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谱牒姓氏之学发达，相关书籍相当多。唐林宝撰《元和姓纂》。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南宋著名史学家郑樵的《通志·氏族略》。还有《世本》、《族姓记》，《三辅决录》以及《百家谱》、《英贤传》、《姓源韵谱》、《姓苑》等等。宋末元初的硕儒王应麟 ,撰写了 《姓氏急就篇》

我国古代谱牒姓氏之学发达，（"谱牒学"是一门专门研究家谱、族谱的学科。"家谱"是以表谱的形式记载家族世系繁衍和本族人员事迹的图书体裁。）相关书籍相当多。关于中国谱牒的产生过程，根据目前能见到的材料和研究状况，我们大致可以把它分成两个小的阶段，即商代（公元前1500-1000年）的萌芽阶段与西周（公元前1000-800年）的形成阶段。商代已有一些简单的世系表，是家谱的雏型。较为完备、成熟的谱牒形成于西周。司马迁说的《谱牒》、《牒记》都是周以后的东西。到春秋时，谱牒相当盛行了，不过由于这种东西并非专门著作，小能强大雅之堂，传到今天的连一种也没有。

南宋著名史学家莆田人郑樵撰，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成书。《通志》为通史性的志书，共200卷，其中第一略《氏族略》为考辨、论述姓氏的专著，共收录姓氏2255个。

此外，郑樵还著有《氏族志》、《氏族源》及《氏族韵》等相关的姓氏学专著，是我国姓氏学研究中承前启后的著名学者。

《古今姓氏书辩正》40卷，邓名世撰，其子椿裒次之。此书搜集宋及宋以前历代姓氏文献，对当时所能见到的姓氏的起源、郡望、名人、流布作了或详或略的考证，为后人研究姓氏留下了宝贵的文献资料，堪称宋代姓氏学研究集大成之作，是我国古代姓氏谱牒学方面的一部重要著作。邓名世因不满前人以及当时姓氏研究大多停留在记录姓氏的现状，而是以考证姓氏文献的真伪为己任，希望能清理以往姓氏研究的成果，在学术上有所创新。他从考辨以往姓氏书之误入手，以修撰一部古今姓氏全书为撰著宗旨，因此"长于辩论"成为此书的一大特点。《辩证》问世以后，颇为同时代学者所重，也对后世的姓氏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熹《朱子语类》称赞邓名世"世学甚博，姓氏一部，考证甚详，盖不虚也"，王应麟《姓氏急就篇》、《困学纪闻》等多引据邓著。清乾隆年间纂修《续通志》，其《氏族略》一篇更是多据《辩证》以补充之。在现存的姓氏谱牒文献中，邓名世的《古今姓氏书辩证》与《元和姓纂》、《通志·氏族略》鼎足而立，有着重要的地位。

《元和姓纂》是中国唐代谱牒姓氏之学的专著。原本10卷，今有10卷本、18卷本两种。唐宪宗时宰相-李吉甫命林宝修撰，元和七年(812)成书。

谱牒在历史上曾经兴旺过一阵子，后来随着宗法式家族制度的瓦解而消亡了。东汉末年到魏晋之际（公元200-300年）世家大族式家族制度形成后，谱牒又再次盛行起来，不过从内容到形式都与西周春秋时的谱牒不同了。这时称之为“谱牒”的文献，主要有三种形式：

一是“家传”，这是最初级的形式。一个家族之所以在一个地方兴旺发达起来，必有几个人对家族的发展作出过杰出的贡献，或者做过朝廷要员，或者做过封疆大吏，他们的子孙就为他们立传，表彰他们的功绩，显示自己家族的身份。如：《荀氏家传》、《袁氏家传》（汝南）、《裴氏家传》（河东）、《褚氏家传》（阳翟）、《谢车骑家传》（陈郡）等。

谱牒的第二种形式是“家谱”，或叫单姓族谱，每姓每族一本。家传是传而不是谱，只能记载家族名人事迹，不能把所有族人都记上去，光有家传还是无法搞清家族所有人的血缘关系的，于是有人以家传为基础，以家族的世系为脉络，把包括名人和非名人的所有族众贯串起来，注明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这就是家谱了。如：裴松之《三国志》注中引到的：《崔氏谱》（博陵）、《郭氏谱》（太原）、《陈氏谱》（颁川）、《稽氏谱》（谯郡）、《阮氏谱》（陈留）、《王氏谱》（太原）；《世说新语》注中引到的：《王氏世家》（琅琊）、《袁氏世纪》（汝南）、《王氏家谱》（东海）、《荀氏谱》（颍川）、《谢氏谱》（陈郡）、《羊氏谱》（泰山）、《顾氏谱》（吴郡）、《陆氏谱》（吴郡）等等，都是这样的家谱。

谱牒的第三种形式，也是最高最典型的形式是“簿状谱牒”，后来又叫作《百家谱》、《东南谱》、《十八州谱》、《天下望族谱》、某郡望族谱等等。家传、家谱都是私家撰述，不具法律效力，必须有一种得到朝廷认可的官撰的谱牒，才能据以确定谁是士族，谁是庶族．才能据以选官、论人和通婚。官修的谱牒不是某一姓的家谱，而是全国或某一郡所有士族家谱的汇编或选编，所以叫作“百家谱”（百指约数）等等。在这种官撰的谱牒中，把天下所有士族的姓氏、郡望都列进去，每姓士族又都详细列其成员的名字、官位及血缘关系，这就是簿状谱牒。所谓“考之簿世然后授任”（《太平御览》卷二一四引《晋阳秋》），“有司选举必稽谱籍”（郑樵《通志》卷二五《氏族略序》一《氏族序》），就是指这种官修的谱牒。官修谱牒不仅同士族的仕途性命攸关，而且是一项十分繁杂的工作，要对所有自认为是士族，并将其家谱上之于官的家族进行甄别、认定，还要根据情况的变化不断修订与重撰，所以朝廷设立专门的常设机构图谱局主持撰修工作，置郎和令史等官来执掌（《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载沈约语），并汲收对谱牒有研究的学者参与其事。

东晋南北朝时门阀士族制度充分发展，士族、非士族要根据谱牒来确认，人们入仕做官要根据谱牒来认定门阀的高卑，所以谱牒之学就成了一种专门学问，有专门的人从事研究。天下那么大，士族那么多，它们之间的关系又那么复杂，每个家族的历史，近的兴起于魏晋之际，远的则要追溯到东汉中叶，少说也有几百年，要搞清楚他们内部和他们之间的各种关系（如：血缘关系、名讳、官位、姻亲等等），确非易事。再加上许多新起的士族要求列名谱牒，而许多庶姓大族还采取冒名顶替、伪造家世等手段企图挤进谱牒，这就进一步增加了谱牒修撰的艰巨性。东晋初年苏峻之乱，把原来的谱牒焚毁了，后来重修，称为“晋籍”，其分量之大竞有东西两库（《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这样繁杂的工作，没有专门学问，不作专门研究，的确是不行的。所以从西晋以后，到南北朝时，毕生研究谱牒的不乏其人，有的祖孙几代从事谱牒研究，从而出现许多著名的谱学家。

西晋（公元250-300年）的著名谱学家是挚虞。挚氏为京兆大族，虞父模曾任曹魏太仆卿。挚虞才学通博，著述不倦，认为汉末以来天下丧乱，许多世家大族，虽子孙已不能明其祖先的事迹，辨其家族的由来，于是撰《族姓昭穆》十卷，进于朝廷（《晋书》卷五一挚虞传）。此书早巳遗佚，我们不能确知其内容了。所谓“族姓”即指世家大族式家族，所谓“昭穆”即父子祖孙的血缘关系，这是现在所知道的当时第一部记载天下士族血缘关系的正式谱牒。因为它“定品违法”，大概是触动了一些显赫的大族，为人们弹劾。它有没有成为官书，我们也不得而知，从晋武奇特诏原谅其“违法”的过失来看，大约是被钦定为官修谱牒了。

东晋南朝（公元400-500年）的著名谱学家有贾弼之、贾匪之、贾渊祖孙三人和王僧孺。贾氏为南渡的平阳大族。贾弼之在东晋太元年间由朝廷委任撰修谱牒，于是“广集众家，大搜群族”（《南齐书》卷五二贾渊传），撰成《十八州士族谱》百帙，共七百余卷，缮写抄定，藏在秘阁，另抄别本藏于左户。其子匪之，匪之子渊，世传其业。齐永明中，贾渊与王俭共同参撰《百家谱》，又撰《氏族要状》、《人名书》等谱牒，并行于世。谱牒研究成了贾氏世传的家学。王僧孺出身于东海王氏。他在梁代继续贾氏的研究，接成《十八州谱》七百一十卷（当是修订贾弼之之书）、《百家谱集抄》十五卷、《东南谱集抄》十卷（《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此时的谱牒之学，到了王僧孺手中，算是集大成了。

北朝（公元350-550年）官修谱牒，大抵均属集体撰述，故不见研究谱牒之名家，如魏太和中，诏各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作为选士的依据，似乎还没有把全国士族的谱牒统到一起来。北齐的《类例》以甲门为士族，北周的《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为士族，似乎是他们那个小国的统一的谱牒，除《类例》知道是浮屠昙刚所撰外，《建德氏族》也是集体撰修的，故未留下撰人姓氏。

唐代在太宗、高宗两次修谱。高士廉等修<氏族志>。高宗时修《姓氏录》。

唐初的著名谱学家中首先要介绍的是路敬淳。他是高宗、武后时人，勤学不倦，对于历代谱学素有研究，对于各个士族的门第姓望，能究其根源枝派，曾撰《著姓略记》十卷行于世。史称“唐初姓谱学唯敬淳名家”，其他各家“皆本之路氏”（《旧唐书》卷一八九路敬淳传）。另一名家是柳冲，他曾主持修撰《姓族系录》，“好学多研”，是路敬淳以后的第一人。唐代谱学为柳氏家学，后其族人柳芳著《氏族论》，是对魏晋以来的谱学进行理论上的总结的第一篇论文，为后世研究谱牒的人所必读（《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比柳冲稍后的有韦述，亦是唐代谱学名家。他雅好谱学，在秘阁见到柳冲等撰《姓族系录》，非常喜爱，乃于工作之余，亲手抄录，另撰成《开元谱》二十卷（大约是《姓录》的节本）（《旧唐书》卷一○二韦述传）。柳芳《氏族论》“唐兴，言谱者以敬淳为宗，柳冲、韦述次之”（《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应是不假的。

唐初谱牒的形式也同魏晋南朝一样，分为私修的单姓族谱和官修的天下望族谱两种，前面说到的几次重修谱牒，即是指后一种。隋唐的单姓族谱，如《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和《通志·艺文略》中提到的许许多多某氏某姓家谱，我们至今只发现了两件原件的残片（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三册，第64，180-184页），都是用方框、线条、箭头表示的世系图表，详细注明每人的血缘关系、名讳、官职及配偶的姓氏名字等，图画清晰，抄字工整，人们看去，一目了然。官修的望族谱，却在敦煌石室中发现了几种残卷，其中以题为《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的最为完整和典型。它的内容是按照唐代的政治区划，依道、州、郡的次序排列，每一郡列出该郡的望族姓氏，少者三姓（如凉州西平郡），多者四十姓（如雍州京兆郡）（参见王仲荦：《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考释》、《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考释》、《敦煌石室出残姓氏书五种考释》（均载《蜡华山馆丛稿》）：多贺秋五郞：《中国宗谱的研究》上卷第一章。）。据我们看，这大约是官修谱牒的一种提纲，而不是修成的谱牒。因为光列每郡的几个望族姓氏，而不列出某一个人是不是属于这个望族，是起不到谱牒的作用的。

http://baikebaiducom/view/33803htm这个网站 以下摘抄顾姓家谱 一、概览 《乐安顾氏宗谱》（清道光三年木活字本） 《暨阳顾氏宗谱》（民国14年绳武堂木活字本） 《暨阳平阔厚丰顾氏宗谱》（民国16年植嘉堂木活字本） 《靖江顾氏宗谱》（民国22年经畲堂木活字本） 《南通顾氏宗谱》（民国20年南通翰墨林铅印本） 《舶口阜顾氏宗谱》（顾庄等纂修 清光绪十三年刻本） 《吴江顾氏族谱》（明顾绍业、顾绍龄纂修 民国7年柳弃疾南社丛刻红格钞本） 《上海顾氏家乘》（顾德溥等纂修 清乾隆十年刻本） 《上虞西华顾氏宗谱》（顾霁等纂修 清宣统三年格思堂木活字本） 《宜兴阡塘顾氏宗谱》（庄拱辰纂修 民国31年永寺堂木活字本） 《无锡顾氏大宗世谱》（清同治十三年佑敦堂木活字本） 《无锡南河顾氏宗谱》（清·顾璋清等纂修 清光绪元年木活字本）

顾家岛村

顾家岛村位于薛家岛街道办事处驻地西南75公里处，唐岛湾南岸，薛—鱼路经村穿越而过，依山傍海，风光秀丽，主要从事渔业。全村现有耕地480亩，山林360亩，村民196户，619人，主要居住着顾、陈两姓的人。

据《顾氏家谱》记载，明末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战事频发，顾姓先人为逃避战难，携子由现胶南市灵山卫北门外村来到这里居住，逐渐繁衍成村，因地处半岛，故名为顾家岛村。

改革开放以来，在上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顾家岛村的经济得到了全面的发展。2004年全村经济总收入4686万元，人均纯收入6099元。

顾家岛村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根据本村的特点和优势，集中发展以养为主的渔业生产，使其成为村经济发展的支柱。1995年在唐岛湾实施网箱海水养鱼，成功解决了海水鱼自然越冬的技术难题，打破了北方不能大规模养鱼的0，开辟了青岛地区网箱海水养鱼之先河，成为青岛市网箱养殖海水鱼基地。2001年全村网箱养鱼发展到3000多个，养海参池160亩，滩涂底播海参、鲍鱼、贝类1000亩，渔业产值占全年纯收入的三分之二。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村两委严格财务管理和经济收支制度，加强民主理财，始终坚持村务、政务、财务三公开，使集体经济得到不断发展壮大，现有集体自有资产达150余万元，比改革开放前成倍增长。同时，顾家岛村还加强了招商引资力度，在工业园区引入投资达5000万元的工业项目。

大力发展海水养殖业

在不断发展经济的同时，村社会各项事业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呈现出一派安定团结、规范文明、重学重教的新风尚。尤其是社会保障等都得到全面解决，解除了老年人的后顾之忧。

在未来的发展中，顾家岛人本着少说空话、多办实事、开拓求新、苦干加巧干的原则，使本村的经济不断向前推进发展。

联系电话:86-0532-86879607

邮政编码:266555

顾家岛社区附近有青岛黄岛金沙滩、青岛大珠山风景区、青岛琅琊台风景区、青岛森林野生动物世界、珠山国家森林公园等旅游景点。有灵山岛海参、泊里西施舌、琅琊玉筋鱼、胶南绿茶、大村香菇等特产。

姓源、初祖、始祖、远年世系和联宗合谱 楼主

清代以前，人们编写家谱，叙述家族历史，往往讲述家族姓氏的由来，所以谱书多有得姓源流的内容，而且一追溯就追到黄帝、帝王、名臣、圣人、贤人那里，就以后世尊为楷模的欧阳修和苏洵分别制作的家谱讲，都有姓源的内容，分别推到越王勾践和祝融氏。清人继承了前人的观念，多数人认为写姓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有人提出异议。《四库全书》的总纂纪昀家族修谱，不讲姓源，纪昀说，汉将军纪成与晋司徒纪瞻不是一系，纪少瑜是吴姓，与中原纪氏无涉，因此纪姓之人虽都姓纪，但不是出于一个祖宗，是所谓“流合源殊”，因此修谱“不述姓源，慎也”。道光间江苏海门王氏修谱，处家馆的施桢为作序文，发表了王氏姓源非一的见解。他说，一般人认为王氏有三个地望，为太原、琅琊，系周灵王太子晋之后，另一为京兆，出信陵君，是以这三望之王均被说成是姬姓后裔，然而几乎同时还有吴国王犯、晋国王良、秦国王稽、齐国王驩，难道都出于姬氏？表示相当程度的怀疑。他又含蓄地批评儒家大贤韩愈，说韩愈写王仲舒神道碑，将所有王氏视作三者后裔，这是应当斟酌的。据此，他不主张写作姓源，及为此制作图谱：“总之，世系在千百载以前，代远难稽，作谱者但略着其梗概，以示数典不忘祖足矣，不当扭合为图，丛生纰缪”。他主要批评姓源不实，以帝王为荣而误认祖先。创修于光绪四年（1878）、成书于宣统三年（1911）的甘肃《武威段氏族谱》，就段氏姓源问题，在《凡例》上说，有的人说段氏是共叔段之后，有的说是老子李聃遗胤，还有说是战国时魏人段干木的后裔，“诸说纷纭，莫衷一是”，何况“古今姓氏之学，不足征信也久矣”，所以不必考姓源，“以免附会”。看来不写姓源的主要是两个原因，即姓氏可能是多元的，而流传久远，资料有限，一个家族很难考证清楚；考辨不清，强作附会，仍是不明祖宗是谁，倒贻笑大方。

反对在家谱中考证姓源的，在修谱人中是少数，多数人还是视为大事，以为非写不可。雍乾时期官员曹一士讲修谱有二“道”，一是“慎而谱之”，凡是不知道的事情就不写，以免附会疑误；二是“考姓氏，溯时代，由我之从生以及乎初生，毋敢有率略放佚焉，此追而谱之也”。主张考论姓氏源流、始生之祖（初祖），只是在做法上采取谨慎态度，阙疑存信。乾隆十一年（1746）江苏盐城李氏修谱，李成章序云：“窃怪今之为谱者，不慎考其所自始，详细其所自生，每排张其门地，影响附会，冒不可知之祖而尸祝焉，殂豆焉”。他批评人们将精力放在附会冒认上，而不下力气考证姓氏源流和始祖，可知他希望弄清姓源。咸丰间广东南海朱次琦修谱，强调学习纪昀谱法，但在姓源问题上看法相左，他说“姓氏源流，不可不考”，纪氏家谱为慎重而不写源流，不符合古人谱法义理。他叙述姓源的理由不外两条：不述姓源，是数典忘祖；记述是继承古人谱法传统。

纪昀谱法为许多人所尊重模仿，朱次琦谱法晚出，也产生不小的影响，他们在写不写姓源问题上的争论，反映清人修谱在族姓源流、初祖、始祖问题方面遇到难以处理的实际问题：不写不好，写则很难弄得清，为免出谬误，还是不写为好，这是不得已做法；也知道难写，故取慎重态度，但应竭力而为之。两种态度，两种做法。这都要表示谨慎从事，愿望都是不忘本根，不犯数典忘祖的误失。

关于家族的远年世系，许多族谱有著录，对于其真实性，怀疑者、批评者实在不少。康雍之世的李绂为江西南丰傅氏族谱作序，见谱上列有自商代传说开始的六十三代人的世系表，因而说“世次详明若此，岂别有所据耶”？明着说不知其制表的材料来源，实际露出怀疑其真实性的态度。又给江西新建赵氏作谱序，指出前此的赵氏谱书，所记述的始迁祖赵抃事迹，与苏轼所写的神道碑不合，家谱上载有朱熹的序言，可是《朱子大全》上并没有此文，这都是误失，靠这次修谱改正过来了。为李绂所赏识的全祖望讲到浙江鄞县西厢董氏族谱的世系表，在明初以来的人员准确，而在这以前的，与正史和志书皆对不上茬，真是“漫无依据，任心附会”，因而询问董氏修谱人，回答说是抄录的旧谱，对此也有怀疑，但是先人的东西不敢改，并表示愿意做得精确，于是全祖望为之作出改订。纪昀修谱不讲姓源，但作世系源流，“谱首上溯始祖，而中间六世，阙所不知”。制作远年世系，然而极其谨慎，不清楚的人物就不作纪录。特别指出，谱系人物，“但存其可考，无牵合附会剿说氏族之书，以贻君子之讥者，是皆可作谱者法”，告诫人们不要抄袭姓氏、谱牒之书的成说，以免牵强附会，给他人提供说笑的资料。开启近世经世文编之作的陆燿 对此更其严格，批评欠缺严肃的家谱，“世次统系，冒滥相沿，甚者至引远代君王将相为始祖”，接着指明汉末以来江左著姓陆氏、顾氏后人的一些家谱世系不实的情形，说陆氏的各个支派，“世历千年，屡经变革，承传次第，安保无不可深信之处”？而所寓目的几种顾氏族谱，“大抵非两汉六朝显荣赫奕之人，耻以为祖”。他为避免陆、顾二氏修谱所出现的远年世系不确的弊病，所作之谱是十一世以来的“近谱”，十一世以前不予著录。安徽泾县包世臣的家族自称是俗传“包青天”包拯的后人，谓其祖先包辉是包拯第四子的孙子，赠封吏部尚书，包世臣对此颇有疑问，因为他查阅史书，知道包拯只传一子，哪里来第四个儿子？包辉赠封的事，显然是后人依据明朝的制度推测的，不足为据。批评族人世代相传的讹传，具有相当的勇气。道光元年（1821）江苏海门王氏纂谱，对老谱卷首的两个世系图，“考信无征”，然而先人留下的，又不便取消，只好写个跋语，使族人知其不实的情况。光绪末年，安徽祁门程氏纂辑家谱，发现明朝中叶自徽州迁出的程敏政所著程氏统宗世谱，将善和程氏仁山门下增添二代，后人不察，历次修谱，仍因其旧，至此次编纂，发现他的错误，予以改正，并在《世系谱图》附载程敏政的世系图，以及专门的辩驳文章。

关于远年世系的讨论，要点大致在下述四个方面：第一个是勉强作远年世系，意图尊重祖先而实际上是误认祖宗。如李兆洛所说，“有谱而其世系乃益不明”，反而制造了混乱。全祖望说得更深刻：“夫数典而忘祖，不可为也；攀援华胄而无祖，尤不可为也”。忘祖不好，诬祖更坏。第二是不要迷信老谱，以为前人所作，照抄过来就行，或者明知有误，但因系祖宗所传，不敢改动，这就是纪昀及道光元年海门王氏、光绪末年祁门程氏纂谱者所指出的，应从实际出发作出更正。第三个是详近略远，与己身较近，知道确切的就书写，远年不清楚的就从略，即世系从可知之世开始写，系谱就准确了，所以恽敬说：“夫以远为不尽信，以近为可信，则谱信矣”。第四是采取阙疑的态度和办法，世系中传疑的人物宁可不记载，而不将疑似的收录进去。

关于联宗合谱，谨慎者严格认定同宗，趋利者冒认求合，辨别不清者分合无常，实出无奈。同治间编著的江西《萍乡县志》，说当地人重视谱系，经常纂修家谱，对于“同姓异宗，必严辨之”，意即在同宗的情形下才能联合修谱。河间纪昀家族所在地，还有北杨村、小河、王家庄的纪姓，与纪昀家族仅仅是同姓，并不同宗，纪昀修谱，特在谱名上冠以“景城”地望，表示与北杨村等地的纪氏不是一个家族，自然更不会联合修谱。乾隆间江苏武进的奔牛、辋川里两个姚姓家族联合修谱，到道光间，奔牛姚氏续谱，找辋川里姚氏合修，辋川里的姚煦信等人经过细心考订，得知这两家人所尊奉的始祖并非一人，也即并不同宗，拒绝合作，并自行编纂辋川里姚氏宗谱，这种求实态度得到名流的称赞，为之作序，其他“乡先

辈见者，谓敦本睦族，崇实黜华，焕焉炳焉，洵家藏之至宝矣”。可见明辨宗派，为有识者所特加留意。

从现有资料看，奔牛姚氏道光间仍欲与辋川里姚氏合谱，倒并非有意作伪，而是辨别不清是否真正同宗，但是有些家族则是明知故犯了。如同李兆洛所批评的：“攀援华胄，合宗联谱，以为夸耀，诬祖忘本，抑又甚焉。”这是微寒之族，攀附望族，以图提高家族的社会地位。江苏嘉定、宝山的黄氏都出了名人，道光间崇海的黄氏修谱，找到嘉定黄宗起的祖父，要求合谱，遭到拒绝，但是光绪间黄宗起修谱，寻觅家族史资料，发现崇海黄氏的谱书竟有本家族名贤的名讳，可知崇海黄氏盗用嘉定与宝山黄氏族望。苏州吴县洞庭安仁里严氏是大族，祖先有以“伯”字为辈字的，与同县王家泾、后山严望里严姓并非同宗，可是嘉庆十四年（1809）在祖坟边上冒出两个坟头，刻碑云“安仁里始祖之墓”，并书两个“伯”字辈的人名，引起安仁里严氏的警觉，进行交涉，对方同意铲去“安仁里”字样，可知同姓不同宗的严姓，羡慕安仁里严氏的盛名，加以冒附，而本主则严行制止。武城曾氏因系圣裔，享有优免的待遇，冒附的人自会不少，所以宗谱特作规定“严查混冒，杜紊宗也”。

处在一个地方的同姓之人，由于年代久远，是否同宗，有时分辨不清，修谱的分合不定，成为并不乏见的现象，前述武进两个姚氏的情形就是显例。先迁崇明，后又部分迁徙海门的王氏，向有太原、琅琊二望的岐说，可是又弄不清楚，因此族谱合而分，分而合，“其间得失未可深言，即后来续修诸谱，或远绍多收而适成附会，或衍讹踵缪而绝少折衷”。

是故意的同姓不同宗合谱，还是分辨不清而误合，都违背笃信“一本”共祖的家族宗法原则，也失去修谱合族的本意，李兆洛分析得至为深刻：“夫谱以辨昭穆，非其祖之昭穆何辨焉；谱以收族属，非其祖之族属何收焉”。

顾宜孙具有渊博的学识，且在数十年的教学生涯中始终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一贯重视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他讲课全部用英文，课程包括结构理论、高等结构理论、圬工设计、钢筋混凝土结构设计、钢结构设计、钢桥设计等并指导毕业论文。抗战期间很难聘到教授，他几乎一人挑起结构专业的全部课程，教学工作量畸重，还要担任行政工作。但他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每天讲过一讲课后，即到办公室处理行政事务，从不迟到早退。每逢学期开始，他就给学生发一份亲自打印的教学进度计划，写出每堂课的讲授内容或课程设计进度安排，包括本学期期中考试的日期，都交代得一清二楚。

他备课认真，将学生所应掌握的内容凝炼为包括各种符号在内的笔记。他讲课也很有特点，总是先在黑板上写出内容提要，待学生基本抄完再进行讲授。他讲解清楚，重点突出，学生容易掌握他的思路，教学效果极佳。他具有教师的高度责任感，在教学时特别注意发挥教师的主动精神。他主张基本内容一定要讲清楚，不敷衍、不含糊，要求学生基本功扎实，为将来发展储备后劲。他在对待学生的学习态度上从不迁就、不讲情面。而且他还善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善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例如：他时常有意识地对一些繁琐的公式，说明推导原理后就让学生在课后自己推导，以此来巩固课堂所学知识，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又如：他常让考试题目体现某些基本原理的运用，只要学生认真听课并真正理解各项基本原理，考题就会迎刃而解。在培养学生方面他主张要有超前思想，他每年都随着世界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我国工程实际情况，更新教学内容，开阔学生眼界。他出考题非常讲究，基本上能包括所授内容而且富有启发性。留给学生的习题，自己也先做好答案，以便随时检查学生的作业。在上设计课时，几十个学生的设计原始数据各不相同，在课堂上对学生进行指导和答疑，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不使其影响下一步骤的进行。对上一周的作业，限期交卷，并在作业上注明收到日期，随后就逐份检查批改，在下一周上课前发给学生，对于有严重错误者，则让学生重做。

他在指导毕业论文时，常是开列内容涵盖结构理论、各种类型的桥梁或结构的研究、述评、分析或设计等各方面的数十道题目，由学生任选一题研究。论文类题是一人一道，设计类题有时可二人共作；也可由学生自找题目经他认可后进行研究。这不仅可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且可联系实际，提高论文质量。

顾宜孙十分重视青年教师的培养。他要求青年教师应打好扎实宽广的基础，不只是会一门课程，还应再专精一门，那才会有后劲。他给助教安排辅导任务时即是本此原则，常是一门基础课加一门专业课。升任讲师后便安排重点深入某一专业，但也不固定在一门课程上。他尽可能地帮助青年教师出国深造或到现场进修，以期培养有理论也能实干的接班人。

由于他博学多识和工作负责，在他循循善诱的亲切指导下，学生的业务能力大都很强，其中不少成为国内外的知名专家和学者。 顾宜孙在组织和领导教学工作中十分重视学科的设置。他随时关注国内外各大学土木工科必修、选修课程设置，课时多少等等，于1933年在《交大唐院季刊》第1卷第1期发表了他写的文章“土木工科课程之研究”。文中列举了国内外著名大学课程设置情况，作出比较分析，提出交大唐院课程设置的建议，据以制定和修订教学计划，选用新教材、新规范和新理论。使交大唐院的学生在校学习时能获得世界学科前沿的知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我国大学的专业设置范围甚广，交大唐院土木学科起初只有一个土木系。学生在校涉猎土木系有关的各个专业，毕业生就业面宽是其优点。但也有不利的一面，即在校时不能根据自己的爱好和特长在某一个专业上进行更系统、深入的学习和钻研。以后学校开设了铁路、结构、水利、市政卫生和建筑五个专门组，指导学生在四年级时针对自己拟发展的方向选修课程，选择毕业论文题目或毕业设计项目。这样培养出来的土木学科各类专门人才很受设计、施工单位欢迎。顾宜孙在任院长、土木系主任的同时，一直是结构组（门）（含桥梁和建筑结构）的教授。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大批教师来到学校，专门人才众多。当时顾宜孙任教务长兼任土木系主任。他认为学校已具备逐步将土木系向更加专门化发展的师资力量，遂建议学校将土木系分成土木和结构两个系，从而更好地发挥专家的作用，提高教学水平。他改任结构系主任。

为了更新知识，充实教学内容，将处于世界前沿的前苏联有关科技知识及时介绍给学生，他开始关注前苏联工科教学计划。为了直接阅读俄文文献，他不顾自己已近60岁的年龄，开始学习俄文。在短短几个月内，他从一个俄文盲达到借助字典能看俄文资料的水平。他多方收集前苏联工科教学计划，与当时欧美工科教学计划进行综合分析比较后，择其善者而纳之。1952年5月，为了快速培养当时急需的专业技术人才，他参照前苏联将学科结合新产品设置专业的特点，将结构系改为桥梁隧道系，下设桥梁和隧道两个专门（以后改为专业），教师按课程建立教研组。顾宜孙任桥梁隧道系主任。这期间，在教学内容方面，他以身作则首先改用新教材、新规范和新理论教学，从而推动了桥隧系教学的全面改革。唐山交大桥梁隧道专业制订的教学计划，为全国有关学校所采纳。1956年又在桥隧系内设立了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顾宜孙十分注意试验室的建设。他制订了详细的试验室发展、建设和实施计划。在他不懈的努力下，逐步建成了材料力学、土力学、建筑材料、偏光弹性分析、工程结构试验室，招收研究生和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一个完整的桥梁和结构学科建成了。 顾宜孙1922年学成回国时，以他当时的学识和才能不难在大城市谋取职位，可他志在教育。他深知当时的中国需要大批工程技术人才，应尽快尽好地培养。他放弃了师长和亲人们要他留在上海的建议，接受康乃尔同学侯家源（唐山交通大学1918届，今西南交通大学）之邀，来到当时还较为偏僻的唐山交大任教。从1922年底起到1968年发现肾癌止，一共47年，他都以校为家，急校所急，与学校同呼吸共命运。

1937年“七·七”事变后，唐山沦陷，学校师生被迫南迁。他抛家舍亲，只身从上海乘船绕道越南进入昆明。当时的云南省主席龙云得知他的到来，便礼聘他在云南大学任中英庚款特约讲座。但当他得知交大唐院已在贵州平越复课后，即毅然放弃了云南大学的一再挽留和较优越的条件，在一年合同期满后于1939年春即赶赴平越。他和罗忠忱教授等齐心协力，苦心支撑着学校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当时的办学条件极差，薪金常常难以兑现，生活异常清苦，他所居住的房间仅能放一张床、一张书桌，书架也只好放在外面的过道上，没有电灯、煤油灯，晚上用菜油灯照明。即使在这种异常艰苦的条件下，他也从没放弃对自己理想的追求，也不放松对教学的严格要求，始终孜孜不倦于自己的教学工作。

1944年秋，日本侵略军突袭贵州，进逼独山，校长罗忠忱不得不于12月初宣告学校就地解散，师生各自设法到重庆集合。前此数天，顾宜孙临危受命，毅然担当起打前站去重庆寻觅并筹建新校址的艰巨任务。他到重庆以后，奔走于茅以升等几位老校友及当时的教育部和交通部之间，经多方努力才在璧山丁家坳觅得交通部某培训班留下的几栋简易房屋作校部和教室，租下附近几栋民房院落作学生宿舍，另建几栋临时草房作教授宿舍。他日夜操劳，筚路蓝缕，计工估料，终于在1945年1月中旬接纳了所有逃难来渝的师生员工，并按计划开课，使学校得以弦歌不辍。这充分显示了他的组织能力和实干精神。不久，接替了年逾花甲的罗忠忱教授担任交通大学贵州分校校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又多方奔走，克服重重困难，操持着学校复员唐山。他委派伍镜湖教授先期回唐，将惨遭日本侵略军破坏的校园稍事修缮，增添了一些必须的校具，于1946年11月恢复了上课，校名改为国立唐山工学院，他仍任院长。

1948年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前夕，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内对进步势力加紧迫害，多次密电要求顾宜孙镇压学生运动。校方将黑名单透露给进步学生，使他们能及时隐蔽。那时的顾宜孙对学生的进步思想内心是认同的，对学生运动是同情的，但由于当时的形势，使他不能公开站出来表明自己的观点、保护自己的学生，他感到工作难以进行，身心疲惫不堪，曾向教育部提出辞职不下十次，均遭拒绝。1948年11月，唐山工学院大部分师生及家属南迁上海，迁沪后，仍有人主张继续南迁，甚至有人提出迁往台湾。在这关键时刻，顾宜孙和许多师生站出来顶住了这种倾向，坚持在上海等待解放。顾宜孙当时感到心力交瘁，于是接受校友茅以升等的建议聘请唐振绪校友为水利工程教授并代行院长职务。这样便稳定了南迁师生的情绪，保护学校免遭更大的损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他积极发挥其作用，以其声望协助当时的学校领导多方面延揽人才，邀请各学科有关名师和自己在国外的学生回国执教，并以自身为例说服学生，打消他们思想上的顾虑。于是，许多学者均在此时应邀回国或来校任教，为学校以后的大发展创造了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他看到光明的前景，他对祖国、学校和自己都充满了信心，决心为祖国建设，为学校的发展更加努力地工作。在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高教部副部长曾昭伦曾把他介绍给周恩来总理说：“顾教授是唐山交大的知名教授，在教学改革中很有成绩”，后又和毛泽东主席握手。通过和国家***的接触，更加深了他爱党爱国的信念：爱国就必须拥护***的领导，就必须拥护社会主义。在1957年整风中，他始终这样讲，也始终这样做。

“文化大革命”初期，铁道部在1966年6月18日作出唐山铁道学院（今西南交通大学）集中到峨眉“闹革命”的决定。此时顾宜孙已69岁高龄而且抱病，还是毅然从唐山来到峨眉。在那史无前例的浩劫中，他被扣上“走资派”、“祖师爷”和“反动学术权威”三顶帽子。这三顶帽子正好从反面反映了他数十年献身教育事业的成绩。“文化大革命”中，他和很多教授一样，遭到极不公平的待遇。面对逆境他泰然处之。1967年唐山医院发现他的一个肾脏有了癌变，不幸于1968年8月24日在上海离开人世，终年71岁。1978年9月得以平反，并在上海龙华殡仪馆为他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

顾宜孙自奉俭朴。自抗日战争时起，其夫人、孩子长期居留上海，他一人在学校工作，在食堂吃饭。衣着也不讲究，1959年在北京参加国庆十周年纪念会时，人民大会堂门卫对他的证件反复端详才予放行。后来他为了出席重要会议时不受阻才为自己做了一套新衣。他私生活甚是严肃，无任何嗜好，课余以打网球和桥牌或跳交谊舞自娱，并借以锻炼身体。

为了弘扬教育世家三百年来的家风和对教育事业的贡献，当地政府在顾宜孙的祖籍建立“东浦草堂纪念馆”。馆陈主要内容包括顾氏家谱和九代教育工作者的姓名顺序，其中有顾宜孙的和遗物，如他在美国求学时的照片，1954年铁道部滕代远部长聘请他为武汉长江大桥技术顾问的聘书和大桥的彩照，以及1963年4月周恩来总理签署的任命他为唐山铁道学院（今西南交通大学）副院长的委任状。1994年4月上海电视台到东浦草堂纪念馆录了相，并在该台播映；1994年6月，《人民日报（海外版）》也刊登了一篇“东浦草堂和它的主人”的文章。从此，“东浦草堂教育世家”之名便传播遐迩。

先生的道德、学问、文章，堪为后世教育工作者的表率。唐山同学会以无限尊敬和景仰之情给他的颂词是：

巍巍高山，泱泱大水。

我师之风，山高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