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6月10日，八国联军对中国发动了疯狂的侵略战争，他们把能拿走的拿走，拿不动的就用骆驼拉；实在拿不走的，就故意毁灭。经过这次侵略战争。

几百年来，一代代帝王搜集的珍宝，都被八国联军抢走了。被他们所抢走的东西的价值，是无法估计的、更是无法计算的。就连侵略军总司令瓦德西也说：“中国这一次的损失是永远也无法估计出来的。”

国宝《永乐大典》是由2169人编成、共22877卷，分装成11915册。当时，侵略军来到这里，把国宝《永乐大典》一张一张破坏掉。有的用来铺地；有的用来垫枪炮；有的用来作枕头；还有的用来当作上马石。直至现在，英、法、美、日各大读书馆内就藏有《永乐大典》约180册。

扩展资料：

相关信息：

圆明园于1860年遭英法联军焚毁，文物被掠夺的数量粗略统计约有150万件，上至先秦时代的青铜礼器，下至唐、宋、元、明、清历代的名人书画和各种奇珍异宝。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西郊皇家园林再遭劫难。在抗战时期，又遭到不同程度破坏。最后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圆明园也受到某些破坏。

遭焚毁后的圆明园遗址在新中国成立后开始被保护起来，1956年北京市园林局开始采取植树保护措施，1976年圆明园遗址随成立专营机构。1988年6月29日，圆明园遗址向社会开放。

你好！我觉得不是说你自己喜欢这几天名字名字，只不过是一个人的称呼，一个人的名字就是一个叫法，

你的名字别人才会知道你叫什么姓什么，所以说名字就是一个自己的称呼，也许很有趣的故事，也许没有，但是我觉得名字就是名字是你自己的名字

我们给自己的新房做布置时，会选择把各种好用的或者好看的家具都摆放进家中，可这些东西的价格都比较高，而且有些东西只是和我们眼缘才会买它，

但它的实用性对我们来说或许没有那么好，反而我们的钱和家中的空间都会被它占用到，我们在买东西之前千万要知道这5个是不能选择，它对我们来说没有太强的实用性而且空间和金钱也都会被浪费掉。

大学的生活与自己以往在初中和高中阶段的学习和生活最大的不同，就是在大学几乎所有的学生都需要住校，都需要在大学宿舍里面与自己的室友朝夕相处，在

与大学室友住宿舍这段朝夕相处的日子里面，我学到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首先就是自己在大学住宿舍期间，应该学会与室友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沟通，相互尊重和相互包容。人与人之间之所以能够建立起比较亲密的关系，正是源于彼此之间的相互尊重和相互理解了，

只有在这个前提之下，彼此之间的感情才会进一步的加深，彼此之间才会进一步的增进了解，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实际上那时的教育。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为什么现在要进行改变？只是你现在看到了这些问题。

实际上那时候的教育并没有培养出很多有用之才。现在是全面发展所以你看到了。不好的一面实际也有很多好的方面。

　　大家做好准备迎接考试了吗心理咨询师栏目诚意整理“心理咨询师2017发展心理学测试题：心理发展的基本问题”，欢迎广大考生前来学习。

　心理发展的基本问题

　考点

　一、遗传与环境

　(一)第一阶段：单因素决定论

　1、遗传决定论

　⑴基本观点：

　①片面强调遗传在心理发展中的作用，认为心理发展是由先天、不变的遗传所决定。

　②心理发展是这些先天遗传自我发展和自我暴露的过程，与外界影响、教育无关。

　③外界影响和教育即使对心理发展起作用，至多只能促进或延缓素质的自我发展和自我暴露，不能改变它的本质。

　⑵代表人物：

　高尔顿(FGalton)

　霍尔：“一两遗传胜过一吨的教育”

　弗洛伊德：本能说

　⑶主要研究：

　①高尔顿a、名人家谱研究(英国)

　977个名人，其亲属中332人同样有名

　977个普通人，其亲属中只有1个名人

　b、名人之子与教皇养子研究

　名人之子成名的多过教皇养子

　②桑代克双生子的研究

　rIQ：双生子>一般兄弟，rIQ：同卵>异卵

　2、环境决定论

　⑴基本观点：

　重视教育和环境对心理发展的作用，但是片面强调和机械地看待环境或教育作用，认为心理的发展完全由环境决定。

　⑵代表人物：华生(JBWatson)

　⑶主要研究：

　①富里门(Freeman)的养子研究

　被收养儿童，一年后IQ从95提高到1025

　②纽曼(Newman)的同卵双生子研究

　同卵双生子分开生活，IQ跟教育年份、社会优势正相关

　郭任远(1898-1970)，广东汕头人

　“超华生”：1921年《取消心理学中的本能说》

　小猫和小老鼠和平共处的实验

　(二)第二阶段：二因素论

　⑴基本观点：

　心理发展由遗传和环境两因素决定。

　⑵代表人物：

　①斯特恩：合并原则

　②吴伟士(RSWoodworth)：相乘说

　③格塞尔(AGesell)：成熟势力说

　先天的成熟和后天的学习是决定儿童心理发展的两个基本因素。

　双生子爬梯实验说明了什么

　⑶二因素论的优缺点

　优：较先期理论更符合心理发展实际

　缺：a、但仍没有克服机械论，没有看到各种因素的辩证关系

　b、没有看到儿童实践活动和儿童本身在心理发展中的作用

　(三)第三阶段：相互作用论

　⑴基本观点：

　两种因素具有相互作用、依存关系，任何一因素的作用在大小、性质上都依赖于另一因素。不是简单的相加或者合并。

　当前最流行的观点：皮亚杰、维列鲁学派、中国学者、当代大部分的西方学者

　⑵代表性观点与人物：

　①皮亚杰

　•主客体相互作用论(图式、顺应、同化、平衡)

　•影响发展的四种因素：

　机体的成长(特别是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

　自然经验(物理经验、逻辑数学经验)

　社会上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传递

　平衡化

　二、连续性与阶段性

　短期内，连续性的

　长期看，阶段性的

　三、主动性与被动性

　四、关键期问题

　年龄特征：在某一年龄阶段表现出来，与其他年龄阶段有所不同的一般的、典型的和本质的心理特点。

　如何正确理解

　a、是大多数儿童心理发展的典型概括

　b、具有一定社会和教育环境的制约性

　c、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又不是绝对不变的

　(有个别差异，教育可使之改变)

　要注意避免：

　过份强调稳定性，把它看成僵化、绝对的东西，似乎教育只能消极地适应;

　过分强调可变性，导致“教育万能论”

　复习题

　1毕生发展观的代表人物是(C)

　A　皮亚杰

　B　鲍尔贝

　C　巴尔特斯

　D　布朗芬布伦纳

　参考解析：德国柏林的Max-Plank人类发展研究所(Max-Plank-Institute for Human Development)是目前毕生发展领域内的研究中心,该研究所的巴尔特斯(P B Baltes)是毕生发展心理学研究领域内的代表人物他曾出版了三部论文集:《毕生发展心理学:理论与研究》(1970),《毕生发展心理学:方法学问题》(1973),《毕生发展心理学:人格社会化》(1974)巴尔特斯及其同事们提出的观点及其研究事实在该领域内具有重要的影响。

　2大脑皮层抑制机能发展的前提之一是神经纤维髓鞘化。到(B)岁末，儿童基本完成所有皮层传导通路的髓鞘化。

　A 4

　B 6

　C 8

　D 10

　3心理发展的特点包括(ABCDE)

　A 连续性与阶段性

　B 方向性与不可逆性

　C 不平衡性

　D 个别差异性

　E 年龄特性

一、概述

（一）精神疾病流行病学的定义

精神疾病流行病学（psychiatric epidemiology）是在临床医学中的精神病学领域里，引入现代流行病学和卫生统计学的方法，从患者个体的诊治，扩大为对精神障碍及与精神健康有关的状态在人群中发生、发展的原因和分布规律的研究；探讨精神疾病的病因、发病机理、临床表现、诊治、预防及预后等临床规律，并着重对群体的特性进行研究；从而制定预防、控制和消灭这些精神疾病及促进健康的对策和措施，并通过科学的设计、测量和评价方法评价其效果的一门涉及多学科的体系。

（二）精神疾病流行病学的发展简史

流行病学近半个世纪以来发展迅速,其研究内容已经从传染病和急性病扩大到非传染性和慢性病，以及人群的健康问题。而精神病学的研究长期以来主要局限于临床精神疾病患病个体的诊治。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要探讨精神疾病的病因、发病机理和临床表现的本质，就需要将研究范围由患病的个体扩大到患病的群体，并且将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与精神疾病联系起来。因此，精神病学的研究自然要应用流行病学的研究方法，这就形成了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这一门交叉学科。

精神疾病流行病学的端倪可追溯到19世纪初期，当时欧洲一些国家为了估计建造精神病院的数量而对精神疾病患者进行人口学调查。至19世纪末，由于多种契机，如一些欧洲国家为社区精神病患者提供照顾进行立法而需要了解精神病人的数量、病情及其需求，一些精神科医生应用医学遗传学的理论研究精神病患者的家谱而需要对社区人群进行有关资料的收集，以及方法学的改进使研究结果更为真实可靠，促使精神疾病流行病学得以发展。美国的社会精神病学家Dohrenwend等将精神疾病流行病学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本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此期间的研究方法仅是利用病历资料和主要知情人来确诊精神病患者。第二阶段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70年代末，此期间的研究方法是通过对社区样本的全部对象直接交谈来确诊病例。第三阶段是从80年代初开始至今，在遗传学、精神药理学、精神生物学，特别是精神病理学和社会科学发展的影响下，随着方法学的日趋完善，精神疾病流行病学有了飞速的发展。这一阶段对精神疾病的研究，由于改进了抽样方法，发展了有良好效度和信度的精神疾病的筛查工具，使用统一的分类和诊断标准，采用标准化的精神现状检查工具等，因而达到了满意的一致性要求，能够更加客观地提供在一定范围内精神疾病的分布特点，对精神病学的研究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而推动了精神疾病流行病学的发展。

我国精神疾病流行病学开始于40年代末，虽然在50至70年代国内一些地区进行了较大规模的精神疾病普查，如林宗义1953年和1973年应用美国的诊断标准在台湾进行过大规模的人群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但上述一些调查因方法学的局限使所得结果可比性较差，缺乏在国内外的交流。为了与国际精神疾病流行病学研究接轨，能够更加客观地提供在一定范围内精神疾病的分布特点和发病危险因素，我国于1982年引进了国际先进的调查方法，组织了第一次全国12个地区协作的精神疾病流行病学的现况调查，获得了有史以来的大样本人群精神疾病的流行病学资料，因而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精神疾病流行病学的研究水平。1993年在上述12个地区中的7个地区，使用同样的调查方法和程序，进行了第二次现况调查，了解了精神疾病在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动态变化规律。这些研究为制定我国长期精神卫生规划和进一步探讨精神疾病的病因，提供了有益的资料。

（三）精神疾病流行病学的特点

精神疾病流行病学的特点，首先是精神病学的特点。本学科的学科基础是精神病学，其任务是采用现代精神病学研究的科学方法探讨危害人群健康的主要精神疾病的病因、危险因素、诊断、治疗和预后等规律。因此，本学科应以精神科临床实践为基础，为临床研究和诊治提供有创新性的方法学。同时，精神疾病流行病学的研究对象是患病个体及患病群体，这就需要突破传统的精神科临床医学以医院为基础进行研究的局限，扩大为以人群为基础的社区研究，突出流行病学的宏观研究特点。将流行病学的方法学应用到精神病学的研究，对精神疾病的早期发现和有效的防治，以及对疾病发生、发展和转归的本质及规律的认识有着重要意义和价值。

（四）精神疾病流行病学的研究内容

精神疾病流行病学的研究内容首先是描述精神疾病在不同时间、地区、人群中的发病率、患病率和死亡率，以及精神状况、社会功能缺陷等情况；通过比较疾病在不同时间、地区和人群的分布，寻找影响分布的原因，探讨疾病的危险因素、流行因素和病因；根据人群研究的结果估计某因素使个体罹患某病的危险性；通过对精神疾病自然史的研究评价涉及精神病的易感因素、保护因素（社会因素、家庭因素）、预后因素和生活事件等问题；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之上研究制订对精神疾病的预防对策和措施，并评价其效果。

（五）精神疾病流行病学的研究方法

根据当前流行病学研究方法的分类，将精神疾病流行病学的研究方法分为观察法、实验法和理论及方法的研究三大类。观察法包括描述性研究（descriptive study）和分析性研究（analytic study），实验法包括临床试验（clinical trial）和社区试验（community trial），理论和方法的研究是将流行病学调查所得的数据建立数学模型，阐明精神疾病的流行病学规律。而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还广泛应用心理学理论和测量方法研究人群的精神疾病和精神卫生状况，这是本学科的特殊研究方法。

（六）精神疾病流行病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精神疾病流行病学是交叉学科，与多门学科有着广泛而密切的关系。首先，本学科既作为精神病学是临床医学的一门专科，又作为流行病学是预防医学的主要组成部分，二者相辅相成，互相补充。临床医学的任务是对患病个体进行诊治，而流行病学不仅要研究患病个体和群体，还要研究未患病的人群及环境因素，分析疾病与各种自然和社会因素的关系，从而制订防治对策并评价其效果。因此，应具备精神疾病的临床知识，并掌握流行病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在诊断疾病、探讨病因时，应用流行病学的知识，结合临床经验，探讨精神疾病的人群现象和病因。

精神疾病流行病学与基础医学有着密切关系。本学科在寻找并证实病因的研究中必然要涉及基础医学中的生物化学、生理学、生物物理学、病理学、免疫学、遗传学等多门基础学科，各学科相互补充知识、相互提供线索、相互促进发展。

此外，由于精神疾病流行病学研究领域的扩大，在进行调查、分析流行过程和疾病分布规律时，必然要与环境科学和人文科学等多种学科和技术方法发生联系。众所周知，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人们对社会因素、人群的心理因素和行为对精神疾病的影响越来越重视，从而促使行为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社会科学范畴的学科与精神疾病流行病学的相互渗透，使人类对精神疾病本质的认识不断深入发展。因此，当前学术界亦采用社会精神病学这一术语。

二、精神疾病流行病学在国外的发展

（一）国外精神疾病流行病学的研究成果

在世界范围内，对于精神疾病的流行病学研究在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精神病学理论的深化和方法学的改善，获得越来越多的具有真实性和可靠性的资料。近年来各国应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在各种社区人群中进行了较大规模的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但获得的各类精神疾病的流行病学资料不尽相同。美国Kessler等人（1994）报告一项社区调查结果，有8098名15-54岁的应答者的分层样本经国际诊断审查组织用一种经过修改的描述方式进行审查，得出一年的非情感性精神病（包括精神分裂症、精神分裂样精神病、分裂情感障碍、妄想症及不典型性精神病）的患病率估计为5‰。美国Kendler等人（1996）报告以计算机分析定式访谈方式检查的5877名社区人群样本，得到精神分裂症和精神分裂样精神病的终生患病率为13%，所有非情感性精神障碍的终生患病率为22%；而以临床医生诊断的精神分裂症和精神分裂样精神病的终生患病率为02%，所有非情感性精神障碍的终生患病率为07%。调查还发现临床医生诊断的所有非情感性精神障碍与低收入、失业、单身、离婚、分居和城市居住地显著相关。以此说明对社区人群样本估计精神疾病的终生患病率受检查方法和诊断标准的影响相当大，结论是在流行病学样本中正确检查精神疾病要依靠临床医生的判断。英国Welch等人（1998）对居住在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的9064名16-75岁居民的调查发现，家庭收入低、物质生活标准低和社会阶层低与精神障碍显著相关，而精神障碍患病率的性别差异不能用男女社会角色的差异加以解释。荷兰Bijl等人（1998）报告了7076名18-64岁社区人群精神疾病患病率的前瞻性研究，结果发现412%的65岁以下人群一生经历过美国精神病学会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第三版修订版（DSM-Ⅲ-R）诊断标准中情感障碍、焦虑障碍、进食障碍、精神分裂症、和其它非情感性精神障碍，以及物质滥用障碍等各类精神障碍中的至少一种精神障碍，可见人群中精神障碍是相当普遍的。

对于各类精神障碍，近年来各国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精神分裂症是研究时间最长久、研究范围最广泛和深入的精神疾病。澳大利亚Jablensky（1997）论述精神分裂症的流行病学时指出，该病是一种低发病率但相对高患病率且危害终生的疾病。自从Kraepelin（1896）首先描绘精神分裂症作为一个疾病实体，称为“早发性痴呆”（dementia praecox）之后，自本世纪初开始的流行病学研究在不同人群和地区均获得了对精神分裂症的患病率、发病率和终生危害的显著一致的估计值。美国国立精神卫生院流行病学责任区（Epidemiological Catchment Area, ECA）1988年调查资料显示，经培训以统一诊断标准和标准化的精神检查调查获得精神分裂症一个月患病率为6‰，6个月为13‰。长期的研究证实环境和遗传因素对精神分裂症均有病因作用。英国Jones（1998）提出分子遗传学的进展揭示了第6、8、32号染色体上的连锁，提供了在染色体上寻找遗传基因的证据。美国Myles等人（1999）发表了在相对与世隔绝的岛国Palau共和国调查的结果，在13750名15岁以上的成人中精神分裂症的终生患病率为199%，其中男性终生患病率为277%，女性终生患病率为124%。德国Hafner等人对精神科文献进行综述后指出，12-60岁的成人中发展成精神分裂症的可能性是万分之一，其主要发病年龄是20-35岁，且女性晚发精神分裂症的频率和严重性大于男性。Brewin（1997）报告了英国Nottingham地区1978-80年和1992-94年两个队列精神分裂症的发病率由249‰略微提高到287‰。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对全球10个中心的协作研究结果进行分析后指出，精神分裂症的发病率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都是近似的。总之，在世界范围内的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症的时间和地区分布无明显差异；年龄分布以青壮年首次发病为主，且有性别差异；家庭经济水平和社会阶层与精神分裂症的患病率呈负相关。

公元前4世纪，希波克拉底（Hippocratic）的著作中出现了“忧郁”（melancholy）一词。历史上对情感性障碍作出过重要贡献的是法国Falreth、德国Kahlbaum（1882）和Kraepelin（1896）。本世纪中叶德国Leonhard（1957）提出双相情感性障碍和单相情感性障碍的学说，并认为遗传是情感性障碍单、双相区别的重要因素。早期情感性障碍的流行病学研究都归在躁抑症中，而未分为单、双相情感性障碍，且无一致的诊断标准，但获得的结果却比较接近。80年代西方各国逐渐采用了统一的诊断标准和标准化精神检查，以美国为例，美国国立精神卫生院ECA的调查，经培训以统一诊断标准和标准化的精神检查，得到各类情感性障碍的6个月男性患病率为04%-46%，女性患病率为04%-82%。Eaton（1997）报告了美国Baltimore的ECA随访结果，将1981年3481人的队列中1920人于1993年至1996年再次检查，重度抑郁的估计发病率为3‰，30-40岁是发病高峰，50-60岁是发病的第二个高峰。Ohayon（1999）报告了联合王国1994年在一般人群中有代表性的4972人的调查结果，抑郁症的检查时点患病率为5%，女性为59%，明显高于男性的42%。Kitamura（1998）报告了日本重度抑郁的终生患病率为19%，女性患病率是男性的2倍。Cho（1998）报告了韩国3711人的调查结果，男性抑郁症的时点患病率为68%，女性为104%。 Szadoczky（1998）报告了匈牙利18-64岁人群样本的调查结果，重度抑郁的终生患病率为151%，男女比例为1:037，双相情感障碍为51%，男女比例接近。重度抑郁的1年和1月期间患病率分别为71%和26%，躁狂发作的1年和1月期间患病率分别为09%和05%。两者的发病高峰在15-19岁，而重度抑郁的第二个高峰在45-50岁。加拿大Bland（1997）综述了情感性精神障碍的流行病学，认为近15年来许多研究者应用标准化方法在不同的国家、文化和种族的研究有了很大进展，重度抑郁的比例有所增加，与双相情感性障碍一样，发病在较年轻的年龄组。世界范围的研究结论一致认为由于认识、诊断和治疗方面的困难，情感性精神障碍是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

随着发达国家老龄化的趋势，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 AD）及其它老年痴呆患者的绝对人数有所增加，以构成许多发达国家主要的社会问题和保健内容。多数流行病学资料显示65岁以上人群中痴呆的患病率为4-6%，80岁以上人群中痴呆的患病率高达20%。美国Hendrie（1998）报告北美65岁及以上人群痴呆患病率为6-10%，其中AD占三分之二。因此，美国和英国已将AD列为老年疾病重点研究项目，使AD在老年医学和老年精神病学中的地位和重要性日益受到重视。

除此之外，对于神经症、尤其是其中比例较大的强迫性神经症、惊恐障碍、人格障碍、精神发育迟滞等非重性精神障碍亦有许多研究，但由于方法学的局限，一些流行病学资料缺乏可比性。

（二）国外精神疾病流行病学的发展趋势

当前，国际上对于精神疾病的诊断主要是“国际疾病分类（第10版）”（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tenth version, ICD-10）和美国精神病学会的诊断标准“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4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forth version, DSM-Ⅳ)。ICD-10是WHO推荐使用的国际性精神疾病的诊断标准和分类体系，专家们不遗余力试图其适用于各个国家、各种文化、各类人群。通过近十余年的辛勤努力，很多国家已采用了ICD-10进行临床诊断和流行病学研究。DSM-Ⅳ是美国的精神疾病诊断标准和分类体系，除美国、加拿大使用外，英国、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亦普遍采用，并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随着国际精神疾病研究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精神病学家认识到国际通用的诊断和分类系统、标准化精神状况检查工具、以及统一的精神病学词汇的使用，对于促进国际间精神病学研究信息的交流和对精神疾病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无论是WHO负责ICD-10的专家，还是美国DSM-Ⅳ的编制者，均致力于两种诊断和分类体系的趋同化，并设立了负责跨文化研究的专家组。此外，世界各国的精神病学家进行了许多ICD-10和DSM-Ⅳ之间效度和信度的比较研究，发现两大诊断和分类体系对于多数精神疾病有令人满意的一致性。这些成果为国际精神疾病流行病学研究奠定了方法学基础。目前，精神疾病的诊断和分类体系日趋成熟，但存在的问题是适用于社区人群研究的筛查工具不尽如人意，有待于研究发展可应用于流行病学研究的标准化筛查方法。近年来，WHO不断组织各国精神疾病的多中心协作研究，目的是既可以推广使用标准化的诊断和分类标准，又可以获得世界各国的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资料，同时探讨精神疾病的病因和危险因素，研究社会学、人口学、生态学、社会环境及社会心理因素等对精神疾病的影响，应用流行病学的方法学推动精神病学研究的深化。

目前，世界各国精神疾病流行病学研究除大量描述性研究之外，还包括各种精神疾病病因的分析性研究、自然史研究、治疗和康复的干预性研究、以及精神疾病流行病学特殊方法的研究。社会学、心理学、遗传学、分子生物学、精神药理学等相关学科，以及最新统计学及电子计算机技术与精神疾病流行病学研究在越来越多的领域相结合，促进精神疾病的研究不断发展。

三、精神疾病流行病学在中国的发展

（一）中国精神疾病流行病学的发展现状

我国的社区精神卫生工作和精神疾病流行病学研究起步于1958年全国第一次精神病防治工作会议，70年代开始在城乡建立精神病三级防治网。1986年召开的第二次精神卫生工作会议，进一步促进了精神卫生和精神疾病流行病学研究在全国范围内的开展。虽然在50-70年代一些地区进行了精神疾病的大规模普查，但因存在筛查和诊断的方法学问题，所得结果缺乏可比性。

随着改革开放和科技的对外交流，我国的精神病学家将国际精神疾病流行病学研究的先进调查方法介绍到国内。1982年在卫生部领导下，组织了全国第一次精神疾病流行病学12个地区的协作调查。 调查参照ICD和DSM两大诊断和分类标准，制订了统一的抽样方法、调查程序，以及效度和信度均达到要求的精神疾病筛查工具、标准化的检查方法和诊断标准；现场调查实施阶段，对调查人员进行了统一培训；样本抽取采用了整群、分层、随机三阶段的多级抽样方法。通过较大规模的现况调查，获得了各类精神疾病的时点患病率为1054‰，终生患病率为1269‰；其中精神分裂症时点患病率为475‰，终生患病率为569‰，城市时点患病率为606‰，明显高于农村342‰；情感性精神障碍的时点患病率为037‰，终生患病率为076‰。此外，调查还发现了一些相关因素，如精神分裂症的患病率与经济水平呈负相关等。本次调查提供了我国精神疾病的一些基础资料，也在全国范围内提供了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的方法学，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精神疾病流行病学研究的水平。

1993年在上述12个地区中的7个地区，使用同样的调查方法和程序进行了第二次大样本的现况调查，结果显示7个地区1993年各类精神障碍（不包括神经症）的时点患病率为1118‰，终生患病率1347‰，在各种重性精神病的患病率中仍以精神分裂症最高，时点患病率为531‰，终生患病率为655‰；其次是精神发育迟滞，患病率为270‰；情感性精神障碍的时点患病率为052‰，终生患病率为083‰；而酒依赖的患病率上升幅度最大，患病率为068‰。此外，阿尔茨海默病的患病率为036‰。我国这两次大样本的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7个地区1993年各类精神障碍（除神经症）的终生患病率与1982年终生患病率经标准化后比较差异无显著性；而其中精神分裂症的患病率城市高于农村，经济水平最低的人群患病率最高。结果提示，精神分裂症是我国防治与科研的重点疾病，精神发育迟滞在目前我国城乡患病率居第二位，亦为防治与康复的重点疾病，而酒依赖、情感性精神障碍、阿尔茨海默病均需加强防治与研究。值得注意的是，两次调查资料中一些精神疾病的患病率明显低于西方国家，如情感性精神障碍、人格障碍等，这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其原因可能与这些精神疾病的认识程度和诊断分类标准、以及文化差异有关。

此外，我国还开展了一些精神疾病的描述性和分析性流行病学研究。如台湾林宗义1953年和1973年进行的大规模的人群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资料表明精神疾病的患病率与社会经济和教育程度呈负相关关系(1)。1988年全国8省市0-14岁儿童智力低下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患病率为120‰，城市为070‰，农村为141‰，男童患病率为124‰，女童患病率为116‰，且患病率随年龄增长而增加。同时，还应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研究儿童多动症和儿童行为问题的各种危险因素。我国近10年来引进国外的检查方法调查了老年期痴呆的患病率、发病率，并对阿尔茨海默病的危险因素进行了病例对照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一级亲属痴呆家族史和严重精神疾病家族史是该痴呆的主要危险因素，为遗传学说寻找到证据。此外，实验性流行病学研究成功的实例是食盐加碘对预防地方性甲状腺肿流行区精神发育迟滞的干预性研究，调查表明，在缺碘地区普遍和长年服用碘盐能使地方性克订病所致的儿童精神发育迟滞明显减少。总之，我国的精神疾病流行病学研究随着相关学科的进步而快速发展。

（二）中国精神疾病流行病学面临的挑战

中国的精神疾病流行病学与国际上该学科的进展面临同样的挑战，即将精神病学与流行病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对于精神疾病的研究要从患者个体的诊治，扩大到对精神障碍及与精神健康有关的状态在人群中发生、发展的原因和分布规律的研究，探讨精神疾病的病因、发病机理、临床表现、诊治、预防及预后等临床规律，就必须对群体特性进行研究，这必然需要引入现代流行病学和卫生统计学的方法学，采用正规的设计、测量和评价方法进行研究。但是，将经典的流行病学方法应用到精神疾病的研究，常由于精神疾病病因的多重性、症状的不确定性、诊断的多轴性和治疗的复杂性而受到限制。流行病学研究要求调查资料有代表性、随机性和可比性，而在精神病患者中有时由于研究对象不合作而难以实现这些原则。此外，许多精神疾病的分类和诊断方法都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发展而来的，将其引入我国无疑会发生文化差异的冲突，亦存在不同种族生物学的影响。为保证研究结论的真实性和可靠性，需要应用流行病学的理论和方法使国际精神疾病研究的方法学中国化，以利于我国精神疾病的临床和社区研究。因此，我国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要为之奋斗的目标是与国际先进的研究方法接轨，提高学科的整体水平。

四、精神疾病流行病学的展望

WHO提出2000年人人享有健康，这包括躯体和心理两方面的健康。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人类对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世界各国的医学专家、科研人员和政府机构对精神疾病的防治予以了高度重视，投入了越来越多的力量来加强精神疾病的病因和发病机理的研究，提高防治和康复的水平。根据世界精神病学协会主席Sartorius 1997年在北京世界精神病学协会地区会议上的报告，发展中国家精神卫生工作的优先领域是促进精神健康，预防和治疗精神及神经障碍，精神疾病和精神残疾的康复，促进心理社会发育。这一发展趋势明确表明了精神疾病的研究对象必然要从临床的个体扩大到社区的群体，通过流行病学研究方法探讨病因和发病规律，从而制定预防、控制和消灭疾病及健康促进的对策和措施，并通过科学的方法学评价其效果。医学和相关的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相结合是当代精神疾病流行病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精神病学专家普遍认为，20世纪末对社会经济发展影响最大、给个人健康和家庭生活危害最深的精神障碍是痴呆、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对于这三种重要的精神疾病，需要在精神医学和基础医学的基础上，将经典的流行病学观察法中描述性和分析性研究方法，以及实验法和理论及方法学研究，应用到对疾病的发生和发展的规律、病因和危险因素、以及治疗和预防的各个领域的研究中，加强国际信息的交流和研究的协作，推动精神卫生事业的水平不断提高，发展社会精神病学的理论和实践。

曹氏起源

曹姓来源有六：

1、赐受曹官 以官为氏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人们与自然的斗争最艰巨的是和水患的斗争。相传在远古时代，我们祖国大地是“水浩洋而不息”，因此曾出现过“积芦灰以止*水”的著名女神女娲。居住于共(今河南辉县)的共工氏族是世代相传的治水世家。据说在颛顼时，共工曾与颛顼争“帝位”，发生了战斗，共工企图放水来淹颛顼，结果被颛顼杀掉。但是共工的后世子孙仍作水官，在部落联盟中担任治水的职务。到了“华夏部落联盟”时期，又出现了治水英雄鲧和禹。鲧虽然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治水却未取得成功。其后，禹总结了鲧用筑堤堵流的方法而致治水失败的教训，改用疏通河川、开导阻滞(疏川导滞)使洪水畅流无阻地由小归大、流人大河的方法，终于治住了洪水，变水害为水利。

在大禹治水时，陆终第五子(另说为第六子)安正逢其时，他因佐夏禹治水有功而被赐曹官。曹官也就是“圜土”为牢，看押奴隶的官，这在当时以镇压奴隶为主要职能的奴隶主政权中并非小官。安后来以官为氏。这是曹姓得姓之始。

曹安始居于今河南灵宝县曹水，此地是曹安受姓之地。曹安曾为夏代国君，附近有曹阳坑、曹阳墟。

曹安后来曾被禹所攻。禹为什么攻曹呢原因是炎黄部落联盟在发展壮大过程中，将东夷族大部分融合了，禹是三族联盟的最后一位首领，相传他在晚年曾举荐东夷族首领伯益做继承人，但暗中却为传子着想，竭力为其子启培植羽翼势力。三年后伯益把政权让给了禹的儿子启。大概由于从尧到舜、从舜到禹，都是实行禅让制，惟独从禹到启是传子，因此引起曹、有扈、魏、屈骜等氏的不满和反对，于是禹攻曹。曹因被攻，被迫迁于河南滑县之曹，即《诗序》所谓“卫国有狄人之败，出处于漕”。

到商灭夏后，曹姓又常与商朝对抗，成为方国，称做曹方。因被商讨伐，而东迁于山东定陶县。河南滑县曹故地于西周初年成为卫国的曹邑。公元前660年，卫国被翟击败，漕(同曹)邑也就被翟占领，原来卫国被封在漕邑的后代就用祖先的封邑名“漕’’作为自己的姓氏。在汉代有游侠漕中叔、漕少游。《千家姓》云：西河族(今河南浚县、滑县及其迪南、迪北一带)。漕氏又演化为糟氏，《续通志·氏族略六》载：明嘉靖主事糟土奇。

2、受封曹国 以国为氏

出自颛顼帝的后裔。相传颛顼帝有曾孙叫吴回，在帝喾时为火正祝融。吴回的儿子陆终娶鬼方氏的女儿女（女贵）为妻，生下六个儿子，其五子名安，曹姓，封在曹国。周时，武王改封曹安的后裔曹挟于邾国(今山东曲阜东南)。战国时，邾国被楚宣王所灭。之后，邾人有的以国为氏，改为朱氏；有的仍以曹为氏，是为曹氏。

3、出自姬姓。

相传周武王克商后，为了巩固周王朝的政权，便实行大分封，在封商旧臣曹挟于邾的同时，把自己的弟弟振铎封于曹邑，为曹伯，建曹国，称为曹叔振铎。故地在今山东省菏泽、定陶、曹县一带，都于陶丘(今山东定陶西南，北齐时以定陶为曹州，今有曹县)。公元前487年为宋景公所灭，振铎的后代就用原来的国名作为自己的姓氏。曹振锋即为曹姓的受姓始祖。

曹国共26任君，10伯16侯，立国636年。其世系为：

曹叔姬振铎，西周曹国始封之君，父姬昌，兄姬发。卒，子太伯脾立。

曹太伯姬脾，曹国国君。曹叔振铎子，继曹叔而立。卒，子仲君平立。

曹仲君曹平，曹国国君，太伯脾子，继太伯而立。卒，子宫伯侯立。

曹宫伯曹侯，曹国国君，仲君平子，继仲君而立。卒，子孝伯云立。

曹孝伯曹云，曹国国君，宫伯侯子，继宫伯而立。卒，子夷伯喜立。

曹夷伯曹喜，曹国国君，孝伯云子，继孝伯而立。卒，弟幽伯疆立。

曹幽伯曹疆(—前826)，曹国国君，孝伯云子，夷伯喜弟。继夷伯而立。前835一前826在位。周宣王二年(曹幽伯九年，前826)，其弟鲜(一作苏)杀幽伯自立，是为戴伯。

曹戴伯曹鲜(？—前796)，一作苏。曹国国君。孝伯云子，幽伯疆弟。杀幽伯而自立。前826一前796年在位。周宣王三十二年(曹戴伯三十年，前796)卒，子雉(一作兕)立，是为惠 {白。

曹惠伯曹雉(？—前760)，一名兕。西周春秋之际曹国国君。戴伯鲜子，继戴伯而立。前796一前760年在位。周平王十一年(曹惠伯三十六年，前760)卒。子石甫立。

曹君曹石甫(？—前760)，春秋曹国国君。惠伯雉子，继惠伯而立。前760年在位。既立，其弟武杀而代之，是为穆公。

曹穆公曹武(？—前757)，春秋曹国国君。惠伯雉子，石甫弟。杀石甫而代立。前760一前757年在位。周平王十四年(曹穆公三年，前757)，卒，子终生立，是为桓公。

曹桓公曹终生(？—前720)，春秋曹国国君。穆公武子，继穆公而立。前757一前702年在位。周桓王十八年(曹桓公五十五年，前702)，卒。太子射姑(一作夕姑)立，是为庄公。

曹庄公曹射姑(？—前671)，一名夕姑。春秋曹国国君。桓公终生子，继桓公而立。前702一前671年在位。周惠王六年(曹庄公三十一年，前671)，卒，太子羁立。

曹君曹羁，春秋曹国国君。庄公射姑子，继庄公而立。前 671一前670年在位。既立，戎(我国古代称西方的民族)伐曹。羁奔陈。曹赤(一作夷，赤为戎之外孙)归曹，是为僖公。

曹僖公曹赤(y一前662)，一名夷。春秋曹国国君。继曹羁而立。前670一前662年在位。周惠王十五年(曹僖公八年，前 662)，卒。子班立，是为昭公。

曹昭公曹班(？—前653)，春秋曹国国君。僖公赤子，继僖公而立。前662一前653年在位。周惠王十八年(曹昭公二年，前659)，赤狄攻邢，邢溃。乃与齐、宋之师救之，败赤狄。邢迁于夷仪(今山东聊城西南)。又与齐、宋之师为之筑城。二十二年(前655)，参与齐桓公会诸侯与周太子郑盟，以定周太子之位。二十四年(前653)卒。子共公襄立。

曹共公曹襄(？—前618)，春秋曹国国君。昭公班子。继昭公而立。前653一前618年在位。周襄王八年(曹共公七年，前645)，与齐、宋、鲁、陈、卫、郑、许之君盟于牡丘(齐邑，今山东聊城东北)。谋救徐伐楚。与齐师伐厉(楚与国，今湖北随县东北)以救徐。十一年(前642)，与卫、邾助宋襄公平齐乱，以纳齐太子昭。十二年(前641)，不服宋，宋师围之。十六年(前 637)，晋公子重耳出亡在外过曹，公欲观其骈胁(肋骨相连如一骨)。曹大夫僖力谏，不听。二十一年(前632)，晋伐曹，执公。后释之。公乃会诸侯于许。周顷王元年(前618)卒。子寿立，是为文公。

曹文公曹寿(？—前595)，春秋曹国国君。共公襄子，继共公而立。前618一前595年在位。是时，晋楚争霸，多次参与晋会诸侯之盟。周定王十二年(曹文公二十三年，前595)，卒。子庐(一作疆)立，是为宣公。

曹宣公曹庐(？—前578)，一名疆。春秋曹国国君。文公寿子，继文公而立。前595一前578年在位。周简王八年(曹宣公十七年，前578)，晋谋伐秦，征师于诸侯。晋、齐、宋、卫、鲁、郑、曹、邾、滕之君会于京师。晋率诸侯伐秦时，庐卒于师。庶弟 (一作庶子)负刍杀太子自立，是为成公。

曹成公曹负刍(？—前555)，春秋曹国国君。宣公庐庶弟 (一说为庶子)。继宣公而立。前578一前555年在位。是时晋、楚争霸，曹屡参与晋会诸侯，随晋而征战。周灵王十七年(曹成公二十三年，前555)，晋以卫石买、孙蒯违盟擅取曹重丘(今山东茌平西南)，执之。晋平公会诸侯伐齐，围临淄，负刍卒于伐齐军次，子滕(一作胜)立，是为武公。

曹武公曹滕(？—前528)，一名胜。春秋曹国国君。成公负刍子，继成公而立。前555一前528年在位。既立，屡次参与晋会诸侯之盟及征战。周景王十七年(曹武公二十七年，前 528)，卒。子（氵页）(或作顷)立，是为平公。

曹平公曹滇(？—前524)，或名顷。春秋曹国国君。武公滕子，继武公而立。前528一前524年在位。周景王二十一年 (曹平公四年，前524)，卒。子悼公午立。

曹悼公曹午(？—前515)，春秋曹国国君。平公（氵页）子，继平公而立。前524一前515年在位。周敬王五年(曹悼公九年，前 5]5)，朝于宋，宋囚之。曹立其弟野，是为声公。悼公卒于宋，归葬之。

曹声公曹野(？—前510)，春秋曹国国君。平公演子，悼公午弟。继悼公而立，前515一前510年在位。周敬王十年(曹声公四年，前510)，乎公之弟通杀公而自立，是为隐公。

曹隐公曹通(？—前506)，春秋曹国国君。武公滕子，平公（氵页）弟。继声公野而立。前510—前506年在位。周敬王十四年 (曹隐公四年，前506)，参与晋于召陵(今河南郾城东)会诸侯之盟，谋伐楚。是年，声公之弟露杀公自立，是为靖公。

曹靖公曹露(？—前502)，春秋曹国国君。平公（氵页）子，声公野弟。杀隐公通而自立。前506一前502年在位。周敬王十八年(曹靖公四年，前502)，卒。子伯阳立。

曹伯曹阳(？—前487)，春秋曹国末代国君。靖公露子，继靖公而立。前502一前487年在位，既即位，好田猎之事。曹鄙人公孙疆亦好田猎，获白雁而献给曹阳，且言田弋之说，曹阳便喜欢上了他，并与他商讨政事，使为司成。公孙疆说服曹阳背晋伐宋。周敬王二十二年(曹伯阳三年，前498)，卫伐曹，克郊(今山东菏泽境)而还。三十二年(前488)，郑大夫以宋人有曹，乃郑之患，不可不救。冬，郑师救曹，侵宋。三十三年(前 487)，宋破曹，俘君而杀之，曹亡。

曹国的后裔都姓曹，以曹伯为始祖。旧时定陶故城之北有大阜，名仿山，上有曹伯庙，额曰“西周旧国”，地方官岁时祀之。因曹姓是上古皇姓著姓，旧时菏泽、定陶二邑，凡曹姓纳粮，每升较他姓减三文。《县志》载，定陶为古曹国，曹伯墓在北门外，十七世皆葬于此。

5、他姓改作曹姓

后汉有曹嵩(曹操之父)，本姓夏侯，后改姓曹，是为安徽曹氏。

6、少数民族曹姓

1)匈奴族曹姓。《晋书》载记有匈奴右贤王曹毂屯马兰山。又载有贰城胡曹寅献马3000匹，以寅为镇北将军、并州刺史。公元413年，北魏初吐京胡首领曹龙、张大头等率部众两万人，入蒲子(今山西隰县)，推曹龙为大单于。公元416年6月，并州胡人数万落叛逃后秦，人平阳，曹弘被推为大单于。《晋书·世祖纪》有山胡曹仆浑，是投降汉人的匈奴族，演变为步落稽胡。

2)满族曹姓。索佳氏改曹氏、索氏，分布于鄂尔坤、俄漠和、界凡、长白山、马尔敦、大凌河等地。鄂托氏，后改为曹氏，分布于赫图阿拉、叶赫、乌喇地方。

3)蒙古族曹姓。曹光明，镇江人。曹。春林，法库人。曹都，巴林右旗人。曹里鹰，原为民勤汉人，迁阿拉善族，起蒙古各察来台。

4)藏族曹氏。大通县大通川土千总户曹通温布，番族，以曹为姓，清乾隆九年以功授职。

5)瑶族曹姓。泰国德伊兑村十二姓之一，原住南京，迁潮州府河杨河。元末大乱，又迁贵州，再转迁泰国北部山区。

6)阿昌族曹姓。曹老莘，陇川县芒东寨经师。曹秉薄，原为汉人，明洪武二年迁腾越，又到绮罗、罗文冲关璋，娶阿昌族女哄氏而成为阿昌族。一支迁路西县高埂田为阿昌族。一支迁萝卜坝成为傣族。一支到陇川县小新寨成为景颇族载瓦支。

7)布朗族曹姓。勐腊县倚邦土千总曹当斋，清雍正七年 (1729年)从征普思逆夷，杀贼有功，给土千总。

　　既然你喜欢研究，就好好看看吧，希望对你有帮助：

　　同性爱是一种同性别的人之间的性爱关系，这种关系存在于人们内隐的心理图式或外显的行为之中。如果一个人终生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和同性别的人建立着心理上或行为上的性爱关系，我们就可以将其称为同性爱者。

　　虽然同性爱者只占社会人口的一小部份，但是这种现象却是普遍存在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社会阶层之中。据美国《今日心理学》杂志刊登的一份于1970年所作的调查表明，4％的男人和1％的女人将自己归入绝对的同性爱者，此外还有一部分与两性都发生关系的人。另据我国性文明调查，城乡已婚男女的2％曾有同性性体验。

　　什么因素使人们成为同性爱者？保守的道学家们说同性爱是一种罪恶或魔鬼的恶意选择。许多传统的行为学家认为，同性爱是个体成长过程中受误导的结果；这种方式偏离了成年人婚姻生活的轨道。虽然现今的心理学家们已相继将同性爱排除出精神病的行列，但一般公众包括部份同性爱者却依然把恋慕同性视为不正常。而大部份同性爱者则认为，这既不是一种选择，也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个人的身份；这早在他们能记事起就能被感受到。对他们来说，同性爱不只是勾肩搭背或做爱调情，而是意味著作为人他们是谁；这渗透在他们对于生活每一瞬间的感受或其人格的每一方面。

　　同性爱生物学研究从乌尔利克斯于上世纪中叶开始倡导，虽然经历了一百多年，但研究真正起步却在本世纪八十年代。除了科技进步的原因外，社会对同性爱日趋宽容的态度使科学界也加入了同性爱运动。除了文艺界以外，西方的高级研究机关（包括著名大学及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研究所）自由与宽容的气氛也往往被同性爱者视为工作乐土。许多身为同性爱者的研究人员（包括上述所提的发表实验结果的人如哈维博士等在内）无需讳言自己的性倾向，这

　　使他／她们可以大胆地探索自身生命的内涵。

　　也许我们永远也无法弄清楚同性爱的形成原因。这现象太复杂而且品味多样，就象其它类型的爱情一样，因此没有一种单一的理论能充份解释这样的男人或女人。1989年美国的一本精神病学教科书中对同性爱作了这么一个声明：“生物学、家庭、社会文化环境和心理动力等种种因素都是决定人各方面生活方向的原因。性倾向只是人的生活的一部份；同性爱的产生不只因为一种因素影响而成。”根据1992年美国精神病学界的调查，在508位应答者中，28％的精神病专家认为同性爱是一种受环境影响而致的精神不正常状态，但是72％的精神病学家则认为同性爱的产生是因为生理因素造成的。然而，最近的一些研究却有助于人们对同性爱的认识接近于真实：同性爱倾向至少部份是由遗传决定的。

　　◇ 研究结果

　　前下丘脑间隙核已经普遍被认为是决定和调解性欲的部位。一九七九年，佩拉奇奥等学者在《脑部研究》杂志上发表了文章，指出因为通过对猴子的实验表明，间隙核的损伤会破坏它们的异性爱行为，但没有消除它们的性欲。1990年，查瑞和勃姆两位博士在《脑部研究》杂志上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他们在实验中故意损伤雪鼬的前下丘脑间隙核，发现原先从事异性爱行为的雪鼬开始呈现出同性爱性倾向。目前的医学道德标准不允许对活人的脑部进行类似的医学实

　　验。

　　1991年，索尔克研究所的勒维博士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异性爱男子与同性爱男子下丘脑结构之差异》的文章。勒维的研究样本包括19名死于爱滋病的同性爱男子，16名异性爱男子（其中6名死于爱滋病，其他死于其它疾病）和6名死于其它疾病的女子。他比较了这三组人群的前下丘脑间隙核的大小，发现1号、2号和4号的间隙核在三组人之间没有呈现明显的差异，但异性爱男子的3号间隙核比其他两组人大两至三倍，也就是说同性爱男子的间隙核

　　的大小等同于女子。即使我们不接受间隙核的大小决定了一个人的性倾向的提法，勒维的研究成果至少提出了这么一个有力的假设：人体的生理机制同时决定了性倾向和前下丘脑间隙核的大小，即间隙核即使不决定性倾向，这两者至少在生物学上是关联的。

　　勒维博士的研究结果在媒体引起一片喧哗，同时也受到某些同行的质疑，其中最表示怀疑的是西奈山医学院的精神病学兼神经学专家拜恩博士。拜恩曾在其它动物如猪身上进行过类似的神经解剖研究，他认为间隙核3号也许根本就不存在；即使存在，也很难说明它在调节性倾向方面的作用；另外，在勒维博士的实验对象中，爱滋病及其药物影响可能会导致间隙核变小。但是拜恩认为最好的争辩是自己动手做实验。他在自己采集到的人体样本中做了类似于勒维博士的实验，其结果表明：间隙核确实存在，可能与性倾向呈现相关，而且爱滋病及其药物的作用也不会使间隙核变小。目前还没有其他研究者通过类似的实验推翻勒维博士的结论。

　　无独有偶，阿伦和高斯基两位博士于1992年在美国自然科学院的年会上发表了《性倾向与人脑前神经接索的大小》的文章。他们实验的样本比勒维的大得多，而且包括活人，因此统计结果更令人可信。他发现同性爱男子和异性爱女子的前神经接索明显地比异性爱男子大。人脑前神经接索是联接大脑两半球的神经纤维，与性欲没有直接的联系，但这项研究成果暗示人体的某些生理机制可能同时作用于神经接索与性欲，使后两者呈现了相关。

　　同性爱生物研究的另一个方向是基因研究。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研究小组于1993年7月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报告揭示，比起一般人来，在76名男同性爱者的男性亲属中，同性爱的比例相当高；有趣的是，几乎所有的比例失调都出在母系这边。研究人员又研究了决定性别并被人们称为X和Y的性别染色体。男人从其母亲那里获得一个X染色体，从其父亲那里获得一个Y染色体；而女人则从双亲那里各获得一个X染色体。上述家谱研究提示，男同性爱者可能是母系遗传的，于是科学家们把注意力集中在X染色体上了。

　　为了证实上述猜测，另一项针对40对同性爱兄弟的DNA分析发现，33对兄弟的X染色体的一个特别区域上，兄弟两人竟然有5个不同的基因相同。难道这有什么奇怪吗？因为一个男人X染色体上的基因片断是其母亲两个染色体上基因高度随意的组合，所以两兄弟的基因排列应该是极为不同的。从统计学角度反过来说，有相同性倾向的兄弟在基因上存在这样的相同决不是偶然的。这一事实表明，至少有一个与同性爱有关的基因位于染色体的这一区域。同性爱是这33对兄弟唯一共同的特性；他们俩没有都具有相同的眼睛，也不穿相同大小的鞋，也没有其它显著特徵是一样的。这一项目的负责人哈默先生说道，这些兄弟也不都明显女人气或者相反。除了性倾向，他们俩是不同的。哈默声称：“这是迄今为止有关性倾向具有遗传基础的最有力证据。”

　　母系遗传可能有助于解释一个难题：如果同性爱是遗传的，那么为什么这种品质没有最终消失——因为男女同性爱者比别人更少生孩子？新研究给出了这样的答案：导致男同性爱的基因是因为异性爱妇女携带并可传递给她的孩子，而这些基因并没有使这些妇女成为同性爱者。哈默小组对女同性爱者的研究也初步显示，女性性倾向也是受基因影响的。

　　另一项研究是关于双生子的研究。1992年12月美国西北大学心理学副教授贝理和波士顿大学精神病学教授比勒在《普通心理学档案》杂志上发表了他们所做的男双胞胎或兄弟的研究。他们认为同性爱的产生可能是遗传，其中遗传的影响可能占70％。

　　他们招集了167位有兄弟的男同性爱者，其中56位为单卵性双胞胎兄弟中的一个（他和他的双胞胎兄弟遗传基因的相似程度应该等同于普通的兄弟），另57位有一个领养的兄弟（既然是领养的，应该缺乏共同的遗传基因）。他们发现，52％的单卵双胎中的另一人也是同性爱者，22％的双卵双胎中的另一人是同性爱者，而在领养兄弟中，只有11％的兄弟是同性爱者。

　　1993年3月，贝理副教授和比勒教授在上述刊物上又发表了关于女双胞胎或姐妹的研究。他们这次招集了147位女同性爱者，其中115名双卵双胎姐妹是同性爱者，而只有6％的领养姐妹是同性爱者。

　　参与研究的兄弟姐妹都生长和生活在他们各自的家庭里。贝利先生说道，如果同性爱的产生是环境所致，照理三组不同的兄弟和姐妹的同性爱比例应该是一样的，但研究结果并非如此。如果同性爱的产生乃是因为遗传基因，那么单卵双胎兄弟和姐妹的同性爱比例应该是一样的，但研究结果并非如此。如果同性爱的产生乃是因为遗传基因，那么单卵双胎兄弟和姐妹的同性爱比例应该是100％，但实情也非如此。所以研究人员认为，同性爱的产生是遗传决定或者至少受到遗传的影响。他们同时认为后天环境和心理动力机制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 争议

　　任何科学研究都是在批评中进步，使理论逐渐完善，最终达到与真理聚合或者接近聚合。对上述研究成果的争议，既包括研究方法上的质疑，也有对结果的不同诠释。

　　首先需要澄清的是，人体某些生理器官的大小并不是代表性别优劣或智力高低的标志。例如同性爱男子的间隙脑3号比异性爱男子的要小，但这并不说明同性爱男子有“生理缺陷”。不然的话，那么所有的异性恋女子都应该被归入“病态”。再举一个例子，男人的骨头比女人少一根，那么所有的男子是不是应该被送入医院治一治呢？

　　某些评论家认为研究的准确性可能会受研究者本人性倾向的影响，因为同性爱者在同性爱生物研究中确实比例重大。但是所有的研究者从小就感受到先天性的同性爱倾向，即他们实证研究的假设（Hypo-thesis）就是自小感受到的。况且，同性爱作为一种生理和心理现象，如果异性爱研究者对此不甚感兴趣，难道就有理由对此束之高阁吗？科学研究作为一种客观过程，对科学研究的批评应该集中在研究本身，如理论是否成熟或信服，样本是否具有代表性，已经统计方法是否科学等，而不应集中在研究者身上。

　　实验样本确实是争议的由来之一。参与实验的同性爱者往往是在同性爱杂志或同性恋社区活动上看到实验广告后应徵的，这样就可能出现“自我择取”（Self-selection）的偏差，即有些参与者可能事先从某种角度和某些渠道得知实验的目的，如果他有位兄弟也是同性爱者的话，可能会更加踊跃报名，但他们的积极性却破坏了样本的无偏差性，即参与实验的同性爱者可能代表不了整个同性爱族群，这就影响了平均值比较（即中值比较，Mean Comparison），因为同性爱实验对象的间隙核可能会低于实际的同性爱族群。然而，似乎找不出任何理论依据来说明报名参与实验的同性爱者为什么会在间隙核上与其他同性爱者有何不同，因此关于“自我择取”偏差的争论不很有力。

　　另一个质疑是针对实验假设所提出的关联。勒维博士指出，参加他的实验的同性爱者都是自我意识强烈并且情感成熟的成年同性爱者，他们多年的同性爱经历是否影响了间隙核的大小并不得知。他的实验只检测到关联（correlation），但无法指明因果（causality），即我们没有确凿证据说明究竟是间隙核影响了性倾向，还是性倾向和性行为影响了间隙核的大小。最理想的研究设想是观察一大组出生婴儿的间隙核，然后根据间隙核的大小把他们分成两组，并追踪他们成长。如果间隙核小的那一组婴儿成长后，组内同性爱者的比例明显大于另一组（即间隙核大的那一组），那么就说明了性倾向和性行为并不影

　　响间隙核，从而佐证了同性爱的先天性。但对婴儿作这项实验在现阶段是不可能的。

　　持同性爱后天说的人认为，兄弟和姐妹在同一环境下成长和生活，他们中同性爱者比例相对地比较高正说明了环境因素的大力影响。然而，这种批评完全无视上述所提的研究结果，所以从根本上讲是对新知识和新发现的抗拒。当然，在做基因比较时，最理想的样本是那些并非在同一环境下成长的（最好是刚出生后就被分离的）的孪生兄弟或姐妹，因为这样就完全避开了环境的相同性。目前已有一些学者试图从事这项研究，但样本采集可谓难上加难，因为自幼受到分离的孪生兄弟或姐妹大多数是被遗弃的孩子，当他们被放入两个不同的家庭接受抚养时，官方一般不会向领养的父母提供有关孩子父母的任何信息，使许多孩子长大后根本不知道自己还有位孪生兄弟或姐妹。

　　反对同性爱的人士认为同性爱的先天性说并没有推翻从病理学角度看待同性爱的态度，因为基因解释也可以说明同性爱的先天性病理说。他们指出一些科学上认为“不好的”特徵如精神病或躯体疾病也是被认为和基因有关的。提出这个争辩之前，我们觉得争辩者应该好好考虑一下“病理”的定义（参看本刊第9期《谈谈同性恋的“病理”》）。精神病人之所以受到约束的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会对旁人造成体格伤害，而在伤害的过程中自己却没有知觉或无法自我控制。

　　至于躯体疾病，则在生理上给病人带来痛楚，即使别人不提，病人自己也会要求治疗。同性爱者只要求一个不受干扰的生活空间，并不伤害任何人。在一个不宽容的社会环境下，特别是当同性爱被列为犯罪或病态时，同性爱者的精神痛苦就成为必然。且不谈治疗同性爱的无效，我们只要看一下那些被父母和朋友所接受的同性爱者的愉快生活，就不难看出，消除同性爱者精神痛苦的最好方法就是给他／她提供一个宽容的环境。

　　◇ 反响

　　不管上述研究的科学性如何，他们对社会和政治的影响是巨大的。如果同性爱是命中注定的，那么许多现实生活中阻挠同性爱者获得平等权利的争论就没有道理。例如反对同性爱者入伍的人士认为同性爱是个人想要这样，因此应该受到法律的限制。同性爱者争辩说，这是自己的天性，也就是说，这是遗传驱使的。一名同性爱权利活动分子说：“这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它对公众理解同性爱者很有帮助。”一些法学家认为，如果科学家能为性倾向做出象肤色和性别一样的基于基因的解释，法官便可能被说服从而认定对同性爱的歧视是违法的。

　　有关同性爱是遗传的推测影响着许多的人伦关系。父母们如果认为子女的性倾向是“写”在他／她们的基因上的，那么他们就不必担心子女所