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爆发之后，袁世凯被启用，派遣冯国璋南下镇压革命军。眼看武汉三镇指日可下，冯国璋志得意满地对人说：“这一来，咱的黄马褂算是穿上了，兴许还来个世袭罔替呢！”就在他一门心思想当匡复社稷的中兴之臣时，袁世凯突然一纸调令，把他从武汉前线调了回来。

冯国璋打仗是一把好手，可政治方面却是个榆木脑袋。他号称是“北洋三杰”龙虎狗中的“狗”，还真有点忠犬护主的劲头儿。在战场上他只想着打胜仗，保住清王朝，根本没领会东家袁世凯的政治意图。出发前袁世凯给他下达的六字方针是“慢慢走，等等看”，可他到了武汉就一鼓作气连下两镇。

11月17日，就在他又一次大败黄兴时，袁世凯却把本来非他莫属的“湖广总督”一职授予了第二军军统段祺瑞。冯国璋在前线拼死拼活，官却让没打过一仗的段祺瑞当了。冯国璋别说多窝火了。回到北京后，他来了个闭门谢客，谁也不见。 民国政府的收入不稳定，也难免要影响到总统的个人利益。冯国璋做地方大员的时候，对财政上的事情一向敏感，他知道大总统其实是名义好听，一旦经济匮乏，没钱可花，到时的滋味就不好受了。因此，冯国璋在入京代理大总统前特别向段祺瑞提了一个条件，那就是将崇文门监督一职要到自己名下，因为崇文门监督是个肥缺，每个月可以稳定的收到二十万元商业税，可供总统府的开支。但是，一个月区区二十万的收入固然可以解决总统府的开支，但对于很多国务大事来说是无济于事的。因此，冯国璋也难免像黎元洪一样，有时候就要自掏腰包了。据冯国璋的幕僚恽宝惠回忆，为了钱的事情，冯国璋还与多年的老兄弟王士珍闹过别扭。

冯国璋在1919年去世后，据当时的统计，冯国璋留下的遗产总值大概在300万元不到，这些钱是冯国璋多年的储蓄和投资所致，其中也包括了田地、股票等折合而成。应该说，冯国璋虽喜敛财，倒也无贪赃枉法之名。冯国璋死后，丧事和遗产分配都是委托给老友王士珍来负责，在王士珍的主持下，这些钱都按不同的份额分给了他的子女们。

应该说，早年身为清廷大臣的冯国璋能为其族人后代订出“国家海禁开，东方大事起”这十个字，可以称得上是很有政治远见的，是积极进步的。

冯国璋一生由一介书生而入武林，读文史后再习军事。在他所处那个时代，经历了数次战争，其中亲自参与的就有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进京等战事；中国作为战败国，付出了割地赔款、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沉重代价。作为一个有着远大抱负的中国一代知识分子，或是身为一名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军事将领，冯国璋曾以其深刻的思考和敏锐的见解，屡屡向上司和清廷进言，并且一直身体力行地为“国家海禁开，东方大事起”这一宏愿而尽心尽力。

冯国璋当时已深切地感知，一个自诩为泱泱大国的国家，由于数百年来闭关锁国，夜郎自大，国力早已衰败

不堪，远远落后于西方列强一大截了。他两次东渡扶桑，从那个自明治维新以来变得强悍起来的国度中，发现了一条中国富强昌盛，再树雄姿的可行之路，那就是打破海禁，引进外国的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让国人重新认识自我，认识世界。

但其时其势，这位汉族的清廷重臣也有与当年李鸿章相似的忧虑和顾忌，眼看着京城里那个冥顽不化的满清朝廷，还有早已腐败不堪的各级衙门地方官吏，落后的农桑耕作制和淤堵不扬的贸易商业，还有几乎空白的现代工业这副积重难返的烂摊子，就决定了真正要在东方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形成“大事起”的强盛之势，非一朝一代人所能办到的。因此，冯国璋把希望放在了儿孙辈身上。

西凉军阀董卓是汉朝坠落、走向水深火热的祸乱局面之标志人物，北洋军阀袁世凯是清朝坠落、走向水深火热的祸乱局面之标志人物。董卓和袁世凯的乱举，加重了他们时代的灾难深重，民众痛苦难堪，水深火热。董卓和袁世凯试图“猴子称大王”，模仿那些诸侯夺取天下、称霸天下，威加天下的风采。结果是酿成他们自己遗臭万年的悲剧性结局。董卓和袁世凯的悲剧，主要在于逆势而为，而形势比人强，即使如董卓和袁世凯这般的强人，也难以与形势抗衡。董卓与袁世凯权倾一时，但不谙基本面时势，亦在劫难逃。

乘坐8、27、324、634、635、638、638路。根据查询百度地图信息显示，乘坐8、27、324、634、635、638、638等公交车在平安街站下车，于民主道交口左转即可到达目的地。冯国璋故居位于天津市河北区民主道50至54号，袁世凯故居的对面就是冯国璋故居，所以也有"左右冯袁"（左右逢源）之称。

段祺瑞当年受袁世凯提携，因此深念袁世凯的恩情。段祺瑞对国家形势看得很透彻，他知道民国建立以后，民主已经渐渐深入百姓的心里，对于帝制，百姓已经不能接受了。

于是他不断劝说袁世凯不要有称帝的想法，目的是怕袁世凯因为一时糊涂而失去了民心。而袁世凯却以敷衍的方式对待段祺瑞的好心，他没有正面反对段祺瑞的劝告，甚至在表面上答应了段祺瑞的请求。但是袁世凯却在背后筹备称帝的事宜，这让段祺瑞的好意付诸东流。

而相比之下，冯国璋的际遇就比段祺瑞要有利得多。冯国璋并没有把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意思在他面前表露出来，而是暗中联系反袁势力共图倒袁大计。这些计划和行动，袁世凯一直被蒙在鼓里。

后来，在冯国璋的推动下，各地纷纷起义反对袁世凯的称帝行为，最后逼迫袁世凯下了台。对于忠直的段祺瑞，袁世凯始终没有给予十分的信任，而对于暗箱操作的冯国璋，袁世凯却信任有加，不得不说，袁世凯这一出荒唐的闹剧都是上天的安排。

集中收藏1912年至1949年间中华民国历届中央政权机关及其直属机构档案。

（一）南京临时 和南方革命政权档案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

1912年1月1

日，孙中山在南京建立中华民国临时 。

南京临时 仅存92天，所形成的档案数量较少，其后又历经辗转，颇有散失。

现在馆藏仅有百余卷，但内容极为珍

贵，其中有不少孙中山亲笔批示和签发的文件，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袁世凯当政后，孙中山又领导了南方革命运动。

从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 至

1927年宁汉合作，南方革命政权所形成的档案，虽几经辗转，散失甚多，但本馆仍保存近700卷。

（二）民国北京 档案

1912年3月，袁世凯在北京建立了民国 。

自袁世凯起，中经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冯国璋、曹锟等，直到1928年6月张作霖退出北京止，民国北京 当政的16年间形成了为数甚多的档案。

民国

北京 瓦解后，南京国民 接收了相关档案，并在北京专设机构保管，其后又陆续将这部分档案南迁。

由于连年战乱，这部分档案遭受人为和自然的损坏十分严

重。

但经本馆多年悉心收集和整理，目前已达66个全宗。

（三）南京国民 档案

南京国民 从1927年成立，统治中国长达

22年。

在此期间形成的档案，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内容丰富，除部分被国民 移往台湾，以及遭受损毁和流失外，大部分均为本馆收藏。

这部分档案共计710

个全宗。

包括国民 （总统府）、五院、各部及其所属军事、经济、财政、金融、资源、工矿、贸易、教育、科研等机构以及党派社团的档案，是为馆藏档案的主

体。

（四）日伪政权档案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大举侵华，并在沦陷区先后成立了若干个伪政权，这些日伪政权形成的档案，主要是汪精卫政权形成的档案，共计102个全宗，较为完整地反映了日伪对沦陷区的残酷统治和日本对中国进行大肆掠夺的历史状况。

（五）特藏档案

本馆自1980年代末开始对珍贵历史档案进行特

藏保护，设置了500平方米的特藏档案库，典藏着从馆藏档案中精选出的1万余卷珍贵档案。

其主体为民国政要个人档案，如孙中山、蒋介石、宋子文、冯玉祥、

蔡元培、张静江、丁文江、顾维钧、郭泰祺等特藏档案共64个全宗。

此外还有勋章、印章、股票、钞票、邮票、商标、字画、碑拓、家谱和照片、、唱片等不

同形式，它们兼有档案与文物双重属性，是弥足珍贵的历史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