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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张家族谱(张氏来源)2009-04-19 12:45(1) 张氏来源之始

　　挥祖是黄帝第九子（有谱载第五子）挥祖善制弓矢，赐姓张世居清河，故今之姓张者，通称曰清河。以后子孙繁兴，世代相传，至丕光、光祖以上世系不详，待考，光祖至九龄共九十五世。

　　由汉代良祖第一世起传至曲江张族始祖“君政”公共二十四世。

　　君政公是岭南之始祖。

　　君政公以上世系，可参考张氏世系简表便明白。

　　君政公以下世系本谱较为详细。

　　第一世，岭南始祖

　　君政公高祖守礼之子，原籍河南散骑里，唐朝贞观中，官为韶州别驾，卒于官，因居曲江，为岭南之始祖，妣 氏，生六子，长子虔、次子胄、三子冲、四子卿、五子誉、六子猷。（唐贞观中，约公元640年距今1341年）

　　公葬于曲江田岭， 氏葬于皇岭。

　　第二世

　　祖子胄君政公之次子，越州郑州县令，妣姚氏生四子，长弘藏、次弘毅、三弘智、四弘愈。

　　公葬于韶州平圃，妣姚氏葬于仁化，江口。

　　伯祖虔君政公之长子

　　叔祖子卿君政公之三子

　　叔祖子冲君政公之四子

　　叔祖子誉君政公之五子

　　叔祖子猷君政公之六子

　　第三世

　　祖弘愈子胄祖之四子，唐官、新州索卢丞，广州都督，妣卢氏、李氏，生四子。长九龄、次九臬、三九章、四九宾。

　　龄生之夕、母梦九鹤盘天而下，故有是名。

　　愈公生于河南洛阳，随祖赴任，侨居南海而生九龄。

　　祖与妣卢氏葬于洪义里、武临原、又曰牢原。

　　妣李氏葬于金鸡坑，天心堂。

　　第四世

　　祖九龄，字子寿，号博物。愈公之长子，长拯、次挺。

　　立学堂于始兴县清化乡，学堂前山律水旗冈，有人作始化族谱序，开元进士，幽州节度使，为唐玄宗左丞相，赐紫金光绿大夫，封始伯，谥文献公，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距今1244年。因安禄山之乱，李林甫当叔公恐被害，故罢政归田，总章元元，庚辰岁，二月二十五日受生，开元二十八年五月初七日逝世，享寿六十三岁。赠善佑夫人谭氏，桂阳郡循州司马，谭海之女，至德三年十月初六日逝世，享寿七十七岁。俱葬于曲江洪义里，武临罗坡，即愈公茔下。

　　叔祖九臬愈公之次子，生二子，长受、次捷，历宋、襄、广三州刺吏，受铨试，品字出身，官至中奉大夫，捷、端州刺吏，徒居长安。

　　三叔祖九章愈公之三子，历温、吉、曹三州刺吏，生一子，捍，为建阳令。

　　四叔祖九宾愈公之四子，为十道僧统。

　　(2)广东(开平市) 张桥村(乡)立村前的范围及经过

　　张桥村户首曰张喜户，原系陆万庄公所管。喾祖买受新兴静德里（今张桥地面）租谷五千余石，后分与我祖。华翁配陆万公之长女陆氏，就产而居于此，其始也新兴陆屋桥所管，后割归恩平县改名张桥。又于清顺治八年设立开平县，长静都二图一甲所管，以前村界东至开平城十五里，西至新兴九十里，南至恩平一百里，北至鹤山高明城一百二十里，现在各村为下：上截(杰)，长间，边头，村心，维新，坎底，横巷，四间，东昌，及后有三踏(现龙)，龙门，塘尾，聚龙，长安均在一处居住；以后子孙繁兴分居沙湾，桥新，竹林，卓山，官渡，张屋，新咀里，梧村，古坪，龙湾，连桥，北布（即北桥），上桥，胜桥，罗桥，安桥，沙桥，黎村等皆是张桥分居。华公之一本也。

　　长宁寺（解放后拆平）

　　张桥东边一里地，土名长坪。华祖祠之左，有一座长宁寺，南向用以卫张桥风水，面积有五、六亩；一连三座，后座观音殿左原为捐钱留名及和尚居住，右原为亡过和尚；中座为六祖禅师殿，左原为韦驮地藏殿；前座为关帝，张王殿，左原为华光北帝殿，右原为炼施公殿。常有和尚数人在此奉祀香灯。

　　寺中常租谷五、六十箩，为奉祀之用。

　　寺的东边有座敦义祠，凡本乡无嗣者在此，均由和尚奉祀。

　　本寺追于明万历年间，约在公元1602年，距今379年。原建于狮山尾，用以暮鼓晨锺，惊醒睡狮，因狮山是睡狮。

　　长宁今昔

　　长宁寺依林带水，绿地一片，风景宜人，寺内神像，雕刻工巧，各表神态，栩栩如生，神台神桌，花鸟虫鱼，龙飞凤舞，绚丽多姿，令人看而不厌，时逢炎暑，游客如云，牧童成群，是避暑好地方。村地名胜古迹，如今杳焉无存，殊为可惜！

　　寺内对联：

　　寺门口：千章古木菩提树，一派长江明镜台。

　　六祖殿：夜鹤惊时禅月白，暮云深处佛灯红。

　　了了了，凡尘息了，心了了。空空空，色相俱空，想空空。

　　暮鼓晨钟，惊醒凡尘名利客，经声佛号唤回苦海梦中人。

　　观音殿：西方绿竹千年翠，南海红莲九品香。

　　客 厅：客至不嫌茶味淡，僧居那比俗情浓。

　　张桥村的善举

　　经泰祖义设石桥二座于本村东边陂头塘、牛肠水，当时行人来往无蹇裳之忧，解放后拆毁。

　　荣甲祖义设石桥二座于卓山上手鸟水桥处，又筑石路一条由坎底至长宁寺、大海基止，世人多感其德，解放后拆毁。

　　捐款办学

　　桥阳小学（今张桥旧小学）于民国时代，曾二次向海外侨胞捐款办学，当时热心捐款的侨胞有三踏(现龙)张名清、张广就、龙湾张泽曹等，以及新加坡、加拿大、越南等侨胞。凡捐白银壹百元以上者，有一颗大照片存校，以资纪念。

　　(3) 广东(张桥)张氏异地支派不经列入本族世系者

　　各地支派出自“华”翁者，因前谱中世失缺，而中世之年代缺矣，今起修此谱，难得已失者，妄书其中，故追其踪迹而书之，俾后人见之不失其根因也。

　　兹将各地宗裔叙列于下：

　　新兴县高村张氏系长房盘翁分支。

　　新兴县军屯，木当二村原系张桥水松塘迁于此，前谱失缺忘其分支之祖。

　　新兴县城有名张芳，名樵容者。“华”公之后，“芳”系明季贡生，其先祖曰张正，其墓在新兴要古，墓碑书及我二房纪翁、三房杰翁、曰叔公，其墓至今犹在。明季有一甲第名张聪是其孙也，详于新兴县志。

　　查第八代先祖曰张正。

　　新兴县叶村张氏系柱尚祖之后。

　　新兴县叠村张氏系“华”公所出，前谱缺失，不知何祖分支。

　　新兴县沙乐村系允经祖之后，是本盛祖之次子，娶冯氏迁于此。

　　查本盛祖是怀一祖十九世孙。

　　新兴县十里村张氏系张耀臻祖之子，垣益祖之后，清嘉庆十年，公元1816年，距今176年，由北布迁于此。

　　新兴县合洞地方，庄头村、小塘村等张氏系法翔祖之后。

　　新兴县乌蛮村张氏系“华”公之后，不知其分支之祖。

　　新兴县小稔村张氏系“华”公之四子，志达祖之后。

　　高州茂名县张氏于明成化弘治中，自张桥南向上截村迁于此，与我张喜户同一籍，甲名曰迟久，即未迁之祖，悬霄公于明万历间曾至其乡，其乡成丁者有二三十人，有一老成者，家财甚厚，二子在庠。

　　香山县（今中山县）斗门、都小、赤堪等村张氏系“华”公之后清波、清美祖之后。

　　香山县钱垅等处张氏系“华”公之后，相传是文祥、文祯二公之后，前谱缺失，不知其分支之祖，不知其世系，其始祖祠曰秀成。

　　曰泮祖是经诘祖之长子，明嘉靖间同弟木二、阿三迁往新会未知实居。

　　显叠祖是光玉祖之长子，祖在顺德两陇地方立一妾生一子，乾隆间在新会城葵扇街开铺，我乡祚建公曾至其铺相与谈及系张桥显叠祖之后。

　　罗定县罗经村自祖相传系“华”公所出，因失谱不知其详。至清康熙初年，沙富有名钟便者，曾在其乡三年，其乡人历述祖宗根由，原系陆屋桥迁于此。

　　罗定州大甲村张氏系怀二祖之后。

　　顺德县黄连张氏系始祖仲贤公之后，失谱不知其详。

　　顺德县江尾张氏系大成祖之后。（第七世祖）

　　顺德县马宁张氏系文雅祖之后。（第九世定祖之孙）

　　顺德县福岸于光绪十六年，庚寅岁，元旦，公元1890年，距今92年。来清祖诒公（新科举人）去祭祠，至明年辛卯岁，元旦十一日，江尾约有一百多人归宗谒祖，祠贴一联曰：

　　“忆当年别处离宗，难望燕私备言得与诸公诸父同堂

　　共叙。”

　　“想此日荣归谒祖，何幸龙光再锡相见乃文乃武并驾

　　齐来。”

　　顺德县道教村张氏系志远祖之后，顺帝三年自新兴小稔村迁于此，其祖坟在新兴小稔村对面山，土名大冲。

　　新会县田边村张氏系“华”公之次子志兆公之后。

　　新会县凌冲村张氏系“华”公之三子志远公之后。

　　湖广茶陵卫张氏与我同宗。我张喜户明初军籍，其祖居茶陵，以当时系军籍，其子孙屡向我乡讨取帮军之费，后因地远势变，帮军缺少，忘其祖宗之名字。明万历间有一甲第任广东督院，托人密至新兴陆屋桥其时陆屋桥改张桥，割归恩平，我乡人还恐有帮军之累，不招认，其人不获踪迹回去。

　　高明五坑洞张氏系法罡祖之后，入客籍就产。

　　高明宁岭村张氏系“华”公之后，因失谱不知其分支之祖。

　　阳江县屯钵村张氏系晚嗣祖之后。

　　阳江县北鉴村张氏系裕祖之次子纪祖之后，法翔祖也逃居于此与叔祖同村。

　　阳江县鳞水村张氏系子宽祖、瑞明祖之后。

　　恩平县和平村张氏系法罡祖之后与岑村同房。

　　恩平县杭根村张氏系英裕之子元珍祖之后。

　　恩平县锦江村张氏系履瑞祖之子柱拨祖柱刚之后。

　　恩平县沙地村张氏系显文之四子，生一子名迟得祖。

　　高要县金渡村张氏系端夫祖之子经福公之后，娶邓氏夏氏生三子，长聪、次敏、三达。明弘治年间，约公元1487年，由长间迁于此。至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距今203年，荣守公至其乡，并引归谒祖，至嘉庆二十年，乙亥岁，公元1815年，距今166年，其子孙将祖祠平基重修，是年丙申岁，十一月十五日奉主入伙陛座，其乡人帮华伯与后生二三人回族请父老如期至其乡谒祖，我乡父老将秀成祖取银备办祭品，做匾七个，金猪等。父老及后生四五十人至其乡谒祖，其乡人厚情招待，送回匾金、金猪、付马钱等，一应备足，并赠祠联曰：

　　“前开邑，后要邑，邑里分居，同归肇庆；生桥溪迁金溪，溪流滴水均属清河。” 岁贡生乳源县学正张其翼撰

　　公元1980年八月间边头张赐麟引归金渡兄弟数人回族寻宗，并拜狮山回去。

　　公元1981年，五月间维新法名、龙门福官二人，送族谱到金渡，其乡人厚情相待并引导游七星岩，鼎湖等名胜。

　　据说经福公约有子孙三百多人，并有分支到广西。

　　肇庆城麦子园张氏系经广公之长子文衡公之后，因事逃居于此，祖曾回家省安，不期病死于张桥，其山葬于莲塘迳，其乡建一座养然张公祠。

　　高要莲塘村张氏系悦祖之后。

　　新宁县（今台山县）海燕处，陈姓地文村张氏系庚孙祖之后由庞村迁于此。

　　恩平县岑村张氏系才夫祖之子经可公之后，“可”七岁，“才”祖携可迁于此。生二子，长文玉、次文润，查才祖是晚祖之孙。

　　于伟祖、于亨祖系逊夫祖之子，伟携幼弟随庶母李氏寄居外家处更字迥贤。至康熙初年恩平石坑村有名曰登者，原系阳江迁于此，系于伟祖之子孙，其乡人皆曰其祖由张桥迁来，我乡宗显盈腾二公曾在其乡，他们亦来我乡住一二日回去。

　　逊夫祖葬于黎村冈尾咀，土名鹤松园龟形，坐南向北，明嘉靖三年，戊午岁，公元1524年，距今457年，八九月间，我乡祚 公在恩平卖药，到古坑村相与谈及系张桥迁来。其乡有二位秩珍公禀生，秩豪庠生与祚 公回族祭山，黎村荣广不与他祭，相与争论，于四年，已未岁，正月初旬，秩珍公秩豪公与四、五十多人回族祭山，并请二三房公叔同去祭山，立碑宁妥，然后回去，当年其乡有一百六七十人。（秩字班与镛字同）

　　光滚祖讳朝佐文道祖之四子，娶周氏、邓氏、杨氏生三子，阿群、显特、显令。可群周氏所出，因清康熙十一年壬子之难，被贼捉去，上马石之寨，终于此。群祖流荡在阳江地方，长大成人改名松兴，又名武翁，生二子，迁玉、迁壁，讳陛。二十年丁已岁，八月由行伍出身，任凡地把总至乾隆五年庚申岁，任鹤山城守，娶陈氏生一子讳忠字开耀；乾隆三十年任千总，回族谒祖，由光滚祖扳一大会，取银三百两回去，以后情况不明，有说寄居广海。廷玉生二子，长文高、次文明，开耀公阳江城守，陛任广海游击府。

　　达信祖系于教祖之长子，在高要娶一妾，生一子。康熙初年，我乡宗配公曾至高要宿一夜，他对宗配公称述达信祖是他伊父，达相祖是他从伯

家谱

又称族谱、家乘、祖谱等。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繁衍和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图书体裁。

家谱是中国特有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的三大文献（国史，地志，族谱）之一，属珍贵的人文资料，对于历史学、民俗学、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均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

家谱的起源

关于家谱的起源，虽然目前学术界众说纷纭，但从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碑文等中国早期文字，及史类文献对家谱起源的考证，家谱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周代已有史官修谱制度并撰有《世本·帝系篇》。尽管先秦《世本》早已亡供，今本《世本》是清人所辑，但从辑有的篇目可见，《世本》汇集了中国自黄帝到春秋各代天子、诸侯、卿大夫的世族谱系，是一部对前代和当代各血缘集团系谱进行综合、总结的全国性的总谱。

家谱的起始与士族门阀制度有重要的关系。自魏晋以后，谱牒之学大盛，一些士族门官都以此互为夸耀。但隋唐及其以前得到谱牒早已亡佚殆尽，宋、元及明朝的家谱也所存寥寥。现在能见到的，主要是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家谱。家谱的名称很多，大体唐以前都称家谱、家传的，宋代又有宗谱或族谱之谓。到了明代，特别是清代以后，名称更多，如宗谱、世牒、世谱、家谱、家乘、家志、谱录等。

家谱的形式

家谱的形式有多种。在文字家谱出现之前就有口授家谱和结绳家谱。后来，人们有的用图表裱制垂挂于中堂的，也有的装订成册供家人翻阅的。历史上，官宦人家一般都是采用装订成册的家谱。而平民百姓、经商士绅、豪门则多为悬挂供后人供奉的图表式家谱。

家谱的内容和作用

上古时期的家谱，仅为君王诸侯和贵族所独有，家谱的作用仅为血统的证明，是为袭爵和继承财产服务的，其内容也比较单一，仅为世系的说明。

魏晋以后，选官、婚姻以至社会交往都要看门第，这样一来，家谱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就大大增强，家谱的内容也比以往有所增加。

到了宋代，官方修谱的传统禁例被打破，民间编撰家谱的风气更加兴盛，这时的家谱在政治生活中基本上不再发挥作用，其作用转移到尊祖、敬宗、睦族上。家谱经常被反复修撰，每次修谱，也就成了同姓同族人之间的大事。

到了明清两代，家谱修撰的结构已基本定型，流传到现在的家谱也极为丰富。

家谱的内容主要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世系图，既某人的世系所承，属于何代、其父何人；第二部分是家谱正文，是按世系图中所列各人的先后次序编定的，分别介绍各人的字号、父讳、行次、时代、职官、封爵、享年、卒日、谥号、姻配等。这些介绍性的文字，长者50余字，短者仅二三字，实际是人物小传；第三部分为附录。

有些家谱，在立谱时，便确定了家族世系命名的辈分序列，而且事先标定字号，辈分清楚，乡间名之为“排辈”，实则是排资论辈的意思。由于历史上形成的重男轻女思想，男子在起“大名”时，必须以预定的某字作为名字的一部分。这个字要放在全名三字的中间或最末，各个辈数层次不一定完全一样，但有着约定俗成的规矩。

家谱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一 、 家谱是以记载一个血缘家族的世系与事迹为主要内容的史类文献。关于家谱的起源，目前学术界众说纷坛，从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碑文等中国早期文字及史类文献对家谱起源的考证，家谱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周代已有史官修谱制度并撰有《世本·帝系篇》。尽管先秦《世本》早已亡供，今本《世本》是清人所辑，但从辑有的篇目可见，《世本》汇集了中国自黄帝到春秋各代天子、诸侯、卿大夫的世族谱系，是一部对前代和当代各血缘集团系谱进行综合、总结的全国性的总谱，《世本》的意义还在于证实谱学研究发轫于周代，是家谱研究的源头。

就家谱的形式而言，唐代以前的古谱和现存的以欧阳修、苏洵创制编撰体例为特征的明清家谱有所不同，但家谱作为绵延不绝的人类历史象征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究其原因除了追本溯源寻根问祖的目的以外，还在于对家谱重要价值的认识。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有过"夫家有谱、州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之说，把家谱与国史、方志相提并论可见其重要。古代家谱研究的内容主要在于对谱学的本身，包括谱例的撰写以及家谱发展历史的研究等方面。

家谱的应用研究始于汉代，《史记》中有关帝王谱牒的记载，说明汉代司马迁已经把家谱资料应用到史学领域一纪传体史书的撰写中去。后代史学家继承了这一传统，后代编撰的纪传体断代史如班固撰《汉书》、陈寿撰《三国》都不同程度地运用了谱牒资料。中国古代对家谱资料的应用主要在史书、方志和人物评传的撰写过程，体现了谱牒的史料价值。

二 、到了本世纪20年代，随着社会科学新领域的开拓，有学者从人口学、优生学、遗传学等新学科的角度肯定家谱的重要价值，并倡导对家谱资料进行深入研究。著名史学家梁启超在1923年出版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欲考族制组织法，欲考各时代各地方婚姻平均年龄，平均寿数，欲考父母两系遗传，欲考男女产生两性比例，欲考出生率与死亡率比较等等无数问题，恐除了族谱家谱外，更无他途可以得资料。"为此他提出厂收家谱并对家谱进行研究，"我国乡乡家家皆有家谱，实可谓史界瑰，如将来有国立大图书馆能尽集天下之谱，学者分科研究，实不朽之盛业。"古史辩派的创始人、著名学者顾须刚也说："我国历史资料浩如渊海，但尚有二个金矿未曾开发，一为方志，一为族谱。"肯定了家谱在新的历史时期所具有的重要的史料价值。

在梁启超等的倡导下，学术界出现了研究谱牒的热潮，北京图书馆致函社会各界广征家谱。(1945年杨殿殉撰《中国家谱学通论》就是利用馆藏家谱撰写的研究论文。)1931年南京国学图书馆馆长柳治徵撰《族谱研究举例》一文可视为对梁文的呼应，该文中有将太仓王氏与武进庄氏比较，分析人口的数量与增殖的例子，开了利用家谱资料进行人口问题研究的先例。利用谱牒资料对人口问题进行研究的学者还有潭其骧，其著《湖南人由来考》系根据氏族谱系资料对湖南7个县的人口来源作了考证。建国以前在谱学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学者有潘光旦、罗香林等人。潘光旦从1929年发表第一篇论文《中国家谱学略史》以后，数年间陆续发表了《家谱与宗法》、《家谱还有些什么意义》、《说家谱作法》等论文，还就遗传与人才的问题进行研究，发表了《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人文选择与中华民族》、《近代苏州的人才》等；罗香林30年代起就重视家谱研究，1971年在香港出版的《中国族谱研究》论文集，大多为早年的研究成果。他们的研究对谱学理论的普及与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三十年代中国学术界对家谱研究的热情是由史学领域的变革引起的。近代史学的显著特征是打破了以往以政治史为中心的史学研究传统，将史学研究转为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关注。新史家们认为，"欲知历史真相，决不能单看台面上几个大人物几桩大事件便算完结，重要的是看见全个社会的活动变化。"(梁启超语)史学研究的发展，必然要求突破仅从正史中寻找史料的传统局限，拓展史料收集的范围。因此这一时期的史学家们特别重视新史料的发现，包括地下发掘的考古资料和异域发现的史料记载都是他们关注和搜集的目标。家谱作为在家族内部编撰的、不公开发行的史籍，又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史研究的史料价值，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史学观念的更新与史料范围的扩展是引发谱学研究的直接原因。

由于战乱等原因，建国前的谱学研究展开得并不充分。其中谱牒资料的缺乏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在不得轻易示人的祖规家训的警戒厂，家谱资料的搜集比较困难，以北京图书馆为例，从1928年到1945年总共收集到家谱247种，仅占馆藏的十分之一。大图书馆尚且如此，一般研究机构要获得研究资料的难度更是可想而知了。

三 、解放以后，家谱作为封建残余受到人们的唾弃，对家谱的研究也理所当然地停顿下来。60年代出于对封建族权的批判，有人写了《封建家谱谈》，这是至今所见祖国大陆解放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间唯一的一篇关于家谱的论文，家谱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但作为家谱的搜集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土地改革、批判封建宗族，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使藏于深阁的家谱被作为封建残余扫地出门，从上海图书馆成为全国收藏家谱原件最多的图书馆来看，其家谱有许多来自造纸厂回收的废纸堆。这种情况也见于其他图书馆，比如北京图书馆，解放初统计为353种，到1985年清点馆藏已有2228种，大多为土改时期和文革时期所得。正是有识之士对这批历史遗产的保存，才为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资料基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认识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个宝藏，值得好好发掘。海外华人的寻根意识及对家谱文化的重视则对祖国大陆家谱研究的开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中国与世界的沟通日益加强的文化背景下，中国家谱研究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

当前，家谱研究呈现一派方兴末艾之势。经过10来年的研究，其学术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家谱资料的整理开发。80年代家谱研究的兴起首先是文献资料的成功开发，北京图书馆在1985年开始馆藏家谱的开发整理，经过数年时间，在完成编撰馆藏家谱目录和家谱提要2228种的基础上，成立地方志和家谱文献中心，编辑出版家谱的二次文献、资料丛编。上海图书馆收藏有家谱原件 11200种、83000余册，为世界收藏家谱原件最多的图书馆，目前已成立专门机构，加强馆藏家谱的开发、利用及其研究。除了图书馆加快馆藏家谱的开发整理，社会各界也从各个方面促进家谱资料的开发整理。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档案局二处、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图书馆联合编纂《中国族谱联合目录》共收家谱目录12000多种。

2关于家谱的研究。在家谱资料整理开发的基础上，学术界出现了不少家谱研究的论文。许多论文对家谱的源流、沿革及编撰体例、记事内容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对一些重要姓氏宗族的家谱作了研究。比如家谱研究中有专文对古代人物白居易、曹雪芹、郑和，近现代人物洪秀全、傅斯年、鲁迅等人的家谱进行研究。在谱学史研究方面，不少学者对前人提出的并为学术界所接受的观点进行了挑战，比如对中国家谱起源的年代研究，前人一般都认为中国家谱起源于周代，而现在有学者根据周代以前的文字记录即甲骨文、金文等资料，以及大量的民族学、民俗学的资料得出中国家谱的起源远远早于周代的结论。关于家谱的形式，有的学者提出在文字家谱出现之前就有口授家谱和结绳家谱，将家谱的形式扩展到书写范围之外。还有对汉代谱学的理解，过去一般都认为"汉朝帝王将相出身草野，不知家世，故不需谱牒学，此为不兴时期。"现在有学者从司马迁、扬雄、班固等人的自叙家谱及现存的汉代石刻为依，提出汉代并不是谱学的消沉时期和静止时期，而是谱学的活跃时期和发展时期。尽管他们的研究结论还有待检验，但其勇于探讨的精神和扎实的研究方法却值得提倡。他们的研究对家谱研究朝纵深方向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3关于家谱应用的研究。从这段时期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书籍来看，家谱资料在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无论是在人口学、民族学、人才学、社会学、经济史、华侨史、法制史、伦理学史等方面都有应用家谱资料进行研究的上乘之作。其中利用家谱资料最多，研究成果最大的是社会史的研究。社会史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部分，属于微观史学研究范畴。过去史学界重视宏观研究，偏重于讨论社会、朝代发展更替的原因。现在随着家谱资料的重见天日，以家谱作为重要史料基础的社会史研究得到发展。以1996年社会史研究为例，有不少论著是以家谱作为史料基础的。如《中国古代的家》、《中国古代的宗族和祠堂》、《中国的宗族社会》等。还有是姓氏学方面，利用家谱资料梳理血缘亲族的源流的著作有《中国姓氏通书》，详细介绍每一个血缘亲族的起源、演变、分支、迁徒、繁衍的历史，以及家族独特的风俗礼仪、家族文化等。

历代帝王修谱昭

明太祖乡谱诏

朕承天底定，抚辑承民，宵肝站兢恐难保，又咨尔意兆，各具天良，务立矩，度之防快，睹维新之命，溯芳规于及祖考，懿行于前贤，敦厚本原，懋昭上理，虽扎乐俟诸世以而孝弟木，诸人心苟能自克振拔，则可治之，不淳如或即此奋心，亦何不古，率土钦哉，毋负腾意。

译文，我得助天力，平定天下，抚慰人民。但每晚站兢，惟恐难保永久。又问过别人的意见，认为各人都具有天理良心，务必要订立规矩，引度他们，要防止急噪图快，看来要完成维护新朝的使命，就要追本溯源，从我们祖先父辈那里寻找治国之道，实行前辈的德贤，忠诚于本源，劝恳地讲明道理。虽有历代礼乐法规，等待人们世世代世孝顺父母，友爱兄弟，但人多心杂，不能人人都自觉克制自己，振作起来，怎么办要使不淳厚的人从此发奋图强，为什么不用过的祖训教育他们，成为全国都敬佩的人不要辜负我的意愿。��

宋宁宗修谱圣谕�

联闻唐人重姓氏，而谱谍具，后世文儒贵戚之家浸以论湮而难考，然自犁锄之卿相，降为录率之世家，视其子孙，自立和如耳，诚能自立虽微而浸著，不能自立虽著而微，人家子孙百世之各能自立，庶几于厥祖也。此联之所以改望于天下者。��

清顺治乡谱诏

敦孝弟以重人论，笃宗族以昭雍睦，训子弟以禁非为，明礼仪厚风俗。

译文：修谱的目的是：敦促人们孝顺父母，爱护兄弟，以重视搞好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关系，忠实的对待宗族，以显示内部的和睦，教训孩子的年轻人，禁止他们为非作歹，明白礼貌和谦让，以养成浓厚的良好习惯。��

清顺治规定六训�

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祖孙；�各安生理，无诈非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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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圣谕十六条�

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照雍睦。�

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家桑以足衣食。�

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

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

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

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善良。�

惩慝逃已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

联保甲以弭盗贼，解警岔以重身命。

先儒修谱论�

程子曰：家法坏，谱谍尚有遗风，谱谍坏，人家不知来处，故谱不可不修。�

致堂胡氏日：谱谍身之根本也，根本不明颠倒无据或妄委其姓氏，古人户贯而混，亡宗支，何上托汉婿，而骨姓刘以朱耶，而附李属籍者也。

五峰胡氏曰：甚矣!谱之不可作也，谱谍作照而穆有序，而亲疏不遗，百世之下犹足，以知其一本，而万殊谱谍不作喜，不庆忧，不吊不以至亲相识如途人者先矣!�

景濂宋氏曰：甚矣，谱之难稽也，君子当尽其心于所，不知信其心于所，可古人有古，三世不修谱为不孝。

新安程氏曰：扑之修要在明一本而浚其源，所以尊祖敬宗也!究万派而清其流，所以别亲疏之远近也!辨隆杀之等，别亲疏运近之识尊卑之次次弟也，行吉凶庆吊之礼，敦孝友睦姻任恤之行，所以崇宗族之典礼也。

兆溪陈氏曰：凡作谱者为祖宗重也，人之重乎，祖宗则所存，惟仁而匪仁。不存所行，为义而匪义，不行恐得罪于祖宗也。

深山董氏曰：先祖有善而弗明，日不智，而弗佛日：不仁，止谱之由作也。

白涯彭氏曰：谱之保姓受氏也，天子赐之，司农协之，宗法已联属之，而后孝弟之，教成朝廷之，势尊天下之，家正保族者，保天下之道也，个保其族而天下治矣。

山谷黄氏曰：世之巨族者。微有谱则失其所从也，考其所由分世日益远，族日益繁，必至于不想维而昭穆之辨淆矣。

一峰罗氏曰：自宗法废而谱乘兴矣，其本之所出尊尊也，别其支所由分亲亲也，尊尊亲亲只道尽而族之，大本立也。

修谱的作用

� 一、寻根、留本。古人云：“谱谍身之本也。”意思是谱能告诉你，你是谁你从哪来。人们常说：“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但你并不知道其中的由来，通过修谱追根溯源，你就会知道了你从哪里来。

人从娘腹中十月怀胎，呱呱落地，在世上几十年，但总要静静地离开人世，古人云：“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名”就是人之本，人生一世死了，连一个名字都没有留在世上，若干年之后自己的子孙连祖先是谁都不知道，那不是枉活一生，白活一世，换言而之，你的孩子也就是失去了根本。

过去和现在，有很多人为自己的父母、祖父母打碑，一者表示后人的孝心，二者是不忘先人，但它又能保藏多外世代变迁，人为的损坏，年代长久日月的风化，也就失去了树碑的作用。而几千年谱书之风，代代相传”从远古至历朝历代，乃至到今天，先祖的名字流传至今，着不是修谱的作用吗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你的根底在哪里万里江水，源起何处一个人连自己的根源都不了解，岂不负先人养你特别我飞鹏卢氏，已有100多年没有修谱了，早我们采方中发现不知道自己祖父母名字的人为数不少，更谈不到自己是哪支哪房，所以说这次修谱，意义重大，一者可以帮你查清你的祖先是谁，让你的名字与先祖一起流芳千古，二者你如果真的断线，把你的祖辈、父辈和你一周记载下来，让你的后人代代相传，永远知道你们是他们的先祖，将来和他们一起流芳千古。

二、清缘、备查。古人云：“子孙不知姓氏所从来，以昧昭穆之序者，禽兽不如也。”意思是说，姓氏是一种血缘关系的标志，人兽之别，就在于他们对于有血缘关系的本族人，有一种生生相息的寻根意识，使这个家庭有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一个人不管漂泊多远，总是望不了自己的家乡，因为那里埋葬着他们的祖人。中华民族五千年来，人们有着他自己祖宗的事迹记录下来传给后人的习惯，这就是谱，只要有了谱书，凡与族人有关的人和事，谱上都有记载，比如，你要知道卢氏来由、远祖世系，可查卢氏由来，这次续谱，这套资料来之不易，她是我卢氏修谱中贡献最大的无名英雄，他叫卢本立，桃源县清林乡人，在湖南省社会科学研究院工作，他耗费数千元，利用节假日三次飞往北京查寻复印下来的，我卢氏族人要感谢他对我族续谱工作中无私的贡献。你要知道范阳堂到底是回什么事可查范阳堂—卢姓的堂号。你要知道老、新派别，可查老新语录。你想给自己的子女取个好名字，你想了解卢氏先人在各个历史朝代的功绩和对社会的贡献，一套谱书在手，卢氏家族的情况都有。

三、增知、育人。古人云：“养不教，父之过。”几十年来由于对自己子女缺乏家族观念的教育，导致现在有很多人没有家庭观念和人伦的教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上下不分，孝义全无，有老不养，有子不教，嫖娼有余，赌不竭力，吃喝玩乐无度，为官不体恤黎民，馋奢无底，为民不尊师长，横蛮逆行，用什么教育他们，谱书中很好的教材，家训族规中规范了卢氏后人的言行。谱书中很好的教材，家训族规中规范了卢氏后人的言行。谱书中收录了历代经典，不如，如何立志如何敬业如何治学如何治家如何做人等等，有很多东西在学校里学不到的。她能很好的陶冶我们的情操鼓舞我们热爱生活，奋发向上，为国贡献，为族争光。

四、血肉联情。俗话说：“亲不亲，故乡情。”“多个朋友多条路。”在大流通的社会中，在国际一体化世代，人们不可能禁锢封闭。走出家门，走出国门，这是今后人子孙必行之路，通过联宗族谱，本族同一血脉的同胞更进一步加深了解。一个人走在外，路人(路上随意向隅的人)不如乡人(自己家乡的人)，乡人怎与血肉之情相比。经济开发中的往来，生死祸福的降临，人与人之间自然也非常必要相互提携、帮助，有了谱书，哪怕你走到天涯海角，哪怕相见恨晚，血肉亲情一定更好、更深厚。

五、承前启后。这里有双重含义，一是上对先人，二是下对后辈，先人千心万苦创业，育人，为卢氏家谱为社会创下了丰功伟绩，不能从我们这一代丢掉，必须通过修谱，为他们立传，把他们的精神，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作为永久的纪念，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

对后人来说，我们应该给他们留点什么是金钱美女房屋古人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美如玉。”先人只能留给后人知识，精神财富，思想财富，留给他们祖宗的品德，儿孙们才有生财之道，才能发迹万贯，这些都溶聚在我们的谱书之中，只有把这些留给他们，才能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后人。

综上所述，修谱何用回答是：寻根留本，清缘备查，增知育人，血肉联情，承前启后。

卢姓源出于姜姓，是姜子牙的后代。春秋的齐文公之子名高，高之孙傒任齐国上卿，因迎立齐桓公有功，得到卢（今山东长清县西南）作为封邑，其子孙以封邑为姓，称卢氏。田氏代齐以后，卢氏散居北方一带。秦代有博士卢敖在范阳涿郡（今河北涿县一带）定居，后来称为范阳卢氏。范阳卢氏在魏晋南北朝时成为“四海大姓”，世称“崔卢王谢”，社会声望比皇族还高。卢氏谱牒记载，“卢氏得姓始祖为周敬王廷臣姜傒，食邑于卢，子孙以为姓，尊傒为始祖。后裔卢照邻是唐高宗时才子，与骆宾王、杨炯、王勃并称为‘初唐四杰’，时称‘王卢’”。据考，卢姓有声望的世家大族居范阳郡（今河北涿县）。卢姓家族常用以下两位名人嵌作楹联，以事彰扬。门前挂这两句楹联，主人定是卢姓。联云“范阳名族”，典出卢群。“ 涿郡高楣”，典出卢柏。从卢姓人口分布来说，广东是卢姓的姓氏大省。

唐代中叶，卢宗泰（南迁世祖即一世）任江西虔州（赣州）刺史，后代留居赣州与吉安。据宁都麻田卢氏始祖卢宗泰墓碑及《宁都麻田卢氏族谱》载，唐开远癸丑卢宗泰偕三子卢明、达、显因安禄山造反由幽州（河北范阳）经湖南桃源抵江西虔化县（宁都县）洛口清音里韶坊，卢明居南岭、卢达居麻田、卢显居下沽（后裔迁江西南康唐江）。四世卢允立，讳卓，生九子，长子卢光睦任御史中丞，次子卢光稠任百胜军防御使兼五岭开通使升太尉封开国侯，梁太祖封汝舟王。卢光稠由谭全播辅佐于唐朝末年领导农民起义后占据赣州，对赣州扩城，治理赣州33年，为赣南客家代表人物之一。始兴《范阳卢氏五修谱》载：“越六朝而至于有唐，有讳富公者，南京分脉，而迁江右虔州虔化县。富生广……广生卓，卓生光稠公……稠公生三子，长希一，次延昌，次孟坚……益（延昌八世孙）与县尹公（孟坚八世孙）筮出闽省，令蒲田，考满次永定属上杭大塘坳瓦子乡而居。”其后裔于五代之后迁赣州、南康、上犹、南丰、永丰、上杭、永定、宁化、嘉应州（梅州）、莆田、兴宁、潮州、始兴、南靖、龙川、漳州、从化等地。南宋初，卢宜由虔州迁汀州宁化、长汀。南宋末，避元兵之乱，卢天保由宁化经长汀、上杭，留居永定，后分迁广东大埔、梅州、兴宁等地。另一支为唐僖宗光启年间，御史卢邹入闽，为入闽始祖。据梅州《客家姓氏渊源》载，卢宗泰14世孙卢处信（宋嘉定十二年举人）自虔化迁居宁化石壁，其曾孙千四郎又自石壁迁梅县田背村开基。

卢姓南迁千多年于赣南，又闽西，再粤东演绎为客家一代表性姓氏。

据史书记载卢姓名人：卢坤，最著名的卢姓政治家。清道光初年任至封疆大吏。历任湖文总督、两广总督等职。1834年，英国劳卑率军舰侵入虎门，进泊黄埔，要挟多端，他严加拒绝，并将英舰驱逐出口。卢照邻，最著名的卢姓文学家。曾任新都尉，后为风痹症所困，投水而死。他以诗文知名，为“初唐四杰”之一

关于卢姓的来源，《姓纂》和《通志氏族略》等古籍都有源源本本的记载，是这样的：“姜氏，齐太公之后，至文公子高，高孙¤，食采于卢、今卢县也，因姓卢氏，秦有博士卢敖，汉有燕王卢绾。”

齐太公，就是辅佐周武王兴周灭纣的姜子牙。他于大功告成之后，被封在齐国，爵位为公，成为后世许多同宗而不同姓的家族的共同始祖。卢氏，既然是创自齐文公的曾孙¤，当然也是名正言顺的姜太公后裔。如果再往上推溯，则姜太公是炎帝神农氏的直系姜姓裔孙，那么，卢姓自然也是最为道地的炎黄子孙了。

卢氏的得姓，是由于“食采于卢，因姓卢氏”。春秋时代齐国的卢邑，在当时的历史上也相当有名气，《左传》上面就有一段：“隐三年，齐侯、郑伯盟于石门，寻卢之盟也”的记载。这个地方，根据考证，就是在现山东省长清县的西南方。换言之，卢氏目前虽然是到处都有，但他们的“老家”却在山东。

春秋时代繁衍于齐国的姜太公后裔中，以卢字为姓的，除齐文公曾孙¤的“以邑为氏”而姓了单姓卢之外，还有以“卢蒲”两个字为姓的一支。这一支卢蒲氏，是传自“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那位齐桓公，传到后来，也纷纷改姓了单字卢氏，并且以今河北省大兴县一带为繁衍中心，使得卢氏的阵容，越来越是庞大。

读下面的材料，谈谈对唐宋变革论的认识！

不要论文，最好简练一点！

对“唐宋变革论”质疑之焦点是对唐代社会的认识

1,唐朝士族门阀是否仍占统治地位 隋唐,尤其是唐前期,是否仍是贵族政治

2,唐宋间农民人身自由问题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部曲制到佃户制的转型发生于何时

A田余庆:从宏观考察东晋南朝近三百年总的政治体制,主流是皇权政治而非门阀政治

C汪篯:隋末农民战争给予了大族豪强地主经济和部曲佃客制以最后的严重一击

D阎步克:北朝后期中古士族制度趋于衰微,使官僚政治恢复了活力,周隋王朝在皇权—官僚政治的复兴与发展之上,有承前启后的卓越成就

E吴宗国:唐初以来各级政府都是由官僚负责运转;官吏全部由中央政府按才学标准任命这与南北朝以前官吏任命以门第为标准,地方佐官由长官辟举,有根本的不同,而与宋代更为接近因此,唐代也是官僚体制,而非贵族体制

F张泽咸:唐宋间佃农人身自由问题并没有发生重大的具有阶段性的变革

G刘子健:为什么在此后的若干世纪中,许多中国人所珍视的传统都以南宋的方式延续着

提问者：lenghongbin - 见习魔法师 二级

答复共 1 条

“唐宋变革论”者主张唐宋之际的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就阶级关系的变动而言，诸家意见各不相同，大致似可归纳为以下三类：

一、唐代门阀士族地主仍占统治地位，推行部曲佃客生产制，唐宋之际，衍变为官户统治和客户佃农生产制。

二、唐代是中世封建社会，佃户被束缚在土地上，是典型的农奴，宋代开始“近世”，佃户与地主是平等的经济关系。

三、汉唐间是奴隶生产制，宋代开始确立中世庄园农奴制。

由此可见，唐宋变革论的观点涉及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说唐代是古代奴隶制一条，本文略而不论。

自唐初建国至南宋灭亡，其间长达六百余年，如果以唐初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北宋后期乃至南宋时的情况相比。在长达四、五百年内，确是存在巨大差异。假使将中唐后的情况与五代及宋初相比较，那么，它们之间的差异并不比唐初与唐末的差别更显著。陈寅恪先生说，唐史可以分前后二期，分野在唐朝中叶。“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1]所言极为中肯。现在，只就唐宋变革论所涉及地主与农民两大对立阶级的状况略抒浅见如下。

一、 关于唐代门阀土族阶层地位的估计

主张门阀士族在唐代仍占统治地位的主要依据是：

一、士族把持朝政，唐代宰相三百六十九人，崔、卢、李、郑四姓占六十六人，其中崔氏有二十三人。

二、唐代门阀士族经济实力的雄厚基础是封爵食邑制。

三、士族重视族望、谱牒与婚姻，山东士族甚至不屑于与李唐皇室通婚。

众所周知，汉魏之际逐步形成并在西晋正式确立的门阀士族制度，有九品官人法保证士族政治上作高官、清官的特权，占田制和荫客荫户制使士族占有大批田地，免除赋役，庇荫亲属，奴役众多劳动者，享有经济上的种种特权。士族重视官、婚、望，以保持其合法世袭特权。

然而，门阀士族地主的盛世并不长，经过农民战争的打击以及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不断火并，士族地主们的政治、经济实力逐渐丧失。唐朝不再存在九品官人法和占田荫客荫户制，士族没有了世袭特权。太宗贞观时修《氏族志》，高宗显庆时编《姓氏录》，既是压抑正在衰颓中的旧门阀士族势力，同时又是企图通过立法培植新的门阀士族。然而历史的发展已使唐代不再具备门阀士族再生的社会条件，所以在唐朝始终没有形成比较稳定的新门阀士族。只是在唐初，旧门阀士族地主仍有一定的潜在力量。七姓十一家自为婚姻，便是具有崇高社会地位的体现。尽管如此，旧门阀士族地主没有因此壮大门楣，起死回生。

说唐代门阀士族始终存在，有很大政治、经济特权，是经不起检验的。据统计。崔、卢、李、郑四姓在唐代任宰相者九十三人次，而在唐前期任相的是二十九人次（崔氏十一人，卢氏二人，郑氏一人，包括皇室李氏在内的李氏十五人），其余六十四人次均在中唐以后。如此看来，难道是门阀士族实力在唐后期有了复兴若然，其政治和经济基础何在呢有人说唐代藩镇也是门阀士族，这种“士族”与两晋南北朝以至唐代的旧门阀士族怎么能等同视之呢

说封爵食邑制是唐代门阀士族力量强大的经济基础，同样难以令人信服。王公贵族衣食租税早在西汉已很盛行，而史学界没有人认为那时存在门阀士族。唐代封爵很滥（中唐以后尤甚），食邑根本无法与汉、晋时代相比。何况唐代有封爵和食实封的人大多并非门阀土族地主，那些食封之家在唐玄宗时改向朝廷领取封户租谷，不能再派人直接向封户索取，正好标志着食封制的蜕化。因此，封爵食邑制在中唐后已显著走向衰落。当然少数残余现象长期存在，直至北宋前期仍未完全消失。如果认为唐后期四姓担任宰相者多，是有封爵食邑制为其经济基础，显然并不符合历史真相。若再由此推论，认为门阀士族地主在中唐后曾经复兴，那就更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了。

人们乐于引用南宋郑樵和王明清的言论，说明唐代旧士族的力量始终强大。特别是郑樵所说，隋唐以上“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五代以后谱书散佚，其学不传，用以证明谱学与门阀士族共存亡。实际情况并不尽然。谱学从产生到消亡的过程表明它并非门阀土族地主所专有，唐代主要官修谱牒在《氏族志》和《姓氏录》之外，还有《姓族系录》和《元和姓纂》等，在“冠冕之家，兴衰不一”[2]条件下，官修姓氏书有如柳芳所说，“凡四海望族则为右姓，不通历代之说，不可与言谱也。”[3]官谱不究血统渊源，明显不同于士族谱。贞观氏族志草稿说，“营户、杂户、慕容商贾之类虽有谱亦不通”，许敬宗嫁女给奴隶出身的禁卫大将军钱九陇，为钱氏“曲叙门阀”，[4]说明唐初以来诸色人都各有谱牒，谱学内涵已有了重大变化。

官谱在中唐后已很少修造，私谱修撰却是方兴未艾。颜真卿撰《颜氏世系谱序》，于邵写《河南于氏家谱后序》，[5]大宦官仇士良同样有家谱，[6]众多宗法性的家谱并没有因唐末大乱而废弃。洛阳周氏避乱徙广陵，“谱牒存焉”。[7]由于私谱的广泛存在。才使通晓谱学的吕夏卿在北宋时有可能撰写出唐代世系诸表。北宋前期，江西欧阳修、四川苏洵都在分房编修族谱，仍采用中唐以来的传统修谱方案。[8]苏洵说，唐宋之际谱牒暂废原因，一是官僚士大夫不讲，二是新贵们不愿谈及贫贱的祖先。王安石撰许氏世谱，自曹魏许据以下直至北宋仁宗时之许元等人。——胪列名字官称[9]。如果唐末以后不存谱牒，他决不可能源源本本编写谱牒。可见强行把谱学兴衰与门阀士族地主的盛衰划上等号，显然缺乏说服力。

姓氏中之地望、族望原是门第之象征。南北朝时期，同一门望之中还区分高下等第。唐代门阀士族衰颓，分居各地同一宗姓之人只是沿用旧望，已无多大实际意义。唐人刘知几说门望多伪，“碑铭所勒，茅土定名，虚引他邦，冒为己邑”，[10]袁氏系于陈郡。杜氏称之京兆。北宋宋祁说，唐人所好，“言李悉出陇西，言刘悉出彭城”[11]。南宋赵彦卫也说，唐人“推姓显于一郡者谓之望姓，如清河张、天水赵之类。世人惑于流俗，不究本宗源流，执唐所推望姓，认为己之所自出，谒刺之属显然书之”[12]。大量事实表明，郡望遗风在我国长期残存，显然不能以之为门阀士族兴盛的证据。

以四姓“男女婚嫁，不杂他姓”，皇室也难以与之通婚娶[13]，证明门阀士族势力至晚唐时仍很强大，亦不稳妥。事实上，唐初以来不少新兴勋贵都与四姓通婚，唐睿宗、玄宗、肃宗、德宗、顺宗、宣宗的女儿都曾出嫁崔氏、卢氏子。公主出婚其他旧族子弟为数更多。社会现象纷繁复杂，唐高宗以来，公主出嫁时，“以贵加于所尊”[14]，竟让舅姑降礼答拜，公主身死，丈夫要服丧三年[15]。类似情况，自然会导致旧士族家庭的强烈反感，何况李唐政府曾宣布四姓为禁婚家，他们由于政治上的衰败和社会生活中长期产生的积怨，再加上公主倚仗皇威，羞辱舅姑与丈夫的行动．出现不愿与皇室联姻的情况并不足为怪。

那么，对于唐后期诸旧族人士所拥有的实力该如何看待呢我认为正确认识衣冠户的登场是解决这一疑难问题的诀窍。衣冠户正式取代了门阀士族。成为宋代官户的前身。

众所周知，门阀士族在其盛世合法享有免役特权。随着其衰败，免役特权就消失了。唐初以来，只有五品以上高官依法豁免其家赋役，这批人中固然有的出身旧门阀士族，而更多的人却并非如此。某些家庭连续几代为高官或宰相，却并没有跻身于门阀士族。唐代前后三百年间，所有新进人士没有一个姓氏被社会上公认为门阀士族，比诸两晋南北朝时期常有一些姓氏崛兴加人士族行列的状况大相径庭。门阀士族的不景气实在是昭然若揭。

当然，旧门阀士族诸姓氏在唐代并没有消失，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影响还相当强大，即使经过唐末农民军的大扫荡，在五代十国时以及赵宋统一南北后，从《太平寰宇记》所列宋初诸州郡的郡姓，从《宋史》列传中，都不难发现南北朝以来很多门阀地主的后裔在宋代（尤其是北宋）并没有亡绝。神宗时，王存编修《元丰九域志》不列郡姓，书成上表时，特别说明“氏族所出”，已“非当世先务”。它说明姓氏学的衰微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不能认为唐末社会大乱以后便不复存在了。

门阀士族长期崇尚儒家经学，有文化素养。在他们失去政治、经济诸特权后，被迫参加科举考试。赵郡李德裕自称其祖父李栖筠在玄宗天宝末，以仕进无他路，参加进士试以步人仕途。事实上，当武则天执政以来，河南郑繇、郑遂初，河北崔日用、崔沔、崔浞，关中韦虚心、韦述等旧族子弟业已纷纷参加进士考试，只是在天宝以后，旧族子弟举进士者为数增多。德宗贞元以来。宰相多以翰林学士充任，而翰林学土常由进士出身。人们注意到范阳卢氏在德宗以后中进士者一百一十六人，旧族崔氏也存在类似现象，与其把这类情况说成是门阀士族势力的强大，毋宁说是旧士族子弟所采取的应变措施。

隋唐之际创建的科举制，进士科最受重视。所试时务策与诗赋。并不是旧门阀士族地主子弟所熟谙的通经明礼。他们既不能平流进取以致公卿，只好利用家传旧文化，随时应变以猎取名位。于是，他们和庶民地主的子弟同时趋向进士科应试，史家们通常称之为士庶合流。

唐武宗诏书宣布，凡是进士及第者称为衣冠户，其家享受轻税免役特权[16]。进士及第便成为一种殊荣。必须注意，会昌诏书是在社会上已有不少冒牌衣冠户免役的情况下，才明文规定真假衣冠户的界限，法令不允许以假乱真，可以看出，衣冠户在此之前实际是早已存在了。

衣冠户不考究每个人的家庭出身，只看他是否进士中第。由是，同是衣冠户的人，他们原先各自不同家庭出身的界限消失了。组成了新的地主阶级阶层。我们决不能因为衣冠户中有的原是旧门阀士族地主的子弟，便断定衣冠户仍是士族地主，或者说衣冠户的存在，乃是门阀地主力量依然强大的体现。

在地主阶级专政的时代，封建政权要不断从地主阶级中提拔统治人才，并给予一定的特权，科举选人适应了庶民地主力量壮大的社会需要，那些中了进士的衣冠户。不论他们原来的家庭出身如何，“既恃其不差不科，便恣其无畏无忌”。[17]即使在混乱的唐末五代十国时期，衣冠户依然合法存在，宋人张纲的远祖在南唐时，“尝以衣冠户携是书（指唐朝告敕）免充军名。”说明十国的江淮以南地区，也同样存在衣冠户。[18]赵宋建国后的五、六十年内。随着科举制的发展，每年经由进士科入仕的人数成倍地增长。宋真宗时，衣冠户名称尚见于史册[19]，仁宗以后，正式为官户（品官户）所取代[20]。因此，宋初编撰《刑统》，其中所说官户，仍只是沿袭唐代属于奴婢贱人的性质。显而易见，唐宋变革论者关于旧门阀士族消失于唐末，宋初已出现新官户的论点，很难令人折服。

二、唐代部曲与佃农

说唐代是农奴制时代，便要讲清楚广大农业劳动者是被束缚在地主土地上耕作，子孙世袭，可以买卖，但却不能任意屠杀。

部曲佃客生产制的主张者以为部曲、佃客是典型的农奴。事实上，唐代的部曲和佃客身分不同，他们之间差异很大，是否农奴，需要逐一验证。

唐代部曲的定性资料，集中记载于《唐律疏议》中，它表明部曲原则上由奴婢放免而来，是私家所有，身系于主的贱人（家仆）。他们不像奴婢那样是主人的资财，但可以由主人变相买卖，主人强奸部曲妻女无罪，可以随意将所放客女及婢留为妾。反之，部曲奸主，纵逢国家大赦，也不许宽恕赦原。只有主人谋反逆叛要颠覆国家政权时，才允许部曲告主。凡此种种，说明部曲对主人有强烈人格隶属关系。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部曲和农业生产有着具体的联系。

唐前期的部曲既不受田，也不纳课，律疏的有关记载，或是西州出土文书，乃至其他史书所记，都未见部曲和土地有什么联系，更谈不上被束缚在土地上耕作。既不参加农业生产，自然不能说他们是农奴了。史籍往往是部曲、奴婢并称，通常被用于从事家务劳动，纵使个别部曲参加过农业生产，就其整体而言，很难说他们是依附农民，而只能说他们是合法的封建依附者。中唐以后，部曲数目更为减少了。

顺便指出，当时社会上被视为资产的奴婢．其中确有一些被用于从事农业生产，但并不能称之为农奴，何况奴婢用于农业生产在全社会中所占比例极小。社会历史的发展很不平衡，除了奴役严重的奴婢而外，有的奴婢在中唐后发生了分化，出现了雇佣现象，甚至开始涌现依附关系甚强的人力、女使。到北宋中叶以后，人力、女使的数量有了较大发展。这样的一批人，同样也并非农奴。

所谓部曲佃客制的佃客在唐代是否农奴呢回答也是否定的。

毋庸讳言，魏晋南北朝时期存在过类似于农奴的法定田客，他们父子相承，身分卑贱，必须经过放免才能为良。这类田客在唐代早巳不再存在。

《唐律疏议》卷27记“官田宅私家借得令人佃食，或私田宅有人借得亦令人佃作”，表明唐初以来官私田地出租已相当普遍。官田通常包括职分田、公廨田、驿田、屯田等，佃作者是“人”（民），不是贱隶。史称职田“亦借民佃植，至秋冬受数而已。”[21]西州出土开元十九年（731年）文书记公廨田、职田，“不得抑令百姓佃食”。可见租佃官田者是“民”、“百姓”。私田出租同样是“令人佃作”。天宝十一年（752年）诏云：“王公百官之家”，广置庄田，“别停客户，使其佃食。”[22]说明租佃官私田地的是乡村下户和客户，他们都是良民。

安史之乱后，代宗敕令所有在各地居住一年以上的客户，“自贴买得田地有农桑者，无问于庄荫家住及自造屋舍”，[23]一律编附当地户籍，征调赋役比当地居民（土户）减半。住在庄荫家的客户仍是百姓齐民。其后，豆卢革说，他在“鄘州虽有两三处庄子，缘百姓租佃多年”，他曾“纵田客杀人”[24]，这都说明租佃的田客仍是百姓。

封建社会里地主占有大量田产用以剥削少地无地的农民，这是中外历史上所共有的。在我国，不仅唐代没有，即使汉魏六朝时也并不存在西方中世纪那样的农奴制。唐代的佃农比以往的田客荫户更存在着显著差异。

一、唐代佃农（包括半自耕、半佃农）不是贱口，他们和庶民地主在名义上所尽义务和享受权利相一致，而以往的田客只注地主家籍，是法定的贱口。这一巨大变化和门阀士族在隋唐之际的地位密切相关，从隋代依豪强为佃农的浮客到中唐时广泛发展的客户佃食制，标志着门阀士族的衰颓和彻底崩坏。

二、唐政府对地主的佃农人数没有任何限制，而在过去，对田客人数有着明文的具体限额和等级规定。

三、自唐睿宗、玄宗以来，官府公开允许各地按照本乡原有习俗发展租佃关系。此乃史无前例的创举，它反映全国范围内的租佃早已自发地盛行。所以，玄宗天宝诏称“远近皆然，因循亦久”。租佃方式的千差万别，充分体现了辽阔地域内各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唐五代两税法时期，朝廷不再限制土地兼并，土地集中由是更为加剧。晚唐时，有人揭示说，民有五去，包括了“势力侵夺”和“降人为客”[25]，可见很多佃农乃是破产农户。

唐代佛道盛行，寺观占有大量田地，通常由僧俗劳动者（佃入。即种田人）从事耕耘，西州出土文书中的“佃人”也肯定包括了佃农在内。江南潭州大沩同庆寺，“僧多而地广，佃户仅十余家”，诗僧齐己即是佃户胡氏子[26]。可见寺观与世俗地主一样，租地者常为贫苦百姓，而不是过去那种只注家籍的卑贱田客。

吐蕃占领河西时期，敦煌出现了一批寺户，这批人看不出与北魏“遍于州镇’’的寺户有何前后承继与演变之痕迹。[27]敦煌寺户因缺乏牛粮种子向寺院有关负责人借麦。他们身分世袭，地位低下，却自有一定经济。[28]其时，吐蕃尚处在奴隶制时代，敦煌寺户很可能是其势力进入河西后，汉蕃文化合流的产物，他们也并非是奴隶。在张议潮收复瓜、沙等地后，不再见寺产名称’新出现的常住百姓，其地位较寺户有所提高。在江南朗州桃源观，“有观在山，有户在疆”，天宝中，敕取近三十户，“蠲免租赋，永充洒扫。”[29]诸如此类的寺观户并非是直隶于寺观的农业劳动者。

说唐代是农奴制，宋代是租佃制，其主要依据除了部曲、佃客外，还有陆贽所说：“贫者无容足之居，依托强豪，以为私属，贷其种食，赁其田庐，终年服劳，无日休息，罄输所假，常患不充。”[30]如果说这里描述的租佃劳动者是农奴，那么，北宋苏洵也曾概括说：富家地多，“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驱役，视以奴仆。”[31]苏轼亦云：富户“役属佃户，有同仆隶。”[32]被视为“奴仆”、“奴隶”的佃农与陆贽所称“私属”性的佃农到底存在什么根本性差异呢

说宋代是契约租佃制，唐代是农奴制，也是说不通的。早在汉代，中原内地已有契约租佃，[33]在混乱的十六国时期也并未停废。[34]现在已发现西州大量唐前期的租佃契，敦煌出土了唐后期的租佃契，怎么能否定唐代存在契约租佃呢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十二月，诏令诸路所在旷土召人佃种，“明立要契，举借种粮，及时种莳，俟收成依契约分。”[35]这是赵宋最早提到租佃契约的记载。然而，有更多的租佃关系并未明言立有契约，我们不能由此否认存在契约。李唐屡次发诏令依乡原例出租荒废田地，这在赵宋亦不乏其例。高宗建炎二年（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