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世称遗山先生。太原秀容（今山西省忻州市）韩岩村人。生于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年）七月初八，卒于元宪宗蒙哥七年（1257年）九月初四日,其墓位于忻州市城南五公里韩岩村西北。他是700多年前我国金朝最有成就的作家和历史学家，是宋金对峙时期北方文学的主要代表，又是金元之际在文学上承前启后的桥梁。著有《元遗山先生全集》，词集为《遗山乐府》。

　　元好问出身于一个世代书香的官宦人家。他的祖先原为北魏皇室鲜卑族拓跋氏，后随魏孝文帝由平城（今大同市）南迁洛阳，并在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中改姓元。北魏亡后，落籍汝州（今河南省临汝县）。五代时期以后，又由河南移家平定州（今山西省平定县）。他的高祖元谊，在北来晚期徽宗宣和年间（1119－1225年）官忻州神武（虎）军使。曾祖元春（一作椿）任北宋隰州（治今山西省隰县）团练使，又从平定移家忻州，遂为忻州人。祖父元滋善，在金朝海陵王正隆二年（1157年）任柔服（今内蒙古土默特右旗托克托附近）丞。父亲元德明多次科举不中，以教授乡学为业，平时诗酒自娱，著有《东岩集》。

　　元好问出生后七个月，即过继给他的任县令的二叔父元格（后元好问称他为陇城府君）。

　　元好问生活的时代，正是金元兴替之际，金朝由盛而衰被蒙古灭亡，蒙古本是金的臣属，崛起后征伐四方而灭掉金国。在这样的大战乱大动荡的社会环境里，元好问也经历着国破家亡，流离逃难的痛苦煎熬。大致来说，他的一生可以分成这样几个大的阶段：21岁前，他过的是学生和公子哥儿的优裕生活。这20来年，随着他的过继父元格，转徙于山东、河北、山西、甘肃的县令任上，一方面得到了良好的教育，很早显露出文学才华，8岁即因作诗而获得“神童”的美誉。虽然初次参加科举未能魁名高中，但因多遇名人指教，学问大为长进，打下了做诗为文的深厚根基。太原王中立（字汤臣）、翰林学土路铎（字宣叔）、名儒郝天挺（字晋卿）等都对元好问有过指教师授的功劳。另一方面，丰厚的物质生活和科场失意的打击，使元好问养成了嗜酒的不良癖好。22岁至35岁，是元好问科场多次挫折和遭受战祸、家破人亡，由山西逃难河南并在豫西逐渐定居时期。其间，他备尝了人生的痛苦艰辛。不过，通过应试汴梁，他得以与朝中名人权要如赵秉文、杨云翼、雷渊、李晏等交接结好，不仅在学问上受到高明的指点，诗文大为进步，而且为以后的仕途进退也打下了重要基础。自35岁中博学宏词科入选翰林院，到金哀宗完颜守绪天兴二年（1233年）汴京城破被蒙古兵俘虏，是他宦海浮沉和仕途最终结束时期。这一时期，他因不满史馆的冷官生活，很快辞官回豫西登封家中闲居。后被荐举出任镇平、内乡、南阳县令，再调金中央政府任尚书省令史，移家汴京，经历蒙古围城、崔立叛降、汴京城破、被俘囚押的饥饿忧愁、流血流泪、生离死别等恶梦般的生活。自天兴二年（1233年）四月被蒙古兵俘虏，押赴聊城羁管软禁，到元太宗窝阔台十年（1238年）八月49岁结束羁系生活，他作为囚徒，与家人辗转于山东聊城、冠氏之间，并逐渐与蒙古国的汉军首领严实、赵天锡等接上关系，生活逐渐好转和自由。这期间，他痛心金国的沦亡，奸贼的误国，并为了以诗存史，勤奋编辑金国已故君臣诗词总集《中州集》。以“中州”名集，则寓有缅怀故国和以金为正统的深意。从窝阔台十一年（1239年）秋他50岁时返回故乡忻州，到元宪宗蒙哥七年（1257年）九月初四他68岁时在获鹿寓舍逝世，是他的遗民不仕和为金史编纂四处奔忙搜求有关资料时期。这期间，他的交游范围更广、作诗为文更多，对蒙古国的态度也逐渐转变。

　　元好问是一位才华横溢、多才多艺的文学家。他对当时所有的文学形式除金院本之类的戏曲作品未见流传至今的实证或记载传说之外，其他的几乎都有，如：诗、词、歌、曲、赋、小说，传统的论、记、表、疏、碑、铭、赞、志、碣、序、引、颂、书、说、跋、状、青词，以及官府公文诏、制、诰、露布等，均掌握熟练、运用自如。

　　元好问的作品，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内容实在，感情真挚，语言优美而不尚浮华。他的同时代人和后世都对他的诗文有极高的评价。他的朋友徐世隆说他：“作为诗文，皆有法度可观，文体粹然为之一变。大较遗山诗祖李、杜，律切精深，而有豪放迈往之气；文宗韩、欧，正大明达，而无奇纤晦涩之语；乐府则清新顿挫，闲宛浏亮，体制最备。又能用俗为雅，变故作新，得前辈不传之妙，东坡、稼轩而下不论也。”他的另一位朋友李冶更誉其为“二李（李白、李邕）后身”。《四库全书总目·遗山集》评元好问称；“好问才雄学赡，金元之际屹然为文章大宗，所撰《中州集》，意在以诗存史，去取尚不尽精。至所自作，则兴象深邃，风格遒上，无宋南渡宋江湖诸人之习，亦无江西派生拗粗犷之失，至古文，绳尺严密，众体悉备，而碑版志铭诸作尤为具有法度。”

　　元好问又是一位高明的文艺理论家，他的《论诗三首》、《论诗三十首》、《与张仲杰郎中论文》、《校笠泽丛书后记》等等，都很精辟地评论了古代诗人诗派的得失。他也主张作诗为文要“诚”、要写“情性”，还提出许多写作时的技巧原则，反对生硬晦涩，乱排典故，做学问要“真积力久”等等，都是他几十年亲身实践得来的结晶，有着切实可行的指导意义。

　　元好问当过中央和地方官，都尽心竭诚，兢兢业业，关心国家兴亡，关心民生疾苦，所以政治声誉非常高。当他罢职镇平县令，时元宵佳节，百姓老老少少对他恋恋不会，敬酒惜别。在内乡县令任上时，他“劳抚流亡，边境宁谧”，所以当他因母亲去世，按照传统礼制为其母亲罢官守孝3年“丁内艰”时，“吏民怀之”赞许他：“元好问劳抚流亡，循史也，不当徒以诗人自之”。他任南阳县令时，为当地人民争得减3年赋税，发展生产，使人民有休养复苏之望。所以河南志书称他“知南阳县，善政尤著”。《南阳县志》记载：“南阳大县，兵民十余万，（元好问）帅府令镇抚，甚存威惠”。

　　元好问目睹亲历金朝的衰亡和蒙古灭金的全过程，又从政多年，强烈的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使他时刻关注着金国的命运和金国史迹的保存。当金如败亡前夕，他就向当政者建议用女真文小字写一部金史，但未能如愿，他就私下编撰了一部《壬辰杂编》。金灭亡后，他抱着“国亡史兴，己所当任”的爱国信念，决心以自己一人之力修一部金史，并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和沉重的代价。他拒不应聘作蒙古国的官，以表明自己的遗民身分和对故国的忠忱。但为了写金史，又不得不与出仕蒙古国的中上层官员相周旋，以便取得他们的协助和必要的资料；也正因如此，而引起许多人对他的不谅解，“百谤百骂，嬉笑姗侮，上累祖弥，下辱子孙”。为了完成自己修金史的宏愿，元好问忍辱负重2O多年，直到去世，并为修金史，在自己家的院子里建了一座“野史亭”，作为存放有关资料和编辑写作的地方。多年的奔波，使他积累了金朝君臣遗言往行的资料上百万字，后称“金源君臣言行录”。他又抱着“以诗存史”的目的，编辑成了《中州集》。这是一部金代诗歌总集，里面不仅收录了他所知道的金期一代已故或未仕于蒙古国的诗人词客、包括金朝两位皇帝及诸大臣以至布衣百姓的诗词2116首（其中诗2001首，词115首），而且为每位作者共250余人写了小传，给中国文学史填补了空白。《金史·艺文传》就是以它为蓝本写成的，后来的《全金诗》自然也是在它的基础上增补而成的。同时，《中州集》也为金代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可惜，正当他满怀信心地说只需破费三数月功夫，查阅抄录了《金实录》上的有关内容，即可着手《金史》的著述时，他的一个朋友却从中作梗，未能得在蒙古万户、汉军首领张柔处见到金实录，以致功亏一篑，使他抱恨以殁。元好问生前虽然未能实现自己修成金史的愿望，但他所收集的这些资料，却为元代修宋、辽、金史，以至明朝修元史，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特别是为修金史奠定了基础。元好问尊重史实，不阿时俗，秉笔直书，所以后代学者一致认为，《金史》与元好问关系密切，《四库全书总目》称“多本其所著”。元好问这种国亡修史的作法，也为后人所仿效。如明朝遗老万斯同拒绝应清政府的博学宏词科的征召，也坚决不要清朝给的七品俸的纂修官官衔，却以“布衣”参与修《明史》。民国三年（1914年）创清史馆，也有不少清朝遗老为报故主来参与《清史稿》的编撰。

　　元好问十分重视和努力保护人才，喜欢奖掖后进。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年）四月，蒙古兵攻破汴京初，元好问即向当时任蒙古国中书令的耶律楚材推荐了54个中原秀士王若虚、王鹗、杨奂、张德辉、高鸣、李治、刘祁、杜仁杰、张仲经、商挺等，请来耶律楚材予以保护和任用。而经他教育或指授出来的文坛名手如郝经、王恽、许楫、王思廉、孟琪、徐琰、郝继先、阎复等多人。尤其是他保护和教育白朴的故事一直传为文坛佳话。白朴之所以后来能成为元曲四大家之一，为白朴的《天籁集》作序的王博文认为，这与元好问的教导分不开：“遗山之后，乐府名家者何人？残膏剩馥，化为神奇，亦于太素（白朴字）集中见之矣。然则继遗山者，不属太素而奚属哉！”

　　元好问对蒙古国的态度有一个矛盾变化的过程。他痛心于金国被蒙古灭亡，对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年）金汴京西面元帅崔立投降蒙古和出卖金朝后妃大臣极为痛恨，但对崔立开门投降，客观上使汴京百万生灵免遭一朝全部涂炭死亡之祸又并不完全否定。因此，他被胁迫参与了为崔立撰写功德碑的重要政治事件，这也是他后来一直耿耿于心、别人对他指摘嘲讽的重要口实。在金元交替之际，元好问的思想十分痛苦和矛盾。他一方面痛心金朝的腐败和混乱，希望有一个除旧布新局面的出现，当他看到金朝被蒙古灭亡已成定局后，就把金朝那54位“天民之秀”推荐给蒙古国这个“维新之朝”。对于那些归降蒙古国的金朝旧臣如耶律楚材、张桑、严实、赵天锡等，只要他们曾为减轻金国人民少遭屠戮之苦做过一些好事，他都能够予以谅解。他在蒙古国生活了二十四五年，通过这么多年的观察，他对蒙古国的看法逐渐发生变化。他对中原那些出仕蒙古国的汉族世侯如上述张柔、严实等能够兴文教、安定百姓生活表示赞赏。尤其对蒙古贤王忽必烈重视儒学、大兴学校，实行较利于发展经济文化的政策十分感激；对忽必烈击灭云南地方势力，取消它的半独立状态、恢复汉唐旧疆的赫赫功业特别钦佩，为其歌功颂德。从而他逐渐把蒙古国政府看作像汉唐那样值得自己骄傲的合法正统的政府，在他的《刘时举节制云南》七律诗中，他直接称蒙古国为“汉家”：“云南山高去天尺，汉家弦声雷破壁。九州之外更九州，海色澄情映南极”。渐渐地，元好问也把自己看作是蒙古国的一个臣民，对立的情绪逐渐消失。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元宪宗二年（1252年）春夏之间，元好问虽已63岁高龄，却还是与他的好友张德辉一起北去觐见忽必烈，请求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忽必烈非常高兴地接受了。他俩又提出蠲免儒户的兵赋，忽必烈也答应了。

　　元好问多才多艺，除了长于诗文、从政之外，还深于历算、医药、书画鉴赏、书法、佛道哲理等学问，他的朋友遍及当时的三教九流，既有名公巨卿、藩王权臣，也有一般的画师、隐士、医师、僧道、士人、农民等，据有人考证，其有文字可据者达500余人，例如李杲（东垣）、张从正（子和），被尊为金元四大医学家中的两位（另两人为金代刘完素，元代朱震亨）所以他也可以被看作是一位社会活动家。

　　元好问学问深邃，著述宏富，援引后进，为官清正，尤其在金元文坛上居首屈一指的地位，即使至明清、堪与他伯仲者也难得一二，被他的学生、师友及后人尊称为“一代宗工”、“一代宗匠”。迄今流传下来的据信是他的作品的有：诗1380余首，词380余首，散曲6首，散文250余篇，小说《续夷坚志》4卷202篇，《中州集》10 卷，《唐诗鼓吹》10卷。另有已经散佚的著作多种：《锦机》、《东坡诗雅》、《杜诗学》、《诗文自警》、《壬辰杂编》、《金朝君臣言行录》、《南冠录》、《集验方》、《故物谱》等。

　　元好问有4子5女。长子元拊，字叔仪，仕元为汝州知州；次子元振，字叔开，太原路参佐；三子元总，字叔纲，都省监印。另一子小名阿辛，早卒。5 女中次女元俨后为女道士。

郭守敬的授时历是哪个朝代的如下：

古代历法名著《授时历》的作者是许衡、王询、郭守敬。 公元1276年（元十三年）元世祖命许衡“领太史院事”，全面负责这一工作，并以郭守敬、王恂为副，共同研订。

许衡早年师从大儒姚枢及窦默，学习程朱理学。元宪宗四年（1254年），应忽必烈征召，出任京兆府提学、国子祭酒。至元二年（1265年），受命议事中书省，上《时务五事》，提出“行汉法”的主张。至元六年（1269年），与徐世隆、刘秉忠等议定朝仪、官制。

至元八年（1271年），拜集贤殿大学士，兼国子祭酒。至元七年（1270年），任中书左丞。至元十三年（1276年），领太史院事，主持修历，与郭守敬等制仪象圭表，编定《授时历》。

至元十七年（1280年），因病归乡，次年（1281年）逝世，时年七十三岁。累赠正学垂宪佐运功臣、太傅、魏国公等，谥“文正”。皇庆二年（1313年），从祭孔庙。

古代历法名著《授时历》的作者是许衡、王询、郭守敬。 公元1276年（元十三年）元世祖命许衡“领太史院事”，全面负责这一工作，并以郭守敬、王恂为副，共同研订。

许衡早年师从大儒姚枢及窦默，学习程朱理学。元宪宗四年（1254年），应忽必烈征召，出任京兆府提学、国子祭酒。至元二年（1265年），受命议事中书省，上《时务五事》，提出“行汉法”的主张。至元六年（1269年），与徐世隆、刘秉忠等议定朝仪、官制。

至元八年（1271年），拜集贤殿大学士，兼国子祭酒。至元七年（1270年），任中书左丞。至元十三年（1276年），领太史院事，主持修历，与郭守敬等制仪象圭表，编定《授时历》。

至元十七年（1280年），因病归乡，次年（1281年）逝世，时年七十三岁。累赠正学垂宪佐运功臣、太傅、魏国公等，谥“文正”。皇庆二年（1313年），从祭孔庙。

《授时历》的历史意义：

这部历法，反映了当时我国天文历法的新水平。它有不少革新创造，例如，定一回归年为3652425日，比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实际时间，仅差2592秒，和现代世界通用的公历完全相同。在编制过程中，他们所创立的“三差内插公式”和“球面三角公式”，是具有世界意义的杰出成就。

按照《授时历》的推断，1299年（大德三年）八月己酉朔巳时，应有日食，“日食二分有奇”。但到了那一天，“至期不食”。是否《授时历》错了？根据现代天文学推算，那天确实有日食发生，是一次路线经过西伯利亚极东部的日环食。

只是食分太小，加之时近中午，阳光很亮，肉眼没能观察到罢了。《授时历》经受住了时间考验。它在我国沿用了三百多年，产生了重大影响。朝鲜、越南都曾采用过《授时历》。

《授时历》的历史意义：

这部历法，反映了当时我国天文历法的新水平。它有不少革新创造，例如，定一回归年为3652425日，比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实际时间，仅差2592秒，和现代世界通用的公历完全相同。在编制过程中，他们所创立的“三差内插公式”和“球面三角公式”，是具有世界意义的杰出成就。

按照《授时历》的推断，1299年（大德三年）八月己酉朔巳时，应有日食，“日食二分有奇”。但到了那一天，“至期不食”。是否《授时历》错了？根据现代天文学推算，那天确实有日食发生，是一次路线经过西伯利亚极东部的日环食。

只是食分太小，加之时近中午，阳光很亮，肉眼没能观察到罢了。《授时历》经受住了时间考验。它在我国沿用了三百多年，产生了重大影响。朝鲜、越南都曾采用过《授时历》。

从泰山石刻看泰山全真教的历史发展

　泰山丰富的石刻遗存中蕴涵着丰富的道教资源，据此可以勾勒出泰山全真教历史发展的一个相对完整的轮廓。泰山全真教的发展历程大体可以分为金元和明清两个阶段，前者是其由产生而发展到鼎盛的时期，后者是其由盛转衰并最终衰落的时期。

　［关键词］泰山；石刻；全真教

　泰山有丰富的石刻遗存，是泰山历史的一个见证。泰山又是一座道教名山，泰山道教的历史也深深地印在了泰山石刻之中。尽管由于石刻的缺失损毁和在时空分布上的不均衡，它所承载的泰山道教的历史已经不很完整，但对泰山全真教来说，还是能够据此勾勒出其历史发展的一个相对完整的轮廓。

　全真教产生于12世纪的金代，正式创立于山东半岛。其后不久，全真教即传人泰山地区，并且一直延续至今。泰山全真教的发展历程与整个全真教是一致的，大体可以分为金元和明清两个阶段，前者是其由产生而发展到鼎盛的时期，后者是其由盛转衰并最终衰落的时期。

　金代，全真教在泰山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发展。而到元代，随着全真教整体的兴盛，泰山道教也成了全真教的天下了。

　有文献记载全真七子中的丘处机（如《岱史》）和孙不二（如《泰山道里记》）均曾修炼于泰山，恐不可信。金代全真教在泰山最著名的道观，应该是在其西北麓五峰山志仙峰下的洞真观。元好问在《五峰山重修洞真观记》中述说了它的来历：“泰和（1201—1208）中，全真师丘志圆、范志明刷地于此，屋才数椽而已。丘、范而没，同业王志深、李志清辈增筑之，始有道院之目。堂庑既成，贞祐（1213—1217）初，人口粟县宫，得为洞真观。”记中所述丘、范、王、李等人，均为广川真静大师崔道演的弟子。

　崔道演应该是金代泰山最著名的全真道士，“道行孤峻，口坐林间，于世无所与合，昆嵛口普照范炼师特慎许可，每一见必留语弥日。”普照范炼师即普照真人范圆曦，是全真七子之一的太古真人郝大通的弟子，当时正主持东鲁道教事。能得到范圆曦的赞许，可见崔道演不是一般道士所能比的。杜仁杰为之作《真静崔先生传》，对他作了更详细的介绍，传曰：“先生姓崔氏，讳道演，字玄甫，观之蓓人，真静其号也。赋性雅质无俗韵……去家为道土，师东海刘长生，甚得其传。……假医术筑所谓积善之基，富贵者无所取，贫窭者反多所给，是以四远无夭折，人咸德之。”传中还记叙了他的几件神异之事，以显示其道行高深。

　崔道演不仅道行高深，而且医术高明，活人无数，积累了无量功德。他的弟子显然也继承了这种作风，《五峰山重修洞真观记》就记述了王志深的种种济世之功：“志深外质而内敏，苦己利物。往时避兵布山，游骑所及，乡之人被重创者狼籍道路。志深扶伤救死尸秽间，亲馈粥药，恻然有骨肉之爱，赖以全活者余百人。祭酒以来，连口起茇舍，凡有徒老与夫环处而无供者，口厚为调护之。”崔道演师徒这种内外兼修的做法，实际上就是功行双全，是在全真道士中普遍存在的，也是全真教义所要求的。

　金代泰山全真教另一著名的道观是全真观，在泰山西南五十里的上章村，其创立者是泰安人巨阳子韩志具。宋子贞《全真观记》载：“金明昌（1190—1196）间，道者巨阳子始筑室其上，学为全真。寻请于有司，因得今额。……居既久，将薄游诸方，命其徒张志超嗣主观事。志超亦宽和能辑众，雅为道俗信向。继而州将李侯贵及其弟故帅进、进妻陇西郡夫人萧氏同助营缮，踵而成之。”

　由此可知，全真观是由韩志具创建、其弟子张志超最终完成的。全真观创立的时间比洞真观还要早，不过就目前所知的情况来看，全真观的名气远不如洞真观。

　元代是全真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对泰山来说也是如此。这一时期，泰山全真教的宫观众多，而且大多和一个人联系在一起，这就是元代泰山最著名的全真道士张志纯。

　张志纯是泰安埠上保（今山东肥城）人，生卒年不详。据杜仁杰《泰安阜上张氏先茔记》载，当时张家“以财谷雄里社”，实际上也只是“有田若干亩，有牛若干角”而已，但是能够“周急继困，过官无问贵贱，馆之如一”，所以“当时遂有长者之称”。张志纯生在这样一个为富且仁的家庭里，可谓宿有道缘。

　张志纯自幼不爱居家，十二岁就离家入山学道去了，拜崔道演为师，得名志伟，号天倪子，后来为元朝皇帝所赏识，赐名志纯。短短几年工夫，张志纯已经名满齐鲁了。当时各地的地方官都是武将出身，但见到张志纯无不屈膝礼敬。当时东平行台严实让范圆曦住持万寿上清官，又再三邀请张志纯作其副手。张志纯赴任后不久，观内诸事“废者兴，缺者完，惰者勤，慢者敬，凡所应用，无一不备”。张志纯于是以“峻洁知办”称于道林，朝廷赐号崇真保德大师，并授紫衣。但张志纯并不为所动，而是“慨然拂衣，复还布山之旧隐”。

　张志纯最为人称道之处，也是他对泰山全真教的最大贡献，是他主持修建了大量的宫观。金元之际，战乱频繁，经久不息，泰山宫观遭到严重毁坏。战乱之后，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张志纯毅然挑起了重建的重担。《泰安阜上张氏先茔记》对此事的来龙去脉作了详细的记述，说他历经三十余年，重修、新建了玉女祠、南天门、会真宫、玉帝殿、圣祖殿、朝元观和蒿里山神祠等宫观。徐世隆的《岳阳重修朝元观记》和《重修东岳蒿里山神祠记》，具体记述了张志纯重修朝元观和蒿里山神祠的经过。鉴于张志纯对泰山宫观的修建之功，朝廷对他“特加崇真明道圆融大师之号，兼提点泰安州教门事”；中统四年（1263），又“蒙燕都大长春宫掌教诚明真人专使赍奉圣训，委师提举修饰东岳庙事”。把东岳庙这一帝王祭祀的专用场所交由张志纯去“修饰”，可见朝廷对其信任之深。

　张志纯在当时影响很大，深受教内及教外各阶层人士的敬仰。在全真教内部，不仅一般道众，就是掌教祁志诚也对他十分尊敬。《重修东岳蒿里山神祠记》说他与张志纯意气相投，所以竭力促成张志纯的修建事业；《岳阳重修朝元观记》则说他为了让张志纯主持重修朝元观，甚至下拜不起。掌教尚且如此，一般道众就更不用说了。教外，朝廷赐给他大师封号，地方官员把他视为座上宾。文人学士也对他非常景仰，像大文学家元好问、翰林集学士徐世隆、著名隐士杜仁杰等，都作有赠他的诗。至于一般百姓，对他更是崇拜。据《泰安阜上张氏先茔记》载，在修建宫观的时候，“人忘其死而成师之志”，以至于时人感叹道：“虽国朝为之，亦不能齐一如此。”以上这些都充分展示了张志纯的人格魅力。

　除了张志纯修建的之外，泰山在元代还修建了其他一些全真教官观，比较著名的有长春观、会仙观、洞虚观等，这里不再赘述。

　二

　经过元朝的鼎盛之后，全真教在明朝开始衰落。这其中当然有其自身的原因，如元朝时全真教内出现了末流贵盛、高层腐化等现象，对后来全真教的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明朝统治者虽然也尊崇道教，但尊崇的是正一教，全真教则处于受压制的地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泰山全真教也开始走下坡路。

　在明朝的大部分时间里，泰山全真教一直处于低谷。在明朝前期和中期，不仅在史书中很少见到有关泰山全真教的记载，而且在石刻中也罕觅其踪影。不过到了明朝后期，情况就变得不同，泰山全真教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兴盛期。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三阳观的崛起；二是洞真观的复兴。

　不管明朝政府对全真教的态度如何，鉴于泰山的特殊地位，它对泰山道教还是非常重视的，将两级道教管理机构——泰安府道纪司和泰安县道会司——分别设在岱庙和碧霞祠，并规定岱庙住持由朝廷任免，使岱庙和碧霞祠成为当时泰山道教活动的中心。不过，明朝泰山最有影响的道士并不出自这两座道观，而是三阳观的昝复明。

　咎复明，号云山，陕西渭南人。他的师父是王阳辉，号三阳，祖籍沈阳，后迁居于山东东平。据观中所藏明于慎行所作《重修三阳观记》载，王阳辉曾经“穷游四域，遍历名山”，后来携昝复明归而隐于泰山。嘉靖三十年（1551），王阳辉与昝复明在泰山之阳的凌汉峰下“伐木薙草，凿石为窟以居”。后来又在别人的帮助下，修起一个草庵，名之为“三阳庵”。王阳辉死后，昝复明继承师业，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使三阳庵面貌一新，成为一座规模宏大、神宇庄严的道观，于是更名为“三阳观”。从此以后，“四方道俗，香火醮祝，岁月无虚”，几乎可以与泰山最著名的东岳庙相提并论，可见此时三阳观道场之盛了。

　三阳观在昝复明时达到鼎盛，有徒子徒孙近百人。不仅民间百姓、达官贵人前来焚香醮祀，就连皇亲国戚来朝拜岱顶的碧霞元君，也要来此作醮。观中有三通《皇醮碑记》和一处摩崖的皇醮记文，记录了万历年间明神宗所宠爱的郑贵妃四次派人来泰山祭拜泰山娘娘，并在三阳做醮的历史事实。四处石刻虽然所刻时间不同：第一次在万历十七年（1589）十月，第二次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正月，第三次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九月，第四次在万历二十七年（1599）三月，但内容和格式大致相同。其中前三次都是由昝复明立石，最后一次是由郭志合立石，因为就在此前一年的万历二十六年（1598），咎复明已经去世了。

　三阳观南有道士墓群，据现存的墓碑所记，三阳观全真教徒的传法谱系为：“崇静真阳复，志坚守太玄。智礼清白信，存义法明长。道贵诚正理，德尚宽和行。参赞干坤机，变运造化功。”查《诸真宗派总簿》，知其属于全真教中的果老祖师云阳派，其门徒师承明确，辈份清楚，至民国年间的住持满贵祥，在泰山共传十九代。现三阳观山门前立有一碑，碑文即冯玉祥于1934年所撰的《三阳观道士满贵祥赞》，可惜曾遭破坏，已经不能辨读完全。

　洞真观在明朝后期的复兴，也与明神宗有着密切关系。万历年间，明神宗为供奉其母李太后，命全真道士周云清再次将洞真观整修扩建，创构官宇，横殿岿崇，金碧辉煌，号称极盛，并建九莲殿，封李太后为九莲菩萨。据观中所藏《颁藏经敕谕碑》载，万历二十七年（1599），明神宗在颁发给岱庙一部《道藏》的同时，也颁发给洞真观一部《道藏》。明神宗还改洞真观为“保国隆寿宫”，并敕建隆寿宫石坊。由此可以看出，洞真观在明后期与皇室的关系确实不一般。于是乎一时间，洞真观香火大盛，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不过好景不长，到了清代，洞真观同样渐渐衰落下去，到清末时已大部倾圮。

　满清时期，统治者素无道教信仰，尽管清初为了笼络汉人，曾经对道教有所重视，并因而成就了全真龙门派的一次中兴，甚至出现了“龙门、临济半天下”之说。但是此后，清朝诸帝对道教都没有兴趣，道教失去了统治者的扶植，更加无力振作了。到清末民初，全真教随着整个道教一起失去了对民众的吸引力，最终衰落下去。

　清代的泰山全真教，总的来说乏善可陈，在石刻中也没留下什么值得夸耀之处。而除了统治者的不重视之外，促使其最终衰落下去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以碧霞元君为代表的民间神祗信仰的空前发展。碧霞元君又称泰山奶奶、泰山娘娘等，对其信仰自宋代发端以来发展迅速，到明朝时，碧霞元君不仅和泰山之神东岳大帝一样走出了泰山，成为全国性的信仰，而且最终超过了东岳大帝，在民众心目中占有崇高的地位。

　碧霞元君和东岳大帝都是道教的神仙。道教将他们纳入其神祗的行列，当然有借其在民间的影响力以吸引大众的意思。但结果是，在碧霞元君信仰空前发展的同时，泰山全真教却在进一步衰落。到泰山来烧香磕头的人可能不知道全真教为何物，但都忘不了要到碧霞祠去求泰山娘娘。以至于到了最后，泰山全真教真的要靠泰山娘娘来维持了，所以有人说泰山全真教“吃泰山娘娘”，是“娘娘派道教”。由此可见当时泰山全真教是何等的萧条。

　可以看出，在几百年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随着社会状况的不断变化，泰山全真教也在不断地变化，尤其是明清以来，变得越来越人世、越来越世俗。道士们所重的不再是神仙信仰和道教修炼，而是力求深入到人们的实际生活中去，或为百姓禳灾，或为皇室典醮，通过满足社会上的种种现实需要，以获得实际的利益。明末三阳观的昝复明和洞真观的周云清是如此，其他的泰山全真道士也是如此。但就在这一过程不断深人的同时，泰山全真教也在不断地衰落。当然，不仅仅泰山全真教是这样，整个全真教都是这样。

简介

张孔孙元（一二三三至一三o七）字梦符，隆安（今吉林农安）人。世祖（一二六o至一二九四）时官至集贤大学士。善琴，尤以文学名。书宗王庭筠，画工山水及竹石，尝作扣门图。卒年七十五。

张孔孙，字梦符，其先出辽之乌若部，为金人所并，遂迁隆安。父之纯，为东平万户府参议，夜梦谒孔子庙，得赐嘉果，已而孔孙生，因丐名于衍圣公，遂名今名。既长，以文学名，辟万户府议事官，万户严忠范之兄为陕西行省平章政事，聘孔孙，以母老不应。

时汴梁既下，太常乐师流寓东平，旧章缺落，止存登歌一章而已。世祖居潜邸，尝召乐师至日月山观之，至是，徐世隆奏帝，宜增设宫县及文、武二舞，以备大典。因诏徐世隆为太常卿，而孔孙以奉礼郎为之副，以董乐师，肄成，献之京师。廉希宪居政府，辟为掾。及安童为相，尤礼重之，授户部员外郎，出为南京总管府判官。时方议下襄樊，朝廷急用兵，孔孙谓：“今以越境私贩坐罪者，动以千数，宜开自新之条，俾得效战赎死。”朝论采之。佥四川道提刑按察司事，寻升湖北道提刑按察副使。行部巴陵，有囚三百人，因怒龚乙建言兴银利，发其坟墓而烧其家，烧死者三人。有司以真图财杀人坐之，孔孙原其情，减罪。迁浙西提刑按察副使，改同知保定路总管府事，俄拜侍御史，行御史台事。

至元二十二年，安童复入相，言于帝曰：“阿合马颛政十年，亲故迎合者，往往骤进，据显位；独刘宣、张孔孙二人，恬守故常，终始如一。”乃除宣吏部尚书，孔孙礼部侍郎。寻升孔孙礼部尚书，擢燕南提刑按察使。二十八年，提刑按察司改肃政廉访司，仍为使，莅治于大名，一以所没赃籴粟五千斛赈饥民。拜佥河南江北行中书省事。亡何，除大名路总管，兼府尹，大兴学校。有献故河堤三百余里于太后者，即上章，谓宜悉还细民，从之。擢淮东道肃政廉访司使，因谳狱盐场，民尹执中兄弟诬伏为强盗，平反之。召还，拜集贤大学士、中奉大夫，商议中书省事。丞相完泽卒，孔孙与陈天祥上封事，荐和礼霍孙可为相。

会地震，诏间弭灾之道，孔孙条对八事，其略曰：蛮夷诸国，不可穷兵远讨；滥官放谴，不可复加任用；赏善罚恶，不可数赐赦宥；献鬻宝货，不可不为禁绝；供佛无益，不可虚费财用；上下豪侈，不可不从俭约；官冗吏繁，不可不为裁减；太庙神主，不可不备祭享。帝悉嘉纳之，赐钞五千贯。又累疏言：“凡七十致仕者，宜加一官；丁忧服阕者，宜待起复；宿卫之冒滥者，必当革；州郡之职，必当遴选，久任达鲁花赤，宜量加迁转；又宜增给官吏俸禄；修建京师庙学，设国子生徒，给赐曲阜孔庙洒扫户；相位宜参用儒臣，不可专任文吏；故相安童、伯颜、和礼霍孙与廉希宪等，各宜赠谥。”久之，请老还家，拜翰林学士承旨、资善大夫，致仕，集贤大学士如故。大德十一年卒，年七十有五。

孔孙素以文学名，且善琴，工画山水竹石，而骑射尤精。及其立朝，谠言嘉论，有可观者，士论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