺治皇帝被明确记载患病，是在初二日，而初六日，则“大渐”了。“大渐”这个词在皇帝身上应用，应该是非常慎重的。因为这个词表示病情急剧加重而且很危险。至于去世的具体时间，记载是“丁巳，夜，子刻”。这里，“丁巳”是初七日的天干地支记日。“子刻”，虽然相当于现在的二十三点到一点，但在旧历的记时方法中，表示的是“开始”——记时是从“子时”开始往后按子丑寅卯的顺序推算。所以“丁巳子刻”，应该是初七这一天的凌晨零点或一点的时候。中间的“夜”字，只是表示深夜而已。但在大部分的史学研究专著中，都解释成是初七的深夜，也就是将顺治的去世时间，拖延了十二小时。这样，从原始的《清世祖实录》这一史料中证明，顺治皇帝病逝于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子刻。但病因未述。 档案馆藏有的《玉牒》，则是清朝皇帝的家谱。它从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开始记录。塔克世子孙后代这一支，称“宗室”，使用**；塔克世兄弟的子孙各支，称“觉罗”，使用红色，而且在家谱格式上，分“横格”和“竖格”两种版式。横格玉牒只简单记录世系，竖格玉牒则不仅有世系的表述，而且还详细记录该人的生卒和婚姻。记录顺治皇帝情况的《玉牒》，其去世的时间，与《清世祖实录》的记载相同，但同样没有说明病因。 这份《遗诏》的撰拟，在《清圣祖实录》 康熙帝实录 卷一中记录，是在初六日召原任学士麻勒吉、学士王熙到养心殿，奉完旨意后在乾清门撰拟的。这段记载，又有奉写遗诏的礼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王熙的《自撰年谱》为佐证。年谱中，王熙记述了被传旨召入养心殿、聆听完顺治帝旨意后起草诏书、三次进呈三蒙钦定的全过程。王熙在《自撰年谱》还写到，在进入养心殿之后，顺治帝对王熙说，我得了痘症，恐怕是好不了了。另外，在兵部督捕主事张宸的《平圃杂记》中记录，初六日，也就是《实录》中记录皇帝“大渐”的那一天 ，在传谕大赦的同时，还传谕民间不得炒豆，不得点灯，不得倒垃圾。因为这种禁忌只有在皇帝“出痘”——患“天花”的情况下才会出现，所以人们佐证顺治帝是因为罹患天花而去世的。但是，又有学者提出，“天花”这种急性传染病的症状是高烧昏迷，病人在死前是不太可能神志清醒的，所以顺治帝不可能像王熙写的那样，亲自口授《遗诏》。 《遗诏》是否出自顺治帝本人，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但从档案馆保存的《清圣祖实录》和其他文献保存单位的一些僧侣文献中可以看到，顺治帝是病逝了。 在《清圣祖实录》卷一中我们可以看到，安放顺治帝遗体的梓宫 棺材 ，在顺治十八年二月初二日 １６６１年３月２日）被移放到景山寿皇殿。其后，继位的康熙皇帝在所有应该致祭的日期都前往致祭。卷二中又记载，在四月十七日这一天，康熙皇帝来到安放着顺治帝梓宫的景山寿皇殿，在举行了百日致祭礼以后，将顺治帝的神位奉入了乾清宫，以等待选择吉日奉入太庙。二十一日，则举行了“奉安宝宫礼”。这说明，到二十一日时，顺治帝已经被火化了，因为“宝宫”二字的意思，是骨灰罐。 关于顺治皇帝被火化的详细记录，在官方记载的档案里尚无记录，但《旅庵和尚奏录》中则写明，临终前，顺治帝对近身的僧侣特别嘱托，因为祖制是火葬，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