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这清朝最得宠的皇后，大家最先想到的可能是董鄂妃，但董鄂妃生前并没有做过皇后，只是死后被追封为皇后。清朝最得宠的皇后另有其人，她就是道光第三任皇后：孝全成皇后。

孝全成皇后姓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生于嘉庆十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可能有的读者看到孝全皇后姓钮祜禄氏，便认为她的家世是十分显赫的，其实不然，清朝钮祜禄氏最显赫的一支是弘毅公府，始祖为索和济巴颜，比如说乾隆生母孝圣宪皇后与宠臣和珅，便是弘毅公府的远亲。而孝全皇后这一支钮祜禄氏并不在索和济巴颜的家谱中，因此，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

据记载，孝全成皇后的曾祖父成德只是兵丁出身，祖父穆克登布和父亲颐龄也都在军队任职，有一种说法称孝全成皇后的父亲颐龄曾在苏州担任驻防将军，但清朝十四位驻防将军中并没有苏州将军一职，因此这种说法是存在疑问的。根据《清史稿》记载，孝全成皇后的父亲颐龄曾担任乾清门二等侍卫，世袭二等男爵位。

清朝道光二年，钮祜禄氏（孝全皇后）以正红旗秀女的身份参加了八旗选秀，在这次选秀中，相貌出众且德才俱佳的钮祜禄氏被道光一眼看中，便将其选入了后宫，相比起其他几位入选的秀女，钮祜禄氏的初封是最高的，为全嫔。通过这个封号可知，在道光帝心里，钮祜禄氏可以说是非常完美的女人。

而且，从钮祜禄氏入宫后的晋升速度来看，也是其他妃嫔难以企及的，道光三年，钮祜禄氏晋封全妃，道光四年，钮祜禄氏晋封全贵妃。当时，钮祜禄氏只不过是一名17岁的少女，便成为仅次于孝慎皇后的第二妃主，钮祜禄氏所受之宠，可见一斑。

除此之外，钮祜禄氏之宠，还体现在生儿育女方面。

道光四年，钮祜禄氏为道光生下第三女，虽然这位公主只活了11岁，但道光同样将其追封为固伦端顺公主。仅过了两年，钮祜禄氏再次生下了第四女，她就是后来的固伦寿安公主，人称“四公主”，四公主实际上是道光帝成人女儿中的长女，也是道光唯一存活的嫡女，因此成为道光最疼爱的女儿。

道光十一年六月，时隔五年之后，钮祜禄氏再次诞育皇嗣，这次钮祜禄氏生下了一名皇子，即四阿哥奕詝，奕詝的降生彻底地稳固了钮祜禄氏在后宫的地位。仅过了两年，孝慎皇后去世，钮祜禄氏晋升为摄六宫事皇贵妃，随后入主中宫，成为大清国的皇后，时年26岁。

然而，就在钮祜禄氏享受皇后至高无上荣耀的同时，却隐藏着巨大危机，她与恭慈皇太后（孝和睿皇后）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剧。道光二十年正月，皇后钮祜禄氏暴崩于圆明园，年仅33岁，赐谥号为孝全皇后。

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是，孝全皇后是被恭慈皇太后毒死的，但通过清宫医案的相关记载，孝全皇后患病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并非是突发死亡的，而且孝全皇后临终前，道光还曾携皇太后视疾，由此可见毒杀说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但不管怎样，这位大清皇后之死，总给人一种十分蹊跷的感觉，孝全皇后成为清朝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死得不明不白的皇后。

  初读老三房五房支谱，虽还有许多疑惑不解，但也有许多新的启迪，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许会逐渐明朗。

  初读发现 其支谱六世应文公(相当于总谱十世)为候选知府，这是多大的官呢？

    所谓候选，大都用于文职。则主要用于安排官僚品位高下，属“品位性职类”。后一类官号的权责规定有时只是徒具其名，但它们却具有不容忽视的品位意义：用于增添资望、赋予待遇、确认品阶，以及提供起家官职或迁转阶梯，提供候选、储才或安排冗散之位。其中有许多就是这类官号。当然，在职能性和品位性官职之间，也存在大量既有职能又有很浓的品位色彩的官。

清代的候选制

清制，内自郎中，外自道员以下官员，凡初由考试或捐纳出身，及原官因故开缺依例起复，皆须赴吏部报到，开具覆历，呈送保结。吏部查验属实，允许登记后，听候依法选用，称候选。也就是说捐纳多少由吏部开出收居，并授相应的品衔，并非实职，但可优先考虑补缺或享同等荣誉或相应待遇。

荣禄大夫的意思 据《清史稿》介绍：“荣禄大夫系文职封赠之阶，原为从一品光禄大夫，后改荣禄大夫，文武正，从一品，妻封一品夫人。”

三品衔候选知府:是说这个三品知府是候选,不是遇缺及补

    十世应文公这候选知府之职应是捐衔，实际并未到任补缺。

吴三桂（1612年—1678年），字长伯。汉族，明末清初辽东锦州人，祖籍江苏高邮市界首镇六安村，身高约合现今173米，武举出身，锦州总兵吴襄子，以战功及父荫授都指挥。明天启末年曾带二十余名家丁救其父于四万满洲人之中，孝勇之举遍闻天下，有“勇冠三军、孝闻九边”的美誉。曾在北京短暂逗留，遍识名公巨卿及文人雅士，吴伟业称其为“白皙通侯最少年”。

崇祯四年（1631）八月，皇太极发动大凌河之役，吴襄在赴援时逃亡，

吴三桂

导致全军覆灭，祖大寿降清，孙承宗罢去，吴襄下狱，乃擢吴三桂为辽东总兵官，镇守山海关。史载吴三桂部“胆勇倍奋，士气益鼓”，是明末最后一支有战力的铁骑部队。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初，李自成破大同、真定，逼近北京 ，崇祯帝飞檄加封他为平西伯，令其放弃宁远（今辽宁兴城）入卫京师，起用吴襄提督京营。吴三桂奉旨入援京师，十六日抵山海关，一路上“迁延不急行，简阅步骑”，二十日抵达河北丰润时，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已进入北京，崇祯帝自缢景山（煤山），北京失陷，吴三桂撤兵退保山海关。李自成后曾多次招他归降，吴三桂再三犹豫，因其妾陈圆圆被李自成部将掠去，其父也被拘押“拷掠甚酷”，大怒。遂上书清睿亲王多尔衮 ，请清兵入关灭贼。李自成闻知此讯，4月13日，亲率大军十万号称二十万，奔赴山海关攻讨吴三桂。22日山海关之战，吴军初败，吴三桂求救于清摄政王多尔衮，清兵入关。吴三桂与清军在一片石战役中联合大败李自成，受清封平西王。

不久，吴三桂又为清军先锋，追击李自成，并平灭陕西等地的流寇余部，并灭四川军阀张献忠，结束了其在四川建立的暴虐政权。清顺治十四年(1657)，会同清军多尼等进攻南明云贵等地区。十六年，清廷命他镇守云南，引兵入缅，迫缅王交出南明永历帝。康熙元年（1662），吴三桂杀南明永历帝于昆明。同年，清廷晋封吴三桂为平西亲王，兼辖贵州省，永镇云贵。与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子尚之信相呼应，成为拥兵自重的三藩。

顺治十七年，朝廷以赋税不足，令吴三桂裁减兵员。吴三桂将绿营及投诚兵从六万人减至二万四千人，汰弱存强，留下的全是精锐之师。清廷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下令撤藩。吴三桂闻讯后叛清。自称周王、总统天下水陆大元帅、兴明讨虏大将军，发布檄文，，联合平南王世子尚之信、靖南王耿精忠及广西将军孙延龄、陕西提督王辅臣等以反清复明为号召起兵反清，挥军入桂、川、湘、闽、粤诸省，战乱波及赣、陕、甘等省，史称三藩之乱。清政府调重兵全力镇压叛乱，逐渐扭转了战局，康熙十七年（1678年），吴三桂在衡州（今衡阳）称帝，称衡州为“应天府”，国号大周，建元昭武。其本人也开始蓄发，改穿明朝皇帝冠袍。同年秋在衡州皇宫病死 。其孙吴世璠继位衡州，退据贵阳、云南 。康熙二十年（1681年）昆明被围，吴世璠自杀，余众出降。吴三桂的子孙后代几乎被彻底杀光，包括襁褓中的婴儿，其中一些为躲避诛九族，在贵州、云南部分地区隐居数百年。《清史稿》有吴三桂本传。

本是大周皇帝的天子命，却为大清朝打下半壁江山的人，敢为爱情失去江山的人，使一代枭雄李自成命丧其手的人。诸多的悲剧与无奈造就了他色彩鲜明、复杂多变的人生性格：既有“冲冠一怒为红颜”的真情实感；又有爱江山甚于爱美人的残暴与贪婪；他反复无常，言而无信，仕明叛明，联闯破闯，降清反清……人生之善与恶，无一不在他身上迸发……然而，作为历史上的传奇人物之一，吴三桂在明末清初的历史舞台上却又是最最关键的筹码。曾左右了当时的历史走向。因此，后人对其评价多是毁誉参半、亦扬亦抑的。很难勾勒出他本身的性格及其演绎出的那些光怪陆离、令人目不暇接的人生变故。

“引”清兵入关经过

吴三桂行宫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初一，大同总兵姜镶投降大顺军。京师震动。因大同乃京畿西边门户，大同陷落，北京危殆。此时崇祯再也顾不得驻守关宁的吴三桂部所负北防重任，急令吴三桂入卫京师。三月中旬，获令后的吴三桂立即着宁远地区几十万辽民内迁，三月十九日（一说十六日）到达山海关，继而率兵西进京畿。二十二日吴三桂兵至玉田一带，这时突获京师陷落崇祯自缢的消息。同时又获悉明居庸关总兵唐通已降大顺，并奉李自成令乘虚占领山海关。吴三桂进退失据忧心忡忡。

就在吴三桂撤离宁远之后的两三天，都设沈阳的清庭业已探知。这对于他们来说不啻一大喜讯。宁远这座城无疑是他们辉煌事业的一个黑洞。在那里长留着他们抹不去的耻辱。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初，他们那不可一世的、与明庭交锋百战百胜的大汗努尔哈赤所率的六万大军惨败在宁远城下。努尔哈赤也身负炮伤。清军撤回沈阳后，努尔哈赤羞愤交加终日忧忿，不久伤患（一说背痈）恶化，不治身亡。这个制造了无数灾难的屠杀者终究走完了他那六十八年的罪恶人生。经过一番角逐以后，努尔哈赤的第八子皇太极继承汗位。

天聪元年（公元1627年），皇太极在出兵朝鲜获胜后，率凯旋之师猛扑锦州、宁远，志在必胜以报父仇、雪国耻。不期赵率教矢志坚守锦州、袁崇焕拼死保卫宁远。后金军死伤枕藉，皇太极不得不饮恨撤围。满清又一次惨败宁远城下。

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八月，皇太极暴卒。幼主福临立，多尔衮、济尔哈朗摄政。为树立威望，九月，济尔哈朗就迫不及待地率军猛攻明庭残留在关外最后几个军事据点。他很快攻占中后所、中前所、前屯卫，但当他率军攻打宁远时，却遭到吴三桂的坚决抗击。宁远，这座城市简直是满清的梦魇。从1626年到1643年，清军三次猛攻它都铩羽而归。然而没想到今天它竟然垂手可得。清廷真是大喜过望。急于建功立业的多尔衮等人闻讯当即下令“修整军器，储粮秣马，俟四月初大举进讨。”

三月下旬到四月初，吴三桂盘桓踯躅在永平、玉田一带。崇祯死、明廷亡，他和所有明廷故臣一样都在寻找出路。而一条最简捷的出路就是投降大顺。这并不违反礼教。改朝换代，自古亦然。既然明太祖贫僧一名竟是真命天子，那么李自成这个驿卒又为什么不能做皇帝呢？

大顺对吴三桂的政策亦是招降。李自成遣使三桂，给予其四个月军粮及白银四万两，并声明“俟立功日升赏”。这对于已缺饷一年多的吴军确实是雪中送炭。吴三桂已有降意。就在这关键时刻，吴三桂先后接到两种文书。一是大顺使者所持其父吴襄劝其归顺李自成的书信，二是有人送给吴三桂密信，详告其父被刘宗敏抓捕追脏，遭到严刑拷打。其父已凑白银五万两，但离刘宗敏所索二十万两甚远。此外，吴三桂爱妾陈园园亦被刘宗敏霸占。吴三桂闻讯大怒。遂拔剑斩案、升帐演兵场，斩一名来使，将另一名割去双耳，令其传言李自成：“李贼自送头来。”同时，起兵回师击败唐通，夺回山海关。

吴三桂从态度模棱两可转变为公开对抗，这在大顺朝中引起轩然大波。一派意见是立即予以征讨。另一派意见是暂时放置。持后一种意见的原因有二。一是刘宗敏、李过等已沉醉在胜利的欢乐中。拷掠故明脏官、坐拥声色美姬实在是不亦乐乎。不想立即再去冒死作战。二是李岩、牛金星、宋献策等基于策略的考虑，认为暂不宜大举征伐。因为“新得京师，人心震迭”，而且吴军以“素能战”闻名，不可轻视。他们认为还是暂时维持现状，继续招降为上。但李自成力排众议，下令亲征。四月十三日，李自成率兵十万，号称二十万东出京师。

大顺朝决定征伐一事，吴三桂先期探知，大惊。他自忖断无抵挡大顺军的力量。为自保计，他决定向满清借兵。条件是不但给予满清财帛，而且“将裂地以酬” 。满清对关内的这些变故并不详悉。它只知李自成陷京，崇祯身亡，应藉此中原大乱的机会与大顺一争天下。四月九日满清大军起程沈阳。十五日行至翁后遇到吴三桂派来的特使。多尔衮等大喜且疑，并未加快行军速度。二十日到达连山。吴三桂第二次使者至。言李自成军已薄山海关，情况紧急。清军闻讯日夜兼程二百里，于二十一日傍晚抵达关外。二十一日白天，大顺军与吴军已有交战。吴军几不支。吴三桂再度遣使到清营，急催清军加入战斗。此时明了情况的多尔衮再不以吴三桂所言“不唯财帛，将裂地以酬”为满足，他的志向是入主中原，故改而坚持吴三桂必须剃发以降方出兵相助。此时，吴三桂已别无选择。若明日单独与大顺军交锋，必将不敌，身家性命必毁于一旦。于是只得依多尔衮所示，亲往清营，剃发跪拜。次日，山海关大战展开。狡诈的多尔衮令吴军先与大顺军战。待交战双方皆疲，而吴军已显不支之时，方挥师跃入阵中。毫无思想准备的大顺军在“鞑子兵来了！”的惊呼中兵败如山倒。“一时之间，战场空虚，积尸相枕，弥满大野。”

至此，吴三桂所谓借清兵以伐大顺，以复明室的设想已成泡影。在军事上、政治上已完全掌握主动权的满清，只把吴三桂视为众多归降故明官员中的一个，并驱之若走狗来为其征服全中国的企图效力。

少为人知的吴三桂

如果说对吴三桂降清的具体过程不少人不甚了了，那么对吴三桂的个人经历就更少人知晓了。实事求是地说，吴三桂本不是一块做汉奸的料。

作为武将，吴三桂并非身高八尺力举千斤，而只是中等身材，但他目光如注、英俊威严，且勇力过人武艺超群。在战阵上披坚执锐、左冲右突、骁勇非常，以至有次皇太极远远见了，不禁对麾下叹道：“小吴总兵真好汉子！”

1612年（万历四十年）吴三桂出生于关外的汉镇中后所，祖籍江苏高邮。其父吴襄本乃士绅，因努尔哈赤崛起后在辽境实行严酷的民族歧视政策，对汉民大加掳掠杀戮，遂愤而投笔从戎举办团练，保境安民。明庭嘉之，委以辽东团练总兵一职。他功绩卓著，有“辽右巨臂”之称。在抵抗后金的斗争中，吴襄与当时辽境的一些明庭武将结下友谊，并把妹妹嫁给锦州总兵、挂“讨虏先锋印”的辽东名将祖大寿。吴三桂就是出生成长于充满战火的地域和拥有抗金战史的家族。这无疑从小就锻炼了他的勇力气魄和抗金意识。在战场上，少年的吴三桂就骁勇非常。在一次战斗中，他冲入敌阵用箭射倒一名红旗王子。在拍马上前挥刀准备割下该王子的首级时，不料那王子突然以刀砍中他的鼻梁。吴三桂血流满面，但毫无惧色，撕裂红旗包扎好伤口后，立即再战。

有一次，吴襄率五百名骑兵作哨探，不期与后金大军相遇被围。当时在萨尔浒之战明军惨败后，对于与清军“野地浪战”明军心怀余悸。从农民子弟中后天训练出来的汉族骑兵一般来说确实不是马背女真民族的对手。骑兵交战即使兵力倍之，明军都没有胜利的把握，何况区区几百名明军身陷后金大阵？少年吴三桂得知父亲危在旦夕后，立即赶到舅舅祖大寿的阵帐，请他发兵援救父亲脱离险境。祖大寿认为这根本没有可能，只会徒增伤亡，遂拒绝说：“吾以封疆重任，焉敢妄动！万一失利，咎将安任？”三桂知不可强，大哭而去，并立即召集几十名家丁，如狂风般地冲入重围。在找到父亲的队伍后大呼：“跟我来！”并带领五百骑杀出重围、奔回宁远。这次战斗震惊全军。从此少年吴三桂“勇冠三军、孝闻九边”的英名辽境无人不知。

少年英雄的吴三桂深受父辈重臣的器重。辽东监军高其潜收他为义子。1639年（崇祯十二年）洪承畴荐举他担任辽东总兵。时年仅27岁。吴三桂练军甚严。在洪承畴所部诸镇中，以吴三桂系战力最强。吴三桂并不以此满足，他还专门再训练了一支极为精锐的千人骑兵。共分二十队，每队五十人。“置签二十支，书领队姓名，插靴筒中。遇信急，受制签呼某，某即领本骑随之，冲突无不利”。

1641年（崇祯十四年）松锦之战以明军惨败告终。如果说二十三年前的萨尔浒之败标志着后金掌握了关外的主动权，那么松锦之败则表明明庭已在整个战局上败象毕露。松锦之败使明庭丧失了大量精兵和战将。骁将曹变蛟等被俘遭戮。洪承畴、祖大寿等投降。只剩下吴三桂在宁远山海关一线苦撑着局势。吴三桂在极端困难的状况下招抚流亡，重振军旅。不久又组织起一支数万人的军队，坚守山海关和关外宁远等城。在原辽东战将或亡或降的情况下，吴三桂成了硕果仅存的抗清名将。次年皇太极又发动壬午之役。派遣阿巴泰、图尔格率兵避开由吴三桂防守的山海关，由黄崖口一线入边。烧杀掳掠，兵锋直达山东苏北。关内诸明将皆望风而逃。只有吴三桂仍敢率兵入关邀击清军，并屡有斩获。再到1643年，如前所述，吴三桂的坚决抵抗使所向披靡的清军在宁远城下第三次苦尝败绩。

为了解决山海关这道难以越逾的屏障，清庭向吴三桂展开了强大的招降攻势。由于吴三桂的舅舅祖大寿和恩师洪承畴以及众多的兄弟、同僚如吴三凤、祖可法、张存仁等均已降清，故皇太极除亲自写信向他招降外，还叫这些与吴三桂有种种关系的降将写信给他劝降。但吴三桂终不为所动。当然这一方面是由于其父留在京师似为人质，另一方面当与吴三桂的抗清意识分不开。

引清兵入关的客观原因

明季之末大量的明庭故臣变作汉奸的原因是多式多样的。常见的是战穷活命型和投效觅官型。前者典型为洪承畴、祖大寿等，后者典型为张存仁、马光远、冯铨等。吴三桂跟他们都不同。吴三桂没有战穷。山海关和五万将士均在他掌握之中。他官至明庭总兵官、平西伯。若明庭得以延寿，他的升官图仍未有穷期。更为重要的是，从十几岁至此他一直处在与满清毫不妥协的交战之中，可以说他身上并无显著的汉奸因子。鉴此，有必要探讨他终究成了大汉奸的原因。

面对事实进行探究，应该承认客观因素是促成吴三桂蜕变为汉奸的重要原因。这客观因素就是李自成入京后所采取的一系列错误作法。

基于农民起义军对地主豪绅阶级和故明官僚的痛恨，大顺军许多将士对明庭降臣进行拷掠追赃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李自成并不具备一个封建改朝换代者的眼光和胸襟。古代的农民起义并非近代、现代的民主革命。它只能是以一个新兴的王朝代替原有的王朝。大顺要能站稳脚跟就必须与故明官僚合作。而且这些故明官僚已抛弃朱明政权张开双臂准备与大顺朝合作了。如礼科给事中惠世扬就十分肉麻地向李自成下跪说：“天生老臣，以遗陛下。”可是李自成竟对个中奥秘欠缺洞悉。任由大顺将士去拷掠故明官员，甚至骚扰百姓，于是李自成大失京师民心。许多故明官员降后复萌叛志，有的则化装潜逃。

从整体上来看，大顺的作法是丢弃了于自身政权的稳定十分重要的故明官僚的合作，从局部上来看，是逼反了吴三桂。这既是促使吴三桂降清，也是使大顺朝由盛至衰最终覆灭的关键。对于那十几天－－历史长河中短短的一瞬间－－里的情况各种史籍中有着略有出入的记载。在剧烈的变动面前，吴三桂情绪激动举止失措。有记载说他已接受李自成的招降。只是在还没有完全公开之时，又陆续得到父亲被关押拷掠和爱姬被霸占的消息。有说是，他还勉强能接受父亲的遭难，却决不能接受爱姬的受辱。他明白自己是处在满清和李自成两大势力的夹缝之中。无论是出于父亲滞留京城的考量，还是从他与满清拼杀了十几年的仇恨来看，他归降大顺才是顺理成章的。可是三十二岁血气方刚的青年武将在斩了李自成的使节并口出“李贼自送头来”的狂言后，就自断了这条应该走，并且本来已打算走的路。可是尽管如此他对降清仍有顾虑，以至在获悉李自成起兵后曾想自戕以了断一切。然而当他面对现实后，只得走出向满清搬兵的招数。而这一搬就把满清的都城从沈阳搬到北京，吴三桂没有后悔药可吃。

设想，如果大顺朝能笼络包括吴三桂在内的故明官僚，局势有可能是另一番景况。李自成非但不以十万大军讨伐吴三桂，而以此军力协助其北防满清。在稳定局势后挥戈统一江南。以南明弘光政权的腐朽来裁量，这应在情理之中。或由于北疆吃紧，大顺朝在相当时间内无力南伐，那以李自成与吴三桂以及大量明庭降将如大同总兵姜镶的兵力总和是也足以抵御满清入关。从前明庭如此艰难，系因须对满清、农民军两面作战，顾此失彼、捉襟见肘。而若情况简单化为大顺对满清，那清骑纵横华北、中原之况将不复见。在经过一个时期的稳定生息后，新兴的大顺亦必将统一南中国。至于统一的大顺是否有力量复故明在关外的疆域，这确有疑问。统一的大顺会不会是弱宋的翻版？会不会导致今日中国之疆域竟在长城以南？这些问题都离开了本文所题，不作赘论。

由于明史清修，清朝基于自身是异族统治的关系，对明史多有篡改，又大兴文字狱，并禁止了自周朝以来一直未曾间断的民间史书的修撰，将明史的修撰控制在官方之手。同时借修四库全书之名行禁毁书籍之实，四库禁毁书目列表比四库全书的目录要长3倍，以至于许多史料亡秩，后世史家对明朝的评价多有误会和不公之处。

自04年长篇白话历史《明朝的那些事儿》大红大紫开始，中国兴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明史热”，为明朝正名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民间史学界多认为吴三桂并非一开始就是明朝叛臣，而是由于满清打着“为君父报仇”的名义叩关，相对于攻占北京逼死崇祯帝的李自成，被明朝册封过的建州女真部（后金）反而是自己人。联合清兵共同打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在当时看来再合理不过。明末时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并不强烈，只要统治者的治国方式可以让汉人接受，汉人对异族统治也并不排斥。这也是无论是北魏的鲜卑，抑或是西夏、辽、金时期，异族在建国的初始阶段通常并没有遭到汉人的强烈反抗。

然而后续的发展并不如忠直的明朝旧臣所想。满清以大明臣属的名义公开寻找崇祯之子，声称会将崇祯之子奉为正统，令其即位。却又自食其言，将明朝旧臣和内宫老太监都认定是崇祯第三子朱慈炯的人处死，并称此人是假冒的崇祯后裔。自此明庭失去了正统的继承人，明室的诸亲王都缺乏正统性和号召力，南明小朝廷也不得不走向了衰亡之路。此时的三大降将吴三桂、耿精忠和尚可喜三人已是骑虎难下：清廷已经坐大，只有协助清廷消灭南明，才能保他们家族的平安，并消除他们降清的道德危机。明室虽从未薄待过吴三桂，身为降将的吴三桂却不得不积极的消灭南明，并最终手刃永历帝以向新主子表忠心。

后人对于吴三桂的评价不一，甚至两极化。

大部分人认为，由于他作为汉人，却与满清勾结，导致大顺政权及南明政权等汉人政权的覆亡，加上曾杀死永历帝等明朝皇皇帝与皇族、大臣等，故他的行为应被视为“汉奸”。因此故经常有人拿“现代吴三桂”这个称号来攻击对手。

也有人认为，吴三桂让清军入关时的初衷只是为了借清军而消灭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或使两者两败俱伤，更有向多尔衮要求立明朝太子（明思宗的儿子朱慈烺）为皇帝。当时并没有投降之意，只是后来的局势发展导致身不由己，不应影响他做为爱国英雄的地位。

也有人认为，在动荡的明清交际时代，吴三桂不过是忠于他和他家族的利益行事，所谓汉奸评价实在太过苛刻。更有人指撰写《圆圆曲》讥讽吴三桂的吴梅村本人，最后竟然自己去做到清廷的国子监祭酒侍讲，在道德高度上实在没有资格去写诗辱骂同样是投清的吴三桂。

现玉田县南部窝洛沽镇，仍保留着完整的《吴氏家谱》，其中记载，吴三桂引清入关的原因，皆因李自成逼迫吴三桂投降，未果，一怒之下，在北京杀吴家百余口，原文如下：“李贼进京，于宣武门外，杀吴家百余口”，并未闻怒发冲冠为红颜。家仇所使，这才是他引清入关的真正原因。

不是，历史上顺治多次有出家的念头，但最终被人劝止，但内心已完全受到佛教熏陶。

顺治十七年，由于董鄂妃病逝，福临陷入了痛苦之中，而政治上的苦闷也困扰着他。这时只有佛法使他还有所寄托，所以他再萌生出出家之念。

大约在九、十月之交，福临决心出家，由茆溪森剃度成了光头天子。

十月十五日，茆溪森本师玉林通琇禅师奉诏到京，他劝福临说：“如果以尘世之法论的话，皇上应该永远坐在皇位上，上可以安定圣母的心，下可以使得民众安居乐业；如果以出世之法论，皇上也应该永久做君主帝王，对外可以保护操持佛法的人，对内住一切大权菩萨智所住处。”福临听从了他的谏议，允许蓄发，暂时罢了出家的念头。福临虽然不再出家，但内心已然完全受到了佛法的熏陶。

扩展资料：

顺治与佛教结缘：

顺治十四年（1657年），福临开始接触和尚，成为佛教信徒。这年深秋，福临驾幸南海子，在太监的带领下到了海会寺，见到了临济宗龙池派和尚憨璞生性聪慧，福临和他交谈非常契合，因此对佛教产生了兴趣，所以于十月四日于南苑万善殿召见憨璞，以后又不断召见，详细询问佛教界的德高望重的人。他得悉龙池派内许多著名和尚的情形，对他们非常向往。  

顺治十六年（1659年）二月，玉林琇入京面见福临。福临当即封他为“大觉禅师”，并以禅门师长礼待玉林琇，自称弟子，并请求他起法名。玉林琇再三推辞，福临不许，并要用丑些的字眼命名，玉林琇写了几个字，福临选了一个痴字，法名行痴。

参考资料：

分类：  草堂话谱

孔网捡来 王懿荣家族的《王氏家谱》

孔网，即孔夫子旧书网，旧书爱好者的福地。之所以说是“捡”，是指无人与我竞拍，而让我以底价成交，四册道光刻本，才400元，虽说不是白捡，却几乎等同于白捡，轻易得连我自己都有些不相信，拍卖结束后，“刷新”了好几次才确信是真的。看看原物主对此谱的详细描述：“305185厘米(大开)。此书原为6册，现存4册，即:总谱，11-12世，14世，15--16世，共4册。缺1--10世一册，13世一册。此书是道光年间重修本，是王懿荣的祖父王兆琛所修。此书系道光年所修，此时王懿荣尚年幼。品相:首卷总谱前部分页有鼠咬缺口，伤缺部分字。 11--12世一册前缺2页后缺一页。14世一册前缺2页，15-16世前缺12页。余好。 厚册100页2090面,薄册也有80余页160多面。”

从这样的描述中可以得出结论：此《王氏家谱》是残本，而且存册中还有缺叶。大概正因为这样的原因，才没有引起求全本、求品相的书友注意。而对于我来说，却是如获至 宝。

《王氏家谱》不分卷，道光二十三年刻本，缺二册，现存四册。卷首王懿荣的祖父王兆琛所撰谱序仍在，从中可知是谱在康熙庚午曾续修（瀛洲公创修于何时不详），雍正甲寅三修，乾隆庚寅四修，至此已为五修。

福山王氏始迁祖王忠，原籍云南大理府云南县(今祥云县)，明洪武年间任山东都转运盐使司下辖的登宁盐场盐课大使，他在福山为官几年后悦此风情，遂入福山县籍，定居于此，繁衍子孙，逐渐成为福山的名门望族、官宦世家，先后有进士24人，举人58人，贡生58人，秀才357人；出了三任封疆大吏。有父子三翰林、兄弟多举人之称，被朝野誉为“天眷其后，世泽蝉联”，乾隆曾称：“父子三人俱为翰林，一门多显官，皆能办事，可谓世臣矣”（详十一世王检世系第二十叶）。

王懿荣祖父王兆琛(1786-1852)，谱为十四世，乡榜名兆玺，字叔玉，号西舶。嘉庆二十二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国史馆纂修兼总纂官，历任会试同考官、监察御史、四川成都府知府、重庆府知府、江西督粮道、安徽宁池太广道、甘肃按擦使、四川布政使、山西巡抚。道光二十九年遭御史弹劾，被革职查办。咸丰二年卒于新疆。王兆琛有五子：伯润、丙坤(原名伯涛)、伯平(原名伯桂)、伯淳、伯濂（原名祖源）。王伯濂即为王懿荣的父亲，字莲史，号廉堂，精于书法，家藏金石甚多，善于鉴别真伪，著作有《判花轩集》、《尔雅直音》、《声调之谱》、《渔洋山人秋柳诗笺》、《明刑弼教录》、《内功图说》等 。

十六世王懿荣(1845—1900)，谱名贻榘，字正孺，又字廉生、莲生，晚年自号养潜居士，是晚清一流的学者，著名的金石学家，有很高的鉴赏能力。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兵败城破之时，王懿荣发出了“吾义不可苟生”的誓言，率全家壮烈殉国。谥号文敏，《清史稿》有传，称其“泛涉书史，嗜金石，翁同龢、潘祖廕并称其博学”。

王懿荣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显赫名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是中国第一个发现和审定甲骨文的人，世称“甲骨文之父”。王崇焕所编《王文敏公年谱》记载，光绪二十五年秋年，一位古董商人携带从河南彰德府安阳县小商屯发现的“龙骨”到京师，让其观看，王懿荣细为考订，审定为殷商故物，并发现其上有篆籀之前的古文字，遂令悉数购归，获千数片。这便是后来让世人震惊的甲骨文的发现。如果没有独具慧眼的王懿荣，多少“龙骨”还要被喝进病人的肚子里，最终酿成一场中国文明史上不可弥补的、毁灭性的灾难。

道光二十三年王兆琛续修《王氏家谱》时，王懿荣年仅二岁，故谱中仅一名字而已，详“十六世”第二十叶。是谱白纸精刻，公私谱目均无著录，实不可因残缺而轻视之。

　　嘉业堂《二十四史》书箱二十四史是我国古代二十四部正史的总称。即：《史记》（汉·司马迁）、《汉书》（汉·班固）、《后汉书》（南朝宋·范晔）、《三国志》（晋·陈寿）、《晋书》（唐·房玄龄等）、《宋书》（南朝梁·沈约）、《南齐书》（南朝梁·萧子显）、《梁书》（唐·姚思廉）、《陈书》（唐·姚思廉）、《魏书》（北齐·魏收）、《北齐书》（唐·李百药）、《周书》（唐·令狐德棻等）、《隋书》（唐·魏征等）、《南史》（唐·李延寿）、《北史》（唐·李延寿）、《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旧五代史》（宋·薛居正等）、《新五代史》（宋·欧阳修）、《宋史》（元·脱脱等）、《辽史》（元·脱脱等）、《金史》（元·脱脱等）、《元史》（明·宋濂等）、《明史》（清·张廷玉等）。

　　“正史”之名，始见于《隋书·经籍志》：“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清代乾隆皇帝钦定“二十四史”，“正史”一称即专指“二十四史”。按《四库全书》的规定，正史类“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即未经皇帝批准，不得列入正史。

　　二十四史总共3249卷，约有4000万字。它记叙的时间，从第一部《史记》记叙传说中的黄帝起，到最后一部《明史》记叙到明崇祯17年（公元1644年）止，前后历时4000多年，用统一的本纪、列传的纪传体编写。二十四史的内容非常丰富，记载了历代经济、政治、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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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史的发展

　　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三国时期社会上已有“三史”之称。“三史”通常是指《史记》、《汉书》和东汉刘珍等写的《东观汉记》。《后汉书》出现后，取代了《东观汉记》，列为“三史”之一。“三史”加上《三国志》，称为“前四史”。

　　历史上还有“十史”之称，它是记载三国、晋朝、宋、齐、梁、陈、北魏、北齐、北周、隋朝十个王朝的史书的合称。后来又出现了“十三代史”。“十三代史”包括了《史记》、《汉书》、《后汉书》和“十史”。

　　到了宋代，在“十三史”的基础上，加入《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形成了“十七史”。

　　明代又增以《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合称“二十一史”。

　　清朝乾隆初年，刊行《明史》，加先前各史，总名“二十二史”。后来又增加了《旧唐书》，成为“二十三史”。后来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旧五代史》也被列入正史，经乾隆皇帝钦定，合称“钦定二十四史”。乾隆四年至四十九年武英殿刻印的《钦定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正史最完整的一次大规模汇刻。

　　1920年，柯劭忞撰《新元史》脱稿，民国十年（1921年）大总统徐世昌以《新元史》为“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二十五史”。但也有人不将新元史列入，而改将《清史稿》列为二十五史之一。或者，如果将两书都列入正史，则形成了“二十六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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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版本

　　毛泽东点评二十四史明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南监本）

　　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北监本）

　　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十七史”

　　清乾隆武英殿刻“清乾隆武英殿本二十四史”

　　清同治光绪间五省官书局合刻“二十四史”

　　民国商务印书馆印张元济辑“百衲本二十四史”

　　中华书局排印“点校本二十四史”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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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评价

　　梁启超评价二十四史

　　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中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点校本二十四史评价

　　点校本二十四史，底本选择精当，点校体例谨严，点校确当，版式设计，清晰便览。

　　点校本动员了全国史学家许多学有建树的专家学者和古籍整理工作者，历时二十余年，于1978年全部出齐，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二十四史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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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史内容

　　史记

　　汉·司马迁著，130卷。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作者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大约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临死的时候，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司马迁幼年时就很刻苦，十岁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跟着董仲舒、孔安国学过《公羊春秋》、《古文尚书》。汉武帝元朔三年，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欲望，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采集传说。通过对历史遗迹和西汉建国前后的史实的实地调查，司马迁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为后来编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司马谈死后，司马迁承袭父职，做了太史令，有条件看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这对司马迁编写《史记》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编写《史记》。天汉二年，李陵率兵随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向司马迁询问对李陵的看法，于是，司马迁说，李陵投降，是因为众寡不敌，又没有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身上。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有意替李陵庇护开脱，贬责汉武帝的爱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把司马迁投进监狱，处以腐刑。三年后他被赦出狱，更加发奋写作《史记》。大约在征和二年，基本上完成了编撰工作。司马迁死后许多年，他的外孙杨恽才把这部五十二万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诸于世。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史记》序中写道，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汉书

　　东汉·班固著，100卷。

　　继司马迁撰写《史记》之后，班固撰写了《汉书》。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父亲班彪是一个史学家，曾作《后传》六十五篇来续补《史记》。《汉书》就是在《后传》的基础上完成的。和帝永元元年，班固随从车骑将军窦宪出击匈奴，参预谋议。后因事入狱，永元四年死在狱中。那时《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成，汉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补作，马续协助班昭作了《天文志》。班昭是“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的女作者。

　　《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

　　《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易。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

　　《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详细的展现了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

　　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

　　后汉书

　　南朝宋·范晔著，120卷。

　　《后汉书》九十卷，南朝宋范晔撰。范晔字蔚宗，顺阳人。出身于一个世族家庭。他的祖父范宁曾任晋豫章太守，著《谷梁集解》一书。《十三经注疏》中的《谷梁传注疏》就是以《谷梁集解》为基础写成的。他的父亲范泰官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是宋武帝刘裕的得力助手。他博览群书、潜心著述，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所以范晔有很深的家学渊源，一直以名门之后自居，生性孤傲，不拘小节，仕宦不甘居人后，著述也不甘居人后。以此成名，也以此丧身。

　　元嘉九年，范晔在为彭城太妃治丧期间，行为失检得罪了司徒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范晔郁郁不得志，就借助修史来寄托他的志向，开始写作《后汉书》。元嘉二十二年，当他完成了本纪、列传的写作，同时又和谢俨共同完成《礼乐志》、《舆服志》、《五行志》、《天文志》、《州郡志》等五志的时候，有人告发他参与了刘义康的篡位阴谋，因此下狱而死。谢俨怕受牵连，毁掉了手中的志稿，使《后汉书》只有纪传部分流传了下来。

　　在范晔《后汉书》之前，已问世的有关东汉历史的重要著作不下十部，范晔以《东观汉记》为基本史料依据，以华峤书为主要蓝本，吸取其他各家书的长处，删繁补缺，整齐故事，超越众家，后来居上。所以到了唐代，范晔《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盛行于世。而诸家《后汉书》，除袁宏《后汉纪》外，都相继散亡。于是范晔《后汉书》成为我们现在研究东汉历史的最基本的依据。范晔《后汉书》的记述，起于刘秀起兵推翻王莽，终于汉献帝禅位于曹丕，详载了东汉一百九十五年的历史。

　　三国志

　　西晋·陈寿著，65卷。

　　《三国志》，六十五卷，包括《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时期的历史。作者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生于汉后主刘禅建兴十一年（233年），死于晋惠帝元康七年（297年）。他在蜀汉做过官，三十岁时，蜀汉政权灭亡，入晋后做过晋平令、著作郎。陈寿写《三国志》以前，已出现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的《魏书》，鱼豢（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三国志》中的《魏书》、《吴书》，主要取材于这些史书。蜀政权没有设置史官，无专人负责搜集材料，编写蜀史。《蜀书》的材料是由陈寿采集和编次的。陈寿写书的时代靠近三国，可资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我们阅读《三国志》时，就会发现陈寿有史料不足的困难，内容显得不够充实。陈寿没有编写志。我们要了解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晋书》。《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寿可以同《史记》、《汉书》相媲美，可惜的就是内容太少。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一直流传到现在。

　　晋书

　　唐·房玄龄等著，130卷。

　　《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记载了从司马懿开始到晋恭帝元熙二年为止，包括西晋和东晋的历史，并用“载记”的形式兼述了十六国割据政权的兴亡。

　　唐太宗是一位有所作为的君主，他非常重视史书的撰修工作，而在唐太宗以前，有关晋代的史料，没有一家令人满意的。唐太宗在修晋书诏中对各家史著逐一进行了批评。撰写一部系统、完整、旨趣较高的晋史，是唐太宗的一大心愿。贞观二十年他下诏让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担任监修，组织编写《晋书》。

　　众人撰写《晋书》，从受命到成书，仅历时两三年。成书时间之所以较短，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晋书》由于有政府作后盾，人力、物力、财力和图书档案资料都有保证，这些条件，是私人修史无法比拟的。二是有多种晋史著述可供参考。由于有蓝本作为依据，成书自然较为容易。

　　《晋书》在取材方面，不十分注意史料的甄别取舍，喜欢采用小说笔记里的奇闻轶事，《搜神录》、《幽明录》中一些荒诞不经之谈也加以收录，有损于它的史料价值。另外，书中有记事前后矛盾和疏漏遗脱的地方。《晋书》的执笔人，大多数擅长诗词文赋，撰史过程中，有片面追求词藻华丽的倾向。因此，后人批评它“竞为绮艳，不求笃实”。这也是《晋书》的缺点之一。

　　宋书

　　南朝梁·沈约著，100卷。

　　《宋书》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著，记述南朝刘宋王朝自刘裕建基至刘准首尾六十年的史实，为沈约所撰。全书一百卷，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作者根据何承天、徐爱等所著宋史旧本，旁采注纪，撰续成书。

　　纪传部分成于南齐永明六年，诸志当成于隆昌元年之后。全书以资料繁富而著称于史林，为研究刘宋一代历史的基本史料。

　　各志工程巨大，内容详备，篇幅几占全书之半。志前有《志序》，详述前代修志情况，并上溯各志所记制度源流，可为考补前史缺志之助。《州郡志》记三国以来地理沿革并及东晋以来侨州郡县情况，有补于史事考证。《律历志》全载景初、元嘉、大明三历文字，为历法学的珍贵资料。

　　《乐志》记叙汉魏及两晋乐府情况，乐府诗章有分类开录，并保存有汉魏以来大量乐府诗篇及乐舞文辞，其中“古辞”多为汉代遗篇，是研究乐府及诗史的重要文献。纪传叙事详密，列目入载二百三十余人。纪传中收录的大量诏令、奏疏、书札及文章，虽冗长，但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

　　《宋书》的作者沈约，是南朝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声律学家，字休文，吴兴武康人。父沈璞，刘宋时为淮南太守，元嘉末年于皇族争权夺位之乱中被害，沈约时年十三岁。少年时代，沈约横遭家难，潜窜流寓，家境孤贫。他笃志好学，读书昼夜不倦，遂博通群籍，善属诗文。天监十二年卒，年七十三岁，谥曰“隐”，后世亦称“隐侯”。

　　南齐书

　　南朝梁·萧子显著，59卷。

　　《南齐书》记述南朝萧齐王朝自齐高帝建元元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共二十三年史事，是现存关于南齐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原名《齐书》，至宋代为区别于李百药所著《北齐书》，改称为《南齐书》，撰著者为萧子显。

　　萧子显，字景阳，南朝历史学家、文学家。出身皇族，萧子显博学多识，长于写作，又是自齐入梁的贵族人物，对南齐许多史事、王室情况是熟悉的或是亲自经历过的，加之梁朝取代南齐，未经重大战乱，许多图书文籍得以保存，都为萧子显撰著史书提供了有利条件。

　　《南齐书》现存五十九卷，其中帝纪八卷，志十一卷，列传四十卷。所缺一卷为《自序》。

　　梁书

　　唐·姚思廉著，56卷。

　　《梁书》记载自梁武帝萧衍建国至梁敬帝萧方智亡国共五十六年间的历史，是姚察及其子姚思廉两代人辛勤撰写完成的。

　　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南朝历史学家。历经梁、陈、隋三朝，于陈朝任秘书监、领大著作、吏部尚书等职，于隋朝任秘书丞。入隋后于文帝开皇九年又受命编撰梁、陈两代历史，未竟而卒。临终时遗命，嘱其子姚思廉继续完成撰史工作。

　　姚思廉，字简之，姚思廉在撰史工作中，充分利用了其父已完成的史著旧稿。自贞观三年至贞观十年，历时七年最终完成了《梁书》与《陈书》的撰写工作。

　　姚察及姚思廉父子虽为史学家，但都有较深厚的文字素养，于史文撰著方面，文字简洁朴素，力戒追求辞藻的华丽与浮泛，继承了司马迁及班固的文风与笔法，在南朝诸史中是难能可贵的。

　　陈书

　　唐·姚思廉著，36卷。

　　《陈书》是南朝陈的纪传体断代史著作，记载了自陈武帝陈霸先即位至陈后主陈叔宝被隋文帝灭国首尾三十三年间的史事，由姚察及其子姚思廉两代人撰写的。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姚思廉，字简之，陈亡后，迁家关中，为万安人。两人事迹已于本书《梁书》前言中作了介绍，可以参阅。

　　《陈书》中的帝纪六卷，列传三十卷，共三十六卷，无表志。

　　陈朝封建政权只存在了三十三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没有特别的建树，或许与此有关。《陈书》内容比不上《梁书》那样充实，本纪和列传都过于简略。

　　魏书

　　北齐·魏收著，130卷。

　　《魏书》，一百二十四卷，其中本纪十二卷，列传九十二卷，志二十卷。因有些纪、列传和志篇幅过长，又分为上、下、或上、中、下三卷，实共一百三十卷。北齐魏收撰。

　　鲜卑族是我国古代东北大兴安岭东麓一个古老的民族。公元一世纪末，随着匈奴帝国的解体，鲜卑族逐渐向西迁徙，成为大漠一个强大的民族集团，公元三世纪初，鲜卑拓跋部首领猗卢在塞北建立了代国，公元376年，代政权被氐族建立的前秦消灭。公元386年，拓跋鲜卑各部复拥拓跋珪为代王，重建政权。拓跋珪解散了拓跋鲜卑原有的部落组织，定居农耕，迁都平城，于公元398年改称魏，史称北魏。由于吸收先进的汉族文化，北魏国力日益强盛，终于在公元439年统一中国北方，结束了十六国时期的动荡局面。公元493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改姓元氏，推行了一系列汉化改革措施。到宣武帝元恪时，北魏达到鼎盛时期，在西边夺取汉中，进窥巴蜀，在东边巩固了洛阳周边的防御，并与梁朝争夺淮南，但不久就由于政治腐败和人民的反抗而崩溃，分为东魏和西魏两个对峙的政权。《魏书》记载了鲜卑拓跋部早期至公元550年东魏被北齐取代这一阶段的历史。

　　拓跋时就曾命令邓渊撰《代记》十卷，按年月编次本朝史事。太武帝拓跋焘神嘉二年，诏撰《国记》，由崔浩定为编年体，成书三十卷。

　　《魏书》在流传过程中亡佚甚多，本纪缺二卷，列传缺二十二卷，此外又有三卷残缺不全，分别由后人取其它史书补足。

　　魏收，北齐钜鹿下曲阳人，字伯起，小字佛助。他机警能文，与温子升、邢子才号称三才子，但生性轻薄，人称“惊蛱蝶”。他奉命著《魏书》时曾声称：“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则使入地。”书成之后，众口喧嚷，指为“秽史”，魏收三易其稿，方成定本。

　　北齐书

　　唐·李百药著，50卷。

　　北魏末年，北方六镇发生声势浩大的反叛浪潮，后出身于怀朔镇低级武官的高欢获得了对二十余万鲜卑人的领导权，控制了北魏朝政。公元534年，高欢所立的孝武帝元修被逼西奔长安，高欢于是另立孝静帝元善见，迁都邺城，史称东魏。公元550年，高欢之子高洋废孝静帝自立，建立北齐。东魏、北齐统治区域南至长江，与梁、陈两朝先后对峙，西边在今山西、河南、湖北，与西魏、北周分界。公元577年，北齐被北周吞并。

　　《北齐书》本名《齐书》，宋时才加一“北”字而成今名。它虽以记载北齐历史为主，但实际上记述了从高欢起兵到北齐灭亡前后约八十年的历史，集中反映了东魏、北齐王朝的盛衰兴亡。

　　李百药（公元565--648年），字重规，定州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出身仕宦之家。李百药从小好学，博览经史著作，隋初曾任太子舍人，袭父爵为安平公。贞观二十二年卒，享年八十四岁。

　　北齐政权中，皇族内部叔侄、兄弟相互残杀，使这个二十年的短命王朝换了六个皇帝。《北齐书》对封建统治者之间的权势争夺有较多的叙述。《北齐书》在流传过程中残缺严重，现在只有十七卷保持原貌，其他都是后人用《北史》等著作增补，这使《北齐书》的价值大大降低。

　　周书

　　唐·令狐德棻等著，50卷。

　　《周书》，五十三卷，其中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唐令孤德主编，参加编写的有岑文本和崔仁师。

　　北魏末年，政治动荡，乱事遍起。出身于北魏北方六镇中武川镇的宇文泰，率领一批以武川镇人为主的鲜卑族军队，联合关陇地区的汉人豪族武装，建立起西魏政权。后宇文泰的第三子宇文觉在公元557年代魏建周，史称北周。西魏、北周这两个前后相续的政权，统治区域大致包括今天陕西、宁夏、甘肃和四川的大部，山西西南部、湖北西部及河南西部。与东边的东魏、北齐和江南的梁、陈成鼎足之势。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中国北方。公元581年，杨坚代周，建立隋朝。

　　《周书》虽以“周”题名，但实际上记述了从公元534年东、西魏分裂到杨坚代周为止四十八年的西魏、北周的历史。

　　《周书》由于根据的资料贫乏，再加上它所记载的人物多是本朝显官的祖先，因而显得单薄而不尽合事实。但它基本上反映了宇文政权的建立，建立后三个封建政权之间的战争，以及宇文政权上层集团内部斗争的情况，是研究和了解西魏、北周历史最基本、最原始的一部史书。

　　隋书

　　唐·魏征等著，85卷。

　　《隋书》共八十五卷，其中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本书由多人共同编撰，分为两阶段成书，从草创到全部修完共历时三十五年。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令狐德提出修梁、陈、北齐、北周、隋等五朝史的建议。次年，唐朝廷命史臣编修，但数年过后，仍未成书。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重修五朝史，由魏征“总知其务”，并主编《隋书》。《隋书》的作者都是饱学之士，具有很高的修史水平。

　　《隋书》是现存最早的隋史专著，也是《二十五史》中修史水平较高的史籍之一。

　　首先，它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下令修隋史的唐太宗亲历了灭隋的战争，在执政之后，他经常谈论隋朝灭亡的教训，明确提出“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的看法。汲取历史教训，以史为鉴就成了修隋史的指导思想。其次，《隋书》弘扬秉笔直书的优良史学传统，品评人物较少阿附隐讳。主编魏征刚正不阿，他主持编写的纪传，较少曲笔，不为尊者讳。如隋文帝之“刻薄”专断，“不悦诗书”，“暗于大道”，隋炀帝矫情饰貌，“锄诛骨肉，屠剿忠良”等情况，都照实写来，了无隐讳。再次，《隋书》保存了大量政治、经济以及科技文化资料。其中十志记载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朝的典章制度，有些部分甚至追溯到汉魏。

　　南史

“拳经”可以是真的。那时没有作假的必要吧。

当时还没有关于创拳的争议。“陈王廷创拳说”出自唐豪1935年发表的《太极拳根源》一书。

唐豪根据陈沟陈氏家谱中，陈森批注的第九世陈王廷“陈氏拳刀枪创始之人也”，以及家谱中有个“闷来时造拳”之句，再根据陈长兴教出了杨露禅，认为三百年前的陈王廷创了太极拳。

而，《乾隆抄本太极拳经》，首见于姚馥春、姜容樵著《太极拳讲义》（1930年上海武学书局出版）。认为“清初太极专家王宗岳，发明太极长拳，并著拳论，始有长拳、十三式之别”。

在章名为《太极拳谱释义》中的小标题，依次为《歌诀一》、《歌诀二》、《歌诀三》、《歌诀四》、《歌诀五》、《十三势》、《十三势歌诀六》、《二十字诀》、《十三势行功心解》、《歌诀七》。

其中，《十三势歌诀六》即《十三势歌》，它和《十三势行功心解》、《二十字诀》，都在杨家有传，已如前述。唯有歌诀一、二、三、四、五和歌诀七，在杨氏无传。

但，乾隆抄本的六首歌诀，在河南赵堡镇有流传。

这六首歌诀，是一个整体，我们把它与《十三势歌》分开，合称为“乾隆抄本歌诀六首”。

乾隆抄本的六首歌诀，每首歌诀后面都有解释文字。《歌诀五》后面的《十三势》的内容，实际是对《歌诀五》的解释文字。

这六首歌诀的解释文字，完全包含了杨氏所传张三丰《太极拳经》和王宗岳《太极拳论》的内容。也就是说，杨氏所传张三丰《太极拳经》和王宗岳《太极拳论》的内容，是六首歌诀的解释文字的一部分。

在河南赵堡镇有流传“乾隆抄本六首歌诀”，特别是赵堡太极拳传人杜育万，将六首歌诀的《歌诀二》及其解释传给陈家沟，被陈家载入陈鑫所著《陈氏太极拳图说》（1933年）之附录中，标题为《杜育万述蒋发授山西师传歌诀》，其内容与乾隆抄本《歌诀二》相同，但版式排列不同，它不是把一首歌诀的全部解释放在歌诀之后，而是把解释内容分别放在每一句歌诀的下面，其对应关系十分清楚。显然，这正是太极拳经的原貌。

乾隆抄本拳经、赵堡镇所传的相互印证，可见，杨氏所传张三丰《太极拳经》和王宗岳《太极拳论》，并非单独的太极拳经论，而是六首歌诀的解释，由于长期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