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大猷是哪里人？

栏目：资讯发布：2023-10-06浏览：3收藏

俞大猷是哪里人？,第1张

1 求文言翻译“俞大猷,字志辅,晋江人

俞大猷，字志辅（字如其人，表其志向），是晋江人。

少年时就爱好读书。从王宣、林福那里学习《易经》的道理，又得到了蔡清的传授。

他后来听说赵本学用《易经》来推衍兵家如何衡量利用奇正虚实的道理，又一次跟随赵本学去学习他的道理。他曾经说过兵法的数从五开始，正如一个人的身体分为五个部分，即使将领百万之众，也能够使这些人合而为一人。

他家境贫穷，常常是家徒四壁，但是精神态度却是豁达自如。他在嘉靖十四年武举会试的时候中举。

授为千户长，负责守御金门。当时军中和民间和纠纷诉讼繁杂难以治理，大猷用礼让来教导他们，纠纷因此渐渐变少以至于无。

那里的海盗经常出现，于是他上书监司陈述讨论此事。监司怒道：你只是一个小校，哪里有资格上书？对其施以杖罚，削夺了他的职位。

尚书毛伯温征讨安南的时候，又上书陈述其方略，请求从军。伯温对他的方略感到惊奇。

等到征讨结束之后，结果他没有被起用。嘉靖二十一年，皇上下诏天下推举武勇士。

大猷拜诣巡按御史推荐自己，御史向兵部提交了他的名字。当时正巧伯温是尚书，将他送到宣大总督翟鹏的所在。

召见他，让他议论兵法，大猷的议论屡次折服了翟鹏。翟鹏向他谢罪说：我不应该拿您当武人对待。

下堂对他施礼，这个举动惊动了所有军人，就算是这样他也没有被起用。新兴恩平峒的叛贼谭元清等人屡次叛乱，总督欧阳必进把这这件事交给大猷负责。

于是他让良民各自守护自己，却亲自率领几个人一个个去与匪徒见面，向他们讲明此举所带来的祸患，并且用击剑的方式教训他们，匪徒们惊骇折服。嘉靖二十八年，琼州、昌化的黎族一起反叛。

于是朝中讨论要设参将于崖州，接着就任命大猷作参将。于是他会同广西副将沈希仪等军队，捉拿斩杀五千三百多匪徒。

大猷向欧阳必进进言说：黎族百姓也是人，大概几年就反叛一次，我们就过去征讨一次，这难道是上天生人的意义所在么？我们应该建设城池设立市县，用汉族的方法与之杂居治理。大猷于是一人骑马进入峒中，与黎人定下简要的约定，海南于是安宁了。

大猷作为将领，为人廉洁，统御属下施以恩德。屡次建立大功，威名震慑南疆。

万历元年秋32313133353236313431303231363533e58685e5aeb931333264663064天，因作战失利被削职。后来又让他做都督佥事负责草拟后府佥书，率领车营训练。

他多次上奏请求回家。大猷身怀奇异气节，期望自己能像古代贤豪一样。

他在用兵方面，先计划好了再作战，不贪求短期和局部的利益。忠诚于国家，老了更加专一，所负责的事情都能建立大的功勋。

武平、崖州、饶平为他建立祠堂祭祀他。谭纶曾经为他作书说：做事精明有节度，大猷不如我。

赏罚严明，不如戚继光。打仗勇猛，不如刘显。

但是这些都是小智慧，单一强项，而大猷公却能承担非常重大的责任。

2 明史俞大猷传的原文和译文谁知道

俞大猷，明朝牛人，曾独闯少林寺，棍打少林无一敌手，说少林棍法失传，将自己的棍法教给少林寺，并著有《剑经》，

俞大猷

字志辅，又字逊尧，号虚江，汉族，福建泉州北郊濠市濠格头村人，生于弘治十六年。明代著名民族英雄、抗倭名将、儒将、武术家、诗人、兵器发明家，他最主要的功绩是领导抗倭战争。他历任明代三朝，一生坎坷。戎马生涯四十七年，“时而受重用，名声显赫；时而受贬责，沦为囚徒”，四为参将，六为总兵，累官都督。本邑好友潘湖黄光升密授俞大猷方略，率部转战于苏、浙、闽、粤之间，身经百战，战功显赫，“俞家军”威名赫赫，与当时另一位抗倭名将戚继光并称“俞龙戚虎”。《明史·俞大猷传》曰：“大猷负奇志”，“忠诚许国，老而弥笃”。

俞大猷（1504-1580年）福建晋江人。字志辅，号虚江，出生于洛江河市，是明代著名爱国将领、抗倭民族英雄、武术家、棍术大宗师，官至都督同知。他与戚继光齐名被称为“俞龙戚虎”。俞大猷出身于下级军官家庭，祖籍安徽凤阳，始祖俞敏跟从朱元璋打天下，以开国功臣袭泉州卫百官，至其父俞元赞已历五代。俞大猷少时，家境贫困，经常断炊，依靠母亲杨氏编发网和亲友资助，维持生活和读书。他勤奋学文习武，勇敢机敏，在清源山下读书时，常独自一人在清源山虎乳岩攀援上下，锻炼灵活的手脚。俞大猷当秀才时，拜泉州名儒蔡清之门徒王宣及军事家赵本学为师，学习《易经》与兵书；向精通荆楚长剑的李良钦学习剑术。父亲死后，他弃文就武，承袭百户官世职。嘉靖十四年（1535年），俞大猷参加全国武举会试，写了一篇《安国全军之道》的策论，深受兵部尚书毛伯温的赏识，荣获第五名武进士，授任为守卫金门、同安一带，放粮救济饥民，被称为“俞佛”。俞大猷一生戎马舟楫，最主要功绩是领导抗倭斗争，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倭寇大扰浙东，北窜苏南。他配合戚继光、邓城等将领，用福建楼船在浙东、苏南大败倭寇，消灭敌兵四五千，击沉敌船140多艘，彻底平定了苏浙倭患。他抗倭有功，被提升为苏浙副总兵，后任浙江总兵兼暑浙江都督同知。俞大奠性格则毅沉着，豪迈乐观，不知忧苦。在浙东的一次海战中，突然风浪狂作，天昏地暗，船只几乎倾翻。军士因此断炊两天，号哭不已，副将汤克宽大呼 “海神保佑”，拼命许愿。俞大猷却不求神插佛，岿然自若地对汤克宽说：“我平生无所忧挂，今天如能与你一起溺海，了却生命，无负大业，是最痛快的了！”须臾风平浪静，安然无恙。汤克宽很佩服他的胆略，遂拜他为师。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冬攻陷兴化。朝迁提升俞大猷为福建总兵，戚断光为副总兵，隶属闽浙叫督谭纶指挥，会同剿倭。谭纶命令戚断光、刘显、俞大猷分别率领三路大军，会攻倭寇于平海卫，歼敌2200多人，并救回3000多名被劫的居民，胜利光复了兴化城。其后，俞大猷又在晋江沿海歼灭倭寇，据传，一次他化装潜入安平卫（今安海镇）倭穴，侦察敌情，遇到倭寇正在宰杀从民间抢来的牛羊，大开宴会。倭酋座们喝得酩酊大醉，营木栏中还关着许多尚未宰完的牲畜。俞大猷便派一个勇敢机智的随从，乘倭寇醉得东歪西倒之时，从木栏中抱来一只羊，缚起倒挂在大鼓的前面，让羊挣扎，踢动大鼓。倭寇以为明兵劫营，顿时大乱，自相残杀，乡兵趁机杀进敌营，全歼倭寇。又一次倭寇攻占永宁卫，养着两只凶猛的军犬，警卫营盘。他带领士兵，乔装百姓，深夜潜入敌营，在铁钩上挂上香牛肉，先诱军犬争抢牛肉上钩而杀，然后带兵冲杀敌营。倭寇溃乱，争相登船从海上逃窜，俞大猷率军在永宁卫海口一块大石旁全歼敌寇。后来，俞大猷亲自在这块石上题勒“镇海石”三个大字。俞大猷多才多艺。嘉靖年间，他亲往河南嵩山少林寺，教僧人棍法（后世称“俞大猷棍”），使少林棍法丰富并得以继传。他创造一套用偻船歼灭倭寇的海战战术，还发明了一种陆战用的独轮车。他精通六经，博学宏文，著有《正气堂集》30卷，棍术经典《剑经》，堪称明朝一代儒将。俞大猷的遗迹文物和民间传说，留在泉州和闽南等地的很多。如今泉州华侨职业中专学校是都督第遗址，门前巷仍叫都督第巷。晋江磁灶的俞公山有他的陵墓。他少是锻炬胆量的“练胆石”，仍在泉州清源山虎乳泉畔下，旁有其自书“君恩山重”四个大字。厦门、金门、武平、海南岛等地，都有俞大猷的读书轩和纪念祠堂。

3 《威继光》文言文翻译

译文：

戚继光，字元敬，家中历代担任登州卫指挥佥事。父名景通，曾任都指挥使，代理大宁都指挥使司事，召入京师任神机营坐营，品行很好。戚继光少年时便很洒脱，气度不凡。家穷，喜爱读书，通晓经史的要旨。嘉靖中承袭世职，由于推荐被提拔为代理都指挥佥事，在山东防御倭寇。改佥浙江都司衔，担任参将，分管宁、绍、台三郡。嘉靖三十六年，倭寇侵犯乐清、瑞安、临海，戚继光未能及时援救，由于是道路阻塞所致，所以不加罪。不久，与俞大猷的军队会合，在岑港包围了汪直的余党。但很久都不能将其攻克，因此被撤官，（被责令）戴罪惩办敌人。不久这些倭寇逃跑，其它倭寇又到台州焚烧抢掠。给事中罗嘉宾等上奏（朝廷）弹劾戚继光无功，而且勾通外国。正在调查审问此事，不久就凭借平定汪直的功劳恢复了原职，改守台金、严三郡。戚继光到浙江时，见防区的军队不习惯战斗，而金华、义乌民俗素有剽悍之称，于是请准招募三千人，教他们攻击、刺杀的方法，长短兵器轮番使用，从此戚继光这支部队特别精锐。又因为南方沼泽地很多，不利于骑马追逐，便按照地形制成阵法，考虑步行作战的方便，所有战舰、火药武器、兵械，都精心研制然后加以更换。“戚家军”驰名天下。嘉靖四十年，倭寇大肆抢掠桃渚、圻头。戚继光急忙赶到宁海，据守桃渚，在龙山把他们打败，追到雁门岭。倭寇逃脱后，趁机袭击台州。戚继光亲手消灭了他们的魁首，把其余的贼全部追到瓜陵江溺死。而圻头的倭寇又再跑向台州，戚继光在仙居拦击，在路上的倭寇没有能逃脱的。戚继光先后九次作战都大获全胜，俘虏、斩首的有一千多人，烧死溺死的无数。总兵官卢镗、参将牛天锡又在宁波、温州打败了敌人。浙东被平定，戚继光提升了三级俸禄。福建、广东的匪徒流入了江西。总督胡宗宪行文使戚继光援助。捣毁了在上坊的贼窝，贼跑到建宁。戚继光回到浙江。第二年，倭寇大举进犯福建。从温州来的，会合了福宁、连江各股倭寇攻陷了寿宁、政和、宁德。从广东南澳来的，会合了福清、长乐各股倭寇攻陷了玄钟所，蔓延至龙岩、松溪、大田、古田、莆田。这时宁德已经屡次失陷。离城十里有个名叫横屿的地方，四面都是狭窄险要的水路，贼寇的大本营就设在里面。官军不敢攻打它，双方对峙了一年多。那些新到的倭寇驻扎在牛田，而酋长则驻扎在兴化，东南两面互相支援。福建接连告急，胡宗宪再次行文责令戚继光剿灭他们。戚继光首先进攻横屿的匪徒。兵士每人拿一束草，填平壕沟前进，捣毁了贼巢，斩首二千六百。乘胜攻至福清，打败了牛田的倭寇，捣毁了贼巢，其余的贼跑到兴化。戚继光急忙追赶，晚上四更时分抵达贼寇营寨。接连攻克了六十个营寨，斩首一千多。天亮（军队）进城。兴化人才知道（喜讯），送牛送酒前来慰劳的人络绎不绝。（战事结束）戚继光便把军队撤回（原来的驻地）。

4 朱穆好学文言文翻译

原文朱穆①年五岁便有孝称，父母有病，辄不②饮食，差②乃复常及壮耽学，锐意讲诵或时思至，不自知亡失衣冠，颠坠坑岸其父常以为专愚，几不知马之几足穆愈更精笃注释 ①朱穆（100—163）：东汉大臣，字公叔，南阳宛（今河南南阳）人曾任刺史、尚书等职②差：同“瘥”，病愈译文朱穆年五岁时就颇有孝顺的名声，父母生病，他就不吃不喝直到他们病愈为止长大后刻苦学习，一心读书有时思想灵感来了，自己的衣帽丢了也不知道，甚至坠落坑边他父亲曾经认为他很愚笨，几乎搞不清马有几条腿，而朱穆在学业上则更加专心致志了。

5 帮忙文言文翻译：

你好，翻译如下：俞大猷，字志辅（字如其人，表其志向），是晋江人。

少年时就爱好读书。从王宣、林福那里学习《易经》的道理，又得到了蔡清的传授。

他家境贫穷，常常是家徒四壁，但是精神态度却是豁达自如。他在嘉靖十四年武举会试的时候中举。

授为千户长，负责守御金门。当时军中和民间和纠纷诉讼繁杂难以治理，大猷用礼让来教导他们，纠纷因此渐渐变少以至于无。

那里的海盗经常出现，于是他上书监司陈述讨论此事。监司怒道：你只是一个小校，哪里有资格上书？对其施以杖罚，削夺了他的职位。

尚书毛伯温征讨安南的时候，又上书陈述其方略，请求从军。伯温对他的方略感到惊奇。

等到征讨结束之后，结果他没有被起用。嘉靖二十一年，皇上下诏天下推举武勇士。

大猷拜诣巡按御史推荐自己，御史向兵部提交了他的名字。当时正巧伯温是尚书，将他送到宣大总督翟鹏的所在。

召见他，让他议论兵法，大猷的议论屡次折服了翟鹏。翟鹏向他谢罪说：我不应该拿您当武人对待。

于是朝中讨论要设参将于崖州，接着就任命大猷作参将。于是他会同广西副将沈希仪等军队，捉拿斩杀五千三百多匪徒。

大猷作为将领，为人廉洁，统御属下施以恩德。屡次建立大功，威名震慑南疆。

万历元年秋天，因作战失利被削职。后来又让他做都督佥事负责草拟后府佥书，率领车营训练。

他多次上奏请求回家。大猷身怀奇异气节，期望自己能像古代贤豪一样。

他在用兵方面，先计划好了再作战，不贪求短期和局部的利益。忠诚于国家，老了更加专一，所负责的事情都能建立大的功勋。

武平、崖州、饶平为他建立祠堂祭祀他。谭纶曾经为他作书说：做事精明有节度，大猷不如我。

赏罚严明，不如戚继光。打仗勇猛，不如刘显。

但是这些都是小智慧，单一强项，而大猷公却能承担非常重大的责任。

6 文言文翻译《明史·刘崧传》

刘崧，字子高，泰和人，原名楚。他家贫却学习十分努力，寒冷时没火御寒，手皲裂，但抄录文章丝毫未停止。元朝末年乡试中

举。洪武三年（1370），举荐为经明行修，改成现在的名字。太祖在奉天殿召见了他，授予兵部职方司郎中。奉命到镇江征粮。镇江有许多勋臣的田地，租赋都

由百姓承担，刘崧竭力请求减免。晋升为北平按察司副使，轻刑省事，招集流亡，百姓重新乐业。设立文天祥祠于学宫之侧。在学门前石头上刻字，告示府县不要以

徭役拖累诸生。他曾请求减少偏僻之地的驿马，以此来充实宛平。太祖同意了他的奏请，对侍臣说：“驿传劳逸不均已经很久了，刘崧能意识到这个问题，统治百姓

难道不就是要如此吗！”因遭到胡惟庸的排挤，被贬为输作，不久，被遣回乡。十三年胡惟庸被诛，刘崧为礼部侍郎。不久，提升为吏部尚书。雷震谨身殿，太

祖下令群臣陈说得失。刘崧叩头，以修德行仁对答。不久辞官。

第二年三月和前刑部尚书李敬一并召入。任命李敬为国子祭酒，刘崧为司业。

赐给鞍马，令朝夕相见，见辄燕语移时。未旬日去世。得病后，仍强坐训导诸生。病重时，李敬问他有什么可说的。刘崧说“：天子派我教导国子，责成我完成任

务，可惜这么快就要死了！”他没有一句话谈及家事。太祖命令有关部门为他安排殡殓，并亲自作文祭奠。

刘崧年幼时就博学广闻，天性谦

慎。兄弟三人共居一间茅屋，有田地五十亩。到他当官后，家产也没有增加。十年用一床布被，被老鼠咬破，才换新的，仍做成衣服给他儿子穿。当官时也不带家

属。到北平赴任，携带一侍童前往，到达后就把侍童遣回。黄昏时官吏退下后，他孤灯读书，常常通宵达旦。他善长写诗，豫章人推崇他为“西 ”之宗。

首先，记录历史，传承文明。其次，惩恶扬善，教育后人。第三，保存史料，流传后世。那么，如何写好村史呢？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村史与县志大同小异，可以参考县志篇目来写，但是村子的地理位置有好有坏，规模有大有小，历史有厚有薄，经济有快有慢，人口有多有少，情况各有不同，可以应根据本村实际情况和收集到的资料情况来构思，不能千篇一律。但是有些主干的东西是必须写的：一是概述和大事记：介绍一下本村的地理位置、面积、人口、经济、社会等基本情况，让读者对本村有个基本的了解。大事记是按照时间的顺序记述本村的重大事项，比如何时建村，那年发生过什么大事，村里的大事记与县里不同，对于一个村子来说，哪年开始打井机，开始种植水稻，哪年修的那条路，哪年发生自然灾害，哪年上电，哪年有的电视，哪年安的电话，谁第一个买的自行车、缝纫机、手表，谁第一个买的手机，谁第一个买的彩电，谁第一个买的汽车，谁第一个买的电脑、安的宽带，等等，这些对于县来说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情，但是对于一个村子来说可以算是大事了。二是建置沿革：何时建庄的，有什么来由，需要交代一下。比如抚宁县最大的村子卢王庄，据传是唐太宗东征时有位姓卢的大将过此，见此地土壤肥沃，气候温和，就将家属迁到此地定居，叫卢各庄。明朝永乐年间，王各庄的大户人家将女儿许配给卢家，并迁到此地居住，因而改名卢王庄。据说，留守营镇原来叫孙庄和郭庄，明朝末年，辽东总兵吴三桂、冯守业屯兵留守于此，故改名留守营。今留守营镇宋庄一带，唐太宗东征时筑城于此，因临近洋河南岸，取庄名阳河庄，分洋河宋庄、洋河马庄、洋河王庄、洋河赵庄、洋河丁庄、洋河郭庄等。清康熙初年因洋河发大水，冲毁堤坝，就将县城东察院门前的两座石狮子移镇于河岸。民国以后，由于人口不断增加，这些村子独立成村，去掉“洋河”二字了。而且清朝末年还曾于此地置洋河堡，解放后改为宋庄乡，后来又并入留守营镇。又如留守营镇樊各南、樊各北原是一个村子，原名叫樊葛庄，据说有姓樊的和姓葛的两个大姓，后来姓葛的人越来越少，就叫樊各庄了，后来人口越来越多，就分为南北两个村了。三是地理环境：包括地理位置、地质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动植物、自然资源、自然灾害、道路交通、山脉河流等。还要介绍本村所属的行政区划变动情况。比如我的老家榆关镇铁官营村，距离北戴河、深河、榆关都是八里左右。清朝乾隆初年属于临榆县北戴河堡，解放后才划归榆关镇的。四是经济发展情况：包括农业、工业、矿山、旅游、商业服务业等等。有没有农场、工矿企业。包括土改、公私合营、农业合作化到生产队，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等等。比如留守营镇潘官营屠宰场、宏都实业集团生猪屠宰加工情况，台营镇干涧岭的香椿，留守营镇七里涧的花盆等等都可以写写。五是政治组织建设情况：党支部、村委会、村民代表会、团员、妇联、民兵等组织从建立到现在，主要活动情况、主要人员变动、工作业绩等等。以及历届政治运动情况简述及评价。六是军事建制、布防、主要战事等。比如大新寨镇界岭口、驻操营镇九门口等都是军事重地，历代战事不断，历史记载也较多。驻操营镇董家口、板厂峪、城子峪长城，石门寨镇傍水崖古战场，还有台头路（今台营镇）、石门路（今石门寨镇）都是明代军事重镇，都应该大书特书。但有的村子可能没有这些就可以省略。七是文化艺术、文物古迹、体育卫生等情况。比如石门寨镇浅水营中村的古银杏树，抚宁镇白果树村的白果树，驻操营镇板厂峪村的明代砖窑遗址，深河乡蚂蚁沟的古驿站遗址、临榆县政府旧址，杜庄镇温泉堡的汤泉寺等都是几百年的历史遗存，应该不吝笔墨。八是古今人物。历史是由人创造的，因而村史也主要突出写人。古今知名人物，好坏善恶都应写。既包括本村人，也应写从本村走出去的那些人。当今村干部、企业家、英模人物、能工巧匠、教师、科技人员等等。特别是要写村里的大家族。如抚宁县东街明朝嘉靖年间出了兵部尚书、宣大总督翟鹏；下庄管理区下庄清朝初年出了惠应诏、惠占春、惠延祖、惠世溥四代总兵官；榆关镇榆关村马氏家族清朝道光、咸丰、同治年间出了个武状元叫马鸿图、武解元、武进士马遇春，武举人马壮图、马雄图、马鹏图等，威名远扬。清代乾隆年间抚宁南街的单氏家族，是如何发家的，又是如何败落的，现状如何等等。也可以写反面人物，如抗日战争时期，抚宁西街出了大汉奸赵子恒，欺压百姓，卖国求荣，罪大恶极，解放后被人民政府处决。九是民间习俗。包括节日、方言、民间谚语，婚丧嫁娶，生活饮食习惯等。虽然本村生活习惯差不多，但是也许几十年、几百年后生活习惯就会变化，只有当时记下，才能让后人了解。一个村的习惯与另一个村的习惯可能不大相同，当代民俗与古代民俗不同，此地民俗与彼地民俗不同。要把它们之间的差异写出来。十是文艺。包括民间故事传说，诗词、散文，历史文献记载，重要事件、人物和地名考证，新闻媒体报道等。如据清雍正四年《林氏家谱》记载，我的老家原叫铁官营。乾隆二十一年《临榆县志》地图标志叫铁匠营。据我父亲生前说，村南有条河，临河两岸原来有铁匠铺。解放后由于村子小，人口少，就改叫小营。1982年地名标准化时因与留守营镇小营村重名，又复称铁官营。我们村东三里有个村叫仓上，村南三里有周家营，村东南五里有马坊店、张家马坊、郭高马坊、药王庙马坊等，从这些地名不难看出，这一带是古代驻兵屯粮打造兵器的地方。时间大约是明朝末年。经过考证，可以帮助读者加深对家乡的了解。总之，可以不拘一格，根据本村的实际情况去写，但村中的主要变化、主要人物、重要事件应该写透。以上只是自己的粗浅看法，欢迎朋友们指正。

　　翟鹏(1481一1545年)，字扶九(又字志南)，号联峰，生于抚宁县城内。其父翟昊，性温厚，不善理财，家道贫寒。翟鹏自幼聪颖好学，才思敏捷，其母王氏下决心供他读书，自己昼夜纺织，以筹笔砚之资，霍鹏府试，其母割发易银为其拼凑盘缠。明正德三年(公元 1508年)，翟鹏饱学成才，一举考中进士，出任户部主事，转任员外郎，后又出任卫辉府知府，升陕西副使，进按察使。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再升右金都御史，巡抚宁夏。

　　翟鹏生性耿介刚直，为官清廉，对官场陋习深恶痛绝。他初至卫辉，严禁贿赂，致力于举贤荐能。翟鹏巡抚宁夏时，边塞防守松弛，朝中无人过问，边官边将任意私占精壮兵卒供自己役使，边塞重地只剩下一些老弱残兵把守。野鸡台一带20余座烟敦孤悬塞外，翟鹏下令尽数清理被私役的兵丁，恢复了野鸡台一带的守备。此举伤害了一些边官边将的利益，他们对霍鹏怀恨在心。同年，俺答大举入侵，边塞粮草不足，边民啼饥号寒，翟鹏据实陈请求朝廷赈济，朝廷不但不允，反将翟鹏停俸。在俺答大举入侵时，总兵官赵瑛不能竭力抵敌，致使百姓涂炭。翟鹏秉公劾奏，反被赵瑛所讦。皇帝大怒，翟鹏被撤职。翟鹏卸任后，回家省亲，在故乡住月余，游览了故乡的名胜古迹，写下了《绿湾蛙静》、《过芦峰将军墓》、《望联峰山》、《联峰海市》等诗篇，其中《望联峰山》、《联峰海市》两诗，通过赞美联峰山的壮丽景色，抒发了他热爱家乡、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真挚感情。嘉靖二十年八月，俺答又兴师入侵，铁骑直捣山西内地。兵部荐翟鹏复故官，整饬畿辅、山西、河南军务，兼督粮饷。嘉靖二十一年三月，宣大总督黄继祖被罢职，升翟鹏为兵部右待郎，此间，翟鹏对旧的对敌政策和奖罚制度进行了大胆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杀降邀功者宜罪”。可是他这次复官仅百日，又因向朝廷连乞兵饷而被革职。

　　同年七月，俺答又大举入侵山西，杀掠太原、璐安。翟鹏又复宫，兼督山东、河南军务，巡抚以下均受其节制。这次复官后，翟鹏在建设边塞方面建树颇多，浚壕筑垣，修边墙390余里，增筑新墩292 座，墩堡14座，建营舍1500间，垦回14900余顷，招募新军1500余人，每人给田50亩,节省仓储无数；对边塞守备重新进行了部署，并制定了“战中有守、守中有战”的战术原则，剔除了以往单纯防御的弊病。其间尚著有《筹边录》畅行于时。嘉靖二十三年三月，因翟鹏退敌有功，擢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当时严嵩在朝专权，但看到翟鹏是个难得的人才，一心想拢络为私党。他亲手题了一块匾--“尚书府”遣心腹送到翟鹏的故乡。不料翟鹏并不感恩戴德，理事仍秉公无私，即使是严氏的羽翼也毫不徇私。他这种对上不能逢迎，对下不能迁就的性格，便注定了他宦途坎坷，不能终其位的命运。

　　据县志记载：翟鹏曾有诗云：“唯有寸心悬帝阙，更无尺素达权门”。由此可窥其情怀之一斑。另据翟鹏家谱记载：严嵩的儿子、吏部尚书严世蕃到山海卫“阅边”时，途经抚宁鼓楼东的“尚书府”顺便到翟府拜访。饮茶间，偶见正堂中悬着一对条幅即翟鹏诗句。当时严氏并未多心，连连夸赞翟鹏的书法功底纯厚，笔力苍劲，大有气吞长虹之势，待严世蕃事毕回朝又到翟府“道忧”时，突然发现条幅不见了，这时才产生了疑心。从此严翟隔阂日深。嘉靖二十三年正月，皇帝命翟鹏根除边患(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且责效甚急。翟鹏虽竭尽全力往来驱驰，终因八方掣肘，呼唤不灵未能如愿。此时，忌者乘机中伤，奸党借题诽谤，翟鹏请求罢官，皇帝不允。同年九月，因蓟州巡抚朱方清撒诸路防秋兵，兵部尚书毛伯温并撒宣大三关客兵，俺答遂乘机于十月犯膳房堡，又于万全破墙而人，由顺圣川至蔚州，犯屠浮峪，直抵完县，京师戒严。皇帝大怒。此时，御史杨本深、兵科戴梦桂又乘机动奏翟鹏逗留，致使敌震畿辅，皇帝遂遣官将翟鹏逮捕入狱。

　　三个月后，翟鹏被判充军罪。当押解官押翟鹏途经河西务时，被当地百姓所阻，众呼翟尚书冤枉。又将其解回京师，重下诏狱。嘉靖二十四年六月七日辰时卒于狱中。

　　翟鹏死后，民间艺人很快编出影卷，皆有严氏奸党害忠良的情节，后被霍鹏的次子、卫辉通判翟重光得知，花重金收买了影卷。隆庆二年(公元 1568年)，朝廷为翟鹏昭雪，追论前功，复官赐祭，遣永平府知府刘祥谕祭。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四月，翟鹏的曾孙翟凌云等建墓碑于抚宁南关路东，上镌祭文，言翟鹏督师于重镇，志欲有为，才能应变，屡著忠勋。

　　许碧山(1850一1912年)，本县台营人，后居峪门口，清代有名的民间画家。他工国画善习山水人物，以渔樵耕读、五子登科见佳，尤以画镜面为长。代表作品为渔樵耕读四扇屏。他的面笔姿健秀，静闲而不俗媚，飘逸而不轻浮，潇洒而不放荡，生态活脱，堪为妙称，赢得了世人的赞誉。从现在的《教五子》反《乱桎忘世》中可见一斑。少年时代，他特别喜爱丹青佳作，把收集到的画裱贴四壁，悉心揣摩。白日自不必言，到晚上，也要躺在炕上贪恋地望上一阵，从此他开始学习画面。一天早晨，他端着饭碗在门前石板上吃饭时，看到一行仙鹤振翅冲向旭日，几棵红染的劲松摇枝舞干，不禁神思于怀，用手中的筷子在地上作起画来直到他的耳朵被母亲揪得生痛时，他才看到饭碗碎裂在地上。有一次他随父赶台营庙会，庙会上人山人海，三教九流无所不有，而他却独独对一白发画匠发起楞来。老者见他如此痴迷，便和他交谈起来。老人发现他聪明伶俐，临别郑重地送给他一管祖传狼毫，把镌在上面的“腹吞百毫，手生万象”指给他看。碧山点头会意，拱手拜谢。笔耕生涯的艰辛，磨炼了他的意志。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广收博取，排劣存优，别出一格，独树一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然而世事昏暗。任凭千里马铁蹄生风，也只能声匿沼池，更何况他不愿为人所识，讨得更多的麻烦呢。为此，他常常过着流浪生活，靠穷苦父老的微细酬劳勉强度日。几管纤毫，一方墨砚，伴着他走遍祖国的名山大川，遍访丹青高手。一次，他到北京游玩览胜，正值抚宁县小李庄的王庚阳赴京赶考。王庚阳听说他在京，便设法找到他，说自己画艺不佳，求他代画一张 (当时，考试须入场作策论三篇、律诗二首、画卷一幅)蒙混过关。许碧山念及乡里之惰，便允诺了。可是没有想到，那幅画被献媚的宦官呈给了慈禧太后。太后看罢赞不绝口，命王庚阳再画两幅。王庚阳忙去店中找许碧山，却扑了空，原来许碧山二日前巳返回抚宁老家去了。因太监催促太急，王庚阳只得竭尽吃奶功力作画，怎奈画技迥异，马牛好识，王庚阳被传进宫去质问时，只得实说原委。不料慈禧太后转怒为喜，命王庚阳把许碧山寻来为她画像。许碧山听王庚阳说明经过，苦苦叹息，还是随王进宫了。几日后，许碧山的另两幅作品被送进宫去，慈禧见画欣喜非常，宣他进宫，命他为自己画像。从此，他的画的署名便由碧山改成了 “昨非”。王庚阳在科考中名中进士，官至上海道。他在榆关镇开设了一个镜子铺，请许碧山画镜面。许碧山画的山水人物栩栩如生，跃然活脱，官吏乡民竞相购买，凡有幸购得者则视为奇珍，悉心保存，引以为荣。

　　杨德生(1866-1941)，抚宁县前石河村人，幼年随父去沈阳从商。此时正值冀东皮影班在沈阳活动，杨对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皮影艺术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时常出入影棚与影界人士交往，天长日久，耳濡目染，渐渐对影人雕刻技艺有所领悟。后来他毅然弃商从艺，开始练习画草图。剪图案，几千幅头插、戳子、坐骑道具等图案，在他的心血和酷爱滋润下诞生了。而后，他开始操刀练功，晨昏寒暑，潜心艺事，百折不能夺其志，复经过名人指点，其作品在整体布局的完美和人物性格的表现上，逐步达到了神采飞扬、气韵感人的地步，被行家里手誉为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艺术品。然而，他从不固步自封，无休止的追求和探索，使他的刀法日趋娴熟，构图更加清新而又不失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唐山皮影流派遗韵。杨德生到中年时期，在影人雕刻艺术上已造诣颇深，人称北派高手，且自成面目。其作品风靡京东及东北名家影棚。著名影界艺人李秀影棚的全部片子，皆委托杨德生刻制。由于他的作品刀法游润，装饰富丽，工艺精美，造型生动，富于典型化、性格化，深为影界欢迎。为全面继承和发展唐山皮影流派的独特风格，杨德生善于博采众家之长融会贯通，去劣扬优。他晚年绘制了几千幅影人图案，并装订成册。可惜今已大部散失，只留下少量烤图，被市群艺馆购得收藏。

　　王增（1873一1958年)，原籍河北省高阳县人，9岁时随祖父王聚贤来抚宁落户。全家典房居住，以煮猪头为业。起初日煮一两个，通过刻苦钻研技术，精心制作，味道越来越好，销量大增，后发展到日煮十余个。王聚贤是保定府口音，说话呔，他每天将煮好的熟肉背到鼓楼根下叫卖：“烧肠、烧肉喔!”当地人听不清字音，误听为“髦肉喔”。天长日久，人们便唤他“老髦”，他煮的肉得名“老髦肉”。 1917年后，王增继承祖父遗业，继续开设“老髦肉铺”。因“老髦肉”味美适口，肥肉不腻，颇受顾客赞誉，连奉军大帅张作霖也经常派人来关内购买“老髦肉”用以馈赠亲友。因此，“老髦肉”驰名东北三省及京津一带。“老髦肉”的加工制作非常讲究，选肉严格，不鲜的不要，过肥的不要，清洗认真，不得留下残存毛根，猪肉和猪头、下水配比适量，确保老汤纯净。

　　张墨林(1880一1958年)，字砚樵，本县留守营乡张各庄桥西人，家有良田百亩，其父经商，为教子成才，聘一老秀才为师，在家教墨林兄弟读写诗文。墨林酷爱绘画，12岁习画，到20岁已很有名气，尤其善画花鸟人物山水，无论工笔写意均颇有功底。在技法上，他潜心继承明清以来山水画的优良传统。他绘制的“百蝶图”活脱超俗，独具风格，被世人誉为杰作。墨林善言强记，视钱财如粪土，青年时期即开始周游东北各地，以绘画为生。1920年他进京游览，在邮电局长家作画。彼时邮电局长的弟弟正在北京艺术学校学习美术，看到张氏的山水画作品后赞叹不止，并将墨林介绍给正在北京艺术学校执教的齐白石先生，张氏很受齐先生赏识。事后，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齐白石谈到中国绘画流派时说：“现在能继承清代四王风韵者，唯有冀东张某(指张墨林)一人。”

　　翟秉均(1893一1973年)，又名静修，字启亭，本县城关人。翟秉均幼年入抚宁城内“南学”读书，后考入直隶省第三师范学堂，毕业后受聘于抚宁县立高等小学堂任教。在教学实践中，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取了学生的尊敬及校方的重视，升任县立完全小学校长之职。翟秉均任职期间任人为贤，善于调动同仁智慧，以能者为师，从不独断专行。在教学方面，他坚信“凡学之道，严师为难”。他强调教师背课、授课、批改作业、课堂提问、审阅试卷一丝不苟，倡导教师诲人不倦。翟霍秉均家住城里却常在学校住宿，把全部精力倾注于教育事业。他经济拮据，但竭尽全力资助贫困学生，给学生买书买本。在严寒的冬季，他常把离校远的学生带回家去，给他们热饭、烧汤。翟秉均接受先进思想，勇于走向社会，宣传男女都应识字，公开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礼教挑战。在本校，他毅然决定同年级男女合班，顶住了某些所谓“有伤大雅”的议论，这在全县首开第一例。翟秉均领导下的抚宁县完全小学在文化、体育、美术诸方面在全县均名列前茅，学校成绩展室里的银杯、银盾、锦旗、奖镜、奖状琳琅满目。省长、县长曾颁发给翟秉均个人以“教师楷模”、“治校有方”的奖状。1941年翟秉均升任为抚宁初级中学校长。就任后，他精心制定学校发展规划，择优聘请教师，充实教学设备，扩充班级数量，使教学工作井然有序，成绩显著。国民党军队侵占抚宁后，国民党县党部企图利用他在广大人民中的威望动员他入党并兼任第一区党支部书记，他坚决拒绝了。1946年他毅然辞去县立初级中学校长的职务,携眷属离开抚宁到蒋营小学教书。1954年，翟秉均被选为抚宁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8年抚宁并入秦皇岛市，他又被吸收为市政协委员。翟秉均从事教育工作多年，为祖国培养了大量人才。

　　李辑伍(1893一1962年)又名尚文、铁山，本县曹东庄乡后石河村人。青年时期从事教育事业，1921年参与创办抚宁县第一所私立女子小学(城内西街)。1942年任乡中心小学校长期间，参加抗日地下活动。1947年调专署皮影社做编辑工作，著有《李自成》、《水泊梁山队》、《大八义》、《红娘子》、《五峰会》、《家仇国害》、《打锦州》、《打四平》、《震冤塔》、《打输关》、《抓特务》、《平狗坟》、《清算复仇》、《黄河蒋灾记》等影本，《高树勋起义》为其代表作。还有配合宣传工作编写的小型影本和快板，有的剧本现在仍在演唱。1954年调抚宁县后，被选为抚宁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任抚宁县第一文化馆馆长，后又被选为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及县人民政府委员。1962年2月病逝。

　　杜万林(1896一1969年)，河北省丰润县赵子庄人，后迁居本县牛头崖村，杜氏自幼家道贫寒，少时打草拾柴，稍长以理发为业，因其酷爱祖国传统医学，发奋钻研正骨、按摩、治疗眼疾，后经名师指点，加之本人力图进取，经过长期的艰苦探索，终于达到了医术精湛的地步。起初，他只在本地行医，为乡民解除痛苦，先后治愈多人，次后名声远扬，不远千里前来就医者日多，往往门庭若市,车水马龙。杜万林看病不为发财，有钱无钱先治病。杜万林看病从不分亲疏远近、显贵贫贱，凡前来就医者，均能受到热情接待，精心治疗。杜万林从医30多年，接待了来自17个省市的患者，治愈者无数，直到他去世以后，慕名而来投医的外地患者还为数不少。建国后杜万林被人民政府聘为医师，曾任牛头崖医院副院长。1959年当选为县人民代表。杜万林担任副院长后，时常有外地人前来就医。杜万林由于工作积极，在医术上有较深的造诣，深受患者爱戴，1960年被推选出席了全国群英会。杜万林在“四清”运动中受到打击，给其加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被开除回家。打倒“四人帮”后始得昭雪。

　　赵会(1899--1945年)，本县城关西街人，冀东著名琐呐演奏家。因排行第二，人称“赵二”。赵会自幼从父学习唢呐。其父赵永发系清代在本县衙供职的最后一任官琐呐。1942年赵会到吉林省蛟河“万清鼓乐屋”搭班活动，不久又投奔其义子崔占春转入吉林市“北窑屋鼓乐房”。赵会是三四十年代冀东鼓吹乐的代表人物之一。早年他与冀东一代琐呐名家金财(迁安县人，号“金铁嘴”)、张秉之(本县人，艺名“压北蒙”)、顾炳珠(卢龙县人，艺名“扔头”)、郭文田(秦皇岛人)、吴殿奎(昌黎县人)结拜为兄弟，被群众誉为东派(滦河以东)六大高手，其中赵会与金财名声最大。1938年至1940 年，赵与盟兄弟及其弟子、义子等人，巡回演出于东北三省各大城市和承德等地。这时赵会的演奏技艺已达到炉火纯青地步，他所到之地，极受同行艺人尊崇。赵会在鼓吹乐中是个多面手，擅长民间乐器“借字”技法的运用。在他短暂的一生中，抄录了大量的冀东鼓吹乐工尺字曲谱流行于世。这些曲谱抄写的字迹工整，曲调板眼清晰、准确，每首乐曲常常抄写为母曲与演奏曲两种形式，这是一般民间抄谱所不具备的。在十年浩劫中，这些乐谱大都被销毁，唯一保存下来的一本也仅有几张残页。

　　任启瑞(1912一1986年)艺名“筱核桃”，祖籍本县杨户村，1916年迁往秦皇岛蔡各庄。任启瑞11岁正式从父学艺，15岁时被收呐名家金财收为义子，跟义父学艺5年。由于他在艺术上不断探索，精益求精，从而誉满冀东和东北三省。解放后，先后被吸收为中国音乐家协会河北分会会员，秦皇岛市音乐协会会员、理事、副主席，北戴河区政协委员，抚宁县收集民间音乐艺术指导。 1936年，24岁的任启瑞与赵文奎(山海关人，艺名“赵大晃”)等人到吉林省洮安开鼓乐棚，活动在吉林、长春、哈尔滨三市及洮安一带的广大农村。 1938年6月，应邀在长春胜利唱片公司灌制唱片，灌制的乐曲有《句句双》、《大姑娘爱》及评剧《花为媒》等。 1953年国庆节，任启瑞与孙俊元、任启文、陆云起应邀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其中《小磨坊》、《冬来尾》两首乐曲被制成唱片。 1955年秋，任启瑞应聘任河北省艺术学校教师，1958年随校并入天津音乐学院。1961年春辞职回乡，重操旧业。自1977年6月起，他与县文化馆密切合作，用了近九年的时间陆续全面、系统地录制了一大批珍贵的音响资料。1984年12月，《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河北卷编辑部聘请中央的专家，为全省著名艺人录制音像资料时重点为任启瑞录音录像。任启瑞为河北省民间音乐的挖掘、整理、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演奏的曲目有150首左右。

以下内容引至王伟凯《从官员出行的法律管制看明代的职务犯罪监控》（2004，历史教学），稍有修改。

一、交通工具的管制

1、不得多乘驿马。《大明律》规定:“凡出使人员应乘驿船、驿马,数外多乘一船一马者,杖八十。每一船一马,加一等。若应乘驴而乘马,及应乘中等、下等马而勒要上等马者,杖七十。因而殴伤驿官者,各加一等。若驿官容情应付者,各减犯人罪一等。”

2、若乘驿马出行,必须爱护马匹,不得绕道而行。“若枉道驰驿及经驿不换船马者,杖六十,因而走死驿马者,加一等,追偿马匹还官”。正统时,广东按察司佥事穆铎就因为进京时枉道还乡延住,而被处罚。所谓“广东按察司佥事穆铎坐进表赴京,枉道还乡延住,法司奏拟赎杖还职,从之”。当然,若“其事非警急,不曾枉道而走死驿马者,偿而不坐。若军情警急,及前驿无船马倒换者,不坐,不偿”。

3、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明朝中期以后,一些出行者竟假借国家勋臣、朝中重臣甚至皇帝近侍官员的名义违规“多乘驿马”,为此,嘉靖时加重了对违犯者的处罚,如以前只是受杖刑,现在则“严惩充军”。所谓“凡指称近侍官员家人名目,扰害有司驿递衙门,占宿公馆,虚张声势,索取马匹,勒要财物者,为首及同恶相济之人,俱发边卫充军”。万历时,又进一步补充为“凡指称勋戚、文武大臣、近侍官员、姻党、族属家人名目,虚张声势,扰害经过军卫、有司、驿递、衙门,占宿公馆,索取人夫、马匹、车辆、财物等项,及奸徒诈称势要衙门,乘坐黑楼等船只,悬挂牌面,希图免税,诓骗违法者,徒罪以上,俱于所犯地方,枷号一个月,发边卫充军;杖罪以下,枷号一个月发落”[3]。

4、官员出行时,要根据自己的品级选择交通工具,若违规僭越,则严惩不贷。如正德二年(1507年),尚宝司卿崔璇、湖广副使姚祥、工部郎中张玮就因违制不该乘轿而乘轿,先被枷号,后被罢职戍边充军。所谓“(正德二年闰正月乙丑)命以重枷枷号尚宝司卿崔璇、湖广副使姚祥于长安左右门外,工部郎中张玮于张家湾。璇奉使册封,祥赴官,玮巡河,皆违例乘轿,璇又纵其奴所过需索,祥无关文冒乘传(船),为东厂侦事者所发,下镇抚司拷讯,狱具,请付法司拟罪,内批令枷号两月,满日奏之。前此奉使远行者多乘轿,从者亦得乘驿马,因袭之弊久矣。刘瑾专政,欲厉法禁以立威,璇等遂以违例得罪”[4]。最后,三人被“发辽东铁岭卫,永远充军”。当然,有些人认为这是宦官刘瑾乱政,滥施*威的结果,但实际上若从法律角度来说,因为三人违规在前,所以才受到了惩罚。时人王世贞在论述这件事时也说:“瑾娇旨枷尚宝司卿顾(崔)璇、湖广副使姚祥于长安左右门外,工部郎中张玮于张家湾,俱以违例乘轿为东厂所发也。”[5]

二、交通费用管制

1、严格限制出行官员的随从人员名额。《大明令》规定:“凡出使人员,关支分例,应合将带从人名数。一品十从,二品八从,三品、四品六从,五品四从,六品、七品三从,八品、九品二从,掾史、令史、书吏、知印、宣使、奏差二从。军官不在此限。”[6]明朝之所以做出这一规定,应该说完全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因为明朝时期,国家不为政府提供足够的办公费用,官员出行时的旅途消费完全由驿站提供,而承担这一费用者为当地的农民及驿户。如,弘治元年(1488年)“令杭州递运所并各驿原编水马夫役,止令亲身轮当,三年一次,周而复始,自备工食,其草料、马匹、船只、铺陈等项各照田出银,买备应用”[7]。所以若不对其随从加以限制,则驿站的米粮就难以维持,那么驿站的运行也会陷入瘫痪。

2、限制了随从人员的名额后，对官员及随从人员的日米粮消费数目也加以限制,所谓“凡经过使客,正官一名,支分例米三升;从人一名,支米二升。宿顿使客,正官支米五升,从人支米三升。水路俱支经过分例,陆路遇晚,关宿顿分例”[8]。假若有的官员依仗官势或强行多索取廪给,则要处以重刑,“凡出使人员多支廪给者,计赃,以不枉法论。当该官吏与者,减一等;强取者,以枉法论,官吏不坐”[9]。关于“不枉法”和“枉法”,按《大明律》规定,犯“不枉法”者,“一贯以下:杖六十,二十贯:杖八十,三十贯:杖九十,四十贯:杖一百;五十贯:徒一年杖六十,六十贯:徒一年半杖七十,七十贯:徒二年杖八十,八十贯:徒二年半杖九十,九十贯:徒三年杖一百;一百贯:流两千里杖一百,一百一十贯:流两千五百里杖一百,一百二十贯:流三千里杖一百”[10]。对犯“枉法”者,“枉法一贯以下:杖七十,一贯至五贯:杖八十,十贯:杖九十,十五贯,杖一百;二十贯:徒一年杖六十,二十五贯:徒一年半杖七十,三十贯:徒二年杖八十,三十五贯:徒二年半杖九十,四十贯:徒三年杖一百;四十五贯:流两千里杖一百,五十贯:流两千五百里杖一百,五十五贯:流三千里杖一百;八十贯:(杂犯死罪)绞”[10]。

3、在驿站住宿时,不得占宿驿舍上房。“凡公差人员,出外干办公事,占宿驿舍正厅上房者,笞五十”[11]。本条的含义是专指“非品官而侈言高大”,即若非“奉旨奉命之人”,且不到一定的品级不能僭越规格和礼制,而住宿驿站的上房,实际上这是封建社会的等级观念在法律上的再现。

三、对随身携带私物的管制

1、严禁以乘官船、驿马之机运载私物。若违反了规定,不但本人受处罚,物品也要没收入官。《大明律》规定:“凡出使人员应乘驿马,除随身衣仗外,赉带私物者,十斤杖六十,每十斤加一等罪止杖一百。驿驴,减一等。私物入官。”

2、其次,严禁乘官畜产车船附私物。《大明律》规定:“凡因公差,应乘官马、牛、驼、骡、驴者,除随身衣仗外,私驮物不得过十斤。违者,五斤笞一十,每十斤加一等,罪止杖六十(不在乘驿马之条)。其乘船车者,私载物不得过三十斤,违者,十斤笞一十每二十斤加一等,罪止杖七十。家人随从者,皆不坐,若受寄私载他人物者,寄物之人同罪,其物并入官。当该官司,知而容纵者,与同罪,不知者,不坐。”[13]嘉靖时,对该条又进行了细化,《问刑条例“乘官畜产车船附私物”载:“沿河一带,省亲、省祭丁忧起复,并升除外任及内外公差官员,若有乘坐马快、船只兴贩私盐,起拨人夫,并带去无籍之徒辱骂锁绑官吏,勒要银两者,巡抚、巡按、巡河、巡盐、管河、管闸等官,就便拿问,干碍应奏官员,奏请提问。其军卫有司,驿递衙门,若有惧势应付者,参二、交通费用的管制三、对随身携带私物的管制五、对所经地方官员的做法管制究治罪。”这样,所有涉及这一过程的官员都因法律而被联系在一起。因此在明、清时期,官员的职务行为犯罪不是单一的,往往是互为交织,共同犯罪,牵扯面很广。所以,若法律运用得当,则可预防官员的职务腐败,若运用不当,则为一事而牵出大批官员,使其政治受到巨大冲击,应该说这是封建刑法的一大局限。

四、严禁欺凌百姓及铺兵

1、严禁私役民夫抬轿。“凡各衙门官吏及出使人员,役使人民抬轿者,杖六十。有司应付者,减一等”[14]。除此之外,若欺凌百姓,一旦被举报属实,就要受到重罚。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十一月,总督宣大兵部尚书翟鹏被罢职发配,当走到天津河西务时,因百姓不愿留其住宿,其竟让当地的钞关主事囚杖百姓,结果被逮回下狱,所谓“总督宣大兵部尚书翟鹏、巡抚蓟州右佥都御史朱方逮至,下诏狱拷讯。法司具狱以请,上以鹏负恩不忠,法当处死,姑从宽,发烟瘴地面永远充军,方情罪深重,不必拟审,命锦衣卫逮至午门前杖八十,发极边卫分充军。鹏至河西务,借宿民家,皆莫肯留,尝告大钞关主事,囚杖其居民,居民诉之厂卫以闻,复逮至京,寻卒于狱……”

2、其次,不得私役铺兵。“凡各衙门一应公差人员,不许差使铺兵挑送官物及私己行李,违者,笞四十,每名计一日,追雇工钱六十文入官”[16]。因为铺兵为驿站和急递铺人员,其职责是负责国家公文的传递及维持驿站的正常工作,因此,出行官员不得因己事而让其放弃公务,这一条应该说是明朝对官员自身觉悟的培养。

3、明代还严禁官吏随意下乡,以防其扰害乡里,如果官吏不遵守规定,任意下乡,百姓可将其捉拿送京,洪武初年是将其处死,后来是“工役终身”。朱元璋在《大诰》中规定:“十二布政司及府州县,朕尝禁止官吏、皂隶,不许下乡扰民,其禁已有年矣。有等贪婪之徒,往往不畏死罪,违旨下乡,动扰于民,今后敢有如此,许民间高年有德耆民,率精壮拿赴京来。”[17]其中洪武十七年(1384年),就将随意下乡的福建布政司右布政陈泰斩首于市,并且“敕法司行下诸司,毋得再犯此行。诸司承受禁文,非止一纸,动经五七次,诸司明有卷宗。其无籍杀身之徒,终不循教,仍前下乡扰吾良民。且如洪武十八年、十九年,无为州同知李汝中下乡扰民,罪已不赦”[18]。有人认为,《大诰》在朱元璋死后就废除了,实际上并非如此,就拿这一规定来说,一直到成化时期,政府仍在严格强调,《明宪宗实录》卷3载:“卫所、府州县官吏非因上司差委,亦不许下乡扰民,违者罪之。”

五、对所经地方官员的做法管制

1、不得允许所经地方的官员对自己进行迎送。《大明律》规定:“凡上司官及使客经过,若监察御史、按察司官出巡按治,而所在各衙门官吏出郭迎送者,杖九十,其容令迎送不举问者,罪亦如之。”

2、不得欺凌所经地方官员。“凡公差人员在外不循礼法,欺凌守御官及知府、知州者,杖六十,附过还役”[20]。

3、不得向所经地方索借马匹。“凡公使人等,承差经过去处,索借有司官马匹骑坐者,杖六十;驴、骡,笞五十,官吏应付者,各减一等,罪坐所由”[21]。

4、除了自己的任务外,不得干预他事,否则就要被杖刑。按《大明律·吏律二》“出使不复命”条规定:“凡奉制敕出使不复命、干预他事者,杖一百。各衙门出使不复命,干预他事者,常事杖七十,军情重事杖一百。若越理犯分,侵人职掌行事者,笞五十。”

5、对监察官员来说,对其管制更为严格,甚至管制其谈话内容,如不能询问当地有何特产等。按(万历)《明会典》载:“(监察御史)所至之处,须用防闲,未行事之先,不得接见闲杂人,凡官吏禀事除公务外,不得问此地出何产物,以防下人窥伺作弊;分巡所至,不许令有司和买物货及盛张筵宴、邀请亲识,并私役夫匠,多用导从以张声势,自招罪愆;巡按之处不得令亲戚人等于各所属衙门嘱托公事及管充勾当。”[22]若乡人亲属挟其名而谋求财物,御史本人也要受处罚,成化十四年九月(1478年),监察御史李勋就因此被革职为民,所谓“勋巡按贵州,容乡人至公署往来,其人挟勋名多得财物。事觉,以勋有乖宪体,命革职”[23]。在封建社会中,封建政权对百姓的统治实际上是通过各级官员的职务行为来实现的,金朝皇帝金世宗曾言:“天子以兆民为子,不能家家而抚,在用人四、严禁欺凌百姓及铺兵

“土木之变”以后，瓦剌、鞑靼等蒙古部落不断兴兵侵犯掳掠，迫使明朝把修筑北方长城，增建墩堡作为当务之急。

特别是1550年，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达汗因贡市不遂而发动战争，威胁明朝的京师安全后，明朝朝廷对蒙古采取了“以守为经”的方针，更加重视长城的修筑。

为此，从1450年至1620年的170年间，明代长城修建规模空前，并沿长城完善确定了“九边十三镇”的防御体系。

这场筑墙运动以1467年巡抚余子俊筑延绥镇边墙为肇始，其后，余子俊又奏筑自黄沙嘴至花马池的宁夏河东墙；巡抚李铭督修蓟镇关口长城；巡抚李承勋及韩斌、周俊等人又先后修筑辽东边墙。

巡抚、都御史贾俊等人奏筑宁夏城西南墙；总制秦筑固原内边长城；三边总制杨一清请筑固原陕西宁夏边墙；总制尚书王琼修宁夏深沟高垒。

宣大总督翟鹏督修宣大边墙；兵部右侍郎翁万达增筑宣大边墙；巡抚苏祜筑内三关边墙及辽东边墙，巡抚杨博主持大规模增筑甘肃镇边墙。

总督谭伦、总理戚继光及总督王一鹗、巡抚蹇达先后扩建蓟镇边墙；辽东总兵李成梁重修辽东边墙；三边总督李汶筑甘肃镇边墙等。

明代连年兴师动众，每筑上千千米，皆墩堡相连，层层布防，且在紧要处又多重构筑，尽将通人马处堵塞。

为此，明代在这一时期修建的长城工程要比以前加高加宽，而且大量用砖包砌，墙上有垛口女墙，绵延如链。

而且跨墙加筑墩台，又创建砖石空心敌台，万余里的边墙，高度可达八九米，最高处可达10多米，宽度顶宽可达6米，最宽处也可达10多米。

明朝在这一时期修筑的长城很多一直保留了下来，其中最为著名的有宁夏河东墙、蓟镇关口长城、辽东边墙、固原内边长城和甘肃镇边墙等。

宁夏河东墙是古时灵州、后来的灵武所在地，它一直是中原王朝驻守西北边关的战略要地，因军事防御所需，秦、汉、隋、明4个朝代统治者都曾在灵州修筑过长城，并在这里驻军守卫，移民屯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