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吴氏家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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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 起源主要有四:①出自姬姓,周文王后裔,始祖为卫国创始人康叔,发源于河南卫辉、濮阳。据《通志·氏族略》所载,西周立,文王幼子、武王之弟初受封于康,称康叔。周公旦平定武庚判乱,把武庚原来管理的商朝遗民七族和商都周围地区都封给康叔,建立卫国,故又称卫康叔。死后谥号“康”。卫国灭亡后,其王族有以祖上谥号命姓者,称康氏。史称康姓正宗。②出自中国古代西域,“昭武九姓”之一。汉代,随着丝绸之路开辟,康国和康居国的王子到中国中原定居,后代以康为姓。③出自匡姓,为避讳而改。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为避讳,诏天下匡姓人改姓康。因匡与康读音相近,康字又是一个吉祥的字,所以改匡姓为康姓。④出自少数民族。如历史上突厥族人有康姓;金时女真人纳喇氏、清时满洲赫舍里氏、达斡尔族华力提氏,汉姓为康;瑶、蒙、土、羌等族均有康姓。 始祖:康叔。 迁徙: 康姓最早发源于卫国,辖今河南东部、山东西部、河北西南部一带。早期播迁缘于卫都迁移,范围止于河南北部。秦时,康姓主要徙陕西、山东二地,故早期康姓在此二地繁衍旺盛,遂有京兆、东平两大郡望。魏晋南北朝时期,甘肃康姓为避战乱,徙蓝田(今陕西蓝田西灞河西岸),后渐向东南迁移。史载,南朝宋时,设华山郡蓝田县,用以安置康穆(初仕后秦河南尹,后举族众三千余人迁湖北襄阳之岘南)族人,并任命穆为秦、梁二州刺史,其子孙亦多仕宦,康穆一支遂枝繁叶茂,人丁兴旺。唐代,有宁夏灵武人康植之孙康日知被封会稽王,其子志睦因功封会稽郡公,后世子孙繁衍昌盛,发展成望族,其家族所在地浙江绍兴则为南方各地康姓迁徙之主源。宋代,因避帝讳而改姓的匡姓,成为康姓新的支脉。另有洛阳康再遇位居开国功臣之列,遂加官进爵,门庭荣耀,显达当朝。北宋末年到元朝建立期间,改朝换代频繁,北方多动荡,故有康姓徙迁南方安居乐业。明代,康姓作为大槐树移民姓氏之一,分徙于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湖北等地。从清代开始,闽、粤康姓陆续有人迁至台湾,后又有移居海外者。今日康姓尤以安徽、四川、甘肃、山东、陕西等省居多。目前康姓人口列全国第七十五位。 郡望: 京兆郡 汉武帝时改右内史置京兆尹,为“三辅”之首。治所在长安(今陕西西安市北)。三国魏时置郡名。
东平郡 汉时改大河郡为东平国,治所在无盐(今山东东平东)。南朝宋时改为郡。
会稽郡 秦始皇时置郡,治所在吴县(今江苏苏州),汉顺帝时移治山阴(今浙江绍兴)。 堂号: 会稽堂 唐朝康志睦身材魁梧,善骑射,官大将军。后讨平张韶,升平卢节度使,又平李同捷叛乱,加检校尚书右仆射,封会稽郡公。康姓因以“会稽”为其堂号。
其它堂号:①郡望堂号:京兆、东平。②自立堂号:华山等。 字辈: 江苏如皋康氏字行:本贞茂荣,安雍近智,吉贤端秀。
河南邓州康氏字辈:民惠谈养盈,景起忠含宏,从玉新士振。
四川资阳康氏字辈:福(富)友华祥瑞,万廷显正世天(仁)兴;光明历代朝纲纪,忠厚钦承兆凤麟;寿安锡庆敦洪绪,佐运和宣启俊英;盛会荣昌襄上益,简修纯萃殿嘉基。
四川遂宁康氏字辈:乃逢国运盛,聿定万年歌,承绪维忠孝,传家尚泰和,光裕名声振,佑启福祉多,富贵天以锡,诗书应发科。
资阳安岳康氏字辈:祭忠孝长,存乐友园。
新化温塘康氏新班辈:南诏仲发季,福友华祥瑞,甫万廷显国,世天兴光明,历代朝伦纪,忠厚钦承兆,敦本开基绪,储才启俊英,诏书能迪哲,礼让可亿型,传家遵典则,祖德定长新,诰命重周史,清廉贯古今。 名人: 康泰,三国吴人,籍贯不详,为中国早期去海外旅行家之一。约在226年(吴黄武五年)和朱应出使扶南(今柬埔寨)等国,其经历及传闻之国家百数十个,并曾在扶南会见天竺(即今印度)使臣。回国后,撰有《吴时外国传》。
康承训(约809-874),唐将。字敬辞,灵州(宁夏灵武)人。宣宗时,累迁义武节度使、右武卫大将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以“讨贼逗挠,贪虏获,不时上功”被劾,贬恩州司马(《新唐书》)。僖宗初,授左千牛卫大将军。
康昆仑,唐琵琶演奏家。西域康国人。善弹琵琶,德宗时号为“长安第一手”之称。后又从段师(善本和尚)深造。善弹《羽调录要》(一作“绿腰”、“六么”)与《道调凉州》(善本作)等曲。
康与之,南宋学者。洛阳(今属河南)人,南渡后流寓嘉禾(今浙江嘉兴)。字伯可,一字叔闻,号退轩、顺庵。曾从晁说之学。建炎间,上《中兴十策》,名著一时。绍兴中,依附秦桧,官至福建安抚司主管机宜文字桧死,累贬雷州安置,后移押新州牢城。约卒于绍兴末。工词,风格婉丽,然所作多粉饰太平。著有《顺庵乐府》。另有《昨梦录》,虚构一理想社会,反映一种无法实现的荒诞思想。
康进之,元戏曲作家。棣州(今山东惠民)人,一说本姓陈。曾作《水浒》杂剧,《黑旋风老收心》已佚。今存《李逵负荆》,曲白隽美紧凑,描写细腻深刻。与高文秀同为当时善写黑旋风故事的杂剧作家。
康海(1475-1540),明文学家、戏曲作家。字德涵,号对山、浒西山人、沜东渔父。陕西武功人。弘治进士。授修撰。疏通刘瑾救李梦阳出狱。瑾败,坐党落职。为弘治间文坛十才子之一。又为“前七子”之一。有杂剧《中山狼》、《对山集》、《沜东乐府》及《武功县志》等。
康济鼐(-1727),清西藏贵族。后藏人,本名锁南结布。原为拉藏汗噶伦。康熙间准噶尔军袭拉萨,他以兵固守阿里达五年之久,以隔断入藏准军与伊犁本部联系清军入拉萨,以功封贝子,受命以首席噶伦总揽藏政。雍正间被阿尔布巴杀害。
康广仁(1867-1898),清末维新派。名有溥,号幼博,以字行。广东南海人,康有为弟。1897年在澳门办《知新报》,后又在上海开设大同译书局,发起不缠足会,兴办女学堂等。1898年至北京参加变法维新和新政,为康有为拟奏稿。戊戌政变时被捕,与谭嗣同等同时被杀,为“六君子”之一。
康有为(1858-1927)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原名祖治,字广厦,号长素、更生。光绪进士。博通经史,探索西学。清光绪十四年(1888)第一次上书清帝,建议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事。旋回广州聚徒讲学,致力变法理论著述。二十一年四月第二次上书,反对签订《马关条约》,要求迁都抗战,变法图强。史称“公车上书”。旋中进士,授工部主事,不就。在京组织强学会,编印《中外纪闻》。又设上海强学会,创办《强学报》,鼓吹变法维新。又于北京成立保国会,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在翁同龢、徐致靖等支持下,促成百日维新,受光绪帝召见,命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许其专折奏事。此后迭上奏折,与梁启超、谭嗣同等全力推动新政。戊戌政变时,被清政府通缉,逃亡国外,组织保皇会。辛亥革命后,在上海办《不忍》杂志,任孔教会会长。1917年参予“张勋复辟”事,旋败。擅长书法,字体豪放,自成一家。其诗风格雄健,意境宏阔,反映了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广艺舟双楫》、《南海先生诗集》等著作数十种。
其他康姓名人有神州人物康回;康姓始祖康叔;南朝梁大臣康绚;唐经学家康子元;五代后晋大臣康福;明朝开国将领康茂才、康茂林;清康有为之女康同薇等。近当代康姓名人有妇女运动***康克清,政治家康生、康世恩,社会学家康心孚,川剧演员康子林等。
是否可以解决您的问题?
出身很重要,家庭很重要,背景很重要。但是出身不可控,家庭不可变,背景不可择。当你没有选择余地的时候,努力是唯一的变数。像是我们大多数的普通人一样,平凡而努力地活着。
我们常常羡慕于“富二代”“官二代”的潇洒生活、惊叹于他们明艳壮阔的人生,却独自惋惜。可是,我们从来就没有选择,那是像天花板般的高度,纵然如我们,也难以够级。因此复杂。
像是因为音乐结识的高晓松,他实在是很难给人看出有着怎样高超的学识或者出身。可他仍然优秀的使人瞩目。他曾说过:在他家,硕士基本上等同于文盲。追其缘由,竟才发觉:他从小在清华园长大,外公外婆都是科学家,外公张维创办了深圳大学,外婆陆士嘉是钱学森的师姑;至于父母,都是清华高知,一个建筑系,一个土木系。
出身很重要。好的出身给人带来开阔的视野,带来超脱的世界观,甚至是轻而易举地获得进入社会的起跳板。现代是这样,古代亦是这样,不可避免地重复着出身的重要性。
所以,盛老太太才会绕这么一大圈,带明兰回宥阳老家。就也只是为了将盛明兰列入族谱王大娘子名下。我感动于盛老太太对于明兰的一份心意,也暗自庆幸明兰能有这样的祖母。
盛家上下一齐去祠堂拜祖先,男丁割祭肉上完供后,再退出让女眷进去敬拜,主要项目是介绍允儿给盛家的牌位和活着的族人认识,入籍后允儿就算盛家人了。这是古代新媳妇入族谱的规定。
盛家发迹的晚,所以可考的祖先不多,明兰昏头昏脑地跟着拜了好几回,一会儿上香一会儿磕头,头晕脑胀之际忽记起适才允儿被写入家谱后,大老和自己的祖母又与几位族老女眷说了几句,然后族长盛维又添了几笔,写了些啥?
在回去的马车上,明兰就忍不住问盛老,谁知老轻飘飘的丢了一句重磅炸弹:“将你记入了你母亲名下,以后你就与如兰一般了。”明兰瞠目,过了会儿才结巴道:“怎么,怎么这样……?,呃,母亲知道吗?”盛老看了明兰一眼,神色不动:“我知会过她了。”
明兰一脑袋浆糊,呆呆坐在马车里:盛老行事干净利落,事先没有半点风声,事后轻描淡写,明兰满肚的话却不知从何说起,最后只抱着祖母的胳膊来回的摇晃,把脑袋埋在祖母身上,小声道:“谢谢祖母,叫祖母费心了。”
石青色绒锦织的车顶微微摇晃,明兰静静抬头看着,她知道只有写在原配名下的儿女才算是嫡出,其实这不过名头好听些罢了,亲朋好友谁又不知道她是庶出的,不过她婚嫁时总算能体面点儿。
明兰忽然暗笑起来,以后如兰再想骂她‘小妇养的’却也不能够了……明兰猛地一惊,拉着祖母的袖轻轻问道:“那四姐姐呢,她也记入名下了吗?”盛老没睁开眼睛,只淡淡道:“你是不与如兰争的,墨兰……看她自己的造化了。”
明兰似懂非懂地思忖着,看来就算记入了王氏名下,也并不表示她真的和如兰平起平坐了,她依旧比如兰差了一层,如果她和如兰发生利益冲突,那么……明兰苦笑,原来是个山寨版的,不过也好,聊胜于无嘛。
关于族谱的历史,有很多。一种是,族谱上根本不记女儿,儿媳倒是有的。一种是,女儿也记,但只记嫡女。最后一种是,嫡女庶女都记录。
关于嫡出,也有许多种记录方式。一种是,不论嫡出庶出都写到正房名下。一种是,清楚地注明嫡庶,正房名下算嫡出,另外母亲空白栏下写的算庶出。还有一种是,连妾室的姓名也注明的,某某仔(妾x氏)。
这些个凌乱的记录方式,分别代表了不同地区不同社会阶层的继承习惯。但是庶女记到嫡母名下的比较少,因为担心发生继承混乱,嫡母不肯削弱自己儿的权利,母家亲戚也是不肯的,而女儿记入嫡母名下比较多,因为可以高嫁,替家族拉关系。
总的来说,越是大家族,地位显赫,庶女的日就越好过,如果是庄户人家,温饱水平,或者商贾人家,比较不讲礼数,那庶女就很难过了,被黑心嫡母卖掉也不是没有。
翻查嫡庶记载,我才知道原来林徽因也是庶出的,她爹林老头的原配无出,先后纳了两个妾,一个生了林徽因,另一个有儿有女。但是这些孩子统统算在那正房名下,当然也是因为林徽因很出色,老爹特别疼爱,林梁两家也算开明,所以她后来配了梁启超。
选自《梁启超文集》:中国之旧史
(1902年2月8日)
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
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
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然则,但患其国之无兹学耳,苟其有之,则国民安有不团
结,群治安有不进化者。虽然,我国兹学之盛如彼,而其现象如此,则又何也?
今请举中国史学之派别,表示之而略论之:
都为十种、二十二类。
试一翻四库之书,其汗牛充栋、浩如烟海者,非史学书居十六七乎!上自太史公、
班孟坚,下至毕秋帆、赵瓯北,以史家名者不下数百,兹学之发达,二千年于兹矣。然
而陈陈相因,一邱之貉,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者,
何也?吾推其病源,有四端焉:
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吾党常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其言似稍过当,然按之作史者之精神,其实际固不诬也。吾国史家以为,天下者,君主
一人之天下,故其为史也,不过叙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舍
此则非所闻也。昔人谓《左传》为“相斫书”,岂惟《左传》,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
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虽以司马温公之贤,其作《通鉴》,亦不过以备君王之
浏览。(其“论”语,无一非忠告群主者。)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
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其大蔽在不知朝廷与国家之别,以为舍朝廷外无国家。于
是乎有所谓正统、闰统之争论,有所谓鼎革前后之笔法。如欧阳之《新五代史》、朱子
之《通鉴纲目》等,今日盗贼,明日圣神;甲也天命,乙也僭逆。正如群蛆啄矢至今不
能兴起者,数千年之史家,岂能辞其咎耶!
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
舍英雄几无历史。虽泰西良史,亦岂能不置重于人物哉!虽然,善为史者,以人物
为历史之材料,不闻以历史为人物之画像;以人物为时代之代表,不闻以时代为人物之
附属。中国之史,则本纪、列传,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
质而言之,则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耳。夫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
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
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今史家多于鲫鱼,而未闻有一人之眼光,能见及此者。此我国
民之群力、群智、群德所以永不发生,而群体终不成立也。
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凡著书贵宗旨。作史者,将为若干之陈死人作纪念
碑耶?为若干之过去事作歌舞剧耶?
殆非也。将使今世之人,鉴之裁之,以为经世之用也。故泰西之史,愈近世则记载
愈详。中国不然,非鼎革之后,则一朝之史不能出现。又不惟正史而已,邓各体莫不皆
然。故温公《通鉴》,亦起战国而终五代。果如是也,使其朝自今以往,永不易姓,则
史不其中绝乎?使如日本之数千年一系,岂不并史之为物而无之乎?太史公作《史记》,
直至《今上本纪》,且其记述,不少隐讳焉,史家之天职然也。后世专制政体日以进步,
民气学风日以腐败,其末流遂极于今日。推病根所从起,实由认历史为朝廷所专有物,
舍朝廷外无可记载故也。
不然,则虽有忌讳于朝廷,而民间之事,其可纪者不亦多多乎,何并此而无也?今
日我辈欲研究二百六十八年以来之事实,竞无一书可凭借,非官牍铺张循例之言,则口
碑影响疑似之说耳。时或借外国人之著述,窥其片鳞残甲。然甲国人论乙国之事,例固
百不得一,况吾国之向闭关不与人通者耶?
于是乎吾辈乃穷。语曰:“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沈。”夫陆沈我国民之罪,史家
实尸之矣!
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人身者,合四十余种原质而成者也,合眼、耳、鼻、
舌、手足、脏腑、皮毛、、筋络、骨节、血轮、精管而成者也。然使采集四十余种原质,
作为眼、耳、鼻、舌、手足、脏腑、皮毛、筋络、骨节、血轮、精管无一不备,若是者,
可谓之人乎?必不可。何则?无其精神也。史之精神维何?曰理想是已。大群之中有小
群,大时代之中有小时代,而群与群之相际,时代与时代之相续,其间有消息焉,有原
理焉,作史者苟能勘破之,知其以若彼之因,故生若此之果,鉴既往之大例,示将来之
风潮,然后其书乃有益于世界。今中国之史但呆然曰:某日有甲事,某日有乙事。至此
事之何以生,其远因何在,近因何在,莫能言也。其事之影响于他事或他日者若何,当
得善果,当得恶果,莫能言也。故汗牛充栋之史书,皆如蜡人院之偶像,毫无生气,读
之徒费脑力。是中国之史,非益民智之具,而耗民智之具也。
以上四者,实数千年史家学识之程度也。缘此四蔽,复生二病。
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英儒斯宾塞曰:“或有告者曰,邻家之猫,昨日产一子。
以云事实,诚事实也;然谁不知为无用之事实乎。何也?以其与他事毫无关涉,于吾人
生活上之行为,毫无影响也。然历史上之事迹,其类是者正多,能推此例以读书观万物,
则思过半矣。”此斯氏教人以作史、读史之方也。秦西旧史家,固不免之,而中国殆更
甚焉:某日日食也,某日地震也,某日册封皇子也,某日某大臣死也,某日有某诏书也。
满纸填塞,皆此等“邻猫生子”之事实,往往有读尽一卷而无一语有入脑之价值者。就
中如《通鉴》一书,属稿十九年,别择最称精善,然今日以读西史之眼读之,觉其有用
者,亦不过十之二三耳。(《通鉴》载奏议最多,盖此书专为格君而作也,吾辈今日读
之实嫌其冗。)其他更何论焉!至如《新五代史》之类,以别裁自命,实则将大事皆删
云,而惟存“邻猫生子”等语,其可厌不更甚耶?故今日欲治中国史学,真有无从下手
之慨。《二十四史》也,《九通》也,《通鉴》、《续通鉴》也,《大清会典》、《大
清通礼》也,十朝实录、十朝圣训也,此等书皆万不可不读。不读其一,则挂漏正多,
然尽此数书而读之,日读十卷,已非三四十年不为功矣!况仅读此数书,而决不能足用,
势不可不于前所列十种二十二类者一一涉猎之。(杂史、传志、札记等所载,常有有用
过于正史者何则?彼等常载民间风俗,不似正史专为帝王作家谱也。)人寿几何,何以
堪此!故吾中国史学知识之不能普及,皆由无一善别裁之良史故也。
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中国万事,皆取“述而不作”主义,而史学其一端也。
细数二千年来史家,其稍有创作之才者,惟六人:一曰太史公,诚史界之造物主也。其
书亦常有国民思想,如项羽而列诸本纪,孔子、陈涉而列诸世家,儒林、游侠、刺客、
货殖而为之列传,皆有深意存焉。其为立传者,大率皆于时代极有关系之人也。而后世
之效颦者,则胡为也!二曰杜君卿。《通典》之作,不纪事而纪制度。制度于国民全体
之关系,有重于事焉者也。前此所无而杜创之,虽其完备不及《通考》,然创作之功,
马何敢望杜耶!三曰郑渔仲。夹漈之史识,卓绝千古,而史才不足以称之。其《通志·
二十略》,以论断为主,以记述为辅,实为中国史界放一光明也。惜其为太史公范围所
困,以纪传十之七、八,填塞全书,支床叠屋,为大体玷。四曰司马温公。《通鉴》亦
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为蓝
本,而至今卒未有能逾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五曰袁枢。今日西史,大率皆纪事本末
之体也,而此体在中国,实惟袁枢创之,其功在史界者亦不少。但其著《通鉴纪事本末》
也,非有见于事与事之相联属,而欲求其原因结果也,不过为读《通鉴》之方便法门,
著此以代抄录云尔。虽为创作,实则无意识之创作,故其书不过为《通鉴》之一附庸,
不能使学者读之有特别之益也。六曰黄梨洲。黄梨洲著《明儒学案》,史家未曾有之盛
业也。中国数千年惟有政治史,而其他一无所闻。梨洲乃创为学史之格,使后人能师其
意,则中国文学史可作也,中国种族史可作也,中国财富史可作也,中国宗教史可作也。
诸类此者,其数何限!梨洲既成《明儒学案》,复为《宋元学案》,未成而卒。使假以
十年,或且有汉唐学案、周秦学案之宏著,未可料也。梨洲诚我国思想界之雄也!若夫
此六君子以外(袁枢实不能在此列。)则皆所谓“公等碌碌,因人成事。”《史记》以
后,而二十一部皆刻画《史记》;《通典》以后,而八部皆摹仿《通典》;何其奴隶性
至于此甚耶!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以故每一读辄惟恐卧,而思想所以不进也。
合此六弊,其所贻读者之恶果,厥有三端:一曰难读。浩如烟海,穷年莫殚,前既
言之矣。二曰难别择。即使有暇日,有耐性,遍读应读之书,而苟非有极敏之眼光、极
高之学识,不能别择其某条有用、某条无用,徒枉费时日脑力。三曰无感触。虽尽读全
史,而曾无有足以激厉其爱国之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
然则吾中国史学,外貌虽极发达,而不能如欧美各国民之实受其益也,职此之由。
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
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
一刻不容缓者也。然遍览乙库中数十万卷之著录,其资格可以养吾所欲、给吾所求者,
殆无一焉。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
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
大概的意思是二十四史不是纯粹的历史记载,只是那坐皇朝的二十四个姓的家谱罢了它的意译也可理解为历史是当权者写的,只会记载当权者的生平事迹之类大多数记载的都是帝王将相的发家史,没有记载普通人的。比如它不会记载某年某月某个农民种地的事吧。
鲁迅有言,中国的二十四史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就因为史官单一地从帝王的视点出发,忽略了更广大的人群,尤其忽略了他们的精神状况。“也不知道是不是作者搞混了,或者鲁迅先生曾经在某篇文章引用过类似的话,就不得而知了。
按照其给出的逻辑和时代背景来看,基本是正确的。
其实在探究这种问题,尤其是名人理论和思想的时候,一定要结合历史背景来看,不能以现代思维去简单的否定。
譬如说,日心说的提出,认为太阳是宇宙的中心,这种说法我们以现在的视角来看,简直错的不能太离谱,谁都知道太阳不是宇宙的中心,但在当时,这种理论第一次反思了地球可能并不是宇宙的中心,这在当时就是有正当意义的。
回到正题上,梁启超在论述这句话的是有背景的,什么背景,封建统治正值结束,列国侵略中国的社会大背景下才有的论述。
梁启超在论述这句话的时候,又如下解释:
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
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
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
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
简单来说,就是我国的历史基本上呈现四种形态或者趋势:
第一,我国的历史编写,只注重对朝廷的编写,而不注重对国家概念的整合。什么意思?很简单,就是我国的历史编写,只注重以历朝历代为维度,从来没有大中华的国家概念,也就是说,纵观历史,有周朝、战国、汉朝、五代十国、隋朝、唐宋元明清以及后来的民国历史,看出什么了吗?
我国的历史是以朝代为标准的,从来都没有统一的国家概念,甚至连民族概念都没有,全部被朝代所垄断,而朝代意味着什么?没错,就是家天下的传承制度,对应的就是家庭史,而非国家史或民族史。
第二,我国的历史编写,无论是编年体还是纪传体等等,什么人会上历史?王侯将相以及良帅贤臣,你见过草莽英雄上过历史封面吗?很少,譬如水浒传108将会被写入正史吗?并不会,否则也不会有水浒传这种历史小说的诞生。
简单来说,我国的历史,都是为王侯将相所准备的,历史留下的也大都是良将贤臣及皇家历史,民众从来都只是一个数字或一个统称,这也就是梁启超先生所言的有个人而不知群体,因为历史从来不会关注普罗大众。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做主,才有了我们国家的繁荣昌盛,而这正是重视了人民群众的力量,这就是区别,不管你承认与否,现在人民的利益绝大多数都有合法的保证和保护,这就是区别,这才是人民的历史。
第三。我国的历史从来都是过去史,什么叫过去史,就是只写过去,不写现在,通俗的讲,宋朝人编唐史,元朝人编宋史,清朝人编明史以及现在人编纂令人唾弃的清史等等。
这种历史的塑造会带来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其客观性得不到保证,历史从来都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一切都以统治阶级的意志为转移,所以我们现在能看到多智而近妖的诸葛亮,长得跟猴子似的朱元璋以及永远是光头的蒋介石等等,这就是区别。
事实上,历史不但有过去,更要有现在,而我们缺的正是对现在的合理编写和批判,很多条条框框都会对现实情况进行限制导致你没法客观的去对今务进行表述,譬如焚书坑儒、譬如文字狱,都是最鲜明的写照。
第四,我国的历史都是写实的,什么是写实,就是对客观事物的客观评价,乍看起来这是对历史的最好的表述,
但其实历史并不仅仅是对事实的客观描述,在梁先生的时代,文人,尤其是历史人员,更应该体现救国救民的思想救赎,而不是简单的记录历史。
尤其是资本主义思潮入侵的时候,对于一个民族和国家而言,历史就是我们的根基,但是史观和历史却从来只有记录没有思想,不能指导民众思想,那这样的历史就不属于民族的历史,是家历史。
综合来看,梁先生的论述在当时的背景下,是正确的,没有异议的,在国难当头时期,梁先生的这些话,更多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这些话,或许是梁先生的气话,但却又是那么回事。
清朝家谱清太祖 爱新觉罗努尔哈赤
清太宗 爱新觉罗皇太极
清世祖 爱新觉罗福临,年号顺治,通称顺治皇帝
清圣祖 爱新觉罗玄烨,年号康熙,通称康熙皇帝
清世宗 爱新觉罗胤禛,年号雍正,通称雍正皇帝
清高宗 爱新觉罗弘历,年号乾隆,通称乾隆皇帝
清仁宗 爱新觉罗颙琰,年号嘉庆,通称嘉庆皇帝
清宣宗 爱新觉罗旻宁,年号道光,通称道光皇帝
清文宗 爱新觉罗奕詝,年号咸丰,通称咸丰皇帝
清穆宗 爱新觉罗载淳,年号同治,通称同治皇帝
清德宗 爱新觉罗载湉,年号光绪,通称光绪皇帝
清逊帝 爱新觉罗溥仪,年号宣统,通称宣统皇帝
清穆宗
同治皇帝载淳
清穆宗,名爱新觉罗· 载淳(公元1856-1874年),咸丰病死后继位。在位13年,患天花而死(另一说为患梅毒而死),终年19岁。葬于惠陵(今河北省易遵化县西北),谥号为继天开运受中居正保大定功圣智诚孝信敏恭宽毅皇帝。
同治帝载淳,生于咸丰六年(1856年)三月二十三日。其母为叶赫那拉氏(即慈禧)。公元1861年7月咸丰病死后,他于同日在灵柩前继位,改年号为“祺祥”。
同治皇帝的即位是清代帝王中最顺理成章,最没有争议的一个,咸丰皇帝共有两个儿子,同治是他的长子,次子三岁就夭折了,所以同治成了皇位的唯一合法继承人。
同治即位时,只有6岁,由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位顾命大臣辅政。这一年的十月,载淳的生母慈禧太后满八位大臣专权,和恭亲王奕炘合谋发动辛酉政变,乘 皇室从热河回北京之机,将载垣、端华、肃顺处死,其他五人革职或遣戍,实行两太后“垂帘听政”,自己掌握实权,改年号为“同治”,以第二年为同治元年。
慈禧任奕炘为议政王、军机大臣,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依靠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汉族地主武装,勾结外国侵略势力,实行借洋兵剿逆的政策,先后镇 压了太平天国、捻军、苗民、回民起义,延缓了清王朝的统治危机,使清王朝得到暂时稳定。她一方面采用洋务派“自强”和“求富”的方针,开办一些新式工业, 训练海军和陆军以加强政权实力,另一方面,又支持顽固派 对洋务派进行牵制,以加强深宫集权。被清朝统治阶级称为“同治中兴”。
同治幼年是一个少不更事的顽童,亲政以后,作为一个青年皇帝,确实是辜负了朝野上下对他的殷切期望。同治的荒*程度比他父亲咸丰还要厉害。他有许多后 妃,却还要常常带了两个心腹太监,换上平民服装,偷偷溜出皇宫,到京师的南城娼妓区去寻花问柳,夜间不回皇宫。据说,时间一长,染上了梅毒,病倒了。起初 只觉得浑身发烧,口渴,腰疼,小便不畅。太医摸不透是什么病,只当普通的感冒来治。一连几天,烧热不退。又便秘,颈项、肓背、腰部等处发出紫红斑块。到公 元1874年11月,头部、脸面上都出现紫色发亮的斑块,左边脸颊上的斑块被抓破,渗出血水,又颊肿得厉害,上下嘴唇都朝外鼓着,腰部化脓,很远就能闻到 一股令人作呕的恶臭。慈禧太后怕同治从镜子里见自己的尊容会受惊,便命太监将养心殿内所有的镜子都收藏起来,不便挪动的穿衣镜等,用红缎蒙上。同治命人拿 镜子,皇后等人也以病人不宜照照子为理由劝阻。
为了维护皇帝的尊言,宫中对于同治患梅毒之事多方掩饰,只说是出天花。一天,同治的皇后去养心殿探病,并向他诉说慈禧太后又为细微小事责骂她,还失声 哭泣起来。慈禧本来就不喜欢这个儿媳妇,并设下了监视的耳目。这天,慈禧听说皇后去探视皇帝,便亲自到养心殿东暖阁外偷听他俩的谈话。她听到皇后在诉说她 的不是,就怒气冲冲地闯了进去,一把抓住皇后的头发,举手就打,并且叫内廷太监准备棍杖,要严厉责罚皇后。同治见状,被吓得昏厥了过去,慈禧这才没有对皇 后用刑。同治的病势却从此越来越重,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二月初五死于养心殿东暖阁。
同治死后的庙号为穆宗毅皇帝,史称同治皇帝。
清德宗
光绪皇帝载湉
清德宗,名爱新觉罗· 载湉(公元1871-1908年),是道光帝的第七子醇亲王奕寰的儿子,慈禧太后外甥。同治皇帝病死后继位。为清入关第九帝,在位34年,病死(另一说是 被慈禧或袁世凯毒死),终年38岁。葬于崇陵(今河北省易县西50里),谥号为同天崇运大中至正经文纬武仁孝睿智端俭宽勤景皇帝。
光绪帝载湉,同治十年(1871年)六月二十八日出生于北京宣武门太平湖畔醇王府。同治皇帝死后没有儿子,慈禧为了能名正言顺地把持朝政,亲自指定醇亲王的次子,也是自己妹妹的亲生子,年仅4岁的载湉继承皇位。
当时同治皇帝的皇后阿鲁特氏已有身孕。慈禧担心阿鲁特氏日后如生下个儿子,将会威胁她的地位,便下令断绝阿鲁特氏的饮食。只得依靠母家送来的一些食物 维持生命。阿鲁特氏暗暗写了一张纸条传到母家,问她父亲该怎么办。她父亲写到“皇后圣明”四个字,意思是别人都没有办法救你,只有你自己决定了。阿鲁特氏 绝望,于公元1875年2月20日深夜三更时分吞金自杀。
对于慈禧的决定,许多大臣极力反对,御史吴可读更实行“尸谏”。他事先吞服了生雅片,然后去见慈禧。他头也不磕,大声说:“你知道载湉并不是嫡派的继 位人,所以选择他,只不过因为他是你妹妹的儿子,使你可以继续听政,掌握大权。臣下都反对你这样做。先皇(同治)的同胞兄弟溥伦亲王应该是皇位的继承人! 今天我斗胆讲了这些话,你一定会用苦刑折磨我。可是我已经吞下了生雅片,马上就要死了。我临死之前,一定要让你明白,你选择载湉继承先皇,实在为天下人所 共恨!”说完,他就跑到同治墓前倒地死去。慈禧不为所动,于公元1874年12月乙亥日立载湉为皇帝。第二年改年号为“光绪”。
光绪继位后,由慈禧专权。至光绪16岁,慈禧"归政",但仍实掌大权。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岁次甲午,朝鲜发生东学党之乱,日本趁机进占汉城,击沉中国运兵船,并攻击驻牙山清军。七月一日中、日两国正式宣战,后清廷战败,签订马关条约,史称为甲午战争。
年轻的光绪皇帝眼见甲午战争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耻辱,“不甘作亡国之君”,一心想有所作为。他接受康有为、梁启超提出的变法,准备进行资本主义 改革,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一度成为维新派心中的“救世主”。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光绪皇帝下诏变法,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推行新政,变 法图强。光绪发布了一些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诏令,但变法危及封建守旧势力的利益,遭到以慈禧为主的清室贵族的阻挠。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把 希望寄托在统辖新军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身上,派谭嗣同深夜去见袁世凯,要他发动兵谏,协助光绪推行新政。袁世凯也表示坚决忠于皇上,一定照办。但谭嗣同走 后,他便去向荣禄告密。慈禧因颐和园得到荣禄密报,立刻返回紫禁城。光绪料到事情败露,急忙派人送信要康有为等人赶快逃命,他自己被慈禧带到议政堂,被迫 写了退位诏书,将政权全部交给了慈禧,然后被关进了南海中的瀛台,也就是荷花池中央一座四开间的平房中,断绝了和外边的一切接触,他最知已的珍妃也被慈禧 关押在别处。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谭嗣同等人被杀,戊戌变法宣告失败,使清王朝改变旧章的一线生机被扼杀。因变法历时仅一百零三天,又称为百日维新。
光绪被囚于瀛台,由慈禧的四名亲信太监监视着。他或者坐在露台,双手抱膝,愁思哀伤,或者睡在木床上苦思苦想。在太监的监视比较松懈时,就偷偷地记日 记。这样差不多被关押了整整两年。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中国北方爆发了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义和团运动,引起英、俄、法、德、美、日、意、奥匈 等八国联军入侵。在八国联军逼近北京时,光绪被慈禧带着逃亡西安。临时前,慈禧命总管太监李莲英硬将珍妃推入东华门内的一口井内。在逃亡中慈禧下令剿杀义 和团运动。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岁次辛丑,九月七日,清政府在北京与各国所订立的条约,共十二款,以赔款一项为最重,数目高达白银四亿五千万 两,为不平等条约中最苛刻的。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一月,光绪又被慈禧带回北京,仍然被囚禁在瀛台。光绪帝没有勇气冲破封建伦理思想的束缚,“天颜 戚戚,常若不悦”,心境悲怆,终其一生是屈辱和哀怨的悲剧命运。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光绪生病卧床。这时慈禧也生病了。光绪在日记中写道:“我现在病得很重,但是我心觉得老佛爷(指慈禧)一定会死在我 之前。如果这样,我要下令斩杀袁世凯和李莲英。”不料这段日记被李莲英获悉,他立即报告了慈禧,说:“皇上想死在老佛爷之后呢!”慈禧听了,恨恨地说: “我不能死在他之前!”当天(癸酉日),即21日就命令光绪的饮食、医药之事统统由李莲英服侍。这天下午,光绪的病情突然转危,不久死去。据说是慈禧令太 监将他毒死的。有的学者认为,由于袁世凯的叛卖告密,使慈禧镇压了维新运动。袁世凯担心慈禧死后光绪重新执政,将会问罪于他,于是就与庆亲王色结,打算废 黜光绪,立庆亲王之子为帝,事不成,就下手毒杀了光绪。又有学者认为光绪是病死的。光绪自幼身体孱弱,一直有脾胃虚弱的毛病。成年后又有滑精症状,而且一 天比一天厉害。他又长期咳嗽,似乎患有肺结核。政治上的失意,长期的精神抑郁,更使他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心悸、失眼、食欲不振等症状相继出现,逝世前 一年已病入骨肓,直接死亡的原因,可能是心肺功能的慢性衰竭,并发急性感染。这一说法为多数学者接受。
光绪病死后的庙号为德宗景皇帝,史称光绪皇帝。
(好了,就这些,希望您能满意)
求吴氏家谱
本文2023-10-06 15:04:10发表“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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