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交通/旅游

问题描述:

如能说明对应的字是多少“世”就更好了

解析:

徐姓起源参考之一

徐源出于嬴姓。夏朝时，嬴姓祖先伯益的儿子若木被封在徐（今江苏泗洪县及安徽泗县一带）。徐国历经夏、商、周，传至西周穆王时，有国君叫偃。徐君偃以仁义著称，深得百姓拥戴。有一次在疏导河道时徐君偃挖出了一副红色的弓箭，他认为这是天赐的祥瑞，就起了代周为天子的野心。周围的一些诸侯听说此事后，也纷纷赶来归附徐君偃。徐君偃于是改称徐偃王，率领拥护他的三十六国诸侯，起兵反周。此时周穆王正在昆仑山西王母那儿做客，得到消息后，立即让造父驾车返回镐京（参见赵姓），发兵讨伐徐偃王。眼看一场血战就要发生，徐偃王不忍让生灵涂炭，于是立即收兵，弃国出走，躲进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一带的深山之中，结果徐国军队被打败。后来周穆王了解到徐偃王在当地很得人心，就又封他的儿子宗为徐子，由徐子继续管理徐国。宗传位至十一世孙章禹时，徐国被吴国灭掉，徐国国君的子孙称为徐氏。徐福，也作徐市，秦朝著名方士，琅琊（今山东胶南南）人。他为迎合秦始皇迷信长生的心理，向秦始皇上书说大海之中有三座神山，名叫蓬莱、方丈、瀛洲，有仙人居住在那里，希望能带领童男童女前往求仙。秦始皇答应了。徐福便挑选童男童女几千人，乘船入海，结果一去不返。相传徐福后来成为日本的神武天皇。

徐姓起源参考之二

在浙江省兰溪市生活着很多徐姓后人，仅在兰溪市章林村一个村就有1200多人姓徐。这个村的徐姓人家还保存着自己的家谱。

在兰溪市的姓氏研究专家胡汝明先生的带领下，我们《天涯共此时》摄制组来到章林村，在村民徐寿泉家看到了他们世代保存下来的徐氏宗谱。兰溪当地的姓氏研究专家胡汝明先生对这些家谱进行过深入的研究。

浙江省兰溪市姓氏研究专家胡汝明说：“徐姓呢，它是春秋时有一个徐国。这个徐国的一个国王叫徐偃王。他的子孙呢，根据郭沫若先生的考证，浙江应该是徐土，就是徐国的土地。这里呢都是徐偃王的后代。那么徐偃王是怎么能够到了这里呢？因为那个时候，另一个国家（楚国）要消灭它。徐偃王他心里不愿让老百姓牺牲，所以把许多人首先迁移到龙游，然后繁衍到这里的。那么作为整个浙江来说呢，在之江旁边，就是我们钱塘江，徐偃王的庙有30多个，来纪念他们的先祖。”

徐国被楚国灭亡之后，原来的徐国百姓便以徐为姓，这就是徐姓的开始。以后徐姓子孙四处迁移，逐渐遍及海内外。历史上的徐姓名人很多。如秦朝时的徐福，据说他向秦始皇上书，说海中有神仙，请得数千童男童女，乘船入海，但一去不返。三国时的徐庶，他因向刘备举荐诸葛亮及孝顺母亲而著称。明朝开国大将徐达。明朝地理学家徐霞客。在台湾，有1895年率领台湾义军抗日的徐骧。徐姓的现代名人有徐向前、徐志摩、徐悲鸿等等。在兰溪章林村保存的徐氏家谱中，还记载着一位与台湾有着密切关系的人物，他的名字叫徐林。

浙江省兰溪市姓氏研究专家胡汝明说：“徐林呢，他是当初台湾府，属于福建省管辖的，他是在台湾府当同知。同知就是府太爷的助手，是第二把手，跟第二把手一样的。那么他管的工作呢就是管海防，管捕盗。雍正十三年，因为他的工作对台湾人民有很多贡献，（朝廷）给他一个表彰，奖励中间有几句话很关键的。躬恪慎，莅事精勤。分双旌五马之荣，襄六典九条之治。就是既按法制，又为人民服务。所以这样呢为台湾的人民作出贡献。”

除了徐林之外，清朝还有不少徐姓人家从福建、广东一带迁入台湾。因此，徐姓也成了台湾的大姓之一。

胡汝明说:“根据家谱来看呢，徐林到那里以后就再没回来，没有回来。从这一点上看呢，他的后人现在还在台湾。”

胡汝明还介绍说：“徐姓应该说在台湾也是个大姓。我认为恐怕总数在20万以内。徐氏也有徐氏大宗祠在台湾。徐寿泉家保存家谱，是因为他们家一直是这支徐姓的长子长孙。这些徐姓家谱虽然已经有些破损，但是根据习俗，这些家谱是不能随便拿出家门的。章林村人说，他们希望台湾的徐氏后人与他们联系，共续家谱。”

徐姓起源参考之三

徐姓是当今中国第十一大姓，在台湾排名第二十。徐姓出自嬴姓，于黄姓同源，都是东夷部落首领伯益的后代。伯益因为帮助禹治水有功，被舜赐为嬴姓。伯益的儿子若木，在夏朝时被封在一个叫徐的地方，建立了徐国。徐国经历了夏朝，商朝和周朝，传了三十二代，到西周穆王的时候，徐国君主徐偃王，以仁义著称。有一次，徐偃王在疏导河道的时候，挖出了一副红色的弓箭，并以为是上天给他的暗示，要他取代周穆王成为天子，于是就率领周围的三十六个诸侯，一起起兵，进攻周朝。战争开始后，生灵涂碳。徐偃王因为不忍心让老百姓受苦，就收兵弃国，跑到彭城一带隐居了。周穆王因为知道徐偃王在当地很得民心，就又封他的子孙为徐子，继续管理徐国。直到公元前五一二年，被吴国所灭。亡国后，原来徐国的百姓就以徐为姓，这也就是徐姓的由来。徐姓早期主要分布在江苏，浙江和江西一带。到三国和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徐姓又向四周迁徙，分布到河南，山西，河北，湖北等地，到唐朝，徐姓开始进入福建，元代时，又有徐姓迁居广东，并在明代时，进入台湾。徐姓的主要聚居地有：泗洪，徐州，琅邪，河东，由拳，陇西，东阳，高平，长城，濮阳，于潜，新丰，柳城，范阳，南昌，龙丘，会稽，绍兴，东莞等。

著有诗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散文集《落叶》、《巴黎的鳞爪》、《自剖》、《秋》，小说散文集《轮盘》，戏剧《卞昆冈》（与陆小曼合写），日记《爱眉小札》、《志摩日记》，译著《曼殊斐尔小说集》等。他的作品已编为《徐志摩文集》出版。徐诗字句清新，韵律谐和，比喻新奇，想象丰富，意境优美，神思飘逸，富于变化，并追求艺术形式的整饬、华美，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为新月派的代表诗人。他的散文也自成一格，取得了不亚于诗歌的成就，其中《自剖》、《想飞》、《我所知道的康桥》、《翡冷翠山居闲话》等都是传世的名篇。 徐志摩作品要目 ·诗 集· 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 新月书店1931年8月出版。云游译写白话词12首集外诗集集外译诗集 ·小说 戏剧集· 轮盘小说集集外小说集英国曼殊斐儿小说集涡堤孩赣第德玛丽玛丽集外翻译小说集卞昆冈集外翻译戏剧集 ·散 文 集· 落叶巴黎的鳞爪自剖文集秋集外译文集集外文集 ·书信集 日记· 书信集日记志摩日记爱眉小札 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3月出版。集外日记

　　缘情而生 因情而灭

　　作为“新月双璧”之一的徐志摩，其短暂的文学生涯同短暂而富传奇色彩的人生一样，充满谜一样的意蕴。多角度分析徐志摩的生活经历，特别是爱情遭遇，不难发现徐志摩文学创作的发生及衰竭之因，即其爱情生活的发生衰竭是其文学艺术创作发生、衰竭的根源，二者为伴生关系。

　　缘情而生,因情而灭：试析徐志摩文学创作发生、衰竭之因（片断）

　　陈伟华（湖南大学文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2）

　　1、私语——创作萌芽期

　　私语三秋的情诗情事／情语情节／临了轻轻的将他拂在秋水秋波的秋晕里／一涡半／转/跟着秋流去。//这秋雨的私语，三秋的情思情事／情诗情节，也掉落在转引秋水秋波的秋晕里一涡半／转／跟着秋流去。（《私语》）

　　目前可见最早的徐志摩文学创作是诗《草上的露珠儿》。据徐志摩回忆，他在康桥曾有好些诗作，然而现在都无法见到。可以说，1922年以前这个时期他的文学创作仅仅是属于对某个人私语，极具隐蔽性。他的文学细胞也象那草上的露珠儿，刚刚折射出一点点太阳的亮辉。对于诗，徐志摩说：“诗是写给爱人的，故精制而秀美”。明确表明了这一时期徐志摩诗作的私语性质。 1920年，徐志摩在英国遇上了年仅16岁的林徽因，从此被她吸引。吕家乡在《个性解放的追求和幻灭————徐志摩诗歌的思想倾向》中论述到：“徐志摩把爱情看作是‘性灵美’的集中体现，而没有认识到它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因此，他往往孤立的就爱情写爱情，缺乏深刻的社会内容。”他这个说法，刚好反正证了徐志摩创作的为情而生。因为他本来是为爱情而创作，他没有必要拉大旗作虎皮，在咏叹着人类最本质的情感时，拉进诸如劳工神圣的神圣主题来装点门面，升华情趣。对此，林徽因后来在《纪念徐志摩逝世四十周年》中也谈了这样的看法。她说：“朋友，你写诗的动机是坦白不自主的，你写诗的态度是诚实，勇敢而倔强的。”

　　他写诗的目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徐志摩在1923年致梁启超的信中说：“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之灵魂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胡适在《追悼志摩》也中谈到，徐志摩是一个有着爱、美、自由的单纯信仰观。也就是说，他作诗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找唯一之灵魂伴侣。对于徐志摩跟文学的缘分，他自己认为：“我查过我的家谱，从永乐以来我们家里没有写过一行可以传诵的诗句。”当然，这种观点是值得怀疑的。不过在徐，倒透露了他的心声：他作诗,纯粹是出于偶然，是因为那奇异的风，奇异的月色。当然，从唯物主义的角度看，我们不能说他有了心仪的女性，就有了他光焰万丈的文学。但可以这么说，她是他文学创作的催化剂，是他心语的倾听者，是他灵魂的寄托。可以这么假设，倘没有她，他定会沉浸在作中国的“汉密尔顿”的理想中。而以她前妻家族的显赫地位，他成为金融界的名流也未尝不能。

　　但事实偏偏发生了奇妙的变化。徐志摩后来回忆说，“我敢说只是——就我个人说，我的眼是康桥叫我睁开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他又在 1922年8月7日致傅来仪[注：傅来仪为英国艺术家]的信中说：“我一直认为，自己最大的机缘是得遇狄更生先生。是因着他，我才能进康桥享受这些快乐的日子。而我对文学艺术的志趣，就这样的固定成形了。

　　确实因狄更生的脸面，徐志摩才得以进入康桥学习，但如果就此认为是狄更生使徐拜倒在缪斯石榴裙下，那显然是中了徐的诡计了。其实徐在这两段话中很机智的使用了模糊语，狄更生也好，康桥也好，只是徐兴趣转移的充分条件，他有意隐去了必要条件，使人产生美丽的误读。

　　这个必要条件是什么呢？他后来在1931年所作《猛虎集序文》中泄漏了全部的秘密。他说：“但生命的把戏是不可思议的，整整十年前，我吹着了一阵奇异的风，也许照着了奇异的月色。从此起，我的思想就倾向于分行的抒写。”

　　这“奇异的风”，“奇异的月色”，到底是什么呢陆耀东认为：“奇异的风”、“奇异的月色”是隐语，徐志摩抵英后，与威尔斯、魏雷、卡因等英国著名作家诗人交往，开始对文学产生极大兴趣。与此同时， 他结识了一位随父逗留在伦敦的美丽少女林徽因，并疯狂的向他求爱。也正在此时，他开始写诗。据此，可以肯定他所谓的“奇异的风”、“奇异的月色”，决不只是指自然界的风月。（陆耀东《徐志摩评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另一《徐志摩评传》的作者刘炎生则认为：“则显然是指他与林徽音相恋对他产生的影响而言的。”（《徐志摩评传》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观二人的说法，陆的说法比较含糊，而刘的说法失之片面。笔者认为，“奇异的风”、“奇异的月色”是康桥的文化氛围和那美丽女性的合力。其中控制着风的方向的是作者对他的情爱力度。可以这么说，生性浪漫不羁的徐志摩心中诗魔的潘多纳的盒子是她给打开的。他的诗情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迅速进入情感泛滥期。打一个浪漫的比方，康桥就是温床，具备适宜的温度湿度以及阳光等一切生长的要素，美丽可人的她便是那充满旺盛生命力的种子。一不小心置入了徐志摩的心怀，便疯狂的不可遏止的长出茂盛的诗文的苗来。“只有一个时期，我的诗情有些象是山洪暴发，不分方向的乱冲。那就是我最早写诗那半年。生命受了一种伟大力量的震撼，什么半成熟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顾间散作缤纷的花雨。《猛虎集·序文》这最早写诗的那半年，即刚结识林徽因的那半年。这“伟大力量”显然指情爱的力量。他又接着说，“我在短时期内写了很多，但几乎全都是见不得人的，”到底是什么诗见不得人呢？这确乎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了。现在我们能读到的他1922年以前的诗作只有唯一的一首《草上的露珠儿》（1921年11月23日作）。

　　总的说来，这个时期，由于情爱的作用，使徐志摩的志向发生根本转变，并且，由于情爱的作用，使他把心中的那种情欲发酵为诗情发泄出来。

　　2、月下待杜鹃不来——创作旺盛期

　　看一回凝静的桥影/数一数螺细的波纹，/我倚暖了石阑的青苔。/青苔凉透了我的心坎/月儿你休学新娘羞/把脊背掩盖你的光焰首，你昨宵也在此勾留。可听她允许今夜来否？//听远村寺塔的钟声/像梦里的清涛吐复收，省心海念潮的涨歇/依稀漂泊踉跄的孤舟。//水粼粼，夜冥冥，思悠悠，//何处是我恋的多情友？/风飕飕/柳飘飘/榆钱斗斗。/令人长忆伤春的歌喉。（《月下待杜鹃不来》）

　　1922—1924年6月是这一时期的时限。代表作有：诗集《志摩的诗》，集外诗有《情死》、《私语》、《清风吹断春潮梦》、《你是谁呀》、《悲思》等20 余首，及《春痕》等小说，《泰山日出》等散文。以及翻译诗数首。对于这一时期的创作。他在《猛虎集序》中说：“我的第一集诗——《志摩的诗》是我1922年回国后两年内写成的，在这集子初期的汹涌性，虽已消灭，但部分还是情感的无关阑的泛滥。”

　　从徐的叙述中，我们又一次找到了其文学创作是为情而生的明证。

　　下面简单回顾徐志摩这一时期的活动历程。

　　这里先讨论两个问题，第一，1922年8月，徐为什么要抛开洋博士的迷人头衔，毅然回国。

　　第二，徐的原配夫人张幼仪才貌双全，与她的结合，徐一开始并未提出异议，留学英伦伊始，还迫不及待要求张为其伴读。何以在他产后不久便要求离婚？

　　对于第一个问题，有观点认为，在徐志摩，拯救整个中国社会正要从改革社会政治制度开始，但是，这种明显带有青年热血特征的生命冲动，在诗人进入典雅保守的康桥以后，就逐渐的消蜕了，此时他已经淡化直接参与社会政治经济的生命意识。开始试图从更广义的“人”的角度来寻找、印证他的生命经验欲望。实际上，他从未完全停止过政治活动，1923年11月28日在《努力周报》上发表《就是打破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支持北大校长蔡元培不与北洋军阀合作的立场。1923年冬，张君劢组织理想会，徐应约作《政治生活与王家三阿嫂》表明了他的政治思想。1924年3月成立新月社，4、5月间陪伴泰戈尔游中国，建议阎锡山在山西建立农村建设试验基地。5月29日陪泰戈尔访日。9月写散文诗《婴儿》、《白旗光》、《毒药》。

　　他办新月社的目的，他在《给新月》（1924年1月24日,《晨报副刊》）谈到：“这躺沙发决不是结社的宗旨，吃好饭菜也不是我们的目的。几个爱做梦的人，一点子创作的能力，一点子不服输的傻气，合在一起什么朝代推不翻，什么事业做不成？……我们并没有展露我们的菱角。”

　　由此看来，康桥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的头衔对他还是颇有吸引力的，但他终于抛弃了，其原因就在于，“一九二二年秋，徐志摩倾心的少女随父回国，他也无心在英伦逗留，遂乘船东行。”

　　正如胡适所说，徐志摩是一个有着单纯的爱美自由理想信仰的人，为了自己的追求，可以抛开一切。因此他做出此番惊世骇俗之举也在情理中。也正应了拜伦那句话：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实际上，在英伦留学期间，他受拜伦的影响颇大。由此对于第二个问题的解答也就有了一些眉目。对此，徐志摩自己的解释是：“我之甘冒世之大不韪，非特求免凶残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他甚至认为与张的离婚是“转夜为日，转地狱为天堂，是彼此重现生命之曙光的不世之荣业”。（《致梁启超信》）

　　当然，他的自我辩解有一点点成立，但无法掩饰自我矫饰的成分，“既求良心之安顿，”又为何在张幼仪初产之时便弃其母子而去。说是“转地狱为天堂”则更为大谬，当初徐求学英伦时要求张为之伴读，言辞是何等切切。既自甘坠入地狱，又怎能怨别人？

　　这里真实的原因是，“1921年秋天，徐志摩在英国求学期间认识了林徽因……志摩为之倾倒，但她提出必须与原夫人离婚，方能考虑婚嫁之事。”。上述一大段文字，似乎与徐志摩的文学创作毫无牵连。但实际不然。由上述可看出，他对他所心仪的女子已痴迷到了可抛弃一切的地步。但是他又不是那么轻易能得到。于是那种情感救在他心中郁积。弗洛伊德理论中认为，在本能诸特性中，本能为了减轻紧张而采用的对象和手段最容易发生变化。在不能获得第一对象时，能量可以转移到另一能够获得的对象上。这种从一个对象向另一个对象的能量转移就称为移位。这里，为了缓解压力，徐志摩下意识的是用了，移位的方法，将能量发泄到文学创作上来。弗洛伊德认为，文学创作的动因是里比多，即性欲。艺术家从事创作并不基于他接触生活，观察生活，进而体验生活而获得丰富经历，而是基于人的本能欲望，这些欲望最强烈并最容易冲动的就是里比多，因为人的欲望长期受到压抑而的不到满足，致使他们郁郁寡欢。为了满足这些压抑的欲望，他们便在艺术创作中寻找欢乐。这纯属他们的性冲动。

　　徐曾经说过：“世上再没有比写诗更惨的事。”林徽因给它的注脚是：“我看一个人一生为着一个愚诚的倾向，把感受到的复杂的情绪尝味到的生活，放到自己理想和信仰的锅炉里烧炼几句悠扬锉铿的语言……来满足他自己本能的艺术冲动。”

　　这愚诚的倾向，复杂的情绪具体是什么，林没有明说，但我们可以感受的出来。笔者认为，愚诚的倾向实指徐“要在茫茫人海中寻找灵魂之唯一伴侣。”复杂的情绪，指的是二人交往过程中的酸甜苦辣多样的情感体验。这在徐的诗歌中有明显的体现。“满足他本能的艺术冲动”则一语道破他诗歌为情而生的天机。

　　徐林的爱情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一开始就甜涩交加。他同时也不时的在与自己的良心作斗争。他于1922年5、6、7月间分别写了《情死》、《私语》、《夜清风吹断春潮梦》等诗来发泄自己的情感。陆机认为“诗缘情而绮靡”在《情死》中，他以玫瑰喻爱人，表达了一种为爱情而献生的疯狂的痴迷，“玫瑰！我顾不得你玉碎香消，我爱你”。《情死》作於1922年2月4日。（原载1923年《努力周报》）他又在《清风吹断春潮梦》中诉说好梦难圆的悠怨惆怅，“清风！你来自清林幽谷，/……/一似狼藉春阴的玫瑰/一似杜鹃黎明的幽叹/韵断香散，仰望天高云远，/梦翅双飞，一逝不复返。/此诗作于1922年8月3日，我们注意到，1922年6月，林长民携爱女归国。此诗当是此事的反映。徐志摩对康桥是十分留恋的，但是他要访他灵魂中唯一之伴侣就必须离开。这种欲走还留的情感在他心中焦灼，遂升华成他的1922年8月10 日的脍炙人口的《康桥再会吧》。8月7日他毅然启程回国。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24年梁思成偕林徽音赴美求学，徐志摩从此断了对林的追求。他的文学创作也就不可避免的随着他的情感的失矢进入徘徊期。尽管行动上徐志摩停止了对林的追求，但事实上她一直是他梦英魂绕的女性。特别是后来与陆小曼发生情感危机以后，这种情绪更强烈。在这种情丝的煎熬下，产生了《云游》、《火车擒住轨》等力透纸背的诗作。在《云游》中，他以“一涧流水”自喻表达了对理想中的女性的化身的“云”的爱恨交加的感情。涧水对云的情意在“忧愁”、“消瘦”、“盼望”等词中淋漓尽致表现出来。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使读者极易产生强烈共鸣。1931年7月19 日作的《火车擒住轨》表达一种对不可把握命运的无可奈何。火车是那样的依恋轨，然而他的方向是既定的，他根本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驶向自己想去的地方。可以这样说，对林的情结一直是徐创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即使在他最苦闷，最感文思衰竭的时候，一想起她。就马上获得了艺术生命。例如《火车擒住轨》的产生。

　　3、为要寻一个明星——创作徘徊迷惘期

　　我骑着一匹拐腿的瞎马，/向着黑夜里加鞭；——/向着黑夜里加鞭，/我骑着一匹拐腿的瞎马//我冲入这绵绵的昏夜，/为要寻一颗明星；——/为要寻一颗明星，我冲入这茫茫的荒野。//累坏了，累坏了我跨下的牲口，/那明星还不出现，/累坏了累坏了我马鞍上的身手。//这回天上头除了水晶似的光明，/荒野里到这一只牲口，/黑夜里躺着一具尸首，——/这回天上透出了水晶似的光明！（《为要寻一个明星》）

　　心仪的人飞走了，灵魂的伴侣暂逝失去了落，心中的情爱无法释怀。主人公的心就象那匹拐腿的瞎马，累坏了，他的躯体也成了黑夜里躺着的一具尸首。从人的心理角度看，心中的目标突然失落，必然带来心理的巨大失衡。此时他很可能一蹶不振。而在徐志摩，那情爱就是他创作的全部秘密，他的灵魂，他的源泉。如今失去了。他的创作也就是去了依傍。从1924年6月到1924年秋结识陆小曼他的创作共有译泰戈尔作品(讲演稿)10篇，诗作《留别日本》、《沙扬娜拉》(18)首、《毒药》、《白旗》、《婴儿》、《白杨树上》等，及悼文—《悼沈叔薇》。色调灰暗，透露着极端失望情绪。

　　正如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所提出的需要层次理论所揭示的那样：人的生理需要是人的最基本最原始也是最强烈的需要。对徐志摩同样不例外，由于那种需要的不到满足，于是产生一系列的失望、自责、悔恨、迷惘的情绪。并由此滋生对一切都不感兴趣的心境。对徐志摩的总题为“一首不成形的咒祖的忏悔的想望的”包括《毒药》、《白旗》、《婴儿》共三首的散文诗。一般研究者认为是单纯的政治诗，并且还据此对徐的政治立场立论。认真解读。发现透露的更多的还是一种失恋后的痛苦情绪。“相信我，我的思想是恶毒的，因为这是世界是恶毒的。我的灵魂是黑暗的，因为太阳已经灭绝了光彩。”（《毒药》）其描写由现实而及灵魂，单纯客观的政治现状的感悟显然无此穿透力。“我们要盼望一个伟大的事实出现。我们要守候一个馨香的婴儿出世。”（《婴儿》）后多人把《婴儿》当作徐的政治理想，但实际上，在徐志摩归国以后，尽管他有时应朋友之邀参加一些政治活动，办新月社也不乏引起政治轰动的愿望，但实绩在文学。实际上，他已经绝少谈政治了，他的诗作他的社会活动也几乎政治无关。

　　在徐志摩的作品中,，有一部分是与一个叫凌叔华的女子有关的。《问谁》、《为要寻一个明星》就曾出现在给她的信中。但由于他们之间所有的只是一种介乎朋友之间的情绪。因而没有发酵出更多的文学的灵感来，从这一时期的创作内容及艺术感染力可看出。我们所称道的，还是那些带有明显的情爱印记的作品。《月下待杜鹃不来》、《私语》等诗作纯情欲滴，艺术并非炉火纯青，但却最为人所称道。

　　纵观徐志摩在失去林邂逅陆之前的作品，总觉感情苦涩、意境凝滞。其原因就是那种促使他产生创作的情爱此时不在。就在这年冬天，陆小曼进入她的视野，二人如水交融，一拍即合。徐志摩的创作也随着他的情感进入浓得化不开的全盛期。

　　4、浓得化不开——创作全盛期

　　山的起伏，海的起伏，光的起伏；山的颜色，水的颜色，光的颜色——形成一种不可比况的空灵，一种不可比况的节奏，一种不可比况的谐和，一方宝石，一球纯晶，一颗珠，一个水泡。（《浓得化不开之香港》）

　　后来，陆小曼移情别恋。又日益堕落，徐乃假文学这一武器予以拯救。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徐志摩于1928年6月15日再度外游。欧游期间，徐每天写一封信给陆，这后来也成为他文学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后来徐陆之间的情爱之火终究还是熄灭了。徐志摩的文学生命也就不可避免进入沦沉衰竭期。

　　5、我不知道风,在那个方向吹——创作迷惘沦落期

　　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在梦的清波里依洄——//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她的温存/我的迷醉//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甜蜜是梦的光辉//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她的负心，我伤悲//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在梦的悲哀里心碎//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暗淡是梦的光辉。（《我不知道风，在哪一个方向吹》）

　　这首诗可以说是徐陆情爱的心路历程。徐志摩的梦幻里彷徨，遇到可人的她，体验到她迷醉的温存，那时候，所有的记忆只有甜蜜。到后来，她负心了，只留下毫无光泽的回忆。他于是迷失了感觉的方向。

　　这风，到底是指什么呢？徐志摩曾在《猛虎集·序文》中说，整整十年前，我吹着了一阵奇异的风，由此而诗兴大发。两处“风”所指当相同。此时,他再也弄不清风是向呢一个方向吹，他的创作也就自然陷入迷惘。他后来在《猛虎集·序文》中反思道，最近这几年生活，不仅是极平凡，简直是到了枯窘的深处。跟着诗的产量也尽向瘦小里耗……我信，竟可以消耗到几乎完全没有。

徐志摩——金庸的表哥（金庸母亲徐禄是徐志摩的堂姑妈）。

金庸母亲徐禄是徐志摩的堂姑妈，金庸即是徐志摩表弟。金庸在接受采访时曾说，小时候跟母亲回徐家，见过这位才华横溢的表哥。

扩展资料：

金庸曾回忆说：“我读过他的新诗，看过他的散文，都是很优美的，对我教益很深。”在《书剑恩仇录》中儒雅的陈家洛身上，隐约可以找到徐志摩的影子。

金庸对记者说，“海宁地方小，大家都是亲戚，我叫徐志摩、蒋复璁做表哥。陈从周是我的亲戚，我比他高一辈，他叫徐志摩做表叔。王国维的弟弟王哲安先生做过我的老师”。

离乡50年，金庸对表兄徐志摩难以忘怀。80年代，他获悉家乡父老为徐志摩修建新墓，十分高兴，多次致信表达感激之情。

1991年，他又致信浙江嘉兴市领导，表明心愿：“吾当返乡会友，拜谒徐志摩之墓地，凭吊表兄，以表多年之思念。”

果然，1992年12月3日， 金庸一回到家乡海宁，便来硖石西山麓徐志摩墓前，与夫人林乐怡双双向诗人默哀，献上鲜花，然后深深地弯腰鞠躬。

参考资料：

　　《猛虎集》（1931）是徐志摩出版了的第三部诗集,也是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诗集。

　　徐志摩 （1897～1931）现代诗人、散文家。名章垿，笔名南湖、云中鹤等。浙江海宁人。1915年毕业于杭州一中、先后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和北京大学。1918年赴美国学习银行学。1921年赴英国留学，入伦敦剑桥大学当特别生，研究政治经济学。在剑桥两年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及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 1921年开始创作新诗。1922年返国后在报刊上发表大量诗文。1923年，参与发起成立新月社。加入文学研究会。1924年与胡适、陈西滢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任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华时任翻译。1925年赴欧洲、游历苏、德、意、法等国。1926年在北京主编《晨报》副刊《诗镌》，与闻一多、朱湘等人开展新诗格律化运动，影响到新诗艺术的发展。同年移居上海，任光华大学、大夏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教授。1927年参加创办新月书店。次年《新月》月刊创刊后任主编。并出国游历英、美、日、印诸国。1930年任中华文化基金委员会委员，被选为英国诗社社员。同年冬到北京大学与北京女子大学任教。1931年初，与陈梦家、方玮德创办《诗刊》季刊，被推选为笔会中国分会理事。同年11月19日，由南京乘飞机到北平，因遇雾在济南附近触山，机坠身亡。著有诗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散文集《落叶》、《巴黎的鳞爪》、《自剖》、《秋》，小说散文集《轮盘》，戏剧《卞昆冈》（与陆小曼合写），日记《爱眉小札》、《志摩日记》，译著《曼殊斐尔小说集》等。他的作品已编为《徐志摩文集》出版。徐诗字句清新，韵律谐和，比喻新奇，想象丰富，意境优美，神思飘逸，富于变化，并追求艺术形式的整饬、华美，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为新月派的代表诗人。他的散文也自成一格，取得了不亚于诗歌的成就，其中《自剖》、《想飞》、《我所知道的康桥》、《翡冷翠山居闲话》等都是传世的名篇。

　　《猛虎集》序

　　在诗集子前面说话不是一件容易讨好的事。说得近于夸张了自己面上说不过去，过分谨恭又似乎对不起读者。最干脆的办法是什么话也不提，好歹让诗篇它们自身去承当。但书店不肯同意；他们说如其作者不来几句序言书店做广告就无从着笔。作者对于生意是完全外行，但他至少也知道书卖得好不仅是书店有利益，他自己的版税也跟着像样：所以书店的意思，他是不能不尊敬的。事实上我已经费了三个晚上，想写一篇可以帮助广告的序。可是不相干，一行行写下来只是仍旧给涂掉，稿纸糟蹋了不少张，诗集的序终究还是写不成。

　　况且写诗人一提起写诗他就不由得伤心。世界上再没有比写诗更惨的事；不但惨，而且寒伧。就说一件事，我是天生不长髭须的，但为了一些破烂的句子，就我也不知曾经捻断了多少根想象的长须。

　　这姑且不去说它。我记得我印第二集诗的时候曾经表示过此后不再写诗一类的话。现在如何又来了一集，虽则转眼间四个年头已经过去。就算这些诗全是这四年内写的（实在有几首要早到十三年①份）每年平均也只得十首，一个月还派不到一首，况且又多是短短一橛的。诗固然不能论长短，如同whistler②说画幅是不能用田亩来丈量的。但事实是咱们这年头一口气总是透不长——诗永远是小诗，戏永远是独幕，小说永远是短篇。每回我望到莎士比亚的戏，丹丁③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一类作品，比方说，我就不由的感到气馁，觉得我们即使有一些声音，那声音是微细得随时可以用一个小拇指给掐死的。天呀！哪天我们才可以在创作里看到使人起敬的东西？哪天我们这些细嗓子才可以豁免混充大花脸的急涨的苦恼？

　　说到我自己的写诗，那是再没有更意外的事了。我查过我的家谱，从永乐④以来我们家里没有写过一行可供传诵的诗句。在二十四岁以前我对于诗的兴味远不如对于相对论或民约论的兴味。我父亲送我出洋留学是要我将来进“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个中国的hamilton⑤！在二十四岁以前，诗，不论新旧，于我是完全没有相干。我这样一个人如果真会成功一个诗人——哪还有什么话说？

　　①十三年，指民国十三年，即1924年。

　　②whistler，通译惠斯勒（1834—1903），美国画家。他长期侨居英国。

　　③丹丁，通译但丁（1265—1321），意大利诗人。

　　④永乐、明成祖朱棣的年号（1403—1424）。

　　⑤hamilton，通译汉密尔顿（1757—1804），美国建国初期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在华盛顿总统任期内先后主持财政和军备工作。

　　但生命的把戏是不可思议的！我们都是受支配的善良的生灵，哪件事我们作得了主？整十年前我吹着了一阵奇异的风，也许照着了什么奇异的月色，从此起我的思想就倾向于分行的抒写。一份深刻的忧郁占定了我；这忧郁，我信，竟于渐渐的潜化了我的气质。

　　话虽如此，我的尘俗的成分并没有甘心退让过；诗灵的稀小的翅膀，尽他们在那里腾扑，还是没有力量带了这整份的累坠往天外飞的。且不说诗化生活一类的理想那是谈何容易实现，就说平常在实际生活的压迫中偶尔挣出八行十二行的诗句都是够艰难的。尤其是最近几年有时候自己想着了都害怕：日子悠悠的过去内心竟可以一无消息，不透一点亮，不见丝纹的动。我常常疑心这一次是真的干了完了的。如同契玦腊①的一身美是问神道通融得来限定日子要交还的，我也时常疑虑到我这些写诗的日子也是什么神道因为怜悯我的愚蠢暂时借给我享用的非分的奢侈。我希望他们可怜一个人可怜到底！

　　①契玦腊，泰戈尔的同名剧本中的女主人公。

　　一眨眼十年已经过去。诗虽则连续的写，自信还是薄弱到极点。“写是这样写下了”，我常自己想，“但准知道这就能算是诗吗”？就经验说，从一点意思的晃动到一篇诗的完成，这中间几乎没有一次不经过唐僧取经似的苦难的。诗不仅是一种分娩，它并且往往是难产！这份甘苦是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一个诗人，到了修养极高的境界，如同泰戈尔先生比方说，也许可以一张口就有精圆的珠子吐出来，这事实上我亲眼见过来的不打谎，但像我这样既无天才又少修养的人如何说得上？

　　只有一个时期我的诗情真有些像是山洪暴发，不分方向的乱冲。那就是我最早写诗那半年，生命受了一种伟大力量的震撼，什么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顾间散作缤纷的花雨。我那时是绝无依傍，也不知顾虑，心头有什么郁积，就付托腕底胡乱给爬梳了去，救命似的迫切，哪还顾得了什么美丑！我在短时期内写了很多，但几乎全部都是见不得人面的。这是一个教训。

　　我的第一集诗——《志摩的诗》——是我十一年①回国后两年内写的；在这集子里初期的汹涌性虽已消灭，但大部分还是情感的无关阑的泛滥，什么诗的艺术或技巧都谈不到。这问题一直要到民国十五年我和一多②、今甫③一群朋友在《晨报副镌》刊行《诗刊》时方才开始讨论到。一多不仅是诗人，他也是最有兴味探讨诗的理论和艺术的一个人。我想这五六年来我们几个写诗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④的作者的影响。我的笔本来是最不受羁勒的一匹野马，看到了一多的谨严的作品我方才憬悟到我自己的野性；但我素性的落拓始终不容我追随一多他们在诗的理论方面下过任何细密的工夫。

　　①十一年，指民国十一年，即1922年。

　　②一多，即闻一多（1899—1946），诗人，当时在清华大学任教。

　　③今甫，即杨振声（1890—1956），小说家，当时在清华大学任教。

　　④《死水》，闻一多的诗作。

　　我的第二集诗——《翡冷翠的一夜》——可以说是我的生活上的又一个较大的波折的留痕。我把诗稿送给一多看，他回信说“这比《志摩的诗》确乎是进步了——一个绝大的进步”。他的好话我是最愿意听的，但我在诗的“技巧”方面还是那楞生生的丝毫没有把握。

　　最近这几年生活不仅是极平凡，简直是到了枯窘的深处。跟着诗的产量也尽“向瘦小里耗”。要不是去年在中大认识了梦家①和玮德②两个年青的诗人，他们对于诗的热情在无形中又鼓动了我奄奄的诗心，第二次又印《诗刊》③，我对于诗的兴味，我信，竟可以消沉到几于完全没有。今年在六个月内在上海与北京间来回奔波了八次，遭了母丧，又有别的不少烦心的事，人是疲乏极了的，但继续的行动与北京的风光却又在无意中摇活了我久蛰的性灵。抬起头居然又见到天了。眼睛睁开了心也跟着开始了跳动。嫩芽的青紫，劳苦社会的光与影，悲欢的图案，一切的动，一切的静，重复在我的眼前展开，有声色与有情感的世界重复为我存在；这仿佛是为了要挽救一个曾经有单纯信仰的流入怀疑的颓废，那在帷幕中隐藏着的神通又在那里栩栩的生动：显示它的博大与精微，要他认清方向，再别错走了路。

　　①梦家，即陈梦家（1911—1966），新月派后期代表诗人，曾编辑《新月诗选》。三十年代后期开始转向历史考古研究。

　　②玮德，即方玮德（1909—1935），新月派后期代表诗人，著有《丁香花诗集》、《玮德诗集》等。

　　③第二次又印《诗刊》，指1930年初由新月书店出版的《诗刊》。

　　我希望这是我的一个真的复活的机会。说也奇怪，一方面虽则明知这些偶尔写下的诗句，尽是些“破破烂烂”的，万谈不到什么久长的生命，（但在作者自己，总觉得写得成诗不是一件坏事，这至少证明一点性灵还在那里挣扎，还有它的一口气。）我这次印行这第三集诗没有别的话说，我只要借此告慰我的朋友，让他们知道我还有一口气，还想在实际生活的重重压迫下透出一些声响来的。

　　你们不能更多的责备。我觉得我已是满头的血水，能不低头已算是好的。你们也不用提醒我这是什么日子；不用告诉我这遍地的灾荒，与现有的以及在隐伏中的更大的变乱，不用向我说正今天就有千万人在大水里和身子浸着，或是有千千万人在极度的饥饿中叫救命；也不用劝告我说几行有韵或无韵的诗句是救不活半条人命的；更不用指点我说我的思想是落伍或是我的韵脚是根据不合时宜的意识形态的……，这些，还有别的很多，我知道，我全知道；你们一说到只是叫我难受又难受。我再没有别的话说，我只要你们记得有一种天教歌唱的鸟不到呕血不住口，它的歌里有它独自知道的别一个世界的愉快，也有它独自知道的悲哀与伤痛的鲜明；诗人也是一种痴鸟，他把他的柔软的心窝紧抵着蔷薇的花刺，口里不住的唱着星月的光辉与人类的希望非到他的心血滴出来把白花染成大红他不住口。他的痛苦与快乐是浑成的一片。

　　在中国做一个诗人不是一件容易讨好的事！

　　这比起做“在诗集子前面说话”这种“不容易讨好的事”，可要艰难得多了。

　　——徐志摩是应该体会尤深的吧！

　　人们往往对诗人要求过于苛刻，规范的尺度则过于狭窄。尤其在大变动，大撞击的现代中国，诗人如果不象《女神》那样“呐喊”，象“创造社”和“太阳社”那样“普罗”，那样地“迎着风狂和雨暴”，则免不了被冷落、嘲弄，甚至众口交矢、围攻式的批判与掊击。

　　徐志摩这个既“浮”又“杂”的“布尔乔亚诗人”，他在生前死后毁誉错杂的种种遭际，正是现代诗史上一个“非主流的”，“远离中心”又妄谈政治的诗人的典型缩影。这篇《〈猛虎集〉序》正是诗人这种举步唯艰的艰难人生的一种表露，是诗人痛苦而真诚的内心世界的一次剖白。当然，在这篇“自序性”散文娓娓道来之际，波及面其实也很宽：从徐志摩个人创作经历，诗歌的经验和主张，到“新月诗派”的沉浮和艺术追求，都广有涉及。然而，其中最令人动容的，无疑是文章后一部分近乎恳求的，真诚热切而又痛苦难言的内心世界之剖白：

　　“你们不能更多的责备。我觉得我已是满头的血水……你们一开口说到只是叫我难受又难受……”。

　　那个诗人是“天教歌唱”的“不到呕血不住口”的“痴鸟”的比喻、更让人永难忘怀。

　　也许，我们一直忽略了徐志摩作为一个诗人的内心深处矛盾和痛苦的一面？！

　　徐志摩本是带着全身心的浪漫情趣，“作别西天的云彩”、从诗意盎然的“湖畔”和康桥回国，而且是怀抱着“要守候一个馨香的婴儿出世”（《婴儿》）的社会政治理想回国的。然而，无论个人情感生活，还是资产阶级人道或政治理想，都在现实中遭到破灭的命运。

　　在个人情感生活上，他以极大的勇气和热情艰难争取来的爱情，却嘲讽了他所理想的“白朗宁夫妇”模式，而他又只得自吞苦果，而且还要在别人面前装得若无其事，作出一副绅士风度。

　　在社会政治理想上，更是屡遭碰壁。英国“康桥式”的“爱、美、自由”理想成为一纸空谈。社会现实在他看来都成为：“民族的破产、道德、政治、社会、宗教、文艺一切都是破产了”（《落叶》）。而徐志摩又总是常常未能忘情于他的政治理想，屡屡要在诗歌中加以表现，可他一开口谈政治，总是为革命文艺工作者所诟病，《西窗》、《秋虫》至今仍为许多人所耿耿于怀。

　　这是徐志摩的错，错就错在他不该在中国谈他本来就不怎么懂（但又偏要装很懂）的政治！而且，徐志摩作为诗人留给后世的珍贵诗歌遗产，也决不是那些谈论政治和“主义”的作品。

　　诗歌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我们不能要求诗歌象镜子那样反映现实、象传声筒那样表达理念。我们也不能仅仅要求诗歌作为时代的鼓点与号角而发挥其外在功能。马克思曾讽刺当时的普鲁士当局：“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的形式呢？”（《马恩全集》第1卷，第7页）

　　诗人的首要素质，应该是“真”，是真情性和真人生。诗人必须讲真话，诗歌必须表真情，甚至在众声喧哗的嘈杂一片中，真诚而执著地发出自己的不和谐音。就此而言，徐志摩是足以让人景仰甚或汗颜的。他的人格主旨正在于一个真字。恰如周作人谈到徐志摩时说的：“这个年头，别的什么都可以有，只是诚实早已找不到，便是瓜哇国里恐也不会有了罢，志摩却还保守着他天真烂漫的诚实，可以说是世所希有的奇人了。”（《志摩纪念》）

　　徐志摩真诚地追求理想，真诚地讴歌“爱、美、和自由”，甚至表达他内心思想深处的矛盾和痛苦，也显得那样的真诚、直率而恳切：

　　“…我觉得我已是满头的血水，能不低头已算是好的。你们也不用提醒我这是什么日子；不用告诉我这遍地的灾荒，与现有的以及在隐伏中的更大的变乱……这些，还有别的很多，我知道，我全知道：你们一说到只是让我难受又难受……”

　　诗人几乎是在恳切地祈求人们的理解了。

　　面对这样的真诚，还有什么“错”不可以原谅的呢？！

　　事实上，诗人对痛苦比一般人更敏感更深沉，他并不是不知道人世的痛苦，诗人“有他独自知道的悲哀与伤痛的鲜明”。他唱出“别一个世界的愉快”不正是对这一现世与此岸的世界作弥补及理想性的升华吗？

　　诗在诗人那里，是理想的天国，它具有超验的自由性，正是诗歌这一人类之梦和理想的天国，能使充满重重矛盾和对立的现实生活化为一种梦幻式的永远使自由精神得到保证的诗化生活。

　　徐志摩以他的深刻痛苦的内心世界，象“杜鹃啼血”般地“唱出别一个世界的欢乐”，唱出那么多魅力永存的优美诗篇，这还不够吗？

　　（陈旭光）

倒也未必。给你举几个例子：

1、徐志摩的原配是张幼仪，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徐志摩不喜欢张幼仪，后来更是直接离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一部剧叫《人间四月天》，让人认识到了徐志摩生命中另外两个他曾爱过的女人——林徽因和陆小曼。后来徐志摩和陆小曼，就是自由恋爱结的婚。

2、孙中山的原配是其兄长为其娶的。俗话说长兄如父，也算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后来孙氏家谱中的妾室，以及后来甚至没有进入孙氏家谱中的宋庆龄，都是自由恋爱的结的婚。

3、张学良的原配是于凤至，是张作霖和于凤至父亲定下的娃娃亲，也可看作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之后广为传颂的，却是张学良和赵四**赵一荻至死不渝的爱情。这也是自由恋爱，虽然赵四**直到50多岁才真正成为张学良的夫人。

徐志摩和金庸还有琼瑶没有关系。

徐志摩1897年1月15日在浙江嘉兴出生，原名章垿，字槱森，留学英国时改名志摩。1931年11月19日因飞机失事罹难。

而金庸是在1924年3月10日出生，在徐志摩去世的时候金庸只有十一岁，琼瑶是在1938年4月20日出生，徐志摩1931年去世的时候琼瑶还未出生，因此从徐志摩和金庸还有琼瑶之间没有关系。

扩展资料：

徐志摩是一位在中国文坛上曾经活跃一时并有一定影响的作家，他的世界观是没有主导思想的，或者说是个超阶级的不含党派色彩的诗人。

他的思想、创作呈现的面貌，发展的趋势，都说明他是个布尔乔亚诗人。他的思想的发展变化，他的创作前后期的不同状况，是和当时社会历史特点关联着的。

徐诗字句清新，韵律谐和，比喻新奇，想象丰富，意境优美，神思飘逸，富于变化，并追求艺术形式的整饬、华美，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

他的散文也自成一格，取得了不亚于诗歌的成就，其中《自剖》、《想飞》、《我所知道的康桥》、《翡冷翠山居闲话》等都是传世的名篇。

—徐志摩

—金庸

—琼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