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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槐堂王氏得姓自周灵王太子晋，得派自太原，分支于全国乃至世界各地。三槐堂是北宋初年王祜在自家庭院手植三棵槐树而成名的，后人将王祜的祖父王言（唐末任梨阳县令）追尊为三槐堂王氏始祖。因此，三槐堂第一代为王言，第二代王彻（王言长子，余不详），第三代王祜、王祉，第四代即王祜所生三子，长子王懿、次子王旦、三子王旭（王祉有无后裔不详）。第五代十人，即王懿生子王睦、王琼、王贽三人，王旦生子王雍、王冲、王素三人，王旭生子王粹、王质、王玄、王瑞四人。第六代，有记载的共二十人，他们是：王克、王准、王恰、王整、王检、王靖、王厚、王固、王坚、王巩、王本、王硕、王凝、王常、王奥、王毖、王规、王复、王元、王忖等，其中王固、王常、王奥、王巩是王素的儿子。第七代中的王皋（王巩之子，字子高，殿帅府太尉），为三槐堂南渡三沙始祖，王皋的兄弟以及他的前辈（王言之后裔）均为其他支派的三槐堂王氏。

三槐堂南渡三沙王氏，是指北宋末金兵入侵、宋高宗南渡时，三槐堂第七代王皋举家护驾孟太后（又称隆祐太后）、后又护驾宋高宗南渡而来，定居苏州荻扁乡（又称荻川），生三子：长子王易，字吾置，袭殿帅府太尉，迁太仓沙溪，称东沙支；次子王铎，字吾伍，世守荻扁乡，称中沙支；三子王胤，居无锡沙头，称西沙支。东沙、中沙、西沙各支均以王皋为第一世。三沙王氏后代几经迁徙繁衍，散居各地，枝繁叶茂。下面略述迁居江阴的各支。

东沙第九世，有贵八公于元代中期迁居江阴砂山化成乡（周庄镇）万安桥，是为三沙王氏江阴始迁祖。第十世，其堂侄士珍公、安一公（均为贞三公子）迁居祝塘（士珍后裔为民支，安一后裔为军支），恒（贵二公子）、敏（世荣即贵七公子）于元至正末年自常熟尤泾里徙江阴顾山古塘。恒孙裕（第十二世）复徙常熟山塘，为山塘始迁祖；敏则世居古塘，是为古塘始迁祖。

敏生二子，即十一世堂、恕。堂（1325—1357）字希太，生三子：善、和、彝；次子恕，字希仁，生二子：即十二世礼、贤。贤字思中，有才名，喜吟咏，有诗集行世，贤生三子，即十三世俊、伦、伟。伦嗣于礼为后，生五子，即十四世溱、洧、洪、格、澄，五人生子达十五人，俊之孙七人，其时天下太平，古塘王氏经三代人之努力，开始进入家族繁盛时期，蔚为古塘之大族。伟字隐南，游学江阴，定居华溪，为不忘古塘祖地，更名华塘（现江阴市徐霞客镇峭岐地区），生子四人，孙十一人。

贵八公后裔第十二世元吉迁居江阴千家场斜坝、杨舍花园，第十三世林迁居江阴谢家桥黄泥坝（现江阴市城东办事处辖境内），檎迁居横河巷头上、沙湖碾砣桥（现江阴华士镇与张家港市杨舍镇泗港街道相邻区域），森迁居江阴唐沙（现江阴市城东办事处辖境与张家港市金港镇相邻区域），贵二公后裔第十三世经迁居江阴北漍镇（现与顾山镇合并）清水洞桥。

中沙第十世，有吉一公迁居江阴华墅（称在镇支），吉二公迁居江阴清化乡（称清化支，清化乡1949年后分属周庄镇、华士镇）。第十一世，有子良公迁居江阴马嘶水潭，以道公迁居江阴南新桥（今均属新桥镇）。第十二世，有居敬公迁居江阴云亭。第十三世，有维善公迁居江阴筑塘梧村（今属华士镇），庠公迁居江阴杨舍白鹿（现张家港市杨舍镇白鹿街道）。

西沙第十世，有天民公迁居青旸镇南马家湖（今属青阳镇桐岐办事处），其弟天惓公迁居马镇东常村（今徐霞客镇上东村），东常后裔又迁居泗河镇时家圩（今南闸街道），嵩公迁居江阴宝池乡（今周庄镇北部）。第十二世，有让公迁居江阴荡南（今属祝塘镇）。第十三世，有文度公迁居江阴，其后裔又分沙头支、无锡在城支。今年调查，又发现西沙二世王胤长子之后裔生活于江阴桐岐（现亦属青旸镇桐岐办事处）王家弄村，正准备续修新谱。

据有关资料，三沙王氏现有东沙分支八十一支，中沙分支四十一支，西沙分支一百六十八支，三沙合计共有二百九十个分支，堪称三槐一脉中的一个大家族。

东沙王氏始迁江阴古塘祖王敏，据《东沙古塘王氏宗谱》卷七《世系表》记载：“敏，贵七子，字伯明，仕元为荣怀元帅府万户，尝设关扼伪吴，有保土功。至今称王万户关及王舍人桥，遗迹尚存”。其事迹在王应辰《古塘始祖万户伯明公传》中有较详细的记载，元末明初在张士诚准备渡长江南下之际，“公相视地势，仗义誓众”，集合乡兵以备。在张士诚渡江至福山后，“将因粮于四境，怵公有备，不敢犯，独公所保，克全无害，人皆服公先见。”“以故数十里内，烽火无惊，纺不停经，耕无悬耜 ，士民德公甚，为梁以旌公伐，至今土人犹名王舍人桥。”“自丙申（1356）讫丁未（1367）前后十二年，公且战且守，务在保境安民，终士诚之世。”

古塘王氏真正兴旺发家，始于王伦。王伦（1418—1499），字德常，号西岩，为东沙王氏第十三世。自此古塘王氏人才辈出，有经营工商业的，也有通过科举考试而进入仕途的，再有世守田里而务农的，在手工业、政界、农业、文化等领域中作出了一定贡献。现已了解到，王伦兄俊，后裔居地有小墅桥东街、常熟祁村南王家巷、常熟小东门钟楼头、后巷里、五房庄、常熟小石桥等。王伦第五子澄，生四子（第十五世）：授、抚、揖、按，居地有瑶岸、曹家庄、赵家巷、上车场（今周庄镇路口桥下沙里）、锡城中市桥、华德桥、西塘市、长泾镇、马镇一保南巷、常熟菜园村、石井苏庄、云亭北街等。

明清之际，由于战乱，古塘王氏不断向外地迁徙，以求生存。其中，有迁居无锡县五房庄、后巷里、南龚巷、荡上等，又有徙居常熟县河头大坝、车路坝、南村坝，也有迁居江阴长泾镇、董庄桥及北渚等地。以上仅为顾山古塘王氏部分迁徙分布情况，尚不包括以上迁徙地后又再迁的情况。

明朝正统年间，王伦弟伟（字德彰，号隐南）游学至江阴凤过乡（也称凤戈乡）见华（花）溪地面，水清土厚，可乐可耕，遂迁居于此，并改名为“华塘”（花塘），意思不忘顾山古塘之意。后至十五世时，子孙留居华塘（前王村、后王村）者外，有迁居蓉湖柳塘（今江阴月城及武进芙蓉），后有迁居善政桥、晖墩、丘村等地者。

现根据华塘原谱记载及其他已独立修谱的资料归纳其后，华塘王氏的分布大致为：

峭岐：前王村，后王村，陈铁村，小村上，庄家村，凤戈庄，孔家浜，楼下，灰墩汪家村，西张村，邱缸爿，钓台村，上场，吉家村，许家村，陈子白殷家庄，顾家跳。

周庄：茂墅东墩。

要塞：王家场，果园里，顾家村，范家埭，高家衖，黄石桥钱家村，塘坝头，萧家村，蒲鞋桥王龙村，东桥，徐三村，黄泥坝，板桥，陆家村，焦家村，戴家弄，王家村，严家埭，贯庄，双牌。

山观：尤家埭，户岐村，金童桥。

南闸：灰墩下村，河西，施园场，后塍，曲里吴家埭。

云亭：江家冲，龚家宕，周家村，李家村。

璜塘：皋岸曹家村，大住基，东元塘，东胖官村，保家庄，跳里。

青阳：朱家坝，牌楼头黄家村，坝上李家村， 严家坝，南村头，塘头桥，俞家浜，西阳村，严家坝，茅柴村，邱家村，西衖，北街。

月城：赵家村，蒋家村，中腰坝，陈四房庄，月城桥北街，戴庄李家村。

西郊：梅园里。

文林：茂墅,西旸村。

祝塘：王家住基。

夏港：於王村再迁申港王家店、中街、史巷里及恐龙园旁丁庄村。

城内：三元坊巷。

张家港市金港镇香山青墩。

外迁的有：宜兴，常熟梅里，靖江，无锡等地。

东沙古塘王氏还有迁居山观（今江阴市城东办事处）成章坝等地者。

世居荻扁的王氏中沙支，分“在镇支”（今华士镇）与“清化支”（今周庄镇南部、华士镇西部）。十一世子良公（德二公三子）迁居江阴马嘶为“水潭支”、以道公迁居新桥为“江阴南新桥支”（均属今新桥镇）。十二世有居敬公迁居江阴云亭为“江阴云亭支”（今云亭街道）。十三世有维善公迁居筑塘为“江阴筑塘梧村支”（“筑塘”即今祝塘镇，梧村今属华士镇）、庠公迁居杨厍西北为“江阴杨厍白鹿支”（今张家港市杨舍镇）。清化支地名：长房：连三基、侯士巷，二房：北庄、地板上、常熟东乡浜家市。清化老王巷支地名：老王家巷（老王巷）、龙丼上又名草塘龙丼（丼，读端，去声）、华墅中渡桥、雷家基。南新桥支（水潭支）地名：南新桥、华墅、虎圣堂、常州北外西篁村、无锡东外常庄巷、杨厍前溪巷。

王氏西沙支，第十世有天民、天惓兄弟俩在元末明初战乱中失散，分别到江阴青旸、江阴马镇定居，天民公后裔成为“江阴青旸马家湖支”（今青阳镇），天惓公后裔为“江阴马镇东常支”（今徐霞客镇上东村）和“江阴泗河时家圩支”（今南闸街道）。第十世又有嵩公迁居江阴敔山湾，后裔为“江阴敔山湾支”（今云亭街道）和“江阴宝池支”（今周庄镇），十二世让公迁居江阴荡南为“江阴荡南支”（今祝塘镇五福村）。第十五世有文度公迁居江阴邑城为“江阴支”。江阴今临港新城地区有“小沙头支”，始迁祖待考。光绪元年（一八七五）以来东常支、敔山湾支、宝池支合修《东常王氏西沙支谱》，计修入敔山湾支、宝池支、顾家桥支、瓠岱桥支、尖上支、江阴大街支、尖上支（现属无锡）、丁塔支（现无锡堰桥）、黄山港支，东常支（又分小二房支、号里窑上支、旸岐支、东房分、西房分、船形分、老三房分、祝塘南街、马鞍桥支、后土头支、里庄里支、江阴北门西门支），注明另修有秦泾桥支、马家湖支。

三槐堂三沙王氏在江阴的繁衍分布既广且多，长期居江阴666个姓氏之首（目前居第二位，在张姓之后），江阴135万人口（不含外来工新市民）的5%左右，精确统计有待日后。所谓“长天秋水家声远，一脉三槐世泽长”，非虚语也。

　　本文主要论述东林学风的区域源流，东林学派代表人物与明清苏南望族的交往，东林学风与明清苏南望族的教育及文化的关系。文中提出东林学风的核心是务实经世，当东林后人表达手段“灰色”化、逐渐放弃在野抗争的情况下，务实经世的特色却保持着，成为苏南社会近代变迁的一大特征。这一切可以从东林代表人物与苏南望族之间的关系上得到解释。关键词：东林学风；明清时期；苏南望族；家族教育；家族文化关于东林学风渊源、流变及其历史影响的研究，学术界历来多有成果。但是在东林学风和苏南望族关系的研究上，至今仍存在着一些空白点。这可能和我们以往重点关注东林党与新兴市民阶层间的关系有关。在学者们将很多主观期望或解释赋予东林党人的时候，难免会忽略它与望族这一“灰色”社会阶层间的联系。笔者期望通过本文为研究东林学派及其学风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以利寻求更全面的价值判断和历史启示。一、东林学风源流的区域背景与苏南望族东林学风其源深远，其流悠长，学术界对此久有研究，一般认为是宗奉程朱理学，或云出入王氏心学，而以程朱理学为归。还有学者考证，东林学派虽与张居正的新政时有矛盾，但在实学致用特点上是一样的，开了明清实学之先河。这些见解都是十分深刻的。 但是应该注意的是，东林学风不仅具有全国性背景，也有其区域背景，笼统的“程朱理学”等未必能概括苏南区域的历史、社会和学术源流，而且在时间上也显得不够准确。东林学派学风渊源的区域背景，具体而言可以概括为如下三点。其一，北宋初年苏南就有经世致用之风。早在北宋庆历年间范仲淹提出“天下”观，以及范仲淹、胡瑗当年在吴中地区实行“分斋教学”时，这一思潮就已形成了相当的社会基础。这应当是东林学风可考辨的最早区域渊源。前者指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这是人们所熟知的。所谓“分斋教学”，指的是由著名学者胡瑗所创行的一种教学制度，以培养经世人才为目的，针对科举制下学校教育萎缩、人才多不敷实用的积弊进行改革，以革除当时流行的诵经试帖的应举教学模式。胡瑗要求学生读儒经要能够“明体达用”，学知识要以“经世治事”为宗旨。 范仲淹先是将该制度引入苏州、湖州府学（故又称“苏湖教法”），后又在庆历新政中将其引入太学教学中，一时颇为轰动。正如研治思想史的学者们所言，这种反映在教育中的思想是非常实际、作用也最深远的思想，对后来的历史进程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这样一种孕育于苏南的教学制度，这样一位生养、终老于苏南的政治家、思想家，尤其又是一位最早在家族内创立义庄、义学，被明清许多苏南望族视为效法典范的家族教育倡行人——范仲淹， 其反映的思想比“程朱理学”更早（范、胡都早于程、朱）。东林学派主要领袖与骨干多出于斯地的望族，不可能不受影响。其二，明代时程朱理学与苏南的务实致用风气的融合。自杨时讲学锡、常诸地，经历长期战乱的影响后，已经很难分辨其传人为谁，也无人声称继承其学脉。但如明代毘陵唐氏、庄氏、薛氏等著名望族的代表人物（唐顺之、薛应旗等）倡导以经术用事、以文章应世的主张，又形成了新一代经世致用思想。唐顺之是明代嘉靖年间常州人，长于治经学。罢官回乡后，他又着重研治数学、地理、天文、历法、兵法和医学等实学，尤其精通三角术，是当时最著名的数学家之一。其文学观也以载道应世而著称，主张在现代文人生活中重构古代智慧，与好友、昆山人归有光同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与薛应旗相善，常一起致力于经世之学，同为常州经世之学的举旗人。庄氏也是常州的著名望族，盛产经学名家，与唐氏关系密切，在思想与学术上深受唐氏的影响。虽然很难找到与程、朱间的师承关系，但他们的思想与范、胡当年所倡行的经世之学以及变革实践，有着精神上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其中也融合了杨氏之学、即程朱理学的入世传统，从而具有超出笼统经学意义的文化价值。当然，这与逐渐形成的苏南不拘泥成规、务实重功之民风是不可割裂而视之的，在商品经济发达的苏南，这也是一种很自然的精神产物。其三，“东林党祸”将东林学风导向了更加务实的轨道。东林党祸震惊了亲睹其惨烈景象的苏南人，也令东林党人、同情者及其后人对经世致用的形式作了多种反思。徐光启关于“党与二字，耗尽士大夫精神才力，而于国计民生毫无干涉”的观点便反映了这一点， 他同情东林党、复社却不入“党争”，最终在农业科学实验中找到了归宿。东林党成员黄道周关于“（徐）霞客兄翱翔以来，俯视吾辈，真鸡鹜之在庖俎矣”的叹羡也是典型之例。 徐霞客与徐光启殊途同归，黄道周的评论更耐人寻味，是对东林党祸后东林学风新动向的颇为准确的形容。无锡荡口华氏家族则在教导子弟“顾、高之乡可不勉乎”的同时， 走上了研治实学、投身近代工商业和创办新式学校的道路。思想的武器何必与武器的思想争锋？经世之路很多，也很活，这应当是东林务实学风的新内涵。苏南后来不乏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经世形式，可是却极少有革命家、军事家。为什么东林志士的后人们一方面强调继承“顾、高之学”，一方面却在后来苏南的历史上描写出这样的特点？谜底在于对“东林党祸”的反思。这不啻是东林学风的实践渊源。当东林学风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和反思似乎变得“灰暗”时，恰恰是它发展的时候。以上所述，都清晰地反映了东林学风渊源和流变的区域性背景和趋势，辨明这一点，能为下文论述提供许多启示。同时，作为渊源的宋初经世之风是通过教育形式反映出来，通过书院讲学传播开去，又在苏南家族的教育和文化的传承中进一步发展的，这很自然就使握有教育优势的苏南望族成了影响这一学风的重要社会力量，并深深影响了相当长时间里东林学派为代表的苏南学风的流变。物质上的优势决定了教育上的发言和主导权，宋明以来苏南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二、东林学派代表人物与明清苏南望族的交往要理清东林学风与明清苏南望族的关系，必须了解东林学派代表人物与明清苏南望族的交往。交往是基础，密切的交往背后必然存在某种内在的、思想上的联系。类似事例很多，这里列举一些最典型的例子。与毘陵唐氏的交往。东林书院创始人、东林学派主要领袖之一的顾宪成与毘陵唐氏有非常引人注目的密切关系。常州府志中唐顺之及其父亲唐瑶二人的传记都是东林领袖顾宪成写的，这两篇传记都被收入了《毘陵唐氏家谱》 。顾宪成与唐顺之之子唐鹤征更是密友，唐鹤征曾“日与同郡龚道立、顾宪成辈讲学东林书院” ，是东林学派骨干成员之一。在顾宪成所著《泾皋藏书》中，还收有他为唐鹤征第三子唐效纯撰写的墓志铭。 除唐鹤征外，唐鹤征的女婿孙慎行也是东林党人。东林骨干钱一本也与毘陵唐氏关系相当密切，唐氏家谱中就收录有钱一本为该族人物所撰写的传记。与毘陵薛氏的交往。顾宪成、顾允成兄弟与毘陵薛氏的关系更不同一般。据记载，顾氏兄弟少时曾“问业”于常州经世之学举旗人之一的薛应旗门下，与薛应旗之孙薛敷教有同窗之谊，薛敷教甚至在祖父撮合下，与顾氏兄弟缔有“兄弟交” 。顾宪成对此曾有记述，称“少受业于方山先师（即薛应旗）之门”，而且还受其子薛近鲁“引掖” 。顾氏兄弟问学于薛应旗，并与薛氏家族连续三代皆有密切的交往，这无疑说明常州经世之学与东林学风具有直接的渊源关系。不仅如此，薛敷教后来也“从东林讲学”，是东林学派的重要成员之一。通过薛敷教，东林学派与毘陵薛氏的关系从学术渊源更升华成了盟友关系。东林学派另一位领袖人物高攀龙与毘陵薛氏的关系也相当密切。他与薛敷教同年中举，一度曾“无日不相过从，交相励勉”。薛敷教去世后，高攀龙为之撰写了墓志铭。7与无锡华氏的交往。华氏是无锡最著名望族之一，其中尤以荡口支华氏更突出。东林领袖高攀龙与荡口支华氏的关系非常深。华贞元曾从高攀龙受业，其族子华允谋、华允谊、华允诚三兄弟都曾“闻其教”，甚至还曾“立家会，邀高攀龙、吴桂森诸公公开讲席”，荡口支华氏由此“始兴起于学”。其中，进士出身的华允诚与高攀龙关系最密切。在其从学期间，高攀龙曾赞其“整齐严肃，怠若性成”。在投水自尽前，高攀龙曾写有《别允诚书》，“明以后死绝学之系属”。8 这是一份见证，也是一种殊遇。除高攀龙外，东林骨干之一的毘陵钱一本与荡口华氏也多有交往。华贞元、华允谊、华允诚等都先后从钱一本学《易经》9。与江阴梧塍徐氏的交往。梧塍徐氏是江阴望族，旅行探险家、地理学家徐霞客即出于该族。值得注意的是，在徐霞客为祝贺母亲八十寿诞而请人题赠、镌刻的《晴山堂石刻》上，收录了众多东林党著名人物的诗文作品，包括如高攀龙、钱一本、文震孟、孙慎行、黄道周、陈仁锡、钱谦益等的作品。其中高攀龙所题贺的《题秋圃晨机图》诗写道：“吾闻东海有贤母，不艺春园艺秋圃。凡木虽阴不耐霜，独爱离离豆花吐。菽水由来展孝思，于今更可添慈谱。白首晨兴课女工，勤俭为箴自千古。风前有子进霞觞，更挟文孙共斑舞。手授遗书禅冶工，杼声似写丸熊苦。异日昼锦煌煌辉形衣，亦知功自断机能作祖。”10 这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是东林领袖与徐氏家族交往的见证。诗中“菽水”里的“孝思”和“秋圃”间的“晨机”、“风前”的“霞觞”与“昼锦”下的“白首”相映成辉，展示了一种奇情异趣，更体现了东林领袖与徐霞客的某种精神交会。另据缪昌期曾孙回忆，徐霞客与东林骨干缪昌期也“以文章道义相交好”，还为子孙缔结了联姻关系。11婚姻是一种更深层的交往关系，传统的联姻往往能反映思想及学术授受，甚至反映了道义和政治的结盟。东林学派代表人物及子孙与苏南望族的联姻便是如此。常州的孙慎行、唐鹤征、薛敷教等都是东林骨干，他们不仅本身都出自当地著名望族，且都与本地或邻近望族有联姻关系，孙慎行娶于毘陵唐氏（唐鹤征女婿），唐鹤征的妹妹出嫁毘陵庄氏，薛敷教之女则入无锡华氏之门（华察之妻）。无锡高氏与邹氏、朱氏，顾氏与华氏、秦氏、杨氏，华氏与顾氏、朱氏之间的联姻也是如此。其中邹、华等族都有子弟录名东林，如邹氏家族中有邹期桢、邹期相兄弟二人，华氏家族中更有华允谋、华允谊、华允诚兄弟三人上榜，他们都有从顾宪成、高攀龙讲学东林的经历。这些联姻行为往往具有多次性、相对稳定的特点，从明代中期甚至延续到清代。无锡华氏与顾氏间的联姻便是如此，最为典型而感人的要数江阴梧塍徐氏徐霞客与江阴东兴缪氏缪昌期子孙间的联姻。如上文所述，徐霞客与许多东林党人关系密切，不过联姻关系则是后来缔结的。在党祸发生、缪昌期惨死后，为人极重情谊、生死不易的徐霞客却缔结了徐氏与缪昌期子孙连续数代的婚姻关系。徐霞客的长子徐屺妻室缪氏为“故翰院文贞公（即缪昌期）孙女”，徐霞客的两位曾孙女也嫁给了缪昌期的重孙。 这种联姻显然更多的是出于道义目的了。从上述事例可见，东林领袖及骨干与苏南望族有着密切的交往，其中既渗透了学术和思想上的渊源授受，也体现了心灵上的交会和精神上的同气相求。三、东林学风和明清苏南望族的教育东林学派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源于苏南社会，又作用于苏南社会，且生生不息，这些都可以从望族教育体现出来，大致反映在三个层面上。首先，望族家训中的东林志节影响。东林学派精神财富中的一个很重要部分，是十分注重做人的志节。明末东林党人的志节感染了世人，也影响了许多苏南望族，强调做人志节成为明清时期苏南望族家训的特点之一。东林学派代表人物所在家族自然都是如此，《高忠宪公家训十九条》将“吾人立身天地间，只思量作得一个人是第一义”之语作为第一条， 无锡顾氏家族《乾隆谱训约八条》也将“治家以清白为世守”列为第一条。 缪昌期的后人还将此写进了训子诗：“满眼乌珠看汝身，文章切要着精神。残骸不似南山久，赖尔昂昂做个人。” 东林志节深深影响了那些与东林学派代表人物关系密切的望族，如毘陵唐氏就强调，“读书变化气质，即资性愚钝，多识几字，习他业亦觉高人一等” 。其他苏南家族，包括一些著名的工商家族也深受影响，如无锡《荣氏家训》“蒙养当豫”条写道：族中子弟接受教育，“他日不必就做秀才、做官，就是为农、为商、为工、为贾，亦不失为纯谨君子” 。所谓“变化气质”、“纯谨君子”和高、缪的“作得一个人”、“做个人”是同一个意思。东林志节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重视育人的传统在明清久已被科举所误、所废，重视人格教育也就显得格外可贵。这种志节对苏南望族和其他家族的追求影响深远，近代苏南的工商实业家族（如无锡荣氏、毘陵迁锡唐氏等）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意资助社会慈善和教育事业、保持爱国情操，与此不无关系。其次，望族教育中的东林学术传承。东林学风包含着许多进步的成分，有在野清议、抗争意识，有经世致用、强国富民以及与此相关的其他主张。在东林党祸之后其中有些成分（如在野清议、抗争等）逐渐边缘化、变得“灰暗”了，但客观地分析，那原本就属于手段、形式问题。作为东林学风核心的经世致用、强国富民及有关思想，经过历史的选择依旧保留了下来，在苏南望族教育中传承着、发展着。清代前期，无锡荡口支华氏家族内部曾出现过这样一段对话，父亲华汝修曾对儿子华希闵说：“前明一代理学，薛、胡开其始，顾、高集其成，顾、高之乡可不勉乎？” “顾”、“高”是众所周知的，“薛”则指薛瑄，“胡”就是胡居仁，几位都是明代以研治经学见长的学者，宗奉程朱理学。时多以程朱理学为经世之学，以顾宪成、高攀龙为代表的东林学风为其集大成与发展，与王阳明心学有明显区分。很显然，无锡荡口华氏家族在教育中自觉地将东林经世学风作为家学传承了下来。还有许多不作声言，却将东林学风渗透教育、加以实践的许许多多苏南望族及至其他家族，如后来既产生学术大师，又涌现近代实业巨子的无锡钱氏（钱钟书家族）、薛氏（薛福成家族）、荣氏，毘陵唐氏（含唐顺之及迁锡支家族）、盛氏（盛宣怀家族）和庄氏（庄存与家族）等等。如毘陵庄受祺“每谓 之学能见其大”的治学气度， 钱钟书伯祖钱熙元“援古证今，有所取法”的学术理念， 伯父钱基成精通经、史、地、兵、医学乃至“重力、汽机之学”的广博学养， 无锡近代实业家唐骧廷祖父唐懋勋“不屑屑于章句之末”的价值倾向， 等等，无不涌动着东林学风的活力。再次，书院实学氛围中的东林学风浸润。在明清苏南望族教育中有一种常见的模式，当子弟在结束族塾或家塾的学业后，往往就进入当地的书院深造。毘陵的庄氏，无锡的华氏、尤氏，吴县的潘氏、彭氏，以及常熟的翁氏家族等等，都有如此惯例。书院的学业对望族子弟来说是教育的关键阶段，通常决定着一生的发展方向。而明末以降苏南的书院充满了实学氛围，纷纷讲求经世之学。比如，乾隆时期的苏州 书院，讲习时“于明理之外，务期实用，凡水利、农田、兵刑、备荒诸政必悉心讲求” ，光绪初年，江阴南菁书院更“专课经学古学，以补救时艺之偏”，在“古学”课考的内容中包括天文、算学、舆地、史论等实学内容。 这种与科举教育全然不同的氛围，可以从顾亭林实学、常州学派作追溯，但追下去却必然溯及东林学风的影响。东林学派借助书院讲学来传播其经世学说与改革主张的形式，给苏南书院刻下了深深的烙印。苏南望族子弟在书院中受到的实学浸润，必然会影响苏南社会，清代尤其是近代以来苏南的实学人才优势与此不无关系。知识就是力量，但教育是力量之源，而强调育人、培育可用之人的教育，其力量才真正惊人。家族是社会的缩影，社会是家族的放大，苏南望族教育所受东林学风的影响为苏南的持续发展和近代领先积蓄了巨大的能量。四、东林学风和明清苏南望族的文化如上所述，东林学派代表人物与苏南望族关系密切（自身也出自其中），其学术也通过望族教育得以传承，因而对这些家族文化与学术的影响是很自然的。首先，促苏南望族的文化成就呈现辉煌。东林学派在汲取苏南文化养分的同时，又辐射社会和苏南望族的文化。徐霞客在科学探险和地理学上的杰出贡献，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徐霞客从对山水自然的好奇发展到以科学探险、地理考察为归宿，不能仅从家族影响下的个人选择去解释，东林学派的思想也从多个方面给了他影响和帮助。一种是精神上的鼓励，高攀龙诗中的“菽水孝思”、“风前霞觞”也好，黄道周的“乃欲搜剔穷真灵，不畏巉岩不避死”也罢， 都表达了一种知音式的赞赏和鼓励。一种是具体指点和帮助，诸如陈仁锡为徐霞客指点自关外返京师的见闻和奇观、钱谦益力促刻印《徐霞客游记》等等。 徐霞客的成就与东林学派的实学就这样联结到了一起。此外，荡口华氏家族在近代涌现出华蘅芳、华世芳兄弟数学家，并以强大的辐射力培养出徐寿、徐建寅父子化学家、钱穆与钱伟长叔侄等大师级人才，与东林学风传承的作用也是分不开的。其次，为苏南望族的学术整合提供灵魂。望族文化是东林学风的重要来源，而东林学风也为望族文化与学术注入了内涵和活力。华汝修对儿子所说的“顾、高之乡可不勉乎”之语，是荡口华氏家族对高攀龙“后死绝学之系属”嘱托的落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注脚。而常州学派学术体系的灵魂可以说就是来自东林学风。一方面东林学风是联结唐顺之、薛应旗经世之学与常州学派的纽带，另一方面它也是明后期以降常州文化的“灵魂”。顾宪成、顾允成、薛敷教、唐鹤征、孙慎行、钱一本等作为东林学派的代表人物和骨干成员，彼此之间诚有学术授受、联姻之谊，一旦入了东林、并活跃于其中，他们所代表的都已经不仅仅是原来的家族及其文化了。比如，唐顺之、薛应旗等的学术传统通过联姻扩大到了毘陵庄氏，而庄氏家族则对创立常州学派作出了重要贡献。清代中期的庄存与继承唐顺之“研经求世用”的学术宗旨，对数学、医学、天文、历法等实学也广泛研究，成为常州学派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物。庄存与等人这种对常州经世之学的重新整合与发展，其实就如同东林学风的“灵魂转世”，二者的精神是相一致的。其三，对苏南望族的价值取向产生作用。东林学风重视经世致用，主张发展工商业、强国富民，这一进步理念对明清时期苏南望族的价值取向影响很大。这包括两层含义，一层指的是对人生价值取向的影响。当许多地区依然盛行科举之风的时候，许多苏南望族受经世学风的影响，已经注意将实学视为更有价值的学问，把务实济世而不是科举中式视为人生的追求。明末江阴人徐霞客就是实践的这一人生追求。清代荡口华翼伦对儿子华蘅芳、华世芳兄弟实施的教育、为其选择的人生方向也是如此。毘陵唐氏家训“读书”条在“读书变化气质……”之语后面，又云“（读书）非止拾青紫、取荣名已也” ，这不只是对读书目的，也是对人生价值取向的一种解释。另一层指对职业价值取向的影响。毘陵迁锡唐氏、无锡城中薛氏、钱氏等族或出入儒贾、或致力工商实业，视如寻常之事，与徽商发迹后仍固执于科举的归宿迥然不同。这一现象可以从无锡《荣氏家训》（明后期） 、武进《龙溪盛氏宗规》（清代）的“职业当勤”训条中“士农工商所业虽不同，皆是本职”的话语得到解释。 很显然，它们出入儒贾，或以工商实业为归，都是得益于“四业皆是本职”职业价值取向的影响。苏南望族及其他家族在择业观上的机敏灵活特点与东林学风在精神上是相通的。这一突破的意义重大，打破了传统重农抑商的观念，为我们揭开苏南近代实业领先的谜底提供了一把钥匙。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内容。没有价值观的突破就不可能有实践的突破，苏南许多家族就是从这里起步向近代化迈进的。应当指出，在价值取向的两个层面中，前者是基础，而这正是东林学风的核心内容。可以说，正是东林学风为苏南人提供了近代腾飞的坚实基础。综上所述，东林学风的源流与苏南望族有着密切的关系，它的形成与发展更与苏南望族文化的发展和繁荣相得益彰。它在明清苏南望族文化中汲取了养分，又影响了苏南望族教育和文化，进而再辐射到更多苏南家族和整个苏南社会。而它之所以会具有那些“灰色”，那保守的伦理观，那后来的虽然务实、却进一步变“灰”（“政治抗争”亮色褪化）的趋势，或许也可从这一点找到一些解释。当然，“务实”才是东林学风最核心的内容，形式或手段的颜色不能改变这一点，否则就无法解读苏南近代化了。（作者系江南大学副教授，历史学博士）（原载于《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徐达，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人。

徐霞客是江苏江阴人。两人同在明朝。如果有这么出名的祖先，徐霞客本人或是与朋友诗文书信往来总会提到。既没有，可以推断徐达不是徐霞客的先世。

1586年，一个孩子在江阴出生，他就是日后成为日后名贯中国大江南北的旅行家——徐霞客。

徐霞客出生在江苏江阴一个有名的富庶之家。祖上都是读书人，称得上是书香门第。他的父亲徐有勉一生不愿为官，也不愿同权势交往，喜欢到处游览欣赏山水景观。徐霞客幼年受父亲影响，喜爱读历史、地理和探险、游记之类的书籍。这些书籍使他从小就热爱祖国的壮丽河山，立志要遍游名山大川。

徐霞客这种精神就值得我们学习。一个人从小就应该有一个远大的理想，并且要向理想不断努力，不断奋斗，才有可能获得成功。许多成功的名人都说过，理想对于一个人的影响是非同小可的。

文明中外的大画家徐悲鸿就是一个形象生动的例子：徐悲鸿生活的那个年代，中国十分落后。徐悲鸿来到巴黎学画时，遭到了外国人的嘲笑和讥讽。他立下壮志，要用子的努力成果向外国人证明中国人并不是他们眼里那么得一无是处，最终，凭着这份信念和自己持之以恒的努力，他终于成为了震惊中外的大画家。我们现在真是人生最美好的黄金时间，我们应该早早在心中立下志向，并且付之于努力，想自己的理想前进，就一定能取得成功。

十九岁那年，他的父亲去世了。他很想外出去寻访名山大川，但是按照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父母在，不远游”，徐霞客因有老母在堂，所以没有准备马上出游。他的母亲是个读书识字、明白事理的女人，她鼓励儿子说：

“身为男子汉大丈夫，应当志在四方。你出外游历去吧！到天地间去舒展胸怀，广增见识。怎么能因为我在，就象篱笆里的小鸡，套在车辕上的小马，留在家园，无所作为呢？”徐霞客听了这番话，非常激动，决心去远游。临行前，他头戴母亲为他做的远游冠，肩挑简单的行李，就离开了家乡。这一年，他二十二岁。从此，直到五十六岁逝世，他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旅行考察中度过的。

徐霞客在完全没有政府资助的情况下，先后游历了江苏、安徽、浙江、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十六个省。东到浙江的普陀山，西到云南的腾冲，南到广西南宁一带，北至河北蓟县的盘山，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更可贵的是，在三十多年的旅行考察中，他主要是靠徒步跋涉，连骑马乘船都很少，还经常自己背着行李赶路。他寻访的地方，多是荒凉的穷乡僻壤，或是人迹罕见的边疆地区。他不避风雨，不怕虎狼，与长风为伍，与云雾为伴，以野果充饥，以清泉解渴。他几次遇到生命危险，出生入死，尝尽了旅途的艰辛。

徐霞客二十八岁那年，来到温州攀登雁荡山。他想起古书上说的雁荡山顶有个大湖，就决定爬到山顶去看看。当他艰难地爬到山顶时，只见山脊笔直，简直无处下脚，怎么能有湖呢？可是，徐霞客仍不肯罢休，继续前行到一个大悬崖，路没有了。他仔细观察悬崖，发现下面有个小小的平台，就用一条长长的布带子系在悬崖顶上的一块岩石上，然后抓住布带子悬空而下，到了小平台上才发现下面斗深百丈，无法下去。他只好抓住布带，脚蹬悬崖，吃力地往上爬，准备爬回崖顶。爬着爬着，带子断了，幸好他机敏地抓住了一块突出的岩石，不然就会掉下深渊，粉身碎骨。徐霞客把断了的带子结起来，又费力地向上攀援，终于爬上了崖顶。以自己的机智保住了自己的性命。

徐霞客的事例还揭示了一个道理：一个人的努力还是最重要的。有了理想，就应该付之于百分之百的努力，面对困难，我们就应该努力去克服它。只有以这种水滴石穿、锲而不舍的精神，才能在这条崎岖的人生道路上开辟出一条捷径。

徐霞客用自己的大半生时间为我们写成了《徐霞客游记》，弥补了中国人在地理方面的空白，我们也应该向徐霞客学习，现在好好学习，将来用所学到的知识来回报祖国。

1586年，徐霞客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县一个风景秀丽的村庄。他从小就爱看记载天文地理、名山大川的书籍。22岁那年，他告别家人，外出游览祖国山水，探索自然奥秘。他的足迹遍布我国华北、华东、华南和西南，尤其是他晚年到大西南的探索，更富有冒险性。 1637年正月，徐霞客到了湖南衡阳，在准备游览湖南茶陵麻叶洞时，当地老百姓告诉他：“麻叶洞里有神龙虎怪，从来没人敢进去。”徐霞客听到这个情况，不但没有被吓住，反而非常高兴，他向来喜欢搜寻奇险美景，于是决定做麻叶洞的第一个探索者。徐霞客想找个向导带路，却没人敢冒险。人们劝他：“实话告诉你，洞里确有神龙虎怪，没有法术万万进不得。”徐霞客没有理睬这套迷信说法，他出高价找到一个向导，可是正当准备进洞的时候，向导听说徐霞客是个读书人，并不懂法术。吓得他连声说：“好家伙！我还以为你是法师，才敢给你领路，你既不是法师，我这条命可赔不起……”说罢，转身就走了。 徐霞客要进麻叶洞的消息传出，轰动了周围的乡亲，短时间里砍柴的拿着镰刀，种田的拿着锄耙，烧饭的停下烟火，织布的停住机梭，甚至连十几岁牧童也十分好奇地赶来，密密麻麻地把洞口包围起来。当徐霞客准备下洞时，围观的人群一下子沸腾起来了，有人说：“洞中有神龙。”有人说：“洞中有精怪，不会法术的人是不能降服这些东西的。”众人你一言，我一语，探头下望，没有一个人不为徐霞客担心。然而徐霞客却毫不畏惧。他从容地脱下衣服，拿着火把下洞进行探察。在洞中，他不仅没有遇到人们传说的各种神龙精怪，反而亲身感受了“石幻异形，肤理顿换，片窍俱灵”的另一番大千世界。

这时候，村里的许多老百姓都围在洞口，想看看妖魔怎样把这个不怕死的人吃掉。徐霞客走进洞中，仔细查看了洞穴的结构，并没有发现什幺妖魔鬼怪。当他安全地走出洞口的时候，火把也烧完了。那些围在洞口的老百姓都惊喜地说：“我们见你好久没出来，还以为是被妖怪吃掉了呢。”

当徐霞客考察完毕回到洞口时，充满着疑虑、焦急地守候在洞口的近百人一下子将他围了起来，他们的疑惑和担心烟消云散，无不对徐霞客的惊人之举投以敬佩的目光。

徐霞客告诉老百姓，洞里没有妖魔，而是各种各样的石灰岩地形，有石钟乳、石笋、石柱等。南方气候潮湿，石灰岩接触或渗进了含有二氧化碳的水，就会发生化学反应，引起石灰岩溶解。经过漫长的地质年代，石灰岩被塑造成千姿百态的峰林、洞穴、洼地等。地理学上对此有个统一名称，叫喀斯特地貌（旧称岩溶地貌）。当地老百姓看到这千姿百态的地形变化，还以为有什幺妖魔法术。徐霞客以亲身的实践和科学的道理，解开了当地人心中的疑团。

徐霞客对我国西南地区石灰岩地貌的考察和研究，是他在地理学上的最大贡献。他的研究成果——《徐霞客游记》，至今是我国17世纪地理学上最卓越的成就。他比欧洲最早描述和考察石灰岩地貌的爱士培尔要早150年，比欧洲最早对石灰岩地貌进行系统分类的罗曼要早200多年。因此，徐霞客被今天的地理学家一致公认为是我国乃至全世界最早研究岩溶地貌的伟大先驱者，他的《徐霞客游记》也被推崇为世界最早的有关岩溶地貌研究的宝贵文献。

徐霞客（1586~1641）是明代杰出的探险家。名宏祖，字振之，号霞客，更号霞逸，江阴人。行游约数万里，行程中徐霞客跋涉一天之后，无论多么疲劳，既时荒野露宿，栖身洞穴，也要“燃松拾穗，走笔为记。”所以他坚持把当天的见闻记录下来。徐霞客的游历，并不是单纯为了寻奇访胜，更重要的是为了探索大自然的奥秘，寻找大自然的规律。徐霞客热爱祖国，热爱科学，在科学事业上奋勇攀登的精神，是值得后人永远学习的。

〔明〕（公元一五八六年至一六四一年）字振之，号霞客，更号霞逸，江阴人。生于明神宗万历十四年，卒于穆宗崇祯十四年，年五十六岁。（《续疑年录》作生于万历十三年，卒于崇祯十三年，年岁同。此从《历代名人年谱》及《补疑年录》据《年谱》）童时就师，矢口成诵，搦笔成章。家贫力耕奉母。性好佳山水，又好奇书，博览古今史地秘籍。年三十，母遗之出游，每岁三季出游，多秋觐省以为常，东南佳山水，如东西洞庭、阳羡、京口、金陵、吴兴、武林、浙西径山、天目、浙东、五泄、四明、天台、雁宕、南海落伽诸地，有再三至，有数至，无一至者。行时从一奴，或一僧；携一杖，一朴被，不治装，不裹粮，能忍饥数日，能遇食即饱，能徒步走数百里；凌绝壁，冒丛箐，攀度粳级，捷如青猿，健如黄犊；以崟岩为牀席，以涧为饮沐，平居未尝专习古文辞，行游约数百里，就破屋枯树，然松拾穗，走笔为记，如出夙构。母亡，更作昆仑海外之游，穷星宿海而还。宏祖所为游记，高可隐几，没后手稿散逸，其友季梦良求得之，而中多阙失，今本凡十二卷，《四库总目》为杨名时所重编。

徐霞客（1586—1641），名弘祖，字振之，号霞客，江苏江阴人。明地理学家、旅行家和文学家。他经30年考察撰成的60万字《徐霞客游记》，开辟了地理学上系统观察自然、描述自然的新方向；既是系统考察祖国地貌地质的地理名著，又是描绘华厦风景资源的旅游巨篇，还是文字优美的文学佳作，在国内外具有深远的影响。

徐霞客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地理学家之一，也是有名的旅游家。徐霞客名弘祖(或作宏祖)，字振之，霞客是他的别号，万历十四年(1587年)出一在南直求江阴县(今江苏江阴市)南喝岐村(今属马镇乡)。徐霞客的家乡在当时属于“东南财赋地”的经济发达地区。徐霞客出身什宦世家、书香门第，他的曾祖和祖父曾经挂过虚名，但到了他的父亲徐有勉那 一代，徐家已经家道中落了。徐霞客的父亲徐有勉，是个淡泊名利的人，他对什途没有多大兴趣，也小大欢喜和官场中的人结交，宁愿平静悠闲地在乡间一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年幼的徐霞客有所影响。

徐霞客幼年时期的徐霞客，天资聪颖，有很强的记忆力。对于不明白的地方，总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他对“四书五经”和八股文没有很大的兴趣，却特别青睐历史、地理和探讨大自然力一面的书籍。这类书在当时视为小正规的闲书、奇书。他的阅读面很广，诸如古今史籍、舆囚力一志、山海囚经等，他都有所涉猎。他的族兄徐仲昭曾说他“性酷好奇书，客中未见书，即囊无遗钱，亦解衣市之，自背负而归。今充栋盈箱，儿比四库。”有钱必买书，无钱则变卖衣物来换钱买书，徐霞客“奇书”的嗜好:好就是到了这种令人叹为观比的程度。看了这此书以后，使得他史加向往五厉等名山。

徐霞客19岁时，父亲病故。三年服孝期满，徐霞客萌发了外出游历的想法，而贤德的母亲也认为好男儿志在四力一，不愿自己的儿子像篱笆里圈着的小鸡，车辕上套着的小马一样，被束缚而没有见识和出息。对徐霞客的决定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鼓励。

年轻的徐霞客终于告别书斋生活活，挣脱了什途功名的束缚，开始实现儿时的梦想。他22岁就开始外出旅游，历经34年，直到生命结束为。他先后游历了大半个中国，足迹遍于华东、华北、中南、西南，包括浙江、安徽、福建、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江西、广东、广西、湖南、湖北、贵州及云南等16个省遍及北京、天津、上海3市。踏遍泰山、普陀、天台、雁荡、九华、黄山、武夷、庐山、华山、武当、罗浮、盘山、五台、阻山、衡山、九异等名山;游尽太湖、民江、黄河、‘富春、闽江、九鲤湖、钱塘江、潇水、湘水、郁江、黔江、黄果树瀑布、盘江、滇池、洱海等胜水。

在漫长的旅途当中，徐霞客为了考察得准确、细致，大都步行前进。披星戴月、风餐露宿，对于所遇的险阻，他都以顽强的斗志去克服，而且无论身体多么疲惫、条件多么恶劣，他都侮天坚持作日记，这此旅游日记记录了他的旅途经历、考察的情况以及心得体会，给后人留下了的宝贵的地理材料。

徐霞客很重视标本的研究价值，他在武当山等地目险采集了榔梅;在尚山采集了当地一种形似菊花的特产—金莲花;在五台山采集了天茶花等珍稀名贵植物;在玛瑙山上采集了“石树”;在蝴蝶泉边采集了花树的枝叶。

徐霞客对科学研究有着无所畏惧的精神。他喜欢猎奇，可以说是到“闻奇必探，见险必截”。侮侮遇到古洞、名刹、温泉、匕瀑、奇峰、深林、幽皇等奇异景观，他都把安危置之度外，只求一览“庐山真面日”。他在自己的记录中说:“旦古人迹未到之卜_，小惜捐躯命，多力一竭虑以赴之，期于必造其域，必穷其奥而后比。”他在云南腾越为了把一个岩洞看个明自，目死攀登上悬崖;在湖南茶陵时，独闯传说中神秘的麻叶洞;在广西融县真仙岩，徐霞客为了探索一个时洞，竞从一条横卧的巨蟒身上跨过，进到洞内。他还经‘常和鬼神迷信做斗争一，云南地力一上有一本《鸡山志略》，书中记载了五台山、峨眉山和鸡足山等地的“放光瑞影”现象，这种五彩光圈通常被社会上认为是“佛光”或“‘;:光”。徐霞客则从地形环境的角度，解释了出现这种自然现象的原囚，驳斥了迁腐的迷信说教，这也表现了他的唯物主义自然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