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是北宋名臣，也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范仲淹少年时经历坎坷，父亲在他幼年时去世，母亲改嫁长山朱氏。此后范仲淹苦读诗书，成为参军才接回母亲，并且改回本名。应该大部分的朋友都不太清楚范仲淹的“仲淹”是什么意思，古人取名字都会赋予各种含义，范仲淹也不例外。那这次就为大家讲讲有关范仲淹名字的秘密，还有他一生的经历，下面就一起来看看吧。

范仲淹是我们熟知的宋朝名臣，不仅仅是他写出闻名天下的《岳阳楼记》，发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更因为他文能写红一座楼，武能镇住一个国，范仲淹成为文臣武将效仿的典范，他的谥号是文正，能够担得起这个谥号的大臣，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数的过来的。

范仲淹年幼的时候生活条件并不好，但是他通过自己的努力中进士，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在参政的过程中，范仲淹与韩琦共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采取“屯田久守”方针，巩固西北边防，在他的方针政策下，流亡百姓和羌族回归，镇住了一直不安分的西夏，元昊不得不向宋称臣，不敢侵犯大宋的边境，1043年，范仲淹出任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发起“庆历新政”，意在限制冗官，提高效率，并藉以达到节省钱财的目的，不过新政触犯守旧贵族官僚的利益，于是他们纷纷阻扰，不久后，范仲淹被贬出京，历知邠州、邓州、杭州、青州，最后在上任颍州的路上去世，终年64岁。

范仲淹一生的成就想必很多读者都或多或少了解，但是在范仲淹成长的过程中有一段不太为人知的冷历史，就算史书中也是记录寥寥，那就是范仲淹曾经有个名字叫朱说(yue)，他中进士的时候也是用的这个名字，直到他成为朝廷大臣才认祖归宗的，该名为范仲淹的。

汉唐名臣后代，家道破落，生活困苦

范仲淹也是名臣的后代，只不过到了他这一代，因为遭遇到变故，所以才没落了，范仲淹的亲生父亲是范墉，他历仕武德武信武宁三军节度、掌书记、赐绯，初赠尚书、刑部郎中、太子少师，加赠太子太师、累赠太师、周国公，不过他服务的不是唐朝，而是五代十国中的吴越国，跟随钱俶归入北宋，官至武宁军节度使。而其先祖更是唐朝宰相范履冰，在追溯远一点的话，他的祖先是范滂，东汉时，举孝廉，历任清诏使、光禄勋主事，江夏八俊之一，可见范仲淹也是名门之后。

在范仲淹只有两岁的时候，范墉突发疾病身亡，范仲淹的母亲不是正室，这点在史书上并没有记载，但是在《范氏家乘》特别是苏州范氏总谱可知，范仲淹有两位母亲：嫡母陈氏，庶母谢氏，而范仲淹实为庶出。范仲淹的父亲死后，其嫡母陈氏带着自己所生的仲温兄弟回了苏州老家。

而范仲淹母子作为侧室庶子，在范家其实已无立足之地，同时谢氏的家境不像陈氏那么好，因此就变的很无助，于是谢氏被迫改嫁，除了穷以外，还在于她的侧室身份。

谢氏改嫁的是山东长山(现在山东邹平)朱文翰，由于是改嫁过来的，因此范仲淹的名字也就改了，改成了朱说，朱文瀚是长山县令，谢氏改嫁过来之后依然不是正室，而是侧室，因为朱文瀚已经有初氏，并且生有儿子，这也是在家谱中有记载的，只不过家谱中并没有记载初氏是不是活着，但根据范仲淹的遭遇来看，初氏是活着的。

偶然得知身世，范仲淹发誓要认祖归宗

史书并没有记载朱文瀚对待范仲淹的态度，但是从记载来推断，朱文瀚对范仲淹应该是不差的，如果对范仲淹很差的话，史书肯定会记上一笔的，谢氏改嫁的时候范仲淹还小，并不知道自己原来姓范，但是朱文瀚的儿子却暴露了范仲淹的身世。

事情是这样的，从小过惯了节俭生活的范仲淹，看不惯朱家兄弟的奢侈浪费，忍不住多次规劝，朱家兄弟不但不听，还冷冷地回敬他：“我们花的是朱家的钱，关你何事”这时范仲淹才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不甘心再居人篱下，下决心脱离朱家独立生存，不过这个时候的范仲淹是没有能力的，因为他和母亲是嫁入了朱家，所以范仲淹也只能暗暗发誓，等考取了功名，一定要认祖归宗。

于是范仲淹毅然辞别母亲，前往南都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求学，投师戚同文门下，范仲淹刻苦读书，五年都没有脱衣服睡觉，为了节省开支，他坚持每天只煮一碗粥，冷却后划为四块，然后撒一点盐和菜末，每天早晚各吃两块，这就是文坛上流传甚广的“划粥断齑”的故事。

功夫不负有心人，1015年)，范仲淹以“朱说”之名，登蔡齐榜，中乙科第九十七名，由“寒儒”成为进士，就当时的情况来，范仲淹名义上不是寒士，但过的是寒士的生活。

不过范仲淹并不能马上认祖归宗，他的级别还不够，知道他当上节度推官才推动这一事情，宋史本传称：范仲淹“举进士第，为广德军(今安徽广德)司理参军，迎其母归养;改集庆军(今安徽亳州)节度推官，始还姓，更其名”。

另外范仲淹的墓志铭也记载了此事，他的墓志铭为富弼所做《范文正公墓志铭》：“公既长，未欲与朱氏子异姓，惧伤吴国(按，其母谢氏赠吴国夫人)之心，姑姓朱;后从事于亳，吴国命，始奏而复焉。”，这事兹事体大，范仲淹也是奏明皇上，得到宗族的认可才真正认祖归宗。

范仲淹取名仲淹的含义

那么，当年的“朱说”究竟为什么更名“范仲淹”而不是范说呢其实留给范仲淹的选择很小，首先姓氏是不能改的，其次就是仲字也不能改，因为是范家既定的辈分，留给范仲淹的只有最后一个字。

最后一个字留给范仲淹发挥的空间也很小，因为宋人取名有一习惯：亲兄弟小排行常从汉字同一部首中选取。既然范家兄长仲温等取名从“氵”，那么他也只能从“氵”。“氵”部可选字甚多，让他最为满意的，应该就是这个“淹”。为什么因为范仲淹选择了这个字，这个字义兼褒贬，一方面，淹迟、淹泊、淹没、淹留、淹滞、淹塞、淹蹇等等，最能反映他的坎坷不幸;另一方面，淹贯、淹通、淹识、淹博、淹该、淹雅、淹穆、淹华等等，最能代表他的志向追求。

通过这个字，既能反映范仲淹苦难的过去，又能表明范仲淹的志向，可谓一语双关，范仲淹也是用心良苦啊。

主词条：范仲淹墓 范仲淹墓，位于洛阳城东南伊川县彭婆乡许营村万安山南侧，分前后两域。前域为范仲淹及其母秦国太夫人、长子监溥公范纯佑墓，中央祭庙一所，内有殿房，殿中悬光绪皇帝御笔“以道自任”匾额；宋仁宗篆额的“褒贤之碑”，高408米，宽141米，厚048米，碑文由欧阳修撰，王洙书，字迹大体清晰，另有翁仲、石羊、石狮等。后域为次子范纯仁、三子范纯礼、四子范纯粹及后代之墓。

2006年,，范仲淹墓作为宋代古墓葬，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主词条：范仲淹纪念馆 苏州范仲淹纪念馆，位于苏州天平山风景区，内塑范文正公坐像、铜像，刻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石牌楼。2006年，在原祠堂西侧，又建有范仲淹纪念馆新馆，采用庭院式厅堂布局，分三厅一廊一房，其中北厅为序馆，主要是范仲淹的生平简介、范氏家谱等内容，中厅重点介绍范仲淹一生的功绩，南厅则展示范仲淹在文学上的成就，附房展示有漆雕“万笏朝天图”和“高义园世宝”。

泰州范仲淹纪念馆，位于江苏泰州兴化市宋县署两庑，始建于2000年，馆区分为文正流风、重教兴城、廉政为民、景范遗风四个部分，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另外，在山东滨州、河南商丘等地也有范仲淹纪念馆。 主词条：花洲书院 花洲书院，位于邓州古城东南隅。庆历六年（1046年），范仲淹任邓州知州时，始建书院学堂—春风堂、藏书楼、斋舍，并在书院东侧营造百花洲，花洲书院因此得名。自南宋至清，历任知州均重视整修花洲书院，办学规模也越来越大。

2002至2005年，邓州市政府对花洲书院进行了全面修复，重修后的花洲书院，占地126亩，分五进四院，主要建筑有春风堂（传为《岳阳楼记》诞生处）、春风阁、先圣殿、万卷阁、览秀亭、景范亭、思范亭、百花洲、范文正公祠、范仲淹纪念馆、范仲淹诗文碑廊等。

2006年，花洲书院被列入河南省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

严先生祠堂记

　宋代：范仲淹

　先生，汉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龙，得圣人之时，臣妾亿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节高之。既而动星象，归江湖，得圣人之清。泥涂轩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礼下之。

　在《蛊》之上九，众方有为，而独“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阳德方亨，而能“以贵下贱，大得民也”，光武以之。盖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

　仲淹来守是邦，始构堂而奠焉，乃复为其后者四家，以奉祠事。又从而歌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译文

　严先生是光武帝的老朋友，他们之间以道义互相推崇。后来光武帝得到预言天命所归的《赤伏符》，乘驾着六龙的阳气，获得了登极称帝的时机。那时他统治着千千万万的人民，天下有谁能比得上呢？只有先生能够以节操方面来尊崇他。后来先生与光武帝同床而卧触动了天上的星象，后来又归隐江湖，回到富春江畔隐居，清操自守，鄙弃禄位，达到了圣人自然清静的境界。先生视官爵为泥土，天下又有谁比得上呢？只有光武帝能够用礼节对待他。

　在《盅》卦的“上九”爻(yao)辞中说，“大家正当有为的时候，偏偏显示不事奉王侯，保持自己品德的高尚。”先生正是这样做的。在《屯》卦的：“初九”爻辞中说，阳气（帝德）正开始亨通，因而能够显示“以高贵的身份交结卑贱的人，深得民心。”光武帝正是这样做的。可以说先生的品质，比日月还高；光武帝的气量比天地还广阔。如果不是先生就不能成就光武帝的气量的宏大；如果不是光武帝，又怎能促成先生品质的崇高呢？先生的作为使贪婪的人清廉起来，胆怯的人勇敢起来，这对维护礼仪教化确实是很有功劳的。

　我到这个州任职后，开始建造祠堂来祭奠先生，又免除了先生四家后裔的徭役，让他们负责祭祀的事情。从而又作了一首歌：

　云雾缭绕的高山，郁郁苍苍，大江的水浩浩荡荡，先生的品德啊，比高山还高，比长江还长。

　 注释

　先生：指严光。

　赤符：《赤伏符》，新莽末年谶纬家所造符箓，谓刘秀上应天命，当继汉统为帝。后亦泛指帝王受命的符瑞。

　蛊：六十四卦之一。

　上九：九爻。

　屯（zhun)六十四卦之一。

　复：复除徭役

　臣妾：原指男女奴隶，这里引申为被统治的人民。

　亿兆：古代以十万为亿，十亿为兆。

　 相关资料

　历史名人严子陵

　近代诗人柳亚子有一首《感事呈毛主席》的诗，诗中有“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之句，这子陵滩讲的是东汉高士严子陵不慕仕途，隐居山野，垂钓富春江的典故，严子陵的故乡则是在浙江宁波余姚。

　严子陵（公元前37—43），名光，又名遵，字子陵，西汉末余姚人。少年时代就到外地投师，刻苦好学，博学多才，性格耿直。在学时与南阳人刘秀是同学，两人白天探讨奥旨，夜来抵足而眠，结下深厚友谊。当时因朝廷，王莽篡位，赤眉、绿林纷纷起义，严子陵见天下大乱，便回到余姚，隐居不出。后来刘秀统一天下，做了皇帝，就是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光武帝知严子陵贤能，便派人四出寻访。有人见他反穿裘皮袄在泽中钓鱼，光武帝急忙派使者，备了华丽的车马，请他入朝为官，但接连三次都被绝然回绝。光武帝没法，便亲自到他的住处去请，岂料他竟躺在床上假寐不起，光武帝走到了他的身边，抚着他的肚腹说：“你这个怪人，难道不肯助我治理天下吗？”他番身坐起，答道：“从前尧帝那样有德有能，也还有巢父那样的隐士不愿出去做官，读书人有自己的志趣，你何必一定要逼我进入仕途呢？”光武帝听了直摇头，说：“子陵，我终究不能说服你吗？”

　然而，光武帝并没有死心，仍然把他请到洛阳。他虽被安置住在富丽堂皇的大院深宅，却绝不肯与朝廷显贵往来，光武帝去拜见他，他也不行君臣之礼。光武帝对他没有办法，说他是“狂奴故态”。

　一天光武帝把他请进宫中，促膝谈心，向他请教治国之道。严子陵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光武帝听他论古涉今，说理精辟，喜得眉飞色舞。两人一直谈到深夜，光武帝便留他同床睡觉。严子陵也不推辞，躺在床上，叉开双腿，沉沉入睡。睡到半夜，竟把一条腿搁到皇帝身上，光武帝为了不惊动他，竟一夜没有睡好。

　次日清晨，严子陵还在梦乡，光武帝就起了床。只见钦天太监惊慌失措的闯进宫门，奏道：“臣昨夜仰观天象，发现有客星冲犯帝座，恐怕于万岁不利，特进宫面禀”。光武帝沉思片刻，勿而恍然大悟，哈哈大笑道：“那里是什么客星冲犯帝座，是朕与好友子陵同床而眠，他的一条腿搁到了朕身上了。”

　从此严子陵这个“客星”的雅号就名扬四海。他家乡的山陈山被称为“客星山”，桥被叫作“客星桥”。如今还保留在余姚四碑亭的严子陵碑文中，也有“依然城廓客星高”之句。

　光武帝十分钦佩严子陵的人品才学，要他担任谏议大夫，这是一个很高的职位，但他还是不肯接受。后来干脆不辞而别，回到家乡余姚隐居。

　建武十七年（公元48年），光武帝又派使者到了余姚请严子陵进京做官。他听到消息，赶紧躲避起来，使者只得泱泱而返。为了避免朝廷再找麻烦，他索性带着家人，迁居桐庐富春江边种田、钓鱼。他钓鱼的地方后人称之为“子陵滩”。“严子陵钓台”至今遗迹犹在。严子陵回到余姚直至终老，享年八十，死后葬于余姚陈山。南宋丞相史浩有《严先生墓》诗道“玉匣蛟龙已草莱，一邱马髦尚封培，云台若也标名姓，千古谁知有钓台。”陈允平“严墓”诗也写道：“山高石怪水冷冷，三尺孤墓葬客星，遥想陵原松桧色，晓烟暮雨为谁青。”

　严子陵视富贵如浮云的气节，千百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敬仰。北宋名臣范仲淹仰慕严子陵高节，特意为他造了祠堂，并写了一篇传颂千古的《严先生祠堂记》，赞他“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明学者徐渭在《严先生祠》诗中写道：“碧水映何深，高踪那可寻，不知天子贵，自识故人心。山霭消春雪，江风洒暮林，如闻流水引，谁听伯牙琴。”

　严子陵钓鱼台

　富春山又名严陵山，山麓耸起一双石岩，俗称东台、西台，东台也就是严子陵钓鱼台。严子陵名光，东汉初余姚人，儿时与光武帝刘秀是同窗，刘秀得天下后，邀他出来做官，严光再三谢绝，归隐富春山，钓鱼耕田，打发余生。对他不事权贵的作法，历代是有口皆碑。唐代就建起了严陵祠。宋代又升格，毕恭毕敬的称为严先生祠堂，文学家范仲淹作《严先生祠堂记》，五体投地地说：“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西台姑且称为“谢公台”，它的名气小得多，却自有动人的故事。谢翱字皋羽，南宋诗人，曾从文天祥抗元。文兵败殉国后，谢悲痛欲绝，登临此台致祭，据说他手持竹如意，击石作歌，歌毕竹石俱碎。台上有亭，亭上有联道：“生为信陵流离客，死结严陵寂寞鬼”。亭前竖有石碑一块，上刻有谢翱用生命写成的散文《登西台恸哭记》。在东西两台之间，有一座双清亭，亭柱上的楹联是“拾级拜严子，亮节高风今古还誉：隔江祭谢公，忠心赤胆日月魂。》”

　“高风千古”石坊和严氏宗祠

　胡惠瑞

　“高风千古”石坊和严氏宗祠，位于檀湖山之北，历山之南，亭山之左，柏山之右，329国道南侧三里许。严子陵后裔集居其间，旧称“客星里”，现为“亲堰村”。

　由北入村，见南北跨江一小桥，曰“皇帝堰古桥”及“为汉徵士子陵先生立”诸字。背面上额镌刻“清节流芳”和“严子陵纪念坊”诸字，并有“钦差提簿军务浙江等处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汉阳尹应元赐建，知余姚事晋江黄琰为汉徵士子陵先生立”等字。据传“高风千古”和“清节流芳”八字为汉光武帝刘秀亲书，石坊建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为重修严子陵墓的同时重建，石坊具有明代典型的艺术风格和石雕建筑艺术，主基稳实，细部镂空浮雕狮子滚绣球及鸟兽等图案，雕刻精巧，栩栩如生，气势宏伟。体现了明代工匠高超的石雕技艺，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在十年中，因石坊被群众改建房屋当作歇脚凉亭的依靠所遮挡，才得以躲过浩劫之难，保存了这一保贵的石雕精品。为余姚市文物保护单位。

　坊西首有一广场，西侧还扩建有三间“高风亭”，亭内有一展室。有严子陵先生半身像及生平事迹介绍，供游客参观。

　牌坊四周集居严氏后裔，是汉徵士子陵公姓氏之源流。村东南偶有严氏宗祠，坐北朝南，前后三进，进距空旷，规模宏大，周以围墙，建筑考究，雕梁画栋，雕刻细致，人物生动，有较高的建筑艺术价值。仅南照墙，大门被毁，第一三进有几间倒塌，梁檐卧地，周墙残缺，其余尚存。

　村正南不远处，见青山一色，绿树成荫，气象非凡。曰：“严公山”，俗称“南面山”，先生二十一世孙，唐降州剌史建“严公庙”于此，山巅白云峰有平石阔数丈，刻有“严公山”三个大字于其上。后因子陵墓在客星山。庙徙迁客星山，现仅存遗址。

　据《下河严氏支谱》，《严子陵公生平考》记载：晋武帝太康四年（283）晋升安太守始建祠于“客星里”，先生为始祖。严氏战国初，避秦虐而改庄姓，至汉武帝时，严公父士恂守会稽遂家也，蔓延至哀帝间（公元前6-1年，避明帝刘庄讳（58），易庄为严，《子陵墓碑略》云：公生元帝永光五年（公元前39年）壬午八月十二，元始元年（公元1年）侍父士恂令新野（今河南新野县）时，与刘秀父亲刘钦尹南顿相善，故公与刘秀同往汝南郑敬处求学。两人白天探讨学问，夜间抵足而眠，结下深厚友谊。因王莽篡位（公元9年），赤眉、绿林纷纷起义，公见天下大乱，便回家乡余姚陈山隐居读书。过了十三年（公元23年），刘秀中兴汉室，统一天下，做了东汉开国皇帝，为光武帝。公得知刘秀做了皇帝，便改名换姓，到远处隐居。刘秀知道公的贤德和才能，令人四处查访，请公出来辅佐。后来，齐地有人上书，说有一男子反穿羊裘，在湖泽中钓鱼，可能是公。刘秀即派使者，备了华丽的车马接他到了京城，请他入朝做官。前后接了三次才把他接来。并对他优礼有加。安排住进京城宾舍。大司徒（相当于丞相）与公是旧相识，派人带亲笔信去问候，刘秀亲自命人驾车出宫。拜访公，公睡床上，置之不理。刘秀知道他是假睡，就走到了他身边，抚着他的肚腹说：“你这个怪人，我今日以故人的身份来看望你，难道你不肯助我治理天下吗？”公忽然坐起，答道：从前尧帝那样有德有能，还有巢父那样的隐士不肯出去做官。读书人自有自己的志趣，你何必一定要逼我进入仕途呢？”刘秀听了直摇头。

　后来，刘秀终于把公请进宫，公也被刘秀的诚意所感动，两人谈天话旧。畅叙不已。刘秀向公请教治国之策，他也诚意相告。一直谈到了深夜，刘秀留他宫中过夜，他也不推辞。就和刘秀同床而睡，他叉开双脚，沉沉睡去。睡到半夜，他一条腿搁到刘秀的肚皮上，刘秀为了不惊动他，竟一夜没有睡好。

　第二天，刘秀起床上朝，有钦天监出班奏道：“臣昨夜仰观天象，见有客星冲犯帝座，恐于万岁不利。”刘秀听后哈哈一笑：“哪有什么客星冲犯帝座，是我与好友子陵同榻共眠，他将一条腿搁到了我的身上了。”

　刘秀十分钦佩他的才学人品，任他为谏议大夫，他坚决不受，但深知朝中的处境和自己的秉性不利，他留给刘秀一封辞职谢罪的信，不辞而别，来到了风景秀丽的富春江畔隐居不出。

　建成武十七年（公元41年，刘秀再次派使者征他进京做官。他听到了消息赶紧回到余姚，躲在陈山脚下的月德寺中，使者闻讯追寻而来，那天正好下大雪，积雪很厚，公急中生智，倒穿芒履上了陈山，使者见雪上有脚印，向山脚寻找一番，结果当然没有找着。后人有诗云：“避士入隐志不凡，倒拖芒履上陈山，客星高照古渡在，山高水长仰先贤。”

　公八十终老于家，刘秀听到了他去世的消息，十分悲伤，令地方政府出钱百万，谷千斛，将他葬于故里陈山。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仰慕他的高节，特为他建成了祠堂，并定《严先生祠堂记》，赞誉道：“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去山指的是严氏宗祠前的严公山，总称白云山。江水是指祠前的环湖带和下河往西注入姚江。

　严子陵有世孙在桐庐

　屹立在桐庐县富春江镇的严子陵钓鱼台，是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且已成为的旅游胜地。但时隔两千多年，你是否相信在桐庐还有严子陵的世孙呢？

　近日，桐庐县组织各乡镇文化部门进行文化遗产普查时，钟山乡文化站收集到了一本《严氏宗谱》，并从中发现历史名人严子陵的五十五世、五十六世孙就在桐庐县钟山乡朱边畈村。

　根据家谱记载，严子陵的五十五世孙有八十岁的严奉复和七十五岁的严奉纯等。五十六世孙有六十岁的严国春和五十五岁的严金华等。家谱中写道：“始祖光，字子陵行云，二世家会稽余姚人，小字狂奴，少有高名，同光武帝同学，两人同窗同座同床三年，互敬互学名列全班前茅。刘秀登基后，三番五次聘他当谏议大夫，严子陵不屈。仍耕于富春山中。后人名其钓处为严子陵钓鱼台，在桐庐有东西二台，各高数百丈。有羊裘轩、客星馆、高风堂等，台上俱有亭。”

　这本家谱曾两次重修。1945年，才六岁的严国春上了谱，当时集谱时间一年多。圆谱时刚出生的严家末子严金华也补了上去，他成了谱上的最后一位。此谱共六册36卷，朱边畈村珍藏2册，每册六卷，歌舞乡夏塘、潘畈村各藏一册，毕浦乡严村藏一册，建德市罗村乡狮峰村也藏一册。据严国春回忆，“”期间，居住在建德市狮峰村的堂叔来到桐庐朱边畈村，将一册家谱悄悄带走，还特地做了只樟木箱珍藏，防止腐烂虫蛀，遗憾的是另一册已被烧毁。后建德堂叔去世，他儿子严康乐在外工作，女儿出嫁时，才将家谱送回朱边畈村，由严国春保管至今。

　从家谱中可以看出，朝廷官员爱吃桐庐特产，如豆腐干、梨头等，在南宋时已作为贡品送往朝廷。据统计严氏家谱上严子陵后代共有100人在朝廷任大小不同的官职，其五十世孙还得到过严州（建德）府太爷奖励的一块匾额，上有府太爷的圆印，并书“宽厚平和”四字。因五十世孙住建德时，与人发生纠纷，其宽容的气度使得府太爷很受感动。这块珍贵的匾额原挂在朱边畈村的祠堂里，现被严国春的侄儿收藏。

　更有意思的是，严国春根据家谱中记载“豆腐干是贡品”这一点，在七八年前开始加工“钟山豆腐干”还真的走红市场，两次走进西博会，多次获奖。

　“庄严一脉”话严姓

　说起严姓，就不得不先提到庄姓。

　庄与严二字，组成庄严一词，表示着一种肃静的意思。奇妙的是，用这两个字来表示的中国姓氏，也有密切的关系。严姓是由庄氏改来的，所以严姓之人，与庄姓根本就是一家人。严氏的姓源，是从楚庄王的谥号“庄”而来，楚庄王的子孙，为了有别于他人，以“谥为姓”，就用“庄”这个谥号来做了自己家族的姓氏。

　到了汉代，汉明帝的名字叫刘庄，按封建帝王之制，为避天子之讳，凡有庄姓人氏必须改姓。因为“庄”与“严”两字常连在一起用，都表示相同的意思，大概因此之故，楚庄王的后裔庄氏在传到汉明帝时，就把庄姓改为严姓了。从此，也就在庄氏之中分出了一支严姓的支系，一代一代的传延下来。

　福州阳岐的严培庸说：“我们阳岐的严家，是在唐朝天佑年间，跟闽王王审之从河南光州固始县来的。所以福州有十多个姓，都是王审之带来的。我的祖先严怀英，怀是胸怀的怀，英是英雄的英，他就是跟着王审之来这里的。他人很正直，很勇敢，会打仗，有功，后来官拜朝议大夫。”

　严姓的发源地，主要是在湖北的江陵和甘肃的天水。从唐朝天佑年间开始，“严”姓人家一部分就在福建定居下来。

　现在浙江富阳、桐庐两县，仍保留有许多当年严子陵的踪迹。有“严子陵钓鱼台”等。当年，郁达夫游富春江时有诗曰：“家在严陵滩上住，秦时风物晋山川，碧桃三朋花如锦，来往春江有钓船”。

　追本溯源，庄严两姓，都是春秋时代五霸之一楚庄王的后裔，血缘上是一脉相承，同出一源，实为一家。

家谱 又称族谱、家乘、宗谱等，是以记载父系家族世系、人物为中心的历史图籍。先秦重要史籍《世本》为我国家谱的开山之作，其内容系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的记录，其作用在于尊世系、辨昭穆、别贵贱等。魏晋时期，门阀势力盛行，家谱成为门阀豪族势力维持其政治经济特权的重要工具。郑樵《通志》卷25：“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因此，谱学大盛。降至明清，私家修谱盛行，成为宗族普遍关注的大事，一般是三四十年即重修一次，往往是一修再修甚至多次重修，依封建统治者的逻辑就是“笃宗族以昭雍睦”、“修族谱以联疏远”。皇家也积极修谱，称为玉碟，由宗人府具体承办。现存家谱主要是宋代以后尤其是清代的私修家谱，其体例主要是融合欧阳修、苏询二体而形成的规范化的谱式，即“首世系，次讳字，次婚姻、次子嗣，凡祖宗之德行，品望、功业、文章悉载于谱。故族递衍而不乱，祖德常佳而不朽。”(《兴化戎氏重修宗谱》序)，其内容归纳起来，大致有：

(1)谱名，有称家谱、家乘、族谱、宗谱、世谱、会谱、统谱、房谱、支谱等的不同；

(2)谱序：包括达官贵人及儒学大师等撰修的序言，用以反映本族的历史、族望、修谱简况及修谱原则等；

(3)谱论，即论述修谱的意义、原则、方法等；

(4)恩荣录，包括皇帝对家族成员中官员及家属的敕书、诰命、赐字、赐匾、赐诗、御谥文、御制碑文及地方官府的增谕文字等；

(5)遗像及像赞，载有祖先及祖中重要人物的遗像，并配诗示赞；

(6)族规家训，包括祖训、家礼、家典、家范、家戒、家规、族规、族约，是约束族人的礼仪规定，它对于族长的特殊地位、族众的行为准则、祭祀的礼仪、族产的管理等都有具体而又细致的规定；

(7)五服图，即明确族众的五服关系；

(8)世系，系家谱内容的主体，族中所有成员依照图表格式，按辈分次序进行排列，借以明确族人的代系及血缘关系等；

(9)谱系本纪，即记载族人的简单情况，如本人名字、父名、排行、字号、生卒年月日、科第、官职、妻室、葬地、子女等；

(10)命名行派，为族人命名需依一定的顺序以区别辈分，如曲阜氏依照“兴额传继广，昭宪庆繁样，会德维垂邮，钦昭念显扬”二十字命名；

(11)官迹，记载族中历代官宦名人事迹，有的还专门收集族中及第人员；

(12)传记；即族中名贤的传记材料，有行状、行实、事状、志略、忠义、孝友、贞节、寿文、贺序、墓志、序文、祭文、年诺等；

(13)先世考，考正本族的历史渊源和迁徒情况，如得姓始末、始祖、世派、迁徒地区等。 (14)名i录，记述与本族或族中成员有关的山水桥梁、亭台楼阁等

(15)祠堂，有记堂图、祀文、捐祠者姓名、祠堂规制、神位世次等；

(16)族产，如祠田、义庄、山林、房屋、田至及租佃文契；

(17)坟墓；即族人的墓地分布；

(18)艺文，收录族人的著述；

(19)领谱字号，记载家谱的编号、印谱总数、分发各房谱数及领取人名。

以民国时的家谱为例，它所构成的体例要素计有三十项：

1．谱名。2．目录 3．谱序

4．凡例5．万年历6．世源

7．世系图 8．派序 9．先祖像及赞

10．恩荣录11．宗戒12．家训

13．家戒14．坟茎15．五服图

16．宗祠17．族产18．耆旧传

19．艺文20．大事记21．历届修谱名目

22．承修名目23．提修名目24．新旧居迁地名

25．门丁数26．领谱字号27．捐输名目

28．杂记29．后记30．宗支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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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一些家谱还有专章记载本宗族曾经发生的大事，如与其他宗族发生的纠纷或械斗；与冒认本族的同姓所打的官司等。家谱是一个家族的百科全书，是传家之宝，一般秘不示人，故领谱子孙妥善保存。每次大祭时，全族将所有现存家谱集中到祠堂查验，凡是遭到鼠咬、油渍、虫蛀、受潮霉烂的家谱，藏谱者都要受到声讨和处罚，若卖出即被作为不孝子孙逐出宗族，如《西石城风俗志》记载江南一带的世家大族“谱集，污则罚之。谱未呈验者，亦予罚。”由于家讳甚严，家谱严格遵循隐恶扬善的规定，但家谱仍是人们认识古代社会的一个重要途径。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载： “汉书艺文志是秦、汉以前著述的总录，隋书经籍志是隋以前著述的总录。”那么“家谱”一名的取用应在汉至南北朝时期。所以，在《新唐书》中，以“家谱”冠名的才真正开始多起来，如“谢氏家谱”、 “薛氏家谱”、“颜氏家谱”、“李用休家谱”等。说以“家谱”为名始于宋代，是不确切的。作为家谱，本应为一直系之本家谱。但后来，绝大多数是凡同一区域内的同一先祖的各分支后裔的共同谱牒统称为家谱。从历史上谱牒用名看，宗谱、族谱、家谱应是有一定区别的。

大宗小宗 古代宗法规定，同一始祖的嫡系长房继承系统为大宗，余子为小宗。礼记·大传》：“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百世不迁之宗，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宗其继别子者，百世不迁者也”，这是周代宗法制度的基本原则。当时大夫、士阶层家族的始祖，一般是国君的别子，别子无权继承君位，必须分立自立一家，成为某一家支的始族，即“别子为祖”，继承始祖别子的也只能是长子、长孙、长曾孙这一系统，此谓“大宗”。《仪礼·丧服》：“大宗者尊之统也……大宗者，服族也，”极言大宗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之高：别子的继承人是世代不断的，故称“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别子除有长子，还有其他儿子即庶子，庶子系统属小宗，小宗仅继承其父，故称继祢者为小宗，小宗超过五世，即无丧服规定。随着世代的推移，一个宗族扩展到旁系林立时，仍然可以通过尊奉大宗的方式被约定在血缘集团之内，而不会导致零乱。上述以家族为中心，按血缘远近区别嫡庶亲疏的法则叫宗法，在周代极为完善，后世或尊行大宗之法，或恪守小宗之法，都对周代的宗法制度作了变通处理。

简言之，凡同祖之裔为宗，宗人凑聚为族，按古宗法制度所制，大宗和小宗的合称为宗族。

事宗礼 聚族而居是古代中国人常见的居住形式，族人常恪守的事宗礼包括：平居遇事应咨告宗祠，如祭祀、嫁女、聚妻、凶事、生子、易名、出外求学、荣归故里等。如遇族内发生吉凶大事，宗子需率全体成年男性族人赴祠禀告，祭祀先祖。祭毕合族会食。“凡所告事，宗于皆书于宗籍，大宗无后则支子以昭穆之后宗之，则宗道存，而诸义有主也。”(《续通典》卷67)

义田 又称“义庄”，指宗涝用于赈恤族内贫寒人家和奖励贞节义行的田产，始创于北宋范仲淹。范仲淹创设义庄的初始动机是：‘祖宗积德百余年始发于我，今族众皆祖宗子孙，我岂可独享富贵”(《宋人小说类编》卷一)义田大多由宗族显贵捐献而产生的，一般设有专人管理，以防族人侵渔，并且不准典卖，地权比较稳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族人的生活困难。故顾炎武说：设立义庄“夫惟收族之法行，而岁时有合食之思，吉凶有通财之义。”如此“不待王政之施，而矜寡孤独疾者皆有所养矣。”(《皇朝经世文编》卷八)清朝政权考虑到义田的巨大作用，严厉惩罚那些盗卖义田的不孝子孙，以保护宗族公产。

家讳 即家族或家庭之内的忌讳，又称“私讳，”与“国讳”相对。古人视直呼尊长姓名为大不敬，故晚辈在日常言谈和使用文字时，要回避祖、父等长辈的名字，做到“臣不言君名，子不言父名。”家讳现象，周代即以出现，汉晋逐渐盛行，至南北朝进入全盛，后世相沿，但明清时稍松。依家讳要求，外出写家信，信封上忌用父亲名字，而要用本人名字写成“某某某平安家信，”对别人说起自已的父母，亦多用“府君”、“萱堂”、“椿庭”、“家父”、“家母”一类的词代称。在行文时，如遇与长辈相同的字，则以改字、缺笔等方法加以回避，以表尊敬。如苏东坡作序，一律以“叙”代替“序”字，以避父讳“序”；司马迁父名“谈”，故他在《史记》中从未用“谈”字，家讳发展到后世已不限于文字和称呼上，如晋代桓玄父名“温”，其家中讳说“温‘，因来宾要求温酒竞至大哭，

排辈 宗族内以宗谱规定辈分用字以公开族人所处的辈分。族人在命名时(尤其是男性)，名字中必须含谱定辈分用字，放于名字中间，俗称某字辈，以此作为族人相互关系的标志，防止族内人际关系发生混乱。这种规定自汉代开始，明清时期的大家族颇为盛行．如江西九江吴氏的排辈为：德里伯志盂，时添国道中，之登光宗应，茂学仁宜从。周邦新进化，富寿兆长荣，昭代闻仕启，恒慈建立洪。昌明高尚法，永守善良功，锡庆开先业，修和本大同。江西靖安钟氏的排辈为：子孙永昌，宗先福长，顺龙有庆，发荣万方。可见，排辈用字连接起来反映了强烈的血亲观念、浓厚的尊祖意识以及对于宗族繁荣昌盛的期望。

遵昭穆 是在周代确立嫡长继承制的前提下，为适应宗族组织的存在而出现的一种行辈标志制度，其盛于西周，后世则仅用昭穆表示辈分如父子的关系。其制，在确定宗族庙次和墓次时，始祖居中，父昭子穆，父穆子昭，左昭右穆，依次转换，以使在祭招、丧葬、继承和赐爵等礼仪活动中明确区分行辈，严防宗族内部的辈分发生紊乱。故<礼记·祭统》：“昭穆者，所以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而无乱也，是故有事于大庙，则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伦。”《周礼·夏官司马·司土》：“及赐爵，呼昭穆而进之。”周代设专官区分昭穆，如小史、小宗伯等。小史负有辨昭穆的责任，就是指史官应根据系世来确定王族成员的行辈。《周礼·春宫宗伯·小宗伯》特别强调小宗伯的一项职责是：“辨庙祧眨昭穆，”意即在为某位祖先建立宗庙时，朝廷的典礼官便要事先根据死者行辈标志的昭与穆，来确定其宗庙应建在宗庙群中的昭组还是穆组的位置上。这种以昭穆区分行辈的办法比较原始，在汉代被以行辈字标志行辈和方式取代。

九族 是先秦时期概括宗亲关系的一种说法，以西周为最典型，见于《左传”桓公六年》：“亲其九族”。《尚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即睦，平章百姓。”关于九族所包含的亲属范围，古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其一认为九族全系父系宗亲，即指上至高祖，经曾祖、祖、父、已身、子、孙、曾孙、直至玄孙的九代的合称；其二，认为九族亦包括异姓有服的亲属，指父族四、母族三、妻族认为几族亦包括并姓百服的亲属，指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具体分布为：父族四指五族之内为一族，父女昆弟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已之女昆弟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已之女子子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母族三，指母之父姓为一族，母之母姓为一族，母之昆弟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妻族二，指妻之父姓为一族，妻之母姓为一族。可见九族是一个较大的亲属团体。后世在概括宗亲关系时基本上不用九族的提法。

六亲 即六代宗亲。古代有宗族亲情到第六代为止的民间成规。<礼记·大传》：“六世亲属竭矣。”《贾谊新书》：“人之戚属，以六为法，人有六亲，六亲始日父，父有二子为昆弟，昆弟又有子，子从父而昆弟，故曰从父兄弟。从父昆弟又有子，子从祖而昆弟，故为从祖昆弟。从祖昆弟又有子，从曾祖而昆弟，故日曾祖昆弟。曾祖昆弟又有子，子为族兄弟，备于六，此之谓六亲。亲之始于一人，世之别离，分为六亲。亲戚非六则失本末之度，是故六为制而止矣，六亲有次不可相谕，相谕则宗族扰乱，不能相亲，是故先王设为昭穆三庙以禁其乱。”依此，到了第六代，即出了五服，已无亲情关系。宋代以后，以族规、义田、家训等为特征的宗族制度开始兴盛，宗族亲情被无限延伸，以激发族人的木本水源之思，但仍然注重六亲之制，只不过与六亲之外的族人可以保持较谈的宗族亲情。

谱学 自有文字出现，即有早期的人物记录。由简单的零散的记录发展到连贯系统的世系记载，由分衍世系到综合为后来的整体宗族世系体系，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不断充实、完善，从而创造了人记录自己生平世系及血缘关系的专著，这就是谱牒。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有以编撰当代姓氏人物世系为题材的籍典，有以人物世系为研究对象而创制的体例和修撰法则，从而研究它的起源、类别、功能、社会作用等，进而“演为专门之学”，这就是谱学。早期的谱学概念，主要着重于谱碟的修编、总汇、法则等方面。晋太元中贾弼撰写的《姓氏簿状》，称其为贾氏谱学，梁王僧孺在贾弼旧本的基础上，充实增补改撰为《十八州谱》，号为王氏谱学。隋唐时的《衣冠谱》、《开元谱》、《元和姓纂》、《永谱》等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尤其唐在全国收集了大量的士族家谱，考其世系，撰编成大型的《氏族志》一百卷、二百九十三姓、计一千六百五十一家，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史料，至今敦煌石室还存有《氏族志》原始写本残页。五代以后，有郑穛的《通志》著录谱序六种，另有《氏族典》、《古今姓氏书辩证》等都是有影响的谱学专著，特别须提及的北宋欧阳修与苏洵在谱学领域所创制的欧苏二体，为谱牒的修撰提供了至今不改的法则。这些古代谱学成就，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现代谱学，更着重于谱牒所涉及的历史内容而进行的学术研究与探讨，取其有史学价值和人文科学价值的精华部分，并从人口学、社会学、民族学、经济史、人物传记、宗族制度、地方史等方面解析历史，从而服务于现代社会。

谱法 所谓谱法，是按一定的规则制度、体例进行编撰谱牒的方法。这个方法，其要点就是怎样完整、准确、明了、有序地记载族人世系及其有关事项。从广义上讲，一部完整规范的谱牒，应涵盖该族历史、源流世系、人物、事件、业绩、迁徒、族规等内容。自宋起，编撰谱牒有两法，即欧体和苏体，也称欧式和苏式。

支谱 顾名思义，支是主干之外的分支，意属为同祖之下分衍的众多后裔，而后又各有其世系的支派。所谓支谱，就非常明确了它的谱牒定位，即局限在该祖之下的一个独特分支。形成或成为“支谱”的因素往往也是因分衍、择业、迁徒等原因，游离在原宗地所发展而成的，所以冠以“支谱”，它本身就表明了它属某宗之下的一个分支。支谱仍属于族谱范畴。

家乘 家乘，原意为以记载私家之事的文录。罗大经《鹤林玉露》载：“山谷晚年作日录，题曰家乘。”家乘属于家谱的范畴，因此后有少量的家谱也冠用家乘。家乘是从“史乘”袭用而来。虽然冠用家乘的不太多，但对谱碟的称谓单位则多有使用“乘”，是谱牒定量的又一别称。谱中有如：“以上大乘，每乘拾八本。”这里所谓的大乘非指佛教“大乘”之意。乘，本为春秋时晋国的史籍名，以后引申到载史之类的书，可称“史乘”。因此将谱列入史类称乘，大乘即本族总谱和门谱的合称，如“每乘拾八本”，即这部完整的谱碟共十八本/

起源演变

范，在汉族文字学专著《说文解字》中是一种草，产范草的地方也称为范。

小篆中范的字型是从草、从水。范姓是蛇图腾，以蛇为氏族族徽，由表木、水、蛇组成。是巳，为蛇图腾，丫”是表木，“十”是“四方”，代表四时。汜人居范邑，也以地为姓。

范氏部分起源于河南 范县 东南高码头乡老范庄村。

范氏授姓地位于河南 范县境内，原授姓之地范邑位于现范县张庄乡东旧城村。

扩展资料

范姓，尊范武子（士会）为范姓的得姓始祖，追源于三皇五帝之尧帝，往上可追源到黄帝轩辕氏及少典氏。

据《古今姓氏书辨证》和《元和姓纂》等资料记载：帝尧裔孙刘累之后，在周为唐杜氏，迁移到了杜邑，周宣王冤杀杜伯，于是儿子杜隰叔逃奔晋国，担任士师（法官），以官名改姓士，生了儿子士蒍（wěi），孙子士缺，曾孙士会（范武子）担任晋国上卿，被封到了范邑，后世子孙以封邑范为姓，称范氏。

范氏的始祖，在得姓之初便已显赫万分，自士会范武子以后，范文子、范宣子以及范献子，世代都是晋国的上卿，可以说是曾经左右早期的世家钜族之一。

范姓位居大姓行列，位列新百家姓第 51 位，约有 468 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036%。中国范姓一支迁居越南，现今范姓已是越南第四大姓，占越南总人口的 75%，约 678 万。

参考资料：

-范姓

范文从当时担任的是大明王朝的监察御史，这个官职还是从秦朝的时候流传过来的，他跟丞相的地位是相等的，主要的职责就是监察百官同时向皇帝打小报告。顺带着就是处理一些政务，只不过后来他的权力被慢慢地削弱，到了明朝的时候，监察御史这个官位的等级已经比别的要低了，但它的主要工作内容并没有改变。

范文从这个人性格耿直，同时也比较认真，因此在当时看到朱元璋有一些地方做错了，他都会当场指出来，如果朱元璋不改的话，他就写道奏折里边儿不停的去给朱元璋说，然后盯着朱元璋看，知道朱元璋改过之后才会善罢甘休。朱元璋最开始还比较开心，认为找到了一个好官，但是到了后来朱元璋就受不了了。

所以他准备敲打一下范文从，让他以后规矩点儿，如果给自己提意见的话，那说话的语气也要客气点儿。毕竟自己好歹是个皇帝，但是范文从不知道是真不懂还是假不动，每次都跟朱元璋对着干。朱元璋到最后实在忍受不了了，就说你这是犯了欺君之罪，直接把他打入了死牢。不过当时是否处决一个大臣并不是朱元璋一个人说了算的，他还要走一趟法律程序。然后又交给朱元璋来审批，朱元璋看到他的时候，又想起来自己这个死对头。

人家看结果看到当时的卷宗，发现范文从竟然是苏州吴县的人。于是又把范文从叫到场朝堂上来问他，你跟范文正公是啥关系？范文从极为恭敬地说道，我是他的第12代子孙，朱元璋听到之后大为震动，认为自己之前太任性了，立刻签下了五个免死金牌。范文正公想必大家应该知道，他就是写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范仲淹可以说是一代忠臣，而作为忠臣的后代，朱元璋自然要理性对待。

唐朝中叶以来的社会经济关系变迁，使世家大族受到的最大冲击，就是经济地位的不稳固。宋代官僚阶层要想长保富贵，就不能不适应社会形势的变化，采取诸多新手段、新举措，以稳定经济地位，收合族属。范仲淹创建的义庄，作为一种前无古人的新举措，在家族发展史上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向为研究者们所重视，论述已多。已有的研究成果，诸如陈荣照《范仲淹的义庄》[ ](pp186-212)、邢铁《宋代的义庄》[2]以及廖志豪、李茂高《略论范仲淹与范氏义庄》[3]等等，多是就义庄本身立论，对范氏家族进行个案剖析则很不够。作为具有典型意义的家族建设新举措，如果能将义庄与范氏家族的发展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对说明宋代社会条件下的经济手段与世家大族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无意是很有帮助的。笔者不惴谫陋，拟从这一角度加以探讨，以补前贤研究之缺。不妥之处，肯望教正。

一、义庄之创立与发展

皇佑元年（1049年），范仲淹知杭州。由于杭州与其家乡苏州相去不远，因而得以与族人有较多的接触。据范仲淹于皇佑三年正月八日所撰的《续家谱序》记载：“皇佑中（应为‘初’），来守钱塘，遂过姑苏，与亲族会。追思祖宗既失前谱未获，复惧后来昭穆不明，乃于族中索所藏诰书、家集考之，自丽水府君而下四代祖考及今子孙，支派尽在。乃创义田，计族人口数而月给之；又理祖第，使复其居，以永依庇。故作《续家谱》而次序之。”[4]（pp731-732）

在《太子中舍致仕范府君墓志铭》一文中，范仲淹又说：“皇佑初，某来守钱塘，与府君（范仲温）议，置上田十顷于里中，以岁给宗族，虽至贫者，不复有寒馁之忧。”[5](P370)购买义田在是年十月，可知一年之内范仲淹在苏州为宗族做了两件事：一是续修家谱，一是创置义庄。 这一年，范仲淹61岁。

关于范仲淹创置义庄的动机，以往学者多认为出于范仲淹的公心和慈爱之心，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的具体体现，同时又是宋代“收族”观念的实践手段。这种看法固然不错，但更为重要的因素则没有被揭示出来。我们不妨先看看范仲淹曾对子弟说过的这样一段话：

吾吴中宗族甚众，于吾固有亲疏。然以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也。吾安得不恤其饥寒哉？且自祖宗来，积德百余年而始发于吾，得至大官，若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亦何以入家庙乎？[6]（P863）、[7]（P1174）

对于一个60余岁、为官数十年的老年高级官僚来说，与祖宗子孙同享富贵自然是一种颇令时人敬仰的思想境界。但不宜言表却更有吸引力的理想，则是如何使子孙后代长保富贵。在为乃兄范仲温所撰写的墓志铭中，范仲淹以“积善不诬，厥后其昌”[5]（371） 作尾语，即已透露出了这样的信息。而其贤子贤孙们，也是完全能够领会得出其良苦用心的。范纯仁曾说：“先文正公置义田，非谓以斗米疋缣使能饱暖族人，盖有深意存焉。”[8]（1170） 范仲淹五世孙范之柔亦曾明确提出，创置义庄是乃祖“欲为传远之计”[9]（P1164） 的结果。南宋刘宰在为希墟张氏义庄作记时，曾引用了范仲淹的上述一段话，并分析义庄创建的动机说：“夫乐富贵而羞贫贱，我与祖宗同是心也；爱其子孙而不欲其贫且贱，我与祖宗同是心也。”[10]（P579） 可见，无论是范仲淹自己的言论，还是其后裔或其他士大夫的理解，都是将创办义庄与子孙长保富贵绾连在一起的。

由于一些研究者只注意了义庄对贫乏族人的赡助，所以很容易将其视作慈善机构。但从范仲淹初定的十三条规矩中，我们即可以发现以下这样几条内容：

女使有儿女在家及十五年，年五十岁以上听给米。

每房许给奴婢米一口，即不支衣。

子弟出官人，每还家待阙守选丁忧或任川广福建官，留家乡里者，并依诸房例，给米绢并吉凶钱数。虽近官，实有故留家者，亦依此例支给。

对于家中使唤着女使、奴婢的族人来说，显然原本就是没有“寒馁之忧”的。至于“出官人”，即使不在官任或暂不领取俸禄，也不应有太大的生活问题。范仲淹对他们的支助，自然已超出慈善的范围。何况对其他族众的支助力度，也基本上达到了衣食无忧的程度。明显具有慈善性质的条款，仅见一条：

乡里外姻亲戚，如贫窘中非次急难，或遇年饥不能度日，诸房同共相度诒实，即于义田米内，量行济助。

可以看出，义庄的慈善性质并非主流。范仲淹的主要动机是为家族长保富贵提供稳固的物质基础。这一点，从范仲淹后人的行为中还可以得到明显的印证。在陆续形成的续定规矩中，增加了对应举士人的资助及义学方面的内容，以便“使诸房子弟知读书之美，有以激劝”。[9]（P1168） 牟巘在《义学记》一文中说：“范文正公尝建义宅，置义田、义庄，以收其宗族，又设义学以教，教养咸备，意最近古。”[11](P1188) 为了长保富贵，收合族众，加强宗族势力，范仲淹可谓殚精竭虑。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范仲淹为宗族建设不吝钱财，但他本人生活却十分俭朴。据说在他创置义庄的前夕，子弟曾劝他“治第洛阳，树园圃以为逸老之地”[12] ，被他断然拒绝。《宋史》说他“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13]（10276） ，想必不误。

义庄创建之初，范仲淹就已十分注重它对维持提高宗族势力的长久作用。建义宅，设义学，续修家谱，制订义庄规矩，草创之初便注意各种配套措施，考虑可谓较为周全。但范仲淹在义庄建成后的两三年内，便去世了。义庄的巩固和初期发展，主要是在范仲淹儿辈们手中完成的。以下几个方面，可以清楚地反映这一点。

首先，义田规模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义庄的主体经济势力是义田，初创规模为1000亩，范纯仁将其增加为3000亩。纯仁“自为布衣至宰相，廉俭如一，所得奉赐，皆以广义庄”[14]（10293） 。其做法颇似乃父，但官位却过之，因而能够获得更多的俸赐，从而也就更有条件为范氏义庄多做贡献。

其次，义庄规矩在实践中得到不断完善，日趋严密。范纯仁兄弟先后十次续订规矩，分别为熙宁六年（1073年）、元丰六年（1083年）、绍圣二年（1095年）二月、绍圣二年四月、元符元年（1098年）、元符二年（1099年）、崇宁五年（1106年）、大观元年（1107年）、政和三年（1113年）、政和五年（1115年），平均4年左右续订一次。由于是“随事立规”，所以续订的内容，多是根据实际需要而产生的，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如果说范仲淹的初定十三条“止具给予之目，仅设预先支请之禁”，基本上是赋予族人获得资助权力的内容；那么范纯仁兄弟续订的二十八条，则“关防益密”[15]（P1172） ，主要是对族人相关责任的规定。权力和义务的相互结合，必然使得义庄在管理上日趋严密。

再次，义庄规矩得到了宋朝官府的支持，从而具有了政治上的保障。治平元年（1064年），范纯仁上书朝廷，述说在义庄的管理中，“今诸房子弟有不尊规矩之人，州县既无敕条，本家难为伸理，五七年间渐至废坏，遂使子孙饥寒无依”，并因此而要求“朝廷特降指挥下苏州，应系诸房子弟，有违犯规矩之人，许令官司受理”。这一要求得到了朝廷的批准。从此，义庄规矩以朝廷指挥作尚方宝剑，获得了政治上的保障。范氏子孙将其刻石于天平山白云寺范仲淹祠堂之侧，“子子孙孙遵承勿替”[16](P1160) 。

在两宋之际的宋金战争中，范氏义庄受到了战乱的冲击。政局稳定以后，义庄已经是“虽田亩仅存，而庄宅焚毁，寄廪坟寺，迁寓民舍，蠹弊百出，尽失初意”[17](P1165) 。战乱不仅破坏了义庄的一些基础设施，而且也使义庄规矩受到了冲击，制度不能得到较好地执行，从而使义庄日益向着崩溃的方向发展。楼钥《范氏复义宅记》对这一情况做了如下叙述：

中更兵毁，族党星散。故基榛芜，编民豪据为居宇，为场圃。僦直无几，甚失遗意。粟无所储，寓于天平山坟寺，倍有往来给散之劳。寻复圮废，改置城中，反寄他舍，病此久矣。[15](P1171)

看来范氏义庄的庄宅不仅受到破坏，而且为他人所占，仅能收取微乎其微的一点租金。尽管田亩尚存，但已失去了各种配套设施，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针对这种情况，范氏子孙尤其是文正位有官职的子孙，力图加以重建。官至奉议郎的范公武，“念此有年，赍志而殁”。其子范良器、范之柔兄弟“慨然自任，思图其新”。庆元二年（1196年），他们正式开始了义庄的恢复重建工作。他们所做的第一步，首先是“历告居民，尽除僦直，约期而遣之”。但这一步并不容易，因为有许多“不服者”不愿迁出，范氏兄弟不得不“诉于郡、于监司，以至上达台省”。由于提刑何异、太守郑若容“咸义此举，力为主张”，才使得范氏能够悉得故地。范良器兄弟所做的第二步，就是“首捐私帑，缭以垣墙；创建一堂，仍扁‘岁寒’，以祠文正；结屋十楹，以处贫族；就立新仓，寖复旧观”[15](P1171) 。这样一来，义庄的硬件建设便得以重新恢复。接下来便是制度建设问题，所以范良器兄弟所做的第三步，便是“参定约束，加备于前”[17](1165) ，范良器还“亲掌出纳一年，以为后式”[15](1171) 。他们还“经本州镂给板牍，揭示义宅”。尽管如此，时任左司谏的范之柔还不放心，又学范纯仁的做法，上奏朝廷，要求“特颂睿旨札下平江府”，保证新规旧约的执行。这一要求也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庆元二年（1196年）以来范良器、范之柔兄弟对义庄的重建，在范氏义庄发展史上意义重大。它表明义庄经受住了社会动荡的考验，也表明范氏家族的核心势力仍出自范仲淹一系（即文正位，范良器兄弟为范纯佑后代）。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南宋时期范氏义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的不断提高。除了范之柔上奏获准，义庄规矩的执行重新获得政治保障以外，南宋朝野人士还对范氏义庄给予了各种各样的特殊关照。其中最主要的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官府对义庄赋役的与免。在嘉定三年（1210年）范之柔主持的《续定规矩》中，曾提到“义庄及白云功德寺差役并应干非泛科敷并蒙官司蠲免”问题。嘉熙四年（1240年），提领浙西和籴所认为“范文正公义庄乃风化之所关”，理应“与免科籴”，因此免除吴县、长洲县范氏义庄劝米共计九百七十三石六斗二升。[18](PP1086-1087) 可见，义庄在经济上享有赋役与免的特权，逐渐成为宋朝政府统治下的经济特区。

二是地方官对范氏的优崇。南宋时期，范仲淹作为家乡的先贤，成为地方官员进行社会教化的楷模。因此，历任地方官无不对范氏家族和范氏义庄另眼相觑，多加优崇。咸淳十年（1274年），平江府知府潜说友有感于本府未有范文正公专祠，乃“事关风化”的要事，因此不顾财力“窘乏”，于范氏义庄之东建筑范仲淹祠堂。在建成了“为屋六十楹”的大祠堂之后，又“拨没官田土，拘收租米，充春秋二祀之费”。在范氏义庄附近建立的官方范仲淹祠堂，对提高范氏家族和范氏义庄的政治地位，无疑是有极大帮助的。祠堂“春秋二祀，太守率其属亲莅”[19](pp1087-1088) ，可见，祠堂祭祀的仪式、规格，是很不一般的。

三是名人的宣传。由于范氏义庄的收族作用明显，逐渐受到了理学家们重视。许多知名人士纷纷撰文，对义庄加以宣传和褒奖。如刘清之“尝序范仲淹《义庄规矩》，劝大家族众者随力行之”[20](p12957) 。流传至今的此类文章，北宋时仅有钱公辅《义田记》一文，南宋时则有楼钥《范氏复义宅记》、孙应时《范氏义庄题名》、刘榘《范氏义庄申严规式记》等文。此类文章的逐渐增多，无疑促进了范氏义庄知名度的不断扩大，许多宗族纷纷效法范仲淹的做法，创建义庄，并借鉴范氏义庄的管理经验。范氏义庄逐渐成为宗族义庄建设的楷模。

通过南宋朝野人士对义庄的各种特殊关照，范氏义庄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得以不断提高。这既是义庄发展的表现，又反过来对义庄的稳定发展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

范氏义庄在两宋200余年的发展，尽管曲曲折折，并非一帆风顺，但毕竟逐渐稳定下来，在宋代的社会土壤中扎住了根。就这一点而言，已可说是社会奇观。要知道，宋代普遍的社会现象已是“田宅无定主”[21]（P162） ，其土地所有权转移之频繁，时人甚至用“古田千年八百主，如今一年一换家”[ ]（P494）之类的语言来加以形容。范氏义庄的发展，不但表现在制度的完善、地位的提高、声望的扩大等方面，而且其田产的规模，也在不断增加。初创时为1000亩左右，至嘉熙四年（1240年）提领浙西和籴所与免科籴时，其规模为吴县897亩、长洲县2271亩3角，合计3168亩3角。

二、义庄对范氏家族的作用

义庄的创立作为范氏家族发展史上划时代的一座里程碑，对宋代范氏家族的发展无疑起过多方面的重要的作用。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义庄赡养、团聚了大批家族成员。苏州的范氏族人，均为范隋后裔，至北宋中期已经过四五代人的繁衍。人口已具有一定数量规模，贫富分化也已非常严重。范仲淹虽出身于仕宦支系，但由于家世衰替，甚至“欲还范姓，而族人有难之者”，而不得不声称“止欲归本姓，他无所觊”[6]（863） 。义庄初建时登记在册的族人数量为90口。当时的千亩义田“岁入粳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给其所聚，霈然有余而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