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长庆的平乱朝鲜
光绪八年,朝鲜禁军叛乱,进犯王宫,杀戮大臣,王妃失踪,并火烧日本使馆,杀害使馆人员,日发兵干预。中国驻日使节黎庶昌电告北洋大臣张树声,遣兵轮3 艘前往按治。但所派兵轮驶抵仁川停在日轮后部,士气沮丧不能济事。清廷闻奏,即令吴长庆率兵轮前往。七月,军抵南阳府。日使挟兵前来谈判,因条件苛求,谈判不成,愤愤而去。吴长庆当机立断,先占王宫,日使悔,乃就盟。庆军入王宫时,其为首分子朝鲜王父大院君李昰应正在造兵聚党,扩大事态。吴长庆将其诱至,笔谈及暮,力劝不听,即挥队将其拥赴南海口,安置在登瀛洲船上,送往天津。第二天击散乱党,迎复王妃,将事态平息。清廷以吴长庆功最,赏三等轻车都尉,留镇汉城。吴长庆驻朝2 年,组织朝鲜人民修道路,筑桥梁,救灾恤丧,示以恩信。回国时,朝鲜人民作歌相送。
光绪十年四月,吴长庆奉命移防金州,闰五月病逝。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疏请优恤,付史馆立传,准于立功地方,建专祠,谥武壮,以其次子吴保初袭职主事。吴长庆好读书,爱人才,时称儒将。
太平军转战安徽,吴廷香创办团练,对抗太平军。咸丰四年(1854 年),战死庐江,清廷谕旨赐恤,赏云骑尉世职。五年,吴长庆袭职,安徽巡抚福济委其统领舒城、庐江团练。吴长庆痛父殉难,誓与太平军为敌,不共戴天。
八月,会合诸军攻克太平军要地桃溪镇,击退上派太平军援军,毁太平军30 余垒,升守备。十一月,安徽巡抚翁同书令其创办合肥东乡团练,以保合肥。翁同书因其护城效力,赏戴蓝翎。大败太平军英王陈玉成于华子岗,功加都司衔,赏换花翎。
咸丰十一年,奉两江总督曾国藩令,收复庐江,攻占三河。曾国藩即令其以所部500 人,创立淮军庆字营。并亲手书写“忠孝坚定,不可挠折”八个大字,赞其“忠孝”,以励庆军将士。不久江苏郡县被太平军攻占。曾国藩令其随福建延建邵道李鸿章赴援上海。吴长庆首战虹桥取胜,次克柘林、奉贤、南汇、川沙、金山,击退宝山太平军强悍援军。战后叙功,以游击留江苏补用。
同治元年(1862年),江苏巡抚李鸿章令其回籍添募勇练3 营。适太平军忠王李秀成进攻庐江,曾国藩即令其留营驻守,吴长庆慨然允诺,说道:“此桑梓邦,又吾先人殉节地,敢不勉”。遂麾军与李秀成战,将太平军击退。不久李秀成复集大军,再次围攻庐江,吴长庆登陴固守,伺懈出击,又将太平军击退,庐江城始保无恙。
同治二年(1863年)率营返上海,继续参加援沪战斗。七月,攻拔枫泾、西塘等镇,摧毁千窑巢太平军营垒,越级升为副将。十月,调往浙江镇压太平军。吴长庆采取偷袭战法,欲取浙江嘉善。在进攻张泾汇战斗中,夺取北岸桥垒,将城攻破。同治三年,率部进攻嘉兴府城时,左臂中弹丸,仍裹创血战,斩士卒在前进中回顾者数人,军中没有人再敢后退一步,皆蜂拥而上,蚁缘登城,破城而入,城即陷。积功以总兵记名简放,赏力勇巴图鲁名号。同治五年,分援浙闽,累克湖州、长兴、广德、漳州、漳浦等地,因战功卓著,旨交军机处记名,遇有提督、总兵缺出,尽先题奏。
张树声,字振轩,于道光四年(1824年)出生于肥西张老圩(今属紫蓬山管委会)。张氏家族是当地一个大家族,据家谱记载:张氏为清河郡,百忍堂。先世自江西迁合肥之南乡;明季有鏊公者,再由南乡迁西乡,世居周公山下。至张树声一代,已传衍十一世。张树声的父亲名张荫榖,是一位取得郡庠生 名号的读书人。张树声自幼生长于一个书香门第,其父治学以实行为先,沉潜经史,贯通大义,尤其侧重于经世济时之务,不屑于凡夫俗儒、记诵词藻的风气。
张荫榖学业勤勉,但科场却始终不顺,三应秋试皆未能中式。由于家口众多,食指浩繁,生计日渐蹙迫。无奈之下,他只得放弃举业,为生计衣食奔忙。每晚便教诸子读书,授解课文,剖析意旨,讲解不倦。同时还要他们临帖习字,众子在严父训导下,不敢懈怠,也能旦夕勉励,学识皆日渐精进,为以后事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文化基础。
张树声兄弟九人,他排行居长,二弟树珊、三弟树槐、五弟树屏,后来皆为淮军将领。树声受到家学薰陶,志向高远。少年时期,他刻苦用功,绩学励行,除重点攻读“四书”“五经”外,于天文、历算,地理、兵法等都有着浓厚的兴趣,在同时学友中甚为杰出,深得学界耆宿的赞赏,预言此子日后必成大器。不久,树声即以博学冠群,录取为县学廪膳生员(简称为廪生),就是可以获得朝廷钱粮资助的优秀生员。正常途径一般都是经过科举考试,考中者可以依次升为国子监学生(贡生)、举人、进士,取得功名,然后进入仕途,平步青云。
张树声平日凭窗苦读,但却无意于功名。每有客至,爱谈天下形势,“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深植在他的心中。离家不远就是周公山,传说为三国风云人物周瑜年轻时读书的地方,张树声幼时就特别崇拜周瑜,常和伙伴们登山游玩,来到山顶周公庙、周公洗砚池等处,凭吊这位古代文武兼备的英雄。他曾写有一首《过周公瑾墓》的诗中,就有“鼎足功收一炬红”,“半壁江山效死忠”之句,抒发了立志报国的情思。 清代咸丰年间,社会矛盾激烈,内忧外患,天下大乱。太平天国起义席卷大半个中国,捻军在淮河流域与之遥相相应,江淮地区到处土匪、盗贼猖獗横行。合肥西乡民众惶恐不安,父老乡亲经常聚集在士绅张荫榖家中,磋商应对之策。当时,各地有办理团练以自保之举,曾国藩就是在籍办理团练而创建湘军的。于是,张荫榖挺身而出,率先捐出家中存粮数百石,并动员富裕人家出资,贫穷之户合力,招募青年壮勇,亲率树声、树珊、树屏、树槐数子,在周公山下殷家畈筑堡垒寨(后扩建为今天的张老圩),创办团练,以图自保。团练初成,张荫榖便制定了条约纪律,定期集训,使得乡民同心,西乡局势得以基本稳定。他们还与周围不远处的大潜山刘铭传、紫蓬山周盛波、周盛传等部团练互相呼应,号为“三山”团练,声势较大。
当时西乡团练声势之盛,“百里之内,互为声援;贼来则战,去则耕;贼近则守,远则出击。” 不但地方官奉为上宾,时相招请出战;团练之间则是“寇至则相助,寇去则相攻,视为故常。” 据说,叶志超为谢先亮团练练勇时,途遇一女,强行抢夺过来。后来,却知此女竟是张氏兄弟的中表妹。其中有实力者如刘铭传,更思“乘时纠集团众,独树一帜,为异军之突起” 。据说,肥西几路团练一度准备加入太平军,会盟定议时,忽然大风刮断旗杆,刘铭传军师刘盛藻以为“天不助也”,遂未成行。
咸丰二年(1852年)十二月太平军攻克武汉后,沿江而下,很快席卷皖省。攻占安庆后,继续北进,所到之处,清军望风而逃,不战弃城。曾先后数围庐州,咸丰八年(1858年)还取得著名的“三河大捷”。在此期间,张家团练多次受清朝官府之命,受道员李元华指挥,在本县及六安、霍山、无为等地参与抵抗太平军的战斗。后来,又为李鸿章父刑部郎中李文安所招,在庐州一带围攻太平军。李文安去世后,张树声率部又回到李元华部下,曾外出至无为、巢县、潜山、太湖等地作战,累功被保荐为同知。由于他和李文安、李鸿章父子相互过从的关系,为以后随召集组建淮军打下基础。 同治元年(1862年),湘军统帅曾国藩由于“三河大捷”之役湘军大败,主力被歼七千余众,无力分兵援沪,命当时为其幕僚的李鸿章招募两淮营勇,组建“淮军”,以补湘军力量的不足。李鸿章受命后,正踯躅间接到曾虽其父办团练、抵御太平军的张树声派人送来的一道禀帖。帖中张树声洞陈安徽形势,表示了愿意投效的意图,还谈了合肥西乡团练的一些情况。于是,李鸿章即将此信转呈曾国藩,并附信写到:
张生血性忠义,历年办团带勇,现居庐六交界,结乡民筑数十寨以自卫。肥、舒贼不敢近,可谓疾风劲草矣。所陈皖事亦有体要,谨将原件附呈钧阅……
曾国藩阅信后,对张树声大加称赞:“独立江北,真祖生也!”于是,李鸿章给张树声复函,要其带刘铭传、周氏兄弟、潘鼎新、吴长庆等人来安庆建面。张树声接信后,立即奔走联络各家团练首领,凭籍李氏父子在乡办团练所建立起来的关系网,各团练头目踊跃响应,过程比较顺利。同治元年(1862年)新年一过,首批招募的树(张树声)、铭(刘铭传)、鼎(潘鼎新)、庆(吴长庆)四营陆续开到安庆集中。曾国藩对这批新招淮勇十分关注。各路团练来不久,曾国藩就在府中亲自召见张树声、刘铭传、潘鼎新、吴长庆等新任营官,以及准备充当营官的李鹤章、吴毓芬、吴毓兰、张树珊、周盛波、周盛传等十余名将领。以张树声领头,刘铭传等人排班而入:
靖达体修硕,而刘公短小精悍,文正迎至廊下。蹀躞往来,独步至两小时之久,未出一语相谘询。自靖达 以次,肃穆寅恪,鹤立鹄候,莫敢声咳。时壮肃 气最盛,以文正之侮已也,挥袖磨拳,势将用武。在此间不容发,文正遂笑迎之曰:“诸君均人杰也,今日之会,天其有意致中兴乎?已饬麾下列几筵,请与诸君聚饮,尽今日欢。”席次,畅谈用兵方略,规复计划,沆瀣相合,有如宿契。
曾国藩推重“相人术”,常常先凭对手下相面(即所谓第一印象)作出考评。观察下来,发现张树声最为沉着耐心,而刘铭传则性格暴烈,二人尤得曾国藩之赏识。未过几日,李鸿章正式移驻北门外新营盘,建立起独立的指挥部,标志“淮军”正式建立。曾国藩亲自“为定营伍之法。器械之用,薪粮之数,悉仿湘勇章程,亦用楚军营规训练之……” 。在淮军组建过程中,主帅李鸿章始终身在安庆,淮军初创时的主体部分——庐州团练,基本上都是由张树声联络邀约的;“树声为言刘铭传及周氏兄弟才武,左提右挚,各建旗鼓,淮军之兴实树声之倡也。” 由于李鸿章在庐州团练的各种关系和基础,也由于张树声的奔波劝说和积极倡导,淮军的组建、招募才得以比较顺利。因此,完全可以认为张树声是淮军的实际组建者或联络召集者。 淮军成军后不久,就在李鸿章带领下,自安庆乘轮沿江直赴上海。张树声带所部“树”字营,与刘铭传“铭”字营、潘鼎新“鼎”字营等13营,共约6500人一道前往攻打太平军。刚到上海时,当地官绅看到这些来自江淮乡间的士卒布巾裹头,衣衫褴缕,兵器形制杂陈、简陋不堪,“皆笑指为丐”。李鸿章则激励大家:“军贵能战,非徒饰观美,待吾破敌慑之,笑未晚也。”不久,淮军果然打了几场恶战,成功守沪,顿时令中外人士刮目相看。
在和太平军对垒中,张树声所率“树”字营,先后参加多次激战,虽多次损失惨重,但也立下不少军功,受到褒奖。其中如四江口之战、无锡荡口之战、攻克江阴之战、苏州之战,等等,或为主攻,或为伏援,或为突袭。其弟张树珊更是勇猛善战,屡立战功。其他如董凤高、王孝祺等都是树军猛将。在苏州之战中,李鸿章用招降之计,骗得太平军守军八王投降献城,得手后又背信弃义杀掉八王,导致牵线招降的洋人常胜军首领戈登与之翻脸。但城池已得,其奈我何!
随后,在李鸿章的率领下,张树声与刘铭传、周盛波等人率部又参加围攻常州之役,攻占常州,擒杀太平军护王陈坤书、佐王黄和锦等,刘铭传还在护王府中无意得到国宝“虢季子白盘”。同治三年(1864年)7月,湘军曾国荃攻破天京,太平天国终被镇压。此间,张树声前后数十战,因功从道员升至以按察使记名,获卓勇巴图鲁名号。
毋庸讳言,淮军在历次作战中,也是大肆杀戮、掠夺。初期,淮军本无军饷,全靠掠夺维持。据记载天京被曾国荃湘军攻破后,湘军入城多大肆抢掠,“各勇留营者皆去搜括,……担负相属于道。”湘军将领萧某“抢天王府金银,举火一焚以灭迹。”曾国藩向称治军严正,尚且这样,可知淮军也大体相似。淮军将领战后个个发财,家资巨万,难说与此无关。
不久,捻军又起,张树声再次率“树”军随从曾国藩剿捻。次年,受曾上奏保荐,实授直隶按察使,“树”军将交由其弟树珊统领。在湖北德安一次剿捻战斗中,张树珊因轻敌冒进,被大批捻军马队围困被杀。据说当时受伤倒地未死,捻军在查看时,发现他外着军服,内衬湖绸短袄,知非普通士兵,于是补上一刀身亡的。张树声得到弟弟死讯后,迅即赶来收拢残部,继续参加剿捻作战。后来,在李鸿章的指挥下,用刘铭传的“设围追剿”之策,终于同治七年(1868年)将捻军东、西两部先后镇压下去。捻军既灭,淮军各部处“铭”、“盛”等部外,其他大部裁革。树军也相应裁撤,后来,五弟张树屏就任太原镇总兵后,曾奉命招募6营,称为“树”字新军。 两江总督曾国藩对张树声的才干十分赏识,同治四年(1865年)五月即上奏任命他为徐海道,协助其处理地方事务,在本地几位同为团练出身、同时走出的淮军将领中,相对来说是较早的。吴汝纶后来评价:“树声以诸生值世乱,受知国藩,……在军、在官决事有程,暇辄不废记览,于淮军中最为儒将,其从行间入官及擢任疆吏,亦于淮军诸将最为先达。”
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后,于同治八年(1869年)奏调张树声担任直隶按察使,这是一个专管司法、监察、刑名的职务,也简称“臬司”。张树声到任后,立即着手清理积案。由于连年战乱,直隶一省的诉讼案件积压万余件。各级官吏为之疲于奔命,民生之困均由于此。曾国藩与张树声首先筹划清理办法,形成《清讼事宜限期功过章程》。然后,张树声实力奉行,不长时间将积案全数处理完毕。由于政绩卓著,张树声于调补山西按察使、布政使,不久再升至护理山西巡抚。同治十年(1870年),张树声升为漕运总督,此后又担任过江苏巡抚、署两江总督等职。
张树声在淮军诸将中,是除李鸿章之外最早得任督抚一品大员要职的,一直官运亨通。清代官制以文制武,非文途出身者难至督抚,武途出身积功一般只至提镇,难以再往上升至节制一方的总督、巡抚之位。刘铭传军功卓著,但因武将出身,官至提督后一直未能上升,最后清廷因迫于其保卫台湾,且逢台湾建省,才得以授其台湾巡抚之职的,这已是光绪十年(1884年)了。淮军将领中进士出身的刘秉璋 、潘鼎新 后来均出任督抚。有清一代,武员而至督抚者寥寥无几。
张树声任官期间能够勤奋努力、廉洁奉公,也取得一些值得称道的政绩。例如:漕运总督时根据实际情况,上奏朝廷,提出改河运为海运。原先漕运经由运河,但由于年久失修,节节浅阻,加之“黄水日益泛滥,运河愈形淤塞,……水落砂停,几成平陆。”因此,他力请将长江以北河运改为海运,保证了漕运畅通;在担任江苏巡抚及署两江总督时,张树声积极组织进行太湖流域水利兴修。太湖流域历经战乱之后,水道淤塞,洪灾不断。上奏朝廷后,他组织人员疏浚河港、修建桥梁水窦(涵洞)等等,“使入湖之水分出各港,畅流达海,不致下壅上溢。”并以苏、沪二厘局厘捐银二十九万五千余两,用于开支,不加重地方负担,当地百姓得到受益。
张树声还针对吏治腐败加以整治。当时为了筹饷,允许人员捐资补缺,江苏一省“各班捐省人员,分发到省道、府以至未入流,现计不下二千余员”,实在无缺可补。这些捐资者大多是抱着“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想法,任职之后难保不贪腐。因此,需要加以改正。但是,捐资补缺的做法“事关筹饷全局,何敢率议更张”,只能奏请朝廷,暂停江苏分拨,对吏治加以整治。
光绪元年(1875年),张树声丁母忧去职回乡。在故乡期间,他曾联合刘铭传等人在离故居张老圩不远处,创办“聚星书院”,请李鸿章、左宗棠等人题写匾额、门联,培养故乡人才;还曾应主持修复巢湖姥山文峰塔的吴毓芬之请,题写 “势如涌出”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至今石刻塔匾仍高悬塔中。光绪四年(1878年)起复后,张树声历任贵州巡抚、广西巡抚。其间,着力剿平黔、桂等地李扬才、蒙老忿等匪乱。光绪四年(1878年)进京觐见,受到当政的慈禧太后召见。召见中,慈禧询问了一些办理洋务、国家自强之策及地方民情的问题,张树声一一作答,并阐述自己的见解和主张。
光绪五年(1879年),张树声升任两广总督,成为权倾朝野的重臣。任上,张树声重视办理南疆海防、陆防,也顺应洋务自强的时势,开办了一些造船、办学、架筑电线、修建炮台等洋务,收到一些成效。值得称道的还有“禁闱姓”、“洋药土烟税釐”等项。所谓“闱姓”,实为一种类似于今天**的赌博方式,当地虽然屡经申禁,仍是愈演愈烈,“赌日盛而民日贫”。因此,他坚决反对有人提出的“开禁抽捐”之议,从严加以禁止。洋药、土烟实即鸦片。鸦片战争国门被西方列强打开之后,吸食鸦片实已无法禁止,但鸦片毒害尤深。张树声上奏朝廷,采取加徵税釐的办法加以控制,以期逐步减少民众吸食,在当时不失为一种无奈之举。 光绪八年(1882年)四月,李鸿章因丁忧回藉,奏由张树声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张树声接任不久,就遇到朝鲜发生内乱。以朝鲜国王之父李罡应为首的保守派,因不满国王李熙、王妃闵氏推行新政,以克扣兵饷为由聚集乱兵生事,冲击王宫,烧毁日本使馆,杀死日本练兵教头崛本等7人。日本领事花房义质连忙逃回国内搬兵。朝鲜国王、闵妃亦不知所踪,国内乱作一团。日本早有侵略日本之心,趁此事件正欲借端发事。当年农历是壬午年,所以史称“壬午事变”。
数日后,在中国天津的领选使金允植、鱼允中,向清廷禀报事实真相,请求宗主国出兵靖难。朝鲜古有“箕子之国”称谓,明清以来,向为中国的宗藩国。张树声接到报告后,一面上报总理衙门请示办法,一面致电李鸿章磋商意见。由于担心日本借机介入,而军机不可延误,张树声立即派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持自己亲笔信函,去山东登州见到“庆”军主将、官任广东水师提督的吴长庆,并约吴长庆至天津面商对策。吴长庆接信后闻变即行,立即赶赴天津。刚住进事前安排好的公馆后,张树声即带着一名随员,“微行至该公馆,密商派兵东征”。因为知道当时“日本在北京、天津都有间谍”,非得如此才能保密。
张、吴商定对日采取强硬外交政策的方针后,吴长庆立即赶回军营,发出紧急命令,预备开拔。数日内,由海军提督丁汝昌率“威远”军舰,及招商局“镇东”、“日新”、“拱北”等轮船,将吴长庆部五营近三千人马东渡朝鲜。登陆后,吴长庆、丁汝昌以及随行马建忠、袁世凯等人查明情况,采取迅速果断措施,缉拿主要凶手,设计扣押肇事主谋大院君李罡应并立即乘军舰解付中国,使事态迅速平息下来。日本领事花房义质搬兵来迟一步,刚到朝鲜港口,已见多艘中国军船停泊,“日本大将海军卿屯兵海口,相顾错愕,狡谋不敢发。” 最后被迫接受签约撤兵。这次军事行动运筹得非常成功,使中国在朝鲜问题上,与日本交涉中处于极其有利的位置,朝鲜转危为安,也使中国避免了唇亡齿寒的不利局面。
正是由于张树声能够及时果断、迅速调派淮军吴长庆部自山东渡海入朝,平息朝鲜内乱,杜绝日人觊觎,才较为顺利地使事件基本圆满解决。这次事件,是晚清时期中日三次纠葛 中,第二次取得胜利。事后,有人评价这一次如果还是李鸿章的话,以他一贯优柔寡断的作风,断不至如此迅速。张树声果断指挥成功处置事变后,清廷下旨:“此次朝鲜乱军生变,张树声相机调度,督率有方,著赏加太子少保衔”。 张树声前后两次任职两广总督。作为守护中国南疆的镇守大员,竭尽全力办理南疆海防、陆防,虽因时势所限、朝廷战和不定、官员相互掣肘,经历战败,饮恨终身。但其加强南疆海防、陆防思想的种种举措,还是取得重要作用,为后来中法越南战争“镇南关大捷”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
光绪五年(1879年)十一月,张树声就任两广总督不久,就对南疆海陆防问题作了实地察看和部署。两广东接福建,西连云南,有着千里海疆和越南边境。当时,法国已侵入越南南部,时时准备北侵。越南原为中国藩属之国,越南不保则中国边境不宁。对于法国蓄谋侵占越南、进谋两广的战略意图,张树声早有察觉和防备。当其还在广西巡抚任上,就命令统领左江防营的记名提督黄桂兰以出境剿匪名义,进入越南境内的谅山、高甲等地安插勇营,择要驻防,一边剿匪,一边加强防守准备。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南海边防日渐废弛。张树声看到原有虎门、长洲等处炮台或年久失修,或无人值守,一旦作战不堪一击;轮船一项更是空白。
光绪九年(1883)秋,法国开始侵略越南北方,越南国王请援,形势非常严峻。当时,张树声正在病休,闻讯立即奏请督师抗击,朝廷犹观望不决,来允。不久,战事转紧,清廷于是令其回任备战,张树声闻令即行,购带枪炮,奏调吴宏洛淮勇五营同往。同时,购带了部分当时较为先进的哈乞开司、毛瑟各兵枪和克虏伯过山炮。到粤后,立即派遣将领募兵训练,分布驻守各处要塞;并致电国外,订购克虏伯大炮二十余尊、毛瑟精枪数千杆,及水雷、电线、炸药、棉药等战备物资,刻期运到。
1884年(光绪十年)二月,中法越南战争正式爆发。驻越法军进攻越南北圻,清军陈得贵、徐延旭、黄桂兰等部不敌败退;不久,又失守重镇北宁。清军未能及时组织反攻,提督黄桂兰竟然因败感愤自杀。与此同时,驻扎越南的黑旗军刘永福率部英勇抗法,却数战皆捷。四月,朝廷以战败并应张树声自请,开其两广总督之缺,专门治军;不久又予革职留任处分,仍办理广东防务。五月初,清军潘鼎新、王德榜部在观音桥击败法军进攻,取得胜利。但此时朝廷却战和不定,忽而谈判,忽而开战,寄空想于外交调停。不久,法军转向进攻台湾,挑起第二阶段战争,突袭福建马尾船厂,南洋水师全军覆没。这时,清廷才被迫正式下诏对法宣战。
虽然张树声一心抗击法军入侵,但他此时已经重病缠身,“肝风旋动”,卧床不起了。只能依靠淮军旧将潘鼎新、吴宏洛,以及原属树字营的将领王孝祺、董履高等人在前线指挥作战了。后来,清军老将冯子材率苏元春、王孝祺、董履高等人,取得“镇南关大捷”,大败法军,收复凉山,终于打退了法军侵略的嚣张气焰。广西战场上的胜利,有力支持了刘铭传的抗法保台。 光绪十年(1884年)四月,张树声因病请开去总督缺后,专治军事。他亲驻黄埔行营,督率诸将备战。每日登山涉海相度形势,布置安排“拦河、阻船、安雷、发电、截击、援应”等各项军事准备措施。由于“炎暑郁蒸,海风尤厉,病体不支。……终以积劳过甚,受病已深,服药亦不效。”此时,张树声已经“萧然布被,伏枕支离,流涕呜咽……,昏瞀谵语,率皆部勒防劳,语或大呼开炮击贼。”最后,张树声因病势加剧,于九月初八日(10月26日)病逝于军中。
张树声是淮军将官中很有政治卓识的人。他临终前,冒着遭受谴责的风险,以“鸟死鸣哀,……垂死涕泣,不知所云,谨伏枕口授《遗折》”,委托继任两广总督张之洞、兵部尚书彭玉麟等人代为转呈清廷。他在《遗折》中痛陈国事,请及时变法以奠国家长治久安。他首先分析了当时大清王朝面临的国际形势:
泰西之人,负英鸷之性……挟其轮船枪炮之坚利,以与我中国从事。数十年来,俄罗斯侵轶于北方,日本窥伺于东海,英吉利由印度、缅甸以规滇、藏,法兰西据西贡、海防而谋滇、粤,雎盱怪状,日益难制。
当时,西方列强自北向南,有俄罗斯、日本、英、法各国环伺左右,但是,“中国蹈常习故,衣冠而救焚,揖让而拯溺,其何以济耶?”他希望皇上和朝廷能“断自宸衷,通筹全局,……中外臣工同心图治,勿以游移而误事,勿以浮议而隳功,尽穷变通久之宜,以奠国家灵长之业,则微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这是自己“终夜感愤,与世长辞,终难瞑目者也。”
这是一篇具有历史价值的文献。张树声看清楚西洋立国具有本末,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为其体,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为其用。今中国遗其体面而求其用,必无功效。所以他奏请清帝宸衷立断,毅然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换句话说,就是必须变法维新,方足以图自强。李鸿章等人所徘徊瞻顾不敢奏陈的意见,都由张树声以临死的哀鸣,披沥痛陈于清帝之前。其言虽未被采纳,而后来戊戌变法维新运动,张树声已树其先声了。
张树声病逝后,朝廷于十月二十三日下达谕旨:“张树声才识优长,勤能练达,战功卓著,由道员洊擢封圻,于吏治、营伍、驭远、筹防诸务,均能实心规画。……留办广东防务,正资倚畀。兹闻溘逝,悼惜殊深。加恩著照总督例赐恤。并将事迹宣付史馆立传。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同时予谥“靖达”。
张树声病故后,灵柩运回故乡肥西县,安葬于周公山西麓。张树声的遗著有《张靖达公奏议》八卷,为其幕僚何嗣焜将其历年奏疏143篇,编为八卷,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刊印成书。此书记载张树声从政后的一些决策举措,及其自强维新思想的发展过程,具有较高史料价值。另外,还有收录张树声书信、奏对等篇的《张靖达公杂著》一卷传世。
吴姓得姓始祖
泰伯。三千多年前,陕西岐山一带,有一周族部落,首领被称为周太王。周太王生有长子泰伯,次子仲雍和小儿子季历。季历的儿子昌聪明早慧,深受太王宠爱。周太王想传位于昌,但根据当时传统应传位于长子,太王因此郁郁寡欢。泰伯明白父亲的意思后,就和二弟仲雍一起逃到荒凉的江南,自创基业,建立了勾吴古国。商朝灭亡后,周朝建立,周武王封泰伯第三世孙周章为侯,遂改国号为吴。春秋时期,吴国被越国所灭,其王族支庶子孙不忘亡国之恨,便以国名“吴”为姓,泰伯也就成为了吴姓的得姓始祖。
吴姓起源
一、出自姬姓,以国为氏,为黄帝轩辕氏后裔。
吴姓人物早在炎帝、黄帝时就已存在。炎帝之臣有一叫吴权的,他的后代是我国乐曲的发明者。
那个因为勇敢剽悍,善于狩猎而以“吴”为称号的原始氏族,在尧舜以前的活动,《尚书》、《春秋》、《国语》、《史记》等经典史书都记载阙如,只有以广博、繁杂著称的宋人罗泌《路史·国名纪》中,才以吴权的氏族为第一个吴氏族。《路史》说,吴权是炎帝之臣。可见吴人最初是从属于炎帝、黄帝部族集团的。《山海经·海内经》记载了一个有趣、奇异的故事:吴权的妻子叫阿女缘妇,她与炎帝的孙子当时为黄帝之臣的逢伯陵通奸怀孕,三年后一胎生3子,分别叫鼓、延、殳。鼓和延传说是钟的发明者,也是乐曲的最早发明创制人。逢伯陵是姜姓和齐姓等族的始祖。
吴权属于远古的吴氏族,《路史》已说得明确,其实,吴权不但是人名,它还极可能又是氏族名。正因为这样,有的书又说吴权是颛顼时的人,传说各异,无须深究。陈明远《中国姓氏人全》说:吴权的后裔以吴为氏,成为吴姓的一支。
中华民族以黄帝作为共同的始祖之神,《路史·国名纪》的记载:黄帝的母亲,是古代吴人的一位女姓成员,名叫吴枢。
到颛顼帝时,又有个叫吴回的,他和其兄重黎先后担任火官——祝融。吴回是远古吴人中又一个杰出的半人半神的人物。他是颛顼高阳氏的曾孙,老童之子。到高辛氏(帝喾)时代,吴因迁居吴人之地而称吴回。吴回之兄重黎担任了高辛氏的火官,叫做祝融,后因办事不力被高辛氏帝喾消灭。这样,吴回接替重黎担任帝喾高辛氏的管火之官,任祝融。祝融之官的职责,一是观测天空的火星火宿,另外掌管部落用以照明、取暖、熟食的大火,这是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一件极神圣的事情。正因为如此,吴回担任祝融后,声威远振,死后被尊为祝融神,典籍把他列为中国远古的三皇之一。祝融与火打交道,死后成为火神,也叫“朱天菩萨”,乡间民俗,一遇火灾,则口中大呼“朱天菩萨保佑平安”,双膝跪地而拜。在五行学说的理论中,火与南方相配,于是火神祝融又成为五方帝中的南方之神。
吴回成为南方祝融部落的首领后,吴氏族不断发展壮大,并逐渐分离成八个氏族,昆吾氏就是其中之一。吴回生陆终,陆终娶西南鬼方氏妹一个名叫女媸的为妻,剖腹生产,一胎生出六个儿子:昆吾、参胡、彭祖、会人、曹姓、季连。这六个儿子,又各成为一个氏族的首领,拥有自己的姓和氏。昆吾氏是陆终的长子,本名叫做樊,他的氏族分离出去后,居住在昆吾,大约在今山西安邑一带,氏族被赐姓为“己”,以地名氏,叫“昆吾氏”。后来昆吾氏东迁至河南许昌一带。传说昆吾氏是陶器制造业的发明者,《说文解字》:“昆吾,圜器也,”昆吾本身就是壶的别称。昆吾氏的后裔繁衍发达,产生出昆吾、樊、昆、吾等姓氏。“吾”字古音与“吴”通,所以,又有一部分吾氏改用“吴”而成为后世吴氏的一支。《路史·后纪》:“昆吾”下注:“氏书又有吴氏”。如果说吴回从吴氏族同化于重黎祝融氏并分化为祝融八姓是古代吴人的一次离异的话,那么昆吾氏之后一支改从吴氏就是吴族的一次小小的回归。但这是《路史》的说法,至今尚未见到有吴姓自称为昆吾之后者。
帝喾时,犬戎部落有一个英勇善战的首领吴将军。吴人在高辛氏时,有一支加入西方犬戎部落,以狗为图腾。吴族中的一位杰出者,以英勇善战成为犬戎部落的首领,史称为“吴将军”。吴将军能征善战,与中原高辛氏领导的华夏部落集团为敌。帝喾高辛氏克敌无方,只好以重赏求才:谁能砍下吴将军的人头来见,就许诺将自己两位美丽倾城的公主嫁他为妻。诏令下达后,无人应征,后来高辛氏身边养的一条狗杀死了吴将军,娶了公主。
夏代少康时有个人叫吴贺,他以善射著称,曾和当时的神箭手后羿比射,《帝王世系》载有其事。《中国姓氏大全》说:“传说中夏代国王少康时有吴贺,其后有吴氏”。吴贺见于《帝王世纪》,他曾与羿比射。其实,吴贺就是古代吴人中的一员。吴人所建立的氏族政权即吴,它在夏商时代一直存在。《路史·国名纪》就说:“(商)纣时亦有吴伯。”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也是吴姓历史上记述的远古初祖,他居住在姬水流域(约在今陕西北部),以姬为姓。相传黄帝娶了四位贤淑的妻子,生了25个儿子,其中得姓者14子,其后分14支部族。黄帝正妻嫘祖所生的两个儿子玄嚣、昌意继承了黄帝的本姓姬,吴姓就是从玄嚣这一支传递下来的。玄嚣的第四代孙高辛氏帝喾做了当时部落联盟的首领,他娶有邰氏之女姜螈为正妻,姜螈是周族的母系祖先。古《诗经》记述了关于姜螈生周族首领弃时的传说。相传姜螈一天出去游玩,看到一个巨人的脚印,出于好奇,用脚踩了一下,回家后竟有了身孕,后来生下一个男孩,姜螈对此又惊又怕,把这孩子视为怪物丢到荒郊野外。然而更奇怪的现象发生了,先后有牛羊来喂养他,樵夫来解救他,大鸟用翅膀温暖他,致使这孩子三弃而不死。姜(女原)认为一定有神灵保佑他,于是就决定抱回去抚养他,并因此为之取名弃。弃小时非常聪明,喜欢模仿大人的样子种植麻、豆之类的庄稼,成年后非常善于农耕之事,他一眼看上去就知道一块地适合种什么庄稼,因此,附近的老百姓纷纷效仿他,尊他为农师。
弃被后世周部落奉为先祖,世称之为转周弃。周弃大约生活在舜、禹时期,他曾协《助大禹治水,为大禹的农官,故世称后稷。周弃死后,被后世奉为农神后稷。终夏之世周弃子孙世为夏代农官。传至不窋之时,正值夏代末年,《史记·周本纪》记述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夏代末年政局混乱,周族首领不宙不再做夏农官,他率部族迁徙到了戎、狄等少数民族居住的西北地区。周族生活在戎、狄之间,经常受其骚扰,从不窋到古公亶父十余代,周部落一直在不断地奔窜、迁徙之中,但他们仍能父子相承,世系保持不乱。公刘时期,周部落为躲避戎、狄的侵扰,又举族迁居到豳地(今陕西省彬县一带)。豳地土地肥沃,周人在这里恢复了祖先的农耕传统,农业得到发展,百姓生活富足。周族在首领公刘领导下开始了复兴,《史记·周本纪》描绘了当时周人富足的社会情景:“行者有资,居者有蓄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归焉。”因公刘在周族发展史上贡献很大,周人作诗《公刘》来歌颂他、纪念他。
公刘下传数代到古公室父时,中原已进入殷商时期,这时周人又受到戎、狄的侵扰,在古公亶父率领下被迫离开豳地继续迁徙。周人一路南迁,他们爬过梁山,渡过漆水、沮水,到达岐山下的周原(今陕西省岐山县一带)。周原可谓周人居住的祖地,这里土地肥沃,适合多种庄稼生长,古公亶父一改周人沾染上的戎狄游牧民族生活习惯,建立城市和村庄,让族众过定居的生活,并在周人氏族制度的基础上设置了官职,建立了近似国家职能的行政管理制度。周人、周族的称呼就是因为古公宣父及其部落定居周原而来。
古公亶父是周人的一位重要首领,他发扬光大了周人数代奋斗的事业,为周人取代商建立周王国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后世周文王称其为太王,《诗经·宓宫》中有歌颂他的诗句:“后稷之孙,实维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孟子则把其作为一位仁君加以颂扬。在吴姓的一些家谱中,尊古公室父为上古最近先祖。周人自古公室父始进入了稳定发展时期。
古公亶父有三个儿子,长子太伯、次子仲雍、三子季历,全都非常贤能。其三子季历娶殷商挚仲氏之女太任为妻,太任和文王之妻太姒在我国古代被公认为贤妇人,为周族的兴盛起过重大作用。太任为周族生下昌,昌即是为周灭商打下雄厚基础的周文王。相传太任生昌时曾出现吉祥的征兆,昌自小天资过人、品德高尚,深受祖父的喜爱。古公亶父甚至把振兴周族的理想寄托在孙子昌身上,有时当着众人的面情不自禁地说:“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
按照周人的社会传统,古公宣父去世后,应有长子太伯继承王位,如太伯早死,接位者应是仲雍,季历排行第三,不可能有机会继承王位,昌作为季历之子更没有机会继承王位了。
古公亶父生病了,太伯和仲雍借口外出为父亲采药,离开了周原。史书记述,兄弟俩从陕西岐山一带出发,来到荆蛮吴越地区(今天的江浙省一带),吴越地区居住着原始落后的少数民族,他们和中原风俗迥异。兄弟俩入乡随俗,纹身断发,在周人看来这哥俩已成为蛮人、残人,再无资格继承王位。
太伯、仲雍奔吴后,季历得以顺利继位,后传位给文王昌。周文王昌不负祖父古公亶父的厚望,为灭商振兴周族苦心经营,他生前虽未能灭商,但三分天下,周据其二。其子武王发继位后,向商王朝大举进攻,四年后,一举灭商,建立起周王朝,最终完成了复兴周族的大任。周初,太伯、仲雍受到周王朝表彰,其后裔受封于吴,建立起强大的吴国,后世吴姓子孙则多把太伯、仲雍尊为得姓始祖。
按照古史的记述,太伯、仲雍所到达的荆蛮地区,就是今天的江苏南部太湖流域的无锡、苏州一带。太伯、仲雍一支就是古书记载的痰阳诸姬(古代居住在汉水北岸的周人的分支)的一支,他们与楚国为邻,楚国是为五帝之一的颛糠帝后裔所建。楚国强大起来以后,汉阳诸姬受到来自楚人的威胁,被迫迁徙,其中太伯、仲雍一支,东迁到江苏吴地,征服了当地土著居民,建立了吴国。《史记·吴太伯世家》说:“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二,吴,在蛮夷。”武王克商后,分封太伯、仲雍后裔,其中的一支又分封到太伯、仲雍始迁之地虞,即山西虞地,另一支留封于当时尚未开发的东南之地吴。不管后世对其迁徙过程有多少种解释,但姬姓周人太伯、仲雍一支最后到达了江苏古吴地是没有争议的。
太伯建吴
太伯、仲雍到达江苏吴地后,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受到当地土著吴人的普遍欢迎,他们纷纷前去投奔。太伯、仲雍兄弟周围很快聚集了一千多家吴地百姓。他们被太伯、仲雍兄弟的高风亮节、仁义之德所感化,自愿拥立太伯为君长,因太伯所居处属吴地,故太伯在这里建立的姬姓国家称“句吴”(句为发声词头,无实际意义),简称吴。
太伯建吴之时,已到了殷商末年,中原诸侯混战不已。太伯恐怕战乱涉及吴地,影响吴地人民的生活,就在今江苏无锡市东南梅里营造了一座城市,相传此城的内城周长三百步,外城周长达三百余里,人们在里面像生活在世外桃源里一样,耕作种庄稼,自给自足,生生息息,不受外界干扰。太伯无子,他去世后,仲雍继立为吴君,他把哥哥太伯葬在无锡梅里,后人在其坟墓附近修建至德庙来纪念这位让贤的吴姓先人。
江苏省苏州、无锡一带有关太伯遗迹很多,至今无锡市东的鸿山(又名梅里山)仍存有太伯墓,是江苏省重点文化保护单位之一,墓用青色大理石砌成,周围常年绿草如茵,墓碑呈正方形,刻有“泰伯墓”三个古朴典雅的篆书大字。
相传太伯去世后,吴人无不悲痛欲绝。太伯入葬那一天,吴人纷纷前去送行,因太伯生前喜欢种麻,人们就各采一束麻子在腰间,以表达对太伯的怀念和哀悼之情。此后这一风俗在民间流传了数千年,一直到今天,为去世的长辈披麻戴孝仍为中华民族某些地区的丧葬礼俗。
太伯没有子孙,后世吴姓人称其为开氏始祖,称其弟仲雍为吴姓传代血缘始祖。仲雍接任吴国国君后,继续开拓哥哥所奠定的基业,在吴姓发展史上,仲雍其地位仅次于太伯,可谓至德第二人。仲雍去世后,吴人把其葬在吴国虞山。仲雍墓在今天江苏省常熟市西北虞山山腰间, 仲雍墓门在山麓下,面临北门大街,门前牌坊是清乾隆年间所建,上书“敕建先贤仲雍墓门”,进墓门,沿山坡往上先走数十步,可见有第二道牌坊,正面刻有江南督学使曹秀先题写的“南国恭友”四字。墓穴前立有第三道牌坊,正面有“先贤虞仲墓”五字横额,两侧石柱上刻有一幅对联:“一时逊国难为第,千载名山还属虞。”墓上立有四块墓碑,正中一块为清康熙年间所立,石碑保存完整,上刻有明江南巡按御史路振飞的题字,“商逸民虞仲周公墓”。仲雍至今仍为常熟一带人民所景仰,仲雍葬地虞山已成为海内外吴姓子孙寻根问祖之地。
仲雍下传四代至周章,周章在姬吴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念念不忘自己是周人的后裔,故名为周章。周章继位做吴君时,武王已灭商,建立了周王朝。周初实行分封制,封周王亲族、灭商功臣、历代先圣后裔到各地做诸侯。周王朝寻找太伯、仲雍后裔封诸侯,因周章已做吴君,就因地正式封周章为句吴国君,周章之弟仲被封在周原附近的虞(今山西平陆县境内),列为诸侯,建立了虞国,其后人以虞为姓。仲因此称为虞仲,如其先祖仲雍同号。
吴、虞兄弟之国,历经整个西周,传国十余代,一直到东周春秋时期。
春秋时期中国社会出现了大变革,周天子丧失了号令天下诸侯的权威,人们不再遵从传统礼法,各诸侯为扩张自己的地盘掀起了兼并战争,可谓礼崩乐败,天下大乱。虞国当时是一个小国,版图面积不过今天的山西平陆一县,它北邻强大的晋国。晋是周成王之弟叔虞的封地,它和吴、虞、虢同属姬姓封国,起初不过是方圆百里的小国,但经过晋国君主数代经营,版图日益扩大,到春秋初期已成为诸侯强国。春秋时期的晋 国国君晋献公是个野心勃勃的君主,他一心想扩大晋国国土,称霸诸侯。
虞国和虢国(在今河南省陕县)位于晋国南方,控制着晋国南下中原称霸的通道,因此成为晋国首先兼并的对象。虢国和晋国之间隔着虞国,为避免虞、虢两国联合抗晋,晋国采取了各个击破的策略,先灭虢然后再破虞。公元前658年春天,晋国大臣荀息和晋献公密谋,设计了一个“假虞伐虢”的阴谋。晋臣荀息出使虞国,以晋国出产的名马、垂棘出产的玉璧向虞公行贿,请求虞国借道给晋讨伐虢国,虞公果然上当,不仅答应借道给晋国,而且还答应出兵助晋攻虢。宫之奇是虞国著名的贤臣,深为晋国所忌讳,史书记载:“虞有宫之奇,晋献公为之终夜不寐。”他听说此事后,急忙面见虞公,力陈借道于晋讨伐虢国对虞国的种种不利后果,但是虞公听不进去。此前,虞国边城墩邑曾遭西邻冀国侵犯,晋国看到事态的发展对自己不利,就出兵讨伐冀国,解除了虞国的危机。在虞公看来,这次晋国讨伐虢国,虞国理应助晋伐虢。晋臣荀息终于说服了虞公,晋虞联军进攻虢国,虽未灭虢,但极大削弱了虢国的力量。三年后,晋国看到灭掉虞、虢两国的时机已经成熟,又重施故伎,再次向虞国借道伐虢,大臣宫之奇听到后惊恐万分,他断定这次晋国借道伐虢,回师途中必定灭虞,急谏虞公,力阻借道于晋。
虞公不听劝谏,同意借道给晋。宫之奇无可奈何,他预知虞国行将灭之,就率族人离开了虞国,临行前叹息着说:“虞国恐怕连腊月祭祖的日子也等不到了。”三个月后,晋军灭虢,回师途中又灭掉了虞国。自周章之弟仲封虞,虞国共历 12君。虞国灭亡后,后裔为纪念故国以虞为姓,虞姓一直延续至今,这是姬吴的早期分支,与吴同属太伯、仲雍之后。
吴国与吴姓
北吴虞国被灭亡了,南方吴国却兴盛起来,成为春秋时期的大国,曾一度称霸中原。自周章接受周天子封号下传到寿梦已历十五代,寿梦做吴君时,历史已进入春秋时期。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吴国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吴国国力增强,已敢于与中原强国抗衡。寿梦在位期间,中原以楚晋争霸为主,两国之间发生了城濮之战,这次战争,楚国虽然失败,但实力未损,楚庄王时又卷土重来,楚与吴越结盟重新对抗中原大国晋国,此后楚军又北上与晋爆发了邲之战,这是楚晋争霸以来的第二次大战。邲之战楚国战胜了晋国,使楚国的霸业达到了顶峰,陈、蔡、郑、宋以及淮泗流域的其他小国都降服于楚。失败后的晋国时刻寻找机会想战胜楚国,因此,晋楚间小规模的战争接连不断。为调解晋、楚之间的争端,避免各国受到牵连,公元前579年,以宋国大夫华云为主发起了解除楚晋争端的“弭兵之盟”,但不久即告破裂,楚晋两国仍处于明争暗斗之中。后来,楚国国内发生权力之争,楚国大臣申公巫臣因与楚国令尹(相当于宰相)子反争夺权利,失利后逃到了楚的敌国晋国。他蓄意报仇,向晋国献计献策削弱楚国。晋国采纳了申公巫臣联络新兴的吴国以牵制强楚的建议,并派申公巫臣代表晋国出使吴国。申公巫臣在吴国教习吴人兵法战阵,训练吴人采用中原兵车作战,怂恿吴国讨伐楚国。吴国一年内数次出兵,在吴楚边境声东击西,楚国疲于奔命,国力减弱,吴国从此开始强大起来。
吴王寿梦生有四子,长子诸樊、次子余祭、三子余昧、四子季扎。其中季扎精通中原文化,智慧而又仁义,有远祖太伯、仲雍遗风,寿梦想把王位传给他,季扎认为这样做破坏了嫡长子继承制度会引起内乱,坚辞不就。寿梦只好立长子诸樊为太子。寿梦临终时留下遗命,将来一定要传王位给季扎,吴人也要求立季扎为君。季扎为了躲避就君位,离家逃到了荒野之中。诸樊不得已只好做了吴王,并立下规矩,他百年后,君位继承采取兄终弟及制,一定要把君位传给季扎。吴王诸樊一心要传位给弟弟季扎,就不太爱惜自己,打仗时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公元前508年,诸樊亲自率军伐楚,直逼楚国边境城市巢邑(今安徽巢湖市)。楚国巢邑守将牛臣对部下说:“吴王做事勇敢而轻率,如果打开城门,他必定第一个冲入城来,我埋伏在城门,乘机射死他。他一死,楚国边境就安定了。”楚卒按吩咐打开城门,诸樊果然抢先冲入城门,被躲在暗处的牛臣一箭射死。诸樊在位13年,按约定传位于余祭。余祭即位后,封四弟季扎于延陵,故季扎又号延陵季子。余祭在位期间,因季扎通晓周礼,曾代表吴国出使中原诸国。余祭在位4年,死后传位于三弟余昧,余昧在位17年。此时吴国霸业初成。余昧死时,遗命传位季扎,了却了父兄的心愿。吴国百姓也要求季扎继承王位,季扎仍旧谦辞,后见难以推脱,再次出逃。
季扎出走后,吴人立余昧的儿子僚为国君,这引起诸樊之子公子光的不满。公子光认为自己是诸樊之子,叔父季扎推位后,按继承顺序,理应由他继位。于是公子光“阴纳贤士,欲以袭僚”,夺取王位。这时,楚国楚平王听信谗言,诛杀了楚国大将伍奢,伍奢之子伍子胥逃亡到吴国,后来被公子光收留。伍子胥为人勇敢而有谋略,他得知公子光的意图后,就把逃之途中结识的勇士专诸推荐给公子光,专诸受到公子光的极高礼遇,他愿意为公子光效命刺杀吴王僚。
公元前515年,吴王僚乘楚平王死去楚国举行国丧之际,派弟弟盖余、烛庸率军伐楚,同时又派季扎出使晋国,观察中原诸国的动向。楚国早已做好准备,派大军截断了吴军的退路。吴军进退两难,吴王僚的两个弟弟盖余、烛庸不能回归吴国,吴王僚坐立不安。公子光见时机成熟,假意宴请僚,让专诸伺机刺杀僚。据《史记》记载,吴王僚为防万一,自王宫至公子光家,沿路设护卫军士,连公子光家堂前、阶上、席旁都有卫兵带刀护卫。公子光推说足疾故意离开现场,而在窟室中布上带刃甲士。专诸把匕首藏在炙鱼腹中,借献鱼之机,得以靠近了吴王僚。专诸突然拔出鱼腹中的匕首,刺死了僚。此匕首就是名传后世的鱼肠剑。混乱中,刺客专诸被吴王僚的卫士砍死,公子光率窟室甲兵杀散僚的卫兵。公子光自立为王,是为吴王阖闾。为感谢勇士专诸,阖闾封专诸之子为卿,重用伍子胥执掌国政。远在楚国作战的吴王僚的弟弟盖余、烛庸听到公子光弑君自立的消息后,感到大势已去,弃军逃走。后来兄弟俩又投奔了楚国,楚把养邑(今河南省沈丘一带)分封给他们。从此,吴王余昧的后裔就在河南沈丘一带繁衍生息其后代分别以两公子的名字盖余、烛庸为氏,成为姬吴的两大分支。
季扎回国后,不愿看到吴国再闹内乱,就承认了阖闾为君的合法性。《史记》记载季扎说:“苟先君无废祀,民人无废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谁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乱,立者从之,先人之道也。”
吴王阖闾即位后,实施富国强兵之术,他立城廓,设军备,实仓廪,治兵府。相传现在的苏州(古称姑苏)就是伍子胥协助阖闾修建的都城,姑苏城仿效中原城廓的建设,又兼及南方水乡的特点,它周长47里,有 8个陆门,8个水门,是一座设计精巧、攻守兼备的都城,它的建成提高了吴国的军事实力。在伍子胥推荐下,著名军事家孙武从齐国投奔吴,把自己著名的13篇兵法进献给阖闾。阖闾为测验孙武兵法,在宫中选了180名美女充当士兵,以两名爱妃做首领,让孙武试演。演习过程中,两位爱妃对孙武排兵布阵视如儿戏,在孙武三令五申下仍嬉笑不止。孙武按照军事法令斩杀了阖闾的这两位爱妃。据史籍记载,阖闾痛失两位爱妃后,食无味,寝不安。然而阖闾看到孙武确有用兵的本领,就没有责怪孙武。他任用伍子胥为谋主,孙武为将军操练军队,为进击强邻楚国做准备。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与伍子胥、孙武率兵大举攻楚,在唐、蔡两国军队的引领下,吴军五战五胜,长驱直入楚国都城郢,楚昭王逃跑。伍子胥找不到楚王,就掘开平王之墓,鞭尸三百,报了杀父之仇。楚国忠臣申包胥指责伍子胥鞭打王尸无道之极。伍子胥解释说:“吾日墓途远,故倒行而逆施之。”后来,申包胥不畏路途险远,远奔秦国求救兵。申包胥感怀祖国君民蒙受苦难,在秦宫庭外,痛哭了7天7夜,终于感动了秦王。秦答应发兵救楚。秦楚联军击败了吴军。战乱中,阖闾之弟夫概乘机回国自立为王,阖闾闻讯,立即领兵回国击败了夫概,夫概率残余逃到了楚国,楚昭王封夫概于棠溪(今河南省遂平县一带),其后裔以棠溪为氏,这是姬吴的又一分支。
阖闾回吴后重整军备,一年后再度伐楚,占领了楚地。公元前504年,吴水军打败楚水军,俘获楚国两位水军将领和七位大夫,随后楚陆军又在繁阳(今河南省新蔡县北)失利于吴军。楚元气大伤,国内人心惶惶,楚昭王被迫迁都,吴王阖闾的事业可谓达到了顶峰。
吴国的南方邻国是越国。历史记载,越国乃夏禹之后,是夏后帝少康的庶子南迁建立的国家。越国和吴国一样,统治阶级是中原贵胄之裔,人民大众则为当地土著居民,习惯文身断发。到越王允常时,夏禹之裔已传20余代,吴越曾发生战争。吴响应晋牵制楚,楚则利用越来牵制吴。公元前 537年及公元前518年,越曾两次助楚攻吴,吴越属敌国关系。打击楚国后,吴王阖闾一直伺机攻打越国。公元前496年,越王允常死去,勾践继位。吴国乘越国举行国丧期间出兵伐越,越国勾践率军抵抗,两军战于携李(今浙江省绍兴县)。由于吴国发动的是侵略战争,越国上下齐心一举打败吴军。战争中吴王阖闾伤了脚趾,吴被迫退兵,途中阖闾的伤趾继发感染,生命危在旦夕。阖闾临终前嘱咐太子夫差:“你不要忘记是勾践杀害了你的父亲!”夫差满含泪水答应说:“一定不忘报父仇!”阖闾死于归国途中。
阖闾死后,夫差即位,是为吴王夫差。他不忘父仇,时刻准备伐越。他让属下立于他经常出入的宫门之处,每当夫差经过,下人就大呼:“夫差,你忘了越国杀死你的父亲吗?”夫差就回答:“不敢忘,三年一定报仇。”夫差以此勉励自己,他继续重用伍子胥,又封楚国亡臣伯嚭为太宰。经过三年准备,吴王夫差厉兵秣马,准备大举伐越以报父仇。公元前494年,吴越两军相战于夫椒(今太湖椒山),吴军士卒以复仇为动力,个个勇猛善战,一举击败越军,攻入越境。越王勾践只剩下5000甲士,退守会稽(今绍兴市郊一带)。越王为避免亡国,接受了大夫文种的建议,“卑辞厚礼”向吴求和,条件是勾践入吴为吴王臣仆,夫人为奴婢,进献宝器,越可免于亡国。
夫差洋洋自得,准备接受越国的请求。伍子胥劝谏夫差说,吴越同处三江之地,其势不能并存,勾践是位有能力的君主,加上范蠡、文种等良臣的辅弼,如不及时歼灭,其后患定会无穷。正当吴国君臣争议不决之时,越国送上美女、宝物贿赂太宰伯嚭,请伯嚭劝说吴王夫差接受越国纳贡称臣。伯嚭本来就妒忌伍子胥,他接受了越王的贿赂后,一再劝说夫差接受越国求和。夫差听信了伯嚭的劝说,接见了越国求和的大夫文种,在吴国朝廷,伯嚭和越国大夫文种一唱一和,文种委婉地暗示夫差,一旦越国得不到吴王的宽恕,勾践将会杀妻灭子,毁坏宝器,凭借剩下的5000甲兵与吴拼个死活,吴国到头来将一无所获。夫差最终接受了越的和议条件。伍子胥闻讯无可奈何地叹息说:“20年后,吴国就会变成废墟了。”
吴越讲和后,越成为吴的附庸国,勾践夫妇及其大夫范蠡等300余人到吴国为吴王服役。相传,勾践为夫差养马,做了马夫,勾践夫人为吴王打扫宫室,夫妇俩表现出毫无反抗之意。为进一步麻痹、消磨夫差意志,越国又送上美女西施,对越王勾践完全放松了警惕。7年后,夫差准许勾践回国。勾践回国后不忘国耻,每晚睡在柴草上,并在门边挂一串苦胆,进出之时都要尝一下苦胆,扪心自问:“你忘记战败后的耻辱了吗”他像
吴长庆的平乱朝鲜
本文2023-10-06 14:55:34发表“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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