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有什么风俗习惯

服饰

满族历史悠久，文化发达。其服饰高雅华丽，在中国民族服饰文化中独树一帜，并对中国的服饰文化发展产生过很大影响。

由于寒冷的生活环境和射猎生活的需要，过去满族人无论男女，均多穿“马蹄袖”袍褂。努尔哈赤建立八旗制度以后，“旗人”的装束，便成为“旗袍”（满语称“衣介”）。

清初，旗袍的式样一般是无领、大襟、束腰、左衽、四面开衩。穿着既合体，又有利于骑马奔射。出猎时，还可将干粮等装进前襟。这种旗袍有两个比较突出的特点，一个是无领。努尔哈赤为统一衣冠，曾厘定衣冠制，规定“凡朝服，俱用披肩领，平居只有袍”。即常服不能带领子，只有入朝时穿的朝服方可加上形似披肩的大领；二是在窄小的袖口处还接有一截上长下短的半月形袖头，形似马蹄，俗称“马蹄袖”。平时绾起来，冬季行猎或作战时放下，使之罩住手背，既起到了类似手套的保暖作用，又不影响拉弓射箭，故又称之为“箭袖”（满语称之为“哇哈”）。满族入主中原以后，“放哇哈”成为清朝礼节中的一个规定动作，官员入朝谒见皇上或其他王公大臣，都得先将马蹄袖弹下，然后再两手伏地跪拜行礼。

旗袍的外面还习惯套一件圆领、身长及脐、袖长及肘的短褂。因这种短褂最初是骑射时穿的，既便于骑马，又能抵御风寒，故名“马褂儿”。清初，马褂儿是八旗士兵“军装”，后来在民间流行起来，具有了礼服和常服的性质，其式样、面料也更加繁多。满族人还喜欢在旗袍外穿坎肩。坎肩一般分为棉、夹和皮数种，为保暖之用。样式有对襟、琵琶襟、捻襟等多种。

而作为有清一代“时装”的满族女式旗袍，则多有发展。当初在北京等地曾盛行“十八镶”的做法，即镶十八道衣边才算好看，样式也变成宽袍大袖；辛亥革命后，旗袍样式由肥变瘦；在20世纪30代初受西方短裙影响，长度缩短，几近膝盖，袖口缩小；30年代中又加长，两边开高衩，并突出曲线美；40年代又缩短，出现短袖或无袖旗袍，外为流线型。继后，衣片前后分离，有肩缝和装袖式旗袍裙等。用料广泛，棉、毛、丝、麻和各种化纤衣料均可。旗袍除有长、短袖之分之外，还分皮、棉、单、夹数种，便于在不同季节穿用。经过不断改进的旗袍，一般样式大致为：直领，窄袖，右开大襟，钉扣绊，紧腰身，衣长至膝下，两侧开叉；讲究做工和色彩搭配，大多在领口、袖口和衣边上绣有各色图案的花边。如此既衬托出女性身材之美，又显得文雅大方。具有东方色彩的旗袍现已成为中国妇女普遍喜爱的中式服装。

旗袍和“旗头”、“旗鞋”等搭配起来，就构成了满族妇女典型的传统服饰装束。

“旗头”指的是一种发式，也称发冠。类似扇形，以铁丝或竹藤为帽架，用青素缎、青绒或青纱为面，蒙裹成长约30厘米、宽约10多厘米的扇形冠。佩戴时固定在发髻上即可。上面还常绣有图案、镶珠宝或插饰各种花朵、缀挂长长的缨穗。“旗头”多为满族上层妇女所用，一般民家女子结婚时方以为饰。戴上这种宽长的发冠，限制了脖颈的扭动，使身体挺直，显得分外端庄稳重，适应于隆重场合。

“旗鞋”款式独特，是一种高木底绣花鞋，又称“高底鞋”、“花盆底鞋”、“马蹄底鞋”等。其木底高跟一般高5－10厘米左右，有的可达14－16厘米，最高的可达25厘米左右。一般用白布包裹，然后镶在鞋底中间脚心的部位。跟底的形状通常有两种，一种上敞下敛，呈倒梯形花盆状。另一种是上细下宽、前平后圆，其外形及落地印痕皆似马蹄。“花盆底”和“马蹄底”鞋由此而得名。除鞋帮上饰以蝉蝶等刺绣纹样或装饰片外，木跟不着地的部分也常用刺绣或串珠加以装饰。有的鞋尖处还饰有丝线编成的穗子，长可及地。这种鞋的高跟木底极为坚固，常常是鞋面破了，而鞋底仍完好无损，还可再用。高底旗鞋多为十三四岁以上的贵族中青年女子穿着。穿这种高底鞋走起路来显得姿态优美。老年妇女的旗鞋，多以平木为底，称“平底鞋”，其前端着地处稍削，以便行走。

满族的帽子种类较多，主要分为凉帽和暖帽两种。过去，满族人常戴一种名为“瓜皮帽”的小帽。瓜皮帽，又称“帽头儿”，其形状上尖下宽，为六瓣缝合而成。底边镶一约3厘米宽的小檐，有的甚至无檐，只用一片织金缎包边。冬春时一般用黑素缎为面，夏秋则多用黑实地纱为面。帽顶缀有一个丝绒结成的疙瘩，黑红不一，俗称“算盘结”。帽檐下方的正中钉有一个“标志”，称“帽正”，有珍珠、玛瑙的，也有小银片、玻璃的。相传这种帽最早始于明代初期。因其为六瓣缝合，取“六合”，即天地四方“统一”之意，故盛行起来。满族入关以后，受中原文化影响，也取其“六合统一”之意，开始戴用此帽，而且颇为流行。现在，在有关清代和民国时期的电视、电视剧中，我们仍能经常看到它的影子。

早期满族男人多穿双脊脸的叫做“大傻鞋”的一种便鞋。鞋面多用青布、青缎布料。鞋前脸，镶双道或单道黑皮条。鞋尖前凸上翘，侧视如船型。妇女除“旗鞋”和平底便鞋（平底鞋鞋面上皆绣花卉图案，鞋前脸多绣有“云头”）外，还有一种“千层底鞋”。“千层底鞋”用多层袼褙做鞋底，故得此名。鞋面多为布料，一般不绣花卉等图案，多在劳动中穿用。

还有一种很有特点的鞋，叫乌拉（靰鞡）鞋，多为满族百姓冬季穿用。用牛皮或猪皮缝制，内絮靰鞡（乌拉）草，既轻便，又暖和，适于冬季狩猎和跑冰。

住行

满族早期多依山傍水而居，以方便和适应他们的生产生活习惯。满族农村房屋正房一般为三间或五间，坐北朝南便于采光，均在东端南边开门，形如口袋，俗称“口袋房”，便于聚暖。东西各有厢房，配以门房，这便构成通常所说的四合院。房屋多为起脊砖瓦房，俗称“海青房”。房柱皆插地，门向南开，高大宽敞。房内正对门一间谓堂屋，又称外屋，设厨灶锅台、水缸，灶通西内室火炕，火炕，满语称“土瓦”。从堂屋西墙开门为里屋，为南、北、西三面构成“万字坑”或“蔓枝炕”。满族尚右，西墙供祖宗牌位。西炕为窄炕，不住人，下通烟道。南北对面炕。上铺炕席，或糊炕纸刷油。炕梢置衣柜，柜内装衣物，柜上叠置被褥、梳妆用品。夜间长辈居于西屋南炕，北炕分居兄弟子媳。就寝时，头朝炕外，脚抵墙，对防寒和呼吸新鲜空气颇为适宜。墙壁多贴有纸画。为御北方寒冷，有的还建有火地。屋外西山墙头砌有圆形烟囱（满语称为呼兰），高出房檐数尺。烟囱根底有窝风窠，以挡逆风。南北墙上有窗，窗户纸糊在窗棂外，多“高丽纸”，纸上淋油或盐水，免得为雨雪淋湿脱落。窗棂及门上亮子窗棂构成各种图案，美观牢固。窗户分上下两扇，上窗可用棍支起通风。房梁上常悬有悠车，婴儿放在悠车里。炕上摆有长方形的炕桌，吃饭时围桌盘膝而坐，暖和方便。桌的左右铺有毡褥子以待宾客。房棂、椽、栋多有雕花油彩。厢房则设碾房和仓库（满语称哈什）。房外四周环砌围墙。院内东南竖“索伦杆”，杆上有锡斗，杆下放三块石，称为“神石”。杆后是一面用砖砌成的壁墙，墙头饰有雨搭。

过去，城中的富贵人家多住四合院。四合院大门多为三间屋宇式建筑，正房三至五间，东西厢房一般也是三至五间，四周围以砖墙，门房两侧设有石礅，称为上马石。有的四合院分为前后两院。满族的这些民间居所式样，大部分保留在东北的满族聚居区。但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除很少一部分人建房仍保留传统建筑方式外，绝大部分已建造成更为宽敞明亮的现代式房屋。

为适应山区和林海雪原居住环境，满族聚居地区的传统交通工具主要有马车、爬犁、独木舟和桦皮船等。爬犁（满语称法喇）是雪上交通工具，将两根树干用火烤后弯成弓形，上端翘起，贴地部分宽约1米半，上面铺板或做成箱式，驾以马、牛，载人载物极为轻便。目前只在较寒冷的北部山区偶尔使用。满族的水上交通工具最早是独木舟（满语称威呼），由粗大原木凿空而成，可容数人。还有一种桦树皮船，制作较为麻烦。先做龙骨，里外附上桦树皮，一人可以扛着行走。相当轻便。现在已经不多见，被现代船只所取代。

礼仪

满族是一个十分注重礼节的民族。满族人见面或拜见客人，有各种礼节，其中有打千礼、抚鬓礼、拉手礼、抱见礼、半蹲礼、磕头礼等。其中，打千礼、抱见礼、磕头礼主要为男人所用，其他则用于妇女。打千礼用于晚辈对长辈、下属对长官，形式为弹下箭袖，左膝前屈，右腿微弯，左手放在左膝上，右手下垂，并问安。抱见礼是平辈之间用，晚辈对长辈也可用，不过晚辈要抱长辈的腰，长辈抚晚辈的背，等等。现在，有些繁琐的礼节已被简化。

满族尊老敬上的传统更为明显。晚辈每日早晚要向父、祖问安，途中遇长辈人要让路，吃饭时长辈先坐先吃。满族重感情讲信义，对宾朋真诚相待，有客人必设宴招待，所允诺之事必全力去做。

满族传统的婚姻仪式较为复杂，大致经过通媒、放定、纳彩、过箱、迎亲、拜堂、拜祖、分大小、回门等程序。

通媒即由男方家请媒人向女方家求婚，两家都同意后便放小定，即男方家赠如意或钗钏诸物为定礼。然后是定婚，即选择吉日，男方家及其亲戚往女家问名，女家设宴款待，男方家长致辞求婚，女方家则推谢再三，男方家坚持求婚，女方家同意后，才算定下婚事。此时男方要拜女方家神位及其长辈。定婚后要过礼，也是选择吉日，男方家送衣服、绸缎、羊、鹅等礼物。男方家还要赠银两钱财。此时要议定婚期。进入迎亲阶段，女方家在婚期前一天陪送嫁妆，俗称“过箱”，新郎要往女家致谢。迎亲时，新郎在迎亲队伍的陪伴下赶着彩车迎亲，在途中两车相错时，新娘的哥哥将新娘抱上新郎家的彩车，俗称“插车”（由于各地区满族风俗不同，也有新郎与迎新队伍直接到新娘家迎亲的。还有的地方有"旗俗不亲迎"之说）。新娘至新郎家，换车乘轿，花轿落地，新郎要虚射三箭。新娘蒙红盖头下轿，与新郎站在事先摆在院中的天地桌前，向北三叩首，俗称拜北斗，即拜天地。拜完后撤天地桌，新娘进入临时搭的帐篷，谓之坐帐。坐帐时“开脸”，换头型。坐帐后，新娘跨过马鞍进洞房，新郎用秤杆揭去盖头扔到房檐上。夫妻饮交杯酒，吃合喜面、子孙饽饽，众人闹洞房。在婚日当天晚上，新郎新娘要拜祖宗。婚后第一天，新娘给夫家亲戚装烟敬茶，拜宗族，认明辈分，谓之分大小。一般在结婚三日之后，夫妻同回女方家，拜见娘家人并拜祖宗。婚后一个月，新娘回娘家住一个月，谓之住对月。到了这时，婚娶仪礼乃告结束。

这些繁杂的婚娶程序在今日满族聚居地区已经简化，并且融合了现代形式。比如插车，演变为男女青年骑自行车或摩托车，各自由婚庆队伍陪伴，从自己的家里出发，行进至中途相遇时，两人交换自行车或摩托车，再一同到新郎家。还有拜祖宗，有的地方演变为新人拜双方父母。虽然有变化，但仍然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另外，满族的婚姻仪式因居住地区不同而略有变化，并非完全一致，但主要程序大致相同。

满族的育儿习俗比较特殊。生男在门左挂弓箭，生女在门右挂彩色布条，娘家送一个悠车。生儿三天时，亲朋送贺礼，俗称“下奶”。并举行洗礼，称“洗三”。满月时要请客人来“做满月”，并将弓箭或布条取下挂在“子孙绳”上。百日时，要用从各家要的彩布条编成锁，称挂锁。周岁时要举行较为隆重的仪式，让孩子“抓周”。一般在16岁时，男孩剃发，女孩盘发髻。至今在东北满族聚居区仍然保留“下奶”、“洗三”、“做满月”、“抓周”等传统习俗。

葬俗

满族的丧葬以土葬、火葬为主，土葬和火葬历史都很久远。在满族入关前以火葬为主，这主要是由于他们经常迁移。另外，八旗将士在清初战死较多，尸骨不便送回故里，所以多用火葬。满族入关后逐渐发生变化，从火葬与土葬并用发展为以土葬为主。丧葬仪式是，死者临终前穿寿衣，多为长袍、马褂，为单数。屋内停灵，一般在7日之内。用木板做成灵床，头西脚东。灵幡用3尺左右的红布制成，上缀以黑穗，悬挂在院中高杆上。满族人用的棺具形状特别，上部隆起，上宽下窄，称“旗材”。

停灵期内合家举哀，举行祭奠。入殓时棺内放金银等物，贫者用金银箔元宝代替，口含铜钱或玉器，灵具放在院内灵棚内。出殡多选阴历单日，抬灵有16杠、32杠、64杠之分。出殡后要感谢帮忙的人并请吃饭。下葬后，每7天到坟上烧一次纸，连烧7次。百日时要烧百日，周年时要烧周年。满族烧纸是将纸叠成口袋状，俗称烧口袋。清明节要上坟，烧口袋和插佛托。近30年来，满族的丧葬又改为火葬为主。但祭奠亲人的仪式仍然保留了许多古老传统，如清明节烧口袋、插佛托、烧七、烧百日、烧周年等，都依然如故。

禁忌

满族禁忌较多。不允许亵渎神灵和祖宗。比如满族以西为贵，祖宗匣放在西炕上，西炕不许住人和放杂物，不能有各种不敬行为。不许打狗，更禁忌杀狗、食狗肉、戴狗皮帽子，也不允许外族人戴狗皮帽子进家。传说努尔哈赤曾吩咐族人"山中有的是野兽，尽可以打来吃，但是，今后不准再吃狗肉、穿戴狗皮，狗死了要把它埋葬了，因为狗通人性，能救主，是义犬。"从此爱犬、敬犬便成了满族的习尚。另外，满族人不仅不食乌鸦之肉，还有饲喂乌鸦、祭祀乌鸦之俗。

参考资料：

http://wwwe56comcn/system_file/minority/manzu/fengsuhtm

据史籍《清朝通典·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

　　①满族多尔衮氏，又作铎尔衮，满语为“獾”之意，世居索伦(今黑龙江嫩江)、爱湖和屯(今黑龙江瑷珲)等地，后有人取姓氏首音谐音汉字“多”为姓氏，称多氏。

　　②满族多罗宏氏，满语为“有道理、老实的”之意，世居那木都鲁(俄罗斯滨海地区)，后有人取姓氏首音谐音汉字“多”为姓氏，称多氏。

　　③满族多罗氏，满语“内”之意，世居叶赫，后有人取姓氏首音谐音汉字“多”为姓氏，称多氏。

　　④满族多秦氏，世居黑龙江，后有人取姓氏首音谐音汉字“多”为姓氏，称多氏。

　　⑤满族多兴氏，世居讷殷(今吉林抚松)，后有人取姓氏首音谐音汉字“多”为姓氏，称多氏。

　　据史籍《清朝通典·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蒙古族斡罗纳尔氏、多尔塔喇氏，世居黑龙江，汉化姓氏为多氏。蒙古族多罗科氏，世居义州，汉化姓氏为多氏。

　　据史籍《黑龙江志稿》，鄂温克族多尔托尔氏，有学者疑为是“多拉尔”音转，后有人取姓氏首音谐音汉字“多”为姓氏，称多氏。

正黄旗看资料

这个不好说,查查其他辅助书籍,因为冠姓郭的满族姓氏很多如

Gobeir Hala 郭贝尔氏

Golbon Hala 郭尔本氏

Gorgiya Hala 郭尔佳氏

Gorolos Hala 郭尔罗斯氏

Gorolote Hala 郭尔罗特氏

Gohun Hala 郭珲氏

Gogiya Hala 郭佳氏

Gololo Hala 郭罗罗氏

Gurun Hala 郭罗氏

Gociri Hala 郭齐里氏

Go Hala 郭氏

Gowur Hala 郭武尔氏

Gocir Hala 郭齐尔氏

Gorlo Hala 郭尔洛氏

Gorolo Hala 郭罗洛氏

等等,最后求简,都冠姓"郭",至于虎石台姓哪个还要问老辈子或找相关资料说话

文|李海鹏

伊兰包托克索——三家子

世界上最后15个以满语为母语的人都已经老了，住在齐齐哈尔市远郊的一个以玉米和奶牛为营生的屯子里。早年间它叫伊兰包托克索，现在叫三家子。

屯外沃野千里，并无山河阻隔，村民们的生活却闭塞孤独。通过仅能接收到的三个电视频道，老人们能看到《康熙大帝》和《雍正王朝》一类的清宫戏。这使得他们对于大清帝国往事的认识跟一般由电视机陪伴度过晚上的汉族人并无二致：净是些老早年儿的、皇上福晋的、可资消遣的传奇故事，跟咱自家扯不上什么关系。对于本民族史上最被神圣化的人物努尔哈赤大汗，“老罕王”，他们也不怎么推崇，有的个性直爽的老头儿甚至要摇一摇头撇一撇嘴。他们打心眼儿里佩服的是毛泽东。

建屯318年以来，三家子屯一直是一个疏离于时代的村庄。早先，它的疏离是典型性的，屯中的满族家庭都在八旗的军事序列之中，在火器时代里学习骑射并每年两次到齐齐哈尔接受检阅。如今的疏离则具有边缘化的色彩，它的全部的非农业经济就是两家小卖店、两家只有本屯男人光顾的饭店和一辆乡村大巴。

在五十年前，整个中国已经忙于“工业化”了，三家子屯的人们甚至还对耕种技术不甚了了。陶青兰的印象是：“种地不精。”她62岁，是15位说满语者中的汉语说得比较好的一个。直到那时屯中居民还未习惯农业生活，要种黄米，就拿些种子心不在焉地随手一撒。他们还种些大豆、荞麦，一概收成欠佳，惟一丰产的是他们每个人日常需要又不劳烦太多人力的黄烟。

当来自山东的汉族人在1970年代大批迁来的时候，屯中的满族人开始面临一系列程度较浅的困境，首先是耕种技术上的，其次则是文化上的。“满族人大大咧咧，粗，不会过日子，拿土地不当回事。”陶青兰评价说，“房前屋后、荒地，汉族人逮着机会就稍微占点儿。满族人有钱就花，想吃想喝，攒不下钱。汉族人节俭，在嘴头儿上省，天长日久，过得就好了。”

屯中人尤其是陶家人，更愿意去打鱼而非耕作。打鱼是典型的满族传统生产方式。历史上的满族牧猪，也为了打仗而牧马，但从生计角度来说并非“半游牧民族”而是典型的渔猎民族，未脱初民的攫取经济形态。屯中的老人们亦都记得，“以前鱼大”，随便拿根渔叉就能叉上来好多三十多斤重的鲤鱼。陶家人尤擅此道。那时候的鱼不值钱，又没人买，只好不胜其烦地“成天炖鱼吃”。

打鱼的习惯延续至今。在夏天的早晨，仍可看到有村民在屯外的河汊里捉到了鱼，装在小塑料袋里提回来。上去问问，多半姓陶。只是，如今只有“鱼崽子”，托胡鲁哈喇氏的后人们看上去怏怏不乐。

“托胡鲁哈喇”即为满族“陶”姓的前身。三家子屯在建屯之初共有三姓，分别为计、孟、陶。计姓的前身为“计不出哈喇”，孟氏的前身为“摩勒吉勒哈喇”。在本屯的历史中，除清朝前期“当兵吃粮”外，三家各有传统性的生计：计氏牧牛马，孟氏编筐，陶氏捕鱼。

这样一个植根于满族传统的村屯如今并不多见，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略其汉化的程度。

你甚至不能把这里看作是一个满族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保留地”。没有多少保留下来的东西了。在15个以满语为母语的老人当中，说得相对娴熟的又只有3人，而他们的满语水准亦不及祖辈的“一半儿”。

三家子屯小学是全国惟一一所满语小学，齐齐哈尔市和富裕县为之投资超过百万元，学校中一块不常挂起的满语牌匾和几幅写有满文的书法作品，就是全屯仅有的满语文字。学校专辟了一间教室用于“满族传统展览”，可是在全屯尽力收罗器物，却只得到寥寥几件：一柄渔叉，一只渔筐，一架纺车，一小堆儿“嘎拉哈”——猪或羊的膝骨，满族女孩的传统玩具。

满族崇尚的男子气概，向来指向从不畏惧使用武力的“巴图鲁”——借自蒙语的“勇士”。而如今呢，在如此讲究实用的生活当中，拳头再大的莽夫也只有无能的力量。陶青兰说：“谁有钱谁就横了。”

集体记忆的遗忘

三家子屯最有价值的一件“文物”，是陶家的一幅记载祖先原籍的中堂，中堂上书有殿堂，用满文写有“自长白山苏格利河宁古塔远来”。这段文字证明了三家子屯中计、孟、陶三姓曾是清初宁古塔副都统萨布素麾下水师营的水兵下属，依据文献可查，早前曾抗击侵来的俄罗斯军队，亦曾驻扎在齐齐哈尔。

祖先们的那段迁徙经历之于三家子屯，恰如奥德修斯的旅程之于希腊，形成了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传说。76岁的孟宪连当过团支部书记、村长，多少有点儿文化，可是还对其中的一个传说坚信不疑。当我们笑起来并表示无法相信的时候，他双眼圆睁，整个身体坐着蹦向炕里，以示他多么震惊。

“老祖宗们都是踩着狗鱼过来的，”他以陈述亲眼所见之事的口吻说，“那时候船还没发明呢。”

事实上，这一类传说恰好是三家子屯未被遗忘的极少数满族文化痕迹之一，仅仅藏在少数老人们的头脑之中。无论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满族文化结构在这里都已是明日黄花。索伦杆、影壁，已于五十年前消失。吃狗肉仍然是禁忌，可也有人不在乎了。

当村民们热衷于新式房屋时，他们取消了西窗，而那是满族传统房屋中专门用于崇祀祖先的地方。传统的土垒房屋只有贫穷的老年人才会居住。老人们早就发现，有的新房子里甚至连“维奇波克顺”，也就是门槛，都不要了。

15个满语者都超过了60岁，远离着年轻人的沸腾新世界。可是他们不能在与世隔绝中保存记忆。年迈使他们面临着一个新的威胁：遗忘。在7月的接连几天，一个又一个老人坐在南方周末记者面前不胜苦恼：“岁数大了，忘性大，记不住了，你们要是早几年来兴许还行。”

可是，遗忘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始了。早在这些老人年轻时候就开始了，甚至在他们没有出生、大清国的皇帝还登基坐殿、满语还是一个3亿人口的国家的官方语言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满族的集体记忆在几百年间一直不断地流失着。即便是屯子里最老的满族老太太，比如91岁的陶云，其实也未曾有过哪怕一天真正的满族生活。在被问到可曾听过萨满歌曲时，她的回答是：“满族没歌。”

这位昔日的满族女孩从来没有机会聆听优美的《家神调》，即便她出生在“活化石”三家子屯：“我们在那暗楼上，向神请求，把那旧时光悄悄带走，带来新岁月。”也从没听过《海清河晏》，如何嘹亮地炫耀着大清国的文治武功和道德威严：“海清河晏，花村犬不喧，讲武训戎旃，幕府多雄健。”

也许只有汉族人才会对此丝毫不感惊讶。这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历史经验：汉族像庄子所言之柔弱的舌头般长存，不能抵御虎狼之邦，却有同化的伟力；那些入侵的民族总是短暂地占有江山，却将永久性地失去自我。

三家子屯的老人们很少对满语的即将消失表示痛惜。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曾经过着粗粝的生活，亦形成了粗粝的想法。“满语它没了就没了呗！”孟宪连抱持着农民式的真理，“这世上啥玩意不得没呢？”

他是“日本鬼子进来那年生的”，小时候说满语，12岁起就给人放猪。到伪满洲国时期，念了一年零两个月的书，“溥仪当皇上，净叫学日语。”15岁日本鬼子走了。听说苏联兵来了，接着***就来了。土改时屯子里打死了两个地主，是哥俩儿。哥哥是枪毙的，弟弟是棒子打死的。那时候孟宪连不觉得打死两个人怎么着，“不心疼那个”，现在一想，“不忍心”。其实屯子里才几十户人，都是“翻”话的亲戚——在屯子里，说汉语叫“说”，说满语叫“翻”。再往后翻满语的人越来越少了，他的满话也越忘越多。如今他的人生观落到了“知足常乐”上头。

每年过年，他都要给西窗边的“太太”烧上一炷香，祈福道谢。可是，他已经忘了这个“太太”是谁。

在三家子屯，对于这个画像上的女人是谁，已经遗忘了很多代了。满学家金启孮在《梅园集》中记载了晚近时代满族人对于“太太”的信仰，并认为“太太”这个叫法本身是“可笑”的。“太太”本是萨满，即满族的古老信仰萨满教中的祭司，有通灵等各种神通，通常由女性担当。如今，满族人普遍在汉化过程中遗忘了她的身份，常常模棱两可地说成“女性祖先”。

孟宪连的生活比较困顿，儿子又在去年患了重病，经久未愈。春节时，他给“太太”鞠了一个躬，却只是说：“一年了，没什么那啥的，感谢您老太太保佑，这一年顺顺当当，挺好！”

自满族以来

满学学者们更愿意使用一个略嫌冗长的词汇“满族共同体”，指称通常所说的满族，即满洲族。

“真正”的满族人其实少之又少，近于无迹可寻。若以这个民族的最初的核心组成部分即“建州女真”为标准衡量，今日的满族人中的符合者将百无其一。美国学者欧立德并不认为满族是一个基于血统的民族：“从满族这个名字确立的那一天起，它就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民族名称。”

满族人曾经是如此之少，以致在他们赢得了对明军的萨尔浒大战之后，亲明的蒙古林丹汗仍旧在信中如此嘲讽地问候努尔哈赤：统四十万众蒙古国主巴图鲁成吉思汗，问水滨三万人满洲国主英明皇帝安宁无恙耶？

没有任何东西曾像人口一样被满族贵族视为珍宝。努尔哈赤，这位曾经担任明国的指挥使的高度汉化的后金君主，曾经一再对将领们申明自己的战略：战争的首要目的不是攻城略地和抢夺财富，而是夺取人口。他的儿子皇太极则用一个更政治化的方法达到了扩大族群的目的。1635年，皇太极废除“诸申”的族号，改称“满洲”，居住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蒙古、朝鲜、汉、呼尔哈、索伦等多个民族的人口从此被纳入同一族名之下，满族自此形成。

作为血统最为“纯正”的组成部分，建州女真人被称为“佛满洲”，其他人则被称为“依彻满洲”。

三家子屯中的计、孟、陶三姓均来自满族的发祥地长白山，饶是如此，也只有计姓属于“佛满洲”。

在满学学者们看来，在满族迅速膨胀的过程中，它的汉化而且有知识的领导者也曾觉察到一丝未来的阴影。鲍明在其著作《满族的文化模式——满族社会组织和观念体系研究》中写道：皇太极既想夺取全国政权，又不愿入关，因为想要避免辽金元入关后本族人汉化的后果。不过，一家之私欲最终超越了这一切。1639年7月，皇太极终于在一封致崇祯皇帝的信中，提出了一个中国历史上每临变乱便永劫回归的问题：“自古天下非一姓所有，天运循环，几人帝，几人王？”

5年后，顺治登上了龙廷。一个真正的难题开始摆到了满族贵族面前。此时的满族人口仍然不过30万而已，如此微小的力量显然无法统御中国。在“扩族则亡族，不扩族则亡国”的两难选择当中，皇室制定的是一个利益最大化同时也是必然失败的策略：在两种威胁中间走钢丝，全靠即兴式的灵活来保持险象环生的平衡。

这可以解释清朝政府的政策为何总是彼此矛盾。在清代，降民、俘虏、投奔者，无论何种民族，都被满族贵族编入八旗牛录，后来每旗又分设满蒙汉固山，使得八旗变为了二十四固山，又设内务府“内三旗”，导致满族像滚雪球般膨胀，至清朝中期已经达到600万人。另一方面，满汉通婚却被禁止。对于东北，政府忽而设置柳条边禁止汉人迁入（记者注：在辽宁和内蒙古修建的一道壕沟，沿壕植柳，称“柳条边”），忽而又开禁以充实边陲。清皇室既以武力推行剃发易服，强令汉人作满人装扮，又承袭了汉族的地主——文官制度。既以儒学正统的继承人自居，又屡兴文字狱，将历朝历代文人直言敢谏的传统彻底摧毁。

其结果是，汉族文化和满族文化中的活力都泯灭了，被保留下来的是最适宜忍受强权统治的部分。至晚清，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之下，曾经勇武无匹的满族武官几乎成了怕死鬼的代名词，如孟森《清史讲义》所说“满族贵勋无一成材”，汉族名臣们虽勉力支撑，却难免被后人讥为奴性十足。

甚至在清朝最强盛的时代，“族”与“国”的两种危险就都已经迫近。乾嘉年间，北京的很多满族人已经不会满语。乾隆四十年，满族官员果尔敏竟然听不懂皇帝的满语，更令皇帝震惊的是，此人来自盛京。盛京将军琳宁亦不擅满语，写一份报告本地并无蝗虫的简单奏折亦全用汉语，乾隆予以痛斥，却不能改变满语日渐衰微的现实。另一方面，白莲教等以宗教名义聚集起来的农民不时起义，而“华夷之辨”，又始终都是任何一股反对势力的道义根基。

到1840年，如何保护满文化不被汉文化吞没已经不再是个值得关心的问题——整个中国尚不知前途何在。满文很快就在官方公文中消失了，因为随后掌权的慈禧太后本人竟也不懂满文。

这一期间，三家子屯中的八旗士兵越来越多地被调出作战。仅据屯中的《唐氏家谱》记载，1858年曾有士兵随僧格林沁于津沽一带阻击英法联军，1894年甲午之战还有士兵在伊克唐阿部下保卫过奉天。可是，鲜血换回的只是耻辱，再也没有人能够捍卫这个沙堡般的帝国了。

1911年，“戍卒叫，函谷举”，人数寥寥的武昌新兵彻底了结了满族贵族们268年的无解难题。

可是，满语已经用一种静悄悄的方式改变了汉文化，很可能也是永久性的。东北话和北京话中的满音是如此之多，以致以它们为基础确定的普通话被一些语言学家称为“满式汉语”。举凡普通话中的近代出现词汇如“马虎”、“邋遢”等等，多有满语的借音。这种语言如此拙于思辩，却又如此灵活而深入人心，使得写作这种“满式汉语”的满族作家们比南方的汉族作家更容易获得成功。同样的还有曹雪芹，作为汉军出身的内务府旗人，汉满两族皆以为是本族中人，三百年来各自以为矜夸。

在武昌起义之时，新军就曾满城搜捕说北京话者，结果至少有1500人因说北京话而遇难。

这是漫长的仇恨历史的又一个轮回。一些著名革命者对满族人的仇恨无以复加。满族人迎来了艰难岁月。八旗是职业性的军事组织，满族人向来是家里有几副甲——有几个当兵的——就吃几份粮，清帝逊位之后遂衣食无着。在三家子屯，一个计姓寡妇联合齐齐哈尔一个何姓寡妇去了北京请愿。回家时她没能带回一分钱。紧接着军阀蜂起，又是“几人帝，几人王”。

使命不再延续

北京的满族人在历史长流中调转船头，凭借在世代京畿的优游生活中积累下来的艺术基因，开始在戏剧、绘画、书法等方面展现惊人的天赋时，三家子屯的满族人则开始笨拙地学习种田。

三家子屯作为满族文化的最后遗存地的戏剧感，在于它建立于1689年。当时一个除了自己的家谱之外从未被任何档案文字记载过的满族水兵，托胡鲁哈喇。洪阿力及其伙伴，选择并建造了三家子屯。那也恰好正是英国发生光荣革命并通过《权利法案》、彼得一世亲政并在俄罗斯开始西方化改革的一年，世界历史向一个宏伟的新时代转折的一年。洪阿力们的小小队伍，在历史潮流中溯流而上，作为一个即将泯灭特征的民族的托孤者走向了与世隔绝之地。

三家子屯有据可查的一切，都起始于洪阿力。他听命于宁古塔副都统萨布素帐下，在1683年到荒凉的嫩江上去阻击从4000公里外袭来的俄罗斯人。6年后的1689年，清军赢得了雅克萨城之战，中俄签定满文、俄文、拉丁文，却无汉文版本的《尼布楚条约》时，他与两个同伴一起作为水师营的兵丁获准在卜奎即后来的齐齐哈尔百里之内挑选一个水草丰美的居所作为行营之地。

他们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规则，选择了如今的三家子屯的所在地，距离卜奎足有95里之遥。这个距离在交通不便的年代足够遥远。因此在其后三百年中，三家子屯始终是个偏僻之地，足以像冰箱一样保存一份满族文化的样本。

如今，石君广开始感到，祖先的奇怪的使命传到了他的身上。三家子屯的“满语小学”为孩子们开设一门浅显而且不列入考试科目的满语课程，学校有两位满语教师，均为没有正式编制的代课老师，石君广就是其中一个。他是屯子里惟一一个对满语感兴趣的中年人，过去几年中，他给村里的老人们录了10盘磁带，从“山里红”到“棒打狍子瓢舀鱼”，满汉一一对应。

他想让孩子们都学会满语，至少“能用满语对话”。至于长久的目标，他则违反语言生存规律地希望“满语这门语言能够延续下去”，尽管早就有到屯中考察的满语学者对他表示这决不可能。

已故满学家金启孮在1980年代发现了三家子屯这块“满语活化石”。二十多年间，世界各地的满学家们陆续到屯中考察。作为一门冷僻的学问，满学的研究者并不多，这种到访既不频繁也未能引起公众的注意，不过学术结论早已确定：除此之外，世界上再没有活的满语存在。

15个满语老人之一陶云庆是石君广的舅爷，他既支持石君广，又认为他异想天开。“满族话打从咱这社会一来就不行了。老中华国那会儿的长辈翻得还行，还想捡？捡不回来啦。现在活着的这帮老人，自己会多少？我这翻话的水平，顶多我爷爷的一半。”陶云庆说，“现在打小教孩子满语，也行。可就是会个三四年，一转学全忘了，就会个零打零碎儿——饭碗、筷子！”

对于是否愿意让孩子学满语的问题，屯中家长们的普遍反应是，“咋不乐意呢？”“咱满族人学满族话还不好吗？”不过也有不赞成的，“那玩意早扔没了，学有啥用？还影响考试成绩。”

不管怎么说，这天上午，满族课还是照常上。石君广先教孩子们读切音，接近英语的连读，然后教了四个词：二、十、院子、别人。石君广每读一遍，他们就跟着大喊一遍：ZHUO！ZHUAN！HUA！GUA！

在三家子屯，比汉化更明确地发生着的是1960年代标准的全球化。村民们越来越依赖电力、柴油，全部成为了除草剂的坚定支持者。在这样的屯子里，一个满语老师受到的关注并不比一个透明人多。作为一个曾因家贫而不能读大学的中年人，他甚至解决不了自己如何转为公办老师的难题。

石君广只能在民族文字中寄托希望和怀抱。他能够讲述出的快乐只是，在书写满族文字时手腕感受到那曲线的柔滑，“像写美术字似的，有一种美感。”这番表白在粗鲁的乡村生活中显然难觅知音。他拘谨、认真，给人的印象是正在消亡的文字中寻找安慰，在孤寂中寻求温暖。

狗鱼

满语背后隐藏着一个已经被遗忘了的世界。关于冰雪，满语中的词汇多达六十多个，几乎每个形态的冰雪都有各自的命名。关于水的词汇更多，达到一百三十多个，从“秋水消减”、“大水响流貌”到“鱼游造成的水纹”，竟然都有单独的词汇与之对应。满族先民以其观察世界的既笨拙又细腻的方式，把野猪分为了11种，其中一年生长方牙的野猪被命名一次，三年生长獠牙的又被命名一次。由于鹿角形态变化更多，各种鹿被分门别类冠以29种各不相同的名词。

“满语是一种质朴的语言，”满学专家江帆说，“带有明显的直观性特点，但缺乏思维的抽象与概括。”

16世纪的最后一年，额尔德尼和刚盖奉努尔哈赤之命创制满族文字，借鉴蒙文字母创造了无圈点满文，即“老满文”。无圈点满文使用不便，因此达海受命对其加以改造，创制了有圈点满文，称为“新满文”。达海从此被满族人尊称为圣人。可惜这种文字的寿命不过三百余年。

对于满语，乡村满语教师石君广的看法是“很好学”。与俄语相同的是，满语是纯拼音文字，怎么读就怎么写，从一个只会口语的文盲进步到能读会写并不困难。79岁的孟宪孝已经印证了这一点。

孟宪孝是三家子屯中除石君广外惟一一个喜欢看满文书的人。他是屯中老一辈人中见多识广的一个，认为满语“是民族的骄傲”。以前他会说满语但不会阅读，从两年前起，开始学习一位韩国的满学教授给他寄来的《清文启蒙四卷》。不过他觉得自己很孤独。他想让儿子学，儿子推脱说，年纪大了一看书就头疼。他又想让孙子学，结果“更白搭”，孙子扔下书就跑。

如今，作为一种即将退出生活的语言，满语仍在数十万卷满文档案中存在着，记录着大清国历史上的诸多细节。对满学家们来说，这种语言至少给了他们一个了解满族人的符号系统，恰如哲学家卡西尔所说，“文字带来意义的建构”，经由满语，学者们可以了解满族人理解世界的方法。

对于满语会在何时消亡，黑龙江大学满语研究中心主任赵阿平给出的时限是“大约十年之内”。

三家子屯真正在日常生活中仍以满语为首选语言的老人不过3位，而且都已经年过八旬。他们去世之时也就是满语退出历史舞台之日。在那之后，满语将只是一种由少数学者掌握的、不用于日常交流的学术语言。

在三家子屯，生活仍旧像普通的东北汉族村落一样冗长地继续着。早上4点半到7点钟极其喧闹，奶牛忧郁地哞叫着，鹅像一队将军踱过街道，而母鸡总是贪吃而慌乱地制造出巨大的声响。6点半，太阳大了，村子才安静下来。墨绿色的玉米在风中伏低、摇摆，伏低、摇摆，像梦境一般枯燥又永无休止。于是整整一天屯子里再无生气。直到夜里9点半，整个屯子上炕睡觉。这就是一个不停地遗忘着的地方拥有的东西：现在。

在现在，一个晴朗的7月下午，屯子里的年轻人正在嫩江江汊上打鱼。满族后人们时而拉网，时而收网，忙忙碌碌地走了一箭之地，却只有一些竹签般的小鱼坚硬地钉在他们的渔网上。鲤鱼、鲇鱼、黑鱼、嘎牙子，在哪儿呢？现在，所有那些祖上传说过的大鱼，都去哪儿了呢？现在，狗鱼呢？

狗鱼，那巨大的“苟仁尼玛哥”，祖先之舟，如孟宪连所说：“再也没有啦。”

普通话的真相：满族人的破汉语

金启聪百年历史2015——0930

作者简介：金启聪，满族，原辽宁民族学院院长、教授，《满族研究》杂志主编，是国内外著名的女真文学、满族研究、清史、蒙古史专家。金启聪的姓是爱新觉罗希，他的名字是齐一，他的名字是艺鹭。他是清朝乾隆皇帝的第五子荣春的第七孙。五奶奶是清代著名女词人顾太清，父亲金广平是著名的女真、满族学者。

我们都知道日本人英语说的极其差，但是如果日本统治英国，统治者的差英语就会成为通用语言。这种寓言发生在中国。现在流行的普通话其实就是游牧民族，比如说说阿尔泰语系的蒙古人、鲜卑人、女真人，他们学汉语的时候说的破汉语，但是他们已经成为统治阶级了，所以他们说的破汉语就成了国语。

400年前的北京话：吴语

北京自建立以来经历了许多朝代的变迁。北京话从古至今有多少变化？怎么改？历史上，400多年前，明朝末年，来自意大利的传教士利玛窦用罗马拼音记录了大量的北京方言，这些记录至今仍保存着。从李的记载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的北京话是一种入声数量较多的语言，没有zh、ch、sh之类的口音。这说明当时的北京话既不是北京话，也不是普通话，因为北京话和普通话都不具备这些特征。同时也说明北京话和普通话的历史不可能超过400年，400年前的北京话是明朝的官方方言。

北京出现第二种语言：满语。

满清入京后，出于社区安全等政治因素考虑，满清将紫禁城周边10里范围内的汉人全部赶出，独占占据。这个区域被称为北京的内城，而10英里以外的地方被称为外城。于是，北京出现了两个社区：满族社区和汉族社区，这是两个阶级、语言和居住区域截然不同的社区，而北京有两种语言：明官话和满语。任何语言都是和人群融为一体的。当时北京两种语言的地域差异是，内城说满语，外城说明官话。

满语的分化——满语

由于满语是北方民族的语言，满族草原丛林的原始生活和满族牧牛的短暂历史文化限制了满族的成熟水平。可以说满语是一种比较原始的语言，它的语音、词汇、语法都非常原始和不成熟。即使在北京，满语也很难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北京的很多东西，比如动植物，建筑，日用品等。是满族人闻所未闻的。这些东西很难用满语描述和交流。满汉之间就是这样，满汉之间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事情也无法表达清楚。至于使用高级语言如汉人的建筑工程术语、艺术语言、医学等科技术语，就更难表达了。当时的情况是满人在北京面临无法交流的危机。面对有几千年历史的汉语，满族人夺取了中国的政权，但其语言却无法胜任统治中国的使命。然而，满族作为中国的统治者，不得不面对使用语言的政治现实。从日常生活的表达到统治中国的政治需要，满族人迫切需要一种能够很好地表达他们周围生活的语言。改造满语为时已晚，满人除了学习和模仿汉语别无选择。所以使用北京汉族人的语言是唯一的选择，于是第三种北京话出现在满族人说的破汉语中。

第三北京话的形成——内城北京话

北京的一棵小树，厨房里的一件工具，都无法用满语表达！因为满族人的祖先从未见过这样的植物或工具，这就是当时统治中国的满族人所遭遇的严酷的语言现实。要继续说满语，除了直接使用北京外城汉族语言的词汇，模仿他们的发音，没有第二种可能！就像日本皇军用中文说的：“你们八路军，干活？同样，北京内城的满族人也开始了他们艰苦的模仿汉语的过程。

但是，与汉语相比，满语有其先天的残疾。首先，所有的表音文字一下子失传了，这是汉语同音字增多的最根本的历史原因。用满语学习汉语发音，不伦不类。可以肯定地说，这是汉语最差的发音。然而历史就是这么残酷，满清的破汉比日本皇军的破汉幸运多了。随着使用的人越来越多，这种当时令汉人发笑的破汉语，成为清朝统治阶级的“通用语”。这是早期的普通话。

北京话在内城的发展出了北京内城，形成了“官话”

随着北京内城汉语水平较差的“普通话”的形成，北京内城形成了一个固定的说普通话的人群。这个人群就是当时中国的最高统治集团，三三三五四的八旗贵族。官话成为清朝不折不扣的统治者的官方语言，——满族官话。

具体时间还有待考证。《康熙字典》的发音与今天的普通话不同，但比其他汉语方言更接近今天的普通话。

从满语官话的形成历史来看，满语官话在语音上主要受满语的影响，是一个不成熟的、蹩脚的汉语语音系统，但对词汇和语法的影响非常有限。从语言本质上来说，满语普通话应该还是属于汉语的一个方言而不是满语的一个方言，但却是最差的汉语方言。

北京话的发展在三三三五四年的北京生根发芽，形成了“国语”

满语官话形成后，随着满清政权的地域延伸，说满语官话的八旗贵族从皇家内城北京迁到了中国的各个角落，于是每个地方的首任长官的口音就成了当地的标准口音。在当地的上流社会，不断向平民社会渗透和扩张，最终使满语普通话成为中国的国语。

从地理上讲，中国北方是满族人活动的主要地区，也是满族化程度最高的地区。而南方的一些地区，如广东、广西、福建，受“山高皇帝远”的影响较小。这也是南方语言读唐诗宋词比普通话更甜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清代没有著名诗人的根本原因。

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普通话是从北京内城产生的，绕过北京外城，直接渗透到全中国。所以，北京的外城话并不是——普通话真正的“国语”。虽然外城北京话受到了内城北京话的影响而不断演变，就像北京的内城贵族和外城普通人格格不入一样。所谓“北京话”一直以来都是两种：外城话和内城话，各地所指的北京话其实是指内城话而不是外城汉族人所说的北京话。城外汉族人说的“北京话”，其实是对中国其他方言没有影响的小语种。

北京话在内城的发展汉语代表性语言地位的确立

经过满清王朝在中国200多年的统治，孙中山对“国语”地位的一票否决，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宪法中对“民族代表语”的规定，普通话的代表语地位一直坚不可摧。

北京方言在北京的消失

从语言的历史上讲，普通话不是北京话，只是北京的内城话。随着满清的解体，北京内城的贵族集团在北京消失了，所以普通话真正的母亲在北京已经不存在了。100多年前普通话是北京话可能说对了一半，但今天这么说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北京话的概念变了，已经不是原来的北京话了。

北方方言和鲜卑方言

南北方言如此不同，谁代表了中国传统方言？我们不禁回忆起历史事实。远的不说，汉民族的语言文化中心原本位于黄河流域，东晋南部，南宋南部，文化中心两次南移。第一个东晋，之后的宋齐梁陈，完全在鲜卑北魏的统治下，之后的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北魏孝文帝曾经禁止胡语取胡语，可见胡语，鲜卑语，在华北会很普遍。由于鲜卑人的反对，北齐反其道而行之，甚至提倡。今天山东和河南北部几乎都是说鲜卑语的地区。南宋第二年，淮河以北成为金朝女真统治区。据宋人记载，当时河南一带已经到了“鲁人尽力说女真语”的地步。说白了就是“连餐厅的服务员都能跟女人说实话”。

大量鲜卑文字保存于《二十四史》年。仔细对比，和今天的蒙古语差不多。女真语是一种古老的满语。把女真字和满语字对比，是“十同六十七”。

鲜卑语与蒙古语相同，女真语与满语相同，满语与蒙古语在用词、语法、语调等方面都非常相似。然后，这两种阿尔泰语系在华北前后统治了几千年。虽然隋唐统一于元朝前后，但隋唐和元朝都是北方民族色彩浓厚的朝代。他们不仅没有完全恢复汉族官员的尊严，而且他们的汉语口语已经变成了胡人的口音，与南方人的口音完全不同。“来，来，来，来，来，来，来！加油！”与古代汉语非常相似的语言在北方是找不到的。《元曲》年以来北方记录的语言，与今天的白话文非常相似，南方没有。一般来说，南方语类似文言文，北方语类似白话文。任何书面语言都是当时所说内容的记录。所以文言文应该是中国的古代语言。南方语和文言相似，可见南方语代表的是中国传统方言。北方语是新加入的北方语。北方人讲汉语叫“中国胡音”，说了很久了。所以北京的发音毫无疑问是“胡音”，绝不是汉语的原音。北京话不仅是“胡音”，更是汉胡语言的“大杂烩”和“大融合”。比如下面这句话：

“我带着wow单客去了车站旁边的巷子，想买点东西”。

这句话是北京一位老太太说的活语言，其中“Wadnn”是满语“包袱”，“Ke”是满语“Go”的网名，“Zhan”是蒙古语“辗迟”，“Hutong”是蒙古语“浩特”，一个短句包含汉语、满语、蒙古语三个字，语法是汉语。上谕的声调和语调充满了胡音。谁曾想到一句北京话会这么复杂？它不仅是民族融合的产物，也是民族团结的象征。当然，现在的汉语表面上看不到一些小众词。比如我去过内蒙古的一个村子参观“水土保持”，这个村子叫“东干掌”。很不解。后来蒙古同志告诉我，原来叫“东干珠儿”，实际上变成了“东干掌”。“撸杖”的人撸杖。家家有擀面杖，很好理解。“擀面杖”很难理解，老百姓也不知道它的意思，所以按读音叫“擀面杖”。这种情况在文字上是未知的？大部分都很难恢复，实际上也算中文单词。其实没有。

所以清代在北京话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官话，无疑是“胡音”。普通话的音域，也就是汉语胡音的延伸音域。根据语言学家的意见，汉语官话方言可分为华北官话、西北官话、西南官话和江淮官话。北京官话是华北官话的基础和根基，覆盖黑龙江、吉林、辽宁、北京、河北、河南和皖北一隅。我从自己的实践中所得到的，与专家所划分的华北普通话的地域特征是一致的。从宏观上看，上述汉语四大方言中的官话方言，除了闽东南、浙江、江西、湖南广东、青海西藏等少数省份外，都属于官话方言。其面积更是可想而知。

在这里，我再举一个例子：我在内蒙古教书20多年了，我教的蒙古族学生原本不会说汉语。学了中文，说出来就是正确的北京发音。这件事让我很奇怪。南方学生不行。他们总是带着当地口音。外国学生更惨，四声也说不准。这绝不是因为蒙古族学生比南方学生和海外学生聪明，一定有一定道理。现存唯一的解释是蒙古语发音和北京音相似。

这又证明了北京话的发音不是汉族的传统发音，而是以满语和蒙古语发音为主的“胡音”，也就是满族学汉语时说的破汉语，但他们是统治阶级，所以他们的话就成了正统的民族语言。

本文选自《京旗的满族》。

观点：普通话肯定不是满语。普通话其实是由老北京话转化而来的，“北京话”和“南京话”其实是同源的。详情如下：

“普通话”这个名称在1956年才在mainlandChina使用，以前叫“官话”。“官话”的名称始于清末1909年，后称“官话”。向前叫“发音”和“优雅”。

网上流传的什么“粤语”更接近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就是“废话”。这些都是废话。历代的“官话”是在继承上一代官话的基础上，有一些自然的演变。从周朝到明清，历经沧桑，中原读音一直以洛阳雅音为基础。随着时代和朝代的变迁，普通话不可避免地融合了一些外来的语音、语调、词汇和语法。比如明朝以前，中国北方的很多游牧民族都融入了中国，但是普通话的主体一直在传承。

明代人们认为南京官话的“中原发音”比北方纯正，所以把两淮地区的南京官话当作明代的“明官话”。永乐迁都，40万南京人涌入北京，外来人口超过北京本地人，将纯正的“发音”再次带回北方。清朝也依据

但是，语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融合演变。到了清朝中期，过了一百年，南北官话逐渐分化。主要是因为“北京官话”逐渐感染和融合了北方的许多语言和语调，甚至满语的语音和词汇，而南京官话也发生了演变。近百年来，到清末，南北官话已有许多差异。

1909年，清朝正式将北京官话定为国语。后来民国把“北京官话”改造成新的“国语”。到了新中国，大体上继承了“中华民国国语”，做了一些改进，但发音标准取自河北滦平的一个小山村。这里比较封闭，原味保留了明清官话的味道。

事实上，现在的普通话融合了西安官话、洛阳官话、南京官话、蒙古语、满语和其他方言。

普通话在mainlandChina改名为“普通话”后，简化字也开始普及。但是，我们的台湾省省、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继续使用中华民国的“国语”。

普通话是“满语”，这是个伪命题，普通话是比较地道的汉语。

从历史上看，400多年前的北京话既不是现在的北京话，也不是现在的官话，古人称之为“吴语”。后来随着满人定居北京，为了安全巩固政治，以故宫为中心，外城10公里，内城为内城，北京内城有满字。满语是一种比较原始的语言，语音和词汇都很不成熟，不能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这时满语开始分化为满语。

随着八旗贵族成为中国最高群体，内城北京话成为清朝的正宗官方语言。在这个时候，语言的语音有了很大的发展。事实上，这是汉语的方言，而不是满语的方言。渐渐地，这种官方语言从统治阶级流向老百姓，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的国语。满清统治中国二百多年，孙中山政权巩固后，为普通话成为汉语的代表语言奠定了坚不可摧的基础。

普通话是纯汉语，因为汉语的主要方言区属于汉藏语系，而满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汉藏语最大的特点就是多声调。汉语中声调最少的北京话也有四声。而满语没有声调之分，只发一个音。这两点足以证明，普通话在历史发展中虽然受到过满语的影响，但影响程度非常有限，普通话称之为“满语”是不够的。

如果非要说汉语受满语的影响，那多半是在中国北方受影响，而在中国南方受影响很少，比如广东、广西、福建。

可见，普通话是比较地道的“汉语”，而不是所谓的“满语”。文化的发展是一个融合的过程，语言也是相互融合进化的结晶。

首先，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很多汉语词汇，尤其是东北汉语词汇，都来源于满语。比如萨其马，加拉哈。但这不能说是满族中国人。

现在我们的汉语口语中也充斥着各种外来词。比如吉普、t恤、拜拜、咖啡、披萨、比基尼这些都是英语中的外来词。可以说我们现在用的是英式汉语吗？也有很多词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产生或改变了词义。比如脚镣，警察局，圣诞节，等等。中文里有很多这样的词。所以你不能仅仅因为你有什么样的词汇量就说它是什么样的汉语。

实际上，汉语是一种语言工具。它本身也在不断地增加、变化和进化。任何时代的流行语和新名词都会成为汉语的一部分。就我们而言，“不知道什么感觉”“我很高兴自己大了跑了”“不好意思说话”等新词都不是汉语的原词。我心碎了怎么办，老伙计。有人说是东北话，以前没人说

所以你能说哪里的中文是正宗的吗？

至于普通话的问题。事实上，普通话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定的官方标准。为了方便世界各地的人交流。这并不是说你在哪里，地位就高，你在哪里，地位就低。

在制定普通话标准时，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因素也被考虑在内。中国的首都在北京。定为南方方言常见吗？中国的标准方言是粤语，首都人听不懂？

满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满语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满族文字创立于16世纪末。宋、金时代，女真人曾有过自己的文字，早期女真文字是从汉字脱胎出来的表词——音节文字，但久已失传。16世纪末，努尔哈赤统一东北各部后，以蒙古字母拼写满语读音，形成一种新的文字，称为“老满文”。皇太极时期又在借用的蒙文字母上加圈点，用来区分语音，称为有圈点满文或“新满文”。满文作为一种官方文字，在清代长期使用，一度成为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使用的文字，留下了大量档案资料，成为中华民族文化遗产宝库中的瑰宝。清中期以后，满语逐渐被放弃，满族基本上使用汉语北方方言，只有旗人内部和旗籍官员，在一些特定的场合仍然必须使用满语。到20世纪80年代，除了东北个别边远地区和新疆的锡伯族少数老人尚能使用满语外，满语已经消失了。但是，作为曾经广泛使用的语言，满语在许多地方的汉语方言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东北各地和北京等地的汉语中，还保留有大量的满语语音和词汇。留居于全国各地的驻防旗人后裔，多操掺杂着当地语音的北方方言，形成一个个的“方言岛”。

满语研究已正式成为黑龙江大学的重点学科；民间的满语学习班也在一些城市和网路中开始出现。

顺治元年（1644年），清政权定鼎北京，绝大多数八旗官兵从龙入关迁移北京及驻防全国各地。满族人虽然把满语文带到了关内，但为了对人数众多的汉族实施有效的统治，必须尽快地掌握汉语文。乾隆帝明确指出，“自我朝一统以来，始学汉文”，充分肯定了满族人入关后就开始的语言文字汉化历程。历史记载中，北京地区满人说汉语应该是很早的，直至雍正乾隆时期仍是满汉兼用，但乾隆时期已经是汉语为主了。

大约乾隆中期，汉语文在盛京地区已经出现了代替满语文的趋势。乾隆四十年（1775年），盛京满洲旗人果尔敏考取笔帖式补放户部，由吏部引见时，乾隆帝因果尔敏是满洲旗人又考取专事翻译满汉文的笔帖式，就用满语同果尔敏交谈。然而果尔敏除背诵履历外，其他一概不知，乾隆帝深感“实出意外”。到乾隆末年，连盛京的满族官员都不会写满文了。清政府规定，盛京官员写奏折要使用满文，如实在有困难，可以满汉文兼用。尽管乾隆帝对此三令五申，盛京将军“琳宁奏折仅用汉字，而所奏报盛京并无蝗蝻萌生一折，亦用汉字”，虽然乾隆帝痛斥了琳宁一番，却不能扭转满族人使用汉语文的趋势。从此东北地区的满语也基本消失，只保留在一些较偏远的地区。

清末，北京的满族人日常生活都是汉语为主，偶尔会有些满语的词汇流传。

清朝时候的官话和现在的普通话有多大区别？

在读音方面差别不大，现今的普通话就是以清末民初的正音为基础的而定义成“国语”的，各别字发音不同可参考 语。

在书面语方面也很接近，你看在清中期的小说红楼梦都已经够通俗易懂了，更何况清晚期一直延续到民国，口语方面讲白话不用说，书面语也基本为白话，文言文仅限于文人之中，但文人毕竟是少数，也只有在发表正式文章上才用，平时谁会讲文言文，讲了大部分老百姓也听不懂，且清朝时期的文言文也容易理解，没有先秦时期那么难 因此，如果你穿越到清朝你是活的下去的，听的懂话写得了字，但如果你穿越到明朝以前，基本就鸡同鸭讲了 清朝是讲什么语言的？

根据地区的不同，各地区主要语言是满语、汉语、蒙语、藏语。皇室和上层阶级以满语、蒙古语为主，少量汉语；民间满语、汉语较多。

清初名义上以满语为国语，随后汉语官话成为国语。由于明至清代定都北京的关系，南京官话的腔调逐渐染上以北京语音和北方话的腔调，经过时间生成了“北方官话”，通行范围主要在北京及周围地区的民间，地位较低，因此清初仍使用“南京官话”的声调为标准正音。

清朝以来，北京官话逐渐分化出来，作为汉语标准音的官话从而逐渐分为南京官话和北京官话两支。清代早期，南京官话仍为汉语主流标准语，雍正八年清设立正音馆，推广以北京音为标准的北京官话；而北京音是在元时旧北平话与南京官话（明都北迁时北京城内南京移民过半）相融的基础上，融入少许音译满语词汇而成。

到清代中后期，北京官话逐渐取代南京官话取得国语的地位。1909年清正式设立“国语编审委员会”，此即清末的国语。

扩展资料：

除了语言上实现“华夷一家”，通过《大义觉迷录》和《清帝逊位诏书》可以看出，清朝为实现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