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法制的形成与演变,与中国古代独特的社会结构相适应,从奴隶制时代到封建时代,由于社会组织没有根本改变,原来适应奴隶制的宗法制度,又发展演变为封建宗法制度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宗法制对于封建秩序的维系,起过重要的作用;对于国民性格的模塑,也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一,宗法制度的形成与演变

所谓宗法,就是中国古代社会规定嫡,庶系统的法则宗法关系是由氏族社会的父家长制蜕变而来的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关于宗法制的起源,不少学者有过深入的研究一般认为,中国古代的宗法制是由原始社会末期父家长制的氏族组织变质和扩大而成"氏族末期的祖先崇拜,此时扩展为宗庙制度;氏族的公共墓地,此时变为族墓制度;氏族成员使用氏族名称的权利,此时发展为姓氏,名字制度;氏族的族外婚制,此时变为同姓不婚制和贵族等级内婚制;氏族的相互继承权,此时变为嫡长子继承制""至于氏族彼此予以帮助,保护及支援的相互义务,此时变为宗族内部以大小宗族之间相互帮助,保护及支援的义务"①②这是对氏族制与宗法制相互关系所作的寻根溯源的探讨认为宗法制起源于原始氏族时代的见解,是符合中国古代实际的

宗法制源于原始氏族时代,于商代逐渐形成,到周代逐渐完备西周时期,已确立了嫡,庶之分和大宗,小宗制度西周的社会组织,是一个亲疏严明,系统显然的血缘实体

首先,确立了亲亲,尊尊的规则宗法以宗族为范围所谓"族",本指一群兄弟结合而成的血缘实体《尚书·尧典》提出"以亲九族",表明"亲亲"(意谓亲其所亲)即以自身为起点,上溯父亲,祖父,曾祖,高祖,下延亲子,孙,曾孙,玄孙,这九代亲属以嫡长子为中心,成为一脉所谓"宗"亦即"尊"的意思,班固《白虎通义·宗族》曰:"宗者何谓也 宗,尊也,为先祖主也,宗人所尊也"这里所说的"为先祖主",是指主持宗庙祭礼的人,他就是宗子,亦即嫡长子《礼记·曲礼》说:"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可见,嫡长子在族人中为同族之弟所共尊所以,亲亲,尊尊也就是以嫡长子为中心,亲其所亲,尊其所尊

其次,宗分大宗,小宗嫡长子为全宗族的大宗,旁系庶子为小宗,所以,宗有大,小之分周王自称天子,王位由嫡长子世袭继承,他是姬姓宗族的大宗除嫡长子外的庶子分封为诸侯,是姬姓宗族的小宗在诸侯国内,也是依据嫡长子世袭的原则,由嫡长子继承父位为下一代诸侯,他在封国内被奉为大宗,对周天子而言则是小宗他的诸弟被封为卿大夫,在本家为大宗,对诸侯为小宗卿大夫再按大宗,小宗的原则分封士由此可见,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在血缘上是大宗,小宗的关系,在政治上则是隶属关系

第三,大宗,小宗的关系是等级从属关系班固说:"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通于有无,所以纪理族人者也"②①大宗,小宗角色不同,享有的等级,名分,权力也不同天子为天下的共主,从诸侯到士,一方面对天子有应尽的义务,一方面又依其等级经层层分封而"受民受疆土",在自己的封国或采邑内,享有掌握本族财产,负责本族祭祀,管理本族成员的权利从而形成金字塔式的等级制度,温情脉脉的血缘外衣之下,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政治关系与血缘关系合一以后的地主阶级即利用这种制度,以巩固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

第四,礼对等级次序的维护周立国之初,便有了周公"制礼作乐",经完善增补,形成所谓"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广义的礼指典章制度,狭义的礼指礼节或仪式出于化繁为简,通常将周礼归纳为"吉凶军宾嘉"五类吉礼为祭祀之礼,用于祭祖先鬼神;凶礼属丧葬灾荒之礼;军礼与出征,凯旋,征讨相关;宾礼涉及朝聘过从;嘉礼为婚,冠,宴饮等吉庆之礼每个贵族在家庭生活,社会交际和政治活动中,都要将自己的身分等级与礼乐规定对应起来,做到言行举止,舆服器用与礼乐制度相符所以,礼乐制度体现了贵族的等级序列,具有维护等级次序的功能,所谓"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贵轻重皆有称者也"①②周礼种类繁多,下面仅举祭祀之礼二例,以了解等级序列的严明一是庙制,按《礼记·王制》载:"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大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一昭二穆,与大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大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可见等级不同,规格有别二是祭山川,据《礼记·王制》载:"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天子祭天下山川,诸侯只能祭封国内的山川,卿大夫是没有资格祭祀山川的用礼制来规定等级差别,于此可见一斑在西周的数百年间,土地分封形成等级鲜明的社会结构,宗子主祭和礼乐制度,又使整个社会产生一股强大的向心力,从臣仆庶民到公侯大夫,一层一级地向周天子聚合,从而有效地维护了贵族等级秩序,形成周王与诸侯共治天下,家国统一的局面

到了春秋战国,随着地主阶级的兴起,井田制的瓦解,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但是,礼乐制度的模式并未在社会变革中被完全打破,诸如皇位的嫡长子继承制,贵族世袭爵位,父家长制等,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发展原来适应奴隶制的宗法制,演变为封建宗法制,成为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的有效手段

首先,在统治集团上层,封建宗法制也是按血统亲疏承袭特权皇位的继承以嫡长子继承制为原则,"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②①贵族则享有世袭爵位的特权在地方,宗法地主势力不断壮大,他们大多聚族而居,既是基层家族或宗族的家长,有的又兼任封建政权的基层属吏,具有多重身分早在秦汉时,在农村家族宗法组织的基础上就出现了掌"教化"的三老,掌狱讼赋税的啬夫,掌一地巡察缉辅的游徼等乡官及至东汉,土地兼并趋于激烈,宗法地方势力进一步扩大魏晋以后,以门阀士族的家族组织为表现形式的封建宗族制臻于全盛士族编订"百家谱",不与"杂类"通婚,士,庶界限严明,地位相差悬殊唐代行科举,废"九品",为庶族地主打开了晋仕之门又三次官修姓氏书,即太宗时的《氏族志》,高宗时的《姓录》,中宗时的《姓系录》,国家专设"谱局",起用名儒修撰姓氏谱录,意在重新划定前代士,庶差别,以现职为等级划定的标准这些举措,抑制了门阀士族势力但同时又在前代礼制的基础上编制规模更大的《大唐开元礼》,以明晰等差,确保社会有序在宋代,中下层士大夫有较多机会参与政治,官僚地主多以购买方式占有土地,按等级世袭占有土地的传统受到冲击,封建宗法制一度衰颓但是,以购买方式获得土地的非身分地主,很快意识到本家族经济与政治地位的不稳定性,为了把农民束缚在宗法社会组织内,巩固自己的特权,又祭起古老的宗法制,以稳定主从隶属关系理学家倡导"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③②于是,编订新族谱之风再度兴起,私家之谱卷帙浩繁,诸如家谱,宗谱,族谱,支谱,家乘,世谱等层出不穷元,明,清各代,皇朝屡经更选,但宗法制度始终沿袭未改

其次,封建宗法制与封建礼教伦常思想相结合,一方面作用于权力,财产的再分配,一方面又制约着嘉,宾,婚,丧,祭乃至日用起居等生活形态例如,婚娶以门当户对为尚,门阀士族间的异姓联姻,结成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并借助政治权势互相庇护丧葬之礼等级鲜明,棺椁,随葬品,服丧期均据尊卑亲疏而定此外还流行有附葬之风,子孙从其父祖而葬,人称"归旧茔",实为聚族而葬族中祭祀由嫡长子主持,族人聚集一堂,以示家族成员对共同祖先的敬献与祈求日常生活中的衣冠舟车,住房祠堂家庙,婚嫁丧祭,以至妇女首饰,日常起居中的坐次等,都有身分等级的限定例如,清代规定官吏军民不能用黄,紫两色服装,器皿不能用龙,飞鱼,斗牛刻造的式样,禁饰龙凤纹普通妇女只能戴金首饰一件,金耳环一对,翠翼许用银质,但不能有花样金线装饰家用的帐幔,官员品级不同,刺绣色彩不一,庶民只能用纱绢显然,宗法制度是礼教伦常思想的生成土壤,伦理纲常又起到维护封建宗法制的作用,使之衍为礼俗,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

二,宗法制度对封建秩序的维系

中国封建社会的超常稳定,其原因之一在于宗法制度的历代相沿宗法制度对于封建专制政体的巩固,封建等级关系的维护起到了重要作用

首先,无数分散的宗族组织是封建专制政体赖以存在的基础中国自古以农立国,自然经济长期延续,无数村社构成中国社会的细胞群村社中由家庭而家族,再集合为宗族,组成社会族长,宗长往往既是庶民的剥削者,又是乡村基层行政的治理者,从而集族权与政权于一身他们又受制于郡县制各级长官,代政府"陈朝廷之法纪",所谓"奉有官法,以纠察族内子弟"① 许多宗族都有成文的族规,这族规就相当于宗族内部的法律,凡违犯族规及不服仲裁的宗族成员,族长有广泛的惩罚权,族规因此成为国法的补充如此上至中央政府,下及村社的宗族组织,层层相驭,形成封建专制政权的统一体北魏孝文帝曾下诏令云:"邻里乡党之制,所由来久欲使风教易周,家至日见,以大督小,从近及远,如身之使手,干之总条"② 维护和巩固封建宗法制的意义,正在于保证封建政权的长治久安《永定邵氏年谱》载《祠规六条》云:"立宗原以佐治"《朱子家礼》卷一《通礼杂录·祠堂》云:"若宗子法立,则人知遵祖重本人既重本,则朝廷之势自尊"《二程集》载程颐《易传》云:"家人之道,必有所尊严,而君长者,谓父母也虽一家之小,无尊严则孝敬衰,无君长则法度废有严君而后家道正,家者国之则也"上述诸说都表明,阐扬宗法的目的,在于由家族,宗族进而推演到国家,以此"佐治",以此尊朝廷,借血缘纽带,形成对君主的向心力,维护社会秩序,巩固专制政权

其次,封建宗法制具有维护封建等级,界定尊卑贵贱的作用宗法制度强调尊卑有别,贵贱有等,这恰与父家长制政治模式吻合不悖如果说,父亲在家庭内部"君临一切",宗长是宗族组织中的主宰,那么,君主则是全国的严父或宗长《大明法律全书》载:"主仆有别,等于君臣"族内的贵贱有等,等同于政治上的君臣关系这样,就可从社会基层的宗族组织入手,别尊卑,明亲疏,分等级,自下而上,构成封建秩序的网络在封建社会中,每个人在这一网络中的身份地位都是被规定的,个人不可能独立于这一网络之外他们权力和义务,对财产和土地的占有,以及日常生活行为,无不由他在这一网络中所处的地位,所规定的等级所决定社会成员的行为合乎规定,就能保证宗法社会的和谐,反之则"上替下陵,此谓大乱"这种宗法网络结构,把封建等级划分得异常精致和全面,使"大一统"的集权体制持久运行

三,宗法制度对国民性格的模塑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农业民族,封建社会以血缘宗法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结构,以及衍生于这种社会结构的宗法制度,都离不开农业型自然经济这一特定的经济基础社会造就国民,国民创造文化,文化塑造国民由西周"文明"为开端,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始终没有摆脱"泛宗族"的范型,宗法的血缘纽带未曾斩断,从而模塑出具有历史个性的国民性格及其社会心理

其一是倾心于安居乐业,缺乏创业意识宗法制度在财产继承方面规定诸子均分,所谓"后世骨肉之间,多至仇怨忿争,其实为争财使之均布,立之宗法,官为法则无所争"③①家族中男性后代自其出生后,就意味着他将从父辈手中继承一份家业,从而在封闭的区域内,取资于土地,依赖于精耕细作,在狭小的耕地上从事程式化的劳作,以求自给与温饱他们的人生历程大多是既定的,即与父祖一样,生于斯,长于斯,劳作于斯,死于斯,葬于斯这就使得传统乡村的一般男孩吝于迁出,而以固守家业为自足儒家历来主张"制民之产",认为有恒产才有恒心传统家庭以子继父业为常态,宗族内通常采取租佣制,使每个劳动者有恒产而后有恒心有恒心的结果是使国民满足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倾心于安居乐业,习惯于知足常乐,以守成为通例春播,夏管,秋收,冬藏,农耕文明的规律性和稳定性,使古代中国人注重顺应自然节奏,固守家园,脚踏实地,安土重迁,祈求平安,以和为贵,而不愿冒险扩张,把重视亲情,和睦共处,安土乐天视为理想的生活状态汉元帝曾概括中国人的社会心理说:"安土重迁,黎民之情,骨肉相附,人情所愿"②汉语中"背井离乡"这句成语,就包含有生存绝望的特殊含义在中国历史上,因人口大迁徙而引发的生态,人种和文化的革命是少见的在世代的绵延中,后辈通常与先辈一样,在同一环境中生活劳作,走着相同的生活道路

其二是崇敬祖先宗法制极为重视家族——宗族的血缘关系传统的儒家文化,崇尚的不是神仙鬼怪,而是亲亲,尊尊的规则;传统的农业生产,重视的是经验的因袭和知识的传承本家族的前辈,显然代表着经验和真理,具有绝对的权威,足令后辈顶礼膜拜《礼记·冠义》说:"自卑而尊先祖",要求人们自我克制,学会容忍,以先祖为尊因此,中国古代祭祖之风盛行不衰,上自天子,下及庶民,无不尊祖祭祖直到近代,中国的乡镇仍普遍建有祠堂宗庙,奉祀祖先牌位科举掇名以耀祖荣宗,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重视祖坟风水,将子孙祸福系之于祖宗荫德;不同职业的行会,大都有本行道的祖师供同业祭拜,如鲁班或公输班是木匠家俱行的祖师,而华佗或孙思邈则被医药行奉为祖师凡此种种,无不折射出中国人"慎终追远"的传统观念

其三是尊重传统父权和孝道观念是宗法社会的核心内容,它强化了人们世代相续的认同意识一般而言,前辈总是要求后辈因袭传统,固守既有的生产方式,生活格局和行为模式,后辈对前辈的认同,亦即对传统的认同,由此极易形成国民保守安分,重古轻今,以传统为尚的社会心理人们信奉的格言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祖宗之法不可擅变"在政治上迷信"正统",诸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是古代政治家其心所尚的明君贤臣,即使是改革派从事变法,也要打出"先王"的旗号,所谓"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①③正如康有为所指出的:"孔子改制托古大义,全见于此一曰素王之诛赏;一曰兴先王以托权守经之徒,可兴立者也……布衣改制,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②④在学术上尊崇"道统",书以经典为尊,言论以圣人为高,真理的确立似乎皆出于古代圣人的创设,人们的思维容易被限定在"诗云","子曰"一类的前人学说之中对此,严复曾深刻地指出:"中国由来论辩常法,每欲中求一说,必先引古书,'诗云','子曰',而后以当前的事体语言,与之校勘离合,而此事体语言之是非遂定"在文学上,拟古之风盛行文坛宋人主张诗须"无一字无来历",重视学习古人;明人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以复古为尚;清代则"宗唐","宗宋"各有所执,这都体现了古代文学家趋同性的尚古意识就古代文学作品的题材言,咏史,怀古,史论数量之浩繁,也可见古代中国人好古,尊古的文化心理

上述满足于安居乐业,尊祖尚古的国民心理,是中国传统文化心理模式的主要特征,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个性发展,创新意识的培养和多样化的追求,成为社会发展的滞化剂社会文化总是在发展中更新的,剔除国民性格中的陈腐旧习,依据新的时代精神,重塑国民性格,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邓小平曾指出:"宗法观念的余毒不能轻视"③①任人唯亲,排斥异已,安贫乐命,不为最先,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拉帮结派,唯我独尊等,都是宗法观念的表现铲除宗法观念,将有利于民主法制的健全随着城市,集镇,乡镇自治权力的建立,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已经荡然无存,提升公民的法制与独立意识,在***中倡导责任伦理,使社会的所有公民平等地具有对应的权力和义务,将有利于社会稳定,有序,健康的转型摩尔根在论述雅典所发生的政治社会的转变时,曾讲过这样一段话,它对我们不无启示:"给国家带来安全与秩序的新因素是享有完全自治权的乡区和地方自治政府以类似方式组织起来的一百个乡区将决定雅典共和国的总体活动基本单元是怎样的,其复合体也是怎样的如前面所指出的,人民如果要学会自治之术,要维护平等的法律和平等的权利与特权,那就必须从基本单元开始

关羽的封号全称是：“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

生前的封号：

汉寿亭侯

前将军，假节钺

关羽在其平生事业中表现了古人崇高的：忠、义、勇、武、威、烈、刚、毅等人生性格。扬名古今。历代帝王为巩固其思想统治，大肆宣扬关羽中君守义的封建伦理，对关羽累加封赏，称关羽为：惠公亭候，真君，大帝，开圣，夫子，同孔丘齐名。

公元206年蜀后主刘禅追封关羽为“壮缪候”。

1096年宋哲宗赐关羽祠额“显烈庙”

1102年宋徽宗追封关羽为：“忠惠公”

1104年又追封为崇宁真君。

1108年加封“武安王”。

1123年加封“义勇武安王”。

1129年南宋高宗加封关羽为：“壮缪义勇王”。

1177年南宋孝军加封关羽为“英济王”。

1328年元宗封关羽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

1368年明太祖复原封关羽“汉寿亭侯”。

1531年世宗称关羽为“汗关帝寿亭侯”。

1605年神宗加封关羽“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灭尊关圣帝君。

1652年清世宗加封关羽：“三代公爵”。

1665年圣祖尊关羽为“夫子”。

1760年高宗改谥关羽为：“忠义神武灵佑关圣大帝”。

1813年仁宗加封：“仁勇”二字。至此，关羽的封号全称是：“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

武圣关羽——从人到神的千年历程

公元219年的那个冬天，关羽被俘身死。最早祭祀关羽的人，是在成都称帝的刘备。但后世崇拜关羽的现象并不是起源于蜀汉地区，即便是900多年以后在成都建立的后蜀政权，也只是追封诸葛亮和张飞二人为王，唯独没有提到关羽。关羽一生主要在中原和荆襄一带作战，没有到过蜀中，他对蜀国影响最大的，就是把荆州这块重要的根据地给丢了。关羽在蜀汉地区也就没什么威望，死后也没有谁去纪念他。另外，庞德的儿子庞会在随着灭蜀魏军进入四川之际，把关羽的后代全杀了，关羽在蜀中没有后人，四川就更没有人来纪念关羽了。

然而在关羽的丧身之地荆州，他却在鬼神的世界继续存在。在当地的观念里，鬼神还有善恶之分，生前得善终的变成神，冤屈不得善终的则化作厉鬼。关羽北伐时功亏一篑，惨死敌手，死后当然变成满腔怨怒的厉鬼。几件史实的巧合，更激发了人们的想像力：关羽的头颅被送到洛阳曹操手中后，他的这位老冤家当月就死去了；而那个曾装病迷惑关羽的吕蒙则果真一病不起，不久也一命呜呼，死时年仅42岁。关羽生前威震华夏，死后冤魂似乎也威力无边。所以最初民间所供奉的关羽形象，充满了阴森的厉鬼气息。

这些戾气直到三百多年后才消散。公元591年，隋朝刚刚结束另一个战乱时代，一个和尚来到荆州北部埋葬关羽尸身的玉泉山，为关羽的冤魂带来了好运，他就是佛教天台宗的开山之祖，智者大师。他打算在这里建造寺庙弘扬佛法，当然也顺道拜望了山下的关羽陵墓。可是在玉泉山顶建寺弘发并非易事，因为山顶原来是一片积水深潭，施工异常困难。而更大的困难还在于佛教是外来宗教，异域色彩浓烈的经文与佛像对当地百姓而言过于陌生。智者大师知道关羽可以帮助他，当地人们一直把他作为厉鬼来崇拜，而大师本人也出生于荆州地区，了解民众对于关羽的敬畏之情。传说这一天关羽不请自来，但他对370多年前自己惨死的经历怨恨难消，并不愿意出手帮忙。面对关羽冤魂在天空喊着还他的头，智者大师对症下药，一番点化切中要害：你过五关斩六将杀了这么多人，头谁来还呢？于是关羽大彻大悟，自愿放弃厉鬼身份，皈依佛门成为护法神，当然也同意献上玉泉山给智者建庙。

唐朝的一块碑文上讲，关羽显圣带领兵将劈开高山，填满深潭，运来木材，在七天七夜内建起了玉泉寺。这个关羽“玉泉显圣”的故事，后来还被作为信史写进中国的佛教典籍《佛祖统纪》。这个故事成功地借助本地鬼神来传播佛教，另一方面，也彻底化解了关羽惨死的厉鬼气息。经过天台宗佛教改造之后，关羽由原来的厉鬼第一次作为正神的形象进入佛教殿堂，至今中国许多佛寺中，仍然供奉关公为护法神。

唐朝以前，圣人只有一个，即文圣人孔子。到唐朝中期时，又增加了武圣人的封号，但第一位武圣人还不是关羽，而是周朝的开国功臣姜尚。越是征战频繁之时，武圣姜太公的地位也就越高，到了安史之乱前夕，姜太公的地位已经接近孔子，在祭祀仪制上也仿照孔子的等级规格。古代祭祀圣人时旁边一定要有一些人陪祀，比如孔子就有他的学生子路、子夏、子贡等作为陪祀。而在祭祀姜尚的时候，陪祀的则是一些古代名将，其中就有就有大名鼎鼎的关羽。获得同等待遇的，还有他的义弟张飞和他的对手周瑜。

关羽既勇猛善战，又有佛教护法的神力，完全符合勇将楷模的标准，而“忠义”的品质更是符合儒家精神理念的要求。于是在身死五百年多以后，被儒家重新塑造的关羽，第一次跻身于国家级祭祀的行列。

随着大唐盛世的覆灭，五代十国的混战年代开始，权臣篡位，父子反目，兄弟相残，改朝换代皇帝登基，像走马灯一样频繁上演。当混乱结束时，又一位皇帝走入破败的武圣庙，他就是大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他先把武圣姜太公的塑像修饰一新，然后调整陪祀队列中的历代武将，将关羽和张飞逐出了姜太公的武圣庙。这其中的原因，除了最后功业没有成就或没有取得应有的胜利之外，恐怕还有刘备的正统身份问题。刘备自称有汉朝皇室血统，这曾是他号令天下的有力旗帜，但赵匡胤对这套血统论非常反感，因为他与过去的任何一位皇帝都没有血缘关系，刘备的对手曹操也就成为他的好榜样，汉末的三国时期颇似大唐之后的五代十国之乱，赵匡胤因此对曹操推崇倍至。刘备受到国家***的歧视，殃及关羽也被逐出了武圣庙。

但关羽被朝廷驱逐出庙堂，又进入到民间艺人的故事里。北宋繁荣的都市生活，使民间说唱艺术得到空前发展，戏曲、评书、皮影每天都会在首都汴梁的市井之间定时上演，而三国故事由于繁简得当、情节曲折，则是他们演出的最好题材。说书人这个职业至少在北宋时就有了，那时说书人讲故事，一定要分清忠奸善恶，刘备和曹操到底谁善谁恶，说书人的观点就与赵匡胤大不相同。

苏东坡的文章中谈到一次听书的经历，当说书人讲到刘备失败时，听众都眉头紧锁，有的还流下眼泪，而当听到曹操失败时，大家都喜不自禁，手舞足蹈。历史上的曹操和孙权都是一代英雄豪杰，人们唯独青睐刘备关羽一方，这与刘关张三人的卑微出身大有关系。过去的戏曲演员、说唱艺人大都出身于社会底层，跟张飞关羽刘备他们在感情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在他们的作品当中带有这种感情色彩，很自然就把关羽刘备等人作为正面形象来塑造。另一个原因是桃园结义的故事，它讲的是刘关张这三位出身草民的人结成异姓兄弟，生死与共，最终出人头地。这种义气是行走江湖的人们最向往的人际关系。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关羽的事迹，他的这种悲剧性在文艺作品里最能打动人心。北宋文人记录了当时一个小孩子看皮影戏演出，每看到关羽被害时，就会流泪哭泣，请表演者停下。

北宋后期，宋徽宗热衷于得道成仙，于是道教开始倍受青睐。当时道教分支多如牛毛，为了争取皇帝宠信，各门派间竞争激烈，最后龙虎山的天师道脱颖而出，取得成功的法宝就是关羽。关羽的老家山西解州，自古以来就是中原主要的食盐产地，历代王朝控制盐的专卖权，解州盐池则堪称大宋朝的金库。宋徽宗时，全国总税收的六分之一来自这里，可是不知什么原因，解池连续八年未产一粒盐，这成了宋徽宗的一块心病。一位道士自告奋勇，要替皇帝解决这个难题，他就是龙虎山天师道掌门人，张继先张天师。

今天根据文献判断，当时的河东盐池可能干涸了，并且地表矿有地热资源冒头，湖水像开了锅的粥一样——古人认为这是蚩尤在作怪。上古神话中，黄帝与蚩尤在此地大战，蚩尤战败后，倒地化作盐池。而长达八年的严重灾害，自然使人联想到蚩尤的阴魂再度兴风作浪。张天师几场法事下来，收效甚微。他想起当时民间非常崇拜的关公，于是奏请赵宋皇帝，派关公下凡。对宋徽宗而言，战胜蚩尤有着两重含义：首先是为了保住盐池的财政收入，其次，是因为蚩尤的老对手轩辕黄帝也姓赵，在北宋第三任皇帝时被奉为赵氏的远祖，写入赵宋王朝的神圣家谱，以此来强化皇家的权威。轩辕黄帝的老对手蚩尤再次掀起风波，就是对赵宋王权的挑战，于是两个不同时代的人在张天师的一手策划下展开厮杀。史书中没有记载关羽是如何与蚩尤开战的，但至今解池边仍保留了一些有纪念意味的地名，隐约的让人感到当年张天师做法的血腥味道。“原王庄”原名冤枉庄，传说当年在麦收午睡时，关羽之魂把村民们的灵魂都招去打仗战死了，打完仗田里边的人都臭了还不了魂了，村子为此叫做冤枉庄。后来因不好听就改成了原王庄。而更冤枉的恐怕还是从善村的村民，从善村原名蚩尤村，据说这里的村民大多是蚩尤的后裔。村里原来什么庙都有，就是没有关公庙。村民们不敬关羽由来已久，用这种方式让后代记住那场闹剧带给他们的诬蔑和冤屈。

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解池又恢复产盐，张天师幸运地躲过了一劫，风光无限。而关羽战胜蚩尤，既保住了盐池，又为赵氏家族增添了神圣光环，宋徽宗大喜过望。 1104年，他做出一个历代皇帝都未做过的决定——以自己的年号“崇宁”作为封号，以道教的“真君”作为神职，敕封关羽为“崇宁真君”，第一次为关羽增添了道家的神仙色彩。

宋徽宗的好日子没过多久，北方的金国军队已经兵临城下，朝廷急需一位忠勇的军人榜样作为军神以激励将士，关羽再一次成为宋徽宗的救命稻草。在首都汴梁失守之前，宋徽宗连续三次追封关羽，最后一次的封号是“义勇武安王”，这个王的爵位超越了他过去所有的封号，关羽从生前最低级的亭侯，连升数级，荣登王位，迈出了由人转化为神的关键一步。

“丹凤眼，卧蚕眉，面如重枣，五绺长髯”，这是元末明初小说《三国演义》中对关羽容貌的经典描述，深深印刻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至今不可动摇。而上世纪初的发现使我们知道，《三国演义》中的关羽形象也绝非罗贯中自己的创造，而是自古流传下来的。

1909年，俄国人科兹洛夫在内蒙古额济那旗进行探险发掘，在一座宋金时代的佛塔中出土了一批文物。当一张画像展开时，一位中国向导高呼“关老爷”，倒头便拜。

画上的关羽和《三国演义》小说的描写如出一辙，上面的文字“义勇武安王”则是宋徽宗赐给关羽的封号。这幅神像是迄今为止发现年代最为久远的关羽形象，也就是说至少早在宋朝，英雄关羽的形象就已定型，一千多年来，历代中国人心目中的关羽居然都是如此相似。然而我们再也无法向前追溯，因为宋朝以前有关关羽的图像都没有保存下来。

《三国志》中关于关羽的容貌只提到了美髯一项，而关羽的故乡则流传着他赤面长须的神奇来由。在解州的民间故事中，讲到关羽年少时本是个青脸大汉并且没有胡须，他19岁时杀了当地的恶霸逃出家门。为了在官兵追捕之下搭救关羽，一位神母用自己的头发变成关羽的胡须，并让他打破鼻子，用鼻血抹红了脸。按照民俗观念的理解，红脸表示忠诚，长须象征着稳重，关羽的容貌多少寄托了人们对这个人物形象的美好愿望。

除了面容，传说中关羽的“青龙偃月刀”在宋代之前也从未被史料提及，更找不到任何形象的线索，但在宋代的《武经总要》中却可以发现它的来历。兵器图谱里的“掩月刀”不仅与“偃月刀”发音相近，龙口衔刀的造型和装饰性的红缨也都十分吻合。

但是从说明文字中我们得知，这种刀并非真正的杀人利器，而是在仪仗队中用以显示威武。青龙偃月大刀最终从神像中走出来，成为大众熟知的关羽的趁手兵器，这还要归功于关羽的一位同乡，元代戏剧家关汉卿。在他的作品《关大王独赴单刀会》中，第一次活脱脱地刻画了关羽和青龙偃月刀形影不离的经典形象。

这出戏除了赋予关羽一把大刀以外，还赋予他超凡的英雄气概，他的形象比起前朝有了很大提升，这是因为有许多像关汉卿一样的知识分子参与到了民间戏剧的创作当中。元朝以前，民间戏剧一向被视为末流，上层士人从来不屑一顾。但蒙元政府对汉族知识分子采取不信任态度，当时全国的臣民被分成十等，地位最低的乞丐排在第十等，而过去受尊重的儒生仅比乞丐稍强，被排在第九等。无法投身仕途，于是元朝的许多知识分子沉沦于市井，与通俗艺人为伍。以为艺人写作娱乐或者谋生。在传世的元曲剧目中，以关羽为主角的戏多达十余部，正体现了当时身处社会底层的剧作家们对于救世英雄的期盼。蒙元政府禁止南人（南宋遗民）学习武术和持有兵器，禁止结社集会和拜神祭祀。无法在现实中拥有武器，也无法公开膜拜自己的军神关羽，人们只有在戏剧中宣泄自己的愤怒和反抗情绪。

剧作家们在舞台上的呼唤很快就有了回音，遍布全国的农民起义终于爆发，最后的胜利属于明太祖朱元璋。然而刚刚当上皇帝的朱元璋，却在武圣庙里做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决定——他废去了宋徽宗加封关羽的义勇武安王封号，并下令禁止百姓祭拜关羽。

这位曾经鼓舞底层民众反抗异族压迫的英雄，在汉人重新获得自己的政权之后，却再一次遭到了驱逐。

历史总有巧合，三百年前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也曾经驱逐关羽，他的理由是关羽的君主刘备一方不合天命。但朱元璋逐出关羽却另有自己的道理：少年时作过和尚与乞丐的朱元璋，曾多年浪迹江湖，深知底层游民中所蕴含的颠覆能量。在他登基之初，游民社会依然保持着对关羽的崇拜，以及舞刀弄枪的尚武风气，这对大明江山的稳定无疑具有极大威胁。

然而崇拜关羽的仪式可以禁止，刀枪棍棒也可以收缴，但是民间故事里关羽的英雄形象却是无法消除的。明朝小说《警世通言》里的一个故事讲到关羽在民间的影响力：有个小孩子帮家人做饭时不小心划破了手指，但他一反常态，没有流泪哭泣。家人很奇怪问他原因，孩子说，我听过关羽刮骨疗毒的故事，他能忍住刮骨之痛谈笑风生，我也要像他一样。作者在文中感叹道，关羽的故事能让一个小孩子拥有忍受疼痛的勇气，那么借助关羽的事迹就能教化全体百姓，使他们具备忠孝节义的美德。

既然关羽在民众中的声望有增无减，以至于政府将他逐出庙堂也无法消除其影响力，或许解除关羽威胁的最好办法，就是利用他。一百多年过去了，在福建东山岛，关羽东山再起的机会来了。东山岛岛民自唐朝以来就供奉关公。在大明正德年间的一次关庙扩建时，关羽和周仓二人的塑像竟然被做得同样大小。在传统社会里等级森严，周仓是关羽的家将，关羽和周仓是主仆关系，两人塑像同样大小平起平坐，这的确不同寻常。

其中的缘由还要从南宋末年说起。1279年，南宋的末代皇帝赵昺逃亡到东南沿海，大宋江山只剩脚下的一块甲板。为了不受元朝军队的羞辱，忠臣陆秀夫背负幼主蹈海自杀。

按照传说，此后君臣二人的魂魄就在海上飘荡，因为那时的国土还处在蒙元的异族统治之下，他们的魂魄不愿归来。待到明朝光复了汉人政权后，又恰逢东山岛关庙刚刚落成，陆秀夫认同关羽的忠臣品格，于是把魂魄投入关羽的塑像。不久后赵昺的魂魄也来到这里，他愿意和自己的老师陆秀夫相伴一起，于是投入了周仓的塑像。当年重修关庙的人们认为，毕竟赵昺是君主，陆秀夫是大臣，于是刻意把周仓像和关羽像塑造得同样大小，以表示对君主的尊重。

明朝政府发现了这种解释背后的价值：东山岛地处海防要塞，时有倭寇上岸侵扰。政府当然希望东山军民同心同德抗击倭寇，而陆秀夫正是这样一位抗击异族宁死不屈的民族英雄，又在大明江山初定时魂寄关庙，正好表现了宋朝忠臣对于明朝皇权正统的认可。由于有了陆秀夫魂魄投入，关羽一跃成为身兼保护神，忠臣，民族英雄这三重涵义的神祗。

正德四年（1509）明政府赐建关庙，位列两旁的从祀者是南宋的两位忠臣岳飞和陆秀夫，明初再遭贬逐的关羽终于重新回到国家级祭祀行列。但关羽的问题还有很多没有解决，对于崇拜他的人们来说，历史中的关羽远没有想象中的完美，流传于民间的众多关羽故事也有很多荒诞不经的地方。明初以来，上层知识分子开始介入关羽故事的改造。

首先是小说《三国演义》等文艺作品，以感人的故事情节，将刘备的蜀汉政权描述成正义的一方，彻底平息了历史上刘备和曹操的正统之争。又通过“土山三约”、“华容道”等情节，关羽曾经投降曹操的历史污点不但得以巧妙掩饰，反而凸显了关羽情深义重的一面。历史上忠臣很多，义士也很多，但只有忠义两全的关羽形象最具感染力。此外，明朝以来上层知识分子也开始介入关公戏剧的创作，这与过去完全不同。宋朝时是底层的民间艺人写戏演戏，文人儒生对此不屑一顾；元朝时也只是一些不被政府任用的失意文人才靠写戏求得衣食温饱。而到了明朝，不仅文人儒生，就连皇室贵族都对戏剧创作乐此不疲，比如朱元璋的孙子朱有「火＋敦」就曾写过关公戏，并且收录在官方修订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中。

如此一来，关羽的形象日趋完美，从一出题材相同的关公戏在元明两个版本中的区别，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变化。这出戏讲的是关公与美女貂蝉的故事。元朝时的剧目叫做“关公斩貂蝉”，剧中貂婵在吕布死后，企图以美色引诱关羽，但关羽丝毫不为所动，念及历史上妖女害人误国，手起刀落斩了貂蝉。这样的剧情虽然成就了关羽不近女色这种英雄人物必备的美德，但杀死一个手无寸铁的弱小女子，也多少有损关羽的英雄形象。所以到了明朝，这出戏名字改为“关公与貂蝉”，内容也大为不同：貂蝉不再是害人的妖女，而是真心爱慕关羽，她向关羽哭诉内心的委屈与世人的误解，并赢得了关羽的理解与爱怜；但关羽决心为复兴汉室献身，无心沉醉于儿女情长，貂蝉只有心怀爱意，以自刎来表明自己的清白。在此版本中，关羽是有情有义的伟丈夫，貂蝉也被改造成为深明大义的节烈女子，使关羽形象更加符合明朝士绅文化的标准。

随着《三国演义》的广泛传播，关羽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威望愈发日益攀升，明朝政府也开始了新一轮加封高潮。万历年间的三次加封，就使关羽晋升帝位。朝廷加封关羽并不仅仅是顺应民意，也不是关羽真的具有什么超凡神力，而是他确实能作为教化百姓的榜样。《三国演义》已将关羽塑造成仁义礼智信美好品德的完美化身，他因此成为宣扬儒家伦理观念的最佳人选。明朝末年，关羽正式取代过去的武圣人姜太公，成为中国第二任武圣，与文圣人孔子一起，接受世人膜拜。

沈阳故宫是满清入关前的大本营，在它的南门旁边曾经建有一座关帝庙，这说明早在入关以前满清就已经非常崇拜关羽了。然而明末清初时关羽还是抗击外侮的民族英雄化身，满清为什么要把对手的武圣作为自己崇拜的偶像呢？

事实上正是意识到异族这一特征，所以早在与明朝军队鏖战关外之时，满清就制定了汉化策略。包括四书五经在内的汉文化经典被翻译成满文，供皇室贵族阅读，这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三国演义》。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在频繁的征战途中就经常读它，不仅仅因为三国故事很有趣而作为消遣，而且还是一种借鉴，这部小说于是成为一种非常实用的政治和军事教科书。例如皇太极在笼络蒙古、要与蒙古联合起来统治汉族的时候，他就非常简单地把满清比作刘备，把蒙古比作关羽。于是在蒙古大建关庙，因为蒙古本身也把关羽当作神来崇拜，所以说关羽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也起到了一定作用。此外，还因为关羽同样符合满清推行儒家伦理道德的国策，所以倍受青睐。

在清朝江山大定之后，民间社会中关羽的形象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一直延续到今天，就是财神关公。清朝中期，关羽开始成为众多行业的保护神和祖师爷。如豆腐业（相传关羽年轻时曾以贩卖豆腐为生），铁匠（相传关羽早年以打铁为业），香烛灯笼生意（因为关羽曾秉烛达旦读春秋），还有理发、屠宰、刀剪铺（因为他们的工具都是刀，而关羽的兵器就是青龙大刀）……理由千奇百怪，唯一相同的是他们都确信关羽能给他们带来财富。然而历史上的关羽出身贫寒，没有任何从商经历，后来从军只知奋战沙场，更是与商业无缘。那么他又是怎样成为财神的呢？

这恐怕是从关羽的山西老乡们开始的。清朝时山西商人富甲天下，晋商们首先把家乡的英雄关羽作为出门在外的保护神。遍布全国的山陕会馆或山西会馆是他们在外经商的办事处，里面必不可少的建筑就是关庙。关羽除了能够满足保佑平安的愿望外，更具有精神上的凝聚力——商人们游走天下闯荡江湖，需要彼此相互照应，共同面对困难，因此他们喜欢仿照桃园结义结成异姓兄弟，而关羽的忠诚和义气更成为他们倡导的美德。商人供奉关羽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倡导诚信守义的职业道德，曾有乾隆时代商人们共同制定的行规保存在石碑上，其中对于欺骗顾客的行为处罚最为严厉，而处罚方式却又十分有趣，那就是罚戏。被判定有欺诈行为的商人要出钱请戏班来演出，关庙对面就是戏台。这种处罚也成为商人们讨好顾客的高招，演出吸引来人群顾客，会馆也就成了一个大集市。晋商的足迹遍布中国，所到之处至少都有一所会馆、一座关庙、一个戏台，将这种义中取利的从商理念传播开来。他们在商业上的成功，更使各地商人相信，关羽是一位能够保佑财源广进的财富之神。所以后来，市井百业争相供奉关公为本行的开山祖师和保护神。

由于关羽在社会各个阶层都深受爱戴，又在佛教和道教里身居高位，更因为他是传播儒家仁义礼智信的最佳榜样，从清朝中期开始，历任皇帝都对关羽推崇倍至。乾隆三十三年，关羽被赐封号“忠义神武灵佑关圣大帝”十个字，此后一百多年间，历代皇帝屡次加封，光绪五年最后一次加封时，他的封号繁杂而冗长，有二十六个字之多：“忠义神武灵佑仁勇显威护国保民精诚绥靖栩赞宣德关圣大帝”。清末时统计，全国记录在册的关帝庙不下几万座，远远多于孔庙的数量，而他对普通民众的影响更是超过了孔子。一时间“关公庙貌遍天下，五州无处不焚香。”农人祈求风调雨顺，商贾祈求财运亨通，百工祈求从业兴旺，官员祈求升迁发达，军人祈求旗开得胜，帝王祈求江山永固。历经一千七百年，时光仑奂，改朝换代，尊卑起伏，关羽最终被人们塑造成至神至圣，万世人极的神祗。

《乡土本色》

费孝通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这些社会的特性我们暂时不提，将来再说。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

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在我们这片远东大陆上，可能在很古的时候住过些还不知道种地的原始人，那些人的生活怎样，对于我们至多只有一些好奇的兴趣罢了。以现在的情形来说，这片大陆上最大多数的人是拖泥带水下田讨生活的了。我们不妨缩小一些范围来看，三条大河的流域已经全是农业区。而且，据说凡是从这个农业老家里迁移到四围边地上去的子弟，也老是很忠实地守着这直接向土里去讨生活的传统。最近我遇着一位到内蒙旅行回来的美国朋友，他很奇怪的问我：你们中原去的人，到了这最适宜于放牧的草原，依旧锄地播种，一家家划着小小的一方地，种植起来；真象是向土里一钻，看不到其他利用这片地的方法了。我记得我的老师史禄国先生也告诉过我，远在西伯利亚，中国人住下了，不管天气如何，还是要下些种子，试试看能不能种地。——这样说来，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了。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

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在数量上占着最高地位的神，无疑的是“土地”。“土地”这位最近于人性的神，老夫老妻白首偕老的一对，管着乡间一切的闲事。他们象征着可贵的泥土。我初次出国时，我的奶妈偷偷的把一包用红纸裹着的东西，塞在我箱子底下。后来，她又避了人和我说，假如水土不服，老是想家时，可以把红纸包裹着的东西煮一点汤吃。这是一包灶上的泥土。——我在《一曲难忘》的**里看到了东欧农业国家的波兰也有这类似的风俗，使我更领略了“土”在我们这种文化里所占和所应当占的地位了。

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象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我遇见过一位在张北一带研究语言的朋友。我问他说在这一带的语言中有没有受蒙古语的影响。他摇了摇头，不但语言上看不出什么影响，其他方面也很少。他接着说：“村子里几百年来老是这几个姓，我从墓碑上去重构每家的家谱，清清楚楚的，一直到现在还是那些人。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的下去，不太有变动。”——这结论自然应当加以条件的，但是大体上说，这是乡土社会的特性之一。我们很可以相信，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大旱大水，连年兵乱，可以使一部分农民抛井离乡；即使象抗战这样大事件所引起基层人口的流动，我相信还是微乎其微的。

当然，我并不是说中国乡村人口是固定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口在增加，一块地上只要几代的繁殖，人口就到了饱和点；过剩的人口自得宣泄出外，负起锄头去另辟新地。可是老根是不常动的。这些宣泄出外的人，象是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找到土地的生存了，又形成一个小小的家族殖民地，找不到土地的也就在各式各样的运命下被淘汰了，或是“发迹”了。我在广西靠近瑶山的区域里还看见过这类从老树上吹出来的种子，拼命在垦地。在云南，我看见过这类种子所长成的小村落，还不过是两三代的事；我在那里也看见过找不着地的那些“孤魂”，以及死了给狗吃的路毙尸体。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一处住在的集团为单位的。本来，从农业本身来看，许多人群居在一处是无需的。耕种活动里分工的程度很浅，至多在男女间有一些分工，好象女的插秧，男的锄地等。这种合作与其说是为了增加效率，不如说是因为在某一时间男的忙不过来，家里人出来帮帮忙罢了。耕种活动中既不向分工专业方面充分发展，农业本身也就没有聚集许多人住在一起的需要了。我们看见乡下有大小不同的聚居社区，也可以想到那是出于农业本身以外的原因了。

乡下最小的社区可以只有一户人家。夫妇和孩子聚居于一处有着两性和抚育上的需要。无论在什么性质的社会里，除了军队、学校这些特殊的团体外，家庭总是最基本的抚育社群。在中国乡下这种只有一户人家的小社区是不常见的。在四川的山区种梯田的地方，可能有这类情形，大多的农民是聚村而居。这一点对于我们乡土社会的性质很有影响。美国的乡下大多是一户人家自成一个单位，很少屋沿相接的邻舍。这是他们早年拓殖时代，人少地多的结果，同时也保持了他们个别负责，独来独往的精神。我们中国很少类似的情形。

中国农民聚村而居的原因大致说来有下列几点：一、每家所耕的面积小，所谓小农经营，所以聚在一起住，住宅和农场不会距离得过分远。二、需要水利的地方，他们有合作的需要，在一起住，合作起来比较方便。三、为了安全，人多了容易保卫。四、土地平等继承的原则下，兄弟分别继承祖上的遗业，使人口在一地方一代一代的积起来，成为相当大的村落。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我在上文所说的孤立、隔膜是以村与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用Tonnies的话说：前者是Gemeinschaft，后者是Gesellschaft，用Durkheim的话说：前者是“有机的团结”，后者是“机械的团结”。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我以后还要详细分析这两种社会的不同。在这里我想说明的是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象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

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磨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这过程是论语第一句里的“习”字。“学”是和陌生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不亦悦乎”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换一句话说，社会和个人在这里通了家。

“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一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信任并非没有根据的，其实最可靠也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西洋的商人到现在还时常说中国人的信用是天生的，类于神话的故事真多：说是某人接到了大批磁器，还是他祖父在中国时订的货，一文不要的交了来，还说着许多不能及早寄出的抱歉话。——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

这自是“土气”的一种特色。因为只有直接有赖于泥土的生活才会象植物一般的在一个地方生下根，从容地去摸熟每个人的生活，象母亲对于她的儿女一般。陌生人对于婴孩的话是无法懂的，但是在做母亲的人听来都清清楚楚，还能听出没有用字音表达的意思来。

不但对人，他们对物也是“熟悉”的。一个老农看见蚂蚁在搬家了，会忙着去田里开沟，他熟悉蚂蚁搬家的意义。从熟悉里得来的认识是个别的，并不是抽象的普遍原则。在熟悉的环境里生长的人，不需要这种原则，他只要在接触所及的范围之内知道从手段到目的间的个别关联。在乡土社会中生长的人似乎不太追求这笼罩万有的真理。我读论语时，看到孔子在不同人面前说着不同的话来解释“孝”的意义时，我感觉到这乡土社会的特性了。孝是什么？孔子并没有抽象的加以说明，而是列举具体的行为，因人而异的答覆了他的学生。最后甚至归结到心安两字。做子女的得在日常接触中去摸熟父母的性格，然后去承他们的欢，做到自己的心安。这说明了乡土社会中人和人相处的基本办法。

这种办法在一个陌生人面前是无法应用的。在我们社会的激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在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