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隽秀：优异出众。适用于男孩和女孩取名字。出自唐代刘餗《隋唐嘉话》卷上：“百药年未二十，仪神隽秀。”

名字对于我们来说远远不止是一个代号这样简单，它传承着家族血统的烙印，更凝聚着父母对孩子的深厚爱意和殷切期望，隐寓着不同的理想抱负、情趣、爱好与目标追求，它对人生起着很大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取一个好的名字还需考虑其文化内涵、教育意义、音韵、字型、家族传统等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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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辽史》户、丁系年问题

我国历史上的辽朝，自公元916年(神册元年、后梁贞明二年)建国迄1125年(保大五年、金天会三年、北米宣和七年)为金所灭，统治中国北部长达210年。但“二百多年，牧区农区，均无人口统计。地理志仅著户数，中京道三韩县一县而外，户数也没有记载，所以大辽人口，只能估址不能计算”①，史实亦诚如陈述先生所说，《辽史·地理志》仅著户数，_且中京道除三韩一县外又均无户数记录。此外，《辽史·兵卫志》相应《地理志》还著有各该州县的乡丁数。《辽史》记载的户、丁究系何年，史书无载，而往日的研究亦少有涉及②。户、丁是研究人口的基础，在缺乏人口统计资料的古代，探索户、丁问题尤其重要。按照人[:I学理论，人L7l(或户、或丁)是指一定时间在一定地域中生存在一定社会生产方式下的个人(或户、或丁)的总和，具有鲜明的时空内容‘，如果不能确定人口统计或户、丁统计的具体年代或谓系年，显然就无法研究人口或户、丁的动态过程、变化特点及其规律‘。以统治历史长达210年的辽代为例，其户、丁统计系于辽初和系于辽末，或者系于辽于忆中期，其户丁过程及相关问题的结论是截然不同的。因此研究辽代户、丁所属的具体年代，无论对研究辽代社会史还是对研究辽代人口史及中国人口史郡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建都以来北京历代城市人l:1规模掀测》一文中，笔者“根据附有户数的州县设置的年代和辽代检括户日的诏令，以及《辽史》资料的主要来源等做综合分析判断”，认为“《辽史·地理志》所载户数系辽代天庆初年数’，③。在《北京历史人口地理》一书中，笔者则从1论两个方面进行了较为深人的探讨，巨认定《辽史·地理志》所载户数系天庆三年(1113年)统计数④。但与此相关，《辽史·兵卫志》所载州县一丁数属于何年统计，并未及闹述。笔者认为，对《辽史》所记载又彼此相关联的户、J一系年还有必要做深人一步的相关研究，为最终确定((辽史》户、丁系年提供从础性工作。从现存文献记录看，辽于甲产在太宗时期(927一947年)，即已开始“籍五京户丁以定赋役”了，只是“户一J一‘之数无所于考’，⑤。，但山此叮知，辽代赋役以户J一为征收对象。契丹统治者为获得赋役和兵员，满足自身经济与军事的需要，随时诏令检括户口，尤其重视对州县户与丁‘的检括，为《辽史》编纂提供了较为完备的户、一J’资料，故《辽史》记载仅限于州县户、

一

l一，致使后世学者认为辽代无人口统计。根据《辽史》的记载推断，辽代200余年，并未建立定期检括或称阅实州县户、]一或户口的制度。侮次检括户丁，均是临时诏令。这是在户口管理与户口统计方而辽代不同于其他朝代之处。同l讨，辽代诏括户一丁或诸路军籍的记录均集，卜在辽圣宗统和年间(983一1012年)以后。但也不能由此得I”统和年间以前辽朝未稗检括户丁的结论。事实卜，在沮渊之盟缔结(辽圣宗统和二卜二年、宋真宗景德元年，l(X科年)之前，因辽宋两国长期处于敌对与战争状态，辽朝政78府为赋役的需要而检括州县户丁‘应当更为频繁，只是文献缺乏记录罢了。好在附有户J一数员的州县建置的年代有迟至重熙年间(l032一1055年)者，使推定《辽史》户丁的系年可以置玉熙之前检括户丁的沼令于不顾，而集中利用重熙之后检括户丁的诏令来判断《辽史》户丁的系年成为可能。因此，缺乏辽代前期检括州县户丁诏令的史料记录不会对推断《辽史》户于的系年产生不良影响。总之，《辽史·地理志》关于州县建置年代及《辽史‘本纪》关于检母丁的诏令与《辽史》关于户丁的记录和资料，为推定《辽史》户丁系年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重要依据。

(一)(辽史·地理志)附有户丁州县的最晚建置年代。据《辽史·地理志》记载，辽代“总京五，府六，州、军、城百五十有六，县二百有九，部族五十有二，属国六十”。但按《地理志》的记录统计，终辽一代实有5京，12府(含5个京府)、160个州军城及210余县。其建置年代始于辽太祖阿保机建国，终于天柞帝天庆六年(1116年)升上京道泰州之金山县为静州，延续达200年，按J照事物发展的顺序，只有在州县建置之后才有可能进行州县境域内户、丁的检括统计，即州县建置在前，而州县所属户、丁的检括在后;在州县建置之前不可能出现该州县独立的户、丁检括，此乃必然之理。因此，拥有户、丁记录的州县建置年代成为判断户、丁检括年代的第一位条件‘)在《辽史·地理志》中拥有户数记录的州县建置年代有迟至辽兴宗重熙年间者。例如:南京析津府景州，本蓟州遵化县，重照中置。户三千。遵化县，本唐平州买马监，为县来属。上京临演府长春州，本鸭子河春猎之地。兴宗重照八年置。隶延庆宫，兵事隶东北统军司。统县一:长春县。本混同江地。燕、蓟犯罪者流配于此。户二千。西京大同府大同县。本大同川地。重照十七年西夏犯边，析云中置县。户一万。据此，《辽史·地理志》所载州县的户数系重熙十七年(1048年)之后的重熙末年及辽道宗和天柞帝时期的统计数应该是没有疑问的。按《地理志》，天庆六年升泰州金山县为静州，而价州无户数附载的事实却恰恰又从另一个方面说明，《辽史·地理志》州县户数是天庆六年前的检括数而非六年后的检括数。在限定了《辽史》州县户数系年是辽代后期重熙十七年至天庆六年这段时间之后，使根据辽代后期检括户、丁一的历次诏令进一步推定辽代州县户、丁检括的具体年代有了可能性。

(二)辽代后期检括户、丁的诏令。《辽史·本纪》记录的检括户、丁的诏令均集中在圣宗统和纪年之后的辽代中后期。历次沼令的年代和检括对象如下:统和九年(991年)秋七月癸卯，通括户口;统和十五年(卯7年)三月壬午，通括宫分人户;统和二十一年(1003年)十一月丙中，通括南院部民;太平十一年(1仍1年)六月兴宗即位，是年，通括户口;重熙八年(1039年)夏六月乙丑，诏括户口⑥;重熙十五年(l嘶年)秋七月丙申，籍诸路军;重熙二十年(l051年)十月己卯朔，括诸道军籍;清宁二年(1056年)六月戊午，命有司籍军补边戍;大康九年(1083年)六月庚午，诏诸路检括脱户⑦;大安九年(l哪年)十月壬子，遣使籍诸路兵;天庆三年(1113年)三月，籍诸道户;天庆六年(t飞16年)六月乙丑，籍诸路兵。概括上述诏令，辽代户丁与户丁检括具有5个方面的特点值得注意。(l)辽子忆200余年确实未建立起定期检括户一的制度，侮次检括户丁均是临时诏令。(2)辽代全国户丁隶属于不同的管理与统计系统，其中包括州一县、宫分、部民及军籍乡丁等。(3)辽代进行过全面户l一J统计，但其中的人日统计资料未能保留下来。(4)辽代尤其重视户丁检括，而且保留下来一部分宝贵的户一J一统计资料，其中括诸道军籍或籍诸路兵就是检括“五京乡丁”，亦即《辽史·兵卫志》所载乡丁，(5)检括户丁均与经济需求及军事形势紧密关联。如太平一卜一年兴宗即位，通括户「J，是针对当时“力办者广务耕耘，罕闻输纳;家食(贫)者全亏种植，多至流亡”的社会现实推行的，以求达到“宜通检括，普遂均平”⑧的目的;重熙八年籍天下户口，是为了均平摇役，结果收到r“政赋稍平，众悦”⑨的社会效果;大康九年检括脱户(按《辽史·食货志》与《辽史·马人望传》均为“检括户口”)之后，因赋役均平，兼置仓积粟，才出现了“辽之农谷至是为盛”⑩的景象;大安九年籍诸路兵则恰一与当时阻卜部磨古斯叛，西北路招讨司所属二室韦、拽刺、北王府、特满群牧、宫分等军多陷没，一鸟占扎亦叛，与达里底等井寇倒塌岭⑧直接相关;天庆三年与六年连续籍“诸道户”和“诸路兵”，更与辽末的财政经济恶化和军事斗争形势相关联。按前述记录有户数与丁数的州一县最迟建置的年代，《辽史》所载州县户、丁应属于重熙二十年之后某年的检括数。其中，重熙二十年、清宁二年、大安九年单纯括军籍、籍乡丁显然一与此无关，大康九年单纯检括诸路脱户也与此无关，故只可能与天庆三年籍诸道户和天庆六年籍诸路兵有关。同时，《辽史·地理志》所载户数、一，《辽史·兵卫志》所载J一数，!涂少数州县之外，均严格地休现了侮户出二名乡丁的‘·常制”O而只有同年或相近年份的户、r统计才有可能符合这种一比二的“常制”〔。换言之，《辽史·地理志》所载户数就是天庆王年“籍诸道户”的统计数;而《辽史·兵卫志》所载乡丁数则是天庆六年“籍诸路兵”的统计数〔)

(三)辽末军书政治形势。道宗末季，辽朝政治腐败，已是“群邪并兴，谗巧竟进”，“众正沦青，诸部反侧，甲兵之用无宁岁”O。天柞帝即位后，更形成了“既丁末运，又触人望，崇信奸回，自林国木，群一F离心”，“叛一亡之迹，相继蜂起”，“__卜崩瓦解，不可复支”O的局而。在风起云涌的反抗辽朝腐败统治的斗争中，给以致命打击的一首先是女典人旨在推翻辽朝统治的斗争。女真首领阿骨打自天庆四年(l114‘曰起兵反辽，至天庆五年(金收国元年，11巧年)称帝，国号大金，建元收国;再至保大二年(金天辅六年，1122年)即已先后攻占了辽之宁江、咸、宾、卒羊诸州，以及黄龙府、东京、_L京、中京、西京和南京的，仅lo年间，竟使辽朝统治上崩瓦解。在这一过程，!“，天柞帝为维护其风雨飘摇的腐朽统治，一方而要通过检括州县民户稳定民心，增加赋税和财政收人，以支撑其镇压各族人民的反抗;另一方而，天庆五年(11巧年)天柞帝亲征失败，损兵折将，众叛亲离⑩，又要检括一互京乡J一以扩充兵员，扩大镇压之军事力址〔。因而在天庆三年至天庆六年的短时间内先后检括一r诸道户与诸路兵。但位得注意的是，东京辽阳府天庆六年的乡J一统计与天庆三年的州县)l，数统计并不符合梅户二丁的“常制”。其原因除《辽史》作者可能错乱史料，又缺乏审慎稽考之外，当与天庆六年(众太祖收国_内三，1116年)五月东京辽阳府已被女真人攻取，东京州县皆降0，辽人已无法进行所属州县的乡丁统计有关。这也从另一方而提供了《辽史·兵卫志》乡丁数属天庆六年统计的一个有力证据。至于((辽史》有关天庆三年和六年的户、丁统计记录不完备，不少州县失于记载，其主要原因则在于辽末钱火破坏和天柞政府流亡直接导致的典籍与统计资料的大七断玫佚及错乱。而天庆六年之后，辽朝政府而对州县渐失，生灵涂炭，宗庙丘墟的严峻形势，天柞帝柱夜忧惧，巅沛流离⑥，已无暇顾及州县户、f的检括。因而又限定了《辽史》记载的户f统计的址晚年代)综L所述，《辽史》户、J一统计分属J几辽末天庆三年和天庆六年，应该是可信的结论。

信阳市淮滨县是一个建制仅50多年的新县，但其下辖土地却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沉淀。春秋时是楚国著名的白邑，淮河以南，则是蒋国故地，后来成为楚国的期思邑。　　2600多年前，此地是周代蒋国都城，周王朝“寄望”蒋国镇守南疆，安抚淮夷，故名之曰“期思城”。公元前617年前后，这个古国被强大的楚国所灭，为怀念故国，蒋人遂以国为姓，世代相传。大约在国灭之时，蒋人就开始远走他乡，后来因各种原因，蒋氏后人逐渐从河南播迁到山东、陕西、江苏、浙江、福建、湖南、贵州等地。如今，蒋姓在中华姓氏中为第43大姓，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0．47％。各地的蒋姓族谱都有“江南无二蒋”或“天下无二蒋”之说，遍布全国的蒋姓相信，他们都源出遥远的蒋国，现信阳。

河南叶县蒋氏家谱辈分分为十三个世代，分别是始祖、一世、二世、三世、四世、五世、六世、七世、八世、九世、十世、十一世和十二世。始祖是蒋氏家族的最初祖先，而一世至十二世则代表了蒋氏家族历经了多少个世代。其中，每个世代又分为父亲、爷爷和曾祖父三个辈分。每个辈分代表了不同的年龄和社会地位，也反映了中国传统家族制度的等级体系。在蒋氏家谱中，辈分的划分不仅是对家族历史的记录，更是对家族传统和文化的传承。

蒋氏出自姬姓，血统来源与西周皇族有关。相传，周武王弟周公姬旦有子伯龄，在周成王时受封于蒋（今河南固始东北蒋集，传说今河南光山县西），建立蒋国，后来蒋国被楚国所灭，伯龄的后代子孙就以原国名命姓，称蒋姓。后来，他的裔孙中有人迁居乐安（今山东邹平），并在当地发展成为望族，乐安也因此成为蒋姓的著名望郡，西汉哀帝时，蒋伯裔孙蒋翊家于杜陵（今陕西西南），后来出任兖州刺史，以公正廉直著称于世。至东汉初年，蒋翊曾孙蒋横官至大将军，子孙因官显名，始由乐安外迁。如被江南地区的蒋姓人奉为始祖的蒋澄就是在这时迁居江苏宜兴的。五代后周时，其裔孙蒋宗霸隐居禅定，也称摩诃居士。宋神宗时，又有蒋浚明仕居至健康功曹，去世后官赠金紫光禄大夫，子名琉，官至朝议大夫。琉曾孙蒋岘，南宋宁宗进士，官至刑部尚书，殿中待御史，在官之时，曾以“勿欺心，勿负国，勿求田，勿问舍”自誓，时称“四勿先生”。元末，其裔孙蒋仕杰，为避乱迁居浙江奉化武岭禽孝乡（今溪口镇），以耕读传家，子孙世代留居，至今仍在此繁衍发展。元末居士蒋仕杰便是当今影响最大的蒋姓名人蒋介石以及蒋经国、蒋纬国等人的先祖。此外，三国时有蜀汉著名大将军蒋琬，为诸葛亮所重，称他为"社稷之器"，任丞相长史。诸葛亮死后，他曾代诸葛亮执政，任大将军、录尚书事等职。南宋有著名词人蒋捷。清代有大学士蒋廷锡，篆刻家蒋仁，戏曲家蒋仕铨，词人蒋春霖，文学家蒋敦复。近当代，又有政治家蒋翊武，名将蒋方震、蒋光鼎、蒋先云，文学家蒋光赤等人。我蒋氏人才辈出，数不胜数。如今以人口计，蒋姓在百家姓中排名第四十三位。

我蒋氏后裔，遍布神州。嵇自受姓以来，无他锡姓旁列，九土咸为一宗。逮及我派启祖高嵩公于元末明初，中原多故，父子兄弟各徙他方。嵩公由湘乡之石龙徙居楚南宝庆邵阳隆回北路四都之蒋家湾落业立户。妣赵、颜二氏，生子九人，概以郎称，分列诸郡，开九大房宏基，亦为我系有班辈之始。我国幅员辽阔，世系遍各地，各议班次，无力求得统一，故各派班次紊乱。三世祖惟许公（千三郎之子），由郡邑隆回银坑蒋家湾，迁居湖南省新化县藕塘，历至明末清初。后因西蜀惨遭兵燹病疫，川民寥若星晨，蜀境荒似苁林。清康熙下编填之诏，黎庶兴择地之思。高嵩公位下第十五世孙信祥公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八月初十日，信祥公四十七岁时，由湖南新化县永宁乡三都藕塘黄金洞迁徙川东重庆府铜梁县六寅里徐家场（今转龙场，现改名围龙镇）地名板板桥（今桥亭村）插占落业。妣黄氏，生子八：芬、芳、茂、兰、英、蔚、首、秩，创八大房之鸿基，子孙繁衍，八子及妻室随父母入川。其世系多数布居于围龙、双碾，以及塘坪、永加、四合、大庙、虎峰、夹江、大足、隆昌、乐至、永川、邑县、北碚、重庆、贵州遵义等地。

家谱：大荣自有子 文才碧仲仁 国正天心顺 德盛益永兴

在我国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中，曾扶摇而起一个搏击长空的鹰之族－－契丹。这个民族建立的大辽国，雄跨长城内外，以今我国北方辽河流域为核心地区，在中华大地轰轰烈烈地拓创了200余年的辉煌，奇迹般地留下一个个惊奇、一个个谜团后，突然消失得杳无踪影。 从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国家，到耶律延禧于公元1125年被俘辽亡，辽存国共209年。辽灭亡后，阿保机第八世孙耶律大石又于1124年建立了西辽，存国90多年，1218年为元朝所灭。但令人不解的是，伴随着大辽帝国的灭亡，最多时曾拥有120多万人口的契丹民族也随之消失得无踪无影。 那么，这个曾经创造了众多文明的优秀民族到哪里去了呢？ 史学界只能推测几百万契丹人的命运大致有三种： 第一，居住在契丹祖地的契丹人渐渐忘记了自己的族源，与其他民族融合在一起。 第二，西辽灭亡后，大部分漠北契丹人向西迁移到了伊朗克尔曼地区，被完全伊斯兰化。 第三，金、蒙战争爆发后，部分“誓不食金粟”的契丹人投靠了蒙古，并在随蒙古军队东征西讨，扩散到了全国各地。 我国史学界以往认为，契丹人在不同时期、不同历史条件下，大都融入其它民族之中。辽亡以后，除一部分契丹人随耶律大石西迁以外，大部分契丹人仍留居在东北地区。这些契丹人虽大都与女真、汉族、蒙古族融合，但一部分契丹人还是以集团形式保留着契丹民族的风俗习惯。金、蒙战争爆发以后，许多契丹人起事，参加反抗女真人统治的斗争。这部分契丹人有的被女真人镇压，有的投靠蒙古人。投靠蒙古人的这部分契丹人，随着蒙古人东征西讨，契丹人也随之分散到了全国各地。 而随耶律大石西迁的这部分契丹人，在西辽亡后到今伊朗克尔曼省建立一个起儿漫王朝，俗称后西辽。但这部分契丹人的传统习俗已不见，被完全伊斯兰化了。但他们对西方的影响至今仍在，以至现代俄语和拉丁语一直把中国称为“契丹”。 黄斌在《大辽国史话》中记述了一件有趣的事：13世纪蒙古族南征中亚、西亚等地，将中国火 药和管形火 器的制作使用方法传到阿拉伯国家，此时契丹已灭亡了100余年，但成书于13世纪晚期著名的阿拉伯兵书《马术和军械》，还把火 药配方记为“契丹花”，把管状火 器记为“契丹火 枪”、“契丹火 箭”。 达斡尔 人是契丹人吗？ 是否还有没被其他民族融合的契丹人呢？关于这个问题，清代就有人提出达斡尔人源于契丹人的说法，现代学者也认为达斡尔人是继承契丹人传统最多的民族。我们来到达斡尔人聚居的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进行实地采访，发现这里的达斡尔族有许多传说、习俗、语言等，与史料上记载的契丹族有很深的渊源关系。 达斡尔族一直供奉本族菩萨库烈佛，而库烈儿是800多年前契丹北迁首领的名字。据史料记载，辽亡后，这个不肯降金的契丹将领，率领一部分契丹人来到嫩江流域，并按照契丹人的风俗，组织氏族部落定居下来。直到明末清初，根河地带的达斡尔酋长根铁木儿还被通古斯人称为契丹酋长。 达斡尔族的狩猎、捕鹰、驯鹰、捕鱼方式也与史料记载中的契丹人大致相同；达斡尔人爱下围棋，他们的围棋和棋盘与我们所见过的围棋及棋盘有很大区别，但与辽墓中出土的围棋及棋盘很相似；达斡尔族至今保持着“同姓可为友，异姓可为婚”的婚俗，同姓间不管疏远了多少代，绝不通婚，这与契丹族同姓不婚的习俗也相同；达斡尔族的祭天仪及其神树与契丹族的祭天及“树君”有相通之处；达斡尔族过去盛行火葬和风葬，萨满死后将尸体放在木架上，过几年再将遗骨埋入土中。契丹人也是“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两族同属阿尔泰蒙古语系，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都有相同处；两族都信奉萨满教，“烧饭”致辞骨卜，崇尚黑色，崇拜太阳，行跪拜礼等。 此外，辽代把皇帝的宫帐称为“斡尔朵”，守卫斡尔朵和保护皇帝的军队叫斡尔朵军。皇帝死后，斡尔朵就归守这个皇帝的陵寝。守卫阿保机的军队称“迪斡尔朵”。专家推测，很可能“迪斡尔朵”在历史长河中逐渐演变成现在的“达斡尔”。 云南发现了契丹后裔 辽亡时，还有一些契丹人南下或北投大漠，千百年来音信渺茫，踪迹难寻。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从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云南民族研究所突然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在距我国北方万里之外的南部边陲云南省施甸县和保山、临沧、大理、德宏、西双版纳等地，发现了15万契丹人的后裔，其中以居住在施甸县的为多。 据两个研究所1990年以来的调查，这些契丹人就是当年随从蒙古军队远征云南而落籍于此的。他们历经元、明、清和中华民国及新中国几个历史时期，至今仍保留着许多契丹民族的文化传统。现在，他们在自己祖先的坟墓上仍使用契丹小字，统称“本人”。他们的体质特征也与当地人明显不同，长得比较高大。这些人有阿莽蒋、阿莽杨、阿莽李等姓，明清以来已改为蒋、李、赵、何、茶等姓。 在这些契丹人的后代中，以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蒋家云所珍藏的《勐板蒋氏家谱》中记载的蒋氏家族变迁史最具有代表性：“蒋氏祖先姓耶律氏，名阿保机，创建辽朝，为金所灭。后裔以阿为姓，又改为莽。在元初，随蒙古军队南征有功，授武略将军之职。明朝洪武年间，因麓川平缅叛有功，分授长官司，并世袭土职。后又经历数代，改为蒋姓。”这个家谱清晰地记载了勐板蒋氏家族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后裔，及其姓氏的演变过程。 在保山地区施甸县由旺乡木瓜村蒋文良家中，还发现一本《施甸长官司族谱》，其开篇记有一首四阕七言诗：辽之先祖始炎帝，审吉契丹大辽皇；白马上河乘男到，青牛潢河驾女来。一世先祖木叶山，八部后代徙潢河；南征钦授位金马，北战皇封六朝臣。姓奉堂前名作姓，耶律始祖阿保机；金齿宣抚抚政史，石甸世袭长官司。祖功宗德流芳远，子孙后代世泽长；秋霜春露考恩德，源远流长报宗功。 这首七言诗不仅道出其族源和家族的英雄历史，也点出了“名作姓”的姓氏变化历程。在这本族谱中还插有一幅“青牛白马图”，描绘的是有关契丹起源的古老传说。 在施甸县由旺乡木瓜村寨西隅还建有一座祠院，即蒋氏宗祠。祠院呈南北进深，分前后两院，祠院的正门按契丹人的习俗开在东墙上。在祠院东开门楼正面尖顶檐下，篆刻有“耶律”二字，再下是竖方长匾，匾框内有“蒋氏宗祠”四个大字。在门饰柱之间写有一副对联曰：“耶律庭前千株树，莽蒋祠内一堂春。”在祠院内的墙壁上，绘有具有浓郁北方草原风格的彩绘，类似于辽墓出土的壁画，表现出他们对自己祖先的怀念之情。 近年来，我国专家通过DNA测定，发现云南这些契丹后裔与北方辽墓出土的契丹人同源度比较高，并同现今的达斡尔人有很高的同源度，即有最近的遗传关系，从而解开了契丹后裔之迷。 补充：据东北学者考证，辽朝灭亡后，一部分“誓不食金粟”的契丹人流落东北沈阳和蒙古附近，继续过起了游牧生活，后来金朝灭亡，契丹人才开始迁往城市。明朝年间，东北耶律部归顺大明，被赐姓刘、丰等汉姓，后来一部分投降后金，一部分开始西迁至伊朗附近，完全伊斯兰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