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一个历史方面的问题,在明清时期,朝廷对四川有一次大的人口迁徙,在下想了解这件历史事件的详细情况.
“湖广填四川”是指在明末清初的数十年间,四川由于战乱、瘟疫及天灾接踵而至,境内人口锐减,耕地
荒芜。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为了解决四川劳动力和生产粮食的问题,采取“移民垦荒”的举
措,全国包括湖北、湖南在内的湖广省等十余个省的移民相继到四川定居,其中来得最多的是湖北、湖
南省。据统计这次移民的持续时间长达一百多年,入川人数约一百多万人,其中湖北、湖南省的人数达
一半之多。而在湖北省的移民中,麻城移民又占居重要地位。本文对麻城移民在“湖广填四川”中的地位
和作用谈点看法。
一、实施“湖广填四川”政策的背景
在中国移民历史上,清代前期的“湖广填四川”是历史上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四川之所以要“填”,是人
口极度稀少,需要充实。明末清初30年战乱,四川被祸最惨。1644年,张献忠率领农民起义等入川,
12月称帝建立政权,国号“大西”,定成都为“西京”。四川成了四战之地:明军滥杀,清军滥杀,地方豪
强滥杀,乡村无赖滥杀邀功,张献忠也有滥杀之嫌。继而是南明与清军的战争;还有吴三桂反清后与清
军的战争。四川人民遭到了一次次的战乱和屠戳。据官方统计,1668年四川成都全城只剩下人丁7万人
。一些州县的户口存损比例,原有的人口只剩下10%或20%。四川全省残余人口约为60万人。
清政府在统一后,施行了一系列“填四川”政策;主要是鼓励外省移民入川垦荒。如规定凡愿入川者,将
地亩给为永业。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者,准其入籍等。对入四川招民优惠政策与各级官吏的政绩升迁
、奖励垦荒招民紧密联系起来;在赋税政策上实行额外的优惠。康熙下诏对移民垦荒地亩,规定五年起
才征税。并对滋生人口,永不加赋。还规定对移民原籍地当局和入四川落业定居地当局,要求配合移送
核实,安排上户籍、编入保甲。这些政策为移民创造了好的环境和条件。
二、麻城移民入川的条件、形式和人数
据《光绪广安州新志》提供的数据,湖北黄、麻籍占入广安州人数的2664%。湖北、湖南合计约占
60%。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积极的推动作用。其中麻城移民入川占有重要
地位。
麻城移民入川的条件 从地理位置来看,湖北省地理位置离四川最近,又有长江通入四川盆地,在古代
的条件下,是最佳进入四川的路线了。所以湖北麻城从元代至清前期的移民填四川中,进入四川落业的
人最多。麻城移民条件有三:一是麻城离重庆不远;二是麻城移民历史悠久,在元代、明代初年就有大
量的麻城移民入川。三是与张献忠农民起义有关。张献忠在鄂屯兵时间长,后又转战湖广、江西,特别
是麻城,有许多农民入伍。故张献忠部下不少是麻城人。张献忠失败后,有一部分人隐姓埋名留在四川
。
移民入川的形式 一是奉旨入川。四川南川县的移民都是来自湖广省,尤其以麻城孝感乡鹅掌大丘人(
明初麻城设四个乡,明成化年间并孝感乡入仙居乡内)为多。当时朝廷颁发“楚民实川之诏”时,基层的
实施部门采取武的办法强行捆押方式,把一个个村子围住强行入川,所以移民的原籍不仅大地名相同,
连小地名也相同。著名作家马识途的祖先来自麻城,那是在乾隆年间,马氏四兄弟从麻城奉旨垦荒,他
们从长江溯江而上,到达忠州(今忠县)境,离石宝寨十多里的弯丘和沙地坝落业,以后这里的小地名
就叫马家山和马家湾了。马氏四支人在这长江边的平出村共繁衍后代千余人。二是求生存入蜀。著名作
家艾芜的祖先原籍麻城孝感乡,以种田为生。但因失掉了土地,康熙中叶在“湖广填四川”的大背景下,
只有到西蜀去求生存,于是携妻带子,从长江水路进入四川,最终选在成都府的新繁县与彭县交界的平
原上,着水沟插占务农。三是经商入蜀。清前期湖北与邻省四川的贸易十分方便,有的就近入蜀定居
。如原籍湖北麻城的从事贸易的刘廷奇,在康熙39年命家人刘俊臣到中江“相土”定宅,之后偕妻沿途贸
易到中江定居。四是为官改籍定居。如四川龙安营都司梁光裕,原籍湖广麻城人,入四川后任都司改职
后,遂家于江油县全门乡五甲三木里。
麻城移民人数 整个明末清初的移民达一百多万人,有一半来自湖北、湖南。其中湖北约有30万人左右
。麻城无疑占有重要比重。但麻城入四川多少人,笔者查阅麻城清代历朝县志,对移民这件大事均无记
载。据清光绪8年刻本《麻城县志》户口记载:明嘉靖35年册定麻城人口148240人。明万历47年册定人
口116234人。清代年初册定人口110287人。从这个数字推论,明末清初有37953人可能是移民方式到
了四川。当然这里面还包括参加张献忠农民起义人员在内。但估计移民人数有3万人左右。这个数字如
果属实,占到湖北移民人数的10%。在县级当中应当是较多的。这还不包括明代初年入四川的人数。如
果算在一起估计不下10万人。据四川大学教授胡昭曦多年前就重庆、合川、南溪、广安四地58份族谱
作了研究,清代以前入四川的118户,其中湖广占有85户,而这85户中有65户来自麻城。
三、麻城移民入川的管理和作用
第一,麻城移民的相对集中管理。如在云阳“邑分南北两岸,南岸民皆明洪武时由湖广麻城孝感敕徙来
者,北岸则皆康熙、雍正间外来寄籍者,亦惟湖北、湖南人较多”。(咸丰《云阳县志》)对入籍移民
,加强户口管理,印照验收,编入保甲,使其安心务农。
第二,引进新的农作物和种植技术。如麻城的红薯、甘蔗、蚕桑、种烟等农作物和技术被移民传至四川
。
第三,促进商业发展。麻城籍商人从事山货、粮食等重点行业,还从事铁锅、布行、麻行、酒行、猪行
、磁器、杂粮等货物交易。
第四,人口繁衍。如邻水县甘氏“在明洪武四年(1371年)湖北麻城孝感乡甘承先率领同族移住复盛甘
家沟,历数百年,子孙繁衍,发展成为邻水人数较多的姓氏。现集中分布于复盛、丰禾、八耳、石永等
地。并散居在县内各地”。
第五,传播文化。如麻城人阚昌言,是雍正8年进士,乾隆5年(1740年)任四川德阳县知县。他在任
内“常巡视陇亩,劝课农桑”,根据四川的自然条件及经济状况写成了《家事说》一书。该书就天时、地
利、人力三方面,分别讲述抓紧农时、改良土壤、讲究耕作技术诸多农事。
第六,移民户与麻城保持着联系。著名作家艾芜的家族汤氏,其入四川始祖在清初从麻城到新繁定居,
是带着“烈希承宗祖,美德正乾坤”的韵文来的,后代相传。到艾芜的父亲一辈是“坤”字辈,已是清代末
年,人丁繁衍,编排名字不够用,便又派人到麻城去访问祖先的家族,才带回好些韵文,印到族谱里去
。头两句是“道继宽仁著,功昭勇智闻”,艾芜按此韵文为“道”字辈,他被其父亲取名为汤道耕。
四、一些县居住的主要麻城大姓
第一,广安州(广安)“惟湘鄂特多,而黄麻永零尤盛”。据《光绪广安州新志》提供的数据,湖北黄、
麻籍占入广安州人数的2664%。湖北、湖南合计约占60%。又据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载:
邓小平的家乡是广安县。前面提到光绪广安州志载入籍广安的湖北省黄安、麻城人约占三分之一。而邓
小平的祖辈也可能是从麻城移居去的。据毛毛在书中介绍:“有许多研究我父亲生平的人,都曾考察过
我们家庭和家族的历史。有的说我们家是从湖北迁来的移民。——连我的叔叔也说,小时听大人说,邓
家是从湖北迁移来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23页)毛毛的叔叔邓垦在武汉工作,他曾多次去
过麻城,认为邓家祖辈是麻城人。可见邓小平同志的祖辈也很可能是从麻城移民去的。
第二,邻水县。据该县志载,移民姓氏有65种之多,其中“湖北籍最多,尤以该省之麻城为最。”其中著
名的有清代大理寺正卿甘家斌、台湾挂印总兵包永才等著名望族都是麻城人。甘氏前已提及。包氏在“
明洪武年(1371年)麻城孝感乡包元恒率领同族移住兴仁乡绿豆湾落业,现集中分布于兴仁、护邻、
石滓等地”。
第三,新宁县(今开江)明代麻城移民大姓有张姓,原籍麻城,明洪武二年迁入分别落业于接龙桥、沙
树湾、张家湾传至18代。清代移民有麻城郑、高、薛姓。
第四,彭县。明代移民有麻城周氏明初迁蜀,居彭县野鸭河,今万年乡一带。黄姓清康熙年间由麻城迁
居彭县升平八字坪。
第五,金堂县。大姓张氏,于前明时由麻城迁居金堂县关东外,数世科举。至今15代。
第六,宣汉县。元代有王姓、向氏、冉氏、袁氏由麻城迁入。明代有49支姓氏迁入,其中麻城占据22
支。清代迁入18支麻城3支。
第七,南部县。王姓一支是清初从麻城迁入,至今约传20代,以住地形成名者120处。不少乡有宗祠。
张姓是清康熙36年由麻城入县,至今传16代。
第八,岳池县。康姓祖籍麻城,清康熙23年迁入县三乡;范姓祖籍麻城,也是同一时期入本县四乡;
傅姓麻城孝感乡,清乾隆12年入本县。蒋姓于清康熙21年迁入6个乡。
此外南充县、潼南县、新都县等麻城迁入者都比较多。
五、麻城移民中优秀人才中以居官、文学者较多
最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学家之路》第二辑,载有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学家胡代光的文章《
八十春秋的回忆》,文章说:我的祖先本来是湖北省麻城县人。因为明代末年,张献忠领导农民革命运
动,后来被政府军镇压,致使四川土著人民稀少,大部分土地被荒芜起来,无人耕种。于是清朝政府采
取移民入川政策,我的祖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康熙年间从湖北麻城县搬到四川来的(现在四川人,
其祖籍多半都是从外省移居过来的)。
据《深圳特区报》曾载杨泉撰写的文章《延河之子李鹏》,其中写道:“据李家的家谱记载,李家的老
家原在湖北省麻城县,后来才迁居四川庆符县,在什么年代迁居,不得而知。”据麻城派人到四川高县
庆符镇调查,找到1936年《重修庆符李氏族谱》,其序中说:“吾庆之李,自湖北麻城迁居于此,已数
百年。到今家世耕读,代有其人。”宗谱跋言中说“吾家在楚时宗派,自明季兵灾,遂不可考”。
前面提到的有清代大理寺正卿甘家斌、台湾总兵包永才、著名作家马识途、艾芜等其祖籍都是麻城人。
厉害。
1、谌氏祖谱记载,谌氏祖先自尧帝之三子大节公,分封到洛阳赐姓为谌开始有谌姓。
2、顺帝时“高第除郡博士”,后官至京辅都尉、右纳史卫尉、大司农诏加奉车都尉阶荆州刺史封汉昌侯,所以织金谌氏家族还是很厉害的。
明玉珍本姓“明”,但有一说明玉珍姓“旻”。
明成化二十年(1484年)《明氏家谱》记载:“吾氏源自姬姓之百里孟明,以字为氏,故明乃吾之姓也。吾氏世居平原而后迁吴兴蕃衍。吾祖玉珍公祖上由吴兴迁清河居数百年而后迁四川峨嵋,玉珍祖称帝重庆,号大夏。”平原郡和吴兴郡之所有姓氏,俱无“旻”姓之说;在当时吴兴郡的八在姓氏中,只有“明”姓,由此可见,“明玉珍本姓明。”
韩国《明氏大同谱·壬申谱序》记载:“惟我明氏出自后稷而传及百里奚之子孟明,以名为氏。”韩国《明氏大同谱·乙丑谱序》记载:“至元明之交,有讳玉珍,以布衣起于随州。”这些记载证明“明玉珍本姓明。”
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和清雍正二年(1724年)两部《明氏家谱》均记载玉珍公家训曰:“余家乃泰伯之裔,寔自后稷肇基,而卜世三十,卜年八百,名位显赫,载之史册,彰彰可考。”笔者查阅了大量的姓氏专著,在泰伯及而后的后稷之裔孙中,均无“旻”姓之说,因此,“明玉珍本姓明”。
正德元年(1506年)四川甘大滨、甘大江、甘大汉所修撰的《甘氏家谱》详细记载:“我族祖宗渊源,始于姬姓,至秦穆公时,有百里奚、孟明视父子二人考之于史:百里奚乃秦穆公之右相,其友蹇叔为左相,辅秦。百里奚子—名视,字孟明,故称孟明视。秦穆公赐孟明视为上大夫。孟明视为秦国开疆拓地,战功卓著,名振西戎。其后子孙遂以百里孟明之“明”字为姓。传至魏时,有明亮公,为阳平太守,代代相传,至元朝末年有玉珍公。因群雄作乱,继而红巾军起义,玉珍公率部攻重庆,后立为夏王。”同时还清晰地记载了从明玉珍起上到明亮公28代明氏名讳近800年的历史记载证明“明玉珍本姓明”。
民国六年(1917年)继兴堂撰《明氏族谱》,序中说:“我永阳明氏之先系溯源于金陵之章公。历参知政事之镐公,楚北之始祖以芳公自金陵分迁者也。宅永阳之讳通公自楚北分迁者也。”谱中“永阳明氏溯源说”一文写道:“粤稽明氏系成周泰伯之裔百里奚生孟明视,子孙以王父字而得焉,此明姓所由来。自是书缺有间,由汉唐而历五季下若魏亮、若晋汲、若齐僧绍、若隋克让、若梁山宾与公遐。他如晋之明豫也、唐之崇俨也、宋之自才也,与夫元之明善也。清誉流传者有之,惠声卓著者有之,或以政才称,或以抗节显,或以奇术鸣,推之穷达异,隐显不一,人才之盛,载在史册,班班可考。概不敢遵为宗派者,非故略也,世及无由考信耳。” 1《大同谱》与《明氏族谱》都称在孟明(春秋时百里奚子,名视)时“以名为氏”。 2都提到僧绍、山宾、参政镐等明姓人物,评语亦同。
《中华明姓总谱》编委会在编纂《中华明姓总谱》之时,针对明玉珍是姓“旻”之谬误,查遍了国家图书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国家正史以及姓氏专著,并写了《明玉珍姓“明”不姓“旻”》的论文,证明“明玉珍本姓明。”
古代妾不能升为正妻,一是有道德约束,二是有律法的规定。夫妻夫妻,妇与夫齐者也,男子的正式配偶,明媒正娶进来的,在家里享受与丈夫同等地位,而妾,奔则为妾,妾不娉也,意思是男子买来的,不在婚姻范畴,也不属于家庭正式成员,就连男主人有罪,要牵连家人时,妾都不在其列。
《史记》记载,汉武帝颁布了非正与乱妻妾位之律,非正,就是不能以庶子乱了嫡子的地位,乱妻妾位,不能把妻降为妾,不能把妾扶正为妻;《唐律疏议·户婚》“诸以妻为妾,以婢为妻者,徒二年。以妾及客女为妻,以婢为妾者,徒一年半”。
所以古代,妻就是妻,妾就是妾,如果妻子死亡或者被休,男主人一般会再续一个,而鲜有将妾扶正的,如果扶正,可能面临律法的惩处,更会迎来宗法礼制的谴责,比如西汉时期,就有个人以身试法,汉武帝针对诸侯颁布了推恩令,诸侯嫡子才能继承爵位,如果正妻无子,那就要国除降为郡,这就要命了,哀帝时期,孔乡侯傅晏没正妻无法生育,于是把生儿子的妾扶为妻,结果被发现,直接削了爵位,变成平民。
当然,凡事没有绝对,妾成妻的也有例子,《沈阳甘氏家谱》记录了一段往事,乾隆年间家主甘运海,正妻崔氏无子去世,妾罗氏生二子,抚养长大,付出操劳,家主甘运海非常感慨,召开家族会议,众人通过后,拜堂正式升罗氏为正妻,那年罗氏60岁,可见妾扶正之路艰辛。
朱琏,赵桓太子时的太子妃,宋徽宗主持婚礼,赵桓即位为钦宗,朱琏立为皇后,靖康之变北虏不堪污辱,投水自尽。
最后说皇后,看起来皇室里由妃升为皇后的例子很多,似乎在皇家妾升正妻很容易,但把历代皇后列表拉开看,大部分皇后是皇帝的结发之妻,死了或者废了后立的,有重新选出来的,只有小部分是由妃升为皇后的,这个就看皇帝的意思了,因为君权是位于制度和道德之上的,什么事皇帝说的算,如果皇帝硬刚,大臣儒生们也弄不过,比如嘉靖的张皇后,也要看妃子的背景墙不强悍,比如宋仁宗的曹皇后。
湖广填四川是指发生在清朝的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根据考证表明,江西、福建、广西等十几个省份的居民也在移民行列之中。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四川经过战乱,导致人口急剧减少。因此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吸引外地移民,其中以湖广行省人口最多。以成都为例,清末《成都通览》曾记录“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人”;其中,湖广占25%,河南、山东5%,陕西10%,云南、贵州15%,江西15%,安徽5%,江苏、浙江10%,广东、广西10%,福建、山西、甘肃5%。简介 湖广填四川是指发生在中国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的两次大规模的湖南、湖北(即湖广行省)、广东(主要是客家人)等省的居民迁居到四川各地的移民潮。根据考证表明,还有江西、福建、广西等十几个省份的居民迁入。
清康熙初年,四川巡抚张德地经重庆到泸州,沿途巡查,乘船组了好多天,张德地都没有看到几个人,为此感到好生奇怪:当地的人都到哪里去了呢随从回答:都死了。
原来,明末清初的30多年间,四川境内战乱频发,加上灾荒、瘟疫不断,造成四川人口锐减。据考证,清初四川人口只剩下50来万,重庆城(现朝天门到七星岗通远门一带)只剩下数百家人,重庆所辖的州县内,有的只剩下十几家人!
张德地赶紧把这一情况报告给朝廷。康熙下旨,鼓励向四川(包括重庆)大规模移民,清政府还为此颁布了一系列移民优惠政策。湖南、湖北、广东、河南等省的移民,浩浩荡荡往四川涌来,长达数十年的“湖广填四川”移民活动由此拉开序幕。
《四川通志》:“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据康熙二十四年人口统计,经历过大规模战事的四川省仅余人口9万余人,清朝康熙年间,经历过兵荒马乱、刀光剑影的四川盆地终于平息下来,一批批新任地方官员也开始走马上任了。在这些踌躇满志的官员眼中,四川不知是怎样的丰肥沃土。然而当他们骑马、坐轿赶到新的官邸以后,才发现传说中的天府之国竟然是这般的荒凉残破、千疮百孔。
康熙七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忧心忡忡地向康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表露出强烈的忧患意识。他说:“我被皇上荣幸地任命为四川的最高地方官员,来到这片饱受战火摧残的地方一展宏图。但现在当我站在满目疮痍的昔日天府,增赋无策,税款难征,使我感到局促不安、寝食俱废。我等下官受皇上差遣,惟有精忠报国效忠朝廷。经过几日思索,我觉得要重振四川天府之美名,惟有招徕移民开垦土地,重建家园,除此似无别的良方上策。”《明清史料·户部题本》。
张巡抚还在奏折中提及了一些移民办法。比如,可以命令与四川相邻各省的地方官清查那些因战争而背井离乡的四川原籍人口,加以登记注册,然后由四川“差官接来安插”。或者直接由政府出台一项移民政策,通过行政手段把人口密集省份的人民移来四川。康熙皇帝坐在紫禁城的龙椅上也正为全国的税收和重建问题焦头烂额。他接二连三地接到四川地方官的奏折,召集相关部门听取有关汇报,正式颁布了一份名为《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诏》的诏书,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大举向四川移民。背景 历史上的“湖广填四川”背景
在今天的四川汉族地区,如果你去访问一些老人,问他祖籍何在,十有八九会是同样的回答:“我家祖辈是湖广填四川迁进来的。如继续问:“你是否知道为什么你们的祖辈会有湖广填四川的行动呢?”往往还是同样的回答:“八大王剿四川嘛!”由此可知,大多四川人都认为境内的汉族人的祖辈都不是四川土著,而是从湖广迁入的。而迁入的原因又是因为八大王即明末农民战争时张献忠(张献忠起义不久,即以八大王为称)剿四川。这种说法的影响很广深。
所谓“湖广”,是指湖广行省。元初时管辖今湖北、湖南、贵州、广东、广西、海南六省区和四川局部;元末时辖今湖南、贵州、广西、海南四省区和湖北、四川、广东三省局部;明朝时辖今湖北、湖南两省。
唐代的巴蜀地区在全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居于最前列。到了宋代,其经济文化的发展仍在全国处于先进行列之中,特别是南宋时期,巴蜀地区的人口占整个南宋的232%,可是其财赋收入却占整个南宋1/3,供应的军粮也占1/3,是南宋坚持抗战的主要经济基地,乃至有"蜀亡则宋亡"之叹。
四川历史上历经七次大移民。第一次是在秦灭蜀、巴之后,秦移民万家入蜀,约四、五万人;第二次是从西晋末年开始,全国性的北方人口南迁,在此期间,邻近四川的陕西、甘肃移民大量从秦岭进入四川;第三次在北宋初年,又发生了全国性的北民南迁,在这个时候,陕、甘移民入川;第四次是元末明初,以湖北省为主的南方移民入蜀;第五次是清代前期十余个省的移民入川,这次以湖北、湖南(当时行政区叫“湖广省”,还辖广西一部份)移民最多,移民人口达100多万,而今民间传说的“湖广填四川”,是在老川人血泪快要流尽的时候发生的大移民,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即指这次前后长达一百多年大移民。第六次是抗日战争前期到全国解放,有不少人逃难或“南下干部”定居四川;第七次是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叶的三峡大移民,有许多人落户四川。
那么,为什么会有"湖广填四川"呢?长期的大规模战争 在巴蜀军民尽最大努力坚持了长期的抗金战争,终于取得了使金兵未能进入四川盆地的巨大胜利之后,又坚持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抗蒙战争。这场战争基本上是在盆地内部进行的。蒙古军先后曾三入成都,而蒙古大汗蒙哥也被击伤而死于钓鱼城下。长期的拉锯战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极大的损失。从整个四川地区来看,以至有"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虞集:《史氏程夫人墓志铭》,见《道园学古录》卷二〇)的记载。这些文字难免有某些渲染夸张的成分,但经济极度残破,人口急剧锐减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因为在近50年的拉锯战中,除了战火的破坏,还有长期战事带来的农业生产的凋残而严重缺粮,“沃野千里,荡然无民,离居四方,靡有定所,耕畴不辟,堰务不修,秋不得收,春不得种”(见上引吴昌裔疏),这是当时必然存在的现实。此外,宋朝官军中也有不少军队在战乱中趁火打劫,残害百姓,或“剽掠于民财”,或“焚毁于仕族”,以至“骚动惨于敌祸,……故田里有内敌甚于外敌之谣,此害非一日矣”(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这些记载都出于当时的蜀人笔下,应当是可信的。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元代巴蜀地区的人口锐减到不足南宋时期的十分之一,具体数字见前《民族与人口》一章。
面对宋元之际巴蜀地区如此严重的残破局面,元代的统治者除了实行屯田用以保证军粮的基本需求之外,没有采取由官方出面组织移民的措施。没有劳动力,生产就不可能恢复。所以,在元代的将近100年间,巴蜀的经济一直未能得到较明显的恢复。根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的统计材料,四川行省在元代向中央政府所上交的赋税收入,在全国10个非少数民族省区中居于倒数第三,仅占全国岁入的096%。此外,据《元史"食货志》的资料,四川行省在各省区之中,酒税占倒数第三,醋税占倒数第一,商税占倒数第三。这种情况较之南宋时期占整个南宋王朝岁入大约三分之一的地位,简直是降到不能再降了。
元代末年,红巾军农民大起义的烈火四处燃烧,原来属于徐寿辉部下的明玉珍率军攻入巴蜀,以后在重庆自称陇蜀王,再改元称帝。明玉珍是湖广随州(今湖北随县)人,他的军队也基本上是湖北地区的农民。明玉珍不仅带来十几万军队,也有大量少田缺地的农民随之进入人少地广的巴蜀地区开垦务农。这应是著名的“湖广填四川”的开始。如吴宽在《刘氏族谱序》中所说:“元季大乱,湖湘之人往往相携入蜀”(见《匏翁家藏集》卷四)。明玉珍的“大夏”政权只存在了两世9年,就被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所统一。明代初年,湖广地区的移民继续大量入川,到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年),四川人口就上升到146万,外地移民,特别是湖广移民占了这一时期所增加人口的主要部分。正如光绪《潼川府志》卷五所载明人王维贤《九贤祠记》所说:“元法,军所至,但有发一矢相格者,必尽屠之。蜀人如余玠、杨立诸公坚守不下,故川中受祸独惨。明初,中江县开设,土著人户业七八家,余皆自别省流来者。”这些移民,不久也就成为四川人。 康熙七年(1668年),四川巡抚张德地曾在一篇奏疏中记录了蜀中父老的一段回顾:“查川省孑遗,祖籍多系湖广人氏。访问乡老,俱言川中自昔每遭劫难,亦必至有土无人,无奈迁外省人民填实地方。”(《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康熙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户部题本》)所谓“湖广填四川”这一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就是这样开始,而在元末明初进入了第一个高潮。
这是在元代末年、明代初年、清代初年连续进行的长期的移民运动。民间的有关传说较之历史的真实有明显的扩大与渲染,也有一定的偏差。“张献忠剿四川”这一历史事件也是发生过的,民间的传说较之历史事实有失误,也有一些歪曲。参见袁庭栋:《张献忠论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如果把这些偏差或失误排开,就可见到所谓"湖广填四川"原来是连续进行了多年的人口与文化的大融合,对巴蜀历史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
四川人十之八、九不是老川人,多半是湖广移民的后代。南宋时四川近一千万人,至1234年蒙古人入侵到宋亡,人口耗减大半,1282年全川只剩60万。1362年随州明玉珍在重庆开创夏国,不少楚民入川,1371年明军灭夏后,继续大量移民,到1401年才接近尾声,明末四川约有400万人。
在明末清初,四川遭受了一场大浩劫。在这个地域上,长期处于大规模的战争之中:1639年明末农民领袖张献忠起事入川,1644年第二次入蜀后建立大西政权,地主武装、清军、南明军一起攻向起义军,次年十一月,张献忠在西充阵亡,使川人死亡过半;1647至1650年,明军内部争权夺利,战火不断;1650至1659年,张献忠余部孙可望、刘文秀进入四川,在川北与清军激战;1660至1664年,清军镇压义军,搜捕明军残余分子;1673至1680年清军平西王吴三贵叛乱,攻入四川,其叛军与清军的“三藩之乱”历时七年。这些战争持续达三十多年,地主杀起义农民,农民杀反动地主,满人杀汉人,汉人杀满人,“杀得鸡犬不留”。
瘟疫、灾害接踵而至 在大规模的战争中,不断地轮番拉锯撕杀,尸横遍地,瘟疫随战乱接踵而至,“大头瘟”、“马眼睛”、“马蹄瘟”、瘟疫及天灾接踵而至,境内人口锐减,耕地荒芜。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为了解决四川劳动力和生产粮食的问题,采取“移民垦荒”的举措,全国包括湖北、湖南在内的湖广省等十余个省的移民相继到四川定居,其中来得最多的是湖北、湖南省。据统计这次移民的持续时间长达一百多年,入川人数约一百多万人,其中湖北、湖南省的人数达一半之多。而在湖北省的移民中,麻城移民又占居重要地位。细详信息
实施“湖广填四川”政策的背景 在中国移民历史上,清代前期的“湖广填四川”是历史上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
四川之所以要“填”,是人口极度稀少,需要充实。明末清初30年战乱,四川被祸最惨。1644年,张献忠率领农民起义等入川,12月称帝建立政权,国号“大西”,定成都为“西京”。四川成了四战之地:明军滥杀,清军滥杀,地方豪强滥杀,乡村无赖滥杀邀功,张献忠也有滥杀之嫌。继而是南明与清军的战争;还有吴三桂反清后与清军的战争。四川人民遭到了一次次的战乱和屠戳。据官方统计,1668年四川成都全城只剩下人丁7万人。一些州县的户口存损比例,原有的人口只剩下10%或20%。四川全省残余人口约为60万人。
清政府在统一后,施行了一系列“填四川”政策;主要是鼓励外省移民入川垦荒。如规定凡愿入川者,将地亩给为永业。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者,准其入籍等。对入四川招民优惠政策与各级官吏的政绩升迁、奖励垦荒招民紧密联系起来;在赋税政策上实行额外的优惠。康熙下诏对移民垦荒地亩,规定五年起才征税。并对滋生人口,永不加赋。还规定对移民原籍地当局和入四川落业定居地当局,要求配合移送核实,安排上户籍、编入保甲。这些政策为移民创造了好的环境和条件。一些县居住的主要麻城大姓 第一,广安州(广安)“惟湘鄂特多,而黄麻永零尤盛”。据《光绪广安州新志》提供的数据,湖北黄、 麻籍占入广安州人数的2664%。湖北、湖南合计约占60%。又据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载:邓小平的家乡是广安县。前面提到光绪广安州志载入籍广安的湖北省黄安、麻城人约占三分之一。而邓小平的祖辈也可能是从麻城移居去的。据毛毛在书中介绍:“有许多研究我父亲生平的人,都曾考察过我们家庭和家族的历史。有的说我们家是从湖北迁来的移民。——连我的叔叔也说,小时听大人说,邓 家是从湖北迁移来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23页)毛毛的叔叔邓垦在武汉工作,他曾多次去过麻城,认为邓家祖辈是麻城人。可见邓小平同志的祖辈也很可能是从麻城移民去的。
第二,邻水县。据该县志载,移民姓氏有65种之多,其中“湖北籍最多,尤以该省之麻城为最。”其中著名的有清代大理寺正卿甘家斌、台湾挂印总兵包永才等著名望族都是麻城人。甘氏前已提及。包氏在“ 明洪武年(1371年)麻城孝感乡包元恒率领同族移住兴仁乡绿豆湾落业,现集中分布于兴仁、护邻、石滓等地”。
第三,新宁县(今开江)明代麻城移民大姓有张姓,原籍麻城,明洪武二年迁入分别落业于接龙桥、沙树湾、张家湾传至18代。清代移民有麻城郑、高、薛姓。
第四,彭县。明代移民有麻城周氏明初迁蜀,居彭县野鸭河,今万年乡一带。黄姓清康熙年间由麻城迁居彭县升平八字坪。
第五,金堂县。大姓张氏,于前明时由麻城迁居金堂县关东外,数世科举。至今15代。
第六,宣汉县。元代有王姓、向氏、冉氏、袁氏由麻城迁入。明代有49支姓氏迁入,其中麻城占据22 支。清代迁入18支麻城3支。
第七,南部县。王姓一支是清初从麻城迁入,至今约传20代,以住地形成名者120处。不少乡有宗祠。 张姓是清康熙36年由麻城入县,至今传16代。
第八,岳池县。康姓祖籍麻城,清康熙23年迁入县三乡;范姓祖籍麻城,也是同一时期入本县四乡;傅姓麻城孝感乡,清乾隆12年入本县。蒋姓于清康熙21年迁入6个乡。此外南充县、潼南县、新都县等麻城迁入者都比较多。
五、麻城移民中优秀人才中以居官、文学者较多
最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学家之路》第二辑,载有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学家胡代光的文章《八十春秋的回忆》,文章说:我的祖先本来是湖北省麻城县人。因为明代末年,张献忠领导农民革命运动,后来被政府军镇压,致使四川土著人民稀少,大部分土地被荒芜起来,无人耕种。于是清朝政府采取移民入川政策,我的祖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康熙年间从湖北麻城县搬到四川来的(现在四川人,其祖籍多半都是从外省移居过来的)。
据《深圳特区报》曾载杨泉撰写的文章《延河之子李鹏》,其中写道:“据李家的家谱记载,李家的老家原在湖北省麻城县,后来才迁居四川庆符县,在什么年代迁居,不得而知。”据麻城派人到四川高县庆符镇调查,找到1936年《重修庆符李氏族谱》,其序中说:“吾庆之李,自湖北麻城迁居于此,已数百年。到今家世耕读,代有其人。”宗谱跋言中说“吾家在楚时宗派,自明季兵灾,遂不可考”。
前面提到的有清代大理寺正卿甘家斌、台湾总兵包永才、著名作家马识途、艾芜等其祖籍都是麻城人。影响 三百多年前的“湖广填四川”给四川带来了不同地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为四川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甚至四川无与伦比的感染力和同化力也正是来源于厚重的移民文化,这些外省移民还成为多数四川人的先祖。然而,前不久省社科院客家研究中心向国家社科办提交的研究成果《“湖广填四川”与西部生态环境及社会变迁研究》却表明,“湖广填四川”对四川的生态环境有着直接的破坏“痕迹”,难道这些有名的历史移民真的是破坏四川生态环境的罪魁祸首。
植被资源破坏严重 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蓝勇长年研究西南地区生态环境状况,曾对当时情况作出推测:“清初广大的成都平原和浅丘地区曾是农耕垦殖地区,但灌丛林、茂草和次生林的覆盖率已经恢复到50%左右,盆地内其他长期的垦殖地区此时也多为灌丛、茂林覆盖。顺治八年,川耕地不足12万公顷。”陈世松也介绍,从战后到移民高潮来临前的这一时期,森林植被有了短暂的恢复。“城市鞠为茂草,村尽变丛林”,就连曾经繁荣一时的成都府也变成了“城中杂树蓊郁成林”。清初川北巴山地区主要分布的是以楠木、松柏为主的针阔混交林。
而移民入川后,四川的农业垦殖从最初平原荒芜地的复垦,逐步向丘陵中部、山地推进,垦殖范围进而到达丘陵顶部、半山上部,当时山田盛行,梯田出现,水土流失严重。总耕地面积上百万公顷,而森林植被则破坏严重。
华南虎等物种逐渐消失 专家一致认为,乾隆元年时期,移民开发把耕地范围扩张到了山地、丘陵,这是农田垦殖突破传统范围的标志,但同时也是生态环境逐渐萎靡的开始。在森林物种资源方面,一些动物群落不断减少,生物数量乃至物种不断消失。明代川北出没寻常的华南虎消失就是很好的例证。清初关于虎患的记载有:“直至清初,华南虎在四川分布广泛,说明那时垦殖率还比较低,森林相对茂密。”“西乡县山深林密,经常有老虎出没,清溪、桑园铺等地均有虎食人。”乾隆以来,蜀道沿线各府线仍有虎患,但较清初已经锐减。因此随着移民的涌入,物种消失的进程显著加快。
旱灾发生频繁 研究发现,大移民以来,地质地貌灾害、旱涝灾害等在四川地区发生得更为频繁。16世纪至17世纪是整个明清时期发生干旱灾害最为频繁的时期,尤其是17世纪盆地东部地区。陈世松等相关专家整合相关的史料时发现,大移民时期是盆地的大旱年份,平均每3年左右就要出现一次。这与《四川历史旱灾表》统计的结论保持了一致:16世纪平均33年一次,17世纪平均3年一次,18世纪平均37年一次,19世纪平均12年一次。
1、南雄珠玑巷刘氏族谱辈分2、七绝·珠玑巷寻根(外四首3、珠玑巷的历史南雄珠玑巷刘氏族谱辈分
南雄珠玑巷刘氏族谱辈分历史来源
①源出于祁姓。相传帝尧姓伊祁,他的子孙有一支以祁为姓,被封在刘国(河北唐县,后代称刘氏。
②源出于杜姓。杜伯的孙子士会在晋国任士师,晋襄公死后,士会去秦国接公子雍回国继位,因晋国国内有变故而留在秦国,其后世取姓刘(即“留”之意。
③源出于姬姓。东周时期,周匡王封小儿子王季于刘邑(河南偃师县南,号刘康公,后代也称刘氏。刘姓历史上望族很多,彭城刘隗家族、南阳刘瑾家族、诸城刘墉家族在中国历史上举足轻重,至于开辟大汉帝国的沛县刘邦家族就更不用说了,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刘氏称帝400多年;三国时刘备建立蜀汉,两代称帝43年;南北朝刘裕建立宋,历时60年;元末刘伯温辅佐朱元璋建立明朝,统一中国276年。可见刘氏善于建基立业。
七绝·珠玑巷寻根(外四首
古体诗
南雄珠玑巷,异姓一家亲。
情系同根地,海外传乡音。
七绝(新韵
珠玑古巷呈风采,广府儿孙诉曩怀。
圣地寻根百家庙,千年榕树盼亲来。
七绝
珠玑古巷认根源,百姓宗祠佑子孙。
人杰兴昌风水好,雄图四海岭南魂。
注:百姓宗祠,指百家姓的祖庙、祠堂。
七绝
妃塔古街沙水湖,清风拂水映榕柳。
灰墙青瓦百家祠,历尽沧桑永不朽。
七绝
珠玑古巷万年昌,辈出英豪名远扬。
才子佳人天地配,儿孙后代状元郎。
珠玑巷的历史
zhujixiang/
古巷,古楼,古塔,古榕,古桥流水见人家。
又见珠玑巷,又见古祠堂,又仿佛见到祖先坚强而伟岸的身影。
珠玑巷,好大一棵树,海内外千百万苗裔是她多情的绿叶;珠玑巷,好醇一杯酒,在无数后裔心中窖千百年的陈年佳酿,香远情浓;珠玑巷,好长一首歌,多少年,多少代,深沉咏唱,唱得梅花飘落,唱得月光长泻。
作为古代中原与江南绅黎向岭南迁徙的聚居地,珠玑巷是一块历史的碑石,写满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勇于开拓的壮烈情怀;作为岭南诸氏族的发祥地,珠玑巷是一块永恒的磁石,凝聚了千百万中华儿女的心。
你看吧,你看吧!就算在天涯海角,就算在茫茫旅途,多少华夏子孙还在回望
古巷的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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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玑巷是一个具有一千一百多年历史的古巷。
它得名于唐敬宗年间。
明末屈大均著《广东新语》云:“珠玑巷名,始于唐张昌。
昌之先,为南雄敬宗巷孝义门人。
其始祖辙,生子兴,七世同居。
敬宗宝历元年,朝闻其孝义,赐予珠玑绦环以旌之,避敬宗庙讳,改所居为珠玑巷。”
史料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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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玑巷又名沙水镇,在沙水河西侧。
从史料看,本来珠玑巷只是沙水镇的一部分。
阮元编的《广东通志》云:“珠玑巷在沙水寺前”中山黄慈博先生遗稿《珠玑巷民族南迁记》抄录诸族谱中,多称:“沙水村珠玑巷”“沙水珠玑巷”。
可见珠玑巷原属沙水镇。
据考察,原来珠玑巷大体在沙水镇的南端,即从《珠玑古巷》门楼起向北走经石塔到石桥这一段,约长二百米。
再向北走则是其他巷、里、坊。
如今之“珠玑楼”,过去并不属珠玑巷。
据乾隆十二年建楼碑记载,(此石碑现仍镶于“珠玑楼”“珠玑楼”原为沙水镇翔凤坊之楼,早塌,乾隆十二年重建时才题名为“珠玑楼”。
《南迁记》中记述沙水镇还有“儒林里”“沙水塘”等旧址。
后来随着珠江三角洲的繁荣富庶,来这里寻根问祖的人越来越多,珠玑巷的名声也越来越大。
沙水镇的里、巷、坊,都象翔凤坊那样,逐步被珠玑这个名称所代替,整个沙水镇也叫珠玑巷了。
但历代行政区域,一直沿用沙水这个名称。
宋嘉定中称沙水驿,后又改沙角巡检司,清名沙水塘,民国为沙水圩。
民国29年实行新县制,全县划为2个区28个乡,第一区均平乡改为珠玑乡。
以珠玑为行政区域从此始。
今名珠玑镇,辖110多个自然村,3万余人口。
南迁氏族发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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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南雄珠玑巷是珠江三角洲一带主要族姓的祖居。
《广东通志》载:“相传广州诸旺族俱发源于此(珠玑巷”。
据中山黄慈博先生遗稿《珠玑巷民族南迁记》所载,有家谱族谱可查,先后在南雄珠玑巷南迁珠江三角洲一带的有76姓、166族。
又据《南雄珠玑巷人南迁氏族谱·志选集》(南雄县政协文史资研究委员会,南雄珠玑巷人南迁后裔联谊会筹委会合编所载,还有27姓,31族,合计为103姓,197族。
分布情况如下:
南海23姓38族。
陈氏:河清、九江、鹤园;黄氏:平地,夏氏:麦村、冲霞北乡海口;冼氏:大朗、罗格,大桐、简村;欧氏:金瓯松塘;钟氏:大沥龙腹;杜氏:西樵大果;麦氏:西隆堡大效乡;傅氏:西樵大桐堡;康氏:银塘;李氏:绿潭、石江;张氏:大涡;邵氏:邵边,孔氏:罗格;梁氏:澜石、海舟、石□(石+肯,姚氏:□(虫+雷冈;朱氏:九江;关氏:九江;庞氏:弼塘;简氏:盐步、湖涌、黎涌、云路、白沙、横江;陆氏:上淇、恒顺;黎氏:黎边;程氏:大同。
番禺9姓15族。
李氏:沙湾、鹭冈;简氏:韦涌、车陂、屏山、都那,小洲;黎氏:礼园;屈氏:沙亭;洗氏:鹿步;韩氏:市桥;谢氏:市桥、大田村;麦氏:番禺;曾氏:小龙宁仁乡。
顺德17姓19族。
欧氏:陈村;陈氏:马齐、大良;李氏:逢简;冯氏:古楼;潘氏:古楼;陆氏:石涌、龙江;黎氏:桃源;苏氏:碧江;卢氏:大良;罗氏:大良;何氏:马宁;梅氏:龙山;温氏:龙山;黄氏:龙江;简氏:龙江;张氏:龙江;邓氏:甘竹。
新会20姓32族。
李氏:河塘、七堡、务前、泷水、连塘、竹坑、冲澄、鹿洞;区氏:瑶溪;陈氏:凌村、石头、恩州;冯氏:大口;容氏:河塘;谭氏:天河;朱氏:水尾;陆氏:冈州、中乐;简氏:鸾台;麦氏:新会;吕氏:丹灶、江门范罗冈;黎氏:城南新魁_;马氏:河塘张士园;宋氏:苹冈;容氏:潮居里容村;唐氏:白石;梁氏:小冈;还有吴氏、刘氏、周氏、叶氏。
中山36姓,54族。
张氏:南屏;刘氏:潭井、鸦冈、隆都、小榄;林氏:平岚、大车;陈氏:大都、麻子、冈背、莆山、水塘头、婆石村、窈窕;严氏:濠涌;简氏:南塘;梁氏:坎下、张溪、小榄、四都梁村;韩氏:古坝;阮氏:赤坎、众角;魏氏:海州;曹氏:南村;缪氏:永原;杨氏:北山、良都;吴氏:山场、小榄;何氏:小榄;李氏:麻洲、小榄;蓝氏:麻洲;余氏:隆都;侯氏:龙头环;唐氏:唐家湾;高氏:过塘;任氏:过塘;麦氏:小榄;郭氏:鸦冈、良都;鲍氏:山场;孙氏:小榄;甘氏:小榄;罗氏:小榄;石氏:小榄;肖氏:大涌南文;曾氏:涌边;蔡氏:永厚;钟氏:淇澳;朱氏:小榄;邓、杜氏:小榄。
东莞22姓,26族。
张氏:栅口;袁氏:茶园;何氏:赤冈、大汾;黎氏:茶窖;刘氏:长表;丁氏:文顺;肖氏:古梅;麦氏:靖康;李氏:茶山、白马;封氏:东莞;祁氏:梨川;陈氏:燕川;房氏:篁村;翟氏:南街;邓氏:石排福隆围;利氏:桥沥;罗氏:中堂、英村;谭氏:大宁;卫氏:茶园;钟氏:茶山;蔡氏:沙头;梁氏:小亨、板石。
高要28姓63族。
仇氏:王臣;方氏:文明堡;帅氏:砚东;利氏:良江甲编墨坊;涂氏:耕沙;王氏:朱紫印;岑氏:白诸龙潭村;金氏:银江都金屋;俞氏:外迳;吕氏:云料;夏氏:宋隆;文氏:下窝;李氏:富佛、银江、陈村、贝水新村、南岸、蔗村、院主、塘冈、罗秀,牌楼村、砚洲东股、横村、砚东、腰冈、围边、榄塘、塘基头、横石、长旗、牛围;石氏:横槎、钱宁;甘氏:温贯;江氏:蓝村;胡氏:禄村;林氏:杜村;周氏:蓝塘、东冈;伍氏:榄冈、上围、高第、平布;朱氏:湖坑、罗客;何氏:桃溪、茅冈、渡头、西岸、勒竹园、何田、仙洞、庆云社、孝友;吴氏:竹洲、沙浦、茶冈;余氏:东坑口;杜氏:隔布;邵氏:永宁;唐氏:温贯、冈边;徐氏;大基头。
台山10姓,11族。
陈氏;冲泮春场;李氏:_口上冲水楼、横塘;肖氏:肖村;甄氏:海宴;容氏:寨门;樊氏:白石村;冯氏:南头;袁氏:独冈;赵氏:海宴;徐氏:大担。
开平16姓,20族。
张氏:张桥、沙坝;梁氏:北潭、长沙;陈氏:碧潭、魁冈;苏氏:棠红;劳氏:长沙塘;司徒氏:_堤;谢氏:潭边园;黄氏:北炎水背;杨氏:独冈、塘浪;罗氏:良溪;吴氏:楼冈;胡氏:长沙洲;简氏:钱冈;邱氏:勒竹村;李氏:冲澄;邝氏:泮村。
此外,还有恩平圣堂的梁族、司徒族,广宁江谷的洗族,清远_江的朱族,宝安的何、黄、陈族,阳江的司徒族,增城的刘族,香港新界乐挂角山的邓族。
以上各族谱牒都称其祖来自南雄珠玑巷,叙述有简有繁,时间有先有后,早的在北宋开宝,而多在北宋末和南宋末。
从北宋的熙宁、崇宁、靖康到南宋的建炎,绍兴、淳熙、开禧、绍定、端平、嘉熙、咸淳、祥兴等各年代,直至元初都有人从珠玑巷南迁。
小小珠玑巷怎能容纳那么多族姓呢从族谱记载中可以看出,自珠玑巷南迁的族姓,大体有二种情况:一种是世居珠玑巷的;一种是在动乱年间由中原陆续南迁定居珠玑巷的。
有的族定居时间长些,有的短些。
几百年间,中原南迁民族,以珠玑巷为立足点,一批批自北迁来,又一批批南徙而去。
如南海九江关树德堂家谱述其祖为汉寿亭侯后裔“宋咸淳元年自解州徙居保昌郡珠玑里,阅七年,始祖谭贞偕弟俊奉南雄公骸骨徙南海九江。
”又如简氏胡涌房谱述“远祖朝进宋理宗时宦游岭外,遂居南雄珠玑巷,迨宋度宗时迁南海紫洞。
”从理宗到度宗相隔也只有40多年。
象这些族姓,他们旅居珠玑巷时间并不长,为什么他们却以珠玑巷为桑梓乡其原因有二:
一是他们多是在北宋末或南宋末,自战乱不堪的中原迁徙而来,颠沛流离,历尽艰辛,到了甫雄珠玑巷之后,才得以休养生息,重振家业,因此,他们很自然地把珠玑巷看作是先辈重新创业的发祥地,看作自己的桑梓而特别留恋。
二是他们来自中原各地,本无亲族关系,南迁后,都以旅居的珠玑巷为故乡,这样就可以建立乡亲关系,联络感情,加强团结互助,以利于在客地创家立业。
南雄珠玑巷人南迁,有的是为避天灾兵祸,有的是为找寻更好的生活基地。
他们的南迁对开发珠江三角洲起到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
他们是一批开拓者,在动乱中迁徙,经过艰苦跋涉的磨炼,有顽强的创业精神;同时他们从中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带来了中原的文化。
他们到了珠江三角洲后,与那里的良好的自然条件结合起来,创造了新的生产力,使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农业迈开了具有开发意义的新步伐,成为岭南最富裕的地区。
他们也迅速繁衍成为那里的巨家旺族。
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的发达,产生了一批知名的历史人物。
如近代的康有为、梁启超等。
还有许多人,发扬艰苦创业精神,远涉重洋,成了海外华侨,为开发海外诸国也作出了应有贡献。
珠玑巷确实不愧为珠江三角洲人民以及广大华侨值得永远怀念的故乡。
我问一个历史方面的问题,在明清时期,朝廷对四川有一次大的人口迁徙,在下想了解这件历史事件的详细情况.
本文2023-10-06 12:14:19发表“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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