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一、家族溯源

二、家训创立

三、家训讲疏

四、家训启示

引言

  一个国家的家族乃是民族存在最典型的组织形式。世界上有许多兴盛的家族，他们靠着家训、家风的精神砥砺而代代相传，这些“心法”，如同基因一样，融化在每一个家族的血液里，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家族文化。如瑞典首富瓦伦堡家族、犹太至尊罗斯柴尔德家族。

  在传统中国也一样，“家国一体”，“家”是缩小的“国”，“国”即放大的“家”。中国独特的姓氏文化，构筑了中国不一样的家族文化，其中家训、家风，是其中极其重要的内容。如周公旦《诫伯禽书》、颜之推《颜氏家训》、钱镠《钱氏家训》、曾国藩《曾国藩家训》等家族文化，都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家族溯源

  在中华民族延绵发展的几千年中，吴兴沈氏可谓其中的典型代表。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元和姓纂》等有关资料所载，沈氏出自姬姓，是黄帝的后裔。该家族延绵至今，人才辈出，仅《浙江人物简志》记载南朝五代人物46人，武康县就有19人，其中除姚察外，均为沈姓。道光《武康县志》卷十三 “爵秩” 中记载的沈姓人物更达到117人，以至于民间曾有“满朝文武半朝康”的民谣，该家族建国后依然隆兴不衰。笔者以为此家族的繁盛与其家训、家风息息相关。

    据统宗一百零一世孙沈一新先生在《沈氏迁徙路径简述》一文，可知“沈”本是上古国名，最早是夏禹子孙的封国。周初时，武王死后，由年幼的成王即位，周公旦（文王第4子）摄政。三监不服，与武庚（商纣王之子）勾结，联合东方夷族反叛，后被周公旦所灭。季载（文王第10子）因平叛有功，被周公举荐为周天子的司空，后成王将其叔叔季载封于沈国，又名聃国。季载又称冉季载。聃又写作冉，古时，冉、沈读音相同。春秋时，沈国为蔡国所灭，季载之后子逞逃奔楚国，其后子孙遂以原国名命姓，称为沈氏。此外还有芈姓、金天氏、姒姓等不同说法，但大多称为聃季公后裔。

至于德清沈氏的起源，可从东汉光武帝的时候说起。祖先为沈戎（？—58），其字威卿，祖籍安徽。东汉初，为光禄勋，九江从事，累迁济阳太守。东汉建武中（56-57），说降强贼尹良，光武帝刘秀嘉其功，封“海昏侯”，辞不受，乃避地徙居会稽郡乌程县余不乡，遂世家焉。后封述善候以卒，时在永平元年（58），葬乡之金鹅山。自晋宋齐梁以下，凡余不之沈，皆其所出。其后代子孙繁衍至今，逐渐成为沈氏大家族，而“沈”也随之成为了“德清第一姓”。

二、创立家训

  沈氏家族因为年代久远，繁衍广泛，其家训有不同的流传版本，笔者目前所见至少有两个。如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傅村镇山下头村《沈氏家训》乃后世子孙总结提炼其先祖沈约修身为政思想和相关诗文警句，制定而成，该家训共十三则，以传统儒学为伦理基础，其各条内容既讲道理又重实用，贯穿于家族生活的各个层面。即“孝父母、敬长上、敦友于、正内外、和乡族、率勤俭、禁游惰、革奢侈、惜孤寡、养贤才、尊师道、戒仆从、务耕读”。此外还有创立于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的《沈氏家训》，共二十条。相对于这个延绵三千年的家族来说，家训的创立是较晚的，但是并不代表此前没有类似的家训，只是在乾隆五十四年变得更加完善和系统了。以下是具体内容：

《沈氏家训》

第一条、祭祀不可不殷也

第二条、侍亲不可不孝也

第三条、天显不可不念也

第四条、身者不可不修也

第五条、持家不可不勤俭也

第六条、尊卑不可不辨也

第七条、择师不可不慎也

第八条、教子不可不严也

第九条、养女不可不训也

第十条、择配不可不谨也

第十一条、交游不可不审也

第十二条、志节贵乎坚贞也

第十三条、志行不可刻薄也

第十四条、邻里不可不和也

第十五条、输粮不可不先也

第十六条、穷难不可不周也

第十七条、出仕不可不清也

第十八条、忍耐不可不讲也

第十九条、奢华游惰当惩也

第二十条、赌博不可不戒也

此二十条家训，从祭祖、重孝开始，再到修身、持家，再到教育、交友、志节、出仕，等等，可谓涵盖一个家族方方面面的事情。这些家训不仅仅是一个家族的行为准则，它同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民族的家训中具有重要的代表意义，故而2015年，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向全国推广学习《沈氏家训》。

三、家训讲疏

检索沈氏家族历代名人以及家训内容，笔者将结合例子来简单梳理下沈氏家训。

在《竹墩沈氏家谱》开卷便是南朝教育家沈麟士的《述沈氏祖德碑记》，在中国8000余种家谱中这也算得上是特例了。一般家谱，那怕是再寒微的家族，都要请有功名的人来写序，本族无人的话，就请地方官员或是异姓有功名的乡绅来捉刀。“天下沈氏出临泉”的大族，要论文治武功和官阶大小，沈氏一门，前有封侯的沈约，后有榜眼沈树本，至于将军、翰林、巡抚之类的官员不计其数，却由一个教书先生来肇端族谱，而且世代不易，可见沈氏家族对教育之重视。

  也正是有重视教育的传统，故而在乾隆年间的沈氏家训中，第八条“教子不可不严也”赫然在列，其言：“子弟之正邪，每视父母之严忽，严则比匪可入端方，忽则端方必流于比匪，自古迄今，大抵然也，必也。毋姑息，毋纵容，毋听妇言，毋喜称道，虽父子之间不责善而义，方可不训哉！”

可见在“教子”方面，沈氏家族之“严”。“严”是为了出人才，“严”不仅仅是严格，“严”还是传统社会苦耕读、苦读的精神传承。

  苦读的榜样，如统宗五十二世孙、休文公沈约（441-513年）,他不仅是“三朝为官”，此外还是齐、 梁文坛的领袖。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从小的苦读。《梁书·沈约传》记载有言：“约幼潜窜，会赦免。既而流寓孤贫，笃志好学，昼夜不倦。母恐其以劳生疾，常遣减油灭火。而昼之所读，夜辄诵之，遂博通群籍，能属文。”

    此外沈家教育力求文武兼备，故而沈家历代名人中文臣武将很多。如儒将沈世纪（621-688年）便是其中的杰出榜样。沈世纪一生可谓书剑天涯，史载其随陈政、陈元光父子入闽平乱开漳，任分营将，功勋卓著。唐高宗赐名“勇”，宋理宗加封“武德侯”。其后裔遍布闽南粤东台湾东南亚，人数达数十万，其中在诏安县就有近30万裔孙，被尊为“沈氏唐开漳太始祖”，故后人又叫他“沈祖公”或“勇公”。

    第九条“养女不可不训也”。此条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不得不谨慎对待，对于女儿的教育，古今时代不同，要求自然不同。家谱中对这条解释道：“四德三从之道，朝夕劝喻，针线纺绩，晨昏督责，使性情即于中和，动履底于勤慎，则异日庶免讥消于他门矣，而况乎福禄之多由于贤淑也。”其中“三从四德”已经是封建落后之思想，自当摒弃。新时代女性，更多的是强调自主、自由、自立，这是时代进步的表现。但是其中所谓的“福禄之多由于贤淑也”还是有几分道理的，不可全盘否定。根据沈氏家谱记载，沈家女性出过四位皇后，分别为陈后主沈婺华皇后、唐代宗睿真皇后、陈文帝沈妙容皇后、宋文帝沈皇后（追封）。如沈婺华，史载她，性端静，寡嗜欲。聪敏强记，涉猎经史，工书翰。有《沈后集》十卷，可惜已经散佚。此外沈氏择婿，亦体现出沈家对女性的教育。如沈濬，字道源，畸子，建炎二年（1128）进士，历任王宫大小学教授，监察御史。其女嫁秘阁修撰自宣城移居德清新市之吴柔胜，生子渊和潜。吴渊嘉定七年（1214）进士，官至参知政事；吴潜嘉定十年（1217）状元，官至右丞相，又为南宋著名爱国词人，今存《履斋遗稿》四卷。所择女婿，皆为一时清流之士。以上不失为传统社会的女性杰出代表。

    第十二条“志节贵乎坚贞也”，家谱中解释道：“无论读书与否，皆以志节定人品，苟守之不定，势将纵其情欲，任意所为，机械变诈，利己损人，不堪述矣。即富贵胜人学问，足羡奚足重耶，善相士者，原在人之志行上定评，不徒狥俗也，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学者当三复斯言。” 第十七条“出仕不可不清也”，家谱中解释道：“致君泽民，吾儒分内事耳，苟以援上之不工，剥下之不巧，为虑凡足以肥囊橐，而贻子孙者，尽力而为之，即眼前幸漏法网，子孙有不受其报者：然则出而治国，不思循分尽职，以光前裕后，而贪黩之，鄙夫，岂非衣冠之盗贼也哉！”

    笔者以为以上两条在沈氏后人的精神风骨表现得尤为明显，也是整个家谱的精神脊梁。故而《沈氏家训》被中纪委网站推荐，并向全国推广宣扬。在沈家当中，从汉代沈戎，《南史》中记载的沈瓉之，到明代的沈从儒，到清代沈祖括、沈天祥，再到近现代的开国将军沈启贤，这些都是“志节”之士的杰出代表。

《全梁文》·卷四十录统宗五十世孙沈驎士《沈氏述祖德碑》颂沈戎有曰：“其他支派咸昌，名人代有，昭耀史策，统而举之，或远引高蹈，或致君泽民，或立言垂范，或折冲御侮，或孝友于家庭，或忠节殉国难。沈氏之兴，莫是过也。”又言：“诰曰：‘东汉故臣沈戎，沈国谪系，世有善行，才智兼长，忠义自矢，遂敢身入虎穴，谕以致诚。一矢不加，逆子格面，茅社之锡，用以旌功；乃国难既夷，挂冠远遁，舍故宅为佛寺，弃封侯如脱屣。进不为身，退不为名，忠上洁已，邦家之光。沈氏积善，惟戎述之，可追封为述善侯。’并敕其所舍寺曰怀德寺。呜呼！戎祖之德，久而弥彰矣。夫人于利害之关，富贵之际，见不透，决不力，避难苟禄，死无得称，以视戎祖为何如耶邪。是知叶祥于天人，而昭显于嗣裔，赠爵于后王，皆由德也。”

    沈驎士一句“皆由德也”可谓道出了沈氏家训的真髓。古人讲“厚德载物”，无德之人，自无福报，亦无法长久。

    此外第十一条“交游不可不审也”，家谱中解释为“择善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否则，必至失身，匪类将犯朝廷之法纪，危累父母兄弟者有之，可不慎于择交者哉！邻里不可不和也。”第十四条“邻里不可不和也”，家谱中解释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古有明训，凡兹同里，毋以小隙而构大怨，毋以微忿而结世仇。为父兄者，则训诫其子弟，为子弟者，劝谏其父兄。庶几，里有仁风，而乡邻多惠爱矣。”这些都是家谱中重要的内容，在此我们可以从大文豪苏轼的文集当中讨论的一个小故事给予说明。《苏轼文集》中有《刘凝之与沈麟士》一文，其写道：“《南史》：刘凝之为人认所着屐，即予之。此人后得所失屐，送还，不肯复取。沈麟士亦为邻人认所着屐，麟士笑曰：“是卿屐耶？”即予之。邻人后得所失屐，送还之。麟士曰：“非卿屐耶？”笑而受之。此虽小节，然人处世，当如麟士，不当如凝之也。

其中大意是说名士刘凝之所穿的鞋被人认去了，他即把鞋送给那人，那人后来找到了自己先前丢失的鞋，就来送还，刘凝之却不肯再收取那双鞋了。而名士沈麟士，他所穿的鞋也被邻人认去了，麟士当时笑着说：“这是您的鞋吗”随即送给了邻居。邻人也找到了他所丢失的鞋，来送还，麟士又说：“这不是您的鞋吗”就笑着把鞋子接过来了。其实这其中的差别，就在一个“笑”字，因为“笑”与不笑，所表现的情感大不一样，所体现的风度也不一样。从这个小故事可谓生动的展示了沈氏族人在交友、睦邻等方面的性格特点。此家训与其家风中所提倡的“和睦之风”也是极其吻合的，可谓知行一体。

四、家训启示

崔邦德在《我的寻根溯源之路》一文中说：“宇宙万物，以人为本，人之所在，以家为聚也。家族，是一个国家乃至天下的最基本结构，家族的崛起与延续不仅仅代表着一方繁荣，更是国家兴旺强盛的基石，也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桥梁。”  由此可见一个家族的兴衰，对社会的重要影响。总结沈氏家族这二十条家训，对祭祖孝亲、教子择配、持家睦邻、志节行操、出仕交游等内容都有着明确的规范，个别条目在新时代下，有些“格格不入”，但是大部分都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吻合的，他们的精神归旨是高度一致的。故而在今天重提“讲家训，树家风，传美德”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有力抓手，应该给予鼓励。

网上的一篇文章 可以一看

“问咱老家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这是流传于山东等地区的一首歌谣。据了解，河南中北部、河北中南部、山东西部、中部、南部和皖北、苏北的许多地区的人们都传说他们的祖先是明初洪武年间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迁徙而来的。

然而，在淮河南岸的安徽寿县、淮南等地老住民们却都认为他们的祖上是明初由山东甚至具体到由山东老鸹巷迁来的。

那么，这些老住民的祖先是从山西大槐树下老鸹窝迁来，还是从山东老鸹巷迁来的呢！他们又为什么抛亲别友，千里迢迢来到这举目无亲的异土他乡的呢？是我这些年来一直努力寻找的答案。

一、明初移民之原因

蒙古灭金后,圈占广大土地作为牧场，有的竟至千顷以至万余顷；灭宋后，蒙古诸王、后妃、大臣、僧侣都以侵占或赏赐的方式占有大量土地。土地的高度集中，造成了广大农民和中小地主失去土地，或者被迫降为佃户，或者被迫逃亡他乡。元中期以后，政府经常入不敷出，便不断加重赋役。仁宗时，包银总数比元初增加了十倍；一般课税竟增加了五十倍，再加上天灾和瘟疫的袭击，使人民普遍陷于贫困。据统计，1329年，全国当时有户数1340万，人口数不到6000万，饥民、流民竟达843万人。由于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极度激化，各地不断发生武装起义。

至正十一年（1351年），元朝政府调集15万民夫修治黄河。民夫受到元兵的严密监督，又常被修河官吏克扣工、食钱，因此，十分怨恨。白莲教领袖刘福通利用这个时机，预先埋了个独眼石人在工地上，以使一直流传的“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民谣应验,激起了广大农民的反元怒火。五月，刘福通攻占颍州（今阜阳）举事；八月，芝麻李（李二）等夺取徐州，十二月，王权（布王三）等占领邓州（今河南邓县）、南阳；十月，徐寿辉在蕲州（今湖北蕲春）揭竿，第二年二月，郭子兴在濠州起义，1353年，张士诚在江苏泰州造反……。

元政府为巩固其统治，调集精锐部队与各路起义军在黄淮大地上展开了殊死相搏。元军凶横酷虐、杀人如麻，多是“拔其地、屠其城”，使河南、河北、鲁西、皖北、苏北的百姓十亡七八。其中，刘福通奉韩林儿为小明王，前后据安丰（今寿县南、安丰塘北）为都约八年，寿县、淮南一带更是元军清剿的重点。

据《元史—地理志》记载：安丰路所辖8县1州（寿春、安丰、下蔡、霍邱、蒙城、定远、怀远、钟离、濠州）仅有户17992，口97611，地旷远而人至稀。元末，此地又为战场，百姓再遭屠戮。明朝初年曾任河南左布正使的徐贲在《舟行经寿州》一诗中咏到：“问之古寿春，地经百战后，群孽当倡乱，受祸此为首。彼时土产民，十无一二有。田野满蒿莱，无复织田亩。” 《寿县志》载“寿县现有姓氏347，户族始祖多系明代初年徙来，土籍甚少。” 《颍上古今》也说：“元末，红巾军起义于江淮颍水之间，元军部署镇压，铁蹄所至，洗杀一空。民间流传：劫后县西仅有七户营（七户一个村庄）；县北仅有七里叶（距谢桥七里）；县东仅有藕塘陈姓一人，后蕃衍陈氏一族。”可见经过元末近二十年的战争，淮南地区人口已经减少到了什么程度。

洪武元年（1368年）面对破碎的山河，朱元璋发出了“中原诸州，元季战争，受祸最惨，积骸成丘。居民鲜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的感慨。为了促进生产，增加税收，就必须从人口多的地区向人口少的地区移民。而山西，东有太行山为屏障，在元末战争中竟然躲去了战火的袭扰，自然成为移民的首选之地。按“四家之口留一，六家之口留二，八家之口留三”的比例，从洪武六年至永乐十五年的近50年里，在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下共移民18次，达十万之多。

二、淮南移民来何处

濠州，元时本为安丰路所辖。因为是朱元璋的家乡，明初升为临濠府，洪武二年定为中都，六年改为中立府，七年更名为凤阳府，分巡凤颍泗道治所，领五州（颍州、亳州、泗州、寿州、宿州）辖十三县（临淮、怀远、定远、灵璧、阜阳、颍上、霍邱、涡阳、太和、蒙城、盱眙、天长、五河），可见现今的寿县、淮南、凤台、长丰、颍上，在明初都属于凤阳府的辖区。

朱元璋确定了移民政策，其家乡凤阳及所属州县自然成为移民的重点区域。据《明太祖实录》等记载，为充实人力，朱元璋于1367年剿除张士诚后，迁苏州富民到濠州；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徙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民无业者四千户屯田临濠，；又移江南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富民14万户于凤阳；洪武九年（1376）十月，徙山西及真定（今河北正定一带）民无产者于凤阳屯田；洪武二十二年（1389）四月，以两浙人多地狭，命令杭州、湖州、温州、台州、苏州、松江等地无地农民迁往淮河以南各地耕种。对于这些屯田的移民，朝廷给以耕牛、种子和路费，并免赋三年。

然而，细心的同志就会发现，以上所引资料中竟然没有从山东移民的记载。淮南地区的移民来至何处呢？

《颍上古今》说：“《民族书 - 各大族概况一览表》调查记载了62姓，其中27姓来自山东，其次是福建、江苏、湖北和皖南徽州，土著者不多。”

据《寿县志 - 姓氏》所举16个大姓家族资料统计，于明初迁徙来的有11姓；这11姓中，从山东迁来的6姓，河南的2姓，徽州、杭州、江西瓦砾坝的各1姓。《颍上古今》与《寿县志》所载中，竟然没有一个是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老鸹窝处来的！

如：《寿县志—姓氏》记载说：

寿县柴氏，于明洪武年间，自山东济宁老鸹巷徙来；

瓦埠徐氏，祖籍山东济宁老鸹巷；

迎河李氏，祖籍山东济宁老鸹巷，明初徙寿县。

寿州孙家，郡号乐安，洪武初徙自山东济宁州老官塘；

尹氏，族居山东济宁州老生塘；

韩姓，祖籍山东省南部，元末时逃难落户于寿州东南乡。

此外，寿县开荒张家、胡家、周姓、陈家、门氏、淮南地区蔡氏、八公山周姓、史院尹家、凤台陆氏、颍上县延陵吴氏等家族都认为自己的祖上从山东、山东老鸹巷迁徙而来。如：

寿县开荒张家认为：本族从山东老鸹巷迁徙到青莲（十字路）张罗城定居，始迁于明朝七世年间。（不知“七世”，是否为明初洪武七年之误。）

淮南《蔡氏宗谱》认为其迁始祖于明代初期由山东老鸹巷调卫来。

上窑鲍家自述其祖上夫妇二人于明初挑着两个放孩子的笆斗，从山东济南老鸹巷迁来。

凤台石家湾与寿县石集石家认为其祖上于山东兖州迁来。

颍上县延陵吴氏认为：自己的始迁祖在明洪武6年或9年从山东老鸹巷调蕃颍州颍上县的。

……

是这些住民的记忆有误吗？是他们把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老鸹窝处移民而来，错记为从山东、山东老鸹巷迁徙而来的吗？如果是一家、几家也再所难免。但是这么多家都记错，决不可能！问题出在何处呢？

三、山东移民之可能

根据许多的史料记载，元末的战火遍及整个太行山以东的河南、河北、山东，山东是战争的重灾区，也是山西移民的重要地区之一。

李存葆在所著《祖槐》中说：我乃山东五莲（县）人氏，……父亲总是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老家就在洪洞县的老槐树下，是洪武年间迁来的。

他说：不论是在宋江的家乡郓城、墨子的故里滕州，还是沂蒙大山皱褶里的小村落、中原腹地里的开封，谈及先祖何处，……大都说他们的先祖也在洪洞。前些年，我浏览过不少鲁北豫东农村的族谱、牒文、墓铭，大都记载其先祖是明初从洪洞老槐树下迁来的。……明初古槐下的移民，曾分布全国十几个省市，冀鲁豫一带半数以上的村庄是明初移民建立的。

山东既然也是山西移民迁徙的主要地区，它还有富余的人口向淮南地区迁移吗！我再次研读了明史专家吴晗所著的《朱元璋传》，希望能从中解决疑问。

据《朱元璋传》所载：1351年，颍州刘福通起义，1355年，迎立韩林儿为皇帝，号小明王，国号宋，建元龙凤；1356年秋，小明王军队分兵北征，东路攻克了山东北部；1357年刘福通分兵三路，其中毛贵一军由山东北上，攻破胶州、莱州、益都、滨州，尽占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直逼大都，受元朝援军的阻击，不得已退回山东，扩大疆土、稳定局面；1359年，山东小明王军内部分裂、毛贵被杀；1361年，元朝大将察罕帖木儿招降了小明王军中将领田丰等人，进围益都，刘福通统兵救援失败，益都陷落，元军平定山东；1367年，朱元璋夺取了除四川、云南以外的南方疆土，命大将徐达率军25万北伐。北伐军先取山东，所到之处，州县纷纷降附，名城如济南、益都等不战而降，有的守军则弃城逃走，前后三个多月，平定山东。

另，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十五年徙山东登（登州府，今蓬莱）、莱（莱州府，今掖县）二府贫民5635户就耕于东昌（东昌府，今聊城）；洪武二十八年，青（青州府，今益都）、兖（兖州府，今兖州市）、登、莱、济南五府民五丁以上及小民无田可耕者起赴东昌，编籍屯种，凡1051户，4666口，到二十八年十一月，东昌三府屯田迁民共58124户。

再联系李存葆所说，可见，山东受战乱影响、人口流失死亡最重的，是西北的东昌府（今聊城地区），总得来说，西部重、东部轻。有富余人口向外地迁徙的可能。

四、山东移民淮南之追寻

山东有富余人口向外地迁徙。为什么却没有山东向淮南地区移民的记载呢？还有没有其它形式的移民呢！

终于，努力寻找中，在《寿县志 - 姓氏》章节中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志书中写道：“尹氏 时际元末，群雄并起，于宋和靖处士尹焞之七世诸孙中，有兄弟三人：长世元，次世功，幼世位，族居山东济宁州老生塘，集丁壮三千余人，结寨自固，后从明大将徐达定山东、克大都有功，诏进世元为昭勇将军。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擢世元为长淮卫指挥使世袭卫千户，世功为长淮卫千户，世位为卫百户，兄弟三人遂率兵南下，屯田淮上，而安家于寿州南乡青莲寺，为南迁尹氏之祖。”

这段材料，至少反映了一条线索，即：有一支含有山东济宁人的军队到凤阳长淮卫屯田，即军屯！就象今天的新疆建设兵团，我们只能知道它是哪支军队去组成的，不可能知道它是由哪些省市的人去组成的一样。既然如此，当然在反映明初移民进行民屯的史料中找不到山东移民到淮南地区屯田的线索了。

为此，我又查找有关资料来进一步了解这支军队的情况。

1、它本是一支地方武装

由于元朝官府与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导致了农民对官府和地主的仇恨，因此，在元末的战争中，农民对地主毫不宽容，往往逮住就杀，并没收其财产。地主们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财产，组织家人、雇工、同族、同村、邻村、临寨人员，组成“乡兵”，建立堡砦，抵抗农民军的进攻。其将领多为现任或退休的官吏、乡绅、儒生和军人。虽然这些乡兵各自为战，没有统一指挥和全面作战计划，军事力量也有大小强弱的不同，但因为数量多，分布广，作战顽强，就成为了反抗农民军的主要敌人。由于中原地区的战争更加激烈、残酷，地区更广、时间更久，这些乡兵大部分被农民军所消灭，另有一部分中小地主的武装因为势力孤单，兵力不敌，投降了农民军。从史料上分析，朱元璋军队的主力基本上是先后收降的地主武装。尹氏兄弟“集丁壮三千余人，结寨自固”，就是这样一支武装。既为族居，当为大户，既能组织一支三千余人的武装，可知尹氏兄弟至少也是中小地主出生。所集“丁壮三千余人”，这些人应当说基本上是“山东济宁州”的人氏。

2、卫所制与军屯

朱元璋所建立的军队为常备军。常备军在组织上分作卫、所。大体上以五千六百人为一卫，卫的长官为指挥使；卫下面分五个千户所，每千户所一千一百二十人，长官是千户；千户所下分十个百户所，每百户所一百一十二人，长官是百户；百户下有总旗二，小旗十，一个总旗领五个小旗，小旗领军士十人。全国共有卫329个，卫所军总数为120万人。

《寿县志 – 驻军》章说：元至正二十五年（公元1365年），朱元璋据江淮称吴王，置安丰卫，军驻寿州。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改为寿州卫，卫署设在州城西。寿州卫置指挥16员，经历1员，镇抚1员。卫辖5所，置千户31员，百户58员，军士约五六千人。卫军平时驻防、屯田、运漕，战时应诏出征。

可能会有人提出，“长淮卫”不在寿州。是的，长淮卫本属凤阳，今为蚌埠市的一个镇。朱元璋拟定都凤阳，将长淮定为中都八卫之一，取其名为长淮卫，与当时的天津卫、威海卫统称全国三大卫。然而，“尹氏兄弟三人率兵南下，屯田淮上，而安家于寿州南乡青莲寺，为南迁尹氏之祖。” 尹氏兄弟为什么不安家于长淮卫或凤阳，而安家于寿州？为什么没听说凤阳以及长淮卫一带有多少迁徙于山东老鸹巷的人呢！我以为这支部队应当又调卫到了寿州。不然，又怎么来解释呢!淮南《蔡氏宗谱》不也认为其迁始祖于明代初期由山东老鸹巷调卫来吗 颍上县延陵吴氏不也认为自己的始迁祖在明洪武6年或9年从山东老鸹巷调蕃颍上县的吗

《寿县志 – 建置》章说：洪武二年，寿州为州治，领寿春、安丰、下蔡、霍邱、蒙城五县。洪武四年，省寿春、安丰、下蔡三县合并为寿州，领霍邱、蒙城二县。

这时寿州的属地范围包括今寿县、淮南、凤台，长丰的一部分与利辛的南部一带。寿州卫所辖五个千户所也应分布在寿州与霍邱、蒙城。尹氏兄弟当年率领的这支由山东济宁人组成的军队（应集中在一个千户所）当驻扎在今寿县境内，可能经历十几年的战争，济宁人氏所剩无多，如千把、几百人。

史料说，明初，明政府为开垦荒地，增加生产，充裕军食，节省运输费用，减轻财政负担，在各地卫所屯田，使官兵携带家属耕种，称为屯户。以每名军士受田50亩为一份，官给耕牛家具，开头几年免纳租税，到成为熟地后，每亩收税一斗。其田属于公产，准许世代传业，但不得私自买卖。规定边地守军，十分之三守城，七分屯种；内地十分之二守城，八分屯种，全国共有军屯田893000多顷（每顷100亩），相当于全国垦田总数的十分之一。

按明朝制度，军人都是世袭的。为了保障固定员额，军人必须娶妻，世代继承下去。每个军户的正丁在固定的卫所充当额军，正丁因老病死亡等原因减员，要由该军户的次丁、余丁依次递补。若本户绝嗣，要由同族人递补。

依此来说，如果一个军户有三个儿子，其中一人（如长子）接替，其余两个儿子如无特殊原因，便落籍当地为民。如果长子再有三个儿子，一人接替，其余两个如无特殊原因也会落籍为民……

此后，明朝的军屯制度虽遭破坏，仍延续到明朝灭亡，直至清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撤寿州各卫所，以其田归并于寿州，由州署征收田赋，军屯才转为民屯，这时候已经距明初三百年了，距今六百多年了，按一百年四代人计算，三百年十二代人，六百多年，也二十五代人以上了。

五、老鸹巷的甄别

关于老鸹巷在何处，诸位已在上面看出了，在山东、在山东济宁。

星光沈氏宗祠（沈光文纪念馆）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

沈氏宗祠（沈光文纪念馆）位于海曙区石_街道星光村。1992年9月3日被公布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沈氏宗祠位居街中心，周围有保佑观，曲辕坊，瑞光楼，常乐寺等历史遗迹。宗祠黑墙青瓦，乌漆台门。大门朝西，门楼瓦脊呈元宝形而微翘，两头刻有吉祥图纹。黑边白墙嵌立体篆书“沈氏宗祠”。宗祠原有头门、中厅、大厅，通进深284米，宽1290米。现头门、中厅已圯。其地面由石块、石板、错逢平铺成或改为绿地。仅存的大厅为三开间硬山造，通进深930米，中间为抬梁结构，共有立柱18根。中间前2根立柱柱脚为青石制莲花状，其他均为一般形状。大厅屋脊突兀，中间立砖雕一“福”字及图案。墙檐高翘，檐头镌有万年青，太阳花等纹饰。厅正中塑有沈光文立像，高3米，用花岗石雕琢而成。塑像手持书卷，坚毅肃穆，站立在海礁之上，面向前方凝目遥望，流露出“望月家千里，怀人水一湾”、“舟逢北人来，借问儿时怀”的忧国思乡之情。

沈氏宗祠真实的反映了沈光文的学习及生活的环境，与台湾的文升书院，光文桥，斯庵桥，沈光文教学处遗址等一起，系统地反映了沈光文公光辉不朽的一生轨迹。这些古迹遗址作为两岸人民共同缅怀先贤，教育后人的场所，其意义是相同的。两岸人民在纪念共同的先贤时，心灵亦是相通的。

在沈公故乡开辟纪念地，也为台湾人民追求文化祖先，追溯文化源头提供了帮助，为海峡两岸的文化交往便利了条件，增进了两岸人民的友谊。

沈光文（1612—1688），字文开、斯庵，晚年自号宁波野老，鄞县栎社沈光村（今石_镇星光村）人。《栎社沈氏家谱》载。沈氏初从宋高宗南渡居鄞。幼承家学，擅词赋。明天启七年（1627）补博士弟子员，崇祯三年（1630）中乡试副榜，九年以明经入南都国子监就读。十二年参与《留都防乱公揭》署名，揭露阮大铖等误国罪行。清顺治二年（1645），参与钱塘江之役，授太常博士沈光文详细信息++

石_街道：鄞州区石_街道地处中国沿海开放城市浙江省宁波市的南郊，紧邻宁波市新汽车南站，辖区内有宁波国际机场、宁波轻纺城市场，沪杭甬高速公路、甬金高速公路、214省道、鄞县大道、鄞州大道、机场专用公路穿境而过，是宁波市重要的“形象窗口”。街道区域面积34平方公里（其中建成区93平方公里），下辖16个行政村、3个居民会、1个渔业社。2005年底，全街道共有常住人口49

目前貌似没有

1、出自姬姓，以国为姓，是黄帝的后裔。沈本是上古国名，最早是夏禹子孙的封国。周初时，武王死后，由年幼的成王即位，周公旦（文王第4子）摄政。先守不服，与武庚（商纣王之子）勾结，联合东方夷族反叛，后被周公旦所灭。季载（文王第10子）读音相同。春秋时，沈国为蔡国所灭，季载之后逃奔楚国，其后子孙遂以原国名命姓，称沈氏。 2、出自芈姓，是颛顼帝的后裔。春秋时，楚庄王之子公子贞被封在沈邑，其后遂以封邑名命姓，称沈姓。 3、出自少昊金天氏，以国为氏。少昊金天氏裔孙台骀氏之后有人建立沈国，春秋时，为晋国所灭，子孙遂以沈为氏。二、迁徙分布沈姓起源于今河南、陕西安徽三省间地。季载生伯桓，伯桓生向，向生采，采生乙初，乙初生杼，杼生庚向，平王东迁时入周为卿；庚向生忽，以父勤王事，仍封汝南子爵；忽生不离，袭子爵，不离生幸袭子爵，幸生己济袭子爵，己济生迂，袭子爵，敬贤礼士数十年，国不被兵；迂生楫袭子爵，成公八年（前583），晋栾书来侵，获沈子楫从晋；楫生德胤，袭子爵，德胤生傅袭子爵，傅生逞；逞字循之，袭子爵，敬王元年（前519），吴伐州来，乃助楚及诸侯之师救之，吴攻之，溃而卒；逞生嘉，嘉字惟良，袭子爵，定公四年（前506），晋应蔡侯伐楚之请会诸侯于召陵，沈子嘉不会。沈国灭。夏，晋使蔡公孙姓灭之，秋，楚以沈故围蔡；嘉生二子尹丙尹戊，尹戊字仲逵，奔楚为左司马征吴，春秋传称其忠壮，封叶公，尹戊生诸梁；诸梁字子高，袭叶公，戍申城时，孔子游学至，拜晤叶公(前 489)；诸梁平白公胜之乱，任左司马兼楚令尹，位兼将相，为楚之一人；功成身退，归叶，约前473年，老于叶。其裔有以叶为姓者，故云沈叶一家。

诸梁生尹射尹文等三子，文为楚令尹；文生随，为楚内史参军，平民乱封吴兴侯；随生永中，为左司马；永中生犹行，为齐卫大夫；犹行生安仁，为齐大夫；安仁生同，为齐大夫；同生郢，字文明，秦徵为丞相不就，避居江南；郢生平，字俊之，为汉司马，竹邑侯；平生祖，祖生保，汉文帝时征蛮功，封竹邑侯；保生遵，字伯吾为齐太傅，封敷德侯，徙居九江寿春，生二子盛达；达字伯弘，骠骑将军；达生乾，字仲元，为尚书令；乾生泓，字元良，南阳太守彭城侯；泓生昴，昴，为河南太守；昴生奋，字仲异御史中丞；奋生恪，字仲悌，将作大匠；恪生谦，字文恭，封尚书关内侯；谦生靖，字文光，济阴太守，避王莽之乱隐于桐柏山，三子勋戎台；戎，字威卿，以说降剧贼尹良封海内侯辞不就，避居会稽乌程，卒后追封述善侯，生四子丰懿齐恭；丰字圣通，零陵太守，在治有芝草黄就之瑞，生四子浒仲高景；浒为妄平王相；浒生鸾，字建元，卅举茂才，为别驾从事；鸾生直，字伯平，有清名；直生次子仪，字仲则，汉末徵辟不起；仪生显，字元礼，为左中郎新都都尉封定远侯，以才智显于吴；显生矫，字伯仲；矫生次子陵，字景高，官太傅，东海王越辟为从事，迁长沙太守镇东将军；陵生延，字思长，为桓德安西将军，颖川太守；延生贺，字子宁，中郎参军，圉表真于寿阳，勇冠一时；贺生警，字世明，为京口参军；警生穆夫，为会稽令。穆夫生四子，林，字敬士，东晋安皇帝义熙十二年秋随太尉列裕督军，发建康伐秦，裕谴公将水军出石门自汴入河后以攻，晋征虏将军封汉寿伯，武康县志有传详；林生四子，璞字道真，宋太祖时除南平王太常侍淮南太守，文帝元嘉廿七年，守时胎，以地当要卫，积财谷储石矢为守城之备，见武康县志；璞生约，字休文，左目生瞳腰有紫痣，宁始中才兴宗引为安西记室参军，入齐为太子家令，累迁吏部郎，隆昌元年出为东阳太守，明帝徵拜五兵尚书，高祖时任中书令，约历士三代博物多识，武兴府署属公旧宅，故称吴兴地，国史方志均有传记，今各支皆多分派于此，吾派其大宗也。约生旋，字士规，八岁能文，十五举茂才，擢为大学博士，迁南康内史；旋生次子字仲师，累迁尚书，史书陈书有传；众生纯，宝谟阁待制；纯生遽，遽生处俭，处俭生永光，永光生亮，唐中宗嗣圣初徵为相国，旋因谱武辞归；亮生长子伟，为涪川令，后追封太师；伟生恒，追封太傅；恒生介福，追封太傅；长子易直学士，女为唐睿宗皇后，德宗即位诏封三代，赠其家官爵赐之官诰凡一百二十轴皆饰以锦翠，时以为荣；介福生次子易良官司空；易良生晦，自成德号义伦；晦生彦金，知卒章事；彦金生清，大历中为婺州刺史，领兵逐逆党，力战而死赠卫尉卿立祠祀之；清生说，为副团练；说生芳，芳生续，字道坦，登进士，除临海令，因父殁于难以大理寺丞致政，赠赐光禄大夫，娶兵部侍郎史伯瑜女赠太宁郡太夫人，生景术，为尚书左仆射，景术生延年，登进士，为荆州刺史；延年生克，克生进，进生操；操字节夫，登宋太宗淳化壬辰年，贤良方正直言进谏，除监察御史，纠劾权贵，为时所重，卒赠荣禄大夫郇国公；操生长子绅，字子书号心齐，登宋仁宗宝元六年吕秦榜进士，知淳安，除监察御史，历官待读太常寺卿，敷文阁学士，赐金紫金鱼光禄大夫，晋爵开国男，食三百户，赐第凤仪桥，卒赠少师，原配杜平章女，生子二，讳未诨，续梅尚书女，生三子伶备仲；仲生道，道生儒，博学能文著述百部，隐居豫章天岳山，儒生崇仁等六子东汉时有沈戎举家徙居会稽乌程吴兴（今浙江吴兴县），此为沈姓南迁之始。魏晋南北朝是沈姓大举南迁之时。至唐代，沈姓已散居今江苏、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等地。唐初，中原有沈姓将佐随从陈政、陈元光父子领军入闽开辟漳州，在福建安家落户，其子孙散居龙溪、漳浦、南靖、长泰、诏安等地。唐末，王潮、王审知兄弟入闽，当地沈族人不屑与审同音，变沈字为尤字，即为尤姓，故沈尤一家。南宋初有吴兴人沈启承官至汀州府知府，其子沈廷辅，随父入闽，后迁居福建省建阳县。沈廷辅有8子，分居宁化、龙岩、长汀、清流、延平、连城、上杭等地，其后又有人徙居广东的大埔、梅州等地。明末，沈斯庵徙居今台南县善化镇，为沈姓移居台湾之始。清乾隆、嘉庆年间，福建漳州、泉州及广东沈氏，又有多支迁往台湾，进而又移居海外。沈姓历代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南方姓氏。叶氏尤氏均为沈氏分支，沈叶尤三氏均为季载后裔。三、郡望堂号堂号"梦溪堂"：宋朝时沈括博学能文，累官翰林学士三司使。他对天文、历算、方志、音乐、医药无所不通。他开始制造了浑天仪、景表、浮漏等天文仪器。开创了隙机、浑圆两术和弧矢、割圆术的先河。著有《梦溪笔谈》。沈氏因以"梦溪"为号。天聚堂:排行:荣,贵,如,金,正,立,忠,孝,德,实,行,仁,义,道郡望 吴兴郡：三国时置郡，治所在乌程（今浙江吴兴南、晋义熙初移今吴兴）。相当于现在浙江省临安、余杭、德清一线西北一带地区，兼有江苏宜兴县地。 汝南郡：汉高帝时置郡，治所在上蔡（今河南省上蔡西南）。相当于现在河南省颖河、淮河之间，京广铁路西侧一线以东，安徽茨河、西淝河以西、淮河以北地区。

藏书的世代相传实际就是书香门第的延续。剖析湖州的人才现象，人们惊讶地发现有许多名人出自世世翰墨、代代书香的家族。绵延千余载而不绝，代有名人的世家则首推沈姓。

湖州城的东南方向，菱湖西北两公里处，有一处地势略显高爽的村落，村名竹墩。竹墩人相传：古时，这里有6个凸起于沼泽之上的土墩，“竹”字有6划，竹依靠笋而生生不息，方音中“笋”又与“沈”同音，所以当他们的祖先从武康迁居过来时，便称此地为“竹墩”，希望家族能够兴旺发达。

如今的竹墩，和江南富庶地区的其它古村落一样，水泥新房包围着青砖老屋，清溪环碧，溪上的状元、养富、寺前等古桥，还有卧地的石柱、石碑依稀珍藏着这个小镇般的大村落的往昔气度。曾经气势宏大的沈氏宗祠，如今已被桑林覆盖。寻根访祖的天下沈氏后人，只能依稀寻觅过往的显赫。

好在竹墩出来的名人已是多过竹墩的竹子。出门闯天下的沈家人每逢年节总不忘按竹墩的习俗在门前高挂“竹墩沈”的红灯笼，恭恭敬敬地翻一翻那厚厚的一迭《竹墩沈氏家谱》。

《竹墩沈氏家谱》开卷便是南朝教育家沈麟士的《述沈氏祖德碑记》，在中国8000余种家谱中这也算得上是特例了。一般家谱，那怕是再寒微的家族，都要请有功名的人来写序，本族无人的话，就请地方官员或是异姓有功名的乡绅来捉刀。“天下沈氏出武康”、“天下沈氏出竹墩”的大族，要论文治武功和官阶大小，沈氏一门，前有封侯的沈约，后有榜眼沈树本，至于将军、翰林、巡抚之类的官员不计其数，却由一个教书先生来肇端族谱，而且世代不易。户因何在？

沈麟士修谱的那个时代正是讲究门阀等第的南朝，士族与庶族界限分明；就是士族之间，也有品第之分，王、谢世家端居榜首。武康沈氏家族虽然源出于东汉济阳太守沈戎，其后也世代为官，不过多为武将，在魏晋尚文鄙武的风气下，总有点抬不起头来。沈驎士则是沈氏家族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儒士。

兴文重教，实为沈氏家族长盛不衰的不二法门。沈麟士虽为布衣，但织帘抄书，以学问和教学为乐的风范，却永为沈氏后人所景仰效仿。

从沈戎迁居武康到初唐的六百年间，“武康沈”人才鼎盛。见史传者一百五十八人，其中三十八人有正传，一百二十人附传，另有皇后三人皇妃五人。

中晚唐时期，湖州东乡的陂塘搂港体系逐渐完善，东苕溪以东的湿地成为移民垦殖的沃土。“武康沈”的主脉便从余英溪畔迁徙至东林山下，在竹墩及其周遭的村落开启沈氏宗脉新的篇章。

继南朝齐梁间“武康沈”文化人才管涌喷发以后，到了清朝康熙年间，“竹墩沈”也迎来了她的鼎盛时期。开启这一时期的便是一位居家课艺的翰林沈三曾。康熙十五年(1676年)，沈涵、沈三曾兄弟同榜进士，同人翰林。沈涵曾任福建学政，督学兴学于外省。沈三曾丁忧归里后，便潜心教授子侄读书。到了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沈三曾的儿子沈树本高中榜眼，授编修，不久便以奉亲养老辞官回到湖州，主持安定书院几十年。沈三曾的孙儿沈荣仁、沈荣光、沈咸熙也连捷进士，成为翰林院的青年才俊。

与此同时，竹墩的沈炳震、炳巽兄弟，虽然功名不著，但学术成就斐然。前者有《唐书合钞》、后者有《水经注集释订讹》等著作传世。

武康镇旁有前溪，竹墩村边有清溪。两溪与东苕溪相连，“武康沈”与“竹墩沈”文脉相通。康熙四十八年，德清人徐倬主持双溪唱和，两地参与的沈姓文人多达三十余人，可谓隽秀云集，冠盖一方。

1911年11月5日，湖州教育会会长、竹墩人沈谱琴和湖州鲍山人、湖州府中学堂督学钱恂率领中学堂的学生军发动起义，驱走了清朝官员，宣布湖州光复。1916年，北京大学教授湖州鲍山人钱玄同(钱恂之弟)和竹墩人沈尹默(沈谱琴族侄)担任《新青年》主编，扛起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旗。在中国近代的风起云涌中，“竹墩之沈”续写风流，“鲍山之钱”新开篇章。

钱姓，也是湖州的著姓之一。据谈钥的《嘉泰吴兴志》记载，西汉谏议大夫钱林徙居乌程梓山(大致在今雉城镇西北一带)。到了东晋南朝时期，钱姓已成为与沈、姚、丘、钮并列的江表望族，“晋宋及陈世，有王、侯、牧、守甚众，衣冠之盛如此，而陈昭皇后亦为钱氏，宜为长兴著姓。”

隋唐以后，长兴钱氏逐渐散居湖州境内，迭有名人涌现，如唐朝诗人钱起、高僧道宣、郇国公钱九陇等。

如今天下钱氏多以五代十国时期的吴越王钱镠（Liú）为宗，临安县城内尚有气势宏大的钱王庙，庙内陈列着各地的《钱氏宗谱》。而钱镠一支恰以钱林为四十三代祖。如此说来，天下钱姓的本宗应当在长兴。鲍山钱氏也应当是长兴钱氏的一脉。

鲍山钱氏到了清朝同治年间，出了一位进士，名叫钱振常。钱振常官做到了礼部主事，后来又担任了绍兴、扬州、苏州等地的书院山长，还是光绪帝师翁同龢的乘龙快婿，其学问博洽，显然是被公认了的。偏偏大儿子钱恂的功名只有秀才，举人是屡考不中，实在是家门的一桩憾事。于是对老来才得的小儿子钱玄同(本名师黄)，便顾不上疼爱了，亲自督导。小师黄三周岁诵《尔雅》、四岁背《诗经》，九岁学《说文解字》，九岁习作文之法，十岁背《史记》、《汉书》……

就在小师黄在家苦读的时候，比他大上三十四岁的兄长钱恂参加了总理衙门的外交官考试，成为晚清最早的一批职业外交官。钱恂先后担任过驻英、德、俄、法等国使馆的参赞，驻荷兰、意大利的大使，游历了欧、非、亚许多国家，直到 1909年回到湖州，借居潜园。钱恂在国外二十年，大开了眼界。其夫人单士厘的《癸卯旅行记》和《归潜记》被后人评价为：“无论从中国人接受近代思想的深度来看或者从介绍世界艺文学术的广度来看，这两部书在同时代人的同类作品中，超出侪辈甚远。”(钟叔河评语)。

钱恂在变，国内的小师黄也在变，他改号“掇献”了。这时候的钱玄同已是一位英气勃发的少年才子，读了许多革命党人的反清著作，对音韵学也产生了兴趣，“掇献”的名号便与其音韵学的研习有关。钱玄同一生的名号极多，每改一次，就表示他的思想有了新的转变。

钱恂担任过湖北省留日学生监督，他大力推动国内青年自费留学日本。单士厘认为，留日之风是钱恂创议而钱玄同率先实践的。1906年，钱玄同人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

在日本，钱玄同改名“夏”，表明自己反清排满的思想。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并与鲁迅、沈兼士等同为章太炎的人室弟子。

1910年，钱玄同回到国内，在湖州中学堂(后改称省立第三中学，现名湖州中学)担任国文教师。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茅盾当时正在该校就读，一代文豪的生花妙笔为我们留下了钱氏兄弟其时的风姿。

“这年秋老虎特别凶，虽近重九，犹如盛夏。我们常在街上看见钱老先生(钱恂)身穿夏布长衫，手持粗蒲扇，稻孙(钱恂长子)高举洋伞在钱老先生身后，钱夏和钱老先生并排，但略靠后，董大酋则在钱老先生之前。他们一行安步当车，从容潇洒，我不禁想起《世说新语》的一段小故事：陈太丘诣荀朗陵贫俭无仆役。乃使元方(太丘长子)将车，季方持杖从后，长文尚小，载著车中。两者相比，岂不有些相似么……

“钱夏先生代课时期，曾教我们以‘南中向接好音，法遂遣使问讯吴大将军’开头的史可法《答清摄政王书》，以‘桓公报九世之仇，况仇深于九世；胡虏无百年之运，矧运过于百年’为警句的《太平天国檄文》，也教过黄遵宪(公度)的‘城头逢逢雷大鼓’为起句的《台湾行》，也教了以‘亚东大陆有一士，自名任公其姓梁’为起句的梁启超的《横渡太平洋长歌》。……

“湖州光复，却全仗湖州中学的学生军。沈谱琴也担任湖州军政分司。”

1913年，钱玄同、钱稻孙随就任大总统府顾问一职的钱恂北上。玄同、稻孙都开始在北大任教。这时候竹墩沈氏三兄弟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也先后进入北大任教。谁也不曾料想，竹墩沈与鲍山钱的第三度相会，竟然会为一场影响深远的思想变革准备了一批中坚骨干。

从1913年到1917年，湖州人胡仁源代理北大校长。在他任内持教北大的湖州人有俞同奎、章鸿钊、崔适及“三沈”、“二钱”，除了崔老先生为宿儒外，其余都是留学归来的新派人物。到了1917年，钱振常的学生蔡元培接掌北京大学，又有湖州人朱家骅、沈迈士(也是竹墩人)、徐森玉进入北大任教。这个时候，北京大学总共才只有28位教授。湖州人云集全国最高学府的盛况比起清朝嘉庆六年(1801年)那次“五元会京师，同科五翰林”来毫不逊色，甚至更胜一筹。

更胜一筹，在于“旧教员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诸君，本已开启革新的端绪；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历》)

陈独秀当时在上海独立支撑《新青年》的编辑出版事宜，沈尹默以故友身份力邀陈应聘北大文科学长一职。《新青年》移至北京出版后，沈尹默、钱玄同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六教授担任轮流编辑，《新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

《新青年》时期，沈尹默的主要贡献在于文学革命实践和介绍国外各种社会思潮，包括社会主义学说，他的白话诗《月夜》被称为“第一首散文诗而备具新的美德。”

钱玄同则为新文化运动提出了许多响亮的口号，如：“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第一次把八股文和桐城派古文定为文学革命的首要否定目标；“汉字革命”，开启了文字改革运动的先河。而深厚的国学功底和语言文字学学术素养，使他的号召“学有本源，话多行话，振臂一呼，影响更大。”(胡适《自传》)。这时候，钱玄同的名号开始启用，不久便响亮得超过了本名。

《新青年》南迁广州以后，北大四沈二钱归于沉寂，潜心于学术世界。钱玄同又改名疑古玄同，致力于文字改革，与另一位湖州人燕京大学教授陆志韦并为语言文字学的泰斗。日寇占领北平后，钱玄同恢复旧名“夏”，以示气节，拒绝伪聘，1939年1月病故。沈尹默则致力于书法艺术及理论的探索，成为廿世纪最杰出的书法大家之一。

有了竹墩沈氏、鲍山钱氏等众多人才辈出的家族，上个世纪的上半叶，湖州人到了外地，一口湖州白是绝对不肯改 的，就象现在的上海人到了别地方仍旧讲上海话一样。不仅 是因为有沈尹默、钱玄同、陆志韦这样的名教授，朱家骅、张乃燕这样的名牌大学校长，当年名教授、名校长的社会影响力可以从蔡元培、李大钊、沈尹默、钱玄同等营救陈独秀出狱一事中看出一斑。更是因为有沈家本、胡惟德、戴季陶、张静江、吴鼎昌等一班高官和朱五楼、王一亭、顾叔苹、沈联芳等一批工商巨子的存在让湖州人傲气得很。

清帝退位的时候，责任内阁十位国务大臣中湖州人占了两位：司法大臣沈家本，外务大臣胡惟德。在接下去的北洋政府中，胡惟德担任过总理，沈迈士的父亲沈瑞麟当过代理外长，章宗祥是大理院院长(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则有“国民党半个中央”的提法，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常委、评委的湖州籍人士共有16人。因为国民党的组织部长一职长期由湖州人陈果夫、陈立夫、朱家骅把持，所以又有“蒋家天下陈家党”的说法。国民党元老张静江是孙中山的重要助手，反清讨袁．经费的主要筹款人，也曾经是蒋介石的思想导师。另一位元老戴季陶则一直担任考试院院长。

湖州近现代的人才鼎盛，昭示着深厚的地域文化底蕴潜藏着巨大的社会能量。而当上海开埠，外面世界的各类信息潮水般涌人时，这股潜藏的能量被激发出来。封闭的旧中国被迫打开的窗口——上海，成为湖州各色人等一展身手的舞台。从王佐卿、陆心源投资办厂，王一亭、顾叔苹代理洋商业务始，数代湖州人在上海接受了中西方文化碰撞交融的洗礼，在各个领域崭露头角。当年在会文路湖州会馆中济济一堂的，除了政界和工商界的人士外，还有藏书家周庆云、朱孝臧，书画家吴昌硕、钱病鹤，音乐家邱望湘、沈知白，翻译家包玉珂、周越然，摄影家蔡仁抱、刘旭沧，**编导沈西苓、潘孑农，文物鉴赏家徐森玉、张珩，小说家赵苕狂，戏剧家宋春舫等众多文化名流。裁缝的儿子潘德明，在完成全球第一个孤身周游世界的壮举后，也成了上海湖州同乡组织——湖社中的一员。

湖州人在北京和上海，北南交相辉映，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挥洒下浓墨重彩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